卢泰愚口述回忆录（1）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92421263
ISBN-10: 8992421265
Authors: Roh Tae-Woo; Cho Gab-Je
Binding: Book
Publisher: Jo Gap Je Dot Com
Published: 25 June 2007

出版社书评

本书是纪念开启了从“民主斗争时代”到“民主实践时代”的《6·29宣言》20周年的出版物——《卢泰愚口述回忆录》。本书收录了自1999年5月号起在《月刊朝鲜》连载五个月的“卢泰愚口述回忆录”。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献。虽然有四位前总统在世，但至今为止从未允许过正式采访，也未出版过回忆录。

*通过韩中建交和韩俄建交，将韩国人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一倍。通过加强韩美同盟，掌握了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控制住了朝鲜。
*6·29宣言的真相，朋友全斗焕前往百潭寺，三党合并的内幕，与金泳三的矛盾，以及遗憾。
*财阀结构改革和总裁们的抵抗，京釜高速铁路、仁宗岛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决策，以及通过建设200万套住宅稳定房价。
*与犯罪的战争、宣布全国教职工会非法、与财阀会长的矛盾。现代史幕后人物的故事。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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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卸下权力铠甲的前总统讲述的深刻故事

“我写啊写，写到手腕发酸发麻。我的余生将致力于构建前总统的纪录文化。”

“北方政策是一种远交近攻的战略，它像剥洋葱一样剥开朝鲜的层层外壳。朝鲜的开放就是统一。拒绝金日成举行峰会的邀请，金泳三政府就错失了朝韩对话的主导权，令人遗憾。”

编者按：本篇回忆录的目录
1.总统职位的分量
2.国家大战略 - 汉城奥运会申办
3.北方政策的哲学和战略 - 从莫斯科、北京到平壤
4.东欧阵营建交秘闻 - 匈牙利发挥桥梁作用
5.韩苏建交及戈尔巴乔夫 - 他对金钱一窍不通
6.与朴正熙、全斗焕的缘分
7.韩中建交及台湾问题 - 义理和国益之间的苦恼
8.掌控朝鲜的缰绳 - 禁止不经由韩国与朝方进行接触
9.南北首脑会谈推进与徐东权 - 脱北者·密使互访
10.朝核问题与无核化宣言内幕 - 群山曾部署核武器
<1999年5月 月刊朝鲜>

卢泰愚总统年表
1932年12月4日，出生于大邱广域市东区臣龙洞596号
1951年7月，庆北高中毕业
1955年9月，陆士毕业（第11期），被授予陆军少尉
1968年6月，陆军大学正规课程毕业（中领/中校）
1971年11月，步兵第21联队长（大领/上校）
1974年10月，第9空输特战旅团长（准将）
1979年1月，步兵第9师团长（少将）
1979年12月，首都防卫司令官（少将）
1980年8月，国军保安司令官（中将）
1981年7月转业（陆军大将），政务第二长官
1982年3月～4月，体育部长官
1982年4月～1983年7月，内务部长官
1983年7月～1986年5月，汉城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长（汉城奥组委主席）
1984年10月～1986年5月，大韩体育会会长
1985年2月，第12届国会议员，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
1987年6月29日，6·29宣言
1987年8月，就任民主正义党总裁
1988年2月25日，就任总统
1988年7月7日，发表《争取实现民族自尊、统一与繁荣的特别宣言》（7.7宣言）
9月17日，汉城奥运会开幕宣言、与日本首相竹下彻举行韩日首脑会谈（首尔）
10月15日，出席汉城残奥会开幕式
10月19日，在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开启朝鲜半岛的和解与统一之路》）
10月21日，与美国总统里根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美国）
11月3日～14日，访问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文莱
1989年2月27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首尔）
9月11日，《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阐明特别演讲
10月18日，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
11月18日～12月4日，欧洲巡访（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法国）
1990年5月9日，就任民主自由党总裁
5月25日，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变化的世界中的新韩日关系》）
6月5日，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韩苏首脑会谈
6月6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华盛顿）
12月13日～17日，卢泰愚总统访问苏联
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与韩国总统举行韩苏首脑会谈（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跨越冷战的壁垒，走向和平与繁荣》）
1991年9月10日，与日本首相举行韩日首脑会谈
4月20日，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韩苏首脑会谈（济州）
6月29日～7月7日，对美国、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
9月17日，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
9月23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纽约）
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讲话（《面向一个和平的世界共同体》）
9月25日，与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举行韩墨首脑会谈（墨西哥）
11月8日，发表《关于构建无核化朝鲜半岛与和平的宣言》
1992年1月5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首尔）
1月16日，与日本首相宫泽举行韩日首脑会谈（首尔）
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面向和平与繁荣的21世纪》）
11月8日，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举行韩日首脑会谈（京都）
11月18日～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访韩、韩俄首脑会谈（首尔）
1993年2月24日，卸任总统
代行编者按 - 应如何解读本记录

如果我是总统

据说，46岁被暗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与知名学者们交谈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担任总统后，我对学者所写的历届总统的传记感到不满意。一位从未担任过总统的学者能否撰写出一部合格的总统传记，这值得怀疑。”

据说，前总统全斗焕在卸任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据执政史料主管秘书官记录）。“卢泰愚了解人类全斗焕，却不了解总统全斗焕。”

已故总统朴正熙曾在酒后对记者们吐露：“我死后，向我的坟墓吐口水吧！”这句话，也包含着对国民对总统职位缺乏理解的哀叹之意。

20世纪70年代末，赵甲济记者在釜山担任社会新闻部记者时，深刻感受到视野差异的重要性。当时，他乘坐出租车经过釜山市中心的光复洞大街时，看见人行道和道路之间插着铁桩，铁桩之间连接着铁链。记者慨叹道：“是谁制造了那么杀气腾腾的装置？”并说应该对这个障碍物展开调查。几天后，他去到光复洞大街，走在人行道上。因为有铁桩和铁链，所以肯定不会那么舒服。但他可以安心地在街上阔步前进而不必担心车流，于是他开始感谢这根铁桩了。行人和乘客的视角不同，导致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

在治理国家方面，总统的位置应该位于“从山巅俯瞰”的位置，而记者则是处于“从溪谷仰望”的位置。记者这次采访前总统卢泰愚时，有一句话一定要问。“我们与中国建交的时候，应该这样对待台湾地区吗？在宣布韩中建交前数日，我们仍向台湾方面表示绝不会抛弃老朋友，这难道不是过分的背叛吗？”

关于韩中建交问题，卢前总统在记者提问之前，便已主动解释道：“我现在仍然对台湾地区感到抱歉，但事情必须如此。中方对我们提出了条件，即中方亦会对朝鲜方面保密建交事宜，并希望韩方也能对台湾方面严守秘密。若朝鲜事先知晓韩中即将建交，不知会采取何种阻挠举措，对于这一要求，我们实在是难以拒绝。

记者曾短暂地设想，“如果我是总统，我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能否无视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的要求，提前向仅有2000万人口的台湾地区通报韩中建交预定日期，寻求其谅解，从而维护友邦之间的义气？以义气为判断依据的记者和以国家利益为判断依据的总统之间，存在着视角差异。

卢前总统的这一决定是否得当，将取决于韩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后续影响。韩中贸易额在建交当年，即1992年为63.79亿美元，1993年增至90.8亿美元，1994年为116.66亿美元，1995年为165.45亿美元，1996年为199亿美元，1997年为236.9亿美元，1998年为184.2亿美元，减少了22%。虽然去年贸易总额虽然有所下降，但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却达到5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自建交次年起，韩国对华贸易额便一直保持顺差，截至去年，累计顺差达154.5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市场。去年，访华韩国人数为48.7万人次，访韩中国人数为8.96万人次。

在与前总统卢泰愚进行的两天、约16个小时的对话中，记者多次设想：“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本次采访的意义或许在于，能够使读者体验以总统的立场和视角来审视问题。

卢前总统的证言会经久不衰吗？

《月刊朝鲜》在卢泰愚总统卸任前夕的1993年1月号上出版了一本名为《韩国总统秘录》的书，作为特别增刊。

在序言中，记者写道：《月刊朝鲜》此前主要撰写含有“总统应该了解民心”这一立场的报道，笔者现在想改变一下这种视角，即“国民也应该理解总统的孤独和忧虑。”也就是说，国民和总统应该是面对面的关系。

《月刊朝鲜》在卢泰愚总统任期内，一直执着地追寻《6·29宣言》的真相。

1989年6月号：《全斗焕亲信的爆炸性证言：<6·29宣言>是全斗焕的作品》
1992年1月号：《全斗焕口述证言：6·29前夜》
1992年11月号：《全斗焕首次声明：这才是6·29的真实历史》

这三篇报道抹黑了卢总统最辉煌的政绩，当时在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并炮制了“6·29异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异说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定论。如今，主流观点认为“全斗焕总统首先提出了《6·29宣言》的构想，并说服卢泰愚候选人接受”。

记者在《月刊朝鲜》上刊登了这三篇直接打击现任总统权威的报道，虽然因该报道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没有人被安企部带走，从这一点来看，记者切身感受到了民主化的好处。记者认为，此前《6·29宣言》相关报道主要依据为全斗焕前总统的证词，只有在得到卢泰愚前总统的证词补充后，才能描绘出接近真相的面貌，因此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为了全面地报道事件，有必要综合各方及当事人的观点。

当记者有机会采访卢泰愚前总统时，心中最为好奇之处在于，《月刊朝鲜》所持有的关于《6·29宣言》的信息和视角，究竟能否经受住卢前总统证词的检验，或者说，是否会被其证词所修正。在前往采访卢泰愚前总统之前，我特意重读了10年前，即刊登于《月刊朝鲜》1989年7月号上，由记者本人撰写的题为《卢泰愚总统领导能力研究》的文章。此举意在从10年后的今日视角，重新审视并验证当年文章的分析是否准确，以及了解在民主化阵痛达到顶峰时期，在任期进入第二年的卢泰愚总统，是以何种姿态面对的记者。

这篇约100页200字稿纸的文章，其开头和结尾如下。

<一位青瓦台秘书官表示，卢泰愚总统领导力的最大优势是“看似软弱”。他认为，正因总统表现得较为软弱，反而引发国民的不安感，进而促使国民开始凝聚“如今公权力也不能完全相信，只有自我振作”的自主、自卫意识。该秘书官表示，只有此种动向在社会各界别中扩散开来时，民主方能在韩国社会扎根、成为具有民主自生能力的强大结构。因此，卢总统看似软弱和迟钝的姿态，其实是像他的名字“泰愚”那样，大智若愚，以此引导国民进行民主主义的自主学习。>

<20世纪80年代，席卷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卢总统的性格和政治观，而卢总统的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在持续地影响着韩国社会。韩国社会的这种动态性，正为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带来辩证式的变化。从“12·12军事政变”的指挥者，转变为引领民主化进程的领袖，卢总统堪称这一时代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产物。因此，将卢总统塑造成何种面貌的总统，亦是今日韩国人共同肩负的课题。

当下，我们在批评卢总统软弱的同时，或许应该反思我们是否仍在留恋独裁时代的“果断的总统形象”，是否因渴望能够捍卫自身既得利益的强权总统。卢总统的“弱”与“强”之中，其实蕴含着今日韩国国民的共同责任。为了将卢泰愚先生塑造成为我们从未有过的“既强大又善良的总统”，知识分子应该更加忠实于自我，既得利益阶层应该有自我牺牲的觉悟，弱势群体也应该具备自省精神。这是我作为记者的个人看法。>

这篇《卢泰愚前总统口述回忆》堪称历史性文献。韩国历任总统中，虽然有四位尚在世，但至今尚无一人正式接受采访，也没人出版过回忆录。

总统与国民的共感和共识

最初，卢泰愚前总统同意接受《月刊朝鲜》的退任后首次采访时，仅计划抽出约4小时的时间。然而，记者心中萌生了更大的期望，希望将对卢前总统的采访，从通常形式扩展为“为历史留存的口述证言”，使其成为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记录。对于记者的这一意愿，卢前总统表示赞同。事后得知，卢前总统自1997年12月出狱后，便曾向身边人士表示：“如今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将我们做过的事情妥善记录下来，为后代提供更完善的基础。”随即着手准备回忆录的撰写工作。卢前总统在退任后，以其亲笔记录于数十本笔记本上的记忆为基础，按重要政策和事件展开口述，并安排相关人士陪同，以确保记录的准确性。此项口述整理工作至今仍在持续进行之中。

在这次采访中，卢前总统在其证词中使用了自己的口述资料，用于作证。《焦点系列：卢泰愚口述回忆录》第一期，汇集了两天共计16小时的采访内容。一位曾为时代主角的前任总统，决定亲自对由其统治的时代进行阐释和解读，这在韩国是史无前例的。记者在聆听卢前总统的解说时，也不由自主地体验了一番以总统视角审视国政的虚拟经历。这番体验为记者提供了观察事物的全新视角。记者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妄想：“如果我曾担任总统，我或许能撰写出更为精准的报道。”

记者意识到，对于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言，“辨析、考证”固然很重要，但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忠实地记录并传达其证言。因为只有先通读卢前总统所披露的第六共和国秘辛，才能顺理成章地对其进行评价与批判。针对某个主张或见解，可以辩驳“我有不同的看法”，但“事实”本身，是不容任何人否认的客观存在。正如一个“事实”胜过百种主张，相较于急切地对第六共和国盖棺定论，探寻第六共和国的真相与事实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记者着重于将卢泰愚前总统的历史性证言进行妥善编辑，力求使其易于读者阅读。一旦事实得到妥善梳理，评价自然会水到渠成地随之而来，而且这种评价也并不是一件难事。真正艰巨且至关重要的工作，不是评价本身，而是积累作为评价基础的“事实”与“史实”。曾垄断高级情报的总统，如今将这些信息与国民共享，共同体味一个时代的混乱、悲欢、成败与痛苦，此举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尝试，这也是为了创造明天的历史。

1. 总统职位的分量

因心脏病住院的传闻

3月30日（译者注：1999年），为了采访卢泰愚前总统，记者拜访了他在首尔延禧洞的私宅。巧合的是，当天某家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卢泰愚先生因心脏病住院，深夜引发骚动》的报道。报道称，有传言说卢前总统上午去高尔夫球场时因胸痛晕倒，并被送往国军统合医院住院治疗。

对于这篇报道，卢前总统以一句玩笑回应道：“看来我还能活很久。”据说，就在这个传闻流传开来的时候，卢前总统正在家中准备接受《月刊朝鲜》的采访。身穿深蓝色西装，精心打扮的前总统表情略显激动，似乎对卸下权力盔甲六年以来，首次能够倾诉内心想法感到感慨万千。在客厅进行的当天采访中，有第六共和国时期曾担任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官和公报处长官的孙柱焕前长官，以及从美国留学暂时回国的卢前总统长子卢载宪先生也一同出席。

——据悉，您最近曾前往教保文库，并多次与普通国民接触。他们都认得卢前总统。在他们眼中，您是怎样的，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岁月流逝，人们自然会产生怀旧之情。我在教保文库遇到的人很少，最近虽然休息了，但在登山或打网球时，以及去大邱时在秋风岭休息站稍作休息，吃一碗乌冬面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人。下车去休息站时，人们会围上来和我握手。”

——大韩民国人口有4500万，但能成为总统的人却寥寥无几。在我国，当选总统是作为人类最大的幸运和光荣，但同时，总统这个职位带来的负担，也使得卸任后的前总统生活受到诸多制约。

“几年前，我曾想过要努力营造一种理想的前总统文化。人们常常会忘记历史的教训。当一个人肩负起一个时代的重任，期间会经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经历许多苦恼，无数次体验人生的悲欢离合。我们本应该将这些经验汇集起来，为后任者，为后辈们发挥促进发展的作用，但不幸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卢前总统的语速缓慢，但声音却充满力量。

“过去，总统树立了很多政敌。时代更迭之后，报复行为不断重演，因此，即使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法付诸实践，令人惋惜。我认为，我虽然肩负了一个时代的责任，但并没有树敌。作为国家政务的负责人，我始终秉持着一种心态，或谓之哲学，那就是‘忍耐、宽恕、等待’（孙柱焕前公报处长官将此解释为‘隐忍之勇’）。因此，对于过去在朴总统、全总统执政时期心怀怨恨的人们，我竭尽全力去包容他们，化解他们心中的怨恨。”

欲创造“前总统文化”

卢总统介绍了不久前去世的李兑荣女士的案例。

“李兑荣女士，我曾与她会面，没少挨骂。但我没有反驳她的话，而是全盘接受，幸好她原本抗拒和反叛的态度完全消解，转而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诸多帮助。将从中获得的经验，视为古代士大夫辞官归乡后培育后学一般，决心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为国家做出贡献。

因此，我开始审视具体事务，考虑如何去做。其中，北方政策是我奠定的基础，我构想着在我的下一任时代，能够扩大战果，取得更大的成就，不料却发生了混乱。我卸任后，有人批评我为何要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说北方外交不过是四处撒钱的浪费外交。

即使是从积极层面看待北方外交的学者或教授，也未能正确地理解北方政策的本质和基本哲学。我感到，稍有不慎，其本质可能会被误导，因此以‘北方政策’为主题，在高丽大学言论大学院、延世大学、庆北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了演讲。讲座开始后，各方的邀请纷至沓来。于是，我应邀前往夏威夷的东西文化中心进行演讲，并思考如何尽我所能为政府提供助力，继续做出贡献。我认为，如果能这样做，或许可以塑造一种理想的卸任总统文化。”

然而，卢前总统遗憾地表示，“我可能福德不够，不幸的是，这些事情都中断了。”因秘密资金事件而被拘留和审判、如潮水般的舆论谴责、监狱生活，以及媒体报道的贬低与蔑视的卢前总统，以这番话语委婉地表达了内心的伤痛。

“在我经历磨难之后，我对以前的参谋们这样说。包括我在内，各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幸的是，各位积累的经验，以及我们为国家创造的许多宝贵业绩，被我们的下一届政权否定并抛弃。并且，他们想要一切从新开始，却没有根基。没有根基就无法实现飞跃，只能从空中坠落悬崖。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时世界各国对我们赞誉有加、艳羡不已，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将这些整理出来，交给未来肩负国家重任的人们，并以此为基础，打造能够实现飞跃的跳板。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如果能推进这项工作，或许能够恢复第六共和国时期肩负责任的人们被贬低的声誉。为了这个目标，让我们齐心协力吧。我曾这样呼吁。”

“有时甚至会写到手腕发酸”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出版了回忆录。布什总统和卢总统几乎在同一时期卸任，但对方的回忆录先问世了。美国人一旦卸任，便立即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工作中，通常在卸任后5年内出版。因此，人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就能了解到被创造的历史，我认为这有助于确保对那个时代进行评价的准确性。在我国，人们认为撰写回忆录是一件难事，因此公职人员要么不写回忆录，要么写的时候往往只剩下记忆，经常出现缺乏准确性的情况。我听说，卢前总统在狱中时就已经开始做笔记，为撰写回忆录做准备。请问您计划何时出版回忆录？

“我并非抱着一定要写回忆录的明确目标，只是想着或许有一天能为历史做出贡献，所以在忘记之前，将我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想到什么就记什么，有时兴致勃勃地写起来，会因为用力过度，手腕酸痛得无法继续写下去。我在现职的时候，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努力地写过。

与其说是系统地写作，不如说是记录一些我小时候是如何长大的，我当了三十多年的军人，作为军人，我的生死观是什么，以及这是如何形成的等等。不知不觉间，我成了一名政治人物，我也在思考，作为政治人物，我追求的是什么，这些也需要梳理清楚。我们应该整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因此，为了向未来肩负国家和时代重任的人们提供可以作为跳板的资料，孙柱焕长官也在这里，我们几个人一起收集资料，并让我回答他们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也写了一些文字，现在正以这些文字为中心，进行资料整理和事实核实工作。”

总统是无限责任

——您认为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虽然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形容，但恐怕没有人能像总统那样具有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即使现在，我相信金大中总统也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对历史的使命感和对国家承担的无限责任。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例如，我多次亲身经历过旱情。我会彻夜难眠地担忧：‘雨什么时候才下呢？’，并多次打开窗户查看。”卢前总统还介绍了以下一则轶事：

“1988年9月17日是奥运会开幕式，如果那天天气不好，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确保那天天气晴朗，我为此事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月，后来甚至向佛祖和上帝祈求，‘请赐予那天好天气吧’，并反复祈祷。最后，我确信‘那天天气一定会很好’。”

——有人说，朴正熙总统在守护国家安全时曾感叹孤独，并说过“汉江水是否会泛滥，只有站在堤坝上的人最清楚”。作为“站在堤坝上的人”，经历过总统职位的人，他们看待历史的眼光也与普通人不同。我想知道您如何评价韩国历史人物？

“我国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非常尊敬金庾信将军。对于我们固有的文化没有被中国这个大国同化，而是得以保留，我也感到自豪。这是以新罗文化为根基，创造了我们固有的文化，并且这种文化没有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是延续至今。虽然我没有深入研究文化思想史，但我认为，例如像元晓的思想这样的文化，应该作为我们固有文化的根源和本质而自豪地传承下去。”

——您如何看待李承晚、朴正熙两位总统？

“李承晚总统是明暗交织的。建国初期，我国的局势和环境真的非常艰难。经历了日帝36年的殖民统治，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遭到破坏，日本人何曾真正培养我们民族的人才呢？李博士执政后，想要推行行政命令，却发现曾在日帝时期担任郡守以上官职的韩国人寥寥无几。有人主张李博士起用了亲日派。为了运转庞大的国家组织，难道不应该利用他们掌握的行政技术吗？即便他们曾在日帝时期亲日。像李博士这样具有强烈抗日精神的人，都只能不可避免地启用亲日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尊敬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建立国家。”

采访初期略显僵硬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柔和。卢前总统的语气也变得自然起来。

——请您总结一下您对朴正熙总统的看法。

“我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回答，那就是我90%以上的认同赵甲济总编在《朝鲜日报》上连载的文章（《向我的坟墓吐口水》）中的观点。我们谈论着自由和民主，但马上就要饿死的人，又哪里来的自由和民主呢？我尊敬朴总统，当然，我也曾亲自侍奉过他（编者注：卢前总统1955年9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并被任命为第五师团小队长，当时的第五师团长正是朴正熙将军），在我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我们民族怀有三种巨大的遗憾（恨）：贫困之恨、无知之恨、被他人轻视之恨。我们一直未能摆脱这三种遗憾，而在朴总统执政期间，我们摆脱了饥饿之恨、无知之恨，并且在“自主国防”的旗帜下，增强了国防力量，建立了强国也无法轻易觊觎的安全态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尊敬朴总统。”

——卢前总统您在文化圈层上来说，是在新罗、佛教影响深远的地区成长起来的。您刚才也高度评价了金庾信将军，但如果去教保文库寻找关于金庾信的书籍，却一本也找不到。高丽时期的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对金庾信的评价是最高的，在《三国史记》中，关于金庾信的记载比文武王和太宗武烈王还要长。然而，现在由于出现了批判性看待新罗统一的视角，对金庾信的评价也随之降低。

“通常提到金庾信，人们都会将他尊为成就三国统一的主人公，我认为他在新罗三代君王统治时期都发挥了绝对的影响力。从我们的民族性和政治属性来看，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想要有所作为。金庾信虽然拥有左右三权的势力，但丝毫没有滥用权力。而且，文武兼备、均衡发展，除了新罗之外，还有哪个时代能做到呢？虽然称呼为金庾信将军，但从“文”的概念来看，他也是更为合适的人物。通过实现文武均衡，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等都得到了稳固发展，并且完整地守护了新罗这个国家的法统。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尊敬。”

军事文化的本质

——统一三国始于太宗武烈王，完成于文武王。我认为，文武王去世后被追谥为“文武王”，是为了向后世传达这样一个教训：统一三国的原动力在于文武兼备。我们现在正处于类似于三国统一的时期，需要致力于南北统一，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文武”进行现代化的重新诠释。卢前总统在军事文化中成长，开创了实践民主化的时代。对于那些将军事文化视为反民主的人来说，这部分可能难以理解。

“似乎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军事文化就是‘反民主文化’，但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如果对军事文化进行微观分析，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卢总统认为，自建国以来维持军队的军事文化可以分为两种，并发表了以下言论：

“第一，韩国创建军队时，虽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军队，但领导军队的高级干部都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日本军队训练并成长起来的人。因此，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然而，韩国军队的组织和制度是美式的。军事学和军队的规定都是美式的，因此初期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种状况何时开始改变呢？正规陆军士官学校于 1951 年战争期间在镇海成立。在此之前，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制为 3 个月、6 个月，最长为 1 年。正规陆军士官学校是四年制，完全采用了美国西点军校的制度，课程也与西点军校学员所学的课程相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美国军队呢？

大概会评价为‘民主国家的军队’吧。从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的贡献，以及与政治家的关系来看，其系统是将政治领导人视为上司，并尽责维护国家安全。此外，美国军队的制度、规定以及各种生活方式的基本框架，都是以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和运作的。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这种影响，并将其内化，它也成为了我们人生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后来经过分析发现，虽然我们没有正确认识民主主义，但我们的生活却自然而然地遵循了民主主义的程序。”

另一方面，卢总统留下意味深长的余韵：“对于许多被视为民主主义者的民间政治团体，究竟是否真正实现了民主程序的制度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军队中的民主主义并非通过选举产生指挥官，因此最终被解读为将民主主义生活化的“制度性装置”。民主主义的核心在于在做出决策时多人参与，那么您最终是在谈论如何利用参谋吗？

“参谋和下属指挥官，也就是组织的核心，用民间术语来说，可以比作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吗？在决定某项任务时，虽然不是一等兵一票、中士一票、小队长（译者注：对应中国军队中的排长）一票的制度，但小队长会代表小队成员的意见参与，许多指挥官也会参与决定任务。这种参与程序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明确确立的，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生活。”

——我认为在我国，以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这三位总统所代表的路线，基本上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义。卢前总统与前两位略有不同，因为他在其中加入了民主主义的成分。而以两金（金泳三、金大中）为代表的人们，则是要求民主主义的人。因此，要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和采取国家主义路线的人们，成为了现代史上的两个轮子，共同推动着大韩民国这辆车前进。

与此相关，我想请问的是，是否因为有要求民主主义的人们，才诞生了卢总统这样的人物？因为人很难自我改革，而在外部要求和应对的过程中，即使不情愿，也会变得民主。从这一点来看，我想知道您如何评价民主化要求势力对我国现代史的贡献。

那么就是取得政权了

卢前总统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时代要求顺应时代需求的领导人。”

“在朴总统执政时期，他作为致力于消除贫困、巩固国家安保的领导人，正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人物。如果当时国民选择‘即使生活困苦也要实行民主’，朴总统就不可能成功发动5·16革命。当时金日成随时可能南侵，国民饥肠辘辘、濒临死亡，只要求活下去，而国会议政台上却日夜争斗，在这种国民对政客失去信任的背景下，5·16军事革命才得以成功。因此，可以总结为这是时代的需求。而全斗焕总统的情况则有些特殊。

在1970年代末，朴总统遭遇不幸的前几年，我国国民的素质已经显著提高。因此‘国家应由文人治理’已成为基本常识。当时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拥有如此高素质的文人群体若屈居于军方之下，实为自尊心所不容。尽管朴总统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国家振兴，但‘现在该让军方退出政坛’的强烈抵抗突然使权力核心出现真空。自然现象也是如此，在赤道附近，当气流形成真空状态时就会产生台风，朴总统的逝世导致权力核心出现真空状态。必然引发剧烈的政治风暴……”

卢前总统说：“如果主张‘现在是文民时代’的人们能够平息这场台风就好了。”文民政治势力没能平息这场风暴，反而采取了煽风点火的态度，致使国民再次陷入混乱与危机意识当中。而整理这种混乱的人是全斗焕前总统。

“若金泳三、金大中先生等人能够呼吁‘应有秩序地克服这种混乱’，并且国民们能够与他们同心同德，那么之后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人承担责任。有人开玩笑说，五共的本质是什么？这至今仍是历史学上的争论问题。在司法审判中，将其定罪为军事政变。在五共时期，我作为代表委员去过民正党研修院，发现他们也不知道五共的本质是什么。据说曾担任过文教部长官的某人来访时曾断言‘五共的本质就是政变’。

我怎么想都不认为那是军事政变。如果是军事政变，就应该存在明确的政权目标，夺取政权后也应该有具体的施政计划，但是什么都没有。最终获得的政权，究其根源，是出于‘必须拯救国家’的信念，倾尽全部身心竭力奋斗的结果。当我说出这番见解时，有朋友笑着说‘那么就是取得政权了’。

最后说一下我的情况，五共稳定了秩序，经济也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GDP年增长率持续超过10%，但是如果想再次以那种方式（总统间接选举）继续执政，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因此，70年代末的情况重演了。虽然我作为间接选举制下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执政党提名，但是国民的抵抗非常强烈。当时时代诉求是‘不要富裕生活，就要民主主义’。在我听来，‘现在军队必须退出政坛’的呼声震耳欲聋。而回应这一要求的，就是6·29宣言。”

关于营救金大中的劝说

卢前总统曾表示自己从未梦想过要当总统。

“我与在座的孙长官从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共事，（卢总统表示，自己在陆军少领时期与时任《京乡新闻》社会部记者的孙柱焕先生初遇后，成为了近40年的挚友），我从小到大，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总统。像金泳三总统那样的人，据说年轻时就梦想成为总统。梦想本身绝非坏事。任何人都可以有志向。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即使有人批评我说‘连做梦都没梦到的人怎么当上总统了’，事实上也只能如此。”

——我听说卢前总统在金大中内乱阴谋事件时，为营救金大中先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但在当时，恐怕军部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处决金大中先生。（对我们而言，金大中先生）并非政敌。他与朴总统才是政敌。即便单纯考虑这点，全斗焕总统难道不是我的朋友吗？如果处决金大中先生，那么就是让朋友手上沾染鲜血，这绝对是说不过去的。不仅如此，如果真的沾染鲜血，全总统将被钉上独裁者的烙印。独裁者的特征就是杀害政敌、长期执政，而我始终强烈认为：从一开始就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曾数次向全总统表达过这种想法。而全总统也没有提出‘并非如此’的反驳，所以我相信他是认同我的想法的。但是，当时席卷而来的氛围却完全倾向于处决（死刑）金大中……我曾对军部核心人员说过，如果真的为了全总统好，站在忠诚于他的立场上，就应该认同他的想法。”

“在排遣失去父亲的孤独时，与歌曲结缘”

——至今为止，您创作了多少首歌曲？

“没几首。我在音乐方面有些天赋，这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虽然记不太清楚，但父亲肯定是喜欢音乐的。在乡下的村子里，只有我们家有留声机。我至今还记得我三四岁时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到的歌曲。像玄人先生或金贞九先生这样的歌手，有些歌词都散佚了的歌曲，我还记得。以前有首老歌叫《顺风扬帆》（순풍에 돛을 달고）。最近，银铃姐妹也唱过。那是我小时候坐在父亲膝盖上听到的。以前是蔡圭烨（音채규엽）先生这位歌手唱的歌。他的辈分比玄仁先生还要长。（译者注：原文确为前“玄人씨”后“玄仁씨”）听他们说，他们记得旋律，但歌词已经忘了，所以我曾把歌词全部写出来，甚至写到了第三节给他们。”

——您是怎么记住的？

“父亲去世后，他的遗物中有留声机、玉洞箫、好像还有小提琴，但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生于1932年，父亲在1938年去世，为了排遣失去父亲的悲伤和孤独，我会放留声机听，因此我也很快就变得很会唱歌，还能用口哨吹出奇异的声音。所以，在国民学校读书时，我被归类为唱歌好听的人，中学时还参加了合唱团。不过我没能做到正式地学习音乐并进行作曲。但我确实有那方面的天赋。我在初级指挥官时期还不是这样，但担任联队长时，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部队指挥上，音符的意象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我就在书桌旁来回踱步，拿出一个笔记本，像记者速记一样，音调上升就往上画，下降就往下画，这样过了几天，那音符的意象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

——您不是画在乐谱上，而是这样记录的吗？

“那样反复多次之后，我会叫来懂作曲的人，让他们把这些内容记录到乐谱上，并让他们试着唱唱看。我也情感丰富，觉得这样一来，孩子们的士气肯定会提升，所以就创作了联队歌（8师团21联队联队歌）。空输部队是我在富平创建的。所以，第九空输旅团歌也是我创作的。”卢泰愚总统作词作曲的步兵8师团21联队联队歌如下：
狂风暴雨暴雪猛烈地呼啸吧/
乌云啊又如何该来的就来吧/
男子汉胸怀壮志，愿为此献出生命/
雄鹰矫健地展翅茁壮成长/
威名响彻云霄的21联队

“白马部队因为有师团歌，所以我创作了一首名为《白马魂》的歌曲，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时，又创作了《忠诚之路》，我曾让几位歌手试唱，后来佩蒂·金表示她愿意演唱，就由佩蒂·金（패티金）演唱并制成了唱片。其他的歌曲则是由赵英男、严正行（조영남、엄정행）演唱的。”卢总统在卸任前，将自作曲和爱唱的歌曲汇集成名为《忠诚之路》（충정의 길）的CD，其中收录了卢前总统亲自演唱的《Besame Mucho》，曾引发热议。记者购买了这张CD并试听后，感觉卢前总统的歌唱实力达到了“堪比专业歌手的水平”。

与《Besame Mucho》相关的内情

——之前灌录的CD是在青瓦台制作的吗？

“我被崔石立警卫室长叫去，他带了指挥和从 KBS 录制来的伴奏，让我配合着唱。”

——《Besame Mucho》是您的爱唱曲吗？

“并非如此，不知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大家都喜欢那首歌。在当总统之前，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唱。我担任党代表时，如果有聚会，为了活跃气氛，大家总是申请说‘代表您唱一首吧’，所以就唱了。但是歌词稍微有些那个，对吧。当上总统之后，一位首席秘书官说‘现在请不要再唱《Besame Mucho》了’，所以就没唱了。”据说，卢总统再次与《Besame Mucho》相遇是在墨西哥进行国宾访问的时候。

“我到达墨西哥后，到处播放的音乐都是《Besame Mucho》。所以我问萨利纳斯总统：‘这首歌是墨西哥国民喜欢的歌曲吗？’他说是最喜欢的歌曲。就像我们国家的《阿里郎》一样。而且，他们还邀请了《Besame Mucho》的作曲家。”

《手拉手》是预言般的歌曲

——除了那首，您还喜欢什么歌曲？

“李美子唱的《小姐》这首歌。从奥运会之后，爱唱曲就变成了《手拉手》。”

——那首歌的歌词里有“Breaking the Wall”的表达，翻译成“跨越墙壁”，对吧。

“不仅是奥运会，还有北方政策、苏联解体、两德统一，这首歌里都预言了。”

——从某种角度来看，卢前总统似乎是因为与汉城奥运会的缘分而接触了北方政策。

汉城奥运会的口号是"和谐与前进"。古代奥运会就是那样——强者们放下刀枪、赤身较量，君王们共商如何阻止战争、实现和平，哲学家与艺术家们则展开各自领域的学术探讨，堪称和平的象征塔。以奥林匹亚为中心，众多城邦虽频繁交战，但每四年必休战一次。然而这一传统（奥运会）中途中断了。现代奥运会虽力图回归古代理念，但却没能真正实现。

奥运会也曾被政治利用，比如希特勒的柏林奥运会，最近的莫斯科和洛杉矶的不完整的奥运会，以及血迹斑斑的慕尼黑奥运会等等。为了克服这一切，希望这次一定要让真正的‘和平象征’绽放，这是我的野心。稍后会提到，我们为什么要举办奥运会。最初（提议申办奥运会时），我们被当作疯子对待，但最终克服了困难。奥运会成为了能够让我国发展更上一层楼的契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天大的好运。你听过申办奥运会的故事吗？”

——是的，稍微了解一些。

“我好像有记录下那些内容的东西。看看之前记录下来的东西再讲吧。”卢总统翻看了事先准备好的资料本，然后从中拿出一个。封面上写着“北方政策的启动……从汉城奥运会开始”的标题。孙柱焕前长官解释说：“这份资料是以卢总统执笔的文字和讲话，以及相关参谋们的证词为基础撰写的。”

卢总统展示了用细小的字迹密密麻麻写满的几本笔记本。那就是媒体报道过的卢总统在狱中执笔回忆录的笔记本。灰色封皮，在无穷花标志内印有“法”字的笔记本，足有 30 多本。卢总统开始阅读准备好的“汉城奥运会”资料。前总统的口述证词、口述回忆录即将开始。

2. 国家大战略 - 汉城奥运会秘闻

提供援助却遭到怨恨的美国

<奥运会与北方外交密切相关，是我在任期间最为关注的诸多政策之一。我的北方政策，其基本构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3年《6·23宣言》发表时，身为军人的我，从国家安全相关人士的立场出发，认真思考过应该如何解决南北问题。仅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综合国力还落后于朝鲜。虽然面积相似，但我们的人口更多，而且在自由主义体制下，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因此我们也曾抱有希望，如果我们努力，或许在20世纪60年代末左右，南北韩的国力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均衡。

从这一点来看，我从根本上认为，将韩国的国力水平提升到像西德那样的高度，是我们应该优先完成的当务之急。然而，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北方提出了“四大军事路线”，为了进一步扩大与我们的综合国力差距，正在全力以赴。作为一名军人，我对这种现实感到非常惋惜，恰逢朴总统去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混乱中，我得以就任保安司令官。>

1973年发表的《6·23宣言》，其内容是“对于不与我们为敌的、理念和体制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们也开放门户”。学者之间普遍认为该宣言是北方外交的萌芽。然而，当时韩国积极推进北方外交政策的对内对外条件尚未形成。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言仍在继续。

<我曾想过。虽然有过《7·4共同声明》、《6·23宣言》，但南北韩关系存在局限性。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摆脱彼此的界限。即使在板门店，双方代表面对面会晤，也只是各说各话，毫无进展。因此，营造国际性的周边环境是必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在联合国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票。然而，虽然付出了努力，但未能实现。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的不结盟国家，大部分都是欠发达国家，因此倾向于以物资丰富的美国为中心的自由阵营。

然而，西方阵营的援助方式开始暴露出问题。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国家在提供援助时，只是给予物品，却未能给予对方应有的感激之情，即没有给予心灵上的慰藉。援助方式显得笨拙。最有效地利用这一空隙的人是金日成。金日成以远不及我们的微薄成本，巧妙地俘获了欠发达国家的人心。

“像剥洋葱一样剥开朝鲜”

当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担任保安司令官时，情况再次开始发生变化。那些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好而疏远西方，转而接近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逐渐意识到一旦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就会面临社会颠覆和国家政权倾覆的危险。这些第三世界的老一辈人开始警惕起来，认为“搞共产主义会死人，国家也会被夺走”。

我由南北韩对峙状态，联想到了中国战国时代秦国使用的远交近攻战略。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而运用这一战略，其核心思想是“与遥远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壮大自身力量，然后攻击并击溃邻近的敌人”。我决定将这一战略应用于南北韩关系。既然朝鲜的大门紧闭，那就绕远路，从外围入手。

我计划“首先与不结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然后与和朝鲜有关系的国家，即东欧集团、苏联和中国也搞好关系”。反正南北统一这件事，即使不通过战争，只要促成开放就能实现。“开放=统一”是我的统一基本概念。

“所以，（对朝鲜）要像剥洋葱一样，从外围开始一层层剥开。只要完全开放的条件成熟，就和统一没什么两样了。这是我们避免战争，实现统一的最正确、最好的方法。”

我的北方政策，简单概括来说，当前目标是统一，但最终目标是将我们的生活文化圈扩展到北方地区。我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而汉城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或许是我的战略奏效了，又或许是我们外交官积极争取不结盟国家的结果，原本支持金日成的选票开始转向我们这边。这股力量促成了1981年我们成功申办奥运会。

第六共和国成立之初，我特别强调民族的自尊。因此，在我的强烈意志下推进的正是自主外交。我曾想，既然属于自由阵营的国家可以随意与共产阵营国家交流和建交，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别人的脸色，亦步亦趋，这算什么拥有自主外交权的国家？这样还能自诩拥有民族的自尊吗？”我经常这样反问自己。北方外交所蕴含的我的基本哲学正是如此。我们自身拥有自主权的外交，即使在当时也堪称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接着，卢前总统开始讲述首尔奥运会申办成功的过程和背景。

“我只有一票”

<1981年9月30日，在德国巴登巴登，距离我们申办奥运会成功还有大约半年的时候，也就是当年3月，奥林匹克相关部长会议召开了。那是我退役之前。当时还没有体育部，因此由文教部长官担任奥运会主管长官，外务部长官、安企部长等被列为相关长官。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1979年9月19日朴总统执政时期政府决定申办，并于1981年2月16日完成申办申请的奥运会。在距离举办地决定仅剩6个月之际，相关长官们齐聚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继续申办奥运会。

然而，结论是“根本不可能成功。即使申办成功，又从哪里筹措所需的巨额经费呢？”。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IOC）委员的金泽寿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IOC委员共有82名，如果我们想要申办奥运会成功，就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由于委员长将担任会议主持，因此过半数即为41票。但是，我们确定能够获得的选票只有我这一票。”因此，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要取消或退回奥运会申办。先拿着这张入场券，等到决定1986年亚运会举办地的时候，让给日本，以此换取日本帮助我们申办亚运会。”然而，安企部长俞学圣、外务部长官卢信永等人表示：“太没出息了。‘我们只有一票’，这是什么话。不能连努力都没尝试就举白旗投降”，经过商议，最终外务部向所有派驻外国的使馆下达了强硬的训令。“要积极进行游说活动，争取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支持我们。”

那是我在1981年7月15日脱下军装，担任负责外交、安保事务的第二政务长官的时候。政务长官室与现在已经拆除的中央厅内的外务部长官室相邻。当时我对之前的情况并不了解，9月初，外交安保研究院院长卢载源（后任外务部次官、首任驻中大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相当激动，开口说道：“长官，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奥运会到底还要不要办了？”

我询问原因，他才吐露了之前的情况，并说道：“先前通过外务部向多个国家的外交官下达了训令，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可以合作的国家大约有20个，难道不值得一试吗？”也就是说，已经获取了过半数的一半票数。他表示：“一开始就举白旗像什么话。即使我们输了，如果是惜败日本，面子上也过得去，但如果惨败，颜面何存？这会对亚运会，乃至我们的国政都将产生影响，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对这件事做出决断。”他激动不已。我想起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要争取不结盟国家支持的观点。脑海中也浮现出外交官们不时向我汇报成果的身影。

我立即向全斗焕总统上书，”奥运会一定会申办成功，请总统您下决心。”那时是9月初，上书的第二天早上，全总统就召集了相关长官。因此，在那天的会议上，最终决定申办奥运会，并任命我为负责人。我认为，以争取不结盟国家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奥运会申办并非不可能成功。
我们向日本展现出一种“我们什么都不做”的颓废姿态。或许是因此，日本在陈述报告等方面也毫无作为。我们制作了模型，也准备了陈述报告。甚至还动员了空姐和韩国小姐们。以不结盟国家为中心，积极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宣传申办奥运会。>

“因为存在战争风险，所以更要举办和平奥运”

卢前总统如下回忆了这一幕：

“日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来到了巴登巴登，而我们则做了超乎想象的准备前往。我们甚至动员了韩国小姐和空姐，手牵手引导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他们不可能不被我们打动。”让我们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当时在外国，有说法称“韩国是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危险之地”。甚至使用了“火药库”这样的表达。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在亚洲的火药库举办奥运会能行吗？”。我们对此反驳，反而提出了“没错，正是火药库。正因如此，为了不在火药库点燃战火，在此地播撒和平的种子，才更应该在这里举办奥运会。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预防战争”的逻辑。我们还强调“奥运会不应成为发达国家的专属，也应该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以此争取了不结盟国家的支持。这两种逻辑以不结盟国家为中心形成了共识。

我们如此集中地开展活动，最终以52比27的压倒性票差战胜日本，成功申办了奥运会。而且，这个过程与我们构思北方政策基本战略、基本哲学的起点是相连的。当时，在申办奥运会上投票支持我们的国家，主要是不结盟国家，其次是西方的自由阵营国家。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投票给我们。这是因为朝鲜强烈反对汉城奥运会。即使在汉城奥运会举办权确定后，朝鲜仍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集团散布“如果在首尔举办奥运会，就会发生战争，汉城奥运会绝无可能”的无理主张，持续进行阻挠活动。

但是，我认为既然已经争取到了不结盟国家的支持，现在也可以争取东欧集团了，于是提出了要争取东欧集团的方针。自由阵营是体育与政治分离的，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则不然，这两者无法分离，最终都会归结于政治。因此，我们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争取他们参与奥运会本身，在政治上也等同于将他们引导到我们期望的方向。我作为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长，为促成东欧集团参与汉城奥运会付出了努力。从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主席为首的积极支持我们的人那里获得了协助。而且，以体育为中心进行赞助的企业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例如，德国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公司是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商，该公司的达斯勒会长与东欧多位领导级人士关系密切。正是通过获得这些人的协助，我们才得以跨越了那道高墙。>

“朝鲜开放=统一”这一公式

结束了以上口述证词后，卢前总统将话题转向了对申办奥运会背景的说明。

“我在担任保安司令官时期，更换了20-30名外交官，（他们在赴任前）都进行了岗前培训。他们来到保安司令部接受保安教育。那时还是戒严时期。当时，金载圭事件发生后，国家安全企划部的作用有所减弱，保安司令部的作用相对较强。那时（外交官们）前来接受培训时，我强调了什么呢？

‘各位外派后，要彻底放下身段。彻底放下身段，与（当地人民）脸贴脸、拥抱、打成一片。我们过去也曾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时期。我们这样做才得以生存。让我们分享我们经历的经验。’我强调的是，像这样付出真心，拥抱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自然会向我们靠拢。

而且，我要求他们将进展情况联络我。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就有了联络。有位大使学会了手针疗法，为驻在国人民治疗疟疾、消化不良等疾病。像这样放下身段，全身心投入，不结盟国家的选票就开始向我们涌来。北方问题也是如此。在板门店（南北对话）进行了几十年也没有进展。因此，必须改变方法，统一朝鲜的概念是开放，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只要开放就会改变。所以要绕远路。

第一步是不结盟国家。接下来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集团。最后是中国。像这样树立战略概念，铺设可能性之路，并将之联系起来的就是奥运会。其他人可能只准备了奥运会，但我（北方政策、统一政策）是同时进行的。真的非常感谢很多人。其中一位就是已故的达斯勒会长。这个人对我给予了全力协助。‘您去苏联与体育部长会面，请他帮帮忙，去东欧也请他帮帮忙’，他都一一照办。朝鲜则是拼死阻挠。最初的气氛很紧张，因为朝鲜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见我。据说苏联体育部长因为顾忌朝鲜，像秘密会见间谍一样与我见面。”

汉城奥运会瓦解了东欧集团

卢前总统再次拿出资料，开始了口述证词。

<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曲折坎坷，危机四伏，曾多次面临流产的危机。在我们为积极争取东欧集团而努力的过程中，最信任的美国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等媒体主张“不能在首尔举办奥运会”，甚至还发生了参议员们对此进行表决的事件。我为此事感到非常痛苦。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执委们也窃窃私语，“真的应该在首尔举办奥运会吗？还是应该更换举办地？”我追着这些人，竭尽全力地进行说服，最终才克服了那道艰难的障碍。>

在这一部分，卢前总统介绍了一个轶事。

“如果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更改举办地，我将在蚕室主体育场中央为萨马兰奇委员长建立坟墓，并为剩余的81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建立坟墓，将其开发成世界级的旅游景点，吸引游客。我打算在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内容：‘破坏了象征世界和平的奥运会的罪魁祸首，国际奥委会委员长萨马兰奇就埋葬于此’，让所有游客都向其吐口水。我将这个内容告诉了阿迪达斯公司的达斯勒会长，并拜托他‘请务必转达给萨马兰奇委员长’。”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从外交和政治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申办也可以说是从那时开始打破东西方壁垒的转折点。一直以否定眼光看待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与奥运会，开始意识到现实与他们之前的认知截然不同。他们原本认为韩国是“一无是处的美国的走狗国家”，身处西方阵营的最前线，但实际上却发现韩国与他们听闻和了解的截然不同。我认为这种冲击对东欧集团的瓦解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汉城奥运会不仅与我的北方政策直接相关，也可以说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一起，对东西方和解、东欧集团瓦解等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3. 北方政策的哲学和战略 - 从莫斯科、北京到平壤

金宗辉、朴哲彦以“双峰”体制推进北方政策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北方政策。卢前总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永宗岛国际机场（译者注：该项目于1996年3月正式定名为“仁川国际机场”，2001年3月29日启用）、京釜高速铁路也与北方政策密切相关”，并表示“为了后世的历史，最好能准确地阐明当时的情况”，从而打开了话匣子。

卢前总统解释说，他自己的北方政策是以金宗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和朴哲彦政策辅佐官为“双峰”体制展开的。以下是直接听取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而记录的内容。

<我的北方政策中，金宗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和朴哲彦政策辅佐官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式和公开的事项、基本的事项全部由金首席秘书官主管，而需要派遣特使等非正式的事宜则主要由朴辅佐官执行。我在展开北方政策时，设定了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并且将阶段也划分为1-3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是营造条件阶段，与东欧集团、苏联、中国建交可以算是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完全包围朝鲜。

第二阶段是韩朝统一，《南北基本协议书》是以此为目的而取得的一项成果。

第三阶段是前面提到的最终目标，即将我们的生活文化圈向北方扩大。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永宗岛国际机场、京釜高速铁路，其基本构想也是以这样的北方政策为根基而制定的。高速铁路的基本构想不是从首尔到釜山，而是从釜山经首尔，连接到平壤-新义州-西伯利亚-欧洲。我访问日本时，曾在国会演讲等场合表示“从日本经海底隧道到达釜山，与韩国的高速铁路并肩前行”，这正是包含了这样的构想。>

卢前总统解释说，“西方国家察觉了我们对高速铁路的构想和机密，导致了高速铁路招标竞争的加剧”。他认为，如果仅仅考虑首尔-釜山线路，西方国家的公司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项目。以下是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我于1987年作为总统候选人访问美国，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当时，一位学生问我对韩国年轻人的反美情绪有何看法。我当时回答说，“那不是反美，而是自尊心。不幸的是，我们第一代人失去了自尊心。在日帝的压迫下，我们的自尊心被扼杀。我们的历史、文化、自尊心都被抹杀，为了生存只能卑躬屈膝地乞求生命。但是，我们的第二代人并非如此。这些人将来成长起来，肩负起国家责任的时候，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友好。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这一点。”

当时，美国的舆论和领导人们理解我对韩美关系的哲学和立场。因此，即使我大胆地推进北方政策，他们也首先在政府层面上支持和声援我。在与中国、苏联建交时，包括舒尔茨前国务卿在内的多位美国领导层人士也给予了我很多个人帮助。>

对北方政策的批判

然而，对于卢总统的北方政策，并非只有肯定的评价。《新东亚》（1993年2月号）中可以发现如下批判北方政策的段落。

<……北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失去平衡、调整及价值感，导致疏远了传统的友邦，且未能获得与投资相应的利益，因此也未能获得国民的支持。韩国大张旗鼓地炫耀北方外交，是加剧美、日对韩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在与中国建交时，甚至未事先通告台湾地区，就要求台湾地区，撤走大使馆，这都是忽视平衡和调整的典型例证。>

对于这样的批判，卢前总统提出了如下意见。

<如果能毫不牺牲地全部获得大的利益，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是为了获得大的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小的利益，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对于过分夸大评价这种小牺牲的做法，我无法认同。只是对于未能维持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至今仍感到抱歉。为了维系与传统盟友台湾地区的关系，我们也在内部尝试了各种方法，尽了最大努力，但中方以前例为由提出要求，实属无奈。

当然，我们并非没有努力以委婉、间接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并缓和情绪。但是，本应事先明确告知与中国建交的事实，并表达“抱歉”之意，却未能做到，对此我更加感到痛心。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要以同等比重对待拥有超过12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和人口仅有数千万的台湾地区，实属不易。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为了获得“大”，不得不牺牲“小”，实在是无奈之举。>

卢前总统补充道。“我们在与中国建交时，也对台湾方面表示‘对不住’，但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现实是必须追求国家利益，其次，仔细想想，台湾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交往更为长久，也有这种想法。外交这种事情，是无法坦诚相待、请求谅解的。”

*“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7·7宣言）是指
1988年7月7日，卢泰愚总统发表了《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即所谓的《7·7宣言》六项条款。在该特别宣言中，卢总统阐明了北方政策的实践行动方针，如下所示。
1.推动各界各层面的韩民族同胞相互交流。
2.支援离散家属生死确认及相互访问。
3.开放韩朝直接贸易的门户。
4.承认我方友邦与朝鲜进行贸易。
5.终止韩朝之间的消耗性竞争和对抗外交。
6.我方有意协助朝鲜改善与美日等我方友邦的关系。

*北方政策相关主要日志
● 1973年 6月23日
发表《6·23宣言》。宣布：“对于不与我们为敌，理念与体制不同的共产国家，也开放门户”
● 1983年 6月29日
李范锡外务部长官在国防大学院举行的《6·23宣言》10周年纪念特别讲座中，首次在政府层面使用“北方政策”的概念

1988年
● 2月25日 卢泰愚总统在第13届总统就职演说中，表明将以全方位的外交政策推行北方政策
● 3月1日 卢泰愚总统在3·1节第69周年纪念词中，阐明北方政策与统一政策的关联性
● 5月30日 卢泰愚总统在第13届国会开幕式演说中，说明北方外交政策的推进背景
● 7月5日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卢布尔雅那开设贸易事务所
● 7月7日 卢泰愚总统发表6项条款的《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
● 10月3日 南斯拉夫在首尔开设贸易事务所
● 10月25日 韩国政府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建设常驻代表部
● 12月27日 匈牙利政府在首尔开设常驻代表部

1989年
● 2月1日 韩·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政府成立41年来首次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 4月3日 苏联在韩国开设协商贸易事务所
● 4月13日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在波兰开设贸易事务所
● 11月1日 韩·波兰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11月22日 卢泰愚总统访问匈牙利（韩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社会主义国家）
● 11月29日 韩苏就建立领事关系达成协议
● 12月27日 韩·南斯拉夫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90年
● 1月16日 与阿尔及利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2月22日 在苏联开设大韩民国驻苏领事处
● 3月20日 政府及执政党代表团至3月27日正式访问苏联（金泳三代表与朴哲彦长官之间发生不和）
● 3月22日 韩·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3月23日 韩·保加利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3月26日 韩·蒙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3月30日 韩·罗马尼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6月5日 卢泰愚总统在旧金山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首次韩苏首脑会谈（第一次韩苏首脑会谈）
● 9月30日 韩·苏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11月7日 南斯拉夫总统博里萨夫·约维奇访韩，为东欧集团国家元首首次访韩
● 11月15日 匈牙利总统贡茨·阿尔帕德访韩
● 12月7日 斯科洛夫就任首任驻韩苏联大使
● 12月13日 卢泰愚总统至12月17日正式访问苏联（第二次韩苏首脑会谈）

1991年
● 4月19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韩国。至4月20日在济州岛停留并举行首脑会谈（第三次韩苏首脑会谈）
● 8月22日 韩·阿尔巴尼亚建交
● 9月18日 联合国大会以全体一致通过南北韩加入联合国的议案
● 9月28日 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核武器裁减方案，宣布将废弃或撤走美国陆地及海上发射的短程核武器
● 11月8日 卢泰愚总统发表韩半岛无核化宣言
● 12月18日 卢泰愚总统宣布无核化
● 12月31日 韩朝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达成协议

1992年
● 8月24日 韩中同步发表建交公报
● 9月27日 卢泰愚总统正式访问中国。9月2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举行首脑会谈
● 11月18日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至11月20日正式访问韩国
● 12月22日 韩·越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与美国的摩擦说

《华盛顿邮报》在1988年11月16日题为《韩国的北方政策》的汉城发稿文章中曾作如下批判。

<韩美之间显而易见的摩擦是贸易和美军驻韩问题，但长期的危险性在于韩国的北方政策，即作为亚洲新民主国家起步的韩国，为引导朝鲜、确立和平，而寻求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共产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政策。卢泰愚总统为改变35年间朝鲜的恐怖行为，使其转变为合作姿态，并最终实现统一的举动，绝非易事。

里根、布什美国政府虽然支持卢总统为改善与共产国家关系所做的努力，但如果韩国帮助苏联开采西伯利亚的天然气，或帮助中国制造电脑，这将无法获得一直以来强烈主张维持驻韩美军的美国国会内保守主义者的好感……。在贸易问题和驻军问题尚可解决的情况下，韩美这两个盟邦却在如何应对北方共产军事国家的问题上互相掣肘，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也是一种讽刺。>

对于这样的批判，卢前总统作出了如下反驳。

<《华盛顿邮报》（1988年11月16日）报道称担忧第六共和国的北方政策，这令人无法理解。因为多数美国媒体对我的北方政策并非担忧，而是表示支持和极力称赞。而《华盛顿邮报》也属于多数媒体之列，因此反过来说担忧我们的北方政策，这令人难以信服。虽然也有人指出第六共和国的北方政策“侧重于在公关层面炫耀领导人的功绩”，但这都是不懂外交的人说的话。秘密外交即便不举世界外交史为例，也是极其正常的。不能从过去看待错误统治或政治的扭曲视角来审视外交，这是我的想法。>

金宗辉首席秘书的拔擢背景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后来，在北方外交过程中，报纸杂志等刊物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参谋之间不和，特别是美方对此不满的说法，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当时，美国在我的政策方面，以各种形式支持、信任和帮助我。如果美国对我感到不悦，那么在旧金山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促成旧金山会谈的过程中，美国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美国希望二战时期非常贫困的盟友们，在经济和民主主义上都得到发展，与美国并肩在国际社会上发挥出色作用，但除了韩国之外，没有其他这样的国家。

虽然台湾地区也有所发展，但与他们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即使在过去有外交关系时，美国也并未将台湾地区视为民主主义国家或地区。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本人，也被美国知识界人士排斥，认为他与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菲律宾也得到了大力援助，但状况却不尽如人意，总之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国家。韩国虽然处境艰难，但被视为自由阵营的前沿，作为捍卫自由的盟友，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民主主义和人权问题，但这也在我执政后得到了解决，不再成为问题。因此，美国认为韩国朝着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共同前进，对他们也有益处。对于曾与美国并肩作战、流血牺牲的盟友取得如此发展，美国感到欣慰，甚至引以为豪。而且，韩国总统要做的事情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又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

在口述证词之后，进行了关于北方政策的问答。

——请您说明一下您拔擢金宗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的背景。

“我从金宗辉还在军队时就对他很了解。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见解和逻辑上，他是第一人，为人真诚，曾任国防大学院教授等职，因此将领们和高级军官们都对金宗辉评价很高，非常尊敬他。真正开始信任这个人，是在1980年代初我担任保安司令官时，金宗辉对‘栗谷项目’进行了评估。

当时陆军、海军、空军各自的野心都很大。陆军只强调坦克，空军只强调飞机，海军只强调舰艇。因此，平衡性很差。再加上周永福先生担任国防部长后，空军也开始发声。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问题，因此我提出‘不如让逻辑严谨的金宗辉先生来进行评估’，并向总统作了报告。在那个过程中，我确认了‘这个人真的很有能力，很优秀’。”

——金宗辉首席秘书在1987年初最早向卢前总统建议实行总统直选制，是吗？

“我记得是这样的。”

“吸收统一”的说法不可取

——从某种角度来看，金宗辉先生给人一种“韩国基辛格”的感觉。 “他是个实干家。我最初并没有认为外交也需要征求他的意见，但渐渐地，我对他的咨询范围从安保扩大到了外交。”

——您刚才说北方政策的当前目标是统一，最终目标是将我们民族的活动空间扩展到北方。这最终意味着孤立乃至吸收统一朝鲜。如果能预先向国民说明这些目标并执行政策，保守派应该能够安心地看待韩朝关系。

“满洲居住着200万朝鲜族，俄罗斯的沿海地区原本也居住着30万同胞，但都被驱逐到了中亚。我曾试图将他们吸引回来。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叶利钦总统进行谈判，但他表示‘唯独这件事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少数民族纷纷起义，导致联邦解体，现在民族主义的呼声仍然很高，如果允许这件事，将会刺激其他地区，所以不行。我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开发沿海地区不是为了发展大韩民国，而是为了发展你们国家，不是吗？拥有丰富地下资源的冻土荒置在那里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认为我们有什么侵略性吗？’。

他们对日本、美国、中国都抱有警惕，唯独不警惕我们。所以我说‘开发沿海地区不是需要人吗？需要技术人员、劳动者，以及能够引领经济的资本家，你们打算怎么办？需要那里的（中亚）我们的同胞’，后来叶利钦最终表示‘集体回归不行，但不会阻止个人前往’，谈判才取得了进展。”

——事实上，卢前总统您对朝鲜推行的政策，是为了吸收朝鲜，以自由民主主义体制实现统一。但是，我记得您表面上曾对延亨默（译者注：延亨默/연형묵/Yon Hyong Muk，1931年11月3日-2005年10月22日，朝鲜政治人物，于1988年12月12日-1992年12月11日任朝鲜总理。1990年9月5日，延亨默与韩国总理姜英勋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一次朝韩总理会谈。他曾签署了许多重要的朝韩协议，其中包括1992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表示“我们没有吸收统一的想法”。

“我认为不应该将此定义为吸收的概念。当然，如果是德国式的统一，那就是吸收。从朝鲜的立场来看，即使他们马上就要灭亡，也有自尊心，所以‘你们要拉拢我，吸收统一我’这种话，即使事实真是如此，也不能说出口。现在的金大中总统也是一样。那么应该怎么说呢？说是和解、交流与合作，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吸收’这个词。通过和解与合作恢复同质性，自然就能实现统一。实际上也是这样发展的。特别是外交术语非常敏感，我们必须慎重选择用词。从这种立场来看，国内的学者或媒体可能会认为‘为什么不能说出口呢？难道不应该堂堂正正地表达出来吗？不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是显得卑躬屈膝吗？’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外交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我认为“吸收统一”这句话不应该说，但也没有必要说“不吸收统一”吧？正因为您说了不吸收统一，普通国民就会认为“统一是负担”，“统一后我们会吃亏”，利己主义盛行，而且我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也会借此攻击保守势力，将其作为批判保守势力的武器，说“吸收统一朝鲜与我们的对朝政策相悖，所以这是强硬论，是极右”。您讲话时使用的是外交辞令，但总统的话在朝鲜听到之前，我们全体国民都会先听到，因此其效果可能会朝其他方向发展。

“我曾用带有强烈否定吸收统一意味的表达方式说过话吗？”

——在金泳三总统时期，“不吸收统一”的言论变得正式化，并在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中成为了一项原则。

“在想要进行南北对话的情况下，否定吸收统一，无论哪个政权都会这样做，这是理所当然的。”

4. 东欧阵营建交秘闻 - 匈牙利发挥桥梁作用

匈牙利令人感激的理解

卢前总统接着开始了关于北方政策具体推进过程，即与东欧集团建交问题的证词。

<在东欧集团国家中，最先与匈牙利建交是有缘由的。可以说，我为首尔奥运会做准备的同时，也实际奠定了北方政策的基础，而与匈牙利建立的关系是最早的缘分。我们成功申办奥运会后，在筹备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朝鲜方面的阻挠活动。朝鲜曾威胁说“不应参加首尔奥运会”，最初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欧集团都与朝鲜保持了步调一致。“首尔不适合举办奥运会”的反对意见正面袭来，真是困难重重，甚至感到茫然无措。要如何突破这堵墙呢？

在这样的过程中，最先对首尔奥运会抱持正确认识，并以非官方形式表明支持和参与意愿的国家就是匈牙利。当时的匈牙利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密特先生，曾是匈牙利击剑国家队队员，也是奥运会奖牌获得者。他相对年轻，在作为奥运选手期间，有很多机会接触自由世界的人们，因此对西方世界的情况非常了解，也深受自由世界氛围的影响。所以我们彼此能够沟通。他表明支持首尔奥运会后，也努力向邻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熟人解释首尔的情况，以求得他们的理解。

他的支持与阿迪达斯公司达斯勒会长的全力奔走相结合，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过去认为的只是美国傀儡的韩国，以及首尔，并非如此。1984年，我出席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时，开始了秘密的宣传活动。我向多国代表和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说明了我们的奥运筹备情况，并借此机会开始阐述我一直以来的外交观，即应该将视线转向北方。我让匈牙利参与到奥运设施、主体育场等多种设施所需的电子系统、电子显示屏系统等项目中。

我以这种方式，逐步地以真心靠近其他东欧集团国家。最终成功争取到苏联代表，即格拉莫夫体育部长和斯米尔诺夫国际奥委会委员支持的契机，是在洛杉矶奥运会结束后，当年10月或11月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杉矶奥运会评估大会上。在那里，在达斯勒会长在场的情况下，我首次会见了苏联的格拉莫夫体育部长和斯米尔诺夫国际奥委会委员。我成功说服了他们，将关于“汉城奥运会不合适”的论断，转变为“参与”的结论。>

在这一部分，卢前总统说明了如下背景。“当时苏联方面的弱点在于，在举办莫斯科奥运会后，又缺席了洛杉矶奥运会，如果连汉城奥运会也缺席，那么一代年轻人的梦想将会受挫。即使是共产主义国家，年轻人的不满情绪也是一个巨大的弱点。我正是洞察到了这一点。”

朴哲彦特别辅佐官与匈牙利进行幕后协商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对于匈牙利，最初通过正式渠道也很困难。我选择了朴哲彦辅佐官，认为他是能够有力执行我的意志的人。在与匈牙利建交之前，朴辅佐官甚至会见了匈牙利最高实权人物格罗斯总书记（译者注：格罗斯·卡罗伊/Grósz Károly，1930年8月1日-1996年1月7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治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前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发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剧变中持稳健改革立场）。我的匈牙利访问，作为韩国总统首次访问东欧集团国家，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而且对于匈牙利而言，我也是在他们共和国独立后，首次迎接的自由阵营领导人。因此，我记得在匈牙利议会演讲时，感慨万千。>

卢泰愚总统于1989年11月欧洲五国巡访期间，作为韩国总统首次访问了匈牙利。11月23日，卢总统在匈牙利共和国国会以“携手开启和解新时代的伙伴”为题进行了演讲。

<匈牙利在当时的东欧集团中，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匈牙利在官方上虽然是社会主义体制国家，但在非官方层面，地下经济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匈牙利政府对此是默许的。在匈牙利，各种政党开始纷纷涌现。可能是因为不久后将要举行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小政党增加到了10个以上。而自由阵营国家的奥运会举办国总统到访的消息传开后，那些政党的代表们全部向我提出了会面申请。无论是大政党、小政党，甚至是学生运动代表，都希望与我会面。我分别地，或者将多人聚集在一起，尽可能地会见了他们所有人。

他们向我询问关于韩国的情况，也谈论匈牙利的未来。但我认为，他们都是曾经搞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因此可能会受到压迫，也可能具有推翻现状的叛逆精神，所以可能会使用比较粗犷的措辞，也可能会提出一些极端的主张，但意外地，他们却非常温和。我对他们当中一位留着长发的学生代表产生了隐隐的关注。他的穿着打扮也很奇特，我非常好奇他会说些什么。但是，在其他人都纷纷发言的情况下，他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于是我特意点名让他发言。

我问他“你是学生代表吗？”，他回答“是的”。 我再次问道“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现在的匈牙利学生在思考什么，梦想着什么，希望匈牙利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那位学生回答说“各位前辈都已经说过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听到这句话，我感觉虽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体制的痕迹尚未完全消退，但匈牙利将比我们发展得更快。>

具有东方氛围的匈牙利

时任长官孙柱焕表示，“匈牙利是我们与东欧集团建交的首个国家，而建交的契机是奥运会”。换句话说，首尔奥运会在与匈牙利建交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卢泰愚前总统也同意这一观点。“汉城奥运会在与匈牙利建交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匈牙利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东欧集团的大门”。

“匈牙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我曾饶有兴致地想，二三十个小政党之间难道不会互相倾轧吗？但交谈后发现他们非常温顺。他们既没有激烈批判自己过去搞社会主义的经历，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意见。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认为应该以民主主义的方式发展，这种意见如波澜不惊的水流般缓缓流淌。”

——10世纪建立匈牙利的人们是蒙古-突厥语系民族。他们从俄罗斯的方向而来，建立了征服王朝，因此带有一些东方氛围。
“与领导人们对话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根基所在。因此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共鸣，或者说是同志意识。见面时会感到比较亲近。这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哪些方面形成对比呢？

“德国在二战后虽然做出了很多让步，但其原本的民族性格就具有攻击性。日耳曼民族的攻击性特点依然存在。我与德国的多位领导人有过接触，像根舍外长这样的人，虽然被评价为德国的成功外长，但对我而言，还是有几件事记忆犹新。1981年，我作为特使访问德国，会见了根舍外长，他提到了金大中问题。对此我说： ‘我只想说一句。感谢诸位为金大中先生着想。但是，我个人比全体德国国民更加爱护金大中先生。所以，请不要再谈论此事了。’哈哈哈。

我担任总统就职后来到首尔，再次与他会面。那时，他还是极力自夸欧盟，即欧洲联合体，所以我对他说了一句：‘欧盟有多少人口？才几亿而已。21世纪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将来自东亚，请不要再那样说了。’”

——第六共和国时期，通过北方政策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39个，人口达17亿3千万。

“我记得是45个国家。”

——如果从数字上总结北方政策，可以说为韩国国民创造了与17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进行交流的市场和舞台。
“是这样的。后面还会提到。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5. 韩苏建交及戈尔巴乔夫 - 他对金钱一窍不通

戈尔巴乔夫响应《7·7宣言》

接着，卢前总统开始口述与苏联建交相关的秘辛。

<1988年7月7日，我发表了所谓的《7·7宣言》，大约两个月后的同年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了演讲。我听了那篇演讲后，不禁拍案叫绝。我感觉那是对《7·7宣言》的回应。当时，演讲中提到了朝鲜半岛和平、与韩国合作等重要内容。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并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苏联的官方路线与自由民主主义是不同的。所谓“改革”，是指他认为可以通过大幅弥补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薄弱环节和经济上的弱点，来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但他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而叶利钦则放弃了共产主义。

但是，我访问莫斯科（编者注：卢泰愚总统在韩苏建交后的1990年12月14日访问莫斯科，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首脑会谈），以及之后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后，顺道来到济州岛举行首脑会谈（1991年4月20日）时，他似乎对市场经济体制还缺乏了解，甚至没有正确地掌握利息的概念。因此，我向他详细解释了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我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后来，卸任总统后，我与戈尔巴乔夫见过几次面，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我相信，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的元首们，在听了我的讲述后，也一定深受触动。因为当时他们共同的反应都是一致的，即“今后将以韩国为自身的发展模式”。当时，我们通过多个渠道与苏方进行接触，我方由金宗辉首席秘书和朴哲彦政策辅佐官负责，分两个部门分工合作。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因为争夺角色而发生不和，之后也没有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因为他们只需要做好各自被赋予的工作即可，所以也不可能发生那种情况。

我布置任务并收到结果报告后，整理工作都交由金宗辉首席秘书负责。构思和制定全面计划也主要由金首席秘书方面负责。朴哲彦从第五共和国时期开始就一直担任对朝问题的秘密窗口角色，因此为了保持此类工作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才起用了他担任政策辅佐官。

关于1990年6月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韩·苏首脑会谈，是谁先提议举行的，这一点尚不明确。因为当时双方互通信号。但是，在那次会谈不久前的1990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派遣了自己的首席外交顾问多勃雷宁（前驻美大使）来见我。多勃雷宁以出席在韩国举行的前任国家元首会议（IAC: Inter Action Council）为由访韩，向我试探了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意向，并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意愿，即“苏方有意与韩国建交，但无法在韩国会面，愿意在华盛顿美苏会谈前后在旧金山会面”。>

*戈尔巴乔夫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演讲

1988年9月16日，即首尔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戈尔巴乔夫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称“在以朝鲜半岛局势全面好转为前提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巩固与韩国经济关系的机会”。戈尔巴乔夫还在当天的演讲中提议“在苏联、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海岸线交汇地区举行旨在裁减军备和限制军事行动的多边谈判”。卢泰愚总统在1988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对此表示回应，呼吁在戈尔巴乔夫提及的五个国家的基础上，再加入美国，构建“和平协议体”。

戈尔巴乔夫的玩笑

据孙柱焕前长官的证言，当时韩国政府正在讨论最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面，但应苏方要求，会谈地点最终定在了旧金山。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我认为多勃雷宁的访韩是戈尔巴乔夫对我们之前通过多个渠道向苏方发出的信号的回应。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感受到了我的想法并作出了回应。当时，苏方极为秘密地推进了多勃雷宁的特殊任务，甚至连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都不知道。但是，当时有人说（韩苏）像是在讨价还价，商议经济合作的金额，这与事实不符。当时在场只是笼统地谈到了经济合作，完全没有讨价还价。之后，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也只是谈到了经济合作的原则，具体事项则是在那之后很久，由我方金钟仁经济首席秘书和苏方马斯利科夫副总理之间进行讨论的。

虽然两国事先进行了频繁的交涉，但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是突然决定的。在日本访问（编者注：卢总统于1990年5月24日至26日访问日本，并在日本国会以“变化的世界中的新韩日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前夕，苏方发来了最终答复。多勃雷宁来访是在1990年5月20日，三天后的5月23日，我们举行了前任国家元首会议（IAC）的与会者招待晚宴，而我在常春斋与多勃雷宁的会面是秘密进行的。第二天我就去了日本，5月26日返回。又过了一周，即6月3日，我去了旧金山。可以说是非常紧迫地运转。

事后来看，苏方之所以对我们感兴趣，是因为消费品。当时苏联在开放后，消费品几乎被一扫而空。因此，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希望我们能提供消费品。其次，韩国的发展模式对他们有所帮助。因此，他们希望在苏联今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能够得到韩国企业和韩国政府经济开发部门的官员、参谋们的协助。此外，由于苏联当时正大量举借外债，因此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现金贷款。我收到相关报告后，指示有关人员“研究我们能够提供多少援助”。

所谓的经济合作并非无偿援助，而是打算按照国际利率借给他们。结果是，30亿美元比较合适，其中一半以现金贷款的形式提供，另一半以物资的形式提供比较理想。我拿着这个结果，让他们与苏方进行协商。当时的情况真是非常紧迫。我从5月24日到26日访问日本回来后，韩国总统将会见苏联总统的消息开始逐渐传出。因此记者们一片哗然，但韩苏两国已达成协议，决定稍后发布消息。原定的发布日期是5月31日，但媒体界已经开始流传相关消息。因此，金宗辉首席秘书以非公开形式进行了简报。 然而，釜山地区的一家报纸却打破了这一约定，抢先进行了报道。日本电视台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报社方面则抗议为何不让报道，引发了一场骚动。

1990年6月5日，我在旧金山首次见到戈尔巴乔夫时，他说“现在冰冻的冰层开始融化了。我们两人的会面本身就是解冻”。我回应他的话，考虑到建交，表示“现在我认为是我们收获果实的时候了”。戈尔巴乔夫听后开玩笑说，“果实要熟了才能吃，没熟的果实吃了会肚子疼”。我就说，“请您了解一下，在东方国家，论隐忍等待，没人可以比得上卢某。像卢某这样隐忍等待的人，如果说出‘现在可以摘果子吃了’，那就说明果实已经完全成熟了”。我记得当时我这样说，使气氛变得轻松自然。>

对苏30亿美元援助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为改善韩国与东欧，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与舒尔茨国务卿的缘分始于里根总统时期我访问美国之时。在首尔奥运会前夕，舒尔茨国务卿曾给予我特别大的帮助。大约在1984年，朝鲜在社会主义国家体育部长会议上威胁说：“参加首尔奥运会的家伙们将无法活着回去。” 因此，当时有传言称朝鲜可能会发动恐怖袭击。

经过深思熟虑，我请求舒尔茨国务卿提供帮助。他接受了我的访韩请求，亲自来到韩国。我将他安排在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并通过媒体宣传，让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他的身影。这是为了展现我们阻止任何恐怖主义的决心。舒尔茨对此给予了充分配合。正因为有这样的交情，我在推进北方政策时，能够与舒尔茨敞开心扉地交流。舒尔茨国务卿在苏联、东欧、中国等地也拥有众多朋友。我曾请求舒尔茨“请您务必让您的亲近之人理解并贯彻我的意图”，而舒尔茨也应允了我的请求。因此，在韩苏关系方面，舒尔茨国务卿也做出了诸多贡献。尤其是在旧金山韩苏首脑会谈期间，舒尔茨国务卿的帮助在幕后发挥了巨大作用。

韩苏建交可以被认为对韩半岛的稳定乃至韩国的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没有精确的数字计算，但当苏联将对朝鲜出口的石油价格从共产主义阵营的特殊价格提升至国际市场价格时，朝鲜的原油进口负担对朝鲜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武器体系方面，飞机、火箭等高精尖武器支援的削减为韩国安保预算带来的削减或保留效应等，都是巨大的。仅飞机一项价值就难以估量。韩苏经济合作之后，苏联对朝鲜的战斗机支援立即中断。

对于30亿美元的援助，众说纷纭，但考虑到减少了朝鲜的威胁，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我们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无论如何，在那之后，苏联方面中断了原计划向朝鲜提供比米格-29更先进的苏霍伊战斗机的计划。并且，石油、最新武器等支援也相继中断。我们用这笔钱购买了韩国的消费品，使得韩苏之间的贸易量开始剧增。而且，提供原材料也附带了条件（编者注：苏联从1991年开始取消对朝鲜的贸易优惠待遇，要求现金支付。这导致朝鲜从苏联的石油进口量减少了75%）。

朝鲜需要施压才会变得顺从

令人惋惜的是，后来的政权疏远了韩苏关系。如此艰难缔结的邦交，至少不应该使其倒退，这令人感到遗憾。如果要使其恢复原状，势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派遣多勃雷宁来访，还是在旧金山与戈尔巴乔夫直接会面，我们都只是就经济合作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并未曾讨论过具体的金额。

为了展现韩美同盟关系的持续性，韩方请求在韩苏首脑会谈结束后能够让我访问白宫，而白宫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时任美国驻韩大使格雷格曾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展现美国明确支持韩苏关系取得突破的姿态，能够彻底消除韩国国民认为美国反对韩苏直接接触的看法。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忧与苏联突然建立信任关系可能会引发朝鲜的挑衅。韩方分析结果显示，朝鲜方面，如果我们稍显软弱，他们就会试图侵犯；如果我们表现强硬，他们则绝不敢采取挑衅行为。苏联之所以向美国屈服，也是因为里根总统、老布什总统以“不妨一试”的态度果断出击。我认为，我和老布什总统之所以能够牵制住朝鲜，正是因为这种决心传达给了金日成，才使得金日成不敢轻举妄动，最终甚至达成了无核化宣言。

卢泰愚总统就韩苏建交相关的“为推行亲苏政策而煽动反美情绪”等误解表示，这与事实不符，并对此感到惋惜。以下是直接听取的口述证言：

<在首尔奥运会期间，曾有意见认为，我们是否操纵观众，让他们狂热地为苏联队加油，并在美苏对决时为苏联队助威。我想就此问题简要谈谈我的看法。我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只有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参加了，美国民众却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欢迎，甚至比为美国选手加油还要热情。

同样，首尔奥运会也因为朝鲜的阻挠，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反对参加，历经曲折最终才得以参与，因此作为东道主，我们表达了欢迎之情。而且，国民对美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太友好的情绪。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参议员等都曾一度反对举办首尔奥运会，不是吗？国民中也存在着“我们最信任的美国竟然这样，难道是要帮助金日成，让我们难堪吗？”这样的情绪。>

经济合作并非对苏建交的条件

卢前总统解释说，有关苏联方面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合作资金而拖延韩苏建交进程的报道，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传言。 <为了韩苏建交，我曾积极努力，包括发送亲笔信等。然而，所谓苏联方面以经济援助为条件，拖延建交谈判的说法，与事实不符。1990年9月30日两国建交，当我访问苏联时，苏联国内局势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已十分困难。他在首脑会谈中坦言，需要说服包括议会在内的众多人士，令他感到焦头烂额。我能理解他的处境。

当时，自由与开放之风开始吹拂苏联。我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编者注：卢总统于1990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大学以“跨越冷战之墙，迈向和平与繁荣”为主题发表演讲）时，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赞赏。我曾讲道：“我从首尔出发时，因为听说莫斯科是非常寒冷的城市，寒冷地区，所以特意带了御寒的皮帽和厚厚的衣服。但来到这里后，却发现比首尔还要温暖。我感到很奇怪，仔细思考后才意识到，原来这是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温暖春风啊。因此我才感到温暖。”

另一方面，由于流通领域的动脉硬化，苏联人民正遭受着巨大的不便，一些地区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堆积如山，而另一些地区却物资匮乏。诸如此类的不满在议会中不断涌现，戈尔巴乔夫为此伤透脑筋。关于苏联对韩半岛政策的转变，唐·奥伯多弗在《两个韩国》一书中做了很好的阐述，即早在1988年，苏联共产党内部就已经讨论并形成决议：“韩国是远东地区最有希望的经济伙伴”，如果再不加快与韩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恐怕会错失良机。我认为，这一决定的首要因素是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影响，其次是《7·7宣言》的影响。>

谢瓦尔德纳泽提前建交日期

原本两国政府商定的韩苏建交预定日期是1991年1月1日。然而，苏联方面将建交日期提前至1990年9月30日。就当时的韩苏关系而言，这无疑是一起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事件。以下是卢总统关于建交日期提前内幕的口述证言。

<谢瓦尔德纳泽尤其在韩苏建交日期问题上欣然接受了韩方的请求。韩方统一了意见，认为建交宜在1990年年内完成。当时谢瓦尔德纳泽正在纽约出席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韩国政府指示时任外务部长官崔浩中，在当地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尽可能争取提前建交日期。崔长官在建交声明发布前几天，在一个外交招待会上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并转达了这一意愿，谢瓦尔德纳泽出人意料地在建交声明发布当天，即9月30日，接受了韩国政府的提议。

他拿出笔，删除了声明中写着的建交预定日期“1991年1月1日”，并改写为“1990年9月30日”。当日，两国[韩国和苏联]外长签署了韩苏建交文件，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编者注：谢瓦尔德纳泽在此之前访问了朝鲜，向朝方通报了韩苏建交方针，但遭到朝鲜当局近乎威胁的无礼对待，对此感到不悦）。

然而，说我访问莫斯科（1990年12月14日）时拒绝讨论经济援助的具体计划或金额，这与事实不符。关于具体的计划或金额，我已经指示工作人员进行研究。有关请求50亿美元援助等说法，是实务部门所为，我记不太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确定的总金额为30亿美元，其中一半为现金贷款，另一半为出口物资供应。

从表面上看，经济合作贷款（匈牙利6亿美元，苏联30亿美元等）的金额确实巨大。但是，考虑到通过北方外交，国家安全威胁得以降低，为韩方带来了削减军费的效果，从长远来看，这笔费用并不能算作巨额支出。而且，这笔钱并非无偿赠予，而是借贷，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存在贸易逆差，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北方国家出口额却大幅增加，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因此，不应以贷款问题为借口，抹杀北方外交的成果。韩苏建交先于韩中建交，是出于我的“远交近攻”战略考量。即先与远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最终改善与朝鲜的关系。金宗辉首席秘书很好地将我的这一战略付诸实践。>

在济州岛慰劳戈尔巴乔夫夫妇

<在济州岛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首脑会谈时（1991年4月20日），两国已经建交，而且是第三次会谈，因此双方关系已经相当亲近。当时，戈尔巴乔夫正访问日本，但由于包括北方五岛问题在内的日苏两国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未能如愿解决，他显得精疲力尽。他看起来心情非常不好。我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尽力想慰劳他们夫妇二人。因此，我安排他们在开业不久的济州新罗酒店入住，并对他们夫妇说：“请忘掉在日本的事情吧。就当是来度蜜月了。我为你们这对新婚夫妇准备了一个房间，请忘却一切，和我共进晚餐后，好好休息。我现在唯一能为你们做的，就是这些了。” 听了这番话，他们夫妇二人似乎深受感动。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女士似乎很在意苏联国内的舆论。她在视察济州岛海女和水产品销售场所时，特意摆拍了一些触摸鱼类等水产品的照片，并安排在电视上播出（编者注：在本次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承诺，苏联将不会对韩国加入联合国行使否决权）。

在他卸任公职后，我曾两三次在首尔会见前来演讲的他。他曾是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领袖人物，却因为自己扎根的国家未能发展顺利，最终未能获得公正的评价。如果他的思想和理论能够成为苏联发展的新方向的基石和根基，并受到全世界的赞誉，那么戈尔巴乔夫今天就不会如此落寞。无论印象多么美好，理论多么正确，一旦无法在现实中被接受，终将沦落至此。即便如此，我认为也不应一味贬低他的评价。评价应该在更遥远的未来做出，现在不应妄下断论。

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尽管现在的苏联已经解体，陷入极度困境，但如果当时出现与戈尔巴乔夫截然相反的人物，以军事霸权国家自居，决不退让，与自由阵营争夺霸权，那么人类恐怕早已陷入灾难之中。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过于轻视经济，认为只要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也会自然而然地跟上。还有一点，戈尔巴乔夫未能放弃共产主义，这也引发了混乱。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是一位高手。

戈尔巴乔夫提议“更换经济智囊”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头脑敏锐、反应迅速、在诸多方面都展现出智慧眼光的领导人。然而，唯独在经济知识方面，他的水平似乎不足，甚至令人怀疑。如果他对市场经济稍有了解，苏联经济或许不会沦落到如此糟糕的境地。他似乎也迟迟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

或许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在首脑会谈时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我的数百名经济智囊毫无用处，不如用他们换你的一位智囊吧。” 于是我也开玩笑地回应道：“可以啊。我把我的金钟仁经济首席秘书留在这里给你，请好好利用。至于贵方的智囊，我看就不必带来了。”

韩国媒体大篇幅报道了美国强烈批评韩国北方政策的新闻。金宗辉首席秘书看到后，向我建议说：“韩苏建交固然重要，但韩美关系也必须牢固。” 因此，考虑到韩苏首脑会谈是在美国领土旧金山举行，如果在会谈结束后没有与美国总统的成功会晤，那么作为韩国后盾的美国也会感到奇怪，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提议举行韩美首脑会谈。

美国总统的日程通常至少提前半年就已排定。然而，我不可能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后，因为日期未定就在美国观光一周，也不可能返回韩国后再来。只有在那之后尽快举行韩美首脑会谈，才能在政治上更具形式，并向国内外展示韩美关系的巩固，从而阻止朝鲜的离间计。为了进行事先协调，金宗辉首席秘书秘密访问了美国。

当时，希腊总统（或总理）原定与老布什总统会面，但为了韩美首脑会谈，希腊方面调整了日程，使得韩美首脑会谈（1990年6月6日，华盛顿）得以在韩苏首脑会谈次日举行。希腊的日程可能被推迟到了第二天，或者当天下午。我认为，旧金山会谈的成功，是韩国的进步性变化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决断共同促成的。

多勃雷宁只代表外交部发言，但我知道军方是反对韩苏建交的。而且，与军队有关联的军工产业部门，似乎也考虑到对朝鲜武器出口的利益，对此持负面态度。因此，最终是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层最终决定了韩苏建交。韩国方面的主动提议和积极氛围，以及在亚运会和奥运会上展现出的风貌和经济实力，韩国积极主动、充满自信的外交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决定的达成。

虽然是苏联方面提议在旧金山举行会谈，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多个渠道与苏联进行了接触。第六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推进北方政策时，经常提及中国。但我们判断，与苏联打交道更容易，也更容易取得快速进展，因此集中力量攻克苏联。>

以经济合作换取对朝武器支援的切断

金宗辉首席秘书向我报告说：“在没有建交的情况下，阁下访问莫斯科或戈尔巴乔夫访问首尔是不可能的。因此，会谈地点必须是第三地区，莫斯科不合适，应该是边境地区。” 正在这时，我们收到了情报报告，称“戈尔巴乔夫将访问华盛顿，并在归途中途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返回”。我们立即与苏联方面联系，提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谈，但苏联方面派遣多勃雷宁回复说，旧金山更好。

在与苏联建交的过程中，关于经济合作贷款的具体金额，是马斯柳科夫副总理访问首尔后与金钟仁首席秘书敲定的。当时，苏联在与韩国建交的同时，决定限制向朝鲜提供此前援助的高精尖武器，这一决定是在1990年8月我与马斯柳科夫副总理另行会面时确定的。在那次会面中，我提出了两项原则。

当苏联方面首先提出经济合作贷款请求时，我说：“这样做不太妥当。这对贵方和韩国双方都不利。如果在建交之前就进行经济合作，就会显得我们是用金钱买来的建交。贵方是最大强国，如果先接受经济合作，就会显得是在出售建交。我们有进行经济合作的原则，最好将经济合作推迟到建交之后。”

当时，金宗辉首席秘书也表示：“在我国国内，也有很多人批评韩苏建交。如果贵方在我们与贵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情况下，仍然向朝鲜提供高精尖武器，比如说战斗机、坦克、导弹或军事合作、军事援助，我个人也将成为反对对苏经济合作的人。” 听了这番话，马斯柳科夫副总理表示：“一旦与韩国达成经济合作，将立即中断对朝军事合作。” 正因为有了这一承诺，此后苏联方面没有向朝鲜提供过一架战斗机、一辆坦克或一枚导弹。

我首次访问苏联时，由于对苏联的未来感到不安，也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各位部长进行了会面。当时，叶利钦因为未能成为苏联总统，正试图推动俄罗斯从苏联分离独立。因此，他提议韩国与俄罗斯共和国也建立单独的外交关系。为了不让叶利钦感到不悦，我含糊其辞，用委婉的措辞拒绝了这一提议。日本方面似乎对韩苏建交持警惕观望态度，但对韩中建交则持合作态度。>
接着，卢前总统将话题转向了1992年11月18日至19日叶利钦俄罗斯总统访韩时，有关苏联方面击落的大韩航空007号航班黑匣子的事件。当时，韩国媒体曾质疑“收到了假黑匣子”，并指责韩国政府外交无能。黑匣子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以下是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言。

大韩航空黑匣子的真相

[我相信，叶利钦本人也绝不会认为他给了我假的黑匣子。黑匣子这个说法并非来自苏联方面，而是我们这边猜测并夸大，最终引发了一场骚动。]

金宗辉首席秘书曾就黑匣子事件补充证言如下： “黑匣子骚动，感觉像是被当作记者们感兴趣的谈资之一来对待了。那原本就不是什么黑匣子，而是叶利钦为了向卢总统表示亲近和诚意，而准备将（被击落的大韩航空飞机残骸）实物展示给他看。可以理解为，作为一种表达亲近和诚意的姿态，他事先没有透露，而是准备了一份礼物。当时，正值叶利钦非常需要卢总统和韩国的时候。他有利用韩国来开展对外外交的一面，意在对外，特别是对日本，炫耀与韩国的亲近关系。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他希望从韩国获得更多的经济合作。”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证言。 <我记不清“黑匣子”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的，我从未从叶利钦口中听到过“黑匣子”这个词。然而，媒体却都说是黑匣子。但另一方面，仔细想想，当时的叶利钦对我和韩国抱有非常好的印象。相反，他对朝鲜毫不掩饰敌意，我对此感受深刻。因此，我们两人能够心意相通地举行首脑会谈。我无法想象他会欺骗我们，或者上演一出闹剧。

虽然我不清楚他拿来的究竟是被击落的大韩航空飞机的发动机部分，还是其他部分，但我最终的结论是，他一定是真心实意地认为，将找到的大韩航空飞机残骸的一部分珍重地带来，既能表达歉意，又能展现他们的诚意（编者注：叶利钦在访韩期间，承诺废除旧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第一条的武力自动介入条款，从而结束了与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

中亚地区侨民向沿海州迁移的作战

现在我们可能因为生活困苦而觉得30亿美元（实际提供约15亿美元）是一笔巨款，但即使现在，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尽快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必要亲眼确认一下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宝库。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由于曾遭受日本的侵略，两国关系生疏；与美国仍然处于竞争状态；与中国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因此，最没有负担的国家就是韩国。特别是韩国拥有工业领域的技术和诀窍，且不会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我们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令人惋惜。

总之，对于向苏联提供的30亿美元经济合作资金，虽然有很多批评，但在我看来，仅就俄罗斯不再向朝鲜提供武器而言，30亿美元也是物超所值。

1992年11月1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并在次日，即11月19日，与我举行首脑会谈，并在国会议事堂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表示将放弃共产主义，学习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叶利钦在认识到国际现实后，又来到韩国亲身经历，似乎意识到了他们过去所犯的愚蠢错误。叶利钦似乎是一位性情急躁的人。他首次访韩时，我曾与他进行了一场网球比赛。我在任期间，曾与两位外国元首进行过三次网球比赛。第一次是与老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的网球赛，还有一次是老布什总统访韩时在青瓦台再次进行的比赛。

或许是得知了此事，叶利钦总统主动提议进行网球比赛。据说他曾聘请一位参加过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苏联选手担任教练，练习了几个月，访韩时还带来了那位教练。因此，我们决定进行一场友谊赛。身材高大的叶利钦总统，据说大学时代曾是排球运动员，虽然不是国家队队员，但实力却被公认为达到了国家队水平。因此，他以排球扣球的技巧正手大力击球，打得好的时候扣杀非常有力，打不好的时候则会无力地落在球网上。

虽然他练习了几个月，但似乎并不熟练。比赛时，叶利钦和他的教练一组，我们这边则由我和李贤雨警卫室长组队。结果第一局叶利钦就输了。他似乎不甘心失败，要求再来一局。我原本就没打算赢，而且考虑到如果我继续向他发球，我们很可能会再次获胜，于是我将球发向了他的教练，让教练来控制局面，最终以1比1的比分打成平局。>

金泳三与朴哲彦的矛盾

随后，围绕韩苏建交这一主题，进行了问答环节。

——谢瓦尔德纳泽将建交日期提前至1990年9月30日的原因之一，是否也包括他在访问朝鲜时遭受侮辱的个人情绪？

“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朝鲜方面认为那样做会奏效，所以才那样（无礼地）做，但在正常的外交常识看来，做出这种事情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竟然敢恐吓其宗主国苏联的外长。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种事情。然而，那种做法却能奏效，这就是金日成的能力。虽然不是金日成直接进行恐吓，但金日成确实是一个拥有特殊手段的人，他能够吸引、俘获外国人的心，并与之形成共鸣。”

——原本在建交之前就经济合作进行讨论，并以此作为建交条件，苏联方面本可以获得相当多的经济合作资金。在决定建交之后才开始进行经济合作谈判，这难道不是顺序颠倒了吗？

“那是因为苏联这个国家，即使现在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但仍然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国家。我们是因为有需要才（与苏联建交），但用金钱购买建交，在苏联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侮辱。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对方的立场我也了解，所以即使参谋们之间出现那样的议论，我也将其搁置了。”

——苏联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是吗？

“没错。我们可能会认为，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了大量资金，才对德国统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联几乎是拱手相让。在经济方面，苏联不太懂得如何处理金钱。他们甚至不理解利息的概念。这与中国人完全不同。而且，他们作为超级大国，自尊心非常强。”

——1990年初，金泳三总裁在朴哲彦辅佐官的陪同下访问苏联，在向戈尔巴乔夫递交亲笔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您对此有何看法？

“最初是金泳三先生提议让朴哲彦一同前往。朴哲彦本不想去，是我让他去的，所以朴哲彦才跟随前往。出发之前一切都还好。然而，刚一抵达就出了问题。朴哲彦是循规蹈矩的公务员出身，因此深知处理外交事务的根本原则。然而，这位先生（金泳三）完全无视（外交程序），因此双方意见从根本上就存在分歧。朴哲彦说‘不行’，对方就会说‘胡说八道’，因此两人产生了隔阂。”

6. 与朴正熙、全斗焕的缘分

青瓦台脱逃作战

卢前总统说：“退任后还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然后提议休息一下。卢前总统给采访人员每人倒了一杯马祖昂葡萄酒，并介绍了一件他在青瓦台时期的轶事。

“大概是我刚进入青瓦台后迎来的第一个阴历正月十五吧。我想赏月，就走到院子里。一个人赏月觉得有些孤单，就叫了我的夫人出来，突然我们俩都想回家。所以我们俩就想偷偷溜走……刚开始大概出来了5分钟，所以没人发现，但不到5分钟，警卫人员就开始监视我们了。所以我们进去再出来，他们还是监视……我们研究了一个多小时看有没有办法（出去），但没成功，只好放弃了。真是想逃离青瓦台，哈哈哈。”

卢前总统说：“很久没说话，突然说这么多，嗓子疼，也觉得累了。”他虽然面露疲惫，但还是愉快地享用了午餐，并继续交谈。
——您和全斗焕前总统在高中（大邱工业高中）时互不认识吗？

“那时候不认识。那位先生虽然比我大一岁，但在学校（译者注：大邱工业高中）里是我的后辈。他小时候父亲搬到了满洲，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所以上学晚了。估计他在学校也比我低一两届。陆军士官学校晚上有‘燃灯’制度。熄灯后，他会毫不例外地留下来学习，早上也会在起床前一两个小时起床学习。我至今没有见过像全斗焕总统那样努力的人。”

——卢前总统，您在军人时期是如何看待朴总统的“十月维新”的？

“包括我在内的军官们认为‘十月维新’是民族自尊和自主国防。其民族主义色彩很浓。那时我还是联队长（译者注：对应中国军队中的团长），曾担任国防部长的吴滋福先生虽然不在同一个师团，但当时也和我一起担任联队长。军司令官就‘十月维新’进行了解释后，进入了提问讨论环节，吴滋福先生站起来问军司令官：‘金日成也在强调民族主义，那么金日成的民族主义和“十月维新”的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 结果军司令官说：‘这都不知道吗？金日成那家伙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们的才是真的！’”（众人笑）

——朴总统知道“一心会”的存在吗？

“我们也不知道‘一心会’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后辈们起的。我们只知道以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为中心，青年军官中健康的骨干正在茁壮成长。初期，军队的主导权掌握在平安道和咸镜道出身的人手中。李承晚博士很好地进行了调整。5·16军事政变后，这个主流开始瓦解。以前北方（朝鲜）出身的人是高级干部的多数，现在南方（韩国）出身的人是多数，这是自然现象。（译者注：朝鲜王朝时期将朝鲜半岛全境划分为八道，包括咸镜道、平安道、黄海道、京畿道、江原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朝鲜八道也是现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行政区划的基础，朝鲜半岛分裂后，朝鲜占据前三道，韩国占据后五道）

情况变成这样后，南方出身的人中，庆尚道出身的人占绝大多数。在6·25战争前后，庆尚道的年轻人都去参军了。其他地区因为避难等原因，参军人数较少。所以，军队干部中有三分之二是庆尚道人。因此，军队的主流自然就转向了庆尚道。朴总统也是庆尚道出身，所以也只能顺应这个趋势。”

卢泰愚少尉与朴正熙师团长

——卢前总统您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中最早见到朴总统的吧。当时您在朴总统担任第5师团长时担任小队长，是吗？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我担任小队长的第一个部队就是第5师团。”

——有传闻说朴师团长那时在去陆军大学进修之前，还特意去拜访了卢小队长。

“我当时只是个初级军官，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师团长是否特别器重我之类的事情。不过，我大致知道，一般来说，高级指挥官们对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非常关注，并且强烈希望只培养我们成为清廉正直的人才。因此，我们才能够毫无畏惧地坦诚交流。我赴任时，从前辈那里听到‘你要去哪里？’，我回答‘我要去第5师团赴任了’，前辈说‘朴正熙准将是第5师团长吧。那真是太好了’。因为有这样的先入之见，也相信有器重并培养我们的人在，所以我就能够坚持信念地工作。

正在这时，师团长联系我说要一起吃饭。师团长主动邀请小队长吃饭的情况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也感到非常荣幸。那时我正在监督大队射击场的整修工作，就去了，和师团长一起吃了饭。朴总统问了很多关于我初级军官生活的情况等等。

吃完午饭，眼看就要分别了。我说了句‘谢谢款待，我告辞了’，敬了个礼，那时我大概是中尉吧。结果师团长叫住我，说要和我聊聊。当时我的部队驻扎在杆城。师团长说‘我打算去海边打野鸭，要不要一起去？’，我说‘我有任务在身’。‘什么任务？’，我回答‘我正在整修射击场，所以去不了’。师团长说‘那没办法了。好好干’，我说了声‘是’，转身要走，他又叫住我。我走过去，朴总统说‘我将要离开师团了’，我问‘是吗？您要去哪里？’，他说‘大概要去陆军大学了吧’。

我瞬间感到心情复杂，但那时身份也决定了我无法做些什么，只能说了句‘祝您一路顺风’，敬礼后就告别了。回来的时候，虽然年纪还小，但心里想‘啊，真应该跟着一起去……’。就这样和这位长官分别了，后来发生了革命，在某个时期我和朴总统单独会面，朴总统说‘你小子，那时我可是很失望啊’。”

“我喜欢郑昇和先生”

——我个人是这样思考12·12事件起因的。我认为在朴总统去世后，我们军队内部存在两股势力，一股是对金载圭的行为感到义愤填膺，认为‘金载圭那样做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对朴总统抱有追思之情，并从道义论立场上感到愤慨的势力；另一股是对朴总统统治持批判态度，认为‘应该改变维新体制’，并将其视为民主化机会的势力。我认为这两股势力的冲突最终导致了12·12事件。

“根据我当时感受到的情况，在军部内部，几乎没有人认为朴总统的去世是走向民主主义不可避免的事情。加害者金载圭完全清楚朴总统对他的器重和栽培之恩。因此，（军部内）普遍的情绪是，怎么会发生这种天理难容的事情。这是当时的基本情绪。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说法，金载圭的律师方面甚至恐吓检察官方面。他们对试图追究金载圭罪行的检察机关施压，说‘现在世道变了，你们真的了解你们上司的意思吗？’。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意识到‘金载圭也形成了相当的势力’。
我完全相信郑昇和先生的立场。我喜欢郑昇和先生。郑昇和先生也很器重我。正是因为器重我，郑昇和先生才特意指示我，让我去吊唁故朴总统。以前我也曾在反间谍部队担任他的部下。他是我在军队中尊敬的人之一。但是，他的处境变得很糟糕。虽然他没有直接责任，但正因为如此，金载圭才得以向部下鼓劲说‘陆军参谋总长也在这里’，从而酿成了滔天大祸。按照军队的常识，即使从道义上来说，也应该‘承担责任’。这是当时的舆论。 所以，我纯粹是出于不想让我至今尊敬的郑昇和将军的形象继续蒙尘的想法。”

孙柱焕前长官在12·12事件当时是《中央日报》社会部部长。孙长官从记者角度对当时的时局走向做出了如下说明。

“根据我当时作为记者观察到的时局情况，朴正熙总统之后，权力的核心必然是军部。集中于朴正熙一人的权力突然变成真空状态，根据力量原理，组织性最强的军队必然会填补权力真空。当时，政治圈既没有能力组织国民力量，也没有能力自我控制，更没有能力收拾混乱，发挥填补权力空白的核心作用。

从宏观角度来看待12·12事件，就是军队这一势力在进入权力真空状态的过程中，由谁来填补真空的问题。当时，正规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人是军队的核心精英集团，因此我认为，精锐化的这个集团承担了这一角色。12·12事件的过程本身很简单。陆军参谋总长出现在搜查线上，在此过程中，他本人进行了抵抗，并且还有部分支持他的军队指挥官。我认为这就是冲突的起因。我认为，即使没有12·12事件，之后的军队也必然由正规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人主导。”

7. 韩中建交及台湾问题

天安门事件后站在中国一边，说服布什

短暂休息后，卢前总统开始口述韩中建交的证词。

<韩中关系的进展与消除地区隔阂并非没有关联。1982年我下到光州时，为了消除根深蒂固的地区隔阂，我强调必须与中国建交。我解释说，如果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国的发展轴将从首尔-大田-大邱-釜山轴转变为首尔-仁川-群山-光州-木浦轴。因此我说： “拥有超过日本人口10倍以上的12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市场即将开放，我国的西海岸不可能不发展。这样一来，人就会聚集到发展的地方，而这正是开辟消除地区隔阂的切实可行之路。” 我一直以来都对与中国建交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1989年6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世界各地掀起谴责中国政府的浪潮，外交关系也蒙上阴影。我曾与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国防部长舒尔茨等多位人士就天安门事件进行过对话。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立场相当强硬，美国国会也出现了强硬论调。我努力缓和了这种局面。

我对布什总统、撒切尔夫人、舒尔茨部长等人解释了东方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国民性等，并说服他们不应造成不幸的后果。我强调：“我们不能仅凭自由民权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考虑到中国人民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 我说了一些如果中方知晓，会相当感激的话。布什总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1990年中国举办亚运会时，我也对中国提供了支持。1991年11月12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为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三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而访问韩国，我接见了他，并谈及韩中两国悠久的历史渊源。我提醒他，壬辰倭乱时，我国国土几乎沦为废墟，在经历屈辱和逆境的同时，我们的祖先为了坚守与中国的信义（为了不借道给日本攻打明朝），付出了巨大努力。我强调，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两国，过去从未中断关系哪怕仅仅几年，而如今却断交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对于我们两国的所有祖先和灵魂来说，都是犯下了巨大的罪过。

因此，我强调，尽快结束这种断绝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我们肩负的最重大的使命。我嘱咐他将我的这一想法如实转达给中国领导人。

与台湾断交的哀史

在推进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个人也对此抱有浓厚兴趣，并不遗余力地给予我支持。正是在这种努力下，韩中建交得以实现，1992年4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出席亚太经社会（ESCAP）大会期间，向访问中国的韩国外务长官李相玉秘密提议建交。

最初，韩国政府曾期待韩中关系能够先于韩苏关系取得进展。然而，中方欢迎韩国民营企业家访华，但对政府官员的访问却态度为难，并坚持只有在朝鲜与日本、美国改善关系后，他们才能与韩国改善关系。因此，两国关系未能取得进展。

每当谈及与中国建交时，我总是会想起台湾。当时，对于台湾方面来说，一直以来在东北亚地区与自己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并在维护自身立场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韩国，竟然要与自己断交，这恐怕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对此，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掩饰内心的歉疚。但是，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不得不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逻辑。

“台湾所需要的统一和我们大韩民国所要的统一，在理念层面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中国大陆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在政治上扎根自由民主主义，那么对台湾方面来说，就相当于实现了统一。而且，即使我们不采取吞并朝鲜或北进等武力方式，只要朝鲜接受市场经济体制和自由民主主义，也和统一无异。我的南北统一基本概念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台湾方面也不会认为可以通过携带武器进攻大陆来实现统一。改变大陆的理念才是真正的统一。”

而且，从国际局势来看，现实变得更加清晰。当时的国际关系，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因此我们不得不与台湾断绝正式外交关系，这已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我们的友邦都已如此，我们不可能与他们不同，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我认为，与中国建交，促使他们尽快向市场经济体制和自由民主主义方向发展，从结果上来看，也是帮助台湾的途径。

中方对建交的保密要求

我曾期待台湾方面在感到遗憾的同时，也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在会见来自台湾的特使时，我怀着这种心情，就统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对话。尤其是在未能提前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就断交，我感到更加抱歉。但由于中方以与朝鲜的关系为由，强烈要求我方务必保密，即便想提前告知也无能为力。

在首尔华克街酒店举行的秘密协商过程中，中方强烈要求：“我们也不会事先通知朝鲜，所以也请韩方不要告知任何国家。” 因此，未能事先告知台湾或日本方面。我方判断，如果事先泄露消息，朝鲜方面一定会大吵大闹，在中国国内也会引发问题，特别是如果告知台湾方面，不仅无法保守秘密，而且肯定会引发轩然大波。我们在与中国建交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提及经济合作事宜。

从经济层面来看，韩中建交当时，我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与台湾的贸易额，达到了30亿美元以上。而且，这一趋势还在逐年快速上升。此外，从长远来看，拥有二三千万人口的台湾市场与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特别是台湾与我国在经济上存在诸多竞争关系，进出口额几乎没有增加的可能性，而中国市场的潜力则非常巨大。最终，在金泳三总统执政时期，我们在与所有地区进行贸易时都出现逆差，唯独与北方国家进行贸易时能够实现顺差。1991年，正是对中国的钢铁出口，挽救了我国的钢铁产业，特别是浦项钢铁公司。

中国对朝鲜的外交哲学和立场，与苏联存在根本差异。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与金日成保持会面，关系亲近，并对其进行援助。然而，苏联新上任的领导层，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之后，与金日成交往不多，彼此之间没有那么深厚的道义情谊。

最终，在安全保障方面，中国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苏联国土面积辽阔，且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欧洲。中国似乎很希望与韩国建交，但并不想率先采取行动。他们采取的是等待其他国家首先与其建立关系的姿态。而我们先与苏联建交，反而刺激了中国，从而完成了“远交”。

我们掌握了北方外交和韩朝关系的主导权

在北方政策方面，我们应该赋予意义的一点是，我们的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往往是在发生某种事态时，例如驻韩美军要撤离，或者朝鲜要加入不结盟运动会议时，才会采取行动，属于被动外交。而我们与东欧国家、苏联、中国、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加入联合国，以及通过南北会谈促成《基本协议书》的签署等举措，都是我们首次主动出击，掌握了先机。

与中国建交是我国政府坚持不懈进行外交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此外，我国企业进军中国起到了相当大的催化作用。特别是首尔奥运会，为中方在改善与我国关系方面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创造了契机。中国在1986年亚运会上来到首尔，并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这两次盛事让我们对中国和中国人表示了亲近感，并且这种亲近感也延续到了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使得不建交就无法维系局面的条件完全成熟。双方都认为越快建交越好，完全没有理由人为拖延。

外交部对加入联合国持悲观态度

中国当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无法忽视韩国的立场。因为韩美关系和韩日关系都很顺利，而且韩苏两国关系日益亲近，甚至韩朝会谈也在进行中。展望东北亚的未来，如果不与全世界都承认的韩国建立关系，彼此都会感到不便。韩中建交的可能性进入倒计时，正是由于韩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当我就推进加入联合国问题向外交部下达指示时，外交部却以“鲁莽”、“行不通”为由表示反对。

我认为肯定能行。我相信即使他们行使否决权，只要我们再次申请，他们也会同意的。而且我认为，既然苏联都赞成，中国没有理由反对。最终，中国接受了我们加入联合国>

在关于韩中建交的证词末尾，卢总统这样说道：

“我卸任后，有人批评说‘中国建交应该交给金泳三政权来做，为什么连这个都要做完呢？’”

时任长官孙柱焕接着说道： “韩中建交的特点是中国方面很着急，所以建交日期才得以迅速确定。从我们立场来看，也没有必要故意拖延。如果因为卢总统任期不满一年就推迟建交，那就违背了总统就职时‘为了国家和民族努力工作’的誓言。即便如此，至今仍有人批评韩中建交过于仓促。”

——卢总统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解释壬辰倭乱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通常认为，我们是借助明朝的帮助才得以保家卫国，但卢前总统您的意思是，我们也在守护明朝，是吗？

“我与杨尚昆国家主席会面确认过，钱其琛先生如实转达了我的意思。事实上，历史也是那样记载的。日方为了攻打明朝，希望借道朝鲜。并表示如果合作，战利品也可以分给朝鲜。钱其琛外长在那部分听得津津有味，表情相当感动。”

——您访问中国时，会见了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您对江泽民这个人有何印象？

“他是一位很圆融的人。理性，不露锋芒。后来我看了一些书籍后才意识到，邓小平先生选拔人才的原则是，那些棱角分明、个性太强、会破坏合作关系的人一概不用，而是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性格温和、能够与人协调的人才。

中国很多人才都是通过组织层层筛选出来的。他们会将这些人安排到地方任职，进行一次筛选。经过这个过程，表现出色的人才会被调回中央，积累中国政策全局的经验，并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来培养人才。日本方面也有人写文章说，在这方面，中国比日本做得好得多，日本也应该学习。我认为江泽民先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的代表。”

——卢前总统您是如何开发出用历史案例进行外交说服的逻辑的？

“我对布什总统说：‘如果你们要选一个最亲密的盟友，那无论谁都会说是英国，对吧？我不知道我的话听起来如何，但我认为大韩民国就是东北亚的英国。’ 布什总统听后说‘没错’。如果不是关系非常亲密，是说不出这种话的。我们是每次见面都会确认这种关系的，所以尽管有人批评北方政策，但我还是能够坚定信念，相信美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如果韩美关系变得不稳定，北方政策就难以推行。”

——要形成这样的逻辑，您一定需要进行大量的独立思考吧？

“当然，既要进行大量思考，也要敢于碰壁。所谓‘穷则思变’嘛。纽约时报和美国参议院等反对汉城奥运会时，我跑到华盛顿，动员了我认识的所有美国朋友，每天晚上邀请参议员们，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怎么行呢？我曾和你们并肩流血。朝鲜战争时你们流的血，我比任何人都感激。

虽然不能说是报答，但出于血盟意识，我曾去越南参战。在越南，我负了伤，我们的士兵也有牺牲。我们这些守护自由的人，为了给国家发展创造契机，才举办了奥运会，你们却要反对，这是要我们怎么办？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对金日成有多大的帮助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们？’ 我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地说了这些话。我亲眼看到，那些参议员们听后，有的拍着膝盖，有的捶胸顿足。”

中国不可能反对和平统一

——中国在说服朝鲜时表示，“为了阻止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我们不得不与韩国建交”。也就是说，中国是为了阻止韩国支持台湾而选择与韩国建交。由此可见，中国的外交实力相当高明。 “中国准确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反而为了孤立台湾，而加快了与韩国建交的步伐。

“过去，中国并没有强烈感受到韩中建交的必要性，但在建交的最后阶段，我们与苏联建交成为了刺激因素。这原本就是计划好的战略。”

——您认为未来台湾有可能与朝鲜建交吗？

“我不这么认为。台湾也是在冷酷的国际社会中尝遍酸甜苦辣的地区，与朝鲜建交能获得什么利益呢？之前曾一度传出要接收朝鲜的核废料，结果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最终不了了之。说到底，外交关系的核心还是要权衡利弊。”

——从韩中建交的延伸来看，争论的焦点在于统一过程中中国将发挥何种作用，以及我们应该促使中国发挥何种作用。

“中国不会进行指手画脚的干预。但考虑到中国与我们之间历史上的渊源，他们也不希望朝鲜遭遇不幸。朝鲜半岛早已是与世界列强息息相关的地区，他们不希望这里变得动荡不安。他们不希望朝鲜在不幸中发生变故，而是希望朝鲜也能克服不幸，在共同寻求稳定和繁荣的过程中推进事态发展。”

——首任驻中国大使卢载源去年发表了一个关于统一过程的绝佳构想。即在统一进程中，在韩国主权下管辖朝鲜，同时将韩朝非军事区（DMZ）像国境线一样维持，将南北分隔开来，并对朝鲜提供支援，使其实现自力更生。与此同时，驻韩美军不越过三八线，将朝鲜地区打造成一种缓冲地带，这样或许能够让中国安心。您觉得这个构想如何？

“这个构想的前提，难道不是假定中国会妨碍统一吗？中国之所以会妨碍统一，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吸收式统一，或者朝鲜方面大吵大闹的局面。我不认为中国会妨碍双方在对等立场上都乐见的统一。”

美国希望在朝鲜半岛打下美军的桩子

——最近，我国部分有识之士认为，美国为了牵制中国，正在利用朝鲜这张牌，即通过分裂朝鲜半岛，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以此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您认为美国真的抱有这种想法吗？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美军的桩子必须扎在朝鲜半岛。解放后，虽然艾奇逊防线曾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的防线之外，但美国已经反省了这一错误，并修正了战略。大致来说，分为大西洋和太平洋，而太平洋的重要据点是东北亚，我认为，在东北亚地区以某种形式建立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基础，是美国不变的战略。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与美国的力量和利益保持一致。如果朝着与美国利益相悖的方向发展，就会变得不幸。

我们的外交战略应该构想为，如何与美国的力量携手并进，使其有助于我国国力的增强和繁荣。例如，北方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西伯利亚、沿海地区构建庞大的发展区域，仅凭我们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的，而且也令人感到不安。如果能够适当地与美国组建联合集团，就能确保双方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也需要美国的力量随时能够为我们所用。

如果像朝鲜方面主张的那样，要求美军撤离等等，将使局势变得艰难。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只为自身利益而行动。但纵观近现代史，分析一下哪个国家最具侵略性，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幸，反过来，哪个国家又曾帮助过我们，给予了我们恩惠，就会发现，后者仍然是美国。以东北亚为首的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也只有在美国力量为主导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障。如果美国撤出，就会出现中国与日本的冲突，与印度的冲突等不稳定因素。”

——回顾我们的历史，每当发生大规模战争时，总是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韩国国力衰弱之时。三国时代，由于我们自身的分裂，导致唐朝军队和倭寇入侵，演变成国际战争。蒙古吞并我们之后，又以朝鲜半岛为基地入侵日本。壬辰倭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也是如此。

“朝鲜半岛是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冲突的交汇点。因此，海洋势力试图通过朝鲜半岛登陆大陆，而大陆势力则试图以朝鲜半岛为据点走向海洋。”

——归根结底，可以理解为，只有朝鲜半岛强大起来，不仅韩国才能安宁，整个东北亚才能实现稳定与和平。

“朝鲜半岛一旦衰弱，均衡就会被打破。因此，即使在统一之后，也必须保持相当程度的自主国防力量。”

8. 掌控朝鲜的缰绳

第五共和国时期南北韩高级别会谈首席代表

卢前总统接下来谈及的主题是南北关系。在卢前总统执政时期，南北韩之间的接触比历届政府都频繁。南北韩高级别会谈、《南北基本协议书》、无核化宣言等，在南北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卢前总统开始朗读他的备忘录，内容如下：

<第五共和国时期，我也曾担任南北韩高级别会谈的首席代表。从1983年到我当选总统为止，一直担任着南北会谈首席代表的职务。因此，我每周都会参加一到两次在三清洞南北对话事务局举行的相关人士会议。代表中，有几位是内阁级官员和执政党及在野党国会议员。我们聚在一起，听取关于包括过去的《7·4共同声明》在内的南北韩之间正式或非正式会谈梗概的简报，并就这些事件进行讨论。

这样的聚会大概持续了一到两年。以此为契机，我对南北问题产生了比以往更加专业的兴趣，并开始关注和处理相关事务。这成为了我在推进北方政策，特别是南北关系方面，积累各种基础知识的基石。

在这个过程中，我确认了过去南北韩虽然进行了无数次对话，但总体而言，双方始终处于平行线状态。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变成共产主义，而朝鲜也不可能变成自由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界限所致。我认为，在我们的统一方案和朝鲜的统一方案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对话和建立合作关系，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各自目的的权宜之计。

就在我抱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苏联开始发生变化，共产主义体制开始显露出在全球范围内消亡的迹象。如果共产主义势力强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强于美国，那么世界局势绝不会发生如此改变。在南北关系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弱小，就只能任人宰割。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弱于朝鲜。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进行南北对话时，不屈服于对方的主张，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归根结底是因为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我们国民的安全意识都提高了。

力量强大的一方能拥有柔韧性

如果我们软弱，即使对话一百次，结果也只能是我们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或者蒙受损失。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第六共和国成立后，我变得相当有自信。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国民安全意识都得到提升，再加上《6·29宣言》之后，我对民主化的坚定意志得到了我国国民和友邦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在过去的南北关系中，那些令人担忧的事情都烟消云散，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现出来，自信心也随之增强。

以前，我们和美国共同采取的对朝政策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但通常来说，实力不足的人更容易发怒、攥紧拳头，更具挑衅性。真正强大的人反而往往更具柔韧性。回顾过去我们处理南北关系的方式，就缺乏这种柔韧性。朝鲜方面稍有声响，我们就觉得也必须大声回应才安全，如果我们态度温和，反而会被认为软弱可欺。因此，大声叫喊的情况不断升级的例子有很多。我在发表《7·7宣言》时，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认为“现在可以完全放松，语气温和地对话了”。

再次总结来说，虽然从数值上看，我们的军事力量不如朝鲜，但在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其他国力方面，我们占据压倒性优势。在民主化宣言之后，我国国民对安全问题的共识也更加牢固。再加上我们获得了友邦的强力支持，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变得游刃有余。自信心增强，并通过《7·7宣言》，使我们大韩民国对南北关系的基本姿态向前迈进了一步。“即使是单方面宣布，也要清算敌对关系。从现在开始，要彻底走向合作关系。” 从而改变了过去南北韩相互采取的孤立对方的政策。

“南北韩建立合作关系，在国际社会上为彼此的利益做出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与共产主义国家建交并开展合作。同样，朝鲜方面也需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我们的友邦建立合作关系，我们愿意为此提供帮助。” 这就是对朝政策的基调。

所谓秘密渠道，并不是要做什么无人能做的特别之事。在国际关系中，不了解相互关系的人们往往会对此感到奇怪。特别是过去在野党阵营的人们，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会酿成大祸，是一种不好的方法。即使是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正在交战的国家之间，也可以拥有这种热线，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为避免误判引发战争而推进峰会

为了防止朝鲜的误判，不仅是我，朴总统和全总统也肯定考虑过举行首脑会谈。首脑会谈的首要目的并非奢望共产主义与我们的自由民主主义能够融合，而是希望朝鲜方面能够正确认识我们。因为如果金日成来到首尔，亲眼看看首尔的街景以及其他事物，他就不会胆敢轻易挑起战争。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因所谓的误判而将我们的国家变成战火纷飞的炼狱，让国民遭受伤亡。在我肩负起国家重任伊始，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一点。但首脑会谈却未能如愿举行。如果哪怕拥有一条被称为热线的秘密电话线路，也能够在每次发生突发事件时进行确认并加以预防，但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就存在试图确认情况时反而酿成大祸的隐患。

因此，与秘密会谈相关的人士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事先消除偶发性挑衅的风险。当我们表示愿意帮助朝鲜方面与美国、日本建立合作关系时，朝鲜方面立刻积极地想要与美国接触。美国方面则表示“必须通过韩国才能进行”。这是因为韩朝合作被强调为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如果朝鲜与我们和睦相处，我们也会促成他们与美国、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朝鲜与美国接触的前提是“韩国不存在。朝鲜是唯一的政府”，他们不承认也不认可我们。但我们敞开心扉表示： “我们携手合作吧。共同合作吧。你我相互承认，在国际社会上像兄弟一样并肩前行，这样我们也会促成你们与美国、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所以，现在就抛弃敌对情绪，建立合作关系吧。” 这是最根本的逻辑。然而，朝鲜方面无视我们的意愿，甚至不承认大韩民国的存在，因此与美国、日本的对话也无从谈起>

第六共和国时期，金宗辉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曾对当时的南北关系补充证言如下：

“在第六共和国时期，不仅是《南北基本协议书》，甚至连无核化宣言也是我们直接促成的。但在金泳三政府执政后，在核谈判问题上，我们被排除在外，由美国和朝鲜直接进行谈判。美国在谈判过程中，甚至没有与韩国商议，就擅自做出了所有决定，之后只是向韩国开出了数十亿美元的账单。因此，对于朝鲜来说，他们绕过韩国政府，直接与美国对话，甚至还收到了钱，自然更不可能再与韩国政府对话了。

当时美国方面提出的是六方会谈。卢前总统反对六方会谈，因此未能实现。一旦举行六方会谈，就无法划清界限，哪些问题应该在南北韩当事方会谈中讨论、解决和决定，哪些问题应该在六方会谈中讨论和解决。无论是驻韩美军问题，还是安全问题，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旦涉及利害关系，对话就难以进行。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朝鲜方面绕过韩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是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韩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韩美、韩日关系日益巩固，美国和日本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与韩国的对话，他们不会与朝鲜会面。朝鲜方面也面临着他们一直信赖的中国、苏联的纽带都面临断裂，贸易也日益减少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方面表示愿意敞开胸怀接纳他们，朝鲜方面也只能选择与韩国政府对话。”

金泳三政府放任了对朝缰绳

卢前总统在对朝关系方面表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惋惜地表示，原本已经营造出朝鲜在所有方面都必须通过韩国才能行动的局面，但在金泳三政府执政后，由于放任了这根缰绳，导致局势变得相当棘手。短暂沉默后，卢前总统再次继续口述证词：

<有位教授曾批评说，“卢总统的北方政策与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不同，其核心主题是朝鲜的孤立化政策”。那位教授似乎没有读过《7·7宣言》。只要读过哪怕一遍《7·7宣言》，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我的“远交近攻”战略似乎被误解为孤立朝鲜，但只要稍加了解就会轻易明白，这与孤立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与其说是孤立化，不如说是包容政策更为贴切。

在南北关系中，特别是我们韩国的企业家们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北方外交，其中一个原因要归功于企业家们。他们早于外交先行一步进入东欧国家，为改变这些国家对韩国的印象和看法，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朝鲜，企业家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与对待其他国家相比，朝鲜无疑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我在执政期间，明确向朝鲜方面表示“必须以政府为窗口进行对话”。

朝鲜方面曾提及举行国会联席会议等，结果导致数十年间南北对话未能适当且有效地进行。他们最终还是回应了政府对政府的谈判，甚至签署了《南北基本协议书》。此前，南北韩之间虽然有过共同声明之类的文件，但缔结“某种形式的”政府间条约，这份协议书还是首次。

阻止日本接近朝鲜

政府允许我国国民访问朝鲜，但需要获得许可，而文益焕牧师和林秀卿却并非如此。之后他们反而指责政府阻止他们前往朝鲜。当然，是否应该批准许可另当别论，但他们的行为就像是不懂国家概念一样，显得非常无知。学生们在板门店表示要前往朝鲜时，政府也要求他们通过政府窗口进行，但他们置若罔闻。哪里有政府会放任民众不通过政府窗口，随心所欲地行动呢？我曾召集包括大学校长在内的教授们多次进行讨论。

一些教授主张“就让他们去吧。只有让他们（去朝鲜）亲眼看看，他们才会意识到并非如此”。我也并非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反对放行的反驳意见更为强烈。“哪里有父母会放任自己的孩子去送死呢？” 这就是他们的理由。

曾担任日本副首相的金丸信会见金日成后，深受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之后他来到了首尔。1990年10月8日下午，即他访问平壤归来大约半个月后，我在青瓦台小会客室会见了他。我认为事情变得棘手了。因为他试图寻求对自己在平壤所作所为的认可。金丸信当时已经76岁高龄。他开口说道，“我亲自前来，是为了向您说明我在朝鲜的活动实情，并寻求您的理解”。

我曾想过，是否应该逐一指出他与金日成达成的八项协议内容，并对其进行驳斥，让他哑口无言。但最终我选择了较为委婉的方式，反问道：“这不是金丸先生您本人的意愿吧。是对方狡猾地诱导您才变成这样的，不是吗？” 金丸信回答说“是的，是的”。天真的金丸信完全被蒙蔽了。与金丸信会面结束后，在座的某人对我说“您审问得太厉害了”。意思是说我像审问犯人一样质问金丸信。

总之，对于日方绕过我们与朝鲜方面接触一事，我并没有对金丸信说“你为何如此恶劣地做出那种事”，而是说“您本是好人，只是被对方诱惑才变成这样的”，并逐条分析，与他进行了对话。因此，再次确立了任何人都不得绕过韩国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原则。
金丸信听完我的话后表示，“对于因我访问朝鲜而引起的误解，我由衷地表示歉意。如果说我被朝鲜方面利用了，我将深刻反省，今后在与韩国进行紧密协商的同时，努力避免再发生越过韩方进行交易的情况，并努力使韩日关系发展成为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那时，我再次深刻体会到外交主导权的重要性。当时，日本方面看到我们推行北方政策，似乎感到有些畏缩。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与朝鲜接触来试探我们的底线，结果在受到我们的指责后，感到震惊。>

9. 推进南北韩首脑会谈与徐东权-尹基福特使互访

金日成配合生日邀请卢总统

接着，卢前总统开始提及备受关注的南北韩首脑会谈问题。卢总统在任期间，不断尝试通过特使、密使等渠道与朝鲜方面进行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南北韩首脑会谈的梦想也日渐成熟。南北韩首脑会谈究竟是如何讨论的，又为何最终受挫呢？让我们来听听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我认为，南北韩首脑会谈未能实现，是因为朝鲜和中国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站在金日成的立场来看，要举行首脑会谈，必须得出能够从中获益的结论，并且要顾及自己的颜面，但在我看来，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因此，他们没有明确表示“不举行”，只是在原则上同意“举行”，却不断地找各种借口拖延。>

关于南北韩首脑会谈，金宗辉首席秘书官补充证言如下：

“我曾多次访问朝鲜，其中有几次是陪同姜英勋总理、郑元植总理一同前往的。在与金日成单独会面时，两次我都陪同在侧并负责记录。金日成总是会说‘如果会谈顺利进行，达成协议（签字），不就能与总统阁下会面了吗？’这样的话。

有一次，朝鲜方面实际上邀请了卢总统访问朝鲜。1992年春天，尹基福（译者注：尹基福/윤기복/Yun Gi Bok，1926年8月6日-2003年5月8日，朝鲜政治人物、经济技术专家，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中央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长）作为特使携带亲笔信和邀请函来到首尔，卢总统在三清洞的安家会见了尹基福。但是，卢总统拒绝了邀请。原因是邀请时间临近金日成生日，即使首脑会谈再重要，形式上也不妥当。除此之外，还有几条为首脑会谈而设的渠道，虽然首脑会谈很重要，但也不能不顾及颜面，不择手段地去促成。”

卢前总统通过口述证言，明确表达了他对金日成是6·25战争战犯的意识。

<我对来访首尔的朝鲜总理延亨默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金日成主席是发动6·25战争的人。6·25战争导致民族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我当时还是学生。我自己也曾奔赴战场参战，许多朋友和同事阵亡。我也是受害者。这场惨痛的历史悲剧，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会被抹去吗？不会的。如果犯了错误，就应该忏悔错误，赎罪谢过。

现在我们南北对峙，形势严峻。今后更要小心谨慎，绝不能让那样的悲剧重演。如果南北韩建立合作关系，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巨大的希望，那将是功德无量，足以弥补过错。金主席今后还能活多久呢？如果这样做，就能产生巨大的补偿效应。而我还年轻，今后还有机会与任何人会面。但是，你们的金日成主席恐怕没有机会了吧，毕竟年事已高。首先，首脑会谈无论对谁都有好处，但对你们的主席来说，更是百利而无一害。所以，请您如实地将我的意思转达给他。”

我在对延亨默总理讲话时，似乎没有使用“6·25战争罪犯”这样的措辞。延总理的态度非常认真，回答说“是，明白了。我一定将您的话转达给他”。我感觉延亨默这个人心地善良，性格温和敦厚。>

高度评价金达铉

那时，我真心实意地为金日成说了那些话。我没有用“罪犯”这种措辞来形容他，而是用了“当事人”、“罪魁祸首”、“责任人”之类的表达方式。

然而，我清楚地看到，朝鲜方面，由于有监视者在场，即使有话想说也无法说出口。尹基福带着首脑会谈邀请函来访时，也有一名监视者随行。偶尔，如果他忘记在称呼金日成的时候加上“尊敬的金日成首领”、“伟大而……”之类的修饰语，他自己就会吓一跳，然后赶紧补上，并重新重复一遍。我觉得他真是可怜。

在我会见过的朝鲜人士中，金达铉副总理（译者注：金达铉/김달현/金達玄，1941年1月1日—2000年8月8日，朝鲜政治人物、经济技术专家，是金日成晚年备受瞩目的经济精英，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金日成去世前夕忽然失势并遭到迫害，于2000年自杀）是让我感到“这个人或许有可能性”的特别人物。金达铉坦诚地谈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与金达铉的对话让我感到，例如，如果我们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中多给一些胡萝卜，或许会产生效果。>

在卢前总统关于南北韩首脑会谈的口述证词之后，进入了问答环节。

——1990年10月，国家安全企划部部长徐东权作为特使访问朝鲜，目的是什么？

“我不确定是徐东权部长先去的，还是尹基福先来的……。关于以南北韩首脑会谈为议题的重要悬而未决的问题，通常会兼用正式的总理会谈等方式进行确认，以及派遣特使进行确认等方法。可能当时的目的也是‘相互会面’吧。我认为派遣特使并非是为了解决南北韩之间特别棘手的问题。”

——那么，主要目的是为了举行首脑会谈吗？

“通常是那样。虽然关于首脑会谈有一些讨论，但金日成本人并没有反对首脑会谈本身。会谈氛围已经相当成熟。“如果总理会谈达成协议，就举行首脑会谈吧”，当时是这样的进展。但给会谈泼冷水的一件事是，他们在金日成生日时邀请我访问朝鲜。我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相当于泼冷水。他自己也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吧。所以，也可能是借生日之机发出邀请。”

——尹基福带来的邀请函上盖有金日成的签名吗？

“是的。虽然我记不清确切日期，但大概是金日成生日前后。”

——记者奥伯多弗在《两个朝鲜》一书中写道，国家安全企划部部长徐东权于1990年10月访问朝鲜，会见了金日成和金正日，这与我的采访内容一致。但书中还写道，1992年尹基福来访，提议在4月15日金日成生日之际举行首脑会谈，（卢总统您）拒绝了提议，转而派遣徐东权部长再次访问朝鲜。

“应该没去。（我）从未派（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徐东权）代替我我访问朝鲜。”

——那么，可以认为当时尹基福特使带来的就是首脑会谈的提议吗？

“是邀请函。一方面，我认为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条件，无条件地会面，有助于解决南北韩之间的难题。但是，当时邀请的性质与通常意义上的首脑会谈相去甚远。虽然可以理解为是以庆典邀请为契机，勉强营造南北关系，但我感觉其中蕴含的性质与本质有所不同。”

关于将朝鲜承认为“国家”的问题

——朝鲜方面出人意料地做出让步，签署《南北基本协议书》，难道不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与美国和日本建交吗？

“确实有那样的目的。我认为在我执政期间，他们已经通过自身经历确认了，不通过南北韩当事方就绝对行不通。我们的立场坚定不移。而且，以《7·7宣言》为开端，那一年我在访问联合国时，曾在国际舞台上呼吁包括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阵营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来帮助朝鲜。“为了使我们和朝鲜能够像兄弟一样建立合作关系，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请各位伸出援手”。 营造出这样的氛围后，朝鲜方面原本想要绕过我们，另辟蹊径的理由和力量也就随之消失了。”

——那么，可以将《7·7宣言》的战略意图解读为两点：一是通过《7·7宣言》，为接近东欧和共产主义阵营创造了逻辑基础；二是在南北关系中，开发出缓和朝鲜尖锐攻势的包容性逻辑。

“北方政策的基本逻辑都包含在《7·7宣言》之中。”

——之后，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得以发布。该方案并非阐明原则，而是具体地写明“在第二阶段将建立国家联合”。这是否过于具体了？如果那样做，就需要举行南北韩首脑会谈，也要召开内阁会议，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将朝鲜政权承认为一个国家。这是否违背了正义原则？

“那是针对朝鲜方面提出的高丽联邦制，我们提出的一个更进一步的方案。当然，在此之前，需要经历恢复合作关系、恢复民族认同感、增进交流合作，实现和解的过程，在这样的状态下，才会讨论是采取联邦制还是国家联合这样的概念。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联邦制并不合适，而‘联合’则更多地带有安抚对方的意味。”

——《南北基本协议书》序言中写道，“本协议书旨在对迈向统一过程中的暂定关系进行规范”，也就是说，其中有并非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表述。我们承认朝鲜是权力实体，但一直坚持不将朝鲜承认为国家的立场。卢前总统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在统一实现之前，应该继续维持这种暧昧的关系吗？还是说，在某个阶段，最好将朝鲜承认为国家，将南北关系转变为国际关系？
“这里面存在双重性。对于我们和朝鲜都有利的情况，就属于内部交易。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下，如果以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进行，即使想提供援助，也可能无法实现。如果我们向朝鲜提供大米援助，就违反了WTO规定。美国方面会立即提出抗议。反之，如果从国际社会的国家形态来看，例如，在联合国表决过程中，如果两票比一票更有利，那就应该承认朝鲜为国家。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不承认朝鲜的实体存在。”

前长官孙柱焕解释说，“根据国内法，朝鲜不是国家，但在对外关系上，朝鲜是与我们对等的主权国家。”

对内有必要维持双重性

——但是，如果将朝鲜承认为国家，就需要互派大使，而且一旦朝鲜发生突发事态，走向统一时，我们就会面临无法干预他国主权内政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朝鲜为国家，就必须修改宪法，而且这相当于给类似战犯或犯罪团体的组织戴上国家桂冠，我认为这违背了正义原则。在没有必要正式承认朝鲜为国家的情况下，维持目前这种只承认实体存在的暧昧状态，难道不好吗？

“那是对内问题。在对外关系上，我认为不得不承认朝鲜的实体存在。朝鲜如果尚未加入联合国，那还可以另当别论，但朝鲜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在国内层面，用难听的话说，朝鲜是傀儡集团。但朝鲜也是承诺遵守联合国会员国应尽义务，并加入联合国的。不能以此为由，在对外场合否认朝鲜是国家。金日成给我发邀请函时，也是写着‘致大韩民国总统卢泰愚阁下’。”

——《南北基本协议书》中，没有使用国家名称，而是使用了“南侧”、“北侧”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避免使用了两国关系这样的措辞。朝鲜方面也绝不会承认韩国为国家。如果承认韩国为国家，就会变成“一民族两国家”，这与他们的路线相悖。因此，我认为我们也不能率先承认朝鲜为国家。

“这是一个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但站在总统的立场上，是不能说‘朝鲜不是国家’的。金正日也是一样。”

——如果将朝鲜承认为国家，就会与我们的民族史传统相冲突。自统一新罗以来，我们一直维持着“一民族一国家”的光荣传统。如果承认朝鲜为国家，朝鲜半岛就会出现“一民族两国家”的局面，因此朝鲜方面也不会承认，朝鲜不承认，我们也就无法承认。
“可以说这具有双重性，因为反国家团体是不能加入联合国的。对内有必要维持双重性。”

“为发展韩朝关系，必须遵守互惠互利原则”

——听取了卢总统关于北方政策和韩朝关系的说明，我认为第六共和国的统一政策最终与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相同。

“现在的政府也一定像我以前那样，殷切期盼韩朝关系能够恢复吧。但是，一旦脱离轨道，想要重新拉回恐怕不容易。这真是令人惋惜的事情。还有一点，与当事者解决原则同样重要的是互惠互利原则。虽然可以比朝鲜更灵活地应对，可以更加宽容，但是为了韩朝关系健康发展，我认为互惠互利原则必须遵守，而且我也是那样做的。”

——但是，可以理解金泳三政府处境的变数是，进入1993年，朝鲜核问题成为了重大的国际问题，因此认为“这是我们的问题”，想要在韩朝之间解决也无能为力，自然而然地将缰绳交给了美国，不是吗？

“即便如此，我们也要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不能撇开我们，随心所欲地行事。”

孙柱焕前长官表示“韩朝关系中的核问题具有双重性质”，并如此说道。

“核不扩散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从这一层面来看，这是国际问题。但是，核武器存在于北方，事关我们的生存问题，因此第六共和国将核问题也作为韩朝当事者之间的问题来处理，而其一环就是发表了无核化宣言。”

卢前总统说明道，“第六共和国时期，美国也曾试图在核问题上采取单方面措施，而无视我们的意愿，但我们最终阻止了。”

“不仅是朝鲜，在世界任何地方，唯独在核问题上，美国都占据着强大的主导权。关于朝鲜问题，他们表示‘我确实在借用你们的力量，但不能直接出面，必须通过我来做’。据说最初美国也曾试图单方面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在世界宣布撤出现有战术核武器的同时，美国也打算在韩半岛推行无核化宣言，但我踩下刹车，表示‘不行，这必须由我来主导’。”

“因此，朝鲜也意识到‘这事跟美国谈恐怕不行’，所以才与我们共同发表了无核化宣言。（编者注：1991年11月8日，卢泰愚总统与布什总统协商后发表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随后于1992年2月19日，韩朝总理在平壤分别交换了《南北基本协议书》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并于当日生效。）——无核化宣言中受到批判的部分是放弃了核再处理设施。”

“关于核问题，我再继续说明一下。”卢前总统取出了亲手撰写的核相关文件，继续进行了口述证言。

10. 朝核问题与无核化宣言内幕

判断“拥有核武器会损害我国安全”

<仅从国家安全的逻辑来看，先进的核武器是否优于传统武器，答案非常简单。但是，从当今国际社会的趋势来看，集体安全保障受到重视，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仅凭自身确保安全。尤其是在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周边局势中，集体安全保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的结论，也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局势和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力量关系等因素后才能得出。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审视，为了我国安全而拥有核武器时，国际社会的力量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且，我国的安全保障，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已经通过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构建的集体安全体系得以确立，并在该框架内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因此，在韩半岛，无论是我们、朝鲜还是日本，任何国家突然开发或拥有核武器，都可能导致这种力量平衡被打破，从而极有可能引发危险的突发事态。

从这个层面来看，只要在该地区拥有最强大力量、并对集体安全负有最大责任的美国，抱有绝不容忍这种危险状况的坚定态度，那么即使我们想要拥有核武器，也必须始终牢记，反而会因此招致无法预料的巨大危险。

在我国的学者中，如今似乎仍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为什么不拥有核武器”，甚至有人认为“即使朝鲜拥有了，因为是同一民族，我们拥有又何妨？”。这实在令人担忧。正如我之前所言，在无法独立确保自身安全保障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中，绝对不能搞独断专行。不仅是安全保障问题，其他问题也是如此。

在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问题上，无视他国意愿而仅追求自身利益，难道不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吗？1991年7月，在韩美首脑会谈中，我正式提出了我国在韩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在当天的会谈中，我表示“朝鲜的核威胁已进入严重局面，对包括韩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整体构成了巨大威胁”，并表示“如果满足三个条件，韩国可以接受驻韩美军撤走核武器”。

布什的承诺： “继续提供核保护伞”

这里所说的三个条件是： ▲美国持续且可靠地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朝鲜所有核相关设施及物质进行全面核查； ▲朝鲜停止并废弃核再处理设施的建设等。

对此，我在获得布什总统的同意后，说明了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无核化宣言方案”。1991年9月27日，布什总统发表了“新核裁军宣言”，宣布“将撤走部署在全世界的所有战术核武器”。而在该宣言发表的前四天，即9月23日，我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与布什总统举行了首脑会谈。会谈没有涉及其他主题，只讨论了核问题。

我在此次会谈中指出，“朝鲜拥有核武器比伊拉克的侯赛因拥有核武器更加危险”，并表示“朝鲜似乎试图不通过韩国，直接与美日进行接触，这将有损于韩朝之间的信任构建、合作与和平统一，因此美国对朝直接接触将对韩朝对话产生负面影响”。

布什总统对此表示，“安全问题应由韩国主导”，并再次强调“美国将继续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核问题在韩朝高级别会谈中也早已被提出。朝鲜方面主张同时检查所有驻韩美军基地，但美军以“荒谬”为由拒绝了。因此，朝鲜方面追问道，“为什么只要求检查我们的，而你们的却要隐瞒？”

我向金宗辉首席秘书表示，“最终问题在于核，因此必须让朝鲜接受核查”。我认为，世界趋势正朝着反核方向发展，即使核武器从韩半岛撤走，美国的战术核武器也随时可以调动，紧急情况下可以获得支援，因此（韩国）实际上始终处于核保护伞之下。但是，如果朝鲜制造核武器，问题就不同了，为了防止朝鲜制造核武器，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先发制人。因此，我最终决定，我们先于美国发表无核化宣言，并明确宣布韩国在韩朝问题上拥有主导权。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1991年9月，在布什总统发表“新核裁军宣言”之前，我通过两次首脑会谈表明了上述立场，并最终促成了后来的无核化宣言>

关于我们的无核化宣言，金宗辉首席秘书曾做过如下说明。

“无核化宣言”的逻辑

“当时成为问题之一的是‘核保护伞’，美国方面保证将继续提供核保护伞。也就是说，即使韩半岛境内没有核武器，也会从韩半岛以外的飞机或舰艇上提供核保护伞，以确保韩国的安全不受影响。总之，核武器撤走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实现的，当时报纸报道称核武器部署在多处，但实际上只有一处。”

“在卢总统发表无核化宣言的前一天上午，美国第八军司令官里斯卡西向我告知了美国撤走在韩核武器的计划。我将内容报告给卢总统，并修改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第二天发表了‘无核化宣言’。”

“我们在核问题上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朝鲜。当时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安全协定，但尚未批准。因此，IAEA无法进行核查。所以，为了对朝鲜进行核查，当务之急是引导朝鲜批准（协定）。”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核查问题，朝鲜方面提出‘不仅要核查我们，也要核查美军’。美军方面拒绝了朝鲜的要求，但美方不拥有核武器，我们才在道义上站得住脚。经过多方慎重考虑，我们最终决定发表无核化宣言，但之后上台的政府，就我们退出的核问题，由朝鲜和美国直接进行谈判。”

“在无核化宣言当时，韩美首脑会谈上确认的原则是‘与朝鲜的所有谈判都应在韩国主导下，经韩美协商后进行’。‘无核化宣言’的制定过程，不仅有青瓦台，还有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国防部长官、外交安保首席秘书以及外务部长官等相关长官全部参与。但在该过程中，没有任何部门提出异议。”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证言。

<经历过6·25战争的痛苦，并对韩国安全感到担忧的人们，期待美军拥有核武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朝鲜才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军撤走核武器是引发不安的因素。如果韩美关系恶化，这种不安可能会变得无法控制。或许会出现有人收拾行李移民的情况。主张我们的无核化宣言阻碍了核的和平利用，这是对核问题一知半解的人的说法。核武器是从核再处理设施中产生的，除了核再处理设施之外，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完全可以实现。>

关于“核的和平利用”，金宗辉首席秘书补充证言如下。

放弃再处理设施实属不可抗力

“现在仍然有人不断批判，无核化宣言甚至阻碍了和平利用的道路。但是，具体来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和平利用没有实现。在卢总统执政期间，与核和平利用相关的研发预算，与过去任何一届政府相比，都持续得到了扩充。”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证言。

<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核再处理设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一旦拥有核再处理设施，就会直接与核武器挂钩。因此，我的判断是，如果我们不放弃核再处理设施，就无法阻止朝鲜的核开发。>

让我们听取金宗辉首席秘书对这个问题的补充证言。

“核再处理设施，早在朴正熙总统时期，我们就曾试图拥有，但最终失败，甚至还废除了与法国签订的再处理设施引进协议。全斗焕总统时期，还解散了研究小组。因此，如果我们不顾友邦国家的反对，试图拥有核再处理设施，不仅无法阻止朝鲜拥有核再处理设施，而且还会给韩美之间的安全关系带来巨大的动荡。”

“例如，如果试图拥有核再处理设施，完全可以预料到会发生无法获得核电站原料供应等情况。目前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五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尚未获得承认。日本为了和平利用，拥有核再处理设施，但在10多年前才勉强获得许可，现在也仍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也就是说，想要拥有再处理设施，就必须具备即使美国反对，也无需在经济上依赖美国的雄厚经济实力，以及不从法国或美国等地引进技术或再处理设施，也能自主制造的技术，并且要做到让世界任何国家都无需怀疑我们开发核武器的意图。”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证言。

<即使拥有核再处理设施，为了防止制造武器，也将接受核查。我们已经签署并批准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些不顾美国等强国的意愿，试图制造核武器的国家，都无法顺利发展。因为同盟关系也好，经济关系也好，都会破裂，并会遭受经济外交制裁。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就是伊拉克。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是妥善处理核问题的国家。日本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但却放弃了核武器，将本应用于安全保障的费用转嫁给驻日美军承担，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部门。我认为日本的做法是明智的。但我们的情况与日本不同。如果我们表示要拥有核再处理设施，先不说韩美同盟关系是否会破裂，朝鲜、苏联、中国、日本都不会坐视不理。> 金宗辉首席秘书对此进行了补充证言。“仔细听取对核问题的批判，可以发现有两类人声音最大。一部分保守派批判（政府）本应进行核武装，却放弃了；一部分进步派则批判（政府）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放弃的。但是，两方都不知道究竟要用再处理设施和核武器来做什么。在政府内部协商和推进过程中，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

看待美国经我国许可与朝鲜接触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证言。

<当时，朝鲜试图将我们排除在外，直接与美国进行会谈。我们历经曲折，最终坚持由我们主导，并强力推进。无论是核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对于在韩半岛发生的一切，都由我，由韩国主导，美国对此提供支持，这一原则我们多次重申。>

对此，金宗辉首席秘书补充证言道：“朝鲜一贯的政策是将韩国排除在外，直接与美国讨论驻韩美军问题，并缔结和平协定。如果实在不行，就搞韩朝美三方会谈，将韩国变成傀儡，自己直接与美国谈。美国也想与朝鲜对话。我们始终强调‘不行。韩半岛问题无论如何都由我们来解决。你们要为促成解决创造积极影响的条件提供协助’。我们阻止了美国接受朝鲜直接对话的提议。但有过一次例外，即坎特副国务卿-金容淳（译者注：金容淳/김용순/Kim Yong-sun，1934年7月5日-2003年10月26日，朝鲜政治人物，曾任祖国平和统一委员会委员长并负责对南工作，堪称朝鲜的“对韩事务总负责人”，是深得金正日信任的亲信之一，后因车祸逝世）会谈。最初，美国多次表示希望举行坎特副国务卿与朝鲜外务省副相姜锡柱（译者注：姜锡柱/강석주/Kang Sok Ju，1939年8月29日—2016年5月20日，朝鲜政治人物，长年担任朝鲜的外交官，1986年担任外务省第一副外相，2010年9月晋升为内阁副总理，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之间的会谈。我向卢总统报告后，获得了他的谅解，附加条件地允许了举行一次，条件是‘可以，仅此一次。但会谈对象必须是金容淳，而不是姜副相’。”

再次听取卢前总统的证言。

<我认为，无论美国意愿如何，核武器存在于韩国境内本身就是危险的。而且，我认为，只要求核查朝鲜的核设施，却对我们这边的核武器置之不理，是不行的。

正在这时，金宗辉首席秘书预测“美军似乎要撤走核武器”，并向我提出了建议。我接受了该建议，表示“那就好。就利用美军撤走核武器这件事吧”。>

对此，金宗辉首席秘书补充证言道：“我们在11月发表无核化宣言，12月确认核不扩散（核不存在），是因为撤走需要时间。我们在构想无核化宣言时，一直在等待美国（撤走核武器的）时机，在（美军）撤走后的第二天发表了宣言。如果我们完全没有预测到美国会撤走核武器，甚至没有明确确定对核问题的态度，那我们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仅会落得连核武器部署和撤走都不知道的耻辱，甚至连将此作为政策上的王牌来利用的念头都无法产生。”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证言。

<我和布什的想法达成一致，这一点也很重要。我的立场是，为了消除朝鲜的核武器，必须撤走美军部署的核武器，而美国当时也在秘密推进从全世界撤走核武器的政策。幸运的是，对于我主导并发表宣言一事，美方给予了全力支持，毫不吝惜。关于核问题，即使现在我也确信，就当时的韩国立场而言，那是最佳选择。只是令人惋惜的是，此后，关于朝鲜核问题的谈判未能由我们主导进行，而是在将我们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由美国和朝鲜不温不火地进行着。我作为国政负责人，在对拥有核武器哪种方案是最佳方法进行周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拥有核武器会损害国家利益。朴正熙总统也想拥有核武器，我本人也同样如此。

但是，根据拥有核武器反而会带来不利的判断，我们最终选择了不拥有核武器。>

对此，金宗辉首席秘书补充证言道：“从国际关系来看，如果我们拥有核武器，安全保障很可能会更加脆弱。韩美关系破裂自不必说，朝鲜很可能会在我们开发出核武器之前就发动南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苏联、日本又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因此，试图拥有核武器的努力本身，就可能成为使安全保障更加脆弱的因素。”

随后，就朝鲜核问题进行了问答。

——朝鲜也在开发核武器，您认为朝鲜的安全保障因此而恶化了吗？

“这具有两面性。从友邦国家因朝鲜开发核武器而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警惕，并为此做好准备的层面来看，可以说朝鲜的安全保障是恶化了。而且，我认为，朝鲜是想拥有‘你死我活’的手段，‘我们不会就那样死去’，他们的目标恐怕是这个。”

已收到关于韩半岛战术核武器部署情况的报告

——美国提供核保护伞时，似乎有具体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核武器？

“两国之间可能没有商定具体的条件。原则上来说，是指当敌人使用了不该使用的武器等情况下，才会进行打击。”

——在韩半岛使用核武器时，当然需要获得大韩民国总统的许可，不是吗？

“那是当然的。”

——您就任总统后，立即从美方收到了关于驻韩美军核武器部署情况的报告，是吗？

对于这个问题，孙柱焕前长官回答道。

“战术核武器可能部署在韩国南部，这是任何人都能猜测到的事实。正式确认这件事，据金宗辉首席秘书的证言，是在总统就职几天后，梅内特里美国第八军司令官办公室给金首席秘书打来了电话。美国第八军司令官梅内特里和李利大使联系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卢总统汇报。请金首席秘书担任翻译，不要安排其他陪同人员’。于是，梅内特里美国第八军司令官和李利大使前来，报告说‘战术核武器部署在大韩民国什么地方’。国防部长官也没有正式确认在韩国存在核武器，而是只向总统报告。”

——唐·奥伯多弗写的文章中提到，韩半岛的战术核武器在1972年有763枚，1989年减少到100枚，最后只剩下90枚用于轰炸的核弹头留在群山，这个事实符合实际情况吗？

“数字方面我很难确认。但只在一个地方，即群山，这是事实。”

——在卢前总统的讲话中，经常出现“之后政权失误导致……”这样的话。为了让后任政权继承和发展主要的国政，我认为现任总统应该向下一任总统做好交接工作。您与金泳三当选人直接会面进行国政交接了吗？

“不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的。金泳三总统的情况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进行每周例会。那时，我们已经就国家经营所需的各个领域的话题，逐一进行过交流。”

——为了进行国政交接，您没有与金泳三当选人单独会面过吗？

“没有卸任总统与新任总统直接进行国政交接的先例。不是盖章签字之类的，而是由秘书室或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向总统职务接管委员会移交文件。”

——归根结底，卢总统您也是误判了金泳三总统的能力和他的历史观，不是吗？

“结果来看，确实也做了很多误判。但是，我也感觉到那位先生有很多优点。我感觉到，他正在不断弥补自身的缺点。如果不是这样，他恐怕也无法成为总统吧。”

卢前总统这样补充道。“事情真是变得很微妙。由于没有国政运营经验的人掌握了政权，所以暴露出了弱点。如果是那样，原本希望作为同盟国的美国能够给予弥补，但克林顿政府也同样存在弱点，结果被金日成钻了空子。这真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布什总统的优缺点

——您和布什总统在个人层面相处融洽吗？

“就是那种关系。自然而然地就变得很融洽了。1987年我作为候选人访问美国时，第一次见到了布什候选人。后来我们都当选了，布什总统先访问了韩国。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两人无需多言，就配合得天衣无缝。美国不是自由阵营的领导国吗？一旦站在血盟的立场上，即使我们有不足之处，弱点也往往会被掩盖。我头疼的是贸易问题。”

“单独会谈时，贸易问题完全不会被提及，但在扩大后的会谈中，部长们就会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甚至美国农业部长也会带着大量问题参加扩大会议。所以我向布什总统请求‘不要让农业部长参加了’。后来他真的没让农业部长参加。”

“为此我向他表示感谢。因此，我们两人之间也成了可以开玩笑的关系。午饭后，他会在我耳边说‘我们上二楼看看吧’。提议偷偷溜上二楼，给夫人们一个惊喜，于是我们两人就悄悄地溜上去，吓唬她们。就这样，后来我们一起打网球，变得非常亲密。”

——布什总统也是一位外柔内刚的人，是吗？

“是的。在贸易问题上，布什总统给予了很多关照。”

——听金宗辉先生说，甚至发生过将首脑会谈的主题从贸易问题改为安全问题的情况。

“确实发生过那种事。”

——在平壤举行世界青年学生节时，朴哲彦先生曾出席，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

“他去不是为了参加庆典，他们之间有自己的渠道。只是在进行渠道活动的过程中，顺便参加了庆典。有些人对此感到奇怪，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朝鲜人权问题应谨慎提及

——最近，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积极对待朝鲜人权问题的趋势。《时代周刊》将金正日描述为像波尔布特一样的杀人魔，欧洲的知识分子也提出了朝鲜人权问题，国际上正在形成这种氛围，发展到一定阶段，似乎可能会形成像攻击希特勒或波尔布特那样的舆论。在韩国国内，可能是因为处于韩朝对话的立场，所以不便提及，但从政府层面来看，朝鲜人权问题，政治犯收容所之类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总有一天要按照民主时代的惯例来解决。只不过，我可以理解政府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担心如果贸然不慎地触碰，反而可能会导致双方自找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将那些遭受牺牲和痛苦的无数民众解救出来吗？”

——那么，由政界、市民团体、媒体方面来提出问题，不是更方便吗？

“当然是那样。特别是关于这个问题，非政府组织（NGO）的积极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现代集团将在5～6年内，以金刚山旅游的代价，向朝鲜支付9亿5千万美元的现金。有人担心这笔钱会流入金正日的秘密资金，不知会作何用途，您对此怎么看？

“也有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我听说，相关阁僚之间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方面有令人担忧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即便如此，也应该采取援助的立场。朝鲜现在已经普遍饥饿，营养失调，情况一片狼藉，有人担心，如果有一天朝鲜崩溃，实现统一，届时会不会有人指责‘韩国也太过分了。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朝鲜变成那样？无论如何也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吃饱饭，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担心会听到这样的怨声载道。”

“这真是令人为难。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原本是希望能够纯粹地帮助那些饥饿的人们，才提供援助的，但如果百分之百确信援助款项被挪作他用，就得出‘那就不要给了。即使给粮食也无济于事’的结论，那么又会产生饿死人的问题。”

需要耐心

——似乎没有人反对从人道主义层面，向朝鲜援助粮食和医药品。只不过，如果向朝鲜提供现金或化肥等战略物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最终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回到我们这里，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很多人都有那样的担忧。现在最终是收取旅游费用，然后原封不动地（给朝鲜），令人担忧，难道只能采取这种方法吗？”

——您卸任后已经过去6年多了。在这6年里，我认为朝鲜正处于从下往上逐渐崩溃的过程中。如果是那样，我们的统一政策基本战略，是不是也应该从和平共处转向为统一做准备呢？也就是说，1988年左右，似乎是和平共处、韩朝和解、交流是对的，但之后情况发生了太大变化，现在如果仍然坚持和平共处，就会导致分裂固化，最终会变成苟延残喘、维持正在崩溃的朝鲜。那么最终分裂岂不是会长期持续下去吗？不如承担相当的负担，也要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不是吗？如果是那样，就没有必要强化朝鲜体制，最好是引导朝鲜在没有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实现自行崩溃，不是吗？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我以前在党内工作时，也曾遇到过困难，但却束手无策。所以我曾对党务人员说过，要耐心等待。朝鲜问题也需要以长远的眼光和综合性的视角灵活应对，但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耐心。看看德国的统一过程就会发现，西德情报机构并没有渗透到东德内部进行任何活动。”

“德国的任何专家，都没有预料到东德会在一两个月前那样崩溃。虽然形式不同，但我认为朝鲜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唯一拥有控制力的就是军队，但如果一旦发生军队无法守卫军事分界线的突发状况，数百万的难民可能会涌入韩国。我曾指示（政府）要制定应对措施。”

指挥体系一旦崩溃将一发不可收拾

卢前总统在此处，就朝鲜体制的特性和人民军的性质，说明了其优缺点。

“问题在于，即使饿死这么多人，也还没有发生士兵将枪口对准最高统帅金正日的事情。仔细想想，这让人联想起日帝时代。洗脑教育是多么重要啊。日本人鼓吹‘内鲜一体’，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洗脑宣传成吃人的吸血鬼。他们教育（民众）说，西洋人一旦登陆，就会滥杀无辜，不分男女老少，我们小时候对此深信不疑。朝鲜的洗脑教育比这更甚。正因如此，上次制造大韩航空客机爆炸事件的金贤姬，也处于为了‘慈父领袖’可以献出生命的状态。”

卢前总统表示，“那种忠诚心何时会崩溃？这是关键”。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独裁国家也一样，只要控制手段、指挥体系尚在，就绝对不会崩溃。伊拉克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指挥体系崩溃，就会比秩序涣散的自由阵营更加脆弱。这一点我们在6·25战争中已经目睹。（人民军）在国军北进时，瞬间瓦解。两名宪兵押送着700多名人民军俘虏，前往200里外的战俘收容所，宪兵因为腿疼，一瘸一拐地走着，（甚至）将枪交给俘虏，轮流被俘虏背着，徒步200里路，才到达战俘收容所。”

“曾经那么强大的人民军队，之所以会变成那个样子，就是因为指挥体系崩溃了。这种情况在很多先例中都可以看到。二战时期，德军和美军交战时，指挥体系健全时，德军更强，指挥体系一旦崩溃，美军就更强，这种现象在各地都出现了。我认为朝鲜人民军也不会例外。我认为，现在以金正日为中心，处于指挥体系中的干部们，因为一旦朝鲜体制崩溃，自己就会彻底完蛋，所以正在通过营造恐怖气氛来维持局面。”

——黄长烨（译者注：黄长烨/황장엽/Hwang Jang-yop，1923年2月17日-2010年10月10日，朝鲜政治人物、思想家，是朝鲜“主体思想”的工程师，曾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朝鲜国家元首]、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的朝鲜劳动党书记与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于1997年2月叛逃至韩国，其著作《黄长烨回忆录》在中国大陆出版）先生认为，最经济的统一方式是暗杀金正日。只要暗杀了金正日，一切就都结束了。因为其内部的人际关系是靠恐惧来维持的，一旦恐惧消失，朝鲜就会在一夜之间崩溃。他认为（朝鲜）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基础和伦理的马贼集团。您应该见一见黄长烨先生。

“可能会有机会的。但如果我主动邀请他，又会成为新闻。”

卢前总统小心翼翼，唯恐自己的证言引发其他政治争议。他表示，比起自己的证言会伤害到谁的心情，他更希望自己的证言能够对国家有所助益，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孙柱焕前长官似乎想到了“因心脏疾病住院”的报道，笑着说道，“可是，今天这位心脏不好的人，足足讲了八个小时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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