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愚口述回忆录（2）政治秘史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92421263
ISBN-10: 8992421265
Authors: Roh Tae-Woo; Cho Gab-Je
Binding: Book
Publisher: Jo Gap Je Dot Com
Published: 25 June 2007
出版社书评
本书是纪念开启了从“民主斗争时代”到“民主实践时代”的《6·29宣言》20周年的出版物——《卢泰愚口述回忆录》。本书收录了自1999年5月号起在《月刊朝鲜》连载五个月的“卢泰愚口述回忆录”。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献。虽然有四位前总统在世，但至今为止从未允许过正式采访，也未出版过回忆录。
*通过韩中建交和韩俄建交，将韩国人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一倍。通过加强韩美同盟，掌握了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控制住了朝鲜。
*6·29宣言的真相，朋友全斗焕前往百潭寺，三党合并的内幕，与金泳三的矛盾，以及遗憾。
*财阀结构改革和总裁们的抵抗，京釜高速铁路、仁宗岛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决策，以及通过建设200万套住宅稳定房价。
*与犯罪的战争、宣布全国教职工会非法、与财阀会长的矛盾。现代史幕后人物的故事。
原文链接
https://monthly.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tcd=&nNewsNumb=199906100017
由《朝鲜月刊》记者金容三整理
对国内政治的评价
为了采访前总统卢泰愚，我在今年3月30日、4月1日、5月3日至4日的四天里访问了他位于首尔延禧洞的住宅。3月末下雨了，5月3日更是下了一整日的春雨。
然而，在3月末和5月初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卢前总统的母亲于4月4日去世，而刊登了他口述回忆录第一部分的《月刊朝鲜》也公诸于世了。
卢前总统在回忆起以90岁高龄去世的母亲（金泰香女士）时，说道：“母亲年轻时失去了父亲，一生独自生活。”
“因为每周都要为去世的母亲举行祭祀，所以我每个周末都要下到大邱。上周去大邱的时候，我发现家乡的朋友们读了很多刊登我采访文章的《月刊朝鲜》。他们以前一提到卢总统就只想到令人心痛的伤疤，但读了文章后，他们说找到了一些自己遗忘的东西。”
口述回忆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国内政治”。其主要脉络是从《6·29宣言》开始，经历了民主化进程的阵痛、中期评估的推迟、三党合并、民主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确定，直至1992年的第14届大选。
政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就政治问题进行谈话的过程中，卢前总统坦率地透露了他对当政治局势的看法，以及对与该局势相关人物的评价。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卢前总统在提及任何人物时，都努力做出慎重而客观的评价。
在对话过程中，卢前总统也零星地表达了对前任总统的评价。综合来看，他对朴正熙总统怀有尊敬之情，而对全斗焕总统则流露出愧疚之意。对于金泳三总统，他则感叹道：“包括我在内，我们国家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是色盲患者”，并表达了失望和惋惜之情。
在上一期访谈中就北方政策发表证词时的卢前总统，一向表现得冷静、理性，但在接下来的敏感问题面前，他毫不掩饰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特别是在谈到金泳三前总统的部分，他的语气发生了明显变化。
卢前总统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多次恳切地嘱咐道：“不希望我的言论再次引起任何政治上的误解”，“希望我的口述回忆录能够帮助国家和民族创造更好的政治、更良好的政治局面”，希望我们能够慎重地进行记录。
民主斗争和权力斗争
卢前总统认为，军事文化和民主主义绝非对立的概念，并指出认为“因为是军人所以就是非民主的，因为是民间政治家所以就是民主的”是一种错误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军事文化和民主主义的口述证言。
<通常一提到军队，很多人认为它与“民主”或“自由”等概念相去甚远。人们做出这样的预先判断，似乎是因为军队是一个按照命令行动并受到各种控制的组织。但这观察得太肤浅了。
事实上，我可以自信地说，在关于民主有关的内容上，我在军队组织经历中所获得的民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亚于我结束军队生活后在社会上获得的。因为在军队里我学习了民主思想和民主程序。非常幸运的是，韩国军队的制度遵循的是美国模式，而不是日本军国主义。
这并不是说我在担任初级军官的时候没有接触过日本模式，但我们军队的制度是效仿美军制度的。因此，我们管理军队所必需的原则和教材以美国式民主主义为基础，其中包含了民主思维和程序等内容。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民主程序非常重要。为了完成被赋予的任务，我们通常会综合指挥官和参谋们的意见做出决定，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命令并向下传达。不仅是我，军队中的大多数决策都要经过这样的程序。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来形容可能更恰当。
过去有很多政治人物被标榜为“民主斗士”，但如果追溯他们为民主化做了什么，往往很难找到清晰的痕迹。与其说这是民主斗争，不如说这更多的是在进行“权力斗争”。真正能够被评价为留下了卓越民主斗争痕迹的人，屈指可数。
服完兵役回归社会后，我担任过很多职务。但说实话，我在政府部门或政党工作时，从未像在军队时那样认为自己“正在重新学习民主主义”。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名义上是民主主义国家，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在担任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期间，为了做出某个决定，党内召开党务人员会议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征求多人意见时，高层们经常打断别人的发言，或者提前引导结论。理由是为了减少时间浪费，提高会议效率。我认为在这方面，在野党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我仍然强调民主程序的重要性。>
“命里没有的总统”
一提起卢前总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6·29宣言》。当记者问及1987年《6·29宣言》的真相时，卢前总统从事先准备好的记录内容中拿出与《6·29宣言》相关的资料，开始了他的口述证词。
陪席在座的前公报处长官孙柱焕解释说：“6·29相关的内容，是由卢前总统的亲笔记录和口述证言，以及时任民主正义党代表助理李丙琪和时任民正党局势分析室长崔秉烈结合自己的经历，编写而成的。”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民众的抵抗情绪却日益强烈，就像朴正熙总统任期的最后那几年一样。
第五共和国宪法中规定，总统任期为“七年单任”制。当时舆论的焦点是全斗焕总统是否真的会遵守这一规定。即使在第五共和国成立初期，也没有多少人相信全总统会在任期结束之后下台。许多知识分子担心在临近任期结束时可能会发生什么变乱。甚至有人表示，如果全总统任满一届就下台，这本身就是民主主义的一大进步。
我从一开始就确信全总统会遵守单任制。因为从我在12·12事件时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全总统对权力明显没有贪欲。我们两人每次见面时，全总统都会向我吐露心声，说“我要当上命里没有的总统了”。所以我相信了他的话。
我在1985年出任民正党代表委员时，就强调要遵守当时的宪法。换言之，这是强调了以总统中心制护宪的必要性，我甚至指示人们要用护宪的理论来武装自己。>
全总统巡访欧洲后转向内阁制
<当然，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护宪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为了实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绝对稳定，经济必须发展。因此，必须强调效率和效能，以及国力的集中。民正党努力解释这一理论，并争取得到国民的支持。保守势力中有很多赞同者。然而，政界、在野党和学生们的反对声音却日益强烈。
1986年春，全总统巡访欧洲（编者注：1986年4月5日至21日，全斗焕访问英国、西德、法国、比利时4个国家），回来后，立即召见了我，并指示要实行议会内阁制。当时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维护现行宪法，他却要推行内阁制。
当然，内阁制是民主主义的教科书，这是常识，但在我们特殊的国情下，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而且，无论理由多么充分，都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政策会发生改变，尤其是以彻底改变宪法的方式。
所以我只好被动地回答：“我会考虑的。”全总统似乎对我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单独召集了党务人员，正式下达了研究指示。党务人员也认为内阁制固然好，但在野党和国民都希望实行总统直选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接受内阁制，他们对此没有信心。
在去欧洲之前，全总统对内阁制只字未提，我不知道他从谁那里听到了什么，让他如此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全总统严令推行内阁制。因此，部分党内人士提出了“比起维护现行宪法，这是更有名分的事情，所以要向前推进”的意见。不管怎样，我们按照全总统的指示，决定推行内阁制。
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执政党提出的内阁制度修正案并未被完全接受。在野党和媒体认为这是“又一场长期执政的阴谋”。他们把执政党推行内阁制比作前政权以修改宪法之名行长期执政之实，以此来攻击我们。国民也几乎都这么认为。
最后，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不得不放弃推行内阁制。虽然我们再次回到了护宪的原点，但是内阁制改宪的失败，对于我们曾经极力推行的总统中心制的护宪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在韩国政界中，无论是什么政策，一旦输给在野党一次，就会一直输下去，这是一个特点。因此，甚至有“一开始就必须强硬坚持，才不会输给对手”的说法。韩国的朝野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互相角力、难以达成妥协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也证明了以谈判与妥协为惯例的民主主义在我国还很遥远。>
总统是上天赐予的
<从某种角度看，1987年的6·10事件，是事先就被预测到的事情。但我认为，这种极端冲突之所以在此前没有发生，是因为国民的热情和目光都集中在亚运会上。
当时，亚运会就像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预赛，国民普遍认为亚运会成功才能确保汉城奥运会的成功。1986年亚运会结束后，大学城再次喧闹起来，政界对立也愈发激化。
时间进入1987年，因为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译者注：朴钟哲/박종철/Park Jong-chul，1965年4月1日-1987年1月14日，韩国民主运动人士，1987年1月14日，身为首尔大学人文学院语言学系学生会会长、语言学系三年级学生的朴钟哲在新林洞宿舍内被捕，并遭治安机关非法拘禁；审问过程中，他始终拒绝供出同伙的下落，因此遭当局指为赤色分子，并刑求拷打。朴钟哲最终于1987年1月14日上午11时左右在治安机关以水刑逼供期间窒息，经医师吴演相确认死亡，年仅22岁。朴钟哲死亡的消息最初遭当局刻意封锁。事迹败露后，韩国境内爆发大规模的民主抗争运动，史称六月民主运动/六月抗争。1987年6月29日，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在压力下发表民主化宣言，向反对派做出重大让步，同意总统直选制并采取其他民主改革措施，最终导致了第六共和国的建立，韩国迈入民主化时期），引发了难以控制的混乱。从治安本部部长到检察总长，再到国家安全企划部长，每个人都必须辞职（译者注：直接因为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而辞职的官员为内务部长官金宗镐和治安本部长姜旼昌；在全斗焕为应对由朴钟哲事件引发的六月抗争而进行的内阁改组中，国务总理卢信永 、国家安全企划局长张世东、内务部长官郑镐溶、法务部长官金圣基、检察总长徐东权、治安本部长李永昶等官员亦遭免职）。
当时的当权者坚信“让步就是后退，如果不能维持秩序，社会就会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导致政权崩溃，全体国民都会不幸”，所以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强硬路线。
在混乱的政局当中，执政党内部也开始讨论谁将接替全斗焕总统。当然，我是其中之一，但还有其他几个人也被提名。
但我做梦也没想过当总统，只想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总统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如果我表现出一副想当总统的样子，恐怕不仅当不上总统，反而会遭遇不幸。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我相信总统是天意所定，是天心和民心合一的结果。全斗焕总统应该也和我一样，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进入1987年春天，国民们要求选出一个明晰的继任者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执掌执政党三年之后，党内逐渐形成一个共识，认为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替代人选。
当我审视自己即将承担的这个新角色时，我充满了对历史的恐惧。我也感到害怕国民。说实话，我甚至希望出现其他优秀的候选人。
直到1987年6月我被正式确认为继任者之前，我与全总统之间并没有就继任者问题进行过具体的讨论。似乎只有几次间接的暗示。>
6月10日晚决定发表《6·29宣言》
<全总统于1987年6月2日邀请党务委员们到青瓦台常春斋共进晚餐。全总统在席间正式表明：“我认为卢泰愚党代表是我的合适继任者，如果各位同意，最好由党内按合法程序进行。”全体一致同意。（编者注：1987年6月2日晚6时30分，全总统邀请民主正义党中央执行委员及民主正义党所属国会议长团到常春斋，举行了推荐卢泰愚代表为总统候选人的仪式）
当然，我对全总统心存感激，但那一瞬间，对历史和国民的畏惧感让我全身紧张，感到无比沉重。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为提名总统候选人而举行的民主正义党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10日在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室内体育馆隆重举行。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全总统在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的演讲中表示：“我们将首次在我国宪政史上树立以单一任期和平移交政权的崭新里程碑。”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为总统和政府信守对国民和历史的承诺而感到自豪，同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然而，与此相反，国民的反抗似乎正朝着顶峰而去。
促使我下定决心发表《6·29宣言》的决定性契机，是在6月10日晚上前往希尔顿酒店参加为我举行的祝贺宴会的轿车里。为了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祝贺招待会，我和妻子乘车从延禧洞出发，途经中央厅、南大门，直到进入希尔顿酒店，街头的示威活动仍在继续。
当天，由国民运动本部主导的“谴责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的捏造和隐瞒，以及要求撤销护宪国民大会”席卷全国。而且，由于前一天即9日，延世大学学生李韩烈（译者注：李韩烈/이한열/Lee Han-yeol，1966年8月29日-1987年7月5日），韩国民主运动人士，1986年入读延世大学经营学系。1987年1月14日开始投入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的抗议行动，1987年6月9日在延世大学正门参与示威时，被警方发射的SY-44催泪弹击中后脑，于7月5日02时05分死亡，李韩烈事件成为韩国六月民主抗争激化的导火索）在示威中被催泪弹碎片击中，其生命垂危的消息如同火上浇油，使得示威规模扩大，局势更加激烈。
因此，整个市中心似乎都弥漫着催泪瓦斯的味道。鼻涕和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们夫妇进入酒店后，里面仍然弥漫着瓦斯味。真是令人心情复杂。
回到家后，我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记得那天晚上几乎没有睡着。比起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喜悦，更多的是“至今为止，我作为政治领导人之一，与其他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但今后一切都将由我负责。因此，我面临着必须独自克服这场危机的命运”的想法。
事实上，作为《6·29宣言》核心内容的总统直接选举制，从1987年开始就经常听到。但是，在青瓦台或党内，没有任何人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普遍认为“这对全总统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下定决心：“必须要有变化。必须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万燮国民党总裁的鼓励
<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第二天，即6月11日上午，我一到党部，就向参谋和党务人员坦露了前夜的心情。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指示他们整理并报告应该怎么做，国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要求他们“制定包括修改宪法制度在内的方案，以拯救国家于不幸之中”。
当时，我也向协助我的国家安全企划部部长特别助理朴哲彦下达了同样的指示。朴特别助理此前已经组建了专门的团队，为我进行各项研究。他们正在探讨各种想法，例如，维持现行宪法是否合适，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在奥运会结束后由朝野协商修改宪法是否合适，以及直接选举制和间接选举制的优劣等等。
6月17日晚上，我在青瓦台大餐厅会见了全总统。在当晚有党内主要干部陪同的晚宴上，全总统指示“以卢候选人为中心，制定收拾时局的方案”。我受到这句话的鼓舞，当晚回到延禧洞的家中，对在家等待的记者们说：“就按媒体说的办吧。那才是顺应民意。从现在开始，由我来主导。”
一些媒体报道称，我“暗示将主动站在收拾时局的前沿”。受到这一鼓舞，我在6月18日和19日两天里，几乎都在党务室单独召见了包括党务人员在内的数十名议员，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认为现在是应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于是决定会见在野党负责人和宗教界领袖，听取他们的想法，并传达了“希望在6月20日拜访”的意愿。
6月20日对我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当天，我在国会贵宾餐厅先后会见了国民党的李万燮总裁（译者注：李万燮/이만섭/Lee Man-sup，1932年2月25日-2015年12月14日），韩国保守阵营政治人物，8选国会议员[第6、7、10、11、12、14、15、16届]，曾任国会议长[1993年4月27日-1994年6月28日、2000年6月5日-2002年5月29日]，60年代初期转投朴正熙政府，1980年民主共和党遭军政府强制解散后，他参与创立了以原民主共和党党员和维新政友会成员为中心的韩国国民党并担任党魁。国民党是由民正党控制的“官方在野党/官方反对党”，即执政党的卫星党。1987年10月起，国民党开始逐渐解体，大批党员退党加入由金钟泌所主导的新民主共和党）、新民党的李敏雨总裁（译者注：李敏雨/이민우/Lee Min-woo，1915年9月5日-2004年12月9日，韩国保守阵营政治人物，6选国会议员[第4、5、7、9、10、12届]，他作为韩国独裁时代的著名反对派政治人物活跃于政坛，曾任国会副议长[1976年3月12日-1979年3月11日]和第五共和国时期最大的反对党新韩民主党党首。195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第4届国会议员，属于旧派，1980年全斗焕上台后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参与了金泳三组织的民主登山会，1984年政治限制被解除。1985年担任新民党总裁，1986年被爆出与全斗焕政府私下达成协议，形成“李敏雨构想”，引发了一定的争议。1987年11月6日在金泳三和金大中一起退出新民党使其成为空壳后，宣布退出政坛）和金寿焕枢机主教（译者注：金寿焕/김수환/Kim Sou-hwan，1922年5月8日—2009年2月16日，圣名史蒂芬/Stephen，韩国罗马天主教枢机主教。在朴正熙、全斗焕政府时期，他为当时的民主力量反抗独裁、实现民主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韩国人权及民主的守护者)，坦诚地倾诉了我的忧虑，并讨论了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解决国家的困境，什么是民意，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他们一致建议我接受直接选举制。最先见到的李敏雨总裁以“不仅在野党，绝大多数国民都希望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卢代表请放下个人顾虑”为要旨进行了劝说。李万燮总裁也语气强烈地说：“除了直接选举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免国民的抵抗，卢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制难道不能堂堂正正地获胜吗？”他当时笑着的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
因改宪问题而犹豫不决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做就能做到的。“现行宪法是党论，也是总统的强烈意志，我无法推翻。”我这样回答。
李万燮总裁说：“那么，我愿意去见总统并说服他。”于是我说：“我会建议全总统会见在野党领袖和宗教界领袖，请您去青瓦台也这样说。”
金寿焕枢机主教也表示：“只有实行直接选举制才能安抚和挽回民心”，“卢代表，上帝会祝福那些放下个人顾虑的人。请记住这句话。”
除了这些人之外，我还见了很多其他人，他们都持相同的意见。起初，我也曾提议与金泳三民主党总裁会面，但金总裁坚持举行领袖会谈，因此我遭到了拒绝。
另一方面，我确认了对党内的指示，政府和党内的立场是（直接选举制）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要举办奥运会，如果一会儿说实行直接选举制，一会儿又说不实行，就会出现“在政治混乱的情况下怎么举办奥运会”的声音，最终甚至可能引发“国家会不会彻底崩溃”的担忧。
因此，党内的主流意见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前，暂时维持现行宪法，奥运会结束后，朝野双方再协商修改宪法”。当然，我也并非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作为有可能肩负国家命运的人，我认为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判断的局面。而且，党内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应该采取直接选举制。此外，我身边关心我的人从1987年开始就经常向我建议实行直接选举制。
政府和执政党方面，各种说法众说纷纭。无论朝野、媒体还是知识分子，议会内阁制都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制度，但是执政党提出实行议会内阁制，却遭到了“这是长期执政的阴谋，全斗焕总统会坐在幕后指挥，让卢泰愚代表当傀儡”之类的反对。因此，到了1987年，他们又提出了维持现行宪法的“4·13措施”。
由于政策上的混乱，作为承担党内责任的代表，我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将党论从总统间接选举制——议会内阁制——再到总统间接选举制这样来回转变，绝非易事。我必须一一说服党内干部，并且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不仅如此，为了让超过100万的党员拥有同样的信念，还必须选拔口才好的人在研修院进行讨论和演讲，而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我自然而然地陷入了“代表委员这个人信念不坚定，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的指责，处境非常艰难。
因此，在与李万燮总裁会面时，当谈到直接选举制时，我担心地说：“‘4·13措施’才出台没多久，这对全总统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我再怎么想实行直接选举制，全总统如果不同意，那又有什么可能呢？”
所以，当李万燮总裁说他会去见全斗焕总统并说服他时，我心想：“这样也好。我应该让全总统会见我见过的在野党领袖和宗教界领袖。”
两天后的6月22日上午，我前往青瓦台，向全总统建议举行朝野领袖会谈，并说：“最好能见见这些人。”>
全总统于6月24日向卢代表提议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
<当时，全总统的信条是首先阻止迫在眉睫的混乱。他认为应该先用武力镇压，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问题。幸运的是，全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会见了各界领导人。
全总统在6月22日下午会见了尹潽善和崔圭夏前总统，两天后的6月24日，又先后会见了民主党的金泳三总裁、新民党的李敏雨总裁和国民党的李万燮总裁。我看着这些会谈，心想或许会有一些变化。
全总统在6月24日晚上召见了我。我前往青瓦台，在谈论时局的过程中，全总统突然说：“实行直接选举，难道就不能获胜吗？”
我否定地反问道：“您说什么？通过直接选举获胜？这不可能。”因为全总统的态度经常变化，我担心如果全总统说了要实行直接选举，又反悔的话，那对国家来说将是无法挽回的悲剧。
我当时是想把全总统的话确定为“今后绝不会改变的决心”，所以使用了反问的修辞手法，问他“那能行吗？”后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传言说我当时是反对的。
总之，全总统在我反问后，开始说服我。
他说：“即使赦免并恢复金大中先生的政治权利，以卢代表这段时间在国民心中留下的良好印象来看，应该也能获胜。我会尽全力支持你，不如就实行直接选举制怎么样？”
我再次确认全总统的想法：“您的想法没有改变吗？”他回答说：“难道不是只有这个办法了吗？”于是我说：“我知道了。或许我说这些话有些不合礼节，但既然我已经成为总统候选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今后所有问题的责任都将由我承担。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的意思，我会采取适当的措施。请您把一切都交给我，不要再干预。今后的命运将由我负责开拓。”
当时，全总统的儿子宰国和夫人（李顺子女士），或者两个人都在场，或者至少有一个人在场。那天宰国向我行了大礼，但我不确定是在那个场合还是在那次谈话之前。>
获得“由我负责，我来做”的承诺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说，从1987年开始，我一直在听取各方建议，并考虑包括总统直接选举制在内的各种方案。6月10日之后，我越来越坚信，除了实行直接选举制，别无他法，而且必须赦免并恢复金大中先生的政治权利。
那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全总统不主动提出总统直接选举制和赦免并恢复金大中先生政治权利的问题，我将向全总统表明我的决心，并争取他的同意。我想全总统当时并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
总之，在那次会面中，并没有具体讨论《6·29宣言》的内容。当时只谈了两件事：“实行直接选举制，赦免并恢复金大中先生的政治权利。”就这样，我获得了“所有具体事宜都由我负责，我来做。只有我来做，国民才能真正接受”的承诺。
我采取了极其秘密的保安措施，中间几次审查了宣言草案的内容，并做了一些补充，最终的文案在6月27日确定，并指示李丙琪党代表辅佐官誊写。
一些报道说我拿着发表文案去青瓦台协商，但事实并非如此。6月24日之后，直到《6·29宣言》发表，我都没有去过青瓦台。
在宣言发表前一个周末，即6月27日，青瓦台曾联系我让我过去，但我没有去。后来听说，青瓦台的几位秘书官曾建议说：“怎么能让卢代表单独做这件事呢？应该做成合作成果，或者说是全总统的作品才对。”
虽然并非因为这个原因，但我还是没有回应全总统的召唤。当时已经有传言说近期将有重大声明，记者们都守在我家门口，我根本无法行动。所以我对全总统说：“记者们都围在我家门口，我无法前往。而且我们当初也约定好了（由我负责推进，您不要干预）不是吗？”全总统回答说“知道了”，就这样通过电话结束了通话。
而且，我们（我们这边）也没有将宣言内容发送给青瓦台。关于《6·29宣言》，我和青瓦台的关系就是这样。
宣言发表当天早上，我登上内宅二楼的书房，用毛笔写下了李舜臣将军的“必死则生”（译者注：这句话源自中国战国时期吴起的《吴子·治兵》，原句为“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更为韩国人所熟知的出处则是韩国抗倭名将李舜臣在鸣梁海战前夕，即1597年9月15日的《乱中日记》中写下的“兵法云，必死则生，必生则死”）。然后把它放在书房的书桌上，对妻子说：“亲爱的，对不起。我将作为克服这个艰难时代的牺牲品，登上历史的祭坛，请您做好准备。”>
1987年6月29日。
时任民主正义党代表卢泰愚于上午8时30分从延禧洞的家中出发，8时50分抵达位于首尔钟路区宽勋洞的民主正义党中央党部。随后，他于9时3分离开代表委员室，9时5分出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室。当天，会议室挤满了国内外记者。
坐在麦克风前的卢代表首先说道：“亲爱的国民们。今天，我怀着庄严的决心，站在历史和国民面前，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祖国，在这个国家里，各行各业的人们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并以身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而自豪，政府也能从国民那里获得智慧、勇气和真正的力量。”随后，他以平静的声音宣读了包括总统直接选举制修宪和赦免并恢复金大中政治权利等八项《为国民和睦与迈向伟大国家特别宣言》（又称《6·29宣言》）。
现在让我们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读完宣言后，我感到轻松了。记得从发布会出来时，我对一位记者说：“我现在完全赤裸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只想按照国民的意愿去做。”
然后，我去国立墓地献花并默哀，对着数十万英灵自语道：“各位为了在战火中拯救祖国献出了生命。现在我也将像各位一样，牺牲自己，在这个国家绽放民主之花。”
在前往显忠祠的轿车里，我对辅佐官李丙琪说：“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似乎就是今天了。从现在开始，就是下坡路了。”李辅佐官当时说：“您在说什么呢？现在才是开始。”这句话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回到首尔，收到报告后，我感到非常惊讶，政界、宗教界、学界等各界人士都表示欢迎。特别是看到民主化推进协议会（民推协）共同议长金大中评论说“开始对人产生信任感”，金泳三总裁评论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决定。这是一份给这个时代国民带来希望的声明，我完全欢迎”，我感到非常欣慰。>
金宗辉教授最先建议实行直接选举制
<现在，有些人仍然认为《6·29宣言》是“迫于形势无奈接受的结果”，或者“只不过是朗读了全斗焕总统的作品”。但是，我当时的心情是坚定的：“即使在选举中失败，只要能为民主化做出贡献，我也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后来在报道中看到，有人说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金容甲向我建议实行直接选举制，或者说金复东先生说服了我，但实际上，向我提出类似建议的人还有很多。
然而，真正第一个向我建议实行直接选举制的人，是与选举毫无关系的国防大学院教授金宗辉。1987年初，金教授来我家拜年，对我说：“必须接受直接选举制，并赦免金大中先生。”我当时还带着责备的语气说：“一个在军事研究机构的人，怎么对政治这么感兴趣？”但同时，我也被他的勇气深深打动。
李钟赞议员也是其中之一。李议员多次向我转达民意，并说必须接受直接选举制。虽然我听到了无数关于实行直接选举制的建议，但每当我想做出决定时，总是会被“奥运会”、“混乱”等因素所阻碍。
《6·29宣言》被认为是成功的，之后很多人来拜访我。他们似乎也认为自己为《6·29宣言》做出了贡献，所以经常接受报纸、广播、杂志等的采访。因此，在《6·29宣言》发表后，出现了很多“我的建议被采纳了”的说法，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对的。
在关于《6·29宣言》或清算第五共和国的文章中，有很多并非事实却被当作事实的内容。但是，我又不愿做出显得很委屈的辩解，所以很难澄清真相。>
为取得戏剧性效果，并未进行任何表演
在卢前总统关于《6·29宣言》的口述证词之后，进行了问答环节。
——全总统在向负责统治史料的金声翊秘书官叙述时提到，有人建议“一旦卢候选人向全总统提议实行直接选举制，为了取得戏剧性效果，最好先由全总统拒绝”，但全总统表示“这有点困难”。记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我并没有为了取得那样的戏剧性效果而进行任何表演。我只是把自己投向了民主化的祭坛。”
——多份记录显示，卢前总统于6月27日在安家会见了全总统，最终就《6·29宣言》的内容达成了一致。
“那一部分与事实不符。6月24日我与全总统会面讨论了最重要的事项，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在6月27日，青瓦台曾打来电话。那是总统让我去青瓦台的指示，但我没有去。”
时任长官孙柱焕这样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我推测，6月27日两位会面的计划，当时只有青瓦台的几位参谋事先知道。但是，卢候选人在接到总统‘来青瓦台’的指示后却没有来，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我推测，那天知道会面计划的几位参谋可能认为两位在6月27日见过面，并将其视为既定事实。”
全总统的家人支持我
——当时卢前总统起草的《6·29宣言》文案在发表前是否已转送给全斗焕总统？
孙柱焕前长官回答了这个问题。
“最终整理文案的是李丙琪辅佐官。据李辅佐官的证言，6月28日下午，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安武赫打来电话说：‘难道不应该给我看一下吗？’于是，6月28日晚上，只给安部长送去了一份宣言的复印件。除此之外，没有向青瓦台方面发送任何东西。”
卢前总统表示：“转送给安部长就应该视为已报告给青瓦台了”，并这样说道。
“但是，青瓦台也不知道我发表宣言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因为我没有向青瓦台透露任何信息。”
——卢前总统与全总统讨论赦免并恢复金大中先生政治权利的问题时，是否讨论过两金（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会实现统一的问题？
“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总之，全总统认为我1985年进入党内，三年时间已经塑造了形象，应该足够了。而且，他认为我一直坚持不能接受直接选举制，后来突然接受，作为补偿，人气会上升，所以值得一试。”
——您在6月29日上午发表宣言后，是7月1日才进入青瓦台的。当时您与全总统谈了些什么？
“我在发表《6·29宣言》时，对全总统感到抱歉的是，我使用了‘如果不接受这个内容，我将辞去所有公职’这样的表达。这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失礼的，我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我想为此道歉，但他出乎意料地平静接受了，这让我减轻了负担。”
——全总统的儿子全宰国先生向卢前总统行大礼是什么意思？
“全总统在选择继任者的过程中，似乎有很多苦恼。各种各样的传闻肯定不少吧？但是，在亲信中，认真建议我作为继任者的人是全总统的家人。据说宰国去美国留学时，曾给他的父亲写信说‘卢代表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认为，为了显示儿子在继任者决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才让他行了大礼。”
——《6·29宣言》之后，就进入了第13届总统选举。在此期间，有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比如，军方一些强硬派策划了一场类似亲卫队政变的行动，旨在排除所有总统候选人，建立新的秩序，结束后再返回兵营。据说卢前总统说服了他们，阻止了这一计划。
“那不过是谣言而已。当时，大部分的军队指挥官都知道并认同《6·29宣言》的性质。那就是军队参与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军队因过于注重威权主义而引起国民反感一事，以及对于那些扮演了这种角色的人们的愤怒，我不会否认这些。因此，我确实收到过来自军方的请愿，内容是‘全总统被指责为威权主义者，请不要让那些没有正确拥护他的人参与第六共和国’。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当时根本不可能发生反对我的亲卫队政变。”
过于轻易地同意了5年单一任期制
卢前总统拿出准备好的资料，继续讲述关于第13届总统选举的口述证词。
<当时，党和政府都在忙碌地运转。首先，为了修改宪法，朝野双方组建了宪法修改协商专门机构，开始了修宪工作。
当时，我们抱着愿意接受在野党任何要求的态度进行修宪工作，所以双方很少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吵。只是在讨论“总统任期是4年连任还是6年单一任期”的问题时，朝野双方都表示“虽然有些不合理，但已经决定为5年单一任期”，所以我就没有再提。
当时，执政党的权翊铉议员担任八人政治会谈的代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能多进行一些讨论和调整就好了。我认为5年的任期与国会议员选举、地方选举等周期和间隔不符，会带来不便。
就在那时，我与金大中先生实现了命运般的第一次会面。7月4日，为纪念美国独立日，在美国驻韩大使官邸举行了招待会。我记得尼克松前总统也出席了，并就国际局势发表了演讲。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金大中夫妇。因为人很多，我们没有进行深入的交谈，但我们两人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握手。然后，我与站在他旁边的李姬镐女士打了招呼。我说：“您真是受了很多苦。”李女士恭敬地低头说：“谢谢。”我记得当时她非常有礼貌地向我问候。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金大中先生直到不久前还处于软禁状态，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面。那天，与会人士和记者几乎都围在了我的周围。
我感到充满了力量。我虽然已经抛弃了所有可以拥有的优势，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但我的内心却无比平静。我没有任何恐惧。我认为现在是将政权移交给民间人士的时候了，但冥冥之中，我甚至感觉上天似乎在推迟这个时机。国民们本应该说“卢泰愚的宣言做得好，现在就准备干净利落地退下来吧”，但他们似乎反而对我寄予了期望。
我小时候一位僧人告诉我的话，以及《6·29宣言》前金寿焕枢机主教对我说的话，即“放下，然后才能得到”，似乎都变成了现实。
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在野党）确定单一候选人并不容易。YS也好，DJ也好，谁会放弃上天赐予的这个机会呢？我认为一切都不过是他们各自为了赢得民心的策略而已。金钟泌先生虽然经历过不幸，但他预计会凭借国民对共和党所取得成就的怀念而参选。
在发表《6·29宣言》时，我曾认为很多党员会动摇并失去信心，但宣言之后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我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我们这边的人数有多少，如果道理不足，不光明正大，也是不行的。当我抛弃所有有利条件，站在不利的立场上时，反而涌现出巨大的力量。为什么过去的政权和政治家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呢？无论我去哪里，见到谁，我都光明磊落，毫无畏惧。>
会见里根和布什
卢泰愚候选人在1987年9月13日，即总统大选前夕，访问了华盛顿，第二天会见了美国总统里根。里根总统表示：“我对卢总裁的《6·29宣言》印象深刻，我相信通过韩国积极的发展进程，韩国人民的愿望将会实现。”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访美的口述证词。
<在与里根会面时，即将接替里根的副总统布什也在座。因为我主要与里根总统交谈，所以没有太多机会与布什副总统交流。但我记得，我们分手握手时，两人都喊着“加油”，并说“下次我们以胜利者的身份再见面吧”。
两天后，我偶然再次遇到了布什副总统。9月16日早上7点，我去电视台参加NBC的《今日》节目，发现布什副总统也在那里。他刚刚结束我的采访，我进去时正好碰到他出来，我们再次喊着“加油”。
离开白宫后，我去了《华盛顿邮报》总部，与包括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内的管理层共进了午餐并进行了座谈。他们表示我的来访是他们的荣幸，并说以后我每次来华盛顿都像家人一样相聚。很久以前就认识的记者唐·奥伯多弗现在已经成为资深记者了。他们对《6·29宣言》的内容和性质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
访美的第三天，即9月15日中午，我参加了国家新闻俱乐部的午餐演讲和座谈会。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记者举行的政治性国际活动，可能会很困难。但反过来一想，如果认为简单，可能也就简单了。我做了几次腹式呼吸，然后走进了会谈场所。神奇的是，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变得沉着了。
第13届总统选举开始没多久，就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前戒严司令官郑昇和突然猛烈地抨击12·12事件。幸好这个变数出现在初期，如果出现在选举临近结束时，我恐怕会非常狼狈。
总之，郑昇和先生和金泳三先生的加入对我的打击不小。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我原本上升的人气突然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幸运的是，在那段时间，我应邀参加了宽勋俱乐部（译者注：宽勋俱乐部是韩国的一个记者组织，成立于1957年，因位于首尔市钟路区宽勋洞而得名，会员均系韩国主流媒体资深记者）的一个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像接受检察官审讯一样，被问及了关于12·12事件的全部真相等等问题。我坦然应对，并让他们评价了我的信念。>
说到这里，卢前总统开了一个玩笑。
“我（因为12·12事件）接受检察官调查时也说过这句话：‘你们在1987年总统大选时在宽勋俱乐部质问我的力度，似乎比这还强。’”
让我们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以讨论会为契机，我的人气再次开始回升。作为政治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讨论会，但我抱着“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即使牺牲也无怨无悔”的信念参加，或许是上天保佑，结果出乎意料地好。
顺便说一句，一位评论员曾问我：“听说卢候选人以前喜欢赫尔曼·黑塞的诗，能不能给我们念一句？”我突然接到这个要求，一时心想“糟糕了”。但正好当时是秋天，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句描写秋天的诗。虽然不确定是否准确，但我还是吟诵了出来：“当树林边的树枝燃烧着金色的光芒/我独自走在小路上/与我心爱的人一起/无数次走过这条小路……”
时隔16年，国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得以恢复，国民对选举的关注和热情非常高涨。最艰难的拉票活动是全罗道光州（1987年11月29日）和群山（12月10日）的拉票活动。特别是光州，与其说是拉票活动，不如说像是在战场上被敌人重重包围。支持我的群众超过了预期，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让他们靠近讲台就座。
登上竞选讲台并不困难。当我向听众致意时，无数的石头和金属碎片像雨点般飞来。我毫不在意地开始了竞选演说。石头和金属碎片没有停止，甚至击中了我身边一名警卫的头部，鲜血直流。情况变得无法继续进行竞选演说。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一道闪电。我大声喊道：“唱爱国歌！”然后我说：“亲爱的光州市民们，让我们一起唱爱国歌吧！”然后我领唱道：“东海之水与白头山……”>
在如阿修罗战场般混乱的光州拉票活动
<台上的人跟着唱起来，台下的听众也跟着唱了起来。就在那一瞬间，像雨点般飞来的石头暂时停了下来。我抓住那个瞬间继续进行拉票活动。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可能像计划那样完成所有的拉票活动，所以我打算将其缩减到5分钟以内结束。但是，唱完爱国歌开始演讲后，石头又飞来了。尽管如此，在警卫人员的包围下，我还是完成了简短的演讲。
结束后，我走下台，看到支持我的听众正遭受对方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听众用木棒和石头残酷地攻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打乱阵型，而是为我们从台上下来乘车离开开辟了道路。即使在那期间，无数的石头仍然向我们飞来。
我们好不容易才脱身出来，在郊外接到现场报告，得知现场一片混乱，很多支持我的听众受伤了。特别是，据说我儿子在宪的朋友们来了数百人支援，其中数十人受伤，这让我非常痛心。真是令人悲伤的事情。煽动地域对立情绪的结果是在各地都引发了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在光州遭受严重袭击的情景通过电视在全国播出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作用。就拿大邱来说，此前那里民风彪悍，我的支持率并不高，但那件事之后，我的支持率却大幅上升。
在群山也是如此。我们原本计划通过在群山教育大学兴南校区运动场举行的拉票活动，发布雄心勃勃的承诺，以挽回在湖南地区的劣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宣布西海岸时代的到来，并展示西海岸蓬勃发展的蓝图，赢得群众的喝彩。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得到掌声，反而遭到了像雨点般飞来的石头的袭击。>
卢前总统补充道：
“我竞选拉票时宣布的‘西海岸时代的到来’，从消除地域对立情绪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我以前担任内务部长官时就多次强调过。要解决长期存在的地域对立情绪，努力固然重要，但时间也必不可少。
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轴心偏向首尔-大邱-釜山一带。这样一来，就有了‘湖南地区受到冷落’的说法，地域对立的鸿沟也越来越深。今天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是日本和美国，所以要向那边发展，最终只能是首尔-大邱-釜山这条轴线得到发展。今后，这条轴线将会改变。
中国和我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日本的人口是1亿2千万到3千万，而中国的人口超过10亿。我们十倍以上的市场将从西边靠近。为了做好这个准备，我才宣布‘西海岸时代’的到来。今后，为了应对巨大的物流需求，必须在西海岸建设机场、港口和道路。发展带将向西转移，这个地区将聚集大量人口，如果我们与中国进行20到30年的贸易，就能克服千年地域对立的鸿沟。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想法。”
建设200万套住宅的承诺
——总统大选的竞选承诺对于听的人来说，往往不具有太大的可信度，很容易被当作耳边风。卢前总统在制定竞选承诺时，是否也考虑到了实现的可能性？
“我认为那一部分就像我的名字一样，非常（泰）愚蠢（愚）。我相信竞选承诺必须兑现。我当选总统后，曾与外国首脑就竞选承诺问题进行过对话。他们通常认为‘竞选承诺能实现30%就算不错了’。我对他们说，我不同。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在竞选时，曾制作竞选承诺手册分发给民众，并以‘请大家看着，我一定会履行承诺’的方式赢得了信任。我听了总统大选时的这番话后，也下定决心要比他做得更好，履行对选民的承诺，于是我指示‘不要制定无法实现的承诺’。因此，我从各部门选拔了优秀的骨干（局长级以上）担任专门委员，要求他们考虑到预算和实际情况，制定能够实现的承诺。
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建设200万套住宅的政策。当时，住房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到了可能引发暴动的程度。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建房，但能否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我心里没底。第五共和国初期曾承诺建设500万套住宅，但最终未能兑现，成了一个笑柄，所以我嘱咐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专家们研究后得出结论，大约可以建设250万套。但我仍然不放心，于是砍掉了50万套，决定建设200万套。但在审查阶段，很多人都说200万套也很困难。建筑材料价格波动的问题非常严重，工资上涨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但是，考虑到普通民众对住房的渴望，我多次确认200万套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才做出了承诺。我当选总统后，一定会落实450多项总统大选承诺的推进日程和成果，并向国民公开相关内容。”
旁边的孙柱焕前长官补充道：“根据公报处发行的《第六共和国实录》记载，‘卢泰愚总统的459项承诺中，截至1992年任期结束时，已启动451项，完成229项，222项正在推进中，仅有8项未启动。’”
——在此期间，卢前总统您还举行了圆桌会议，亲自提着包，还废除了“阁下”这样的总统称谓，做了很多摆脱威权主义的事情。当时也有批评认为您过于注重表面形式，搞的是一种风格主义的政治。
“当时，国民对军部的反感，以及威权主义色彩，都让知识分子感到不满。我本人本来就不喜欢权威之类的东西，所以包之类的东西都是自己提着。我并没有故意做出那些样子来表演。”
朴总统与威权主义
说到这里，卢前总统介绍了几个与朴正熙、全斗焕两位总统有关的故事。
“我侍奉朴总统的时候感觉到，朴总统本人性格比较随和。任何人都可以接近他，他总是很放松，但是侍奉总统的人却不是这样。我担任总统警卫室作战次长补时，在我的权限范围内尽力纠正，但是车智澈警卫室长总是把朴总统捧为‘我们的太阳’。
朴总统那样随和的人，车智澈警卫室长却像对待天一样地侍奉他，他反而很喜欢。所以我当时有些不满。有时候我会想，总统也是人，难道不喜欢轻松自在吗？
我也犯过错误。我担任内务部长官的时候感冒了，但有人传话说全总统要召见我。于是我说：‘我现在感冒很严重，如果传染给总统岂不是失礼？如果不是急事，请推迟到下次吧。’结果，秘书官把这话原封不动地报告给了全总统。全总统听后说：‘卢长官最棒了！竟然如此为总统着想！’事情变成这样之后，警卫人员（译者注：卢泰愚担任内务部长官的时间为1982年4月28日-1983年7月6日，同期担任总统警护室长的人正是张世东）就开始调查来见总统的人是否感冒了。”
——据说，当总统想要召见某人时，大多数人（80%到90%）都会想着“该说些什么让总统高兴呢？”只有10%到20%的人会下定决心直言进谏。所以，对于总统来说，他听到的90%都是好话，剩下的10%左右的批评意见，他可能也不会放在心上。
“就我而言，我认为我的参谋和秘书官很少因为我心情不好就只说好话。因为当时电视和报纸对总统的政策和政府的施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当时控制媒体不报道那些内容，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认为，在我们现实社会中，民主化的核心在于总统如何对待媒体和检察机关。
“媒体不干预，顺其自然不是最好的吗？我认为我在任期间忠实地遵守了《6·29宣言》中关于媒体的条款，即‘政府不能干预媒体，也不应该干预媒体’。然而，我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大力度地保障了媒体的自由，但作为回报，媒体却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检察机关的问题真是非常讽刺。我认为检察机关属于国家的精英，所以我非常重视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过去，国家安全企划部经常干预和插手检察机关的工作，但在我任职期间，我几乎切断了这种联系。或许第六共和国时期与我共事的检察总长们在这方面会感到欣慰吧。尽管如此，看看我卸任后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所以说这是讽刺，呵呵呵。”
——就任后，在所谓的“清算第五共和国”的过程中，您与全斗焕前总统的个人关系变得不幸。请您概括地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已经准备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我先说明一下我整理好的想法，然后再做补充说明。”
卢前总统拿出了关于所谓的“清算第五共和国”的准备好的资料，开始讲述他的口述证词。
4·26国会议员选举——令人震惊的失败
<首先，关于《6·29宣言》或清算第五共和国的文章中，有很多并非事实却被当作事实的内容。但是，如果去澄清真相，又显得像是在狡辩，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
第13届国会议员选举根据修订后的法律，以小选区制进行。选举日确定为4月26日。我们乐观地认为，凭借在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势头，我们也能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党内由蔡汶植代表和沈明辅秘书总长，青瓦台由崔秉烈政务首席负责选举事务。
选举期间，我偶尔会收到关于当选人数的预测报告，报告总是自信地预测我们将以三分之二左右的优势获胜。我预计即使再差也能超过半数。
但是，选举结果却出乎意料。在总共224个议席中，民主正义党获得87席，和平民主党54席，民主党46席，共和党27席，无党籍人士10席。执政党获得的席位远未达到半数，出现了朝小野大的局面。这不仅让我们这边的人感到意外，就连媒体和国民也感到难以置信，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我真是非常失望。
我认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结果”，执政党过于自信和骄傲的态度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国民看到这样的执政党，或许会担心第六共和国会回到独裁体制。我决定将选举结果视为天意，并谦虚地接受。这表明，我1987年在参加总统选举时宣布的“三金时代终结”尚未得到上天的认可。
特别是，金泳三先生和金大中先生通过数十年的民主化斗争，其势力已经深深扎根于全国各地，因此不可能将他们从历史舞台上抹去。如果那样做，将会引发巨大的抵抗，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幸。我不得不认识到，无论结果如何，将一个时代托付给他们是天意，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下定决心：“执政党一统天下的政治时代已经过去，朝野合作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朝野合作体制走上正轨之前，我们必须不断克服困难。为此，我们需要耐心、宽恕和等待。不具备这种基本态度，就无法推动历史前进。”
在朝小野大的政治局面下，在野三党以“清算第五共和国”为名，如同竞赛一般地打击第五共和国政权，媒体也随之煽风点火，刺激着对现状不满的国民的神经。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但没有人去强调光明和功绩，只是一味地揭露错误的黑暗和过失。那种痛快淋漓地指责、打击和定罪的方式，简直成了我们民族悲哀的特性。>
朝小野大引发“清算第五共和国”
<我曾读到一篇第五共和国时期一位著名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论述道：“如果全斗焕总统能够遵守单一任期制，那本身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巨大进步。”
国家所蕴含的现实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影响历史发展，但我们的政治现实却并非如此。不仅全斗焕前总统夫妇和亲戚，就连曾身居权力中枢的人，以及与第五共和国有关联的人，都被一概预设为罪人，然后才去寻找他们的过错。
最终，事态以曾担任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全敬焕为导火索开始燃烧。朝小野大的国会组成了“第五共和国特别委员会”，并启动了听证会。他们打算通过听证会彻底追究第五共和国的弊端并对其进行惩处，从而清算第五共和国。
时代变迁，在排斥威权主义、追求民主自由的浪潮席卷之下，人们对变革的期望膨胀，甚至出现了以上流社会人士受难为快的倾向。因此，与其证实准确的事实，不如听信传闻，毫无根据地进行告发或诬告的案例层出不穷。第五共和国听证会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政治审判、舆论审判、司法审判混杂在一起进行。对于政府来说，也难以控制如同洪水般汹涌的舆论。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此前受到各种限制的诸多领域，在民主化这一历史命题下同时获得解放，如同弹簧一般反弹出来。而已经反弹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再强行压回去的。
我判断，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它会在剧烈的往复运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停止，并最终沉入到自主的规范之中。我回忆起平时“为政者要忍耐等待”的信念，专注于让弹簧逐渐停止。
告发事件始于民众对惩治全敬焕腐败行为的强烈呼声，并蔓延到全前总统周围的所有亲戚。我召见民政首席秘书官，指示他向司法部门传达我的意思：“绝不允许在舆论压力下伤害无辜的人。”但不知我的指示得到了多少落实。
不仅媒体大肆报道，就连国会也纷纷进行告发，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查。一旦调查，罪行自然就会暴露出来。
据我所知，全斗焕前总统并没有疏于管理亲戚。相反，他还曾严厉要求相关首席秘书官加强管理。尽管如此，为什么还会发生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呢？
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韩国的社会风气。在我国，人情如果适度，会形成充满温情的社会，但如果过度，就会超出法律的界限。第二个原因是韩国社会权力至上的氛围。人们都涌向有权力的一方，为了获得权力的好处，他们不择手段地去接近亲戚，并编造各种理由来为所欲为。第三个问题在于，让总统的亲戚担任公职。>
友情的界限
<总之，总统一下台，就变成了一个人人争先恐后地指责的险恶世界。起初是指责亲戚和亲信，但很快，包围圈就缩小了，指责的矛头开始集中指向全前总统。
全斗焕总统的时代被称为第五共和国，我的时代被称为第六共和国。然而，我与全前总统的个人关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从士官学校的学生时代开始，直到我和全总统都成为国家政权的最高负责人，我们两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我们两人之间的友情和同志情谊都非常深厚，即使成为公众人物后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在其他人身上很难找到的特殊关系。然而，当它上升到必须对一个时代负责的国家层面时，就遇到了界限。它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
在时代变革中，创造新历史的潮流远比人际关系重要。因此，我在清算第五共和国的整个过程中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第六共和国成立时，前政权留给我的两大包袱是威权主义和亲信腐败。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渴望清除威权主义。此外，他们还对我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我惩治前任总统亲属的腐败行为。
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媒体等方面的夸大报道并不少，这使得处理更加困难。雪上加霜的是，我们还面临着朝小野大的局面，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政治攻势。
我尽我所能，同时也下定决心“不破坏人际关系的原则”。因此，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全前总统少受些苦”。就这样，直到1989年，我一直饱受清算第五共和国带来的痛苦。直到1990年，通过三党合并，我们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困难。
清算第五共和国并非是某个人直接向我建议才进行的。当时国会、媒体、学生以及全体国民的意愿都非常明确。我怎么能不接受呢？最终，我不得不自己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
有些人指出，“清算第五共和国最终并没有完美地完成，反而只留下了与全前总统之间不愉快的关系”，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完美地清算第五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说能够完美地做到，那一定是谎言。>
清算第五共和国的资产负债表将由历史来书写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总统和个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清算第五共和国的资产负债表将由历史来书写。我只是为第六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威权主义，民主化也因此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而感到自豪。
我和前任总统在统治国家的理念上似乎存在一些差异。前任总统认为“统治需要一定程度的威权主义”，而我认为“不能用威权主义来统治”。我认为，过度的威权主义会导致独裁。>
卢前总统在讲述与清算第五共和国有关的证词时，表情一直很凝重。卢前总统读着准备好的资料，沉默片刻后说道：
“从全前总统亲属的腐败问题开始，到新乡村运动本部、新世代育英会、日海基金会等等，问题接连爆发，但第六共和国政府没有主动调查和处罚过任何一起。所有事件都是先由媒体等报道出来，我们才不得已介入的……”
让我们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证词。
<我不知道“清算”这个词是媒体还是在野党先提出的，但我记得政府或执政党并没有使用过。与其说是清算，不如说是历史的进步。
李丙琪首席秘书官曾说过：“全前总统方面的人至今仍然误解，认为第六共和国政府是故意要整垮他们。必须明确这一点并非事实。”
我认为，如果说清算第五共和国，单从字面上看就是要把第五共和国彻底清除掉，因此这个表达并不恰当。全斗焕总统时期的人们曾说：“全总统只要能遵守七年单一任期制，就能成为发展民主主义的英雄。”但是，全总统遵守了这一点，人们却仍然翻出各种事情，要求逮捕他。
作为继全总统之后承担一个时代责任的人，我很难接受这一点。我认为“历史不能完全否定过去”。对于我的这种想法，我的参谋们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然而，由于在野党和媒体等方面的要求非常强烈，我不得不听取。
第五共和国的人似乎认为“只要是总统，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总统愿意，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前任总统为什么要去百潭寺呢？”我理解他们的期望，但我自己的立场不同。
我的统治哲学是，如果总统无视国民的要求，一意孤行，那他就不是总统，而是独裁者。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我的前任感到委屈，而我则感到抱歉，但又觉得无可奈何。>
徐义玄法师选定百潭寺为隐居地
<在所谓的清算第五共和国的整个过程中，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本来就比较感性，经常流泪。听到全前总统去了百潭寺，说“我们家连一个能主持祭祀的人都没有了，都被关起来了”的消息后，我非常难过。
听说，选定百潭寺为隐居地是全前总统的亲信们与曹溪宗总务院长徐义玄法师商议的结果。徐义玄法师亲自告诉我，候选地点讨论过月精寺等几个地方，但徐义玄法师主张“如果记者或其他人去那里，电力、自来水等环境良好，他们肯定不会安分守己，为了避免受到指责并赢得国民的同情，必须选择一个距离首尔较远、环境较差的地方”，因此才决定选择百潭寺。我知道徐义玄法师后来经常去百潭寺。
最终，全前总统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前往百潭寺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有些人说我当时曾保证“只要受一段时间的苦，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可能说那样的话呢？
我记得当时我说的大意是：“真是非常抱歉。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可避免，我会尽力恢复原状。”全前总统听后说：“为了我们国家能够顺利发展，我愿意充分承受牺牲。”
1988年4月进行党内提名时，曾有传言说第五共和国势力被排除在外。似乎有人认为我和我的参谋们是出于感情用事才那样做的。党内提名是基于广泛的民意进行的。那是党的意见，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关于清算第五共和国的问题，卢前总统表达了如下个人感慨：
“虽然以上内容大致提到了清算第五共和国的情况，但似乎并没有百分之百地表达我的心情。从根本上来说，全总统和我在思考方式上存在差异。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会在清算第五共和国的过程中对我感到无比的失望和委屈。而如果从我的哲学和对权力的标准来看，那就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无可奈何’。”
——关于清算第五共和国的问题，两位互相通电话，是（去百潭寺）之前那次电话是第一次吗？两位在通话中是否曾流露出不愉快的情绪？
“去了百潭寺后也通过几次电话，不愉快的情绪表达肯定也有一些。但最终，全总统说：‘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负责人，所以我受点苦无所谓，你们好好干吧。’而我的立场只能是：‘真是非常抱歉。无论如何，请您再多保重身体，坚持下去。’”
“我们并非为了自保而牺牲对方”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卢前总统您能直接说服国民，我们的国民是否还会一直要求惩罚全总统呢？
“我也曾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有办法出面平息事态，我又怎么会不站出来呢？在朝小野大的局面下，我如果带头出面劝说，政界和国民肯定会说我们两人‘暗中勾结’。即使背负着勾结的骂名，只要能保护全总统，那也值得，但当时的情况简直就要发生暴动了。所以我和参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但参谋们绝对没有‘为了我们自己活下去而牺牲对方’的想法。”
时任民主正义党政势分析室长、负责党内清算第五共和国实务工作的孙柱焕前长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关于清算第五共和国，青瓦台方面由政务首席崔秉烈负责，党内由国策调整委员们负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第五共和国核心人物之一的李鹤捧议员也参与了国策调整委员会的工作。李议员负责这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国策调整委员会每周召开两到三次会议，讨论清算第五共和国的程度，并将第五共和国清算的基本框架综合后转交给政务首席。这可以解释为当时国民意愿的集中体现。”
——第六共和国成立初期，全斗焕前总统就任国政咨询委员会委员长，并且事务机构扩大，第六共和国的参谋们对此感到不满，并将此事透露给记者，导致问题爆发，不是吗？因此，我认为关于第五共和国的清算是由媒体或在野党提出问题，第六共和国政府只是跟随其后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孙柱焕前长官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清算第五共和国是国民的意愿，我们对第五共和国人士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将国民的要求降到了最低限度。换句话说，假设清算第五共和国是我们参谋们策划发起的。与国民意愿相反，这种计划能够被我们有意策划出来吗？”
最终阻止了逮捕
——在清算第五共和国的过程中，真的存在一个名为“雷曼湖行动”的计划，旨在将全总统流放到瑞士吗？
“我觉得那件事太荒谬了，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之所以有这么多谣言流传，我认为是那些喜欢散布谣言的人编造的，什么流亡说之类的，这只是其中之一。”
孙柱焕前长官补充道：
“我认为全总统和卢总统两位的个人关系尚未完全恢复。我恳请媒体也帮帮忙，让这位前总统现在能以普通市民的身份恢复友谊。”
——过去曾有媒体报道过全总统和卢总统两位会面并和解的消息。之后，他们之间仍然存在隔阂吗？
“心中残留着无法洗刷的往事，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虽然人为地彻底消除那些伤痕很困难，但我认为全总统也充分认识到必须克服这些。还有一点，我们两人和睦相处的样子或许能让周围的人和国民感到安心，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1995年，我们在参拜国立墓地后，两人见面拥抱，约定忘记所有不幸的事情，重新开始。作为延续，同年秋天，我们参加了陆军士官学校入学4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见面并亲切地拥抱，但之后我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真是奇怪的事情。”
——在清算第五共和国当时，即使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舆论都要求逮捕全斗焕前总统，您是否都坚持着绝不能逮捕他的底线？
“是的。”
——关于全斗焕前总统，一方要求清算并逮捕他，另一方则希望卢前总统保护前任。我认为你们是通过让全总统去百潭寺来达成妥协的。
“当时的氛围是要求逮捕，甚至出现了关于流亡或逃往海外的说法。而全总统方面则表示‘宁死也不会出国’。因此，为了保护前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暂时躲避一下。”
——朝野政界达成协议，通过全斗焕前总统在国会的证言来结束对第五共和国的清算。1989年12月31日，我坐在国会旁听席上，采访了全斗焕前总统在国会作证的现场。国会议员们向全前总统扔名牌（译者注：根据当时的视频资料显示，其中一位扔名牌的时任国会议员是后来的韩国第16任总统卢武铉），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我把执政党的院内总务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说那简直就像是我自己遭受一样。当时我真是气得想吐血。”
——全斗焕前总统去百潭寺时捐献了139亿韩元。据说，在确定金额的过程中，全总统方面只有89亿韩元，青瓦台方面认为“必须超过100亿韩元才能让国民接受”，所以又增加了50亿韩元，凑成了139亿韩元。
“我没有听说过关于捐献过程和金额的详细情况。”
——全斗焕前总统卸任时转交了550多亿韩元，这笔钱是否被用于4·26国会议员选举？
“我不会阻止你们的猜测，但我不会亲口证实。”
——1988年开始，关于向劳资纠纷现场和校园示威现场投入公共权力的方针发生了变化。大学里只有在校长要求时才投入警察，并且尽可能通过自主解决的原则被应用于劳资纠纷现场，导致学生和工人们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胡作非为的事情被放任不管。由于无法承受，只能按照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资，形成了一种被迫接受的局面。公共权力是一种法律，法律应该被严格执行，但当时却放任了违法行为，结果导致工资上涨，高成本低效率的社会结构开始形成，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看法。在解释之前，我们先阅读一下准备好的内容再进行说明吧。”
卢总统拿出准备好的资料，开始讲述他的口述证词。资料的标题是“民主化阵痛的开始”。
期待自主建立民主秩序
<民主主义的实践真是非常困难。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往往认为为了确保秩序而采取的行动是逆民主主义而行，甚至是在扼杀民主主义。
民主秩序不是由官方建立的，而应该由国民自主建立，然而当时国民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感却非常高。尽管如此，我相信我国国民的教育水平很高，只要给予适当的激励，一切都会走上正轨。>
说到这里，卢前总统这样吐露了从威权主义社会向民主化社会过渡时期的困难：
“第六共和国时期，如果我们严格执行公共秩序和法律秩序，国家秩序可能会彻底崩溃。如果严格依法办事，就必须逮捕违法者，但仅就学生骚乱而言，如果将所有违反现行法律的学生都逮捕起来，即使监狱的数量是现在的100倍也不够用。所以，明知道是违法行为，却无法逮捕，这就是现实。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我们制定了无法遵守的法律’。”
让我们再次回到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
<另一方面，劳资纠纷在各地爆发。此前被压抑的工人要求一次性提高工资的愿望爆发出来。大多数企业如果接受这些要求，将难以维持，最终会导致企业和工人两败俱伤。雪上加霜的是，无论是运动圈、在野人士还是在野党政界人士，都在煽动工会方面。
我认为首先企业界人士应该拿出诚意。企业界人士应该尽最大努力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然后我和我的同志们应该与企业界人士和工人们进行坦诚的对话，并进行劝说。在这些努力下，劳资谈判逐渐达成妥协。
但是，骤然下降的国际竞争力却迟迟未能恢复。技术和生产力应该提高，但技术和生产力原地踏步，只有劳动力成本上升，那么竞争力自然会下降。
我认为，为了提高技术和生产力，只能将经济结构本身转变为发达国家型，所以我几乎每个月都召集相关人士，强调、督促和鼓励。在金融和政策支持方面也毫不吝啬。结果，在原本看似困难的技术和生产力方面，也开始逐渐显现效果。
当经济度过难关，民主主义也开始朝着维护秩序的方向发展时，一个危险的群体出现了。那就是信奉朝鲜金日成的所谓“主体思想派”学生。在民主主义的混乱时期，这些人能够很轻松地四处活动。
单纯的学生们仍然对大韩民国的正统性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的态度要么是消极的，要么是模棱两可的。而且，由于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初期，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敌对关系。不少教授都在观察如何才能获得学生们的欢迎。>
忍耐、宽恕、等待
<主体思想派学生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社会现象。他们秘密地聚集学生，进行彻底的洗脑教育。1990年，他们甚至制造了焚身自杀事件（译者注：在卢泰愚政府执政的1991年4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韩国大学生团体中发生了一连串以自焚来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浪潮，其引发的政治局势被称为“焚身政局/분신정국”。焚身政局的导火索为1991年4月26日明知大学学生姜庆大因遭受警察暴力镇压而死亡，在此后约60天的时间里，共有10名抗议者自焚，1人跳楼自杀，2人被警方击毙。作为应对，内务部长官安应模于4月27日被免职，国务总理卢在凤于5月24日辞职。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91年6月3日，时任代理国务总理郑元植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授课时，因其之前担任教育部长官期间的强硬措施，遭到示威学生的围堵和袭击，郑元植被鸡蛋、面粉和油漆泼洒全身的照片被广泛报道。以此为契机，韩国国内运动示威相关的社会氛围迅速转冷，学生运动浪潮急转直下，郑元植事件也被认为是韩国学生运动衰落的起点），震惊了社会。
如果当局用武力镇压他们，他们的抵抗将会更加激烈，不幸的局面将会持续更长时间。我们没有用武力镇压他们，而是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和不正当性，让学生们自己判断那是否是正确的道路。
结果，原本软弱的教授们也逐渐获得了力量，开始拥有作为师者的使命感。随着学校恢复正常，民主主义也走上了正轨。随着社会各领域实现民主化，他们失去了斗争目标。
当然，为了孕育出民主主义的幼苗，所经历的阵痛是非常艰难的。厌倦了混乱和无秩序的国民们窃窃私语：“军人出身的总统怎么这么软弱？难道不应该强硬一点吗？”甚至出现了“水泰愚”的说法。听到这些话，我当然很不舒服，越想越生气。甚至觉得对不起我的参谋们。
但是，用武力统治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我对民主主义能否通过武力来实现抱有怀疑。我的信念是：“即使付出更多的牺牲和代价，也要让我们的国民自由地建立起真正的民主主义，这样才能扎下坚实的根基，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
有一天在记者招待会上，我问道：“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吗？”没有一个记者回答。我说：“真正的勇气就是忍耐、宽恕和等待。”在场的记者们似乎都在思考这句话的含义，我补充道：“这就是我实践民主主义的哲学。”>
接着进行了关于民主化的问答。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六共和国时期是国民们通过亲身体验接受民主主义教育的时期。
“民主主义不是免费的。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实践民主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工资上涨和法治被破坏的现象。此外，还建设了200万套住宅。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如此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非生产性领域，导致资源分配受到限制，并降低了生产力。这种负担是否转嫁到了金泳三政府，导致贸易赤字开始出现？
“我在任期间一直存在贸易赤字，但在转交给金泳三政府时，贸易收支重新恢复了盈余。所以我曾多次说过‘金泳三号是一艘顺风扬帆的船’。”
说到这里，卢前总统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在挤掉经济泡沫，克服了工资上涨带来的困难之后，技术水平大幅下降。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技术水平，贸易收支也恢复了盈余，然后在盈余阶段转交了政权。在制定第七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时，专家们曾预测实际增长率甚至可以达到12%到13%，但我们将增长率控制在7%，并采取紧缩政策，注重经济的内在质量。然而，金泳三政府却一下子放开了我们此前为了挤掉泡沫而勒紧裤腰带所抑制的东西，导致我们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
以强力统治是容易的
——我虽然在1987年大选中没有支持卢前总统，但一旦他当选后，我这样想：“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是国民赋予其正统性的。即使总统是军人出身，但他作为平民接受了国民的审判，因此不是军事政权而是民主政权。所以，我不能与那些否定卢泰愚政权正统性的人同行。” 这样一来，我就站在了为什么卢总统在必要时期不启动公权力、不依法行事这样的立场上。
“以强力维持秩序，既痛快，又容易统治。我对检察总长说‘把那个人抓起来’，就会感到有力量。但是，如果我说‘不要拘捕，原谅他’，肩膀上的力量自然就会卸下来。在我们的情况下，如果不经历培养自身力量的阶段，真正的民主主义是难以实现的。”
孙柱焕前长官用这样的话解释了卢前总统独特的领导力。
“拥有力量的权力者，比起强力使用力量，更难的是克制。卢总统是军人出身。军人出身的总统能够抑制力量，如果没有对民主主义的洞察力和哲学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认为，卢前总统是因为受到压制，因为没有力量，所以才无法使用公权力。
“当然，可能有人那样认为。但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制造名义来挥舞权力是一种诱惑，一种难以克服的诱惑。”
——那么，卢前总统在执政期间，有没有一次感到软弱或者不安？
“我从未有过那种感觉。因为软弱而感到不安的人，绝不会在国民面前说出‘我没有力量’这种话。相反，能够说出‘我会坚持到底，我很软弱’这样的话，本身就象征着强大。”
——第六共和国政府是否因为高估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而按照知识分子的意愿行事？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所谓‘有识之士’真是奇妙，他们具有双重性。但是，对国家方向起决定性影响的，也正是这些‘有识之士’。”
遵守与国民的约定
5月3日。
从早上开始就下起了令人心情愉悦的甘霖。卢前总统宅邸的庭院因房屋修缮工程而一片狼藉。即使下着雨，屋内也传来叮叮当当的施工声、研磨机切割东西的爆裂声，各种材料也散落在各处。
当天对话的主题将从中期评估开始，随后谈到三党合并和民主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卢前总统从准备好的资料中取出与中期评估相关的内容，开始口述证词。
<在1987年大选中，我承诺进行中期评估。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非常低，我希望通过此举提高信任度。
尤其，我渴望通过中期评估，从国民那里得到关于是否履行《6·29宣言》和总统选举承诺的确认。事实上，纵观全世界，在当选总统后能够一一落实竞选承诺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领导人寥寥无几，这更加激发了我“一定要实践这些承诺，一定要向国民展示”的强烈意愿。
因此，“当选总统后，完成奥运会，并按照与国民的约定进行中期评估”的想法，从1988年到1989年初都未曾改变。当然，在野党方面要求进行中期评估，而执政党内部则存在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认为“这是与国民的约定，必须进行评价”，另一种则认为“这将造成巨大的国力浪费，不应进行”。
然而，从与国民的约定这个层面出发，我决定进行中期评估，并指示青瓦台的参谋和执政党：“奥运会结束后，要做好实施中期评估的准备。”
后来似乎有人争论，我承诺进行中期评估时，是考虑了信任投票，还是将其视为政策评价的概念。但我明确地认为它是信任投票。即使进行政策评价，在我看来也必然与信任相关联。
我个人在1987年选举中曾说过“三金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希望通过中期评估再次确认这一点。此外，执政阵营内部也有人认为，在野阵营强烈提出清算第五共和国的问题，可以通过中期评估来平息这种攻势。
在野阵营则制定了通过中期评估推翻本届政权的策略。特别是金泳三，作为统一民主党总裁，最强烈地要求实施中期评估。
另一方面，朝野两党内部都有反对进行中期评估的声音。执政党方面提出了这将导致国家层面出现巨大混乱以及宪法问题的担忧。他们认为，如果要进行中期评估，必须采取国民投票的方式，而这与宪法相抵触。
在野阵营中，金钟泌总裁也以存在违宪嫌疑为由反对中期评估。借用JP的说法，“试图通过物理手段调整宪法保障的总统任期，将遭到举党反对”，他称中期评估是“宪法中没有的荒唐之谈”。>
与DJ的默契说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对于这些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我在1989年1月17日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愿意随时接受中期评估。但事实上，对于中期评估的看法是混杂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扰乱宪政秩序，浪费国力，阻碍国民团结、民主主义和国家发展。我认为应该避免这些问题，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法。”
在1989年2月就职一周年记者恳谈会上，我表示“中期评估将在与在野党总裁会谈后决定”，并于3月7日和10日分别会见了金钟泌（共和党总裁）和金大中（和平民主党总裁）。
我和金钟泌总裁就“努力避免因中期评估而导致政局走向极端”达成了共识。在与金大中总裁的会谈中，金总裁问我是否会进行中期评估，我回答说：“这是与国民的约定，所以必须进行。” 结果，金总裁说：“以国民投票的方式进行中期评估是违反宪法的，总统怎么能违反宪法呢？”
我以前并没有深入考虑中期评估在法律层面的问题。但是，通过与金大中总裁的会谈，我意识到这并非易事。
有人提出与金大中总裁存在默契的说法，甚至有传言说，以不进行中期评估为条件，双方之间存在金钱交易。但是，绝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在金大中总裁方面认为违宪的情况下，又何必进行幕后交易呢？
我通过参谋听取了法律界的意见，结果也报告说存在问题。大韩律师协会于3月18日发表声明，称“为中期评估而进行的模糊的国民投票是违宪的”。
而且，从政治上判断，即使在中期评估中获胜，恐怕也难以结束三金时代。三金不会退让，如果他们为了寻求不退让的名义而采取行动，朝野两党将走向更极端的对立，最终导致国家混乱。因此，我决定暂缓进行中期评估，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然而，当时我的决定并没有很好地传达给执政党，导致了一些误解。有人提出不应将中期评估与总统的信任度挂钩，而应作为对政策的评价，但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下定决心，如果要做，就必须以国民投票的方式进行。
我曾想通过中期评估来克服朝小野大的局面，但经过更深入的思考，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如果实施了中期评估，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党合并了。>
随后，对话继续围绕与中期评估相关的内容展开。
——1987年12月12日您公布中期评估公约时，参谋们是否没有充分审查其与宪法可能存在的冲突？
“好像没有审查到那一步。当时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它违反宪法的报告。”
“DJ看穿了我的意图”
——您认为中期评估公约是否影响了您的得票？
“嗯，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卢前总统表示，在中期评估问题上，金大中（和平民主党总裁）关于违宪的主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执政党内部甚至有这样的强烈的决心：‘干脆就这么干吧！就这么干，彻底让三金下台！’我当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想利用中期评估这个机会来克服朝小野大的局面。那样一来，政界不自然就会改组吗？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强力推进的，但是金泳三说‘要进行中期评估’，JP则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DJ也说‘要进行中期评估’，那肯定就会强行实施了。但是，（DJ）却踩了刹车。我当时的想法是通过中期评估彻底让三金下台，（DJ）好像看穿了我的意图。”
“DJ并没有直接说‘那是违反宪法的’，而是轻描淡写地指出：‘总统这样做难道没有违反宪法吗？那应该是违宪事项吧？’听到DJ那句话，我回答说：‘我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第一个誓言就是要遵守宪法，怎么能违反宪法呢？那可不行。我会进行研究。’但心里却想：‘我被那家伙摆了一道。’我立刻就看出来了，DJ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察觉到，一旦进行中期评估，他将彻底失去立足之地。”
——金大中的话在暂缓中期评估方面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吗？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然的话，即使有些困难，我也会强行推进。但是，如果在中期评估中获胜，如我们所愿，（三金）他们肯定会说‘那是违宪的’。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与DJ的默契说根本就站不住脚。”
——据说当时为了中期评估还成立了对策本部，朴泰俊先生为中心筹集了500亿韩元的竞选资金，因为中期评估被暂缓，所以又把钱还给了那些捐款的企业家。
旁边的孙前长官回答说。
“那时我作为国会议员在执政党（编者注：当时孙前长官是民主正义党政势分析室长），我记得通过党的正式机构——党财政委员会募集到了一部分用于中期评估的竞选资金。据我所知，在中期评估被暂缓后，这笔钱被退还了。”
让我感到轻松的JP
——这不是在青瓦台筹集的，而是党内筹集的吗？
“党内筹集是有额度的。选举中大概能筹集几十亿。”
——这时，您和金钟泌总裁见面时，JP在现场提到了共和党和民正党的合并事宜吗？
“那位先生（金钟泌）让我感到非常轻松。我上任前也见过他，他真心祝贺我。他堂堂正正地说：‘总统是国民直接选出来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确保正统性的呢？所以，请您放手去做，我会帮助您的。’但是，他应该没有提到合并的事情。”
——合并的事情不是共和党方面先提出的吗？
“我不知道是谁先提出的。但大家都知道其必要性。”
——1988年4月的国会议员选举，当时对于是在全斗焕前总统执政期间，也就是2月举行，还是在4月举行，意见存在分歧，不是吗？事后感到遗憾的人认为，如果在2月举行，就能借助大选胜利的余势，不会出现朝小野大的局面。有这种说法。
旁边的孙柱焕前长官说。
“无论选择哪个时期，当时完全没有执政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会失败的迹象。投票前一天，相关机构的分析结果都是压倒性胜利、压倒性胜利。所以，甚至有人提出要稍微降低竞选活动的强度。但是，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全斗焕前总统方面曾说过，因为担心如果在2月举行国会议员选举，全斗焕时任总统可能会对提名施加影响力，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才定在4月，结果却失败了。他曾这样说过。
“那可能是误传。我认为全总统本人不可能有那种想法。”
孙柱焕前长官再次说道。
“既然下任总统已经确定，那么在下任总统就任后，由新总统负责执政党的提名，并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将卸任的总统行使提名权进行选举，这在政治道义上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应该做的。”
——全斗焕总统在任时，两位见面是互相使用非敬语，还是使用敬语？
“一旦成为总统，‘私人’就消失了。因为处于‘公职人员’的立场，所以即使只有我们两人见面，也一定会使用敬语。”
我不知道并不羞耻
卢前总统说：“在我见过的领导级别的人物中，没有人比全总统更努力。” 但据说全总统非常重视权威。
“权威对于维持体制是必要的，但如果变成威权主义，就会招致很多批评。那位先生（全斗焕）非常珍视权威。这种性格一方面令人惋惜，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他才能强有力地推进所有事情。”
——据说，对于人类来说，自卑感只要稍加转化，就能成为驱动人前进的动力。卢前总统您自己认为自己有什么自卑感吗？
“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或更聪明，但我不会因为自己不知道而感到羞耻。我也从未试图掩盖任何缺点或弱点。孙柱焕长官也在场，我在任期间，甚至在各位长官面前，也经常会说‘这个我不太清楚，请简单地解释一下’这样的话。”
——很多人评价说，您在任期间，因为在对外活动中总是看着发言稿讲话，所以显得有些不自然。
“我在任期间，即使晚上不睡觉，也会仔细审查首席秘书官准备的发言稿。因为总统的一句话比千金还重要。我会审查并修改需要修改的部分，添加需要添加的部分，然后以这份材料为中心进行发言。即使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不看稿子就即兴演讲也是最糟糕的做法。我偶尔也会在没有准备好的稿子的情况下发言，但原则上，我总是要求彻底准备好。”
在座的孙前长官说。
“发言稿不是参谋们单方面撰写并上报的，而是总统先给出框架和骨架，然后参谋们在上面搭建房屋。总统看过这份材料后，还会进行补充和修改，最终完成。”
——现在听您这么说，卢前总统好像没有因为“发言”而惹上麻烦。金泳三前总统曾多次因失言而给国民带来冲击和伤害，比如“要建立一个让富人也感到痛苦的社会”、“诽谤势力”、“内部敌人”、“公务员如果不参与改革，最好辞职”等等。
“当然，责任在于他本人，但相当一部分责任应该由那些拥护他的媒体人承担。YS在成长为政治家的过程中，难道没有无数次失言吗？如果当时媒体如实报道，让他经历磨难，他就会知道说话的分量，并会小心谨慎，但媒体却把他美化得不成样子。”
4·26国会议员选举失败后立即开始探讨合并
下一个话题是1990年新年伊始就震惊全国的三党合并。1990年1月初，卢泰愚前总统突然宣布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保守派在野党民主党以及新民主共和党合并成立民主自由党，即所谓的三党合并。
由此，一直处于朝小野大困境的卢泰愚政府一下子获得了稳定的议席，为国政运营松了一口气。那么，三党合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卢前总统的口述证词继续进行。
<在1987年大选期间，我认为“三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三金将在这次大选中受到审判并被清算”，并且实际上强烈主张这一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想法开始改变。
在就任总统之前，我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目的是为了获得如何最有效地落实《6·29宣言》八项条款的智慧。许多不同领域的教授都参与其中。
在与这些人会面时，我感到“有点奇怪”。气氛不知为何有些尴尬。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了金泳三，而不是我。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更喜欢金泳三时，他们的理由可以概括为“金泳三会搞民主”。
得知这个事实后，我大吃一惊，心想：“啊哈，我错了。我必须重新审视关于三金时代将结束的想法。” 我最初的计划是认为三金时代已经过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国政运营，但这件事让我自己踩了刹车。
接下来，1988年4月26日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结果也改变了我关于清算三金的想法。因此，我认为“我关于清算三金的想法是错误的。天意并非如此。” 三党合并就是以这些想法为起点而推动的。
关于三党合并的讨论始于1988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之后。4月27日，执政阵营的核心干部在安家聚会，讨论4·26国会议员选举结果的应对措施，会上有人提议“合并”，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大约一个月后的6月22日，共和党总裁金钟泌在奥地利大使馆官邸与驻首尔的六国大使共进午餐时，提到了保守派联合的可能性。
十天后的7月2日，我向国会提出的郑起胜大法官任命同意案，由于在过半数（148票）中少了7票而遭到否决。这是一个令人深切感受到朝小野大的冲击的事件。>
JP提议保革（保守与革新）结构
<8月1日，金钟泌总裁在美国访问期间，在洛杉矶威尔希尔酒店举行记者恳谈会，表示“为了消除地区隔阂，需要在卢总统任期内进行内阁制改宪”。
我分别与金钟泌、金泳三、金大中三位总裁举行了首脑会谈，并请求他们为了国家稳定和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给予跨党派的合作。然而，在与金钟泌总裁的首脑会谈中，他提出了“走向保革（保守与革新）结构”的建议，由此开始了与共和党进行合并的实际接触。
1990年1月3日，我发表了题为《现在解决民生经济问题——在结束过去问题之际献给国民的讲话》的对国民特别讲话。这是因为三天前的1989年12月31日，通过全前总统在国会的证言，第五共和国清算问题已经结束，因此不再重提过去的问题。由此，1989年阴暗的听证会局面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隧道。
朝野两党的保守势力都开始担心国家的未来走向，对前途感到不安。1989年一年里，每当我与许多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谈论政局时，他们都普遍认为“以我国的政治风气和水平来看，朝小野大难以维持政局”。因此，主流观点认为，即使进行政界改组，执政党也必须成为多数党，才能实现稳定的政治。
从政治领导人的倾向来看，金泳三总裁和金钟泌总裁都属于保守派。因此，民正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三党合并是最理想的，但由于金泳三总裁可能会有困难，因此很多人认为至少应该与共和党合并。
后来，1990年1月4日，金泳三总裁通过电视记者招待会暗示，在地方自治制度之前需要进行政界改组。我观察到这一点，认为民主党内部也认识到了保守派联合的必要性。
我随即邀请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等三位总裁到青瓦台举行单独的首脑会谈，就包括政界改组在内的国政运营的各个方面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为了展现新的面貌，我分别任命朴泰俊议员为民正党代表委员，朴俊炳议员为事务总长，郑东星议员为院内总务。（译者注：在20世纪的韩国政党组织架构中，代表委员/대표위원、院内总务/원내총무、事务总长/秘书长/사무총장分别为韩国政党内的第二、三、四号人物，一号人物为党首/总裁/총재）
金泳三和金钟泌两位总裁在两天后的1月6日举行了高尔夫会晤，并在“必须进行政界改组”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然而，只有金大中总裁持反对意见。
我从1月11日开始邀请在野党总裁。首先邀请金大中（和平民主党总裁）到青瓦台共进午餐，并进行了单独会谈，就光州赔偿问题、民生问题等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
DJ先提出合并
<他为这次会谈做了周密的准备。他有时会出示支持自己主张的资料，还会逐字逐句地记录我的话，并一一核实。他似乎极力想树立这样一种形象：他向总统提出了关于国政各个方面的意见，并在会谈结束后向国民公布了他从中获得的结果，从而尽最大努力将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党首的意见反映到国政中。我认为他的方式很明智。我能感觉到他确实像人们说的那样，心思缜密。
谈话中，我笑着试探性地问道：“朝小野大的局面确实很难维持下去。有没有考虑过合并呢？” 但是他回答说：“我充分理解总统的心意，但如果传出我要与执政党合并的消息，我的处境将会非常困难。虽然现在是朝小野大的四党体制，但该配合的地方我一定会配合，所以最好还是维持现状。” 我认为他只能那样说，所以（关于合并）我没有再提。
不过，就我而言，即使将来要推动合并，也不希望采取那种只与特定政党秘密协商，而将某个政党排除在外的做法。如果可以，我希望光明正大地进行。
虽然“保守”和“革新”本来就难以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大中总裁）会事事反对我。在决定暂缓中期评估的过程中，他也曾帮助我顺利地开展国政。我认为，该制约的时候制约，该配合的时候配合的态度，正是民主主义的一种良药。
因此，我认为在进行三党合并时，完全不让第一大在野党知情，无论从人道主义层面还是政治层面来说，都是不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曾与作为第一大在野党的和平民主党总裁进行了轻微的商议。
第二天，即1月12日和13日，我分别会见了金泳三总裁和金钟泌总裁，就政界改组、地方自治制度实施、选举公营制以及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是在“保守大联合”、“囊括所有温和中间势力”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为了进行政界改组而合并，我认为三党合并是最理想的。我和我的参谋们在与YS和JP接触后，确信了这种可能性。而且，由于他们大多倾向于议会内阁制，所以即使下次大选的权力落到YS手中，似乎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个别召见了包括党代表委员在内的各位党务人员，询问了他们的意见。所有人都与我的看法一致。青瓦台的首席秘书官们也是如此。>
新党的政纲是议会内阁制
<然而，这件事是不能公开推动的。以我们的政治风气来看，很多事情公开进行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我们秘密指定了负责此事的实务级负责人。青瓦台方面指定了政务第一长官朴哲彦，执政党方面指定了事务总长朴俊炳，让他们负责推进合并工作。
对此，我下达的指示包括：▲保守色彩；▲政纲采用议会内阁制；▲领导体制以总裁为顶点，各党推选一名最高委员组成协商机构；▲要照顾金泳三总裁的地位和待遇。
在推动合并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信任问题。如何消除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深深的不信任感，建立信任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指示朴哲彦议员会见在野党总裁，向他们解释我参与《6·29宣言》时的内心想法、此后履行承诺的过程、以及我愿意在真正意义上扮演向文官移交政权的“垫脚石”的角色，至少要对历史负责的“三金观”等，并让他们理解。朴议员报告说，他逻辑清晰地阐述了我的意图，成功说服了YS。
我相信这是“上天注定的道路”。经过十多天的间接但多次的对话，不信任的坚冰逐渐融化。终于，1月22日，我与民主党总裁金泳三和共和党总裁金钟泌在青瓦台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会晤，最终就三党合并成立新党达成协议，并决定由各党分别推选5人组成共15人的新党筹备委员会。
然后，我让两位金氏（金泳三、金钟泌）站在我左右，向国民突然宣布：“为了顺应政治经济变革，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我们已就三党合并成立新党达成协议。” 1月25日，暂定名为“民主自由党”的我和金泳三、金钟泌三位总裁以及15名新党筹备委员会委员在青瓦台聚会，商议了建党日程，并决定在建党之前组建单一的谈判团体。
正如预料的那样，和平民主党总裁金大中反对三党合并，并表示将以和平方式开展反对斗争。虽然宣布的内容中没有提及要实行内阁制，但和平民主党猜测到了这一点，决定发起反对修改宪法为内阁制的一千万签名运动。
当时我们曾考虑明确写入“倾向于内阁制”的内容，但考虑到其真实意图可能会被曲解，从而引发在野党的强烈反对，而且在总统选举结束后不久，国民的情绪仍然强烈倾向于直接选举，因此认为表面上提及此事为时尚早。因此，三位总裁在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内阁制，但同意不公开。
合并程序按计划进行，民正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于2月9日上午在首尔汝矣岛中小企业会馆举行了合并受托机构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新党——民主自由党。由此，民主自由党正式成为拥有216个国会议席（民正系127席，民主系54席，共和系35席）的庞大执政党，而通过4·26国会议员选举产生的四党结构也转变为两党制。
回过头来看，通过合并，不仅实现了政局稳定，而且能够按计划推进向国民承诺的事业。如果向国民承诺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以及包括建设200万套住宅在内的宏伟国策项目、庞大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等一切都卷入政治斗争而无法实现，那么社会的不安又该如何弥补呢？
就YS而言，我预料到他可能会因为长期的在野党生活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而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而且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难以融合的地方。但我自己牢记着“我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熔炉，将一切都包容并融化在其中，要忍耐、宽恕、等待”的誓言，并坚定了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信念。
然而，合并后不久就面临了困难的关头。正当我北方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与苏联建交的幕后接触进展顺利之时，YS希望访问苏联。我认为他对北方政策并不了解，他访问苏联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是合并后他首次提出的请求，所以我决定接受（编者注：金泳三最高委员于1990年3月19日至26日访问了苏联。金最高委员在访问苏联期间曾与朴哲彦发生摩擦，并单独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等，做出了一些出格的行为）。
第二个难关是我们三人在承诺合并时签署的关于内阁制的协议书被泄露，并刊登在《中央日报》（1990年10月26日）上的事件。那是一份承诺实行议会内阁制的秘密文件，由事务总长朴俊炳保管，它的泄露导致内阁制的意图过早暴露。
我担心这会引发一些不幸的事情，果不其然，YS断定泄露事件是“民正系为了使内阁制成为既定事实而进行的有意的阴谋”，并表示愤怒。>
误判了YS的能力，在国民和历史面前感到愧疚
<文章刊登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0月30日，他没有与任何党内领导商量，就下到马山隐居起来。我认为事情变得棘手了。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新党刚成立就要分裂的不良传闻。党内派金润焕议员下到马山，劝说YS消除误解，早日重返到党务工作中。
民正系方面很多人建议说：“如果就这样容忍YS如此傲慢无礼的出格行为，不仅会扰乱党纪，还可能发生无法挽回的事情，最好严厉批评他，让他反省，否则就让他离开。”
然而，我早就预料到合并后会遇到多次困难，因此尽一切努力消除他的误解，让他重返党务，即使需要时间。向国民宣布合并才多久，怎么能说要分裂呢？
我召见了金钟泌和朴泰俊两位最高委员，表达了我的恳切心意。他们也完全同意，并保证会遵从我的意愿，不遗余力地努力。经过一番曲折，YS从马山回来了。
11月6日，我邀请金泳三代表最高委员到青瓦台，就内阁制协议书泄露所造成的误解以及如何收拾党内纷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为了达成圆满的结论，需要难以忍受的耐心。
当时，我心中逐渐形成了将YS培养成执政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想法。我竞选总统时曾向国民承诺要扮演垫脚石的角色，因此我强烈希望履行这一承诺。我所说的垫脚石角色，是指我的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将是文官出身，而不是军人出身。
在我国，虽然曾经有过纯粹文官出身的张勉总理领导政府，但国家经营的并不理想。我认为这是因为缺乏国家经营的经验。因此，我认为在《6·29宣言》之后大约五年，他应该能够积累经验，并具备正确的危机管理能力。
基于这种立场，我指名YS为下任总统人选。YS不仅是在大选中得票数仅次于我的候选人，而且包括顾问教授在内的有识之士对他的评价也是最好的。然而，引发IMF事态也许是天意所迫。对此，我在历史和国民面前感到愧疚。>
临近大权的YS改变了心意
在卢前总统关于三党合并的口述证词之后，对话围绕相关内容继续进行。
——您刚才说，1990年1月三党合并正式启动。但事实上，在那之前，朴哲彦、金润焕、朴俊炳这些人不是已经与在野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接触吗？
“我认为，在经历了1989年的听证会局面，深刻体会到朝小野大的困难之后，应该有过个别接触，但这并非总统的指示。为了处理第五共和国清算这个沉重的包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让前任总统隐居到百潭寺，并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受苦，这真是令人痛苦。我甚至夜不能寐。直到年底才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所以在那之前，应该没有以合并为主题进行活动。”
——也就是说，您是1月12日到13日这两天才第一次向金泳三和金钟泌两位总裁提起合并的事情吗？
“我召集两人进行讨论确实是第一次，但我认为他们之前可能已经有过个别往来。到1989年为止，我们党内的气氛是：‘与JP合并比较容易，但仅凭这一点很难支撑下去。最稳妥的办法是争取到YS，实现保守派大联合。但是，YS会同意吗？’大概是这种看法。”
——1月12日与金泳三总裁会面时，是否就内阁制达成了协议？
“我不记得内阁制是否被具体提出，但我的想法是，金泳三原本就倾向于内阁制，所以内阁制问题应该不会很困难。”
在座的孙柱焕前长官补充回答说：“正如卢总统刚才所说，1月22日的三人会谈中，一开始就达成了关于内阁制的协议。”
——当时金泳三先生有着“议会主义者”的评价，所以大家好像都认为他是内阁制主义者。民正党方面是否对金泳三先生的倾向产生了误判？
“我认为这不算误判。他确实有议会主义者的倾向，但我认为，在权力临近时，YS改变了想法。”
——金泳三前总统方面主张是他自己争取到了总统之位。他攻击并迫使政务长官朴哲彦下台，去马山回来后，与卢前总统达成协议，“如果国民不希望，就不推行内阁制”。也就是说，卢前总统甚至在作为三党合并基础的内阁制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不是战术性的修正，而是战略性的撤退。
“与其说是战略性撤退，不如说是事情变得非常糟糕了。关于实行内阁制的秘密协议破裂了。所以YS说‘这是故意暴露出来，目的是给我设下圈套。’”
谁泄露了协议书
为了帮助理解当时的情况，孙柱焕前长官做了如下补充说明：
<1990年初，在三党合并的幕后谈判过程中，将推行内阁制视为合并的首要前提的民正党和共和党，强烈要求民主党总裁金泳三接受修改宪法为内阁制。然而，心中坚持总统制的金总裁以“修宪并非易事”为由表示为难，但由于合并的必要性，他表面上接受了这一点，并在记者招待会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即“不排除讨论修改宪法为内阁制”。
1月22日宣布合并后，由于当时金最高委员并未积极表示要修改宪法为内阁制，民正系和共和系秘密推动签署一份以三位最高委员名义签署的协议书，以推动内阁制修宪。然而，由于金最高委员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进展，民正系和共和系遂将5月9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视为转机。
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1990年5月6日，事务总长朴俊炳拿着协议书原件前往上道洞拜访金最高委员，要求其签字。金最高委员当场拒绝签字达30多分钟。然而，朴总长解释说：“民正系内部有人主张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竞选金最高委员将要担任的代表最高委员职位，这是因为金最高委员反对推行内阁制。” 在这种动向下，朴总长施压说，不能排除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叛乱”的可能性……金最高委员无奈之下只得签字……
（关于协议书泄露）朴总长在10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我放在内室抽屉里的一份副本在6月初的几天里不见了，后来又回来了。那个抽屉没有锁，我房间的钥匙管理也很松懈。装协议书的信封是用透明胶带封好的，但胶带被撕开了。”>
——内阁制协议书难道不是事务总长朴俊炳出于政治考量故意泄露的吗？
“如果往坏了说，那就是政治阴谋论，但朴俊炳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我也曾听说YS方面是不是故意泄露出去，想以此来破坏内阁制。”
孙前长官补充回答说：
“分析一下这份报道是让推行内阁制变得更困难还是更容易，至少有助于判断朴俊炳是否故意泄露了这份文件。”
所谓“黄皮信封”事件的内幕
——而且，金泳三最高委员与政务长官朴哲彦发生争执时，媒体上经常提到“黄皮信封事件”。据说，金最高委员获得了国家安全企划部撰写的题为《金泳三最高委员近期特殊动向》的报告，他将这份报告装在一个黄皮信封里，来到青瓦台，对卢总统高声激烈地抗议。
“哈哈哈，那种事不可能发生，我只是听说好像在什么电视剧或广播里出现过这个情节，但广播里说的那些就像是戏剧剧本一样，简直……那不也是一种纪录片吗？他们未经核实就随意编造。我完全无法理解。”
——关于这部分内容，大多数报道都以金泳三方面人士的说法为既定事实，一直被媒体反复报道至今。因此，我希望能够明确澄清这部分。
“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当总统的时候，YS会进行每周例行报告，有特别的事情也会见面。但是YS变得固执，不太说话，闹别扭，我经历过这种困难。他下到马山后，金润焕先生去马山把他叫回来，让他到青瓦台接受劝说，我记得当时我相当为难。稍微补充一下，（YS）下到马山后，很多人都说‘把YS抛弃吧，抛弃了好’。”
我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我向全世界，以三党合并的名义，承诺要做这件事，不是吗？在这种名义下，为了这个目标，为了发展国家历史，我们才要合并。这仿佛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难道能因为内部的事情不顺心就说“好吧，你走你的路”吗？这是愚弄国民和历史的行为。如果一开始就不打算做，那倒也罢了，但既然在历史面前承诺要做，如果因为克服不了这些困难就放弃……
特别是对于总统来说，这简直是儿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除非YS完全疯了，否则他应该改变想法，按照我们最初的目标走下去。但是，YS却认为这是不是要用圈套来束缚他……金润焕先生虽然做了很多劝说工作，但他来的时候，根本上并没有改变想法。所以我劝说他“不是那样的”。
我现在认为“我应该理解YS的立场”，是因为在过去那种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中，在野党领导人已经习惯了不信任他人。所以，无论我多么真诚地讲述，他都不会相信。如果站在我的立场，这简直是令人恼火的事情，但考虑到他过去遭受过那样的对待，所以才会这样。我同时感到一丝怜悯，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展现我的真心。我应该也向金钟泌、朴泰俊两位最高委员说过这些话。他们也和我有同样的心情。无论YS如何出格，我们都要安抚他。
话虽如此，但说YS在那里大喊大叫也是不可能的。他只是紧闭着嘴巴。无论说什么，他都不回答。可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几个小时吧。就这样才勉强说服了他。那是最困难的。剩下的嘛，确实有。他（YS）来见我打招呼的时候，只是稍微点一下头而已。金大中来的时候，会恭敬地打招呼，大家都这样，但YS在这方面有点僵硬。其他方面，比如不逊的态度之类的，一点也没有。
安企部的重要情报泄露了
——您在聚会上拿着黄皮信封打开并展示过吗？
“没有，没有。”
——但是，《京乡新闻》记者写的《青瓦台极密文件》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
“据说，为此恼火的卢总统曾要求主治医生给他开牛黄清心丸。”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那么，您把黄皮信封放在那里了吗？看来您肯定抗议过。
“我记得黄皮信封是因为YS多次受到我的提醒，说‘你为什么不做笔记？’DJ来的时候，会认真地做笔记，把自己的话说清楚，而这个人（YS）就算再天才也不可能那样，他不做任何笔记，回到党部里就随心所欲地下指示……核实一下嘛。我多次指出这一点，多次强调‘要做笔记’。所以他带来的信封是为了做笔记用的。”
——我曾就这个问题向时任秘书室长卢在凤和时任安企部长徐东权核实过，徐部长说，安企部调查了安企部资料泄露给金泳三的经过，甚至查清了是谁泄露的，但最后还是压了下来。
“仔细听下来，虽然这不太好，但安企部这个机构有很多条线。因此，我不知道我是否直接接到过报告，但我想确实发生过重要情报泄露的事情，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有。如果我的继任者是YS，那么以我国的水平和风气来看，重要机构自然会出现效忠他的人。青瓦台也一样。当时安企部长立场上，重要文件泄露了，肯定会指示调查。肯定发生过这种事。所以，调查泄露经过的消息传到对方耳朵里，这件事就会升级。”
——总统您可能因为事务繁忙记不清了，但卢在凤先生记得很清楚。他说有一天卢总统来找他，问他是否看过一份关于金泳三代表的报告。他再次查看了总统看过并交给他的报告，发现里面有一份“关于金泳三代表最高委员特殊事项的报告”。我听说，您指示秘书室长查找这份报告，是因为您听到了金泳三代表的一些不满，为了核实情况才那样做的。所以，他担心是不是青瓦台泄露了文件。
“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与YS的每周例会是接班人教育
——在三党合并过程中，乐天集团的辛格浩会长是否在中间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
“我认为辛格浩先生并没有扮演特别的角色，但他可能对YS抱有好感。奇怪的是，我的参谋中，最积极地（关于金泳三）提出建议的是朴哲彦先生。那时他们俩的关系可能最好。”
——金泳三代表从马山回来后，就开始了每周例会。卢前总统您是否想通过每周例会来培养金泳三总裁成为总统人选？
“是的。外交和安保是怎么回事，经济是如何运转的等等，关于开展国政的事项，我一点一点地深入讲解，并与他交流。”
——关于政治，他经验丰富，很快就能理解，但是关于经济、外交、军事、南北关系等方面，他理解得也很快吗？
“当时我认为他应该能理解，但现在我就不确定了。那位先生过去没有服兵役，所以安保问题非常重要，我从核心部分开始讲解，让他理解。我认为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但事后看来，如果他真正理解了，还会那样做吗？”
——1990年春天，郑镐溶先生表示要参加大邱的补选，安企部阻止他参选的过程中，他的夫人曾闹过自杀。当时首次暴露了安企部仍然干预政治的事实。
“在清算第五共和国的谈判中，让郑镐溶下台是条件之一。放任郑镐溶参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违背了与金大中、金泳三两位总裁的约定。即使郑镐溶是我非常亲近的朋友，我也必须履行约定，不是吗？所以让他暂时退下来。”
——关于内阁制还是总统中心制，直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事实上，我自己也难以判断，今天早上觉得内阁制似乎可行，明天又觉得应该继续实行总统制。
“各有优缺点，但如果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成为总统，那么这位领导人的能力和人品与总统制的优点相结合，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然而，反之则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风险。与其这样，不如选择集体承担责任的体制。而且，我国政治史的潮流是，过去存在个人魅力，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现在无法拥有那种个人魅力，那种个人魅力能够发挥巨大力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权力的属性是想要拥有，而不是想交给别人。所以问题不断出现。当然，内阁责任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陷入政治斗争，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所以，很难断言哪种制度是最好的。”
五年单任制下，总统感到空虚
——我国没有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国王，而且处于分裂状态，即使采取内阁制，是否也应该加入总统直接负责外交和军事问题的类似二元制总统制的要素？
“我竞选总统的时候，即使内阁责任制明显更好，但国民的意愿是‘总统要由我自己直接选出来’，所以无论制度多么好，也无法选择它。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五位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我认为国民也能够正确认识到总统直接选举制的优缺点。我们现在采取的总统直接选举、五年单任制存在很多矛盾。”
——矛盾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总统没有机会接受对其执政好坏的评价。如果不能接受评价，责任也就消失了，可能会产生任期一过就了事的想法。总统五年任期一到就结束了，所以手下的人会认为机会只有这一次。这样一来，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会扩大。”
——努力工作就能期待下次得到国民的支持，这可以说是工作的动力，但如果没有机会接受评价就卸任，会感到有些空虚吧。
“全总统也在私下里多次说过这件事。啊，原来这就是总统啊。刚觉得自己具备了工作的能力，任期就结束了。”
——卢前总统所做的两次重大的政治赌博是《6·29宣言》和三党合并。《6·29宣言》成功了，但三党合并至今在政治史上是成功还是失败，情况还不明朗，这是因为三党合并的理念已经消失了。
“成功是成功了，但未能持续保持这种成功的势头。就像战争一样，占领城池本身是成功了，但能否继续守住城池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三党合并这种稳定的格局未能持久，原因之一是不是因为合并本身就是湖南对非湖南的格局，缺乏融合地域矛盾的机制？
“那也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YS方面）并非从政策和理念上认同而合并，而是将合并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这才是导致分裂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金泳三代表成为总统的分水岭最终还是他下到马山那件事。说服金代表回来，安抚他，又通过每周例会等方式，谁都能看出卢总统对下任候选人的心意已经倾向于金泳三代表了，不是吗？
“我认为是从三党合并开始，不，应该说是从我判断‘清算三金不是天意’的时候开始。那么，如果问三金中是谁，YS这个答案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心里了。”
三金的根源并不简单
——当时，卢前总统即使受到批评，如果能积极主动地站出来，强力推动在此终结三金时代，那么三金清算或许也是有可能的吧？
“我现在仍然认为不可能。（三金的）根源并不简单。在历史上无法将其排除，这一点我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想法。最终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
——金润焕秘书总长那时是否准确地领会了卢前总统的心意，我不太清楚。但总之，他主张‘替代方案不存在论’、‘三不可论’，并以此推举金泳三代表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卢前总统与此事事先有过沟通吗，还是……
“我并没有特意指示。他应该是自然而然地判断，领会了我的心意才那样做的。”
——那时，民自党的运营费用是总统直接给的，是通过金泳三代表给的吗？还是通过秘书总长给的？
“是交给秘书总长的。”
——一个月大约20亿韩元吗？
“那种事情我没有必要具体说明。总之，党能运转的资金是给了。”
——那时，人们对“月桂树会”这个组织的反感很大。这个问题您是如何处理的？
“月桂树会是1987年大选的私人组织。原则上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应该解散，但我容忍了大约两年，事后管理我也给了一些资金。我完全没有想到朴哲彦先生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持续运作那个月桂树组织。但是，在其他人看来是那样，实际上看起来也像是那样发展，所以就成了问题。后来我将其解散了。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但在我们国家，一旦形成某种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方式发挥影响力的组织，有野心的人似乎都不会轻易放手。”
历史是评价的对象，而不是审判的对象
——1989年，在第六共和国的政治潮流中，发生了重要的徐敬元议员事件（译者注：徐敬元/서경원，韩国民主活动人士，1988年8月，时任韩国和平民主党议员徐敬元在未得到当局许可的情况下，经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访问朝鲜，与朝鲜主席金日成和副总理许锬举行了三天两夜的会谈后回国，并获得了5万美元的行动资金。事后徐敬元主动向安企部自首，被以违反《国家安保法》的罪名于1990年8月被判10年徒刑，并丧失国会议员席位，1999年2月被特赦），调查扩大并直接牵连到金大中总裁。此前，政府和和平民主党曾互相合作，但以这次事件为契机，我们社会保守势力对和平民主党的看法恶化，因此我认为三党合并未能与和平民主党成功，是否也是这个原因？
“徐敬元事件，当时引发了关于金大中是否在背后提供或收取资金的问题。如果当时两极体制依然存在，我可能不会轻易放过。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背景下，过去的共产党人如果说‘当时以为共产主义好，但试过之后发现市场经济体制更好’，然后回归资本主义，我们应该说“非常感谢，太好了”，并接纳他们。”
——徐敬元事件、文益焕牧师访朝事件（译者注：文益焕/문익환，韩国牧师、统一运动人士，1989年，他按照当时进步基督教人士认为“没有统一就没有民主”的认识，访问朝鲜，与金日成主席进行了会谈并返回韩国。由于其未经当局许可而秘密访朝，并在抵达平壤的声明中使用了“尊敬的金日成主席”的称谓，且单方面诽谤韩国政府，因此被以违反《国家安保法》中的“潜入反国家团体罪”判刑入狱，并于1990年10月20日因暂缓执行刑罚而获释。但此后由于卢泰愚政府营造了公安政局/공안정국，文益焕于1991年6月6日再次被监禁，1993年初获释）等发生时，似乎总有迹象表明与金大中总裁有关联，因此军部或国家安全企划部，以及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人员，是否曾建议卢前总统对金总裁采取强硬措施？
“军部很了解我的倾向，所以他们不会向总统建议‘这样下去不行’。反而是保守右翼的学者和媒体发出了很多声音。”
——全斗焕前总统在百潭寺住了两年多后回家了。这是否征得了其他政治领导人的谅解？
“我的立场在1990年1月发表谈话时就已经表明了。我采取了这样的姿态：现在一切都以此结束，谈话发表后可以立即（从百潭寺）下来。1989年12月31日全总统在国会作证后，我的态度是，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都会保护他，希望他能来。金大中先生和金泳三先生都没有反对我的这个意见。这样来回沟通了几次，（全前总统方面）说‘现在下去安全吗？我会自己选择时机下去’。”
——当时，佛教徒租用巴士去百潭寺听全前总统讲经成为一种风潮。
“在此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军队后辈崔世昌先生打算去百潭寺，好像是出于担心，所以向李贤雨警卫室长询问了意见。结果李室长回答说‘军队后辈们去拜访，反而会让他更难堪’。全总统对此感到很不高兴。他一旦感到委屈，就会忘记其他的一切，只想着委屈的事情。”
——1989年12月31日，通过全前总统的国会证言结束了第五共和国的清算，本应迎来充满希望的90年代，但从1994年开始，12·12事件、5·18事件又被重新提起。
“我曾在法庭上说过‘历史是评价的对象，而不是审判的对象’，这句话曾被外国报纸报道过。历史不就是那样吗？”
YS方面要求对下届政权进行担保
5月4日。
卢前总统和孙柱焕前公报处长官正在观看朴赞浩选手登场的棒球比赛。在无人出局一二垒的情况下，连续三振三名强打者后，卢前总统笑着说：“朴赞浩恢复名誉了。”听着这话，记者心想，我们的前总统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名誉呢？
与前一天不同，今天天气晴朗。微风吹过卢前总统庭院里的松树，花粉飘落。今天的主题是第14届总统选举和中立内阁。卢前总统拿出准备好的文稿，开始口述证词。
<1992年1月10日，正值第14届总统选举前夕，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我曾明确表示：“民自党的总统候选人将按照党章规定的民主程序，通过竞选选出。”
以我们的现实情况来看，合并不到一年就突出后继者，这并非理想的情况。然而，YS方面却希望尽快明确后继格局。他们在合并后，对（我们方面）并非完全信任。他们一直怀疑是否会被利用，然后在一定的时期后被“烹煮”。
我对那种态度非常不满，但考虑到他们长期过着在野人士的生活，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他们似乎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几十年，所以不信任任何人的想法在脑海中深深地扎根了。
我对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希望YS能被确认为下届后继者，并努力让国民也认为这是既定事实。
看到这些，我对我们政治家的不信任风气感到非常惋惜。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执政党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这难道不是过去执政党方面未能信守承诺所导致的不信任吗？
然而，时代已经不同，在我执政期间从未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时代的变化。这真是令人惋惜。我和政府通过全民投票修改了朝野完全同意的宪法，并且忠实地履行了与国民的约定。他们却像过去一样看待这样的政府，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我一直向他们强调信任。但遗憾的是，这似乎无法完全消除他们心中潜藏的疑虑。>
未批准“阻止郑周永对策”
<在合并的目的方面，双方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我和执政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顺利地进行国政，发展国家，而他们则希望获得下届政权的担保。
如果为了国家发展而合并，在国民面前还能说得过去，但如果目的是为了获得下届政权的担保，那就只会显得是政治投机，国民不会认可。
另外，从前一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预示着总统选举将出现重大变数的动向。现代集团的名誉会长郑周永表明了挑战总统大位的意愿，并开始聚集人员（编者注：郑周永名誉会长于1992年1月3日从经营一线退居二线，并宣布将创建新党，1月10日召开了暂定名为统一国民党的发起人大会，被推举为建党筹备委员长。5月15日，郑周永代表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统候选人）。
即使我是总统，也不能用武力阻止想从政的人。我没有批准幕僚们提出的“阻止郑周永先生进入政界的方案”，这是因为我对民主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但是，郑会长投身政界将带来不少混乱和不安的担忧一直没有消除。
我从亲信中找来一位与郑会长私交甚好的人，悄悄地表达了“从人情的角度来看，最好阻止他投身政界”的想法。那位亲信了解情况后向我报告说：“已经错过了劝他回心转意的时机。”
当时，执政党内部的动向非常复杂。YS从一开始就朝着总统大位奔去，李钟赞议员虽然怀有梦想，但明面上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在等待时机。执政党内普遍认为“YS是顺理成章”，但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有所怀疑。
对于下任后继者，我虽然没有公开提及，但至少在私下里表明了几项既定的原则。第一，军人出身的人不能成为下任总统候选人。第二，我的亲戚不能成为总统的后继者。第三，执政党候选人必须通过民主程序，通过自由竞选来决定。我的这些想法源于我1987年大选时向国民承诺的基本原则。
在1992年3月即将举行的第14届国会议员选举前夕，YS阵营通过各种渠道强烈要求“总统候选人必须在国会议员选举前明确化”（编者注：1992年1月7日，民自党代表金泳三正式表明“总统候选人必须在国会议员选举前决定”）。
对此问题，党和青瓦台的意见都是“不妥当”。在总统任期还剩一年多的情况下，如果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并确定候选人，不仅会造成统治权的流失，还会给第14届国会议员选举的提名带来混乱，对党的团结造成决定性的负面影响。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定下原则：“3月份举行国会议员选举，（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5月份举行。”
在3月份的国会议员选举结束后，为了确保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能够民主顺利地进行，我决定听取党内元老的意见。
然而，在我开始会面之前，就发生了一件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1992年3月28日，YS未经与我商议，单方面宣布将参加候选人竞选。就在前一天，即3月27日，我和YS举行了国会议员选举后的首次会面，并就5月份举行民自党总统候选人选举的全党大会达成了协议，但在那次会面中他对此只字未提。
我一直认为，尽可能避免对抗，通过圆满的妥协，按照竞选程序确定总统候选人是最好的方法，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更何况，我制定的原则对YS是有利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无视这一切，单方面地采取了行动。我感到非常困惑和愤怒。党内的情况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李钟赞候选人拒绝参加竞选
<几天后的4月2日，金泳三代表按惯例来青瓦台汇报工作。他对自己单方面采取行动深表歉意。如果他不是出身在野党，而是执政党，做出那样的行为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但考虑到他尚未完全摆脱在野党的习性，我理解了他的行为，并通过逻辑分析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此事暂时告一段落。
我嘱咐金代表，考虑到（竞选）是国民高度关注的事项，希望他能展现出大度和宽容的姿态，不辜负国民的期望。
眼看事情似乎要好转了，但在总统候选人竞选的全党大会召开前两天，李钟赞议员主动召开记者会。然后，他公开宣布拒绝参加总统候选人竞选，声称这次竞选不公正，是为特定候选人当选而进行的伪装竞选（编者注：5月13日，李钟赞议员为确保候选人竞选的公正性，要求解散“金泳三候选人推戴委员会”等，并于5月17日在乐天酒店召开记者会，宣布拒绝参加竞选）。
我相信历史赋予我的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实践民主主义”。我想，要真正实践民主主义，就必须做出无数的决断。然而，这些决断的样子往往与人们通常的想法相反。需要忍耐的决断，需要宽恕的决断，需要等待的决断……所有这些决断，就其内容而言，更加困难和可怕，但在人们看来，却显得软弱和优柔寡断。
一想到民主主义究竟是什么，竟让总统不得不展现如此软弱和优柔寡断的姿态，我常常感到愤怒，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那样的方法。身居高位，谁又不能训斥别人呢？瞪着眼睛发火是多么容易啊。那样做，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为了国家和正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能获得“我们的总统真是让人痛快”的评价。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样做只会导致民主主义的倒退。为了履行实践民主主义的承诺，我不得不忍耐、宽恕和等待，无论多么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即使被认为是缺乏决断力和优柔寡断，我也只能接受。
总统候选人竞选的全党大会于5月19日如期举行，李钟赞候选人拒绝参加竞选。作为民自党总裁，我出席了大会，并在致辞中表示：“我已尽最大努力确保竞选的公正性，但作为候选人的同志之一拒绝参加竞选，此刻我的心情无比沉痛。”>
YS要求更换总理并组建中立内阁
<在金泳三代表被确定为总统候选人之前，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既然已经确定，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尽全力帮助他当选总统。然而，令人不快的事情接连发生。
每到选举时，在野党方面都会例行要求组建中立内阁。这次大选也不例外，在野党方面主张为了保障公正选举，应组建中立内阁，并要求总统辞去党内职务。从过去的例子来看，执政党通常会以妨碍国政为由拒绝这种要求。但这次情况不同。
虽然与在野党的要求不完全相同，但出乎意料的是，很多人都希望进行内阁改组。不仅如此，1992年8月31日，由于前燕岐郡守韩俊洙（音한준수）揭发了3·24总选时发生的官员干预选举事件（译者注：当时，曾任忠清南道燕岐郡守的韩俊洙突然召开记者发布会，并表示：“政府为了让执政党候选人在第14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当选，进行了大规模的金钱和政府权力干预选举。”并出示了忠清南道知事发送的选举指示书、选举资金用支票复印件、各地区选举负责人名单等15种证据材料），官员干预选举问题成为争论焦点，政府陷入困境。此外，年初决定延期的各地方政府首长选举也再次成为在野党的攻击目标，需要采取特别的政治措施（编者注：1992年9月16日，金泳三总裁召开记者招待会，就燕岐郡事件表示：“从各种情况来看，我确信存在官员干预选举。作为当时的执政党代表，我对未能彻底监督一事向历史和国民道歉。”）。
在这种情况下，金泳三通过记者招待会公开要求更换总理并组建中立内阁，这着实令人震惊。当时的国务总理是郑元植先生，他正为了巧妙地解决困难时局而努力，并在与执政党的合作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他率领90名代表团访问平壤，进行了南北总理会谈和第8次南北高级别会谈（1992年9月15日至18日），就和解、互不侵犯、交流合作等南北双方达成的《南北基本协议书》的3个附属协议书以及和平共同委员会的构成和运营协议书等4个文件，经双方总理签字后生效，并就11月启动共同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我对金泳三阵营要求更换总理一事感到非常失望，不禁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在为国家的未来着想。
他们似乎基本上不考虑国家运营，而是将所有焦点都放在选举上，全力以赴地突出新的形象或制造轰动效应，以吸引国民的期待和关注。正如我通过发表《6·29宣言》出其不意地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一样，金泳三似乎也在苦苦寻找类似的举措。
为了中立内阁放弃党籍
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我认为，作为总统，我应该脱离党籍，组建名副其实的中立内阁，阻止官员干预选举，从而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选举文化，这将是光荣地完成我自《6·29宣言》开始的民主化事业。无论在野党如何呼吁组建中立内阁，实际上认为政府和执政党会接受这一要求的国民恐怕不多。
我分析了国民参与选举的意识，发现国民的意识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提高。过去利用官员权力时，执政党有利，但如今，利用官员权力反而可能对执政党不利。
我与几位亲信就我脱离党籍和组建中立内阁的问题进行了密切商议。他们的意见褒贬不一，但最终都表示会尊重我的任何决定。（译者注：中立内阁/거국정부/擧國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是指不隶属于特定政党，由朝野政党推荐人员组成的内阁。它主要是在战争、内战或政治纷争等导致国家正常行政管理困难的情况下形成的。中立内阁的典型案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内阁，面对国家危机，执政党保守党和反对党工党均参与组阁。一些媒体将1992年卢泰愚政府时期上台的国务总理玄胜钟内阁称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个中立内阁，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卢泰愚政府正处于任期即将结束的“跛脚鸭”状态，恰逢前燕岐郡守曝光政府选举舞弊，给政府声誉造成了致命打击。最终，卢泰愚总统退出执政党民主自由党，宣布组建中立内阁，并任命毫无政治经验的玄胜钟教授出任国务总理，承诺将公平地管理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但在此过程中，执政党根本没有与民主党等反对党进行磋商，也没有反对党议员实际参与组阁。玄胜钟总理是在卢泰愚总统单方面宣布并得到执政党的大力支持下就任的，因此很难将其视为中立内阁。普遍的解读是，“中立内阁”一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实质上不过是卢泰愚为改变局面而做的一场秀）
9月18日上午，我召见金泳三总裁，就此事进行了认真讨论。金总裁听取我的意见后表示赞同。我特别强调：“在我采取这种措施的情况下，金总裁您当选总统，才能成为一位不依靠政府帮助而当选的总统，一位在野党和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堂堂正正的总统。只有这样，您才能毫无负担地行使统治权。”对此，他也完全赞同。
我又表示：“既然你们要求改组内阁，那么我组建中立内阁就越快越好。”并将我的决定通知了民主自由党。我知道，组建和运营一个公正选举管理的具有中立性的选举管理内阁会有不少困难，但我决心以当年发表《6·29宣言》时的心情和决心坚定地执行下去。
第二天，9月19日上午，我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临时国务会议，说明了我脱离党籍和组建中立内阁的方针，并嘱咐说：“希望大家深刻理解我的决定，并怀着使命感坚定地执行下去。”公报处以全国20岁以上成年男女800人为对象进行的电话舆论调查显示，81.5%的受访者欢迎组建中立内阁的措施。
10月2日，我在青瓦台与金泳三总裁共进晚餐，集中讨论了组建中立选举内阁的问题。金总裁同意了我构想的原则，并表示不推荐个别阁僚人选，完全委托给我。
第二天，我通过政务首席秘书再次确认在野党方面是否有推荐人选，得到的报告是，在野党方面也表示尊重总统的权限，将不参与人事安排。
10月5日上午，我访问了民主自由党党部，正式提交了退党申请，并在金泳三总裁主持召开的扩大党务会议上嘱咐说：“希望民主自由党堂堂正正地接受国民的审判，取得无愧于历史的成果。”
离开我一手创建的政党，作为个人，我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遗憾和复杂的情感，令人心痛，但我还是强忍住了。
告别结束后，我与每一位党务人员握手，他们大多数人的眼中都噙满了泪水。特别是1987年大选时与我一同奋斗的党务人员，更是难以抑制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心也如同撕裂般疼痛，但我确信，在大家都需要和惋惜的时候退下来，虽然困难，却是最好的选择，我以此来安慰自己。>
受到李钟赞议员的羞辱
关于第14届大选，卢前总统的证言到此结束。接下来是问答环节。
——李钟赞先生辞去（总统候选人竞选）的理由是限制竞选。据说国家安全企划部长李相渊曾向朴泰俊施压，要求其放弃参选。
“YS在（3月28日）采取了如此突兀的行动，强行出头了。这件事让我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出头的第二天，李钟赞就来找我了。他也表示要参加竞选，他对总统的态度变得非常恶劣。与其说是‘请允许我’，不如说是通知。既然YS已经开了这个先例，对于作为李钟赞的人生前辈、学校学长，在所有方面都比李钟赞资深的我来说，这简直就等同于在说‘你为什么没能阻止YS？没能阻止的话，你就没资格’这样的话，让我受到了羞辱。”
“李钟赞虽然没有做到军部的将军，但说到底也是军部出身。他是我的后辈，所以他不可能进入我构想的候选人名单。我没有直接说，但间接地暗示过，‘现在纯粹民间出身的人士如果能够几次承担起国政的责任，那么人们过去对于军部出身人士的反感就会逐渐淡化和理解，啊，现在虽然不能允许军部出身的军人穿着军装进行统治，但是如果他们退役后堂堂正正地按程序参选，那么国民就会形成一种认识，认为即使是军部出身的军人也没有关系。在那之前，必须要忍耐，要成长。’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给他发出了间接的信号。但是这位朋友没能忍住，没能忍住就跳出来了。”
“当然，现在出现了金泳三对李钟赞、金泳三对朴泰俊这样的问题，但我难道不清楚我的亲信参谋、主要党务人员、干部们都是怎么想的吗？结果是，虽然对金泳三在国政能力、国家管理能力方面有所怀疑，但大多数人都认为金泳三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个看法。大家都认为李钟赞不行。”
“对于朴泰俊也是一样。那位也是军部出身。朴泰俊之所以会那样做，我也有部分责任。我让朴泰俊作为管理民正系的人担任最高委员，在合并之前还让他担任代表委员等等。我怀着良好的意愿，以培养壮大民正系为己任，并抱有这样的抱负和使命感。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三党合并。但是，站在朴泰俊的立场上来看，不满却不断涌现。偶尔见面时我听他抱怨，发现很多都是对的。那时，我不会说‘不是那样，是这样的’，而是会表示同感。这样一件件积累下来，朴泰俊就觉得‘总统啊，不太信任YS’，因为我对他表示了同感，他就觉得‘总统是不是在考虑我’，类似的想法似乎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朴泰俊候选人辞职内幕
据说第二天，李汉东议员来访。但其对总统的态度不像李钟赞议员那样强硬，卢前总统劝说后，他放弃了参选意愿。又过了一天，朴泰俊最高委员来访。
“我没有直接对那位（朴泰俊）说‘你参选还是不参选’，同样，他也无法直接对我说‘我要参选’。他只是试探性地提起。所以，从我的立场来看，直接对朴最高委员说‘你不行’也太不忍心，所以就拐弯抹角地暗示他。这行得通吗？我当时认为，说到那个程度，他应该会退缩，但出去一看，他并没有退缩。”
“我收到报告说，如果朴泰俊强行参加竞选，那么等着他的不是来自YS的打击，而是来自民正党（民正系）内部的打击，他们正这样那样地准备着。就是说，有人正磨刀霍霍地等着。如果把朴泰俊过去的种种都翻出来攻击他……我判断，这个人啊，曾经创造了浦项制铁的神话，在发展我国基础产业方面功不可没，是一位功臣。一个应该永远享有荣誉的人，却因为政治之类的东西，一切都被毁掉、垮掉了。从我作为个人，以及作为朴泰俊先生在军队的后辈来看，我强烈地认为应该保护他。”
“有一天早上，我要去参加地方活动，我叫来了国家安全企划部长李相渊，问他：‘情况是这样的，你认为如何？’当然，他也同样回答说：‘令人担忧。’那么，总统直接对当事人说什么，既有损体面，也可能影响他的士气，所以我想，你作为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可以替我说一些我不好说的话。我会事先联系朴泰俊先生。’我给朴泰俊先生打了电话，说：‘我不希望朴前辈为国家积累的荣誉受到丝毫损害。这是我的真心话。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会派李相渊部长过去，请您好好听取他的意见，并作为您决定去留的参考。’就这样通完电话后，我就下地方去了。”
“回来后，我收到了安企部长的报告，他说：‘一切顺利。我按照您的指示说了，朴泰俊先生明白了。他对这件事没有任何不满或反驳，非常顺利地答应退出了。’就这样，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了。”
竟然在平壤南北会谈期间要求更换总理…
——如果当时朴泰俊先生坚持参选，即使参加竞选，恐怕也无法在党内初选中胜过金泳三代表吧？
“不行，不行。当时民正系已经分裂，很难期待他们的合作。”
——朴泰俊先生似乎认为，为了让他辞职，安企部对他进行了秘密调查并施加了威胁。
“我指示安企部长的是‘安企部要确认民正系内部的动向，并转告朴泰俊先生’。从朴泰俊先生的立场来看，他可能会误解为安企部在秘密调查他，并试图让他退出。”
——朴泰俊先生与金泳三候选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以至于金泳三候选人为了请求朴泰俊先生的合作而拜访他时，也遭到了拒绝，大选时他甚至去了国外。当时卢前总统与朴泰俊先生之间没有任何协商吗？
“我记得朴泰俊先生在表明辞去候选人意愿后，我曾为了安慰他而见面，并对他说‘请帮助金泳三先生’。但是，他与金泳三之间的感情似乎已经恶化到无法建立合作关系的程度。”
——郑元植国务总理为了南北会谈而停留在平壤期间，金泳三却要求更换总理。
“真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当时在座的孙柱焕长官代为回答。
“当时在平壤举行的南北会谈，目的是为了协商和决定《南北基本协议书》中明确规定的后续日程。也就是说，3个附属协议书是具体化《南北基本协议书》，并为实质性推进南北关系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重要文件，这次会谈就是为了使这些历史性文件生效。因此，我认为金泳三不可能不知道这次会谈的重要性。”
——如果他知道那是一次如此重要的会谈，就不会对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平壤的总理和政府进行掣肘的发言了。
对于这个问题，卢前总统回答说：“虽然难以断定，但金泳三候选人似乎也在寻找像我的《6·29宣言》那样能够扭转局面的划时代事件。”
——卢前总统将组建中立内阁的想法通知金泳三候选人时，他没有感到震惊吗？
“他确实很紧张。但我耐心地说服了他，让他很容易理解。后来，金大中也向我坦白了。他判断，无论在野党如何发起组建举国中立内阁的攻势，总统都不会放弃执政党的党籍。但是，在我宣布组建中立内阁的那一刻，金大中非常震惊，他说‘卢总统继《6·29宣言》之后，竟然还要组建中立内阁’。听到这话，我心想‘我果然还是做不了政治家’。”
——中立内阁的成立，大致实现了公正的选举和管理，这与您的意图相符。但是，卢前总统您因为退出了民主自由党，导致金泳三政府成立后，您自己放弃了本应在执政党内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不是吗？
“从韩国的政治现实来看，我那样做确实很傻。但是，如果金泳三总统采取与我相同的路线，那么我保留党籍对彼此都有好处。正因为他的立场相反，如果我保留党籍，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发生更不幸的事情。”
即使死一百次也无法恢复国民受损的名誉
卢泰愚前总统在5年任期内，在推行北方政策、实践民主化、建设200万套住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卸任后爆发的秘密资金事件使他受到媒体和国民的严厉批评和指责，甚至经历了两年多的牢狱生活。
关于秘密资金事件，虽然法院判决为“一揽子受贿”，但似乎没有多少国民相信真相已经完全查明。为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猜测，以下直接引用卢前总统的发言。
——上次秘密资金事件中有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事实上，我把秘密资金事件相关的审判资料和调查资料都拿回家看了，数字也核对了好几次。在您筹集的秘密资金和已使用的资金之间，大约有1千亿到2千亿韩元的差额，我推测这笔钱是否在选举期间被您支援给了金泳三总统的竞选阵营。在审判中，卢前总统您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金泳三不是已经回答了吗？说他一分钱也没收到。我还能说什么呢？那里（秘密资金审判资料）大概也有相关内容，但从一个曾经负责国政、承担一个时代责任的人，或者说统治者的立场来看，虽然所有人都想知道那个时代发生的所有统治行为，但真正承担责任的人不得不深思，这件事被国民知道后，对国家是有利还是有害。不得不这样想。”
“关于秘密资金问题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失望，对此我没有任何辩解。我感到非常抱歉，甚至认为即使死一百次也无法恢复国民受损的名誉。由于两位前总统被拘留，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跌到了谷底。如果我再指名道姓地揭露某些事情，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快感。但是，由此导致整个国家再次蒙受耻辱的事情绝不能重演。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忍受了困难，今后也会如此。”
在阐述关于秘密资金问题的看法时，卢前总统始终面色复杂，表情略显激动，似乎在极力克制内心的情绪。
“总统的统治资金或秘密资金，有时可以起到像工厂机器顺利运转所需的润滑油一样的作用。当总统想提高对国家至关重要的组织的士气时，如果总统准备一些奖金，并写上一句鼓励的话送给他们，所产生的威力是普通人给予的数百倍。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真正价值。”
“我观察过朴总统的组织运营技巧，自己也有实际经验，也看过全总统的做法。这是一种我们传承下来的文化，换句话说，是我们的人情文化。指挥官体恤下属，下属就会为指挥官献出生命。人情就是这样，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如果用政商勾结、照顾企业等负面视角来看政治秘密资金，问题就变得不一样了。”
没有机会商议秘密资金问题
——我做了20多年的记者，我认为没有向国民充分告知政治真相的责任在于记者。要了解政治的真实情况，就应该彻底揭露金钱在政治中是如何运作的，以及金钱和政治人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生理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只是报道了政治人物表面上宣扬的道义或民主主义等，所以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也仅限于此。
因此，这次秘密资金问题爆发时，国民在完全不了解金钱在政治中运作的本质的情况下接受了它，结果只是激动了一下就结束了。我认为有必要如实解释统治资金、政治资金为什么是必要的，以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审判中揭露的真相背后的故事。普通国民似乎对卢前总统最后剩下的那大约2千亿韩元存在一些误解。
“是的，那个嘛……对于结果，国民感到失望和怀疑，对于这一点，我一点也不想辩解。只是，现在我，我的政权，我一手扶持的下一个政权，以及负责的人之间的关系不太顺利，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才变成这样的吗？当选总统后，至少应该有几次祝贺和感谢当选的问候，这应该是常识，但不幸的是，似乎没有。”
“对方高喊着‘我赢得了胜利’，还加上一句‘他们试图阻止我当选，我在这样的逆境中当选了’，这样一来，对方也就没有理由再来找我了。所以，事后如何处理，统治资金如何处理，完全没有机会商议。”
“现在虽然在部分审判记录中可能也有记载，但（秘密资金）得以留存下来的最大原因是刚才指出的中立内阁，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很省钱。非常节省，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因此，在我卸任的时候，就剩下了一大笔钱。所以我仔细考虑了如何使用这笔钱。我在任期间多次听取了关于德国统一过程的简报。其中提到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准备，而首要的关键就是资金。但是我们现在，政府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可以说几乎没有用于南北统一的基金。这是我首先考虑到的。”
“其次，我认为我的北方政策下一步应该进入扩大战果的阶段。我也见过一些往返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企业家，比如见过张致赫先生，但发现企业自身很难进行投资。是否需要政府层面进行先导性投资呢？我也有这样的构想。所以需要资金。”
“这些等等，实际上都是应该和金泳三总统商议的事情。但首先，直到就职典礼都没有机会。从就职演说开始，情况就越来越困难。由于肃正等原因，他们开始打击我的亲信。我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但最终错过了。”
——（金泳三候选人）当选后，两位之间从未坦诚地交谈过一次吗？
“没有，没有。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已经做好了那样的心理准备。甚至到了‘深入虎穴，将其擒获’这样的境地。假如那些事情没有商议，没有公开，我会为了我个人的荣华富贵而使用秘密资金吗？我向上天发誓，绝不是那样。一个人当了总统，当然，一旦卸任，原有的权力就会消失，但对国家的责任感会持续到生命结束。”
“我卸任后，有时会去登山，很少打高尔夫，在有所克制的情况下也出去吃过饭，但所有人都觉得‘当过总统的人怎么这么吝啬’，我对自己是最吝啬的。你们也看到了我的房子，现在稍微修缮了一下，以前每年一下雨就会漏水，雨下得大的时候就成了水灾受害者。下面啊，水哗哗地涌进来。我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后来我又增加了一个想法。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应该以保守派为中心来治理国家。但是，我原以为金泳三阵营是保守派，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保守派岂不是要灭亡？我应该帮他们一把。最后又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大概也是我在审判中坦诚说过的。”
——李贤雨警卫室长作证说，（秘密资金的）收支账簿真的被碎纸机销毁了吗？
“销毁了。为什么销毁呢？是为了不暴露是从谁那里收到的钱。谁给了钱，大致的范围是我最初说的5千亿韩元，实际上超过这个数额的也不多。但确实有这种情况，我看了一下，那真是没办法。只给了这么一点，却说给了那么多。那我该说什么呢？真是无法去争辩。”
92年大选资金没有到我这里
——您明明给了4百亿，但陈述却缩减到了2百多亿，反而做了很多缩小陈述，不是吗？
“缩小当然也有……”
——之所以缩小陈述，是因为检方没有追问1992年下半年（企业）作为大选资金支出的部分。
“92年大选资金没有到我这里，是（金泳三候选人方面）直接收的。”
——您认为朴启东议员揭露的秘密资金，是因为金泳三总统身边有人提供了资料吗？
“我不想考虑那种问题，但揭露的内容与事实相差甚远。我觉得很奇怪，问李贤雨警卫室长‘那些内容是真的吗？’，他说不是。”
——将20亿韩元交给当时国民会议总裁金大中的意图是什么？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有时，当然因为是执政党总裁，所以帮助主要会流向执政党，但当在野党遇到困难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给予一些支援。”
“《6·29宣言》之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也与过去敌对、希望对方垮台的程度不同了。我希望并认为他们能够成为公正地辨别是非的国政伙伴，从未希望他们陷入困境。所以那笔钱（20亿韩元）也不是出于其他意图，而是出于那种考虑。”
——在秘密资金审判中，企业人士给予的资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被提及的有赵重勋会长的济州岛济东牧场问题、远东建设会长金用山的150万坪土地的土地性质变更问题、乐天集团会长辛格浩的第二乐天世界地皮问题等。据查明，卢前总统接受了企业人士的请求，并指示经济首席秘书金钟仁进行审查，但由于实务人员认为不可行而未能实施。
“大韩航空的牧场问题从朴总统时期就开始被提及，金用山先生的土地问题也是很久以前就有人提起，但我没有对这些问题做过任何指示。只有第二乐天世界地皮问题我表示了关注。首尔市要求‘请务必开发’石村湖周边的土地，乐天购买了土地，但实际上要开发时却设置了限制，雪上加霜的是还征收了土地超额税。听了情况后，我觉得乐天受到了不公正的损害，所以指示要审查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乐天通过诉讼胜诉了。首尔市的立场也很为难，因为‘舆论不好，所以不行’。”
——1992年1月7日，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将参加总统选举。在那之前，郑会长参选总统的动向是否已被察觉？
“部分是知道的。我之前就收到报告说，现代在瑞山附近的研修院召集人员进行培训。”
对此，前长官孙柱焕回答说。
“在掌握到郑周永会长有意从政的各种动向后，我们对其详细部分进行了分析。因此，在分析了郑周永先生进军政界将对今后政界产生的影响等之后，我们向总统报告了阻止其进军政界的具体方案。但是，卢总统以‘这不是用武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为由没有批准。所以一项也没有执行。”
卢前总统为了帮助理解郑周永会长和现代集团，做了如下说明。
“郑周永会长与其说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合理成长起来的，不如说是依赖执政者的支持。这有其自身的原因。当时需要用4百亿韩元的有限预算修建京釜高速公路，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郑周永会长不择手段地完成了这项工程。高速公路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朴总统对郑会长该是多么感激啊。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倾向于帮助现代。”
“下一个政权，现代也沿用了这种方法。这样一来，经济部门的官员和负责人，以及青瓦台的经济首席秘书们就开始试图阻止现代的疾驰。我在党内时多次看到，郑会长与那些试图阻止他们步伐的经济首席秘书关系不好。我们的金钟仁经济首席秘书也曾为此感到为难。”
在越南战争中被地雷碎片击伤脚部
午饭时间到了，大家移步到客厅旁的餐厅继续交谈。用餐期间，传来消息说洛杉矶道奇队以7比0获胜，朴赞浩选手成为了胜投投手。卢前总统将话题转向了棒球。
“以前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也有棒球队，但当时体育的主流是橄榄球和足球，棒球队不太受欢迎。棒球虽然有优点，但缺点是经常更换投手。比赛的时候，选手们习惯性地议论投手的投球姿势等等，朋友之间也经常互相揭短，棒球队里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我认为棒球这项运动不太好。”
——卢前总统您参加过越南战争，并因此受伤，是吗？
“虽然不是重伤，但确实被地雷炸伤过脚。有好几次都险些丧命。有一次作战区域，直升机正要降落，我突然感觉不对劲，好像位置不对。所以我用指挥棒敲了一下美国飞行员的后背，喊道‘起飞！’，那个地方是雷区。直升机刚一升空，风压就引爆了地雷，连续爆炸。”
——据我所知，关于拆除中央厅的想法，是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李御宁文化部长任内公开讨论的。
“记不太清了，但在我任期内也有人主张拆除。我认为历史不仅有好的方面，也有阴暗面。只保留好的方面，去除阴暗面，不是对待历史的态度。这种意见很强烈。但是，也有人提出中央厅的位置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否有必要一定在那里，所以有人讨论说‘那么，搬迁怎么样？’。”
卢前总统介绍了一个关于风水地理或生辰八字的有趣轶事。
“我还在反间谍部队担任少领（译者注：对应中国军队中的少校）的时候，时隔很久才有了儿子（卢载宪）。所以我想给他起个好名字，四处打听，听说当时在孝子洞还是积善洞，有个叫金奉洙（音김봉수）的人很有名。我找到他家，发现排了几百米长的队。轮到我的时候，我打开房门走了进去，金奉洙看到我后，突然起身向我行了个大礼。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据说是因为我是贵人，但我那时只是个少领啊。”
“我是色盲患者”
大家再次回到客厅，继续就第14届大选进行对话。前长官孙柱焕（编者注：时任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表示：“为了记录，我将补充作证。我向总统提交关于金泳三代表是最适合担任执政党下任总统候选人的最终分析报告的时间是1991年12月。”
“1991年12月，我们向总统报告了关于执政党下任总统候选人中谁最具竞争力的分析结果。通过科学、客观地综合分析所有潜在候选人，结论仍然是金泳三代表。卢总统内心属意金代表，并且在幕僚们也报告说‘下任候选人金代表当选的可能性很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应通过竞选选出的基本原则。我认为总统的意思不是单方面支持某位候选人，而是要制定规则，让他们进行比赛。当时所有的情况都对那位候选人有利。”
——1991年初您任命卢在凤教授为国务总理，与继任格局无关吗？
“无关，是对方（金泳三代表）反应过度了。”
——您每次提到金泳三候选人时，都会加上一句“金泳三候选人在国政运营方面可能稍微有些问题”。那么，如果您判断他在国政运营方面可能存在缺陷，是否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弥补？
“为了弥补，我说了不少话。他自己也说过，‘健康别人给不了，但智慧可以借用’，这话很对。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也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也是如此。看看我们古代的历史，蜀汉的刘玄德算得上是多么有智慧的人吗？他也是借助诸葛亮等人的智慧。作为领导者，智慧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德行。是那种能让优秀的人才毫不犹豫地来到自己麾下的德行。有了德行，就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
“他本人也那样说过，我也不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之所以那样想，是因为很多有识之士一提到‘民主主义’就会想到金泳三先生。而且，无论我们国家的政治存在多少矛盾，他都一直在成长，从在野党总裁到总统候选人，最终成为了总统。可以说，他就是个领袖。不是谁都能成为领袖的。”
“我也曾多次思考这个人有什么优点。举一两个例子，当他的一两位最重要的亲信——金东英议员去世时，金总统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甚至当并非他直接的亲信，但关系亲近的庆尚北道荣州出身的交通部长官金昌槿去世时，他也曾在我面前流泪。所以我当时就想：‘啊，原来他有这一面’，觉得他是一个有情义的人。但后来我陷入困境，回过头来分析，却又不太确定了。包括我在内，我们国家很多有识之士都成了色盲患者。色盲患者。”
“从我曾经掌握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并且经历过各种事情的立场来看，我过去对（金泳三先生）的良好印象是否真实，我现在已经无法确信了。”
“为了夺取权力，他竭尽所能”
——这是一种对自身的怀疑吗？
“当时我是那样认为的，但那是错误的。事情就是那样一步步发展的。我之所以重新考虑那些我曾断定已经过去的人，是因为很多教授、学者都说他是最接近民主主义的人。那么，什么是民主主义呢？有很多种解释，但在那个过程中，在决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他拒绝参加竞选，而是说‘提名我’。把这些例子一一综合起来，逻辑地整理出结论，（金泳三）与其说是为了民主主义，不如说是为了权力，为了夺取权力，他竭尽所能。所以我当时是个色盲患者。”
——上次卢前总统提到了中国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法。据说日本最近也在为了培养精英而付出巨大的努力。我没有看到我们国家如此系统地选拔和培养人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难道不应该选拔出能够引领国家的人才，给予他们适合的机会，培养他们的能力，进行系统化的管理吗？
“如果我以自己的方式解释，那就是从朴总统时期就开始培养精英了。全总统时期也培养了精英，我执政时期也培养了精英。当然，在政治上细致熟练地培养人才方面有所不足，但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在军队、行政部门以及各行各业有可能成为精英的人，我们都为他们开辟了成长的道路，并一直这样培养他们。一直培养着，但这些精英到了下届政府却全部被定罪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军队。军队里被称为‘一心会’的那些人几乎都是精英。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来评价说‘这个人以后可以将来可以委以军队的重任’。而是那些值得关注、应该得到发展的、值得培养的年轻人，一批批地涌现出来。”
——您的意思是，这不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是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吗？
“是的。结果，他们却被完全政治化地污蔑为团伙，全部被清除掉了。我现在偶尔会遇到一些已经退役的后辈。见面时，我会对他们说：‘我无颜面对你们。你们积累了如此丰富的才能和经验，却没能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就被扼杀了，我实在无颜面对你们。’”
“军队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领域也一样。优秀的人才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不是吗？这样一来，组织会变成什么样呢？什么也做不了。很简单。这就是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的原因。”
选择金泳三并非出于事后保障的考虑
——关于卢前总统决定金泳三总统为继任者的原因，有人认为卢前总统卸任后没有考虑事后保障和自身安全。
“我几乎没有考虑过那些问题。我已经通过《6·29宣言》放弃了一切。”
前长官孙柱焕表示：“如果真的想要事后保障，就会选择朴泰俊先生或李钟赞先生。从事后保障的角度来看，最危险的人就是金泳三。”
——听了您刚才的话，即使金泳三总统失败了，如果问当时有什么替代方案，似乎也找不到答案。那么，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命运吗？
“是命运。除了金泳三，还能让谁当总统呢？这就是国家的命运。”
——我（赵甲济，编辑主任）参加了金泳三总统的就职典礼，当时听到金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将从上到下彻底清除腐败”，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在就职典礼上听到那句话的瞬间，眼前一片漆黑，心想‘这下糟了’。那些与我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听到这话，肯定会认为我们从此决裂了，我该如何克服这个局面呢？想到这里，演讲结束后，我握住金泳三总统的手，走到观众面前，举起了他的手。”
——您听到就职演说后感到震惊吗？
“不是震惊，而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以前不是那样看人的，他在和我讨论国政时，从未提出过任何相反的观点，都表示赞同，但……”
改变对金大中总统的想法
——您对金大中总统的想法如何？
“在军队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是负面的。即使到了总统选举的时候仍是，那时的黄色风潮是多么猛烈啊。但我还是接受了这是我们国家无法避免的现实。我对金大中先生的重新评价，是源于国际环境的变化。金大中先生有很多优点，他头脑敏锐，我认为如果国民认为他危险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就应该承认他。在与他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他逐渐变化的样子。”
——金大中总统认为，南北关系的逻辑依据是必须按照《南北基本协议书》的规定去做。您如何看待金大中总统推行的所谓阳光政策？
“金总统从根本上来说，似乎也在努力像我过去那样恢复南北关系。但是，我认为由于在上届政府失去了主导权，导致进展不顺利，他的处境很困难。仔细分析阳光政策，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担忧的地方。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我曾以相互主义为由批评阳光政策，但这完全是误解了我的意图。”
卢前总统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频繁使用“天意”、“国运”、“民主主义”、“国民的心”等词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给人一种宿命论者的感觉。
然而，他并没有顺应命运，而是与毕生挚友兼同志的全斗焕前总统一起，通过发动12·12事件、颁布5·17戒严扩大措施、筹集秘密资金等超法律手段，开创了自己的命运。
对于这种疾风骤雨般的行径，法院做出了有罪判决，但卢前总统本人及其家人，以及当时在卢前总统身边工作的幕僚们，似乎都难以完全认同判决的内容。实定法与良心之间，横亘着如同奔腾江河般的隔阂……如此巨大的鸿沟，究竟由谁，又该通过何种方法才能理解和弥合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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