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愚原声回忆录（1）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92421263
ISBN-10: 8992421265
Authors: Roh Tae-Woo; Cho Gab-Je
Binding: Book
Publisher: Jo Gap Je Dot Com
Published: 25 June 2007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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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卸下权力铠甲的前总统讲述的深刻故事
“我写啊写，写到手腕发酸发麻。我的余生将致力于构建前总统的纪录文化。”

“北方政策是一种远交近攻的战略，它像剥洋葱一样剥开朝鲜的层层外壳。朝鲜的开放就是统一。拒绝金日成举行峰会的邀请，金泳三政府就错失了朝韩对话的主导权，令人遗憾。”

编者按：本篇回忆录的目录
1.总统职位的分量
2.国家大战略 - 汉城奥运会申办
3.北方政策的哲学和战略 - 从莫斯科、北京到平壤
4.东欧阵营建交秘闻 - 匈牙利发挥桥梁作用
5.韩苏建交及戈尔巴乔夫 - 他对金钱一窍不通
6.与朴正熙、全斗焕的缘分
7.韩中建交及台湾问题 - 义理和国益之间的苦恼
8.掌控朝鲜的缰绳 - 禁止不经由韩国与朝方进行接触
9.南北首脑会谈推进与徐东权 - 脱北者·密使互访
10.朝核问题与无核化宣言内幕 - 群山曾部署核武器
<1999年5月 月刊朝鲜>

卢泰愚总统年表
1932年12月4日，出生于大邱广域市东区臣龙洞596号
1951年7月，庆北高中毕业
1955年9月，陆士毕业（第11期），被授予陆军少尉
1968年6月，陆军大学正规课程毕业（中领/中校）
1971年11月，步兵第21联队长（大领/上校）
1974年10月，第9空输特战旅团长（准将）
1979年1月，步兵第9师团长（少将）
1979年12月，首都防卫司令官（少将）
1980年8月，国军保安司令官（中将）
1981年7月转业（陆军大将），政务第二长官
1982年3月～4月，体育部长官
1982年4月～1983年7月，内务部长官
1983年7月～1986年5月，汉城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长（汉城奥组委主席）
1984年10月～1986年5月，大韩体育会会长
1985年2月，第12届国会议员，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
1987年6月29日，6·29宣言
1987年8月，就任民主正义党总裁
1988年2月25日，就任总统
1988年7月7日，发表《争取实现民族自尊、统一与繁荣的特别宣言》（7.7宣言）
9月17日，汉城奥运会开幕宣言、与日本首相竹下彻举行韩日首脑会谈（首尔）
10月15日，出席汉城残奥会开幕式
10月19日，在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开启朝鲜半岛的和解与统一之路》）
10月21日，与美国总统里根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美国）
11月3日～14日，访问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文莱
1989年2月27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首尔）
9月11日，《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阐明特别演讲
10月18日，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
11月18日～12月4日，欧洲巡访（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法国）
1990年5月9日，就任民主自由党总裁
5月25日，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变化的世界中的新韩日关系》）
6月5日，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韩苏首脑会谈
6月6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华盛顿）
12月13日～17日，卢泰愚总统访问苏联
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与韩国总统举行韩苏首脑会谈（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跨越冷战的壁垒，走向和平与繁荣》）
1991年9月10日，与日本首相举行韩日首脑会谈
4月20日，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韩苏首脑会谈（济州）
6月29日～7月7日，对美国、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
9月17日，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
9月23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纽约）
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讲话（《面向一个和平的世界共同体》）
9月25日，与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举行韩墨首脑会谈（墨西哥）
11月8日，发表《关于构建无核化朝鲜半岛与和平的宣言》
1992年1月5日，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韩美首脑会谈（首尔）
1月16日，与日本首相宫泽举行韩日首脑会谈（首尔）
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面向和平与繁荣的21世纪》）
11月8日，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举行韩日首脑会谈（京都）
11月18日～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访韩、韩俄首脑会谈（首尔）
1993年2月24日，卸任总统
代行编者按 - 应如何解读本记录

如果我是总统
据说，46岁被暗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与知名学者们交谈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担任总统后，我对学者所写的历届总统的传记感到不满意。一位从未担任过总统的学者能否撰写出一部合格的总统传记，这值得怀疑。”

据说，前总统全斗焕在卸任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据执政史料主管秘书官记录）。“卢泰愚了解人类全斗焕，却不了解总统全斗焕。”

已故总统朴正熙曾在酒后对记者们吐露：“我死后，向我的坟墓吐口水吧！”这句话，也包含着对国民对总统职位缺乏理解的哀叹之意。

20世纪70年代末，赵甲济记者在釜山担任社会新闻部记者时，深刻感受到视野差异的重要性。当时，他乘坐出租车经过釜山市中心的光复洞大街时，看见人行道和道路之间插着铁桩，铁桩之间连接着铁链。记者慨叹道：“是谁制造了那么杀气腾腾的装置？”并说应该对这个障碍物展开调查。几天后，他去到光复洞大街，走在人行道上。因为有铁桩和铁链，所以肯定不会那么舒服。但他可以安心地在街上阔步前进而不必担心车流，于是他开始感谢这根铁桩了。行人和乘客的视角不同，导致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

在治理国家方面，总统的位置应该位于“从山巅俯瞰”的位置，而记者则是处于“从溪谷仰望”的位置。记者这次采访前总统卢泰愚时，有一句话一定要问。“我们与中国建交的时候，应该这样对待台湾地区吗？在宣布韩中建交前数日，我们仍向台湾方面表示绝不会抛弃老朋友，这难道不是过分的背叛吗？”

关于韩中建交问题，卢前总统在记者提问之前，便已主动解释道：“我现在仍然对台湾地区感到抱歉，但事情必须如此。中方对我们提出了条件，即中方亦会对朝鲜方面保密建交事宜，并希望韩方也能对台湾方面严守秘密。若朝鲜事先知晓韩中即将建交，不知会采取何种阻挠举措，对于这一要求，我们实在是难以拒绝。

记者曾短暂地设想，“如果我是总统，我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能否无视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的要求，提前向仅有2000万人口的台湾地区通报韩中建交预定日期，寻求其谅解，从而维护友邦之间的义气？以义气为判断依据的记者和以国家利益为判断依据的总统之间，存在着视角差异。

卢前总统的这一决定是否得当，将取决于韩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后续影响。韩中贸易额在建交当年，即1992年为63.79亿美元，1993年增至90.8亿美元，1994年为116.66亿美元，1995年为165.45亿美元，1996年为199亿美元，1997年为236.9亿美元，1998年为184.2亿美元，减少了22%。虽然去年贸易总额虽然有所下降，但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却达到5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自建交次年起，韩国对华贸易额便一直保持顺差，截至去年，累计顺差达154.5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市场。去年，访华韩国人数为48.7万人次，访韩中国人数为8.96万人次。

在与前总统卢泰愚进行的两天、约16个小时的对话中，记者多次设想：“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本次采访的意义或许在于，能够使读者体验以总统的立场和视角来审视问题。

卢前总统的证言会经久不衰吗？
《月刊朝鲜》在卢泰愚总统卸任前夕的1993年1月号上出版了一本名为《韩国总统秘录》的书，作为特别增刊。

在序言中，记者写道：《月刊朝鲜》此前主要撰写含有“总统应该了解民心”这一立场的报道，笔者现在想改变一下这种视角，即“国民也应该理解总统的孤独和忧虑。”也就是说，国民和总统应该是面对面的关系。

《月刊朝鲜》在卢泰愚总统任期内，一直执着地追寻《6·29宣言》的真相。

1989年6月号：《全斗焕亲信的爆炸性证言：<6·29宣言>是全斗焕的作品》
1992年1月号：《全斗焕原声证言：6·29前夜》
1992年11月号：《全斗焕首次声明：这才是6·29的真实历史》

这三篇报道抹黑了卢总统最辉煌的政绩，当时在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并炮制了“6·29异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异说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定论。如今，主流观点认为“全斗焕总统首先提出了《6·29宣言》的构想，并说服卢泰愚候选人接受”。

记者在《月刊朝鮮》上刊登了这三篇直接打击现任总统权威的报道，虽然因该报道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没有人被安企部带走，从这一点来看，记者切身感受到了民主化的好处。记者认为，此前《6·29宣言》相关报道主要依据为全斗焕前总统的证词，只有在得到卢泰愚前总统的证词补充后，才能描绘出接近真相的面貌，因此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为了全面地报道事件，有必要综合各方及当事人的观点。

当记者有机会采访卢泰愚前总统时，心中最为好奇之处在于，《月刊朝鲜》所持有的关于《6·29宣言》的信息和视角，究竟能否经受住卢前总统证词的检验，或者说，是否会被其证词所修正。在前往采访卢泰愚前总统之前，我特意重读了10年前，即刊登于《月刊朝鲜》1989年7月号上，由记者本人撰写的题为《卢泰愚总统领导能力研究》的文章。此举意在从10年后的今日视角，重新审视并验证当年文章的分析是否准确，以及了解在民主化阵痛达到顶峰时期，在任期进入第二年的卢泰愚总统，是以何种姿态面对的记者。

这篇约100页200字稿纸的文章，其开头和结尾如下。

<一位青瓦台秘书官表示，卢泰愚总统领导力的最大优势是“看似软弱”。他认为，正因总统表现得较为软弱，反而引发国民的不安感，进而促使国民开始凝聚“如今公权力也不能完全相信，只有自我振作”的自主、自卫意识。该秘书官表示，只有此种动向在社会各界别中扩散开来时，民主方能在韩国社会扎根、成为具有民主自生能力的强大结构。因此，卢总统看似软弱和迟钝的姿态，其实是像他的名字“泰愚”那样，大智若愚，以此引导国民进行民主主义的自主学习。>

<20世纪80年代，席卷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卢总统的性格和政治观，而卢总统的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在持续地影响着韩国社会。韩国社会的这种动态性，正为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带来辩证式的变化。从“12·12军事政变”的指挥者，转变为引领民主化进程的领袖，卢总统堪称这一时代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产物。因此，将卢总统塑造成何种面貌的总统，亦是今日韩国人共同肩负的课题。

当下，我们在批评卢总统软弱的同时，或许应该反思我们是否仍在留恋独裁时代的“果断的总统形象”，是否因渴望能够捍卫自身既得利益的强权总统。卢总统的“弱”与“强”之中，其实蕴含着今日韩国国民的共同责任。为了将卢泰愚先生塑造成为我们从未有过的“既强大又善良的总统”，知识分子应该更加忠实于自我，既得利益阶层应该有自我牺牲的觉悟，弱势群体也应该具备自省精神。这是我作为记者的个人看法。>

这篇《卢泰愚前总统原声回忆》堪称历史性文献。韩国历任总统中，虽然有四位尚在世，但至今尚无一人正式接受采访，也没人出版过回忆录。

总统与国民的共感和共识
最初，卢泰愚前总统同意接受《月刊朝鲜》的退任后首次采访时，仅计划抽出约4小时的时间。然而，记者心中萌生了更大的期望，希望将对卢前总统的采访，从通常形式扩展为“为历史留存的口述证言”，使其成为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记录。对于记者的这一意愿，卢前总统表示赞同。事后得知，卢前总统自1997年12月出狱后，便曾向身边人士表示：“如今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将我们做过的事情妥善记录下来，为后代提供更完善的基础。”随即着手准备回忆录的撰写工作。卢前总统在退任后，以其亲笔记录于数十本笔记本上的记忆为基础，按重要政策和事件展开口述，并安排相关人士陪同，以确保记录的准确性。此项口述整理工作至今仍在持续进行之中。

在这次采访中，卢前总统在其证词中使用了自己的口述资料，用于作证。《焦点系列：卢泰愚原声回忆录》第一期，汇集了两天共计16小时的采访内容。一位曾为时代主角的前任总统，决定亲自对由其统治的时代进行阐释和解读，这在韩国是史无前例的。记者在聆听卢前总统的解说时，也不由自主地体验了一番以总统视角审视国政的虚拟经历。这番体验为记者提供了观察事物的全新视角。记者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妄想：“如果我曾担任总统，我或许能撰写出更为精准的报道。”

记者意识到，对于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言，“辨析、考证”固然很重要，但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忠实地记录并传达其证言。因为只有先通读卢前总统所披露的第六共和国秘辛，才能顺理成章地对其进行评价与批判。针对某个主张或见解，可以辩驳“我有不同的看法”，但“事实”本身，是不容任何人否认的客观存在。正如一个“事实”胜过百种主张，相较于急切地对第六共和国盖棺定论，探寻第六共和国的真相与事实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记者着重于将卢泰愚前总统的历史性证言进行妥善编辑，力求使其易于读者阅读。一旦事实得到妥善梳理，评价自然会水到渠成地随之而来，而且这种评价也并不是一件难事。真正艰巨且至关重要的工作，不是评价本身，而是积累作为评价基础的“事实”与“史实”。曾垄断高级情报的总统，如今将这些信息与国民共享，共同体味一个时代的混乱、悲欢、成败与痛苦，此举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尝试，这也是为了创造明天的历史。

1. 总统职位的分量

因心脏病住院的传闻
3月30日（译者注：1999年），为了采访卢泰愚前总统，记者拜访了他在首尔延禧洞的私宅。巧合的是，当天某家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卢泰愚先生因心脏病住院，深夜引发骚动》的报道。报道称，有传言说卢前总统上午去高尔夫球场时因胸痛晕倒，并被送往国军统合医院住院治疗。

对于这篇报道，卢前总统以一句玩笑回应道：“看来我还能活很久。”据说，就在这个传闻流传开来的时候，卢前总统正在家中准备接受《月刊朝鲜》的采访。身穿深蓝色西装，精心打扮的前总统表情略显激动，似乎对卸下权力盔甲六年以来，首次能够倾诉内心想法感到感慨万千。在客厅进行的当天采访中，有第六共和国时期曾担任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官和公报处长官的孙柱焕前长官，以及从美国留学暂时回国的卢前总统长子卢载宪先生也一同出席。

——据悉，您最近曾前往教保文库，并多次与普通国民接触。他们都认得卢前总统。在他们眼中，您是怎样的，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岁月流逝，人们自然会产生怀旧之情。我在教保文库遇到的人很少，最近虽然休息了，但在登山或打网球时，以及去大邱时在秋风岭休息站稍作休息，吃一碗乌冬面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人。下车去休息站时，人们会围上来和我握手。”

——大韩民国人口有4500万，但能成为总统的人却寥寥无几。在我国，当选总统是作为人类最大的幸运和光荣，但同时，总统这个职位带来的负担，也使得卸任后的前总统生活受到诸多制约。

“几年前，我曾想过要努力营造一种理想的前总统文化。人们常常会忘记历史的教训。当一个人肩负起一个时代的重任，期间会经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经历许多苦恼，无数次体验人生的悲欢离合。我们本应该将这些经验汇集起来，为后任者，为后辈们发挥促进发展的作用，但不幸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卢前总统的语速缓慢，但声音却充满力量。

“过去，总统树立了很多政敌。时代更迭之后，报复行为不断重演，因此，即使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法付诸实践，令人惋惜。我认为，我虽然肩负了一个时代的责任，但并没有树敌。作为国家政务的负责人，我始终秉持着一种心态，或谓之哲学，那就是‘忍耐、宽恕、等待’（孙柱焕前公报处长官将此解释为‘隐忍之勇’）。因此，对于过去在朴总统、全总统执政时期心怀怨恨的人们，我竭尽全力去包容他们，化解他们心中的怨恨。”

欲创造“前总统文化”
卢总统介绍了不久前去世的李兑荣女士的案例。

“李兑荣女士，我曾与她会面，没少挨骂。但我没有反驳她的话，而是全盘接受，幸好她原本抗拒和反叛的态度完全消解，转而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诸多帮助。将从中获得的经验，视为古代士大夫辞官归乡后培育后学一般，决心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为国家做出贡献。

因此，我开始审视具体事务，考虑如何去做。其中，北方政策是我奠定的基础，我构想着在我的下一任时代，能够扩大战果，取得更大的成就，不料却发生了混乱。我卸任后，有人批评我为何要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说北方外交不过是四处撒钱的浪费外交。

即使是从积极层面看待北方外交的学者或教授，也未能正确地理解北方政策的本质和基本哲学。我感到，稍有不慎，其本质可能会被误导，因此以‘北方政策’为主题，在高丽大学言论大学院、延世大学、庆北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了演讲。讲座开始后，各方的邀请纷至沓来。于是，我应邀前往夏威夷的东西文化中心进行演讲，并思考如何尽我所能为政府提供助力，继续做出贡献。我认为，如果能这样做，或许可以塑造一种理想的卸任总统文化。”

然而，卢前总统遗憾地表示，“我可能福德不够，不幸的是，这些事情都中断了。”因秘密资金事件而被拘留和审判、如潮水般的舆论谴责、监狱生活，以及媒体报道的贬低与蔑视的卢前总统，以这番话语委婉地表达了内心的伤痛。

“在我经历磨难之后，我对以前的参谋们这样说。包括我在内，各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幸的是，各位积累的经验，以及我们为国家创造的许多宝贵业绩，被我们的下一届政权否定并抛弃。并且，他们想要一切从新开始，却没有根基。没有根基就无法实现飞跃，只能从空中坠落悬崖。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时世界各国对我们赞誉有加、艳羡不已，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将这些整理出来，交给未来肩负国家重任的人们，并以此为基础，打造能够实现飞跃的跳板。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如果能推进这项工作，或许能够恢复第六共和国时期肩负责任的人们被贬低的声誉。为了这个目标，让我们齐心协力吧。我曾这样呼吁。”

“有时甚至会写到手腕发酸”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出版了回忆录。布什总统和卢总统几乎在同一时期卸任，但对方的回忆录先问世了。美国人一旦卸任，便立即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工作中，通常在卸任后5年内出版。因此，人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就能了解到被创造的历史，我认为这有助于确保对那个时代进行评价的准确性。在我国，人们认为撰写回忆录是一件难事，因此公职人员要么不写回忆录，要么写的时候往往只剩下记忆，经常出现缺乏准确性的情况。我听说，卢前总统在狱中时就已经开始做笔记，为撰写回忆录做准备。请问您计划何时出版回忆录？

“我并非抱着一定要写回忆录的明确目标，只是想着或许有一天能为历史做出贡献，所以在忘记之前，将我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想到什么就记什么，有时兴致勃勃地写起来，会因为用力过度，手腕酸痛得无法继续写下去。我在现职的时候，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努力地写过。

与其说是系统地写作，不如说是记录一些我小时候是如何长大的，我当了三十多年的军人，作为军人，我的生死观是什么，以及这是如何形成的等等。不知不觉间，我成了一名政治人物，我也在思考，作为政治人物，我追求的是什么，这些也需要梳理清楚。我们应该整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因此，为了向未来肩负国家和时代重任的人们提供可以作为跳板的资料，孙柱焕长官也在这里，我们几个人一起收集资料，并让我回答他们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也写了一些文字，现在正以这些文字为中心，进行资料整理和事实核实工作。”

总统是无限责任
——您认为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虽然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形容，但恐怕没有人能像总统那样具有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即使现在，我相信金大中总统也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对历史的使命感和对国家承担的无限责任。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例如，我多次亲身经历过旱情。我会彻夜难眠地担忧：‘雨什么时候才下呢？’，并多次打开窗户查看。”卢前总统还介绍了以下一则轶事：

“1988年9月17日是奥运会开幕式，如果那天天气不好，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确保那天天气晴朗，我为此事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月，后来甚至向佛祖和上帝祈求，‘请赐予那天好天气吧’，并反复祈祷。最后，我确信‘那天天气一定会很好’。”

——有人说，朴正熙总统在守护国家安全时曾感叹孤独，并说过“汉江水是否会泛滥，只有站在堤坝上的人最清楚”。作为“站在堤坝上的人”，经历过总统职位的人，他们看待历史的眼光也与普通人不同。我想知道您如何评价韩国历史人物？

“我国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非常尊敬金庾信将军。对于我们固有的文化没有被中国这个大国同化，而是得以保留，我也感到自豪。这是以新罗文化为根基，创造了我们固有的文化，并且这种文化没有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是延续至今。虽然我没有深入研究文化思想史，但我认为，例如像元晓的思想这样的文化，应该作为我们固有文化的根源和本质而自豪地传承下去。”

——您如何看待李承晚、朴正熙两位总统？

“李承晚总统是明暗交织的。建国初期，我国的局势和环境真的非常艰难。经历了日帝36年的殖民统治，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遭到破坏，日本人何曾真正培养我们民族的人才呢？李博士执政后，想要推行行政命令，却发现曾在日帝时期担任郡守以上官职的韩国人寥寥无几。有人主张李博士起用了亲日派。为了运转庞大的国家组织，难道不应该利用他们掌握的行政技术吗？即便他们曾在日帝时期亲日。像李博士这样具有强烈抗日精神的人，都只能不可避免地启用亲日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尊敬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建立国家。”

采访初期略显僵硬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柔和。卢前总统的语气也变得自然起来。

——请您总结一下您对朴正熙总统的看法。

“我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回答，那就是我90%以上的认同赵甲济总编在《朝鲜日报》上连载的文章（《向我的坟墓吐口水》）中的观点。我们谈论着自由和民主，但马上就要饿死的人，又哪里来的自由和民主呢？我尊敬朴总统，当然，我也曾亲自侍奉过他（编者注：卢前总统1955年9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并被任命为第五师团小队长，当时的第五师团长正是朴正熙将军），在我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我们民族怀有三种巨大的遗憾（恨）：贫困之恨、无知之恨、被他人轻视之恨。我们一直未能摆脱这三种遗憾，而在朴总统执政期间，我们摆脱了饥饿之恨、无知之恨，并且在“自主国防”的旗帜下，增强了国防力量，建立了强国也无法轻易觊觎的安全态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尊敬朴总统。”

——卢前总统您在文化圈层上来说，是在新罗、佛教影响深远的地区成长起来的。您刚才也高度评价了金庾信将军，但如果去教保文库寻找关于金庾信的书籍，却一本也找不到。高丽时期的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对金庾信的评价是最高的，在《三国史记》中，关于金庾信的记载比文武王和太宗武烈王还要长。然而，现在由于出现了批判性看待新罗统一的视角，对金庾信的评价也随之降低。

“通常提到金庾信，人们都会将他尊为成就三国统一的主人公，我认为他在新罗三代君王统治时期都发挥了绝对的影响力。从我们的民族性和政治属性来看，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想要有所作为。金庾信虽然拥有左右三权的势力，但丝毫没有滥用权力。而且，文武兼备、均衡发展，除了新罗之外，还有哪个时代能做到呢？虽然称呼为金庾信将军，但从“文”的概念来看，他也是更为合适的人物。通过实现文武均衡，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等都得到了稳固发展，并且完整地守护了新罗这个国家的法统。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尊敬。”

军事文化的本质
——统一三国始于太宗武烈王，完成于文武王。我认为，文武王去世后被追谥为“文武王”，是为了向后世传达这样一个教训：统一三国的原动力在于文武兼备。我们现在正处于类似于三国统一的时期，需要致力于南北统一，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文武”进行现代化的重新诠释。卢前总统在军事文化中成长，开创了实践民主化的时代。对于那些将军事文化视为反民主的人来说，这部分可能难以理解。

“似乎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军事文化就是‘反民主文化’，但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如果对军事文化进行微观分析，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卢总统认为，自建国以来维持军队的军事文化可以分为两种，并发表了以下言论：

“第一，韩国创建军队时，虽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军队，但领导军队的高级干部都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日本军队训练并成长起来的人。因此，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然而，韩国军队的组织和制度是美式的。军事学和军队的规定都是美式的，因此初期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种状况何时开始改变呢？正规陆军士官学校于 1951 年战争期间在镇海成立。在此之前，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制为 3 个月、6 个月，最长为 1 年。正规陆军士官学校是四年制，完全采用了美国西点军校的制度，课程也与西点军校学员所学的课程相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美国军队呢？

大概会评价为‘民主国家的军队’吧。从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的贡献，以及与政治家的关系来看，其系统是将政治领导人视为上司，并尽责维护国家安全。此外，美国军队的制度、规定以及各种生活方式的基本框架，都是以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和运作的。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这种影响，并将其内化，它也成为了我们人生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后来经过分析发现，虽然我们没有正确认识民主主义，但我们的生活却自然而然地遵循了民主主义的程序。”

另一方面，卢总统留下意味深长的余韵：“对于许多被视为民主主义者的民间政治团体，究竟是否真正实现了民主程序的制度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军队中的民主主义并非通过选举产生指挥官，因此最终被解读为将民主主义生活化的“制度性装置”。民主主义的核心在于在做出决策时多人参与，那么您最终是在谈论如何利用参谋吗？

“参谋和下属指挥官，也就是组织的核心，用民间术语来说，可以比作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吗？在决定某项任务时，虽然不是一等兵一票、中士一票、小队长（译者注：对应中国军队中的排长）一票的制度，但小队长会代表小队成员的意见参与，许多指挥官也会参与决定任务。这种参与程序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明确确立的，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生活。”

——我认为在我国，以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这三位总统所代表的路线，基本上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义。卢前总统与前两位略有不同，因为他在其中加入了民主主义的成分。而以两金（金泳三、金大中）为代表的人们，则是要求民主主义的人。因此，要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和采取国家主义路线的人们，成为了现代史上的两个轮子，共同推动着大韩民国这辆车前进。

与此相关，我想请问的是，是否因为有要求民主主义的人们，才诞生了卢总统这样的人物？因为人很难自我改革，而在外部要求和应对的过程中，即使不情愿，也会变得民主。从这一点来看，我想知道您如何评价民主化要求势力对我国现代史的贡献。

那么就是取得政权了
卢前总统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时代要求顺应时代需求的领导人。”

“在朴总统执政时期，他作为致力于消除贫困、巩固国家安保的领导人，正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人物。如果当时国民选择‘即使生活困苦也要实行民主’，朴总统就不可能成功发动5·16革命。当时金日成随时可能南侵，国民饥肠辘辘、濒临死亡，只要求活下去，而国会议政台上却日夜争斗，在这种国民对政客失去信任的背景下，5·16军事革命才得以成功。因此，可以总结为这是时代的需求。而全斗焕总统的情况则有些特殊。

在1970年代末，朴总统遭遇不幸的前几年，我国国民的素质已经显著提高。因此‘国家应由文人治理’已成为基本常识。当时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拥有如此高素质的文人群体若屈居于军方之下，实为自尊心所不容。尽管朴总统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国家振兴，但‘现在该让军方退出政坛’的强烈抵抗突然使权力核心出现真空。自然现象也是如此，在赤道附近，当气流形成真空状态时就会产生台风，朴总统的逝世导致权力核心出现真空状态。必然引发剧烈的政治风暴……”

卢前总统说：“如果主张‘现在是文民时代’的人们能够平息这场台风就好了。”文民政治势力没能平息这场风暴，反而采取了煽风点火的态度，致使国民再次陷入混乱与危机意识当中。而整理这种混乱的人是全斗焕前总统。

“若金泳三、金大中先生等人能够呼吁‘应有秩序地克服这种混乱’，并且国民们能够与他们同心同德，那么之后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人承担责任。有人开玩笑说，五共的本质是什么？这至今仍是历史学上的争论问题。在司法审判中，将其定罪为军事政变。在五共时期，我作为代表委员去过民正党研修院，发现他们也不知道五共的本质是什么。据说曾担任过文教部长官的某人来访时曾断言‘五共的本质就是政变’。

我怎么想都不认为那是军事政变。如果是军事政变，就应该存在明确的政权目标，夺取政权后也应该有具体的施政计划，但是什么都没有。最终获得的政权，究其根源，是出于‘必须拯救国家’的信念，倾尽全部身心竭力奋斗的结果。当我说出这番见解时，有朋友笑着说‘那么就是取得政权了’。

最后说一下我的情况，五共稳定了秩序，经济也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GDP年增长率持续超过10%，但是如果想再次以那种方式（总统间接选举）继续执政，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因此，70年代末的情况重演了。虽然我作为间接选举制下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执政党提名，但是国民的抵抗非常强烈。当时时代诉求是‘不要富裕生活，就要民主主义’。在我听来，‘现在军队必须退出政坛’的呼声震耳欲聋。而回应这一要求的，就是6·29宣言。”

关于营救金大中的劝说
卢前总统曾表示自己从未梦想过要当总统。

“我与在座的孙长官从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共事，（卢总统表示，自己在陆军少领时期与时任《京乡新闻》社会部记者的孙柱焕先生初遇后，成为了近40年的挚友），我从小到大，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总统。像金泳三总统那样的人，据说年轻时就梦想成为总统。梦想本身绝非坏事。任何人都可以有志向。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即使有人批评我说‘连做梦都没梦到的人怎么当上总统了’，事实上也只能如此。”

——我听说卢前总统在金大中内乱阴谋事件时，为营救金大中先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但在当时，恐怕军部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处决金大中先生。（对我们而言，金大中先生）并非政敌。他与朴总统才是政敌。即便单纯考虑这点，全斗焕总统难道不是我的朋友吗？如果处决金大中先生，那么就是让朋友手上沾染鲜血，这绝对是说不过去的。不仅如此，如果真的沾染鲜血，全总统将被钉上独裁者的烙印。独裁者的特征就是杀害政敌、长期执政，而我始终强烈认为：从一开始就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曾数次向全总统表达过这种想法。而全总统也没有提出‘并非如此’的反驳，所以我相信他是认同我的想法的。但是，当时席卷而来的氛围却完全倾向于处决（死刑）金大中……我曾对军部核心人员说过，如果真的为了全总统好，站在忠诚于他的立场上，就应该认同他的想法。”

“在排遣失去父亲的孤独时，与歌曲结缘”
——至今为止，您创作了多少首歌曲？

“没几首。我在音乐方面有些天赋，这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虽然记不太清楚，但父亲肯定是喜欢音乐的。在乡下的村子里，只有我们家有留声机。我至今还记得我三四岁时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到的歌曲。像玄人先生或金贞九先生这样的歌手，有些歌词都散佚了的歌曲，我还记得。以前有首老歌叫《顺风扬帆》（순풍에 돛을 달고）。最近，银铃姐妹也唱过。那是我小时候坐在父亲膝盖上听到的。以前是蔡圭烨（音채규엽）先生这位歌手唱的歌。他的辈分比玄仁先生还要长。听他们说，他们记得旋律，但歌词已经忘了，所以我曾把歌词全部写出来，甚至写到了第三节给他们。”

——您是怎么记住的？

“父亲去世后，他的遗物中有留声机、玉洞箫、好像还有小提琴，但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生于1932年，父亲在1938年去世，为了排遣失去父亲的悲伤和孤独，我会放留声机听，因此我也很快就变得很会唱歌，还能用口哨吹出奇异的声音。所以，在国民学校读书时，我被归类为唱歌好听的人，中学时还参加了合唱团。不过我没能做到正式地学习音乐并进行作曲。但我确实有那方面的天赋。我在初级指挥官时期还不是这样，但担任联队长时，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部队指挥上，音符的意象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我就在书桌旁来回踱步，拿出一个笔记本，像记者速记一样，音调上升就往上画，下降就往下画，这样过了几天，那音符的意象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

——您不是画在乐谱上，而是这样记录的吗？

“那样反复多次之后，我会叫来懂作曲的人，让他们把这些内容记录到乐谱上，并让他们试着唱唱看。我也情感丰富，觉得这样一来，孩子们的士气肯定会提升，所以就创作了联队歌（8师团21联队联队歌）。空输部队是我在富平创建的。所以，第九空输旅团歌也是我创作的。”卢泰愚总统作词作曲的步兵8师团21联队联队歌如下：
狂风暴雨暴雪猛烈地呼啸吧/
乌云啊又如何该来的就来吧/
男子汉胸怀壮志，愿为此献出生命/
雄鹰矫健地展翅茁壮成长/
威名响彻云霄的21联队

“白马部队因为有师团歌，所以我创作了一首名为《白马魂》的歌曲，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时，又创作了《忠诚之路》，我曾让几位歌手试唱，后来佩蒂·金表示她愿意演唱，就由佩蒂·金（패티金）演唱并制成了唱片。其他的歌曲则是由赵英男、严正行（조영남、엄정행）演唱的。”卢总统在卸任前，将自作曲和爱唱的歌曲汇集成名为《忠诚之路》（충정의 길）的CD，其中收录了卢前总统亲自演唱的《Besame Mucho》，曾引发热议。记者购买了这张CD并试听后，感觉卢前总统的歌唱实力达到了“堪比专业歌手的水平”。

与《Besame Mucho》相关的内情
——之前灌录的CD是在青瓦台制作的吗？

“我被崔石立警卫室长叫去，他带了指挥和从 KBS 录制来的伴奏，让我配合着唱。”

——《Besame Mucho》是您的爱唱曲吗？

“并非如此，不知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大家都喜欢那首歌。在当总统之前，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唱。我担任党代表时，如果有聚会，为了活跃气氛，大家总是申请说‘代表您唱一首吧’，所以就唱了。但是歌词稍微有些那个，对吧。当上总统之后，一位首席秘书官说‘现在请不要再唱《Besame Mucho》了’，所以就没唱了。”据说，卢总统再次与《Besame Mucho》相遇是在墨西哥进行国宾访问的时候。

“我到达墨西哥后，到处播放的音乐都是《Besame Mucho》。所以我问萨利纳斯总统：‘这首歌是墨西哥国民喜欢的歌曲吗？’他说是最喜欢的歌曲。就像我们国家的《阿里郎》一样。而且，他们还邀请了《Besame Mucho》的作曲家。”

《手拉手》是预言般的歌曲
——除了那首，您还喜欢什么歌曲？

“李美子唱的《小姐》这首歌。从奥运会之后，爱唱曲就变成了《手拉手》。”

——那首歌的歌词里有“Breaking the Wall”的表达，翻译成“跨越墙壁”，对吧。

“不仅是奥运会，还有北方政策、苏联解体、两德统一，这首歌里都预言了。”

——从某种角度来看，卢前总统似乎是因为与汉城奥运会的缘分而接触了北方政策。

汉城奥运会的口号是"和谐与前进"。古代奥运会就是那样——强者们放下刀枪、赤身较量，君王们共商如何阻止战争、实现和平，哲学家与艺术家们则展开各自领域的学术探讨，堪称和平的象征塔。以奥林匹亚为中心，众多城邦虽频繁交战，但每四年必休战一次。然而这一传统（奥运会）中途中断了。现代奥运会虽力图回归古代理念，但却没能真正实现。

奥运会也曾被政治利用，比如希特勒的柏林奥运会，最近的莫斯科和洛杉矶的不完整的奥运会，以及血迹斑斑的慕尼黑奥运会等等。为了克服这一切，希望这次一定要让真正的‘和平象征’绽放，这是我的野心。稍后会提到，我们为什么要举办奥运会。最初（提议申办奥运会时），我们被当作疯子对待，但最终克服了困难。奥运会成为了能够让我国发展更上一层楼的契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天大的好运。你听过申办奥运会的故事吗？”

——是的，稍微了解一些。

“我好像有记录下那些内容的东西。看看之前记录下来的东西再讲吧。”卢总统翻看了事先准备好的资料本，然后从中拿出一个。封面上写着“北方政策的启动……从汉城奥运会开始”的标题。孙柱焕前长官解释说：“这份资料是以卢总统执笔的文字和讲话，以及相关参谋们的证词为基础撰写的。”

卢总统展示了用细小的字迹密密麻麻写满的几本笔记本。那就是媒体报道过的卢总统在狱中执笔回忆录的笔记本。灰色封皮，在无穷花标志内印有“法”字的笔记本，足有 30 多本。卢总统开始阅读准备好的“汉城奥运会”资料。前总统的口述证词、口述回忆录即将开始。

2. 国家大战略 - 汉城奥运会秘闻

提供援助却遭到怨恨的美国
<奥运会与北方外交密切相关，是我在任期间最为关注的诸多政策之一。我的北方政策，其基本构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3年《6·23宣言》发表时，身为军人的我，从国家安全相关人士的立场出发，认真思考过应该如何解决南北问题。仅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综合国力还落后于朝鲜。虽然面积相似，但我们的人口更多，而且在自由主义体制下，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因此我们也曾抱有希望，如果我们努力，或许在20世纪60年代末左右，南北韩的国力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均衡。

从这一点来看，我从根本上认为，将韩国的国力水平提升到像西德那样的高度，是我们应该优先完成的当务之急。然而，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北方提出了“四大军事路线”，为了进一步扩大与我们的综合国力差距，正在全力以赴。作为一名军人，我对这种现实感到非常惋惜，恰逢朴总统去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混乱中，我得以就任保安司令官。>

1973年发表的《6·23宣言》，其内容是“对于不与我们为敌的、理念和体制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们也开放门户”。学者之间普遍认为该宣言是北方外交的萌芽。然而，当时韩国积极推进北方外交政策的对内对外条件尚未形成。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言仍在继续。

<我曾想过。虽然有过《7·4共同声明》、《6·23宣言》，但南北韩关系存在局限性。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摆脱彼此的界限。即使在板门店，双方代表面对面会晤，也只是各说各话，毫无进展。因此，营造国际性的周边环境是必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在联合国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票。然而，虽然付出了努力，但未能实现。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的不结盟国家，大部分都是欠发达国家，因此倾向于以物资丰富的美国为中心的自由阵营。

然而，西方阵营的援助方式开始暴露出问题。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国家在提供援助时，只是给予物品，却未能给予对方应有的感激之情，即没有给予心灵上的慰藉。援助方式显得笨拙。最有效地利用这一空隙的人是金日成。金日成以远不及我们的微薄成本，巧妙地俘获了欠发达国家的人心。

“像剥洋葱一样剥开朝鲜”
当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担任保安司令官时，情况再次开始发生变化。那些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好而疏远西方，转而接近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逐渐意识到一旦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就会面临社会颠覆和国家政权倾覆的危险。这些第三世界的老一辈人开始警惕起来，认为“搞共产主义会死人，国家也会被夺走”。

我由南北韩对峙状态，联想到了中国战国时代秦国使用的远交近攻战略。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而运用这一战略，其核心思想是“与遥远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壮大自身力量，然后攻击并击溃邻近的敌人”。我决定将这一战略应用于南北韩关系。既然朝鲜的大门紧闭，那就绕远路，从外围入手。

我计划“首先与不结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然后与和朝鲜有关系的国家，即东欧集团、苏联和中国也搞好关系”。反正南北统一这件事，即使不通过战争，只要促成开放就能实现。“开放=统一”是我的统一基本概念。

“所以，（对朝鲜）要像剥洋葱一样，从外围开始一层层剥开。只要完全开放的条件成熟，就和统一没什么两样了。这是我们避免战争，实现统一的最正确、最好的方法。”

我的北方政策，简单概括来说，当前目标是统一，但最终目标是将我们的生活文化圈扩展到北方地区。我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而汉城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或许是我的战略奏效了，又或许是我们外交官积极争取不结盟国家的结果，原本支持金日成的选票开始转向我们这边。这股力量促成了1981年我们成功申办奥运会。

第六共和国成立之初，我特别强调民族的自尊。因此，在我的强烈意志下推进的正是自主外交。我曾想，既然属于自由阵营的国家可以随意与共产阵营国家交流和建交，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别人的脸色，亦步亦趋，这算什么拥有自主外交权的国家？这样还能自诩拥有民族的自尊吗？”我经常这样反问自己。北方外交所蕴含的我的基本哲学正是如此。我们自身拥有自主权的外交，即使在当时也堪称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接着，卢前总统开始讲述首尔奥运会申办成功的过程和背景。

“我只有一票”
<1981年9月30日，在德国巴登巴登，距离我们申办奥运会成功还有大约半年的时候，也就是当年3月，奥林匹克相关部长会议召开了。那是我退役之前。当时还没有体育部，因此由文教部长官担任奥运会主管长官，外务部长官、安企部长等被列为相关长官。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1979年9月19日朴总统执政时期政府决定申办，并于1981年2月16日完成申办申请的奥运会。在距离举办地决定仅剩6个月之际，相关长官们齐聚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继续申办奥运会。

然而，结论是“根本不可能成功。即使申办成功，又从哪里筹措所需的巨额经费呢？”。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IOC）委员的金泽寿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IOC委员共有82名，如果我们想要申办奥运会成功，就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由于委员长将担任会议主持，因此过半数即为41票。但是，我们确定能够获得的选票只有我这一票。”因此，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要取消或退回奥运会申办。先拿着这张入场券，等到决定1986年亚运会举办地的时候，让给日本，以此换取日本帮助我们申办亚运会。”然而，安企部长俞学圣、外务部长官卢信永等人表示：“太没出息了。‘我们只有一票’，这是什么话。不能连努力都没尝试就举白旗投降”，经过商议，最终外务部向所有派驻外国的使馆下达了强硬的训令。“要积极进行游说活动，争取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支持我们。”

那是我在1981年7月15日脱下军装，担任负责外交、安保事务的第二政务长官的时候。政务长官室与现在已经拆除的中央厅内的外务部长官室相邻。当时我对之前的情况并不了解，9月初，外交安保研究院院长卢载源（后任外务部次官、首任驻中大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相当激动，开口说道：“长官，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奥运会到底还要不要办了？”

我询问原因，他才吐露了之前的情况，并说道：“先前通过外务部向多个国家的外交官下达了训令，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可以合作的国家大约有20个，难道不值得一试吗？”也就是说，已经获取了过半数的一半票数。他表示：“一开始就举白旗像什么话。即使我们输了，如果是惜败日本，面子上也过得去，但如果惨败，颜面何存？这会对亚运会，乃至我们的国政都将产生影响，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对这件事做出决断。”他激动不已。我想起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要争取不结盟国家支持的观点。脑海中也浮现出外交官们不时向我汇报成果的身影。

我立即向全斗焕总统上书，”奥运会一定会申办成功，请总统您下决心。”那时是9月初，上书的第二天早上，全总统就召集了相关长官。因此，在那天的会议上，最终决定申办奥运会，并任命我为负责人。我认为，以争取不结盟国家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奥运会申办并非不可能成功。
我们向日本展现出一种“我们什么都不做”的颓废姿态。或许是因此，日本在陈述报告等方面也毫无作为。我们制作了模型，也准备了陈述报告。甚至还动员了空姐和韩国小姐们。以不结盟国家为中心，积极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宣传申办奥运会。>

“因为存在战争风险，所以更要举办和平奥运”
卢前总统如下回忆了这一幕：

“日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来到了巴登巴登，而我们则做了超乎想象的准备前往。我们甚至动员了韩国小姐和空姐，手牵手引导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他们不可能不被我们打动。”让我们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当时在外国，有说法称“韩国是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危险之地”。甚至使用了“火药库”这样的表达。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在亚洲的火药库举办奥运会能行吗？”。我们对此反驳，反而提出了“没错，正是火药库。正因如此，为了不在火药库点燃战火，在此地播撒和平的种子，才更应该在这里举办奥运会。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预防战争”的逻辑。我们还强调“奥运会不应成为发达国家的专属，也应该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以此争取了不结盟国家的支持。这两种逻辑以不结盟国家为中心形成了共识。

我们如此集中地开展活动，最终以52比27的压倒性票差战胜日本，成功申办了奥运会。而且，这个过程与我们构思北方政策基本战略、基本哲学的起点是相连的。当时，在申办奥运会上投票支持我们的国家，主要是不结盟国家，其次是西方的自由阵营国家。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投票给我们。这是因为朝鲜强烈反对汉城奥运会。即使在汉城奥运会举办权确定后，朝鲜仍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集团散布“如果在首尔举办奥运会，就会发生战争，汉城奥运会绝无可能”的无理主张，持续进行阻挠活动。

但是，我认为既然已经争取到了不结盟国家的支持，现在也可以争取东欧集团了，于是提出了要争取东欧集团的方针。自由阵营是体育与政治分离的，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则不然，这两者无法分离，最终都会归结于政治。因此，我们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争取他们参与奥运会本身，在政治上也等同于将他们引导到我们期望的方向。我作为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长，为促成东欧集团参与汉城奥运会付出了努力。从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主席为首的积极支持我们的人那里获得了协助。而且，以体育为中心进行赞助的企业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例如，德国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公司是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商，该公司的达斯勒会长与东欧多位领导级人士关系密切。正是通过获得这些人的协助，我们才得以跨越了那道高墙。>

“朝鲜开放=统一”这一公式
结束了以上口述证词后，卢前总统将话题转向了对申办奥运会背景的说明。

“我在担任保安司令官时期，更换了20-30名外交官，（他们在赴任前）都进行了岗前培训。他们来到保安司令部接受保安教育。那时还是戒严时期。当时，金载圭事件发生后，国家安全企划部的作用有所减弱，保安司令部的作用相对较强。那时（外交官们）前来接受培训时，我强调了什么呢？

‘各位外派后，要彻底放下身段。彻底放下身段，与（当地人民）脸贴脸、拥抱、打成一片。我们过去也曾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时期。我们这样做才得以生存。让我们分享我们经历的经验。’我强调的是，像这样付出真心，拥抱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自然会向我们靠拢。

而且，我要求他们将进展情况联络我。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就有了联络。有位大使学会了手针疗法，为驻在国人民治疗疟疾、消化不良等疾病。像这样放下身段，全身心投入，不结盟国家的选票就开始向我们涌来。北方问题也是如此。在板门店（南北对话）进行了几十年也没有进展。因此，必须改变方法，统一朝鲜的概念是开放，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只要开放就会改变。所以要绕远路。

第一步是不结盟国家。接下来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集团。最后是中国。像这样树立战略概念，铺设可能性之路，并将之联系起来的就是奥运会。其他人可能只准备了奥运会，但我（北方政策、统一政策）是同时进行的。真的非常感谢很多人。其中一位就是已故的达斯勒会长。这个人对我给予了全力协助。‘您去苏联与体育部长会面，请他帮帮忙，去东欧也请他帮帮忙’，他都一一照办。朝鲜则是拼死阻挠。最初的气氛很紧张，因为朝鲜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见我。据说苏联体育部长因为顾忌朝鲜，像秘密会见间谍一样与我见面。”

汉城奥运会瓦解了东欧集团
卢前总统再次拿出资料，开始了口述证词。

<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曲折坎坷，危机四伏，曾多次面临流产的危机。在我们为积极争取东欧集团而努力的过程中，最信任的美国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等媒体主张“不能在首尔举办奥运会”，甚至还发生了参议员们对此进行表决的事件。我为此事感到非常痛苦。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执委们也窃窃私语，“真的应该在首尔举办奥运会吗？还是应该更换举办地？”我追着这些人，竭尽全力地进行说服，最终才克服了那道艰难的障碍。>

在这一部分，卢前总统介绍了一个轶事。

“如果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更改举办地，我将在蚕室主体育场中央为萨马兰奇委员长建立坟墓，并为剩余的81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建立坟墓，将其开发成世界级的旅游景点，吸引游客。我打算在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内容：‘破坏了象征世界和平的奥运会的罪魁祸首，国际奥委会委员长萨马兰奇就埋葬于此’，让所有游客都向其吐口水。我将这个内容告诉了阿迪达斯公司的达斯勒会长，并拜托他‘请务必转达给萨马兰奇委员长’。”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从外交和政治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申办也可以说是从那时开始打破东西方壁垒的转折点。一直以否定眼光看待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与奥运会，开始意识到现实与他们之前的认知截然不同。他们原本认为韩国是“一无是处的美国的走狗国家”，身处西方阵营的最前线，但实际上却发现韩国与他们听闻和了解的截然不同。我认为这种冲击对东欧集团的瓦解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汉城奥运会不仅与我的北方政策直接相关，也可以说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一起，对东西方和解、东欧集团瓦解等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3. 北方政策的哲学和战略 - 从莫斯科、北京到平壤

金钟辉、朴哲彦以“双峰”体制推进北方政策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北方政策。卢前总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永宗岛国际机场（译者注：该项目于1996年3月正式定名为“仁川国际机场”，2001年3月29日启用）、京釜高速铁路也与北方政策密切相关”，并表示“为了后世的历史，最好能准确地阐明当时的情况”，从而打开了话匣子。

卢前总统解释说，他自己的北方政策是以金钟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和朴哲彦政策辅佐官为“双峰”体制展开的。以下是直接听取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而记录的内容。

<我的北方政策中，金钟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和朴哲彦政策辅佐官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式和公开的事项、基本的事项全部由金首席秘书官主管，而需要派遣特使等非正式的事宜则主要由朴辅佐官执行。我在展开北方政策时，设定了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并且将阶段也划分为1-3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是营造条件阶段，与东欧集团、苏联、中国建交可以算是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完全包围朝鲜。

第二阶段是韩朝统一，《南北基本协议书》是以此为目的而取得的一项成果。

第三阶段是前面提到的最终目标，即将我们的生活文化圈向北方扩大。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永宗岛国际机场、京釜高速铁路，其基本构想也是以这样的北方政策为根基而制定的。高速铁路的基本构想不是从首尔到釜山，而是从釜山经首尔，连接到平壤-新义州-西伯利亚-欧洲。我访问日本时，曾在国会演讲等场合表示“从日本经海底隧道到达釜山，与韩国的高速铁路并肩前行”，这正是包含了这样的构想。>

卢前总统解释说，“西方国家察觉了我们对高速铁路的构想和机密，导致了高速铁路招标竞争的加剧”。他认为，如果仅仅考虑首尔-釜山线路，西方国家的公司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项目。以下是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我于1987年作为总统候选人访问美国，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当时，一位学生问我对韩国年轻人的反美情绪有何看法。我当时回答说，“那不是反美，而是自尊心。不幸的是，我们第一代人失去了自尊心。在日帝的压迫下，我们的自尊心被扼杀。我们的历史、文化、自尊心都被抹杀，为了生存只能卑躬屈膝地乞求生命。但是，我们的第二代人并非如此。这些人将来成长起来，肩负起国家责任的时候，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友好。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这一点。”

当时，美国的舆论和领导人们理解我对韩美关系的哲学和立场。因此，即使我大胆地推进北方政策，他们也首先在政府层面上支持和声援我。在与中国、苏联建交时，包括舒尔茨前国务卿在内的多位美国领导层人士也给予了我很多个人帮助。>

对北方政策的批判
然而，对于卢总统的北方政策，并非只有肯定的评价。《新东亚》（1993年2月号）中可以发现如下批判北方政策的段落。

<……北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失去平衡、调整及价值感，导致疏远了传统的友邦，且未能获得与投资相应的利益，因此也未能获得国民的支持。韩国大张旗鼓地炫耀北方外交，是加剧美、日对韩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在与中国建交时，甚至未事先通告台湾地区，就要求台湾地区，撤走大使馆，这都是忽视平衡和调整的典型例证。>

对于这样的批判，卢前总统提出了如下意见。

<如果能毫不牺牲地全部获得大的利益，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是为了获得大的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小的利益，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对于过分夸大评价这种小牺牲的做法，我无法认同。只是对于未能维持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至今仍感到抱歉。为了维系与传统盟友台湾地区的关系，我们也在内部尝试了各种方法，尽了最大努力，但中方以前例为由提出要求，实属无奈。

当然，我们并非没有努力以委婉、间接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并缓和情绪。但是，本应事先明确告知与中国建交的事实，并表达“抱歉”之意，却未能做到，对此我更加感到痛心。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要以同等比重对待拥有超过12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和人口仅有数千万的台湾地区，实属不易。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为了获得“大”，不得不牺牲“小”，实在是无奈之举。>

卢前总统补充道。“我们在与中国建交时，也对台湾方面表示‘对不住’，但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现实是必须追求国家利益，其次，仔细想想，台湾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交往更为长久，也有这种想法。外交这种事情，是无法坦诚相待、请求谅解的。”

*“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7·7宣言）是指
1988年7月7日，卢泰愚总统发表了《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即所谓的《7·7宣言》六项条款。在该特别宣言中，卢总统阐明了北方政策的实践行动方针，如下所示。
1.推动各界各层面的韩民族同胞相互交流。
2.支援离散家属生死确认及相互访问。
3.开放韩朝直接贸易的门户。
4.承认我方友邦与朝鲜进行贸易。
5.终止韩朝之间的消耗性竞争和对抗外交。
6.我方有意协助朝鲜改善与美日等我方友邦的关系。

*北方政策相关主要日志
● 1973年 6月23日
发表《6·23宣言》。宣布：“对于不与我们为敌，理念与体制不同的共产国家，也开放门户”
● 1983年 6月29日
李范锡外务部长官在国防大学院举行的《6·23宣言》10周年纪念特别讲座中，首次在政府层面使用“北方政策”的概念

1988年
● 2月25日 卢泰愚总统在第13届总统就职演说中，表明将以全方位的外交政策推行北方政策
● 3月1日 卢泰愚总统在3·1节第69周年纪念词中，阐明北方政策与统一政策的关联性
● 5月30日 卢泰愚总统在第13届国会开幕式演说中，说明北方外交政策的推进背景
● 7月5日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卢布尔雅那开设贸易事务所
● 7月7日 卢泰愚总统发表6项条款的《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
● 10月3日 南斯拉夫在首尔开设贸易事务所
● 10月25日 韩国政府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建设常驻代表部
● 12月27日 匈牙利政府在首尔开设常驻代表部

1989年
● 2月1日 韩·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政府成立41年来首次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 4月3日 苏联在韩国开设协商贸易事务所
● 4月13日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在波兰开设贸易事务所
● 11月1日 韩·波兰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11月22日 卢泰愚总统访问匈牙利（韩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社会主义国家）
● 11月29日 韩苏就建立领事关系达成协议
● 12月27日 韩·南斯拉夫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90年
● 1月16日 与阿尔及利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2月22日 在苏联开设大韩民国驻苏领事处
● 3月20日 政府及执政党代表团至3月27日正式访问苏联（金泳三代表与朴哲彦长官之间发生不和）
● 3月22日 韩·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3月23日 韩·保加利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3月26日 韩·蒙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3月30日 韩·罗马尼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6月5日 卢泰愚总统在旧金山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首次韩苏首脑会谈（第一次韩苏首脑会谈）
● 9月30日 韩·苏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11月7日 南斯拉夫总统博里萨夫·约维奇访韩，为东欧集团国家元首首次访韩
● 11月15日 匈牙利总统贡茨·阿尔帕德访韩
● 12月7日 斯科洛夫就任首任驻韩苏联大使
● 12月13日 卢泰愚总统至12月17日正式访问苏联（第二次韩苏首脑会谈）

1991年
● 4月19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韩国。至4月20日在济州岛停留并举行首脑会谈（第三次韩苏首脑会谈）
● 8月22日 韩·阿尔巴尼亚建交
● 9月18日 联合国大会以全体一致通过南北韩加入联合国的议案
● 9月28日 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核武器裁减方案，宣布将废弃或撤走美国陆地及海上发射的短程核武器
● 11月8日 卢泰愚总统发表韩半岛无核化宣言
● 12月18日 卢泰愚总统宣布无核化
● 12月31日 韩朝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达成协议

1992年
● 8月24日 韩中同步发表建交公报
● 9月27日 卢泰愚总统正式访问中国。9月2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举行首脑会谈
● 11月18日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至11月20日正式访问韩国
● 12月22日 韩·越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与美国的摩擦说
《华盛顿邮报》在1988年11月16日题为《韩国的北方政策》的汉城发稿文章中曾作如下批判。

<韩美之间显而易见的摩擦是贸易和美军驻韩问题，但长期的危险性在于韩国的北方政策，即作为亚洲新民主国家起步的韩国，为引导朝鲜、确立和平，而寻求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共产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政策。卢泰愚总统为改变35年间朝鲜的恐怖行为，使其转变为合作姿态，并最终实现统一的举动，绝非易事。

里根、布什美国政府虽然支持卢总统为改善与共产国家关系所做的努力，但如果韩国帮助苏联开采西伯利亚的天然气，或帮助中国制造电脑，这将无法获得一直以来强烈主张维持驻韩美军的美国国会内保守主义者的好感……。在贸易问题和驻军问题尚可解决的情况下，韩美这两个盟邦却在如何应对北方共产军事国家的问题上互相掣肘，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也是一种讽刺。>

对于这样的批判，卢前总统作出了如下反驳。

<《华盛顿邮报》（1988年11月16日）报道称担忧第六共和国的北方政策，这令人无法理解。因为多数美国媒体对我的北方政策并非担忧，而是表示支持和极力称赞。而《华盛顿邮报》也属于多数媒体之列，因此反过来说担忧我们的北方政策，这令人难以信服。虽然也有人指出第六共和国的北方政策“侧重于在公关层面炫耀领导人的功绩”，但这都是不懂外交的人说的话。秘密外交即便不举世界外交史为例，也是极其正常的。不能从过去看待错误统治或政治的扭曲视角来审视外交，这是我的想法。>

金钟辉首席秘书的拔擢背景
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后来，在北方外交过程中，报纸杂志等刊物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参谋之间不和，特别是美方对此不满的说法，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当时，美国在我的政策方面，以各种形式支持、信任和帮助我。如果美国对我感到不悦，那么在旧金山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促成旧金山会谈的过程中，美国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美国希望二战时期非常贫困的盟友们，在经济和民主主义上都得到发展，与美国并肩在国际社会上发挥出色作用，但除了韩国之外，没有其他这样的国家。

虽然台湾地区也有所发展，但与他们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即使在过去有外交关系时，美国也并未将台湾地区视为民主主义国家或地区。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本人，也被美国知识界人士排斥，认为他与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菲律宾也得到了大力援助，但状况却不尽如人意，总之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国家。韩国虽然处境艰难，但被视为自由阵营的前沿，作为捍卫自由的盟友，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民主主义和人权问题，但这也在我执政后得到了解决，不再成为问题。因此，美国认为韩国朝着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共同前进，对他们也有益处。对于曾与美国并肩作战、流血牺牲的盟友取得如此发展，美国感到欣慰，甚至引以为豪。而且，韩国总统要做的事情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又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

在口述证词之后，进行了关于北方政策的问答。

——请您说明一下您拔擢金钟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的背景。

“我从金钟辉还在军队时就对他很了解。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见解和逻辑上，他是第一人，为人真诚，曾任国防大学院教授等职，因此将领们和高级军官们都对金钟辉评价很高，非常尊敬他。真正开始信任这个人，是在1980年代初我担任保安司令官时，金钟辉对‘栗谷项目’进行了评估。

当时陆军、海军、空军各自的野心都很大。陆军只强调坦克，空军只强调飞机，海军只强调舰艇。因此，平衡性很差。再加上周永福先生担任国防部长后，空军也开始发声。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问题，因此我提出‘不如让逻辑严谨的金钟辉先生来进行评估’，并向总统作了报告。在那个过程中，我确认了‘这个人真的很有能力，很优秀’。”

——金钟辉首席秘书在1987年初最早向卢前总统建议实行总统直选制，是吗？

“我记得是这样的。”

“吸收统一”的说法不可取
——从某种角度来看，金钟辉先生给人一种“韩国基辛格”的感觉。 “他是个实干家。我最初并没有认为外交也需要征求他的意见，但渐渐地，我对他的咨询范围从安保扩大到了外交。”

——您刚才说北方政策的当前目标是统一，最终目标是将我们民族的活动空间扩展到北方。这最终意味着孤立乃至吸收统一朝鲜。如果能预先向国民说明这些目标并执行政策，保守派应该能够安心地看待韩朝关系。

“满洲居住着200万朝鲜族，俄罗斯的沿海地区原本也居住着30万同胞，但都被驱逐到了中亚。我曾试图将他们吸引回来。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叶利钦总统进行谈判，但他表示‘唯独这件事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少数民族纷纷起义，导致联邦解体，现在民族主义的呼声仍然很高，如果允许这件事，将会刺激其他地区，所以不行。我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开发沿海地区不是为了发展大韩民国，而是为了发展你们国家，不是吗？拥有丰富地下资源的冻土荒置在那里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认为我们有什么侵略性吗？’。

他们对日本、美国、中国都抱有警惕，唯独不警惕我们。所以我说‘开发沿海地区不是需要人吗？需要技术人员、劳动者，以及能够引领经济的资本家，你们打算怎么办？需要那里的（中亚）我们的同胞’，后来叶利钦最终表示‘集体回归不行，但不会阻止个人前往’，谈判才取得了进展。”

——事实上，卢前总统您对朝鲜推行的政策，是为了吸收朝鲜，以自由民主主义体制实现统一。但是，我记得您表面上曾对延亨默（译者注：延亨默/연형묵/Yon Hyong Muk，1931年11月3日-2005年10月22日，于1988年12月12日-1992年12月11日任朝鲜总理。1990年9月5日，延亨默与韩国总理姜英勋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一次朝韩总理会谈。他曾签署了许多重要的朝韩协议，其中包括1992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表示“我们没有吸收统一的想法”。

“我认为不应该将此定义为吸收的概念。当然，如果是德国式的统一，那就是吸收。从朝鲜的立场来看，即使他们马上就要灭亡，也有自尊心，所以‘你们要拉拢我，吸收统一我’这种话，即使事实真是如此，也不能说出口。现在的金大中总统也是一样。那么应该怎么说呢？说是和解、交流与合作，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吸收’这个词。通过和解与合作恢复同质性，自然就能实现统一。实际上也是这样发展的。特别是外交术语非常敏感，我们必须慎重选择用词。从这种立场来看，国内的学者或媒体可能会认为‘为什么不能说出口呢？难道不应该堂堂正正地表达出来吗？不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是显得卑躬屈膝吗？’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外交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我认为“吸收统一”这句话不应该说，但也没有必要说“不吸收统一”吧？正因为您说了不吸收统一，普通国民就会认为“统一是负担”，“统一后我们会吃亏”，利己主义盛行，而且我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也会借此攻击保守势力，将其作为批判保守势力的武器，说“吸收统一朝鲜与我们的对朝政策相悖，所以这是强硬论，是极右”。您讲话时使用的是外交辞令，但总统的话在朝鲜听到之前，我们全体国民都会先听到，因此其效果可能会朝其他方向发展。

“我曾用带有强烈否定吸收统一意味的表达方式说过话吗？”

——在金泳三总统时期，“不吸收统一”的言论变得正式化，并在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中成为了一项原则。

“在想要进行南北对话的情况下，否定吸收统一，无论哪个政权都会这样做，这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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