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愚口述回忆录（3）六共经济秘史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92421263
ISBN-10: 8992421265
Authors: Roh Tae-Woo; Cho Gab-Je
Binding: Book
Publisher: Jo Gap Je Dot Com
Published: 25 June 2007
出版社书评
本书是纪念开启了从“民主斗争时代”到“民主实践时代”的《6·29宣言》20周年的出版物——《卢泰愚口述回忆录》。本书收录了自1999年5月号起在《月刊朝鲜》连载五个月的“卢泰愚口述回忆录”。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献。虽然有四位前总统在世，但至今为止从未允许过正式采访，也未出版过回忆录。
*通过韩中建交和韩俄建交，将韩国人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一倍。通过加强韩美同盟，掌握了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控制住了朝鲜。
*6·29宣言的真相，朋友全斗焕前往百潭寺，三党合并的内幕，与金泳三的矛盾，以及遗憾。
*财阀结构改革和总裁们的抵抗，京釜高速铁路、仁宗岛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决策，以及通过建设200万套住宅稳定房价。
*与犯罪的战争、宣布全国教职工会非法、与财阀会长的矛盾。现代史幕后人物的故事。
原文链接
https://monthly.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tcd=&nNewsNumb=199907100028
●推行土地公有概念，引导财阀出售非业务用地……
●在行业专业化和信贷管制方面，财阀们甚至动员媒体和学者进行抵抗
●金泳三政府在“新经济”的口号下放任财阀，导致重复和过度投资，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的一个原因
●姻亲崔钟贤会长因我而蒙受损失
●从经济正义的角度来看，金融实名制将会失败
●不顾副作用，强行推进建设200万套住宅和5大新城市
●“强调工资上涨的副作用”是企业和富裕阶层的逻辑……应该将其视为调整收入不平衡的过程
●因为没有答应郑周永会长的不合理要求……
由《朝鲜月刊》记者金容三整理
1. 数据上是最高点，舆论上是最低谷
韩国经济的最高顶点
前总统卢泰愚的口述回忆录本月的主题是“经济”。
事实上，第六共和国时代的经济呈现出奇特的双重不连续性。尽管面临着严重的劳资纠纷、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家竞争力下降等不利因素，但各项经济指标却保持着健康的态势。首先，让我们粗略地看一下统计数据。
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GNP）为1289亿美元，到卢泰愚总统执政的最后一年，即1992年，增加到2900亿美元，增长超过一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87年的2700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7000美元，增长超过一倍。世界各国都在遭受高失业率的困扰，而我们却持续保持了平均8.4%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失业率也创下了自1963年韩国开始进行就业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为2.3%。这实际上相当于实现了充分就业。
汽车保有量从1987年的71万8千辆增加到1992年的320万辆，增长了4倍。电话线路从1987年的1022万条增加到1992年的1900万条，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住房普及率在1991年也达到了74.2%，使中产阶级以下的国民也实现了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仅从数据上看，韩国经济当时正处于最高顶点，这一点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国民对第六共和国经济政策的评价却非常严苛。根据1993年2月13日卢泰愚总统卸任前韩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对卢总统执政期间经济表现的评价，“做得好”占7.8%，“做得不好”占68.9%。从数据上反映的经济状况与社会舆论的评价截然相反。这种差距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于6月4日拜访了延禧洞前总统卢泰愚的住所。卢前总统脸上写满了疲惫。他说，自从4月下旬母亲去世以来，他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
此外，《月刊朝鲜》6月号刊登了他关于将前总统金泳三立为接班人的发言，内容涉及“我是色盲患者……”等，引发了政治风波，似乎使他的精神更加疲惫。卢前总统就“色盲患者”的相关报道表示：“虽然预料到会有不好的声音，但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令人困扰。”
当天接受采访的还有第六共和国时期担任保健社会部长官和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的金钟仁先生，以及担任公报处长官和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的孙柱焕先生。首先，卢前总统介绍了采访的大致流程。
“为了准备今天的采访，第六共和国时期的经济顾问们聚集在了一起。我和经济顾问们一起，对第六共和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整体梳理，确定了主要脉络，结果由金钟仁长官整理。几个重要的主题将由我根据整理好的资料进行说明，而专业和具体的情况将由金钟仁长官进行解释。”
收入分配向劳动者有利的方向修正的时期
卢前总统首先开始口述证词，概述了第六共和国的整体经济政策。
<观察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工业化不仅通过经济效率增加物质财富，还伴随着人类意识和行为的改变。当人类享有一定的经济水平后，就会产生新的欲望，并努力实现这些欲望。我在发表《6·29宣言》时意识到，我国人民也不例外。
我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也只能建立在变化了的国民意识和行为基础上。像过去那样只追求经济效率和增长的片面经济政策，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既无法制定也无法执行。因此，我的经济政策与以往不同，在不严重损害经济效率的同时，也考虑了经济以外的情况。
自《6·29宣言》之后急剧增加的劳资纠纷在第六共和国成立后也持续了数年。第六共和国成立前的1986年，劳资纠纷为220起，而在《6·29宣言》后的三年，即到1989年，每年平均发生2400起，导致工资大幅上涨。
1987年工资增长率约为9%，而在第六共和国期间，每年上涨16%，累计上涨了115%。结果，劳动者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极大地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这个时期可能是自过去经济开发计划以来，一直单方面有利于使用者，即资本家的收入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向劳动者有利的方向修正的时期。
对此，在《6·29宣言》之前一直习惯于政府单方面偏袒使用者的劳资关系的企业家们，对我表达了相当大的不满。他们忽视了劳动者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市场，并创造了像“我的汽车时代”这样的新需求，从而扩大了创造新利润的可能性，而只是习惯于过去的惯例。
然而，作为总统，我认为不应该再回到威权主义的统治形态，为了满足劳动者们长期积累的对收入分配进行修正的愿望，在一定时期内以耐心对待劳资关系，使其实现自主协调，才是正确的政策决定。我的想法是，只要这种耐心不从根本上威胁到经济的本质，不破坏社会平衡，反而能在长期内提高经济效率。
在这种政策基调下，我不得不承受了一段时间接近10%的物价上涨率，并因此受到批评，认为与过去的政权相比，我的物价政策是失败的。短期内的物价稳定可以通过冻结公共事业收费、人为抑制商品价格、抑制工资以及宏观紧缩政策等手段来实现。然而，由此产生的副作用是，长期来看会导致价格结构扭曲，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并造成供给瓶颈。
我放弃了像以往那样追求低物价的目标，在政治上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即一位数的物价上涨率范围内，允许对过去扭曲的物价体系进行修正。
为了构建长期生产基础，我着手建设了京釜高速铁路、西海岸高速公路和永宗岛国际机场，并在1991年初在青瓦台成立了“社会间接资本企划团”，扩大了对一直存在瓶颈的道路、港口和铁路等公共部门的投资。通过这种方式，京釜高速公路和岭东高速公路实现了四车道化，并扩大了首尔和京畿地区的道路网络。
如果房地产被认为是财富增长和保值的手段，并周期性地发生投机行为，由此产生的泡沫将损害整体经济的效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通过加强土地税制并对企业非业务用房地产采取强有力措施，使土地价格至今保持稳定。
此外，我认为在我的任期内，建设了270万套住宅，占目前韩国住宅总数的40%，为1992年至今的房价稳定做出了贡献。当然，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为扩大住房供给而建设盆唐、日山等新城市，导致了劳务费上涨、建材价格波动等副作用。然而，关于住宅建设，当时大多数国民的舆论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衣食问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住房问题亟待解决，这一点无人能否认。
我们记得，在过去朴正熙总统执政的1970年代末，由于强行推进重化工业投资导致通货膨胀，损害了经济稳定，受到了很多批评。那时，如果我们没有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而推进重化工业，那么有必要想象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会是什么样子。
关于海外因素的变化，我检查了我国政府自1986年开始就乌拉圭回合（译者注：乌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1986年9月15～20日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决定进行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新一轮谈判，故命名为“乌拉圭回合”谈判，即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贸易谈判，历时7年半，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谈判几乎涉及所有贸易，从牙刷到游艇，从银行到电信，从野生水稻基因到艾滋病治疗。参加方从最初的103个，增至谈判结束时的123个）所做的准备情况。在乌拉圭回合（UR）谈判之后，即将面临包括大米在内的农产品开放，这是最敏感的问题。为此，我在1990年7月在青瓦台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我让他们负责进行农村结构改善工作，制定了投入42万亿韩元的农渔村结构改善方案。据我所知，这项方案在乌拉圭回合（UR）谈判结束后由下一届政府推进实施了。>
财阀专业化政策和信贷管制
<既然乌拉圭回合（UR）谈判已经结束，可以预见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即将启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与以往不同，需要在没有国界的竞争体系中参与全球和国内市场竞争，因此有必要转变为高效且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当时，我收到报告称，以我国财阀的舰队式经营体制无法产生世界一流的企业，并指示制定相关对策。因此，1991年，我们对财阀企业推行了一项政策，要求其选择3家核心企业，并对其余行业的信贷进行限制。
这项政策发布后，当时的外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政府自朴正熙政权以来首次尝试新政策”，并评论说“如果成功，韩国经济将呈现更加强大的面貌”。
然而，这项政策由于财阀的强大阻力和时间限制而未能取得实际效果。1997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系引入后，1998年1月，我看到报纸报道，当时IMF总裁康德苏在被问及“IMF对韩国是否过于严厉”时回答说，“IMF正在帮助你们国家完成7年前尝试过但未能实现的事情”，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遗憾。
此外，为了提高韩国经济对外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在1990年和1991年尝试修订劳动法。然而，尽管当时民主自由党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但由于政治原因拒绝了修订案，最终未能通过。这正是1997年劳动法修订引发政治风波的原因。
在我的任期最后一年，即1992年，正值下届总统选举前夕，那一年主要是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总结。当时房价开始回落，物价趋于稳定，国际收支赤字也大幅减少。只有经济增长率与以往相比略有下降。此外，在选举前夕，似乎也做出了一些与以往政策方向略有矛盾的政策决定。
总的来说，我在任期内实现了将国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承诺的5000美元提高到超过7000美元的目标，使国民收入翻了一番，扩大了中产阶级。通过建设超过270万套住宅，我致力于稳定房价并抑制土地投机。仅就外债总额而言，我将其维持在与第五共和国末期相似的430亿美元水平，并移交给下一届政府。我接手时的净外债为224亿美元，偿还了一半，将其减少到110亿美元。
尽管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当时经济政策的最高负责人，我谦虚地接受国民对物价上涨、200万套住宅建设引发的劳务费上涨以及建材价格波动等问题的不满。
今后，经济学家在撰写韩国经济政策史时，将会客观评价我五年任期内的经济政策。我将完全同意学者们的学术评价。>
2. 第六共和国时期的国际收支问题
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
卢前总统在概述了第六共和国时期的经济政策之后，接着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口述证词。第一个主题是国际收支领域，这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而备受关注。
<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高达约400亿美元的外债引发的“外债亡国论”。因此，在1985年2月举行的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当时的在野党议员候选人甚至声称，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欠债1000美元的人”。
选举结果是仓促成立的新民党（译者注：新民党/신민당，此处提到的“仓促成立的新民党”是指新韩民主党/신한민주당，新韩民主党，存在时间为1985年1月22日-1988年4月29日，是在韩国民主化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政党；新韩民主党1985年由原民主化推进协议会[民推协]成员和原新民党成员合并而成的新反对党，上道洞系和东桥洞系成员均参与其中，而由于YS和DJ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故推举李敏雨为党首；该党于1985年1月22日成立，在2月12日举行的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便掀起反对派旋风，出人意料地获得50个地区议席和17个比例代表制议席，一跃成为最大反对党，民主正义党在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时任国家安全企划部部长卢信永被免职；此后，许多通过“官方反对党”民主韩国党和韩国国民党推举而当选的议员退党加入新韩国民主党，该党迅速增长至103个议席；随着1986年12月党首李敏雨与全斗焕政府媾和的“李敏雨方案”的公布，新韩国民主党内部开始动摇，1987年4月，74名YS/DJ派系成员退出该党，并组建统一民主党；议席瞬间缩减至16个的新韩民主党土崩瓦解；1987年大选前夕，两金进一步分裂为上道洞系的统一民主党与东桥洞系的和平民主党[平民党]。而真正的新民党/신민당，指的是1967年由民众党/민중당和新韩党/신한당重新合并成立[1966年民众党分裂出新韩党]、在1980年全斗焕新军部政变中被解散的新民党，是代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政党，在韩国在野党史上留下了巨大影响；如果说1955年成立的民主党/민주당是李承晚政府执政党自由党的对手，那么新民党通常又被称为朴正熙政府执政党民主共和党的对手。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新民党/신민당，即1960年4·19革命后，民主党旧派，即尹潽善、柳珍山、金泳三等人从民主党/민주당脱党而创建新民党/신민당，该党1961年因5·16政变而解散）获得了相当多的议席，第五共和国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局面。我认为，1985年正是解释韩国国际收支的最重要的分水岭。
1985年9月21日，在纽约广场饭店，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法国这五个发达国家签署了旨在相互调整汇率的广场协议。根据该协议，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上任后，在“强大的美元造就强大的美国”口号下被高估的美元价值，相对于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了约70%。
当时，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升值至1美元兑120日元，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3.2马克升值至1美元兑1.5马克。此外，英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和台湾也将其本国货币对美元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升值。伴随着主要国家的汇率调整，国际利率下降，原油价格也下跌至10美元左右。
然而，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反而持续推行韩元对美元贬值的政策，导致韩元价值跌至1美元兑890韩元。结果，韩国经济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并非通过改善自身体质和提高本质竞争力来实现，而是由于竞争对手国家的汇率变动等外部因素而得到提升。由于原油进口价格下跌、国际利率负担减轻等原因，“外债亡国论”瞬间消失，韩国国际收支在1986年转为45亿美元的顺差。
国际收支顺差在1987年增加到近90亿美元，而在第六共和国政府成立的1988年，顺差规模大幅增加到145亿美元。由于国际收支连续三年大幅增加，政府以及经济相关研究机构、经济学家、媒体等都谈论着转变为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等，甚至有人提出了乐观的论调。然而，为了真正成为持续的顺差国所必需的企业研发或新产品开发却被忽视了。
到1988年为止所取得的大部分国际收支顺差都来自对美贸易，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在贸易和韩元升值方面的压力。结果，政府不得不扩大进口商品的开放幅度，并升值韩元。
韩元汇率自1988年后持续升值，到1990年第一季度达到1美元兑690韩元。相反，我们的出口竞争对手日本的日元汇率，自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从1美元兑120日元贬值至1990年第一季度的1美元兑140多日元。这种汇率变动导致韩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急剧下降，国际收支顺差在1989年缩小至40亿美元，并在1990年转为赤字。>
第五共和国积累的财富被第六共和国挥霍掉了？
<总而言之，从1986年到1989年出现的3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并非通过提高出口竞争力实现的，而是由于外部因素导致价格竞争力暂时提高而产生的，一旦这些因素消失，顺差也就消失了。
这3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引发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并助长了房地产投机和股市过热。另一方面，企业却陷入安逸的想法，热衷于自1987年以来在日本流行的新词“财技”（zaitech，指通过金融手段获取利润），而没有努力进行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
与此同时，韩元汇率被高估，以及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导致10美元左右的原油价格急剧上涨，是1990年国际收支出现22亿美元赤字的关键因素。1991年1月17日，科威特-伊拉克危机升级为海湾战争，导致1990年8月之前10美元左右的原油价格飙升至25-30美元的水平，并持续了一段时间，使得1991年的国际收支赤字达到87亿美元。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说“第五共和国积累的财富被第六共和国挥霍掉了”。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1986年以后出现的国际收支顺差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这种简单的评价很容易被驳斥。
第五共和国结束时的1987年末，韩国的净外债为224亿美元，而第六共和国任期结束时的1992年末，净外债规模降至110亿美元，减少了一半。尽管第六共和国五年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700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贸易规模也几乎翻了一番，但外债总额仍维持在与五年前相似的430亿美元水平。>
——您将第六共和国时期国际收支赤字的原因解释为汇率关系等外部因素，但在那个时期，由于工资上涨，消费支出和家庭消费都在增加。此外，政府消费也在增加，国内市场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从国外进口弥补不足，导致了国际收支赤字，难道不是这样吗？
“工资上涨时，汇率应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保持竞争力。我们的对美贸易顺差超过100亿美元后，美国开始施加汇率升值压力。但问题是速度太快了。工资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再加上汇率在短期内过度升值，使得我们的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
而导致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的关键原因在于海湾战争的影响，油价暴涨。油价每上涨1美元，我们就会产生9亿美元的赤字因素。那时，10美元左右的油价暴涨到30美元左右，你可以想象一下。”
——理解第六共和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是，政治民主化的逻辑也反映在了经济政策中。请您更具体地解释一下这方面。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内容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3. 与土地投机的战争
金钟仁首席是共产主义者？
第六共和国政府于1989年6月16日为加强土地持有负担而引入综合土地税，并在同年12月30日实施了宅地所有权上限制、开发利益回收制度以及土地超额收益税制，正式开始实施所谓的土地公开概念制度。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第六共和国时期推进的土地政策的背景和过程的亲身证言。
<为了消除土地是财产增值乃至保值手段的认识，我加强了土地税制，并对企业的土地过度持有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当然，部分土地相关税制被宪法法院裁定为违宪，但为了遏制当时紧迫的土地投机，加强土地税制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当时我的土地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财阀过度持有土地的问题上，我毫不例外地坚决贯彻了政府政策。
在此介绍一个土地政策的例子。我在任时，乐天集团的辛格浩会长来找我，质问道：“怎么能这样呢？”了解情况后得知，首尔市政府多次要求开发现在的乐天世界地块，他迫于无奈接手了开发，但实际上要开发时却被告知不行，一直闲置着，现在却要缴纳土地超额税。
我叫来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真相是这样的：并非完全禁止开发，而是考虑到周边情况，只允许建造34层，但辛会长却坚持要建100层。由于不批准建造100层，他便闲置土地，导致超过了许可期限，土地变成了非营业用土地，因此被征收了税。
我曾郑重地向辛会长表达过我的意思：“蚕室公寓住着数万居民，他们担心交通拥堵，坚决反对建造100层，您真的非要建100层吗？”但他并未改变主意。他可能认为等到YS政权上台就会批准，但最近听说，最终在YS政权时期也未获批准，最终确定为34层。
再举一个例子，韩进集团会长赵重勋在济州岛拥有约400万坪的牧场，在5·8房地产对策后，这块土地被判定为非营业用土地，列入了出售名单。他想方设法避免出售，但未能如愿，最终捐赠给了首尔大学和仁荷大学。我曾听说，赵会长周围的人因此事指责当时我的经济首席秘书官金钟仁首席是共产主义者。
如果没有如此强有力的土地政策，土地价格恐怕无法维持到现在的稳定水平。>
4. 金融实名制保留的内幕
没有综合征税的实名制毫无意义
金融实名制最早被提及是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发生大规模金融事故的1982年。当年，政府为促进地下经济的阳光化，发布了7·3措施，并制定了《关于金融实名交易的法律》。然而，由于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冲击、信息化不足、国内储蓄基础薄弱等问题，实施被推迟到了1986年以后。
卢前总统在1987年总统大选时提出了实施金融实名制的竞选承诺。就任总统后的1988年10月，他发布了《关于经济增长和推进先进和谐经济的对策》，表明了从1991年开始实施金融实名制和金融所得综合征税的意愿。为此，1989年4月11日成立了金融实名交易实施准备团。然而，1990年4月4日，卢前总统宣布无限期推迟原定于1991年1月实施的金融实名制。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其搁浅内幕的亲身证言。
<我在1987年总统选举时承诺实施金融实名制，并在就任总统初期准备实施。然而，从1989年11月开始，当时的经济团队突然提出了经济危机论，加上房地产投机过热等因素，1990年初的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因此，我分析了实施金融实名制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暂时保留了金融实名制的实施。
从表面上看，实名制似乎是为了实现经济正义，但实际上，金融实名制仅仅是为所得综合征税服务的手段。因此，如果不进行综合征税，实施实名制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进行综合征税的整体社会、税务行政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实施实名制没有任何意义。
很多人常常质疑为什么不实施大多数国民都赞成的金融实名制。然而，如果实施实名制带来的少量税收增加的收益小于其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那么强行实施反而会导致国民经济更加困难。
更何况，在我国，存款并非像西方那样使用签名。由于使用印章制作存折，只要有印章，就可以借用他人的名字进行存款。即使要求提供身份证，也可以使用他人的身份证号码。
1993年，金泳三政权通过紧急命令实施了金融实名制。然而，结果如何呢？在IMF危机后，综合所得税以考虑到经济状况为由被推迟，而关于实名制的讨论也随之消失了。如果实名制与社会正义划等号，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金融实名制完全可以通过税务上逐步扩大综合所得税中存款利息的征收范围来实现。在日常资金流动发生突然变动时，会对平静的经济状况造成扭曲，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而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经济上的不利条件，最终导致与经济正义相悖的结果，这就是现实。>
金融实名制并非实现正义的手段
卢前总统在谈到金融实名制延期时坦言：“我体会到，在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惯例相冲突的条件下，任何制度的建立和推行都是不可能的。”当时在座的金钟仁前长官表示：“经济政策不应该以紧急措施的形式实施，而且这种措施也绝不会成功。”他接着说道：
“金泳三政权突然以紧急措施的形式实施实名制，导致了资金流动的扭曲现象。例如，依赖于私人借贷市场的中小企业因实名制导致资金链断裂，接连发生破产事件，其影响甚至蔓延到了IMF危机。
这是1982年金融实名制政策研究过程中争论的焦点，即实名制有可能被视为代表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也就是说，政府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在窥探每个人的存款财产，并把富人的钱拿来分给低收入群体，正是因为这种印象，才产生了对实名制的幻想。结果就出现了‘80%到90%的国民都支持，为什么不实施实名制’的抗议。
最终，金泳三政府因为舆论造势而实施了实名制，导致其未能取得实效，变得毫无意义。”
——最初提到实名制时，韩国社会因张玲子事件而人心惶惶，因此国民头脑中形成了“实名制是实现正义的方法”的认识，不是吗？
金钟仁：“正是那部分是错误的。”
——金泳三总统全面实施金融实名制时，人们给予了热烈的支持，这并非是因为综合金融所得税的增加带来了税收的增长，而是因为期待实名制能够减少腐败。
金钟仁：“金融实名制最初是为了方便征税而设计的。日本的金融实名制，即绿卡系统，也是当时大藏省的税务局长认为综合所得税需要它而引入的。我们如果逐步扩大和发展综合所得税，就没有必要实施实名制，但我们却将其政治化利用，从而造成了经济上的困境。”
金前长官表示：“1982年讨论实名制的过程中，经常提到‘钱不喜欢阳光’”，并指出，“深刻思考经济政策的人不应该在平稳时期推行会大幅改变经济流向的政策。”
——1982年讨论实名制时，像金在益这样的经济专家主张实施，而像许和平、许三守这样的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则反对，不是吗？
对此，卢前总统表示：“金钟仁长官是反对金融实名制的核心人物。”
“1982年我担任内务部长官时，我也反对实名制。我为什么反对？为了实施实名制，首先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土地交易计算机网络。这项相关业务归内务部管辖，但在计算机网络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突然要实施金融实名制。既然没有征求内务部长官的意见，那么强行推行这种无法实现的政策，即使能获得多少政治效果，也是祸国殃民的事情，所以我反对。”
财阀们并不反对实名制
——第六共和国时期，金融所得的税收内容显示，非实名所得的税率为60%，而实名所得的税率为20%，两者税率差距高达40%。这有什么意义？
“通过对非实名存款征收重税，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不进行实名登记就会吃亏。我认为，如果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实名制自然就会落实下来。”
——1982年实名制被推迟时，市面上流传着“因为政治圈进行了游说，所以实名制泡汤了”的说法。第六共和国时期实名制被推迟，也有很多传言称是“财阀或政治家为了保护政治资金而进行游说的结果”。
“政治上确实有很多这样攻击和指责的人。但是，站在国家政务总负责人的立场来看，政治逻辑重要，经济逻辑也重要，民众的反应也很重要。听取很多人的各种意见后，正如我刚才所说，只能得出实名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不了解这种现实的情况下，盲目地说实名制是正义，是不正确的思考。实名制对于想要随心所欲地掌控权力的当权者来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处方。”
——1989年研究实名制时，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或者政治方面是否有人向卢前总统进行游说？
“没有那样的事。”
当时在座的金钟仁前长官补充道：“财阀们没有理由反对金融实名制。”
“一般人认为，有钱人因为感到不便，所以努力阻止实名制的推行，但这与事实不符。有钱人都是管理自己财产的高手，即使实施实名制，他们也不会感到任何不便。而且，随着经济的逐步开放，资本必然会流向国外。经济政策如果不能全面反映政治社会状况，就无法成功。在威权统治下强行推行或许可行，否则，如果得不到民意的支持，就会很困难。”
——1989年考虑实施实名制时，是否有迹象表明存款正在流失，转向房地产或土地？
金钟仁：“1982年实施实名制并修订税法是7·3措施的内容。当年7月发布后，到12月为止的5个月内，首尔近郊的土地价格上涨了100%。1988年至1989年预计实施实名制时，房地产价格也开始无法控制地上涨。实名制的影响只是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暴涨现象。”
5. 与财阀的战争
实施主力产业制度的原因
下一个主题是“与财阀的战争”。
<我上任总统时，必须同时推进民主化和开放化这两项紧迫的任务。因此，我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变化因素。
虽然有些迟了，但我在1990年7月检查了各政府部门关于乌拉圭回合（UR）的准备情况，并开始处理财阀问题。当时综合来看韩国经济，虽然贸易规模位居世界第11位，但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却未能提供任何一件称得上“世界第一”的产品。
我认为，财阀们以舰队式的经营模式，涉足各种各样的产业，导致没有一个产业能够确保竞争力，难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因此，我实施了所谓的主力产业制度。
我要求财阀们选择3个主力产业，并限制其在其他产业的信贷。此外，青瓦台每季度都会召开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对策会议。然而，由于财阀们的强烈抵制和时间的限制，这项政策未能按原计划推进。
有人用“与财阀的战争”来形容这一系列的财阀政策。但我本人和政府都没有理由对财阀怀有敌意。所有人都承认财阀们过去为韩国经济做出了贡献。然而，在财阀们走向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他们不转向新的方向，企业效率必然会下降，进而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因此，当时的经济政策方向是，为了他们自身和国家，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
这并非出于对那些人的敌意，而是考虑到韩国经济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企业在国际社会上具备竞争力。
我曾听说，在IMF体系确立后，总裁康德苏在记者招待会上遗憾地表示：“我们正在帮助韩国完成7年前未能完成的事情。”的确如此，1991年初，韩国五大财阀的负债总额约为5万亿韩元，但在1997年IMF危机爆发时，短短5年多的时间里，每个财阀的负债都增加到了24万亿至25万亿韩元，翻了五倍。
每当听到是因为财阀们的过度负债才导致IMF危机的说法，我都会感到非常惋惜。财阀们的过度负债与过度投资相关联，而这正是当前韩国经济亟待解决的结构调整的根源。
在我执政期间，也曾有一些财阀试图涉足更多的产业，比如炼油厂等等。但当时这与政府的财阀主力产业政策相悖，因此被阻止了。如果当时没有阻止，韩国的处境可能会比现在更加艰难。
然而，第六共和国并非完全阻止企业在新产业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例如，1990年，在国际收支转为赤字的过程中，我们曾对出口结构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问题在于企业没有新开发的出口产品。出口产品必须由企业自主开发，政府无法代劳。
因此，当时我们禁止所有企业引进外资，但三星电子的情况比较特殊，相关部门特批其发行5亿美元的扬基债券，用于半导体工厂的设备投资。这并非为了特定的企业，而是因为国家缺乏出口产品，所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出口。
结果，三星在金泳三政权时期，借助半导体行业的繁荣赚取了巨额利润，国家也因此获得了外汇，可谓一举两得。>
为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中生存下去……
<除了财阀的产业专业化政策外，我还试图通过公平交易制度解决相互出资和相互担保的问题。尤其是在任期末，我试图减少相互担保制度。相关部门曾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要求所有企业只能在自身资本范围内提供担保，但或许是因为临近任期结束，这一法案未能完全获得通过。
最终，虽然经过部分修改，决定在200%的范围内执行，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限制相互担保的首个政策尝试是在我的任期末进行的。
我认为，目前在IMF托管下进行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在我执政期间就已经尝试过了，这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现在被认为是透明经营基本条件的合并财务报表，当时也曾多次尝试，但由于财阀们的反对，未能取得显著成果。然而，至少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启动了限制相互担保问题的进程，我认为这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在座的金钟仁前长官对第六共和国时期的财阀政策和结构调整的背景做了如下补充说明：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预计乌拉圭回合谈判将在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一旦乌拉圭回合结束，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将启动，届时经济国界将消失，进入无限竞争时代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都必须与外国企业在相同的条件下竞争，而韩国的财阀却拥有40到50个子公司，根本无法参与国际竞争。财阀企业规模庞大，甚至无法掌握哪些部门盈利，哪些部门亏损。可以说，它们已经变得像官僚机构，或者说是类似共产主义经济的联合企业。
为了纠正这些问题，我们引入了主力产业制度，要求财阀企业‘只选择三个最擅长的产业’。政府强力推行主力产业制度后，财阀企业动员了一些学术界和媒体等进行阻挠。最终，在未能确保明确成果的情况下，政权发生了更迭。
我们如此艰难地抑制财阀的新投资，并通过主力产业制度进行了高强度的结构调整，但在金泳三政权上台后，以‘新韩国’和‘新经济政策’为名，放松了之前对财阀投资欲望的束缚。结果，各个产业领域都出现了重复和过度投资的现象。
用一句话概括第六共和国的经济政策，那就是从长远角度切实巩固国家的基础。有些人对此不满，认为‘短期效果才重要，长期效果有什么用？’但是，卢总统和经济团队选择了在卢总统执政时期构建稳固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一长远目标。因此，由于未能取得明显的短期成果，才导致了‘卢泰愚政府时期做了什么？’的批评。”
财阀们的领土扩张野心是IMF的根源
——在推行财阀政策时，媒体、在野党和市民团体通常站在批评财阀的一边，所以当时在舆论和政治层面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压力。但是，卢前总统您说“由于财阀的游说过于强大，限制主力产业制度和相互担保的问题受挫了”。您能否更生动地描述一下这部分，以便读者更容易理解？
“经济方面可以由金钟仁长官解释，从政治方面来看，最终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正是财阀企业。可以说，他们在经济政策方面拥有既得利益。这意味着经济和政治并非分离，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即使政府或我本人认为某条路是正确的，也很难轻易做出决定。
如果某个企业做了完全不能容忍的非法行为，如果采取措施使其破产，那么不仅该企业和企业家会破产，其下属企业、关联公司等10万到20万人也会遭受连带损失。这是因为韩国的财阀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集团。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经济的关联性，我们无法一次性强行推行任何政策。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逐步发展。历史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革命不如渐进式发展。我们的财阀政策也是如此。”
金钟仁前长官补充解释道：
“如果母鸡只是闲逛吃食而不下蛋，你把它脖子拧断了也得不到更多的蛋。所以，我们提出的政策是将母鸡圈养起来，不让它们随意活动。这并非出于反财阀的想法，也不是为了社会正义。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资源的有效分配，要求财阀们果断清理掉那些无法盈利的子公司，只选择最擅长的产业。
但是，财阀总裁们天生就有一种肆意扩张领土的欲望。他们将这种行为伪装成追求利润。如果看到别人的生意好，就盲目地参与进来，这种思维方式持续下去，最终会导致大家一起垮掉，国家也会遭受损失，所以我们要求他们‘现在应该克制了’。然而，财阀们几十年的行为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巨大的阻力随之而来。政权更迭时期，阻力更加剧烈。最近，由于IMF这个外部因素的推动，阻力相对较小，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成果。”
6. 关于强制出售财阀非业务用房地产的措施
财阀企业是房地产投机的主犯
卢前总统于其在任期间的1990年5月8日，针对接受信贷管理的49个系列企业群（财阀集团），发布了要求其在6个月内出售非业务用土地及建筑物的《5·8房地产投机抑制及物价稳定特别补充对策》。
该对策的核心内容包括：▲大型企业主动出售其过度拥有的非业务用房地产；▲抑制金融机构处置及新购置过多房地产。可以说，这是首次对财阀的房地产囤积行为踩下刹车。
《5·8对策》鲜明地展现了房地产问题的紧迫性以及政府解决问题的意志，但另一方面，也因其为达目的动用了超法律的手段而引发了不少批评。因此，卢前总统面临了来自财阀企业的强烈挑战，并为财阀企业参与政治提供了契机。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此问题的亲身证言。
<1990年初，不得不认真考虑房地产投机对策的情况开始凸显。1990年3月，我指示经济首席秘书室对房地产投机进行具体研究。由此开始的房地产对策的结果就是《5·8房地产措施》。
当时，人们认为提着行李到处跑的太太们是房地产投机的主角，但事实上，房地产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是大型企业。1985年至1990年，大型企业购置房地产的规模非常庞大，如果财阀不抛售房地产，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是不可能的。
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有人说这是超法律的，我还是以“十大财阀主动出售1800万坪房地产”为开端，要求30大财阀出售4800万坪的房地产。
1990年3月25日左右，我邀请了五大财阀的总裁共进晚餐，并就房地产问题嘱咐了几件事。但是，十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我了解的情况是，金钟仁首席秘书无奈之下召集了五大集团的企划室长，传达了政府的强烈意志。从那时起，财阀们才开始主动出售。那些人平时甚至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
姻亲崔钟贤会长损失惨重
金钟仁前长官如下介绍了在引导财阀主动出售房地产过程中的一段轶事。
“卢总统邀请五大财阀总裁共进晚餐。席间，总统嘱咐道：‘各位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国家运营的重要支柱，应该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希望大家协助，不要让房地产问题再成为社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我拜访了姜英勋总理，请求道：‘总统已经嘱咐财阀们配合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但他们毫无反应，请总理再次提醒他们注意。’一周后，姜总理打电话给我说：‘哎，看来总理没有任何权力啊。’据说，总理邀请五大财阀总裁共进晚餐，结果他们找各种借口，只有两个人出席了。
这样下去国家纲纪该如何整顿？于是，我与五大集团的企划室长们会面，开门见山地告知他们：‘如果你们执意硬撑，就该在清楚知晓将面临的后果之后，再行动。’就这样促成了他们主动出售。十大财阀主动出售后，剩下的财阀在我开口之前就跟着做了。在我国，如果前十大财阀集团没有做出决定，其他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卢前总统就财阀主动出售房地产一事介绍了如下轶事。
“说句题外话，我的姻亲，鲜京集团的崔钟贤会长，接受了政府的建议，将他购买作为造林地的30万坪土地捐赠给了大学。这相当于他积极接受了我的财阀房地产主动处置政策。”
7. 物价现实化的逻辑
为了提高市场经济效率而允许物价上涨
第五共和国的成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物价。这是因为在1982年至1987年间，年平均批发物价仅上涨了0.9%（消费者物价上涨3.5%）。
然而，在卢泰愚总统执政期间的1988年至1991年，年平均批发物价上涨了3.5%（消费者物价上涨7.8%），直到执政的最后一年，即1992年，才恢复稳定。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此事的亲身证言。
<有人批评说，第五共和国时期的物价上涨率低于5%，而第六共和国时期则接近10%。当然，如果第六共和国也采取物价抑制政策，并非不能在短期内将物价控制在5%左右。
但是，从1990年的整体情况来看，从1990年夏天开始，电力供应不足，夏季不得不实行限电。过去第五共和国时期，为了抑制物价上涨，冻结了电力部门的投资。因此，既没有投资资金，为了阻止总需求的增加，还采取了抑制投资本身的政策。
结果，可以说我国经济的长期潜力未能得到提升。
如果一个管理经济的人只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取得成果，而之后会怎样则不关自己的事，那么他可能会采取那样的政策。但这对于历史和国民来说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最终我决定放开那些一直被压制的价格。
于是，我们开始考虑政治上可以承受的界限在哪里，结果决定物价上涨率不能超过两位数，并宣布将把物价上涨率控制在一位数以内。特别是，为了提高市场经济的效率，我们有意地选择了一项允许部分物价上涨的政策，但考虑到韩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只能那样解决问题。
对此，有些人会说：“第五共和国时期物价稳定，而第六共和国时期物价上涨了。”>
关于物价政策，金钟仁前长官补充说明道。
“任何政府只要下定决心，都可以通过强力控制物价，维持4到5年左右的低物价上涨率。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运营国家，韩国电力公社就会出现赤字，邮政和铁路也会出现赤字，由于商品价格受到抑制，普通企业也会陷入赤字困境。最终，国有企业和普通企业都必须通过银行贷款来弥补赤字。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经济就只能走向低效率、高成本的结构。
第六共和国认为，这种物价政策对国家不利，应该停止。因此，我们使过去一直被压制的物价得以现实化。也就是说，我们将价格正常化了。”
8. 社会间接资本（SOC）投资战略
设立社会间接资本企划团
卢前总统不顾各种负面舆论，致力于社会间接资本（译者注：社会间接资本亦称基础结构，即为直接生产过程提供服务或一般性共同条件的各经济部门的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物资仓储以及城市公用事业，如供电、供水、供气等；这些部门的产品的生产和劳务的提供往往同它们的消费同时进行，它们的产品和劳务对直接生产部门的发展起着先行和保证作用，是现代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我国一般把基础结构分为广义、狭义两种，狭义专指具有有形资产的部门，如运输、动力、通讯、供电、供水等，广义的还包括教育、卫生、科研等部门；这一基础决定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的水平；一个国家基础结构是否完善决定着它的经济活动是否有效；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结构所涉及的建设项目，一般都需巨额投资，而且收效较慢；因此，这些项目都是由政府来完成，或由政府帮助来完成）建设，这部分工作受到了公正的评价。卢前总统在任期间推进的主要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方面，▲新建：板桥至九里段（23.5公里），新葛至安山段（23.2公里）；▲扩建：南海高速公路马山至晋州段（45.9公里），京仁高速公路新月至富平段（11.7公里），京釜高速公路良才至水原段（18.5公里）；▲推进新建工程：仁川至安山高速公路，第二京仁高速公路等13条线路，总长433.9公里；▲推进扩建工程：水原至清原段，新葛至原州段等9条线路，总长405.5公里。
此外，▲国道铺装率从1987年的80%提高到1991年的92%；▲首尔地铁2、3、4号线延长线及5号线、7至8号线部分区间开工建设；▲釜山地铁1号线四期工程及2号线建设中，大邱地铁1号线建设工程也在推进。结果，全国地铁总里程从1987年的139.3公里增加到276.5公里， 几乎翻了一番。
此外，还计划并推进了永宗岛新机场、京釜高速铁路等大型工程。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此事的亲身证言。
<1991年，我们在青瓦台内设立了社会间接资本企划团。这是因为物流总量增加，汽车数量也增加，但道路却没有扩建，结果导致物流成本不断上升等非生产性的经济现象开始加剧。此外，港口、铁路、道路等都严重不足。由于第五共和国时期预算冻结，社会间接设施的投资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现象更加严重。
最初，通过内阁推进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此，我们才在青瓦台组建了社会间接资本企划团。社会间接资本企划团于1991年初成立，由青瓦台秘书室直接推动，并于1991年7月申请了3万6千亿韩元的追加预算。当时，赞成的人并不多。
执政党反对，主管预算的经济企划院也反对。甚至在青瓦台秘书室内，除了经济首席秘书室之外，所有人都反对。但我最终下定决心，将3万6千亿韩元投资于道路、港口和铁路。
结果，今天的京釜高速公路和岭东高速公路得以扩建，并在解决京畿道一带的交通拥堵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第六共和国为了通过抑制总需求来实现财政紧缩，从而获得暂时的物价稳定，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为了在国家长期发展的前提下，稳固地构建经济基础，我们才推进了这些工作。
看到第六共和国投资于像社会间接资本这样短期内看不出成果的长期项目，有人批评说“第六共和国做了什么？”，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通过长期的社会间接设施投资，我启动了西海岸高速公路的新建工程、京釜高速铁路和永宗岛国际机场等项目。我坚信，这些基础设施将在遥远的未来被重新评价，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推进需要大量时间和成本的新机场、高速铁路等社会间接资本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野党似乎误认为这是一个政策项目，并认为我们是在借此筹集政治资金。实际上，在国会，只要提到永宗岛新机场和京釜高速铁路，他们就坚决要削减预算，因此，为了确保预算，我们费了不少力气。>
无谓的争论导致工程费用像滚雪球一样增加
——卢前总统上次曾就京釜高速铁路解释说，构想是“北方政策的结果，一旦统一临近，就将其与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铁路连接起来”。从不知情的人的角度来看，在首尔至釜山400公里的距离上修建高速铁路是否过于短，是否是一种浪费？
陪同的金钟仁前长官补充说明道。
“当时，京釜高速公路已经饱和，有人提出了再建一条高速公路的问题。一般来说，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大多倾向于用铁路代替高速公路。因此，我们启动了高速铁路项目，目的是用高速铁路来承担客运，而现有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则负责货运。但是，由于拖延的时间太长，导致成本增加，所以才出现了其他的说法。如果按照计划推进，成本会大大降低，但由于无谓的争论，工程延误了2到3年。每延误一年，就会增加1万亿韩元的费用。
在我国，自解放以来，没有规划和建设过像京釜高速铁路这样规模的铁路。最初，由于不符合我们的实际水平而浪费了时间，而且有人怀疑我们启动这个项目是否另有目的，导致工程延误了。
永宗岛国际机场也是如此，如果按照计划，应该在1998年6月开放。最初开始建设时，我们与日本的关西机场、香港的新机场展开了竞争，看谁能更快建成并占据枢纽地位。香港比我们晚开始建设，但已经开放了。”
卢总统就高速铁路建设补充解释说：“东釜高速铁路的国际竞标之所以如此激烈，可以说是因为人们预测到它有可能与贯穿欧亚大陆的铁路连接起来。”（译者注：原文确为“東釜고속전철”）
——高速铁路在金泳三政府时期决定采用法国的TGV，那么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呢？您当时是否倾向于选择哪一方？
金钟仁前长官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铁道厅推进高速铁路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铁路技术是以日本技术为基础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想有些人可能希望选择日本的技术。但是，看了提案书之后，发现如果不采用日本的系统就无法实现。这样一来，国际竞标就不可能进行，所以我们制定了新的标准，允许所有拥有高速铁路技术的国家参与竞标。结果，日本最先被淘汰了。”
社会间接资本（SOC）建设的秘闻
——您刚才说第五共和国忽视了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但是，当时初期为了控制物价也面临困难，而且在1986年至1987年的两年间出现了贸易顺差，但那时还不是进行大规模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的阶段，不是吗？
金钟仁：“第五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将物价稳定作为最高目标。所以，1983年不是冻结了预算吗？应该在正常发展经济的同时稳定物价，如果把其他一切都冻结，谁还不能控制物价呢？
社会间接资本方面，如果没有人采取突破性的措施，问题是无法解决的。1991年，为了扩充社会间接资本而编制追加预算时，崔珏圭副总理和执政党都以担心物价上涨为由，反对财政紧缩。当时孙柱焕长官是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由于社会舆论不好，他也只能说最好减少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
孙柱焕：“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1992年即将举行四场选举，分别是国会议员选举、基础和广域地方政府首长选举（关于地方政府首长选举，卢总统在1992年初的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推迟’的政治决定），以及年底的总统选举。因此，作为政务首席秘书，在预算运作方面不得不考虑1992年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在青瓦台成立社会间接资本企划团，并通过追加预算从政府预算中划拨资金，我认为这是总统的一项重大决定。”
——去地方旅行时，我能切身感受到交通四通八达，地方的生活水平也接近首尔。社会间接资本投资是第六共和国的一项重大成就，但似乎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评价。
卢前总统介绍了与不久前开通的首尔市内环高速公路建设有关的一段轶事。
“这条道路是在金钟仁首席秘书时期规划的。当时，我指示高建市长修建市内环高速公路，结果他为了节省预算，在青瓦台后方设计了高架桥，因为修建隧道会增加预算。因此，他还因重新设计而受到批评。我最近经常使用这条道路，以前去往华克山庄需要1个小时，现在走这条路30分钟就能到达。听司机们说，由于市内环路，首尔的交通状况改善了10%。”
——我认为，社会间接资本投资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项目，五年任期的总统如果抱着在自己的任期内获得认可的心态，恐怕很难推动这项事业。
“我过去访问苏联时，一些经济界人士和企业家随行。听说有人住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家酒店，即使在冬天，饭后甜点也是西瓜。而住在另一家酒店的人连水果的味道都没闻到。莫斯科市内竟然无法进行正常的流通。听到这些，我记得我对戈尔巴乔夫总统说：‘即使向国外借几千亿美元，也要尽快进行社会间接资本投资。投资于道路、港口、铁路和机场，十年后不仅能收回成本，还能有盈余。’”
9. 经济正义与民主化的代价
历史的过渡时期
下一个主题是经济正义与民主化的代价。《民主主义不是免费的，而是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这是卢前总统的亲口证言。
<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民主化的珍贵。许多人在呼喊民主化的时候，都说“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一旦民主化实现后，反而觉得“这算什么民主化”，似乎产生了怀疑。
由于无秩序、社会秩序被破坏、混乱，许多国民并没有感受到民主化的珍贵。他们不认为这个过程是民主化的代价，而是有很多人说“这样的话，何必搞民主化呢”。
在第六共和国成立时，我面临着“民主化”这个绝对的任务。在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漩涡中，经济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此我无法断言，但可以大致预测到会产生不少问题。
1987年6月29日发表《6·29宣言》后，对民主化的渴望在经济领域也毫不例外。
从第六共和国初期开始，“经济正义”就被强调。朴正熙总统执政18年和全斗焕总统执政7年的增长优先过程中，压制了劳动者的需求，到那时为止，韩国分配结构对富人有利。因此，随着《6·29宣言》同时爆发的民主化热情和劳动者的要求，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不强调经济正义。
我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在管控下进行，突然转向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劳工界要求，并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害。而且，虽然工资上涨了很多，但考虑到我们以发达国家为目标，我认为涨幅并不算大。与新加坡、台湾等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涨幅也不算多。
其次，有人批评说产业现场的原则被破坏了。他们认为，在第六共和国期间，无论如何民主化，政府都应该控制该控制的，但由于政府放任不管，导致秩序崩溃，生产力下降。
然而，回顾资本主义历史，在历史的过渡时期，这种程度的代价和承受总是存在的。相反，能够在这种程度下吸纳并维持韩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与西班牙或南美洲的民主化进程相比，我们很容易理解，在4到5年内政治性地接受劳工界的要求并非易事。
一些经济学家在谈论第六共和国经济时，说政府什么都没做，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在增长和分配之间经过慎重考虑后，我们为了国家的未来，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有些人却完全撇开这些方面，只进行批评，这是一种偏见。>
劳资问题是用公权力来解决的吗？
<让我们以马拉松为例。马拉松马拉松有前半程和后半程，还有折返点。前半程是解决温饱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只要能建工厂、增加就业就行。朴正熙总统时期到第五共和国时期，正是属于前半程。所以才会有出口第一主义、增长第一主义，甚至压制民主主义。
第六共和国正站在折返点上。因此，我们必须跑完从中等发达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后半程。从落后国家走向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单一的，即解决饥饿问题，但从中等发达国家走向发达国家，则出现了多元化的目标，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后，还要享受文化、需要社会秩序、要实现民主主义、要实现平等的福利、要住在好房子里”。
所以，政策的重心必然转向民主主义，而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方的人必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因此，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要求劳动者做出牺牲。我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一言以蔽之，这是实现民主主义的代价。>
关于民主化的代价，金钟仁前长官补充证言如下：
“1985年2月12日大选后，随着对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的呼声开始出现，国民对民主化的渴望开始显现。如果是有远见的企业家，就应该为政治民主化对企业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定应对方案。然而，我们的企业只认为劳资问题应该由政府动用公权力来解决，因此没有做任何准备。
工资上涨后，企业要么开发控制工资的技术，要么研究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如果这两者都做不到，就应该通过有效配置劳动力来降低人工成本，进行自救。尽管如此，我国的大企业却陷入了依赖政府的惰性，没有任何努力。
甚至一些财阀企业还展开了涨薪竞争。三星为了炫耀其‘无工会集团’而提高工资，现代则以‘作为国内第一大企业，不能输给三星’为由推波助澜。当工资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上涨后，他们却将责任推给政府，说是政府对劳资纠纷应对不力才导致了这种情况。以往的惯例是，即使工会在发生劳资纠纷时进行合法斗争，政府也会强行干预并进行处罚。他们遵守法律进行斗争，政府凭什么、依据什么规定进行处罚呢？”
工资上涨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
金前长官介绍了关于劳资问题的以下轶事：
“在朴总统执政时期，我曾从事劳资问题相关工作大约一年半。那时我查看我国的劳资关系，发现自从劳动厅成立以来，劳动厅长大多由治安局长出身的人担任。这意味着他们只知道用警察力量来应对劳资问题。”
——评价第六共和国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解读工资上涨。社会上有人主张，由于发生劳资纠纷时政府没有适当地执行法律，导致工资上涨，进而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国际收支恶化。经济学认为，工资上涨会增加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市场，从而夯实经济基础。但在我国社会，似乎很少有人能有说服力地主张工资上涨的积极作用。
金钟仁：“从统计数据来看，《6·29宣言》之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对劳动者不利。《6·29宣言》之后，通过劳动者的斗争，收入分配得到了纠正。5年内增长了116%，相当于收入翻了一番。这种收入倍增带来了需求的创造。‘我的汽车时代’是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出现的，劳动者扩大了市场，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像这样不考虑收入的需求创造功能，而仅仅将收入视为成本来评价，是不正确的思维方式。正是在第六共和国时期，社会不平衡得到了调整，所以民意调查显示，回答‘我是中产阶级’的人达到了80%。”
时任经济首席秘书金钟仁的补充说明
午饭时间到了，我们转移到了餐厅。正好客厅里摆放着一个庆祝结婚40周年的花盆，结婚纪念日成了话题。卢前总统说：“5月31日是我的结婚40周年纪念日，但我的妻子因为流感卧病在床，所以没能庆祝。”
“1959年5月31日结婚后，我们去了海云台度蜜月，突然收到了一封发往海云台的电报，要求我立即前往首尔的美国第八军。我急忙赶到首尔，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美国留学。所以，结婚三天后我就去了美国，年底才回国。
我在美国特种部队接受了特别课程和心理战课程的培训后回国，被分配到空降部队。那时空降部队只有一个。我担任了空输部队的情报参谋（S-2），全斗焕总统担任了作战参谋（S-3），后来担任青瓦台警卫室长的车智澈先生则在空输部队的一个大队（译者注：对应中国军队中的营级单位）里。车智澈先生比我们小一岁。”
企业民主化是经济透明化的捷径
——今天听了您的解释，我感觉对我国的财阀结构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金钟仁：“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第六共和国首次提出了新的财阀政策。”
——财阀们对政府政策的抵制如此强烈吗？
金钟仁：“所谓的财阀，说白了就是国中之国。”
卢前总统说：“从财阀总裁们的角度来看，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就像眼中钉一样。”
金钟仁：“我得有多么令人憎恨，现代集团郑周永名誉会长的竞选总统宣言才会是‘因为金钟仁经济首席秘书’这样的话呢？”
卢前总统说：“财阀总裁们安于过去的旧式发展模式，沉浸在想要按照那种方式继续下去的怀旧情绪中。”
“我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因为奥运会组委会和韩国体育协会的工作经常与郑周永会长见面。但是每次见面他都会批评当时的经济首席秘书司空壹先生。在朴总统时期，他因为对国家做出了贡献，所以他的意见很容易被采纳，但是政权更迭后，他的意见经常受到阻碍，所以他很不高兴。”
——您如何看待金大中政府的财阀政策？
金钟仁：“这相当于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重复第六共和国未能完成的事情。”
——我假设，如果在您任期内更具体地推进财阀结构调整，或许可以避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果。
金钟仁：“到了任期末，政策失去了力量，我感到力不从心。”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没必要过分高估1997年11月发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也不必自责。如果当时韩日关系良好，或许日本可以暂时借给我们几百亿美元，从而避免外汇危机。
金钟仁：“当时日本确实有意愿借给我们美元，但是美国却抛出了‘必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救助，绝不允许个别国家提供援助’这张牌，日本也无能为力。最终，韩国的外汇危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应该被视为是在谁掌握东北亚主导权和影响力的层面，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
孙柱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难道不是典型的人祸吗？”
金钟仁：“是人祸。因为政策缺失，应对措施出台过于迟缓，所以才被推到了那个地步。”
——我读了金钟仁长官担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时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当时有人问第六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是否缺乏明确的愿景和目标，金长官回答说：“树立目标或口号并不是好的经济政策。”
金钟仁：“一旦树立了目标或口号，人们就会只想着这些，而忘记其他一切。”
在任期间国民收入翻番，仅次于池田首相
——目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汇率吗？
金钟仁：“无论如何提高竞争力，一旦汇率波动，都将没有任何效果。美国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已经到了可以毁掉一个国家，也可以拯救一个国家的境地。”
——当政策难以顺利推行时，现在的决策者或实务负责人是否会向前任长期负责该政策的人请教？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政策连续性的中断是我们国民最令人悲伤的缺点和弱点。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政府，从小处来说是职场，认为前任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风气，我认为这是不幸的根源。”
卢前总统似乎对在任期间国民收入翻番这一点非常满意。以下是金钟仁前长官对此问题的回答。
“在5年内实现收入翻番的案例，可以追溯到1959年至1964年执政的日本池田首相时期。在卢总统执政期间，人均国民收入从2700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工资在5年内增长了115%。因此，不能说同一时期工资过度上涨。”
官僚是没有灵魂的人
——第六共和国似乎尤其与土地相关，例如土地政策、建设200万套住宅、建设社会间接资本等。
金钟仁：“很多人指出，第六共和国经济政策中被认为是失败案例的是国际收支问题、物价上涨以及工资上涨。但是，如果冷静地分析经济实际情况，就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问韩国电力公司这样的企业，他们会说，如果卢泰愚政府时期没有提高电费，那么用于建设发电站的财源就会枯竭。我在1990年4月进行检查时发现，当年夏天电力将短缺，不得不实行限电。查看发电站建设规划后发现，即使那样也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开始同时在仁川建设两座火力发电站，并在大约一年内竣工。
为了筹集发电站建设资金，我将电费提高了15%，并在电视上说：‘假设停电10个小时左右，请大家想想住在高层公寓顶楼的人会怎么样？’与其停电导致生活一团糟，不如每个月多交大约3000韩元，难道不是更好吗？”
金前长官说：“在我国，如果事先发现并解决问题，往往得不到任何评价，反而是在问题恶化到无法收拾的时候解决，才会受到重视，这种风气非常普遍。”他补充道：
“我国的经济官员们都抱着一种‘只要在任期间不出问题就行’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以前德国的俾斯麦说过，‘官僚是没有灵魂的人，如果将国家的重要大事交给他们，国家就会灭亡’。”
金泳三政府放开了财阀的缰绳
金前长官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推行经济政策时，连海外都要干预的时代。”因此，像过去那样按照政府意愿推行经济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认为金泳三政府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在执政初期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财界的请求。财阀企业抱怨说，‘第六共和国搞什么行业专业化之类的，束缚了财阀，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如果不解除这些束缚，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政府接受了这些意见。由此出台了‘新经济100天计划’，从那时起，各个领域都开始了财阀们的重复过度投资。”
此外，金前长官指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爆发前夕，金泳三政府末期流行的“我国经济基础非常稳固”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就算是借钱投资，在投资期间增长率也会提高。即使亏本出口，结果也是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亏损的部分都由银行承担。金泳三政府时期，正是利用这种现象造成的泡沫数据来宣传‘我国经济基础稳固，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指出政府的宣传与事实不符，就会被扣上改革阻力之类的帽子，所以人们都闭口不谈，导致经济到了这个地步。”
——按照常识，金泳三总统在任期间多次表示“不收受任何政治献金”，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与财阀的关系非常紧张，但实际上应该认为他们关系密切吗？
金钟仁：“金泳三总统时期，三星的李健熙会长不是在北京说过‘政治是四流，公务员是三流，企业是二流’吗？那么，作为政治首脑的总统也只能算是四流，听了这样的话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难道不是象征着金泳三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吗？”
——卢前总统在任期间频繁更换作为经济司令塔的副总理和经济首席秘书。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破坏了经济政策连贯性的说法？
“虽然副总理更换了多次，但不能认为经济基调动摇了。”
——首都圈的盆唐、一山、坪村、山本、中洞等五个新城市建设了大约30万套公寓，居住人口约100万。这难道不是与首都圈人口分散政策正面冲突的政策吗？
“那是因为当时首都圈的住房短缺最为严重。地方城市甚至有住房过剩的情况。正是由于首都圈住房短缺最为严重，才不得已采取了建设新城市的权宜之计。相关内容已包含在准备好的资料中，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这些内容。”
10. 建设200万套住宅和五大新城市
为解决住房问题展开国家总动员
卢前总统在任期间建设了272万套住宅。像这样在短时间内以国家总动员的形式建设数个大城市的案例，在世界历史上也难找到先例。
世上不存在能让所有人均匀满意的政策。建设200万套住宅的政策，虽然给无房者带来了拥有自己住房的希望，但也给有房者带来了房地产价格下跌的伤痛。还受到了国家资源集中投资于非生产性领域，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批评。以下是卢前总统的亲口证言。
<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六共和国诞生的时间点。
首先，当时的情况需要协调增长和分配。现在光有增长是不行的，必须考虑到分配福利。
另一方面，由于实现了民主化，政府必须解决住房问题。当时，无房的痛苦很大，而且房屋本身被视为财产，有人只要抽中一套公寓的认购权，就能当场赚取数千万甚至数亿韩元，这种社会氛围非常危险，甚至可能引发暴动。因此，政府做出了政治决断，解决了住房问题。
当时，我国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住房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家庭原子化导致家庭数量急剧增加，每年新增住宅用地需求达1500万坪。加上工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每年需要开发超过2000万坪的土地。
但是，由于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土地供需失衡加剧，地价上涨率超过物价上涨率，导致房地产投机过热，房价和全租房价格瞬间上涨2到3倍，使人们丧失了工作和储蓄的意愿。特别是，普通民众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无房者甚至每天都有数人自杀，这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第六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87年，我国住宅总数为645万套，全国住房普及率为69%，首尔为56%。当时年均住宅建设量为24万套，1983年至1987年的5年间共建设了125万套。
而到了第六共和国期间的1988年至1992年，5年间共建设了272万套。相当于全国住宅总数的40%在5年内建成。年均增加55万套，因此，首尔的住房普及率从1987年的56%提高到1992年的67%。得益于此，1988年高达18%、1990年高达38%的房价上涨率，在1991年开始降至负5%。>
做好了走弯路的准备
<建设200万套住宅始于1988年3月在京畿道坪村和山本。第一期工程于1988年3月开始，但1988年底房地产价格开始暴涨。奥运会结束后不久，公寓投机风潮就开始盛行。
1989年2月，我在民主正义党主办的“普通人的夜晚”活动中，提出了建设200万套住宅的具体实施计划，以及作为住房供应转变开端的永久租赁住宅供应方案。主要内容是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25万套永久租赁住宅。
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建设200万套住宅。媒体、各种研究机构和政党等都认为，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衣食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唯独住的问题尚未解决，因此普遍认可建设200万套住宅的必要性。
当时我国的住宅建设能力约为每年20万至30万套。因此，在我的五年任期内完成200万套的建设确实有些困难。但是，由于住房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只能尽全力推进。
我认为，建设200万套住宅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政策错误，问题在于其执行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而且，由于搭乘了住宅市场繁荣的顺风车，年均建设70万户住宅，导致不是在5年，而是在3年10个月就实现了目标，这也确实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我们受到了材料短缺、工资上涨、物价上涨、国际收支赤字以及对施工质量问题的担忧等严厉批评。但是，我认为正是经历了这些过程，才使得今天的住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这种建设热潮与其说是政府的意愿，不如说是随着房价上涨，国民对拥有自己住房的渴望强烈作用的结果。
1989年和1990年房价集中暴涨，当时作为主管机关的建设部次官李镇卨每天奔波于电视和报纸，努力传达政府“即将稳定房价”的立场，这让我记忆犹新。甚至建设部长官朴昇在国会上说“房价将下跌，即使想卖房也卖不出去的时代即将到来”，结果被国会议员们以“别开玩笑了”的表情回应。然而，正如预料的那样，房价上涨的趋势从1991年5月开始逐渐减缓。
当然，建设新城市的计划也是为了抑制天价公寓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新城市的建设是建设部和青瓦台合作完成的。新城市建设规划涉及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加上政治上的反对，仅靠建设部自身的力量很难完成，因此青瓦台出面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当时民意调查也显示，超过80%的国民赞成建设新城市。虽然反对建设的人也曾进行诽谤和做出类似威胁的行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坚持一贯的态度。>
房子留下来了，副作用被消除
<最终房价下跌，正是因为我们强力推进了建设200万套住宅的政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工资上涨或材料短缺之类的问题，但是，许多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仅凭这一点，我相信将来历史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
结果而言，政策可以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最终做出选择的领导人会考虑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情况，决定应该做什么。当时，我们面临着是放任房地产投机，还是考虑到副作用也要强力推进建设200万套住宅的抉择，最终我们选择了后者。
住宅是永久存在的，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几年后就可以恢复。也就是说，从“政策的选择”基本上是以多少成本换取多少收益的角度来看，即使付出一些牺牲，供应住宅也远胜于其他选择，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政策判断。
为了寻找建设200万套住宅的新城市用地，我发现市内根本没有土地。作为次优选择，我们寻找距离首尔地铁30分钟车程的地方，结果盆唐、坪村、山本、中洞这四个地方成为了候选地。
当时并没有提到一山，而盆唐、中洞、坪村、山本这四个地方，早在十多年前住宅公社就已经制定了开发计划。但是，山本因为国会议长李载灐的反对而未能开发，而盆唐虽然没有被划为绿化带，但朴正熙总统曾特别指示要参照绿化带进行管理。
建设部认为盆唐应该暂缓开发，因此将其排除在外，而中洞也因为短期内难以解决交通问题，所以决定在问题解决之前暂缓开发，于是首先启动了山本和坪村的开发。
就这样，第一期工程于1988年3月开始，但从当年年底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暴涨。在这种情况下，盆唐也紧接着被开发为新城市。
但是，这次只集中开发江南地区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江北地区寻找用地的过程中，考虑了议政府和一山地区。议政府地区有皇家乡村俱乐部，俱乐部前面的630万坪土地是建设新城市的绝佳位置。考虑到盆唐的面积为400万坪，这个面积非常大。
但是，虽然地段好，却找不到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法。我们甚至考虑过在道峰山开凿隧道修建8车道公路，但判断即使那样也无法解决交通问题，所以放弃了。
因此，剩下的就是一山了。一山地区需要国防部的配合，幸运的是，在协商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理解。而且，这个地区我曾担任过师长，所以在接到报告后，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批准。就这样，五大新城市诞生了。>
十年内建成五座城市
<在推进新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我们的法律规定，宅地开发区域的塑料棚不算作住宅，但用席子覆盖的塑料棚却算作住宅。因此，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又多了很多塑料棚，上面还盖着席子。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那里是住宅，要求给予补偿。
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人把苹果箱点上蜡烛，挂上十字架，硬说是教堂。一些居民甚至自杀，在盆唐还发生了农民驾驶拖拉机占领高速公路等问题。
当时盆唐有一个机场，建设部调查后发现机场噪音非常严重。因此，为了避开噪音，建设的房屋使得盆唐的入口区域呈现出一种空旷的奇怪形状。而且，为了避开有军事设施的区域，新城市的形状也变得很奇怪，一些国会议员就此议论纷纷，说什么“肯定是因为受到了某种游说”，或者“肯定是某人拥有土地”。
总之，像这样在10年内建成五大新城市的国家，世界上恐怕只有韩国了。历史上也可能没有过。而这件事决定性地稳定了韩国的房价，使得金泳三政权能够在经济稳定的基调下重新出发。
听说我们建设五大新城市没有花费一分财政资金，日本大藏省还派来了调查团。他们想知道韩国是如何做到不花一分财政资金就建设新城市，并每年建设40万套住宅的。
顺便说一句，1988年汉城奥运会结束后，我去联合国演讲时提到要建设“和平之市”，实际上也是考虑到新城市建设而发表的言论。>
关于“和平之市”，金钟仁前长官补充说明如下：
“在推进新城市建设规划的同时，我们也曾讨论过‘和平之市’的方案。我们曾设想，在南北关系具体化、经济交流深化时，为了让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能够融合，在黄海道建立一个类似‘和平国际城市’的城市，让南北居民共同居住。美国的贝克特尔公司也曾制定并提出了韩国和平城市建设的方案。”
11. 劳资纠纷与新的应对
企业自行解决
卢前总统在任期间，将民主化扎根，却也因此陷入民主化的陷阱。劳工们爆发性的诉求喷涌而出，成为了动摇体制的定时炸弹。以下是卢前总统关于当时紧迫的劳资问题的亲身证词。
<评估我国经济政策的知识分子或媒体，或许是受到了过去威权主义统治的影响，习惯于将经济单独抽离出来思考。他们往往未能认识到，在民主化的国家，经济政策必须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相结合才能有效推行。
举例来说，在《6·29宣言》之后，劳资纠纷以前所未有的混乱程度展开。事实上，在朴正熙总统或全斗焕总统执政时期，政府常常站在企业一边，压制工人正当的要求。因此，这些诉求最终爆发出来，而在民主化的背景下，政府又不得不接受这些诉求。
第六共和国成立并实现民主化后，劳资纠纷如同爆炸般涌现。当时，对于这个问题，大致可以考虑两种应对方式：一是早期动用公权力正面压制；二是给予时间，待爆发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化后再进行处理。我选择了后者。
因此，我尽可能避免在劳资纠纷现场投入公权力。当时，我听说资方代表们异口同声地质问政府是否存在。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拨打警察局电话，警察也不出现。
那些批评这种做法的人经常提及劳动法问题，但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处罚“遵守法律的罢工”。只有在韩国，才因为罢工给企业造成损失而动用公权力进行处罚。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认为政府总是偏袒企业主，迫害他们。
关于劳资纠纷，有一个轶事。1990年，现代汽车爆发了大规模的劳资纠纷。据金钟仁首席秘书官转述，他奉我的指示告诉郑世永会长：“政府不会再干预了。为什么只有现代汽车每年都像例行公事一样发生劳资纠纷？企业主自身有问题，劳动者也有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吧。”据说郑会长当时承诺：“这次如果能帮我们，明年绝不会再发生劳资纠纷。”因此，政府动用公权力帮助解决了问题。然而，1991年，劳资纠纷再次发生。显然，这个解决方式是错误的。
我记得金首席秘书官曾报告说，他告诉郑世永会长：“正如去年所承诺的，这次不会投入公权力，你们自己解决吧。”之后就没有再介入。
然而，我们并非对劳资问题袖手旁观，而是强调劳资双方之间的自主对话。或许我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前往全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劳总）主持劳资政会议的总统。>
劳动法超前于经济现实
<当时，工资结构非常复杂，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奖金、法定津贴等，劳动现场通用的津贴种类多达230种。因此，每次劳资谈判都变得一团糟，公司方面和劳动者都常常不清楚彼此的实际收入和支出，闹出不少笑话。
因此，我们决定生产岗位实行时薪制，事务岗位实行年薪制。由此产生了总额工资制度的概念。然而，这项政策由于劳动者的反对而面临困难。
当时，在以乌拉圭回合为代表的国际氛围下，有人指出韩国的劳动法体系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将难以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因此，在崔永喆劳动部长官任内，我们着手修订劳动法。
事实上，现行劳动法是在1989年3月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下通过的，而这部修订后的劳动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超前于韩国的经济现实。
1990年，三党合并，相关部门修订劳动法的动向也具体化起来。然而，这一次，劳动法的修订再次因政治逻辑而受挫。执政党当时正着眼于下一次的国会议员选举，因此这也是无奈之举。
以强硬著称的继任劳动部长官崔秉烈多次推动，但最终也未能成功。政治常常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
对于“无劳动，无报酬”原则的一些批评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纵观世界劳动运动史，或者看看美国、欧洲、日本等任何国家，只有韩国存在罢工却照常领取工资的情况。
原本，如果要罢工，工会必须设立罢工基金，用于维持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就不能进行罢工。而在韩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劳资关系是一种契约。劳方为资方提供劳动，资方则以工资作为对劳方劳动的报酬。然而，如果劳方不向资方提供劳动，资方却向劳方支付工资，这与劳资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
工资最终由经济逻辑而非权力决定
关于劳资问题，前长官金钟仁补充证词如下：
“据说因为劳资纠纷，导致工资大幅上涨。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工资是由权力逻辑决定，还是由经济逻辑决定。从本质上看，工资是由经济逻辑决定的。企业主因为有支付能力才会提高工资并达成妥协，如果支付能力不足，是不可能提高工资的。”
金前长官表示：“韩国劳资问题未能走上正轨的原因在于，没有一家企业因劳资纠纷而倒闭。”
“如果如果劳资双方多次经历因劳资纠纷导致公司倒闭、工人失业这样的痛苦体验后，双方自然会自我约束，达成妥协。在韩国，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就必须等到问题解决。但由于舆论压力，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解，甚至安排银行贷款来支付拖欠的工资，这导致劳资问题陷入僵局。”
卢前总统介绍了一个关于向现代重工业投入公权力的幕后故事。
“我在任期间，现代重工业的劳资纠纷非常严重，难以平息，因此有人报告说需要动用公权力。我了解情况后发现，动用公权力可能会引发不幸事件。因此，我想到了成吉思汗军队的战术。
世界上最强大的成吉思汗军队也有心理脆弱的时候。凌晨2点到3点左右，士兵们会胡思乱想，伤员会变得沮丧，甚至出现逃兵。成吉思汗经过深思熟虑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每天晚上点燃火把，让他们尽情饮酒，释放压力。这就是成吉思汗料理的起源，据说使用了这个方法后，逃兵减少了。
在准备向现代重工业投入公权力之前，我把内务部长官叫来，讲了这个故事。后来我接到报告说，凌晨3点动用警力，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恢复了秩序。”
——当时，企业主曾表达过这样的不满：我们缴纳的税金用来支付警察的工资，但发生非法罢工时，公权力却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在偏袒违法者吗？
金钟仁：“税金不仅仅是使用者缴纳的，劳动者也同样缴纳。追溯劳资纠纷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劳动法包含了太多理想化的内容。劳动法一旦制定得好，就很难修改。因此，在1980年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国保委）时期，我们曾试图修订劳动法。当时判断，在非常时期，如果不用非常手段，是不可能进行修改的。但即使在那时，也因为复杂的阻力而未能适当地修改。
当时，劳动法修订的动向被察觉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等机构便采取行动，将产业别工会改组为企业别工会的形式。他们之所以修改规定，是因为认为这样一来，企业主可以建立工会办公室，安排听话的人担任工会委员长，从而遥控工会。当时我（金钟仁前长官，1980年时任国保委财务分科委员）曾劝告企业界人士说‘关于工会问题，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实行企业别工会，一旦公司内部发生劳资纠纷，企业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应对的。那个时期将工会形式改为企业别的规定，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未完待续>●
附加文章
（其实这篇应该附加在1或者2后面的，但那边字数太多了，而本篇字数又有点少，就酱紫）
庆北高中人脉在经营韩国
原文链接
https://www.chogabje.com/board/view.asp?C_IDX=10420&C_C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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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ogabje.com/board/view.asp?C_IDX=10418&C_CC=AA
https://www.chogabje.com/board/view.asp?C_IDX=10417&C_CC=AA
https://www.chogabje.com/board/view.asp?C_IDX=10416&C_CC=AA
他们前拉后推，掌握着总统、国家安全企划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国税厅厅长、治安本部部长等“国家缰绳和鞭子”，展现了他们的野心和局限。
<《月刊朝鲜》1990年5月刊>
1. 权力部门的管理集团
庆北高中人事安排的冒险举动
这篇文章不是关于TK人脉的文章。TK，指代大邱·庆北出身的人，这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将韩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出身的人划分为单一的人脉，这有点牵强。这篇文章只讨论大邱高等普通学校（日治时期）-庆北高中（解放后）出身的人脉。因为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不仅清晰地展现了学缘团体的特点，而且他们自我意识强烈，渴望与他人区分开来，是一种“圣骨集团”（译者注：圣骨是朝鲜半岛新罗政权的骨品制度的第一等级；骨品制度即骨品制，是古时朝鲜新罗实行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严苛社会等级制度；4世纪时，新罗用武力统一辰韩各部，以庆州为都城；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特权地位，制定了并实行了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等级制度，称为“骨品制”；新罗贵族按血统确定等级身份及相应官阶，各骨品都自我封闭，互不通婚；骨品世袭不变；这一制度按个人骨品即世袭血统决定受尊敬程度，根据不同等级分别制定出担任官职的最高限度，达到一定骨品等级的，才可以授予一定的官职，因此人的仕途受到个人在骨品制中所具有的等级身份的制约，不仅如此，骨品还决定了一个新罗居民可以居住的住所的大小；朴、金、昔三家王族地位最高，是新罗统治集团中最大的贵族，不但可世袭王位，还独占整个官僚体系，拥有无上权力，称为“圣骨”[第一骨]，大小贵族依次分为“真骨”[第二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四个等级；王位由“圣骨”继承[自武烈王金春秋始，“真骨”贵族首次登上王位]；此外，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等级还有三头品、二头品、一头品、平民、奴隶等各个低级阶层，这些阶层属于非骨品）。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我们社会权力中枢，更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显得与众不同。最与众不同的部分是与校友相关的人事安排。与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相关的破格人事安排经常出现，似乎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 1986年，庆北高中第41届毕业生朴哲彦，时任国家安全企划部长特别助理，从副部长检察官晋升为检察长级别的最高检察厅检察官。在此之前，朴先生还担任过首尔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二部部长，但他实际上并未从事检察工作。朴先生的检察长晋升，以司法考试届数计算，超越了7至8年的前辈，是检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当时的检察总长是庆北高中第33届毕业生徐东权先生。检察机关还特意在法务研修院设立了一个研究委员的职位，任命朴检察长担任，但他并未在那里工作。一年后，又发生了另一个异乎寻常的事件，青瓦台负责监察的秘书官金荣馹，时任副部长检察官，被任命为首尔地方检察厅第三次长。这个职位通常由即将晋升为检察长的资深副部长检察官担任，而金先生却超越了4至5年的前辈。检察机关内部的反弹非常强烈，甚至出现了匿名信。金先生也未能履行次长的职责，该职位空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金先生与朴哲彦先生是庆北初中的同学，虽然毕业于大邱师范大学附属高中，但属于庆北高中校友会。朴先生在1988年还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例子，即作为全国选区议员兼任总统政策顾问。
● 今年3月，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徐东权任命金荣秀先生为负责法律事务的特别助理，接替升任内务部长官的安应模第一次长（负责国内事务）。金先生48岁，毕业于首尔高中和首尔大学法学院。作为法务部检察局的高级检察官，国家安全企划部第一次长是享受部长和次官待遇的职位。在召集各部门次官举行对策会议等场合，第一次长担任主持人的角色。金先生从法务部科长级直接升至如此高位，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徐部长任命孙普坤律师接替金特别助理的职位。孙律师与朴哲彦长官是庆北初中的同学（毕业于京畿高中）。1980年，他曾作为首尔地方法院法官参与国家保卫立法委员会的法律事务小组委员会，之后担任青瓦台民政秘书官，在李鹤捧民政首席秘书官手下负责管理全斗焕总统亲属事务。他曾因法官是否可以在行政部门工作而引发争议，并在1986年调任首尔刑事地方法院首席部长法官。他的晋升速度比同届生快了3至4年。1988年11月，时任首尔家庭法院首席部长法官的孙先生与李鹤捧前民政首席秘书官（时任民主正义党议员）一同被传唤到首尔地方检察厅南部支厅接受调查，罪名是向首尔市长金圣培施压，要求将鹭梁津水产市场的经营权交给全基焕先生。孙法官于11月22日递交了辞呈，只有李议员被拘留。虽然孙先生可能不是第五共和国腐败案的法律责任人，但他应该深感道义上的责任。然而，他却再次回到高中前辈——国家安全企划部长的庇护下，这引起了在野法律界的批评。
徐部长任命陆军少将严三铎为国家安全企划部国防事务主管，接替调任水产厅厅长的国家安全企划部企划调整室长尹沃荣。企划调整室负责国家安全企划部的预算和人事，拥有非常大的实际权力。担任这一要职的严少将是庆北出身，但并非毕业于庆北高中。严少将是ROTC第三期毕业生，据说曾是卢泰愚总统在军队时的直属下属，并在1989年8月3日晋升为少将时，也得到了这个人脉的很多帮助。
徐东权安全企划部长的履历
● 徐东权先生在1974年担任大邱地方检察厅部长检察官时，曾因朴永复30亿韩元非法贷款案而受到牵连，因为他曾居住在朴先生位于首尔市中区新堂洞的一栋84坪的住宅中。徐先生在首尔市麻浦区望远洞的住宅遭受水灾后，搬到了臭名昭著的诈骗犯朴先生的家中居住了一年多。时任检察总长金致烈曾宣布，徐部长检察官与朴先生关系亲近并接受其居住便利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诈骗行为。朴先生当时与情报部门的干部关系密切，并利用这种关系从银行获得非法贷款。徐部长检察官与朴先生的关系是如何被利用的，这一点尚未查明。徐先生在1985年至1987年担任检察总长期间，全面指挥了在民主化斗争达到顶峰时期的时局案件调查。1987年，他因压制和伪造“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而引咎辞职。去年7月，当全国因清算第五共和国的问题而沸腾时，卢总统任命他为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引发了“第五共和国复辟”的批评。
● 去年7月20日，卢总统特别将一位庆北高中的后辈——副部长级总统首席秘书官中文熹甲，晋升为部长级。就在一天前的内阁改组中，第五共和国人物徐东权前检察总长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已经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批评，而卢总统又给予另一位庆北高中的后辈如此破格的待遇，这无疑是火上浇油。青瓦台周围甚至传出了“真是爱死了”的嘲讽声。
国税厅人事也引起争议
● 庆北高中第38届毕业生徐荣泽，时任国税厅厅长，今年2月的人事安排也受到了偏袒庆北高中的批评。徐厅长任命朴京相监察官为核心职位——直接税局局长。朴局长与徐厅长是庆北高中的同班同学。直接税局局长是国税厅最重要的职位，这次人事安排被评价为将资历更老的直接税局局长排挤到新设立的财产税局局长职位上。徐厅长还提拔了庆北高中第一届毕业生，时任首尔地方国税厅调查局局长裴宗奎先生，并将其调任大邱地方国税厅厅长。通常情况下，地方厅的局长晋升为本部局长级后，会先在本部工作一段时间再调任地方厅厅长，这次的安排打破了惯例，属于破格提拔。本部及首尔地方国税厅调查局局长是负责税务调查的专门部门，通常由国税厅厅长信任的人担任。这是因为税务调查有时会涉及政治因素，并且是高度机密的。首尔地方国税厅调查局局长相当于检察机关的首尔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部长，负责指挥大型税务调查。这个职位先后由朴京相、裴宗奎等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担任，裴先生之后，徐厅长提拔了他信任的庆州出身的中部地方国税厅征税调查局局长崔炳允担任此职。这次人事安排也被评价为一次性跨越了两三个级别的破格提拔。
● 与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相关的冒险人事安排的另一个例子是庆北高中第34届毕业生金荣洙先生。金先生曾担任《首尔新闻》政治部部长、评论员，《文化放送》（MBC）报道局局长，并于1976年被任命为维新政友会（朴正熙政权下的御用议会）议员。1984年，他成为韩国联合广告公司的社长，工作了四年。1988年11月，政府任命金先生接替庆北高中第38届毕业生黄善弼担任《文化放送》社长。黄社长因与第五共和国政府关系密切受到工会的排斥，进而辞职，任命与他同为庆北高中出身且有维新政友会经历的金先生，无疑激怒了工会。工会打着“维新残余分子滚出去”的旗号，采取武力阻止金先生上班，导致他未能就任。然而，政府在1989年8月任命金先生为韩国综合化学公司董事长，算是维持了“最低限度的义气”。
独霸六大要职
庆北高中总校友会会长郑喜泽先生（前监查院长）在1989年12月发行的首尔地区校友会刊物创刊号的致辞中写道：
“在20世纪8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即在一个国家历史被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庆北校友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无需赘述。这是因为我们的母校培养出了位于国家经营核心的总统，并以此为契机，将庆北的作用深深地植入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之中……（后略）”
另一方面，《中央日报》审议室局长李源达先生（庆北高中第39届毕业生）在一篇题为《普通TK的苦恼》的文章中写道：“真正应该抱怨‘受够了TK的压迫’的人，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像牛一样努力工作、默默生活，没有得到TK任何好处的普通TK人吗？”只有庆北高中和陆军士官学校才会将“创造新历史”这样宏大的主题作为校友会的自豪之处。从庆北高中人脉的分布来看，这种自我意识并非完全无礼。
从总统的角度来看，有一些核心权力机构的首长，他们在引领韩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缰绳和鞭子的角色。最重要的机构首长可能就是国税厅厅长。在一个逃税普遍的国家，拥有税务调查权的人几乎掌握着从小型店铺到大型财阀所有企业的生死大权。虽然只有政治家、媒体人士和高级公务员才会关注国家安全企划部长，但所有纳税人都必须关注国税厅厅长。现在的国税厅厅长是庆北高中第38届毕业生徐荣泽先生。警察权力的总负责人——治安本部部长是庆北高中第34届毕业生金又铉先生。作为国家权力源泉的军队的实权人物——陆军参谋总长是庆北高中第35届毕业生李钟九大将。国家安全企划部长是第33届毕业生徐东权先生。能够同时在民主自由党和政府中活动，并整合、操控庆北高中人脉的职位，由庆北高中第41届毕业生朴哲彦第一政务长官担任。当然，在他们之上还有庆北高中第32届毕业生卢泰愚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企划部长、第一政务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国税厅厅长、治安本部部长，是这个国家权力核心的六大要职。
除了掌握枪杆子、钱袋子、情报和警察力量的这些“缰绳和鞭子”之外，庆北高中出身的人还占据着无数其他要职。在韩国的政治环境下，一旦总统下定决心，并且拥有能够压制政敌的力量，而且政治家和官员们都知道总统拥有这种力量时，高效的统治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力量来自于调查权、情报能力、警察力量等公安系统。卢总统在这方面采取了集中安排他信任的庆北高中后辈的用人策略。掌握公安系统不仅可以压制政敌，还可以保护自己阵营的下属即使违法也能免受惩罚（当然，这需要媒体的配合）。因此，一位执政党议员曾说：“对于执政党人士来说，总统仍然是国王。”
朴哲彦曾针对民主自由党最高委员金泳三说出“如果我开口，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引起轩然大波。这句话让人想起曾与朴议员同在国家安全企划部工作的张世东曾说过“如果我开口，政界将一片混乱”。这些话揭示了那些垄断重要信息的人的心态。朴长官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并非因为他比金委员的政治弱点少，而是因为金委员方面并不掌握他的弱点的信息，而且即使朴长官的弱点被公开，他也能够受到掌握调查权的庆北高中人脉的保护，从而毫发无损。他对此充满自信。
虽然金荣馹先生（48岁）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但作为青瓦台负责监察的秘书官，他在高级公务员社会中可能是一位最令人畏惧的人物。金秘书官在民政首席秘书官郑銶永手下工作，负责管理三级以上高级公务员的人事关系信息。总统任命高级官员时，经常参考金秘书官管理的记录，并听取他的评估。检察机关、国家安全企划部和警察部门上报的关于高级公务员的信息报告，都由金秘书官室进行综合、整理和保存。金秘书官是庆尚南道金海人，与朴哲彦长官从中学时代起就是朋友。
李源祚生存的秘诀
在5·16军事政变、12·12军事政变等政权更迭的动荡时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作为政权安保堡垒的特种部队司令部兵力。现在的特种部队司令官是庆北高中第40届毕业生徐完洙少将。徐少将在1980年国家保卫常任委员会成立时，曾在净化小组委员会工作。作为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毕业生，他在1987年6月4日成为同期毕业生中最早晋升为少将的人。首都防卫司令官是具昌会中将（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他曾在12·12军事政变时担任卢泰愚第9师团师长手下的参谋长。他毕业于庆南高中，他的参谋长是庆北高中第43届毕业生崔某准将。崔准将在1987年1月1日成为同期毕业生中最早晋升为准将的人。徐少将和崔准将被认为是继李钟九总长之后，引领军队内部庆北高中人脉的新领导者。特别是徐少将在担任特种部队司令官之前曾担任首都圈的第20师团师长，这表明他深受总统的信任。
卢总统的私人医生也是庆北高中低4届的后辈，首尔大学医院内科的崔圭完博士。检察机关的精英——首尔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是庆北高中第36届毕业生朴钟喆先生。他曾担任清州、大田、大邱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以及最高检察厅中央调查部部长。他在担任最高检察厅中央调查部部长期间，指挥了对第五共和国腐败案的调查。虽然张世东、车圭宪、李鹤捧等人被拘留，但据说李源祚、金满堤、孙普坤等庆北高中及大邱人脉的核心人物却安然无恙。李源祚之所以能够幸免，是因为卢总统的格外关照。李先生从中学时代起就与全斗焕、卢泰愚是朋友。作为银行监督院院长，在金融界和实业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李先生据说在1987年总统大选前曾拜访全总统，表示“从现在开始，我应该帮助卢候选人了”，并得到了全总统的允许。当时全总统正在筹集竞选资金提供给卢候选人，而李先生在全总统的谅解下，另外开辟了一条筹资渠道直接支持卢候选人。
他还通过金融界的计算机网络掌握了在线汇款给金大中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情况。据说：“每天最高金额是5000万韩元，而且只有半个月左右，所以在线汇款的金额并没有外界猜测的那么多。”为了报答他的功劳，卢总统任命他为全国选区议员。李先生曾被指认为是第五共和国腐败案的主要人物，他代表卢总统方面负责跑腿，让全斗焕前总统捐献财产并前往百潭寺。在幕后谈判过程中，他得罪了全总统及其亲信，现在已经成为“需要收拾的人”中的头号人物。全总统的一位亲信这样说道：“李先生来找我们，一边指责卢总统方面，一边表现出同情的态度，结果却策划了将全前总统流放的事情。我们相信，正是李先生凑了50亿韩元，使总金额达到139亿韩元，也是他将全前总统亲属的资料交给了对方。如果卢总统不保护李先生，那该怎么办呢？”一位媒体人士比喻说：“李先生与卢总统方面勾肩搭背，结果掉进了坑里，这才得以幸存。”
军队是庆北高中力量的源头
● 在从第五共和国向第六共和国过渡的政权交替时期，郑镐溶-朴熙道-李钟九这三位出身庆北高中及“一心会”的陆军参谋总长连续八年掌控陆军，稳定了过渡时期的权力结构，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四位庆北高中出身的将领先后担任首都防卫司令官，两位担任保安司令官，三位担任特种部队司令官。
同一时期，庆北高中出身的人还占据着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徐东权）、法务部长官（丁海昌）、检察总长（徐东权）、治安本部部长（朴培根-李永昶-金又铉）等要职，从而能够有机地整合和操控作为国家权力中枢的军队、检察机关、警察和情报部门。截至今年第71届毕业生，庆北高中累计毕业生约3万5千人。如果包括庆北初中毕业生，人数会更多。据估计，现存的庆北高中校友约有3万人。其中约7千人居住在首尔，约1万2千多人居住在大邱，其余约1万人则集中在庆北地区、蔚山、昌原等庆南地区以及釜山。
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的力量并非来源于他们仅占全国人口0.7%的少数人数。正是因为这些少数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渗透到我们社会权力结构核心的各个关键部位，他们才如此强大。他们不仅集中在权力集中的政界、军队、官僚机构、警察、检察机关和银行，而且占据着要职。这种“在权力要职上的集中部署”加上庆北高中人脉特有的凝聚力，造就了今天的庆北高中全盛时代。在培养出两位总统的正规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组成的秘密组织“一心会”中，卢泰愚、金复东、郑镐溶、朴熙道、崔世昌、李钟九等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占据着核心地位。在12·12军事政变时聚集在景福宫的12名全斗焕集团的军官中，有3人是庆北高中出身。这正是今天庆北高中全盛时代的直接起点。庆北高中人脉在全斗焕的旗帜下掌握了第五共和国的核心实务部门，而在向第六共和国过渡时，他们迅速掌握了清算第五共和国的刀柄，制造了第五共和国核心人物惩罚第五共和国核心人物的奇特局面。清算第五共和国的三大实务主角是朴哲彦、徐东权和朴钟喆。很多人认为，如果戴着手铐的张世东、车圭宪、李鹤捧等人也是庆北高中出身，他们的命运可能会有所不同。就像李源祚（曾被指控与不良企业清理和政治资金筹集有关）和金满基（庆北高中出身，曾任国家保卫立法委员会净化小组委员会委员长，是三清教育队和公务员肃清的实际负责人）安然无恙一样。
● 在1980年建立第五共和国权力结构的国家保卫立法委员会的13个小组委员会中，有13名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担任核心实务人员。在运营委员会中有文熹甲（时任国防部预算编制局局长），在法律事务小组委员会中有朴哲彦（时任首尔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孙普坤（时任首尔地方法院法官），在内务小组委员会中有金相祚（时任治安本部警务官）、朴源贞（时任外国语大学教授），在文教公报小组委员会中有许万逸（时任文化公报部公报局局长），在保健社会小组委员会中有崔炳三（时任退伍军人事务处企划管理官），在交通通信小组委员会中有都哲雄（时任陆军士官学校教授），在净化小组委员会中有金满基（预备役陆军少将）、姜斗铉（时任内务部警务官）、郑京植（时任部长检察官）、金宪武（时任部长法官）、徐完洙（时任陆军大校）。这些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后来成长为第五和第六共和国的权力精英。文熹甲和朴哲彦无需赘述。金相祚曾任庆尚北道知事，许万逸曾任文化部次官，郑京植曾任清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金宪武曾任首尔民事地方法院首席部长法官，朴源贞曾任民主正义党全国选区议员，后任外国语大学教授，徐完洙曾任特种部队司令官。金满基曾任采购厅厅长。作为庆北高中力量的最大蓄水池，军队内部的情况如何呢？
部署28名将军
我们陆军的将军人数共有378名，包括6名上将、23名中将、115名少将和234名准将。其中，大邱·庆北地区出身的将军约82名，占约21.7%；釜山·庆南地区出身的将军74名，占约19.6%。庆尚道出身的将军共有156名，占压倒性优势的41.3%。首尔出身的将军53名，占14%；忠清南道·大田出身的将军38名，占10%；全罗南道·光州出身的将军35名，占9.3%；忠清北道出身的将军22名，占5.8%；全罗北道出身的将军16名，占4.2%。湖南地区出身的将军共有51名（13.5%），约为庆尚道出身将军人数的三分之一。按军衔来看，6名上将中有2名是庆尚道出身（庆北1名，庆南1名）；23名中将中有11名是庆尚道出身，占48%（庆北7名，庆南4名）；115名少将中有47名是庆尚道出身，占41%（庆北21名，庆南26名）；234名准将中有96名是庆尚道出身，占41%（庆北53名，庆南43名）。这意味着，至少在未来10年内，庆尚道出身的人将继续占据陆军高层的核心地位。
经确认，有20名陆军将领毕业于庆北高中，约占陆军将军总数的5%。加上海军的3名将领和空军的5名将领，庆北高中出身的将军共有28名。陆军方面，包括1名上将、3名中将、7名少将和9名准将。李钟九总长的任期将于今年内结束，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再期待出现庆北高中出身的总长。庆北高中出身的将领不仅占据着总长、特检组组长、特种部队司令官、首都防卫司令部参谋长、陆军本部管理参谋部部长、运输司令官、人事运营监察室次长等要职，还有3名师长和1名军长，他们在军队中发挥着比人数更重要的作用。
● 庆北高中第35届毕业生中，涌现出了包括李钟九大将、权丙植中将（前首都防卫司令官）、尹泰均中将（退役，曾任国防部情报本部部长）、李大熙中将（特检组组长）、金俊逢少将（现任国际机场管理公团理事长）等五位高级将领。第34届毕业生中，走出了朴熙道陆军参谋总长、李永昶治安本部部长、崔世昌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庆北高中在第32届至第35届之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比率尤其高，这为庆北高中人脉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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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之所以在我国权力集中的领域占据如此多的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原因除了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人多之外，还在于他们很多人都考入了法学院、商学院和政治外交学系。1967年，庆北高中的毕业生共有371名。当年报考首尔大学的学生，包括复读生在内，共有368名。其中报考法学院的学生多达81名，占总人数的22%。这81名学生是当年报考首尔大学法学院的全国各高中中最多的。如果按高中划分1967年首尔大学的录取人数，京畿高中以288人位居第一，首尔高中以209人位居第二，第三位是庆福高中（139人），第四位是庆南高中（110人），第五位是京畿女子高中（102人），第六位是庆北高中（101人）。首尔大学法学院的录取人数方面，京畿高中以28人位居第一，庆北高中和首尔高中以22人并列第二。第四位是光州第一高中，录取13人，第五位是庆南高中和釜山高中，各录取11人。1967年的统计数据明确地表明，庆北高中比任何其他名牌高中都更加偏爱法学院，而这正是今日庆北高中力量的最重要的基础投资。
● 截至1981年10月底，庆北高中出身的检察官共有44名，法官54名，开业律师32名，总计130名。如果加上55名正在军事法院担任法务官以及通过司法考试正在研修院接受培训的人员，总数则为185名。截至1990年4月，全国776名检察官中，庆北高中出身的约占9%，共有71名。在37名检察长级别的人物中，除了首尔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朴钟喆之外，还有釜山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金东哲、清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郑京植以及最高检察厅总务部长郑城镇。京畿高中出身的检察官最多，超过80名，庆北高中位居第二。庆南高中、釜山高中、首尔高中和庆福高中则远远落后。在那些为管理庆北高中人脉发挥核心作用的人中，也有很多是法律界人士。庆北高中总校友会会长郑喜泽先生是原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第19届毕业生，在校友聚会中总是扮演着领头人的角色。前法务部长官吴铎根和现任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徐东权都曾担任庆北高中棒球队后援会会长，由此可见他们积极参与校友会事务。郑喜泽先生在日本殖民时期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的司法科，解放后曾作为思想检察官活跃于政界。他曾担任最高检察厅检察官和首任中央搜查局局长，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还曾担任立法议员和民主正义党创党副委员长，并曾担任监查院长。他曾担任首尔地区校友会会长、庆北校友会会长和庆北法律界校友会会长等职务，是庆北高中校友会的代表人物。
培养了24位长官级官员
庆北高中是一所培养出总统（卢泰愚）、国会议长（李孝祥）、大法院长（金容喆）和国务总理（申铉碻）的学校。执政党代表也曾有三位（白南檍、朴浚圭、卢泰愚）出自该校。庆北高中出身的历任长官共有24位，他们共担任了37次长官职务。如果加上国家安全企划部长等部长级要职的经历者，则共有27位。庆北高中出身的长官们曾担任过17个不同部门的职务，加在一起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内阁。李承晚政权时期有1位，张勉政权时期有1位，朴正熙政权时期有15位，全斗焕政权时期有8位，卢泰愚政权时期有4位。
庆北高中出身的官员传统上在内阁四大实权部门——经济企划院、内务部、财政部和法务部——势力强大。这从长官人数上也可以看出。自第三共和国以来，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曾四次担任内务部长官，严敏永先生两次，卢泰愚和郑镐溶先生各一次。千炳圭、徐奉均、金满堤和司空壹先生各担任过一次财政部长官。裴泳镐、吴铎根和丁海昌先生各担任过一次法务部长官。申铉碻、金埈成和金满堤先生各担任过一次经济企划院院长（相当于部长），曾担任检察总长的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也有三位，分别是郑畅云、吴铎根和徐东权先生。在法务部，裴泳镐长官（庆北高中第15届）和吴铎根次官（第21届）曾在1969年至1971年间共同工作了两年。
庆北高中出身的国会议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制宪国会时期，有2名庆北高中出身的议员；第二届有3名；第三届有2名；第四届有6名；在四一九运动后举行的第五届选举中，有6名；在第三共和国的首次大选——第六届选举中，有2名；第七届有8名；第八届有5名；第九届有12名；第十届有10名；在第五共和国的第十一届选举中，有9名当选。在目前的第十三届国会中，共有15名议员，他们都隶属于民主自由党。庆北高中出身的议员人数仅次于京畿高中，位居第二。
权力部门的庆北高中人脉集中且高效地分布在青瓦台、军队检察机关、国家安全企划部、警察、国税厅等核心部门，而在其他一般部门则相对较弱。在农水产部，有16名科长级以上干部，但没有一位是庆北高中出身。釜山高中出身的有3人，包括李丙基次官。在体育部，7名科长级以上干部中，只有国际体育局局长曹英承一人是庆北高中出身。在保健社会部，也只有卫生政策局局长柳元夏一人是庆北高中出身。首尔市的科长级以上干部（包括区厅长）共有78名，其中庆北高中出身的有江南区厅厅长金文钟、文化观光局局长都明正和汉江管理事业所所长崔善吉等3人。首尔市科长级以上干部中，清州高中和庆东高中出身的人数最多，各有5人。财政部的科长级以上干部（包括部长和次官）共有35名，其中京畿高中出身的人数最多，有12人，庆北高中出身的有第二次官补白源九、储蓄审议官李晶载和候任驻美财政官许鲁仲等3人。庆北高中出身的次官级官员包括经济企划院的李镇卨、外交部的柳宗夏、科学技术处的崔永焕、文化部的许万逸以及工业振兴厅厅长朴容道先生等。
庆北高中出身的现任和前任要员
图略
李时炯博士的诊断
曾撰写多部畅销书，如《让我们凭胆量活下去》等的高丽医院精神神经科医生李时炯博士是庆北高中第34届毕业生。他笑着说自己“毕业于庆北初中-庆北高中-庆北医科大学，是纯正的庆北人”。我们请他分析一下大邱人和庆北高中人脉的特点。以下是他讲话的节选：“庆北的北部地区是开化最晚的地方，儒家文化和两班文化在这里长期传承。每个村庄都有书堂文化，各个宗族都以强大的自豪感支撑着。衡量自豪感的一个标准是出人头地，即通过科举进入官界。朝鲜王朝后期，庆北地区在中央官职上受到排挤，或许是因为这种积怨，在贫瘠的土地上，人们对人才的教育投入很高，这体现在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即权力导向的倾向。庆北高中的学风也最重视仕途，这一点可以从报考法学院的人数众多得到证明。
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似乎非常适合担任参谋型角色。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对待上级非常认真。看到庆北高中出身的人认真倾听上级指示的诚恳态度，就会觉得他们作为上级可以信任和使用的下属非常合格。这大概得益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或许这也是庆北高中出身的人能够在组织中很好地适应的原因。大邱人的撒娇非常厉害，他们很擅长向上级撒娇，但这需要上下级之间存在信任关系。正是因为这种能够缓和僵硬上下级关系的撒娇，大邱人的人际关系似乎普遍不错。大邱的社会流动性较小，带有浓厚的农村文化氛围。正因为是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如果不能维护人际义理，就难以生存。这种氛围可能导致排外，但也正是维持像庆北高中校友会这样紧密凝聚力的因素。
在韩国，高中同学关系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在高中时期的人格形成过程中，忠诚和信任起着最大的作用。朋友之间经常发誓，分享很多友谊，因此这个时期的朋友关系能够长久维持。大邱人的缺点是，由于过于重视人际关系，往往公私不分，并且不熟悉法律文化。在大邱社会，如果试图通过诉讼解决金钱问题，会被人指责。由于彼此熟识，他们不愿输给别人的好胜心也很强。大邱青年会议所甚至发起了一项名为“让我们好好说话”的运动。
庆北高中出身的现任国会议员（民主自由党）
图略
封闭的大邱社会的影响
如果说庆北高中人脉的权力导向性根植于庆北两班文化，那么他们的团结力则源于大邱社会的封闭性和同质性，这种分析似乎很有道理。大邱被称为“朝鲜北部人无法立足的地方”，“即使在酒吧女郎中也找不到湖南人”。甚至有釜山出身的公务员表示“难以在大邱生活”。约85%的大邱市民出生在庆北和大邱地区，约90%出生在庆尚道地区。出生在全罗道并在大邱居住的人仅占约1.7%（1985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约71%的釜山市民出生在庆南和釜山地区，约86%出生在庆尚道地区，出生在全罗道并在釜山居住的人约占7.3%，比大邱开放。
根据某舆论调查机构对大城市消费倾向的调查显示，大邱市民在购买汽车、冰箱、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方面，总是超过首尔和釜山，保持着最高的消费倾向。大邱有8家百货商店，而人口约为大邱两倍的釜山只有7家。按百货商店的营业面积计算，大邱约为6万坪，釜山约为3万8千坪（1988年数据）。大邱每40人拥有一辆私家车，而釜山则是每50人一辆。李时炯博士认为：“大邱市民的消费倾向高，我认为并非是因为财富积累雄厚，而是因为在熟人社会中，不愿输给别人的好胜心所导致的虚荣意识，从而形成了奢侈之风。”在国外，校友关系也很重要，但通常以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名牌大学为中心，而不是以高中为中心。以高中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是将学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前现代人际关系。
庞大的管理者集团
1960年毕业的庆北高中第41届被认为是庆北高中校友中最“强大的届别”。这些主要在47至48岁的同届毕业生，在社会各领域担任核心实务负责人。除了朴哲彦之外，还有青瓦台负责监察的秘书官金荣馹、国家安全企划部长特别助理孙普坤、许清一（前民主正义党议员）、玄胜一（国民大学法律政治大学教授）、都在承（外交部书记官，曾在黎巴嫩被绑架后获释）等都是第41届的知名人士。第41届同届毕业生中，居住在首尔的有310多人，在庆北高中校友中人数非常多。
他们的职业分布如下（1988年数据）：大型企业管理者75人（24.2%），个体经营业主76人（24.5%），银行干部16人（5.20%），第二金融圈4人（1.3%），国有企业8人（2.6%），约一半在实业界活动。军人13人（4.2%），高级公务员28人（9%），法律界人士3人（0.9%），国会议员1人，国家安全企划部1人，约15%在政府机构工作。教授及教师12人（3.9%），医生·药剂师11人（3.5%）。实业界和官界是第41届同届毕业生的两大主要发展领域。
与其他届别一样，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也大量涌入银行系统。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不太具有创办大型企业、开拓新市场等冒险精神，但他们占据了管理大型组织、制度和资金的许多职位。大型企业干部、银行干部、将军、高级公务员等代表了这类管理者集团，在第41届毕业生中约占50%。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在后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进入了权力、法律和金钱的管理者行列，而这些领域的影响力最大。如果将京畿高中出身的人与庆北高中出身的人进行比较，会发现他们在社会发展方向上略有不同。以1956年毕业生为例，京畿高中出身的人在企业管理者领域明显多于庆北高中，而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在公务员、法律界、军人、警察领域则超过了京畿高中。
这种趋势在比较两校1960年和1965年的毕业生时也类似。1956年、1960年和1965年毕业生的综合职业分布排名如下：
庆北高中： ①个体经营业主（26.8%） ②大型企业管理者（24.1%） ③公务员（9.7%） ④银行（7.4%） ⑤教授（3.7%）
京畿高中： ①大型企业及第二金融圈管理者（31.4%） ②个体经营业主（23.7%） ③银行及第二金融圈（7.9%） ④医生·药剂师（6.9%） ⑤公务员（4.7%）
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与京畿高中出身的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在官界发展方面更具优势。在权力能够掌控金钱的韩国社会结构下，这正是确保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拥有强大力量的秘密所在。
2. 凝聚力的本质
一种同族群体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庆北高中校友具有一些明显的集体特征：
·娶庆北女子高中毕业的妻子很多。
·组织呈现多元化，组织的腰部和下部比头部更强壮。
·通过婚姻，形成了姻亲、连襟等复杂的亲属关系的情况很多。
·彼此经常见面。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记者个人对庆北高中人脉的看法大致如下：
·初次见面后会询问对方的家乡。
·言行谨慎，礼貌周到。
·政治敏感性强。例如，即使公开批评卢总统，但在关键时刻也会团结一致地支持他。言行不一的情况很多，与单纯、纯真、直率相去甚远。
·有毅力。
·庆北高中人脉受到不公平重用是事实，但很难听到“因为某人是庆北高中出身，所以即使没有能力也身居要职”的说法。
一位媒体人士在比较庆北和庆南人的气质时说：“最典型的庆南人可能是全斗焕，最典型的庆北人可能是卢泰愚。”“如果比较全斗焕·金泳三·许文道等庆南人和朴正熙·卢泰愚·朴哲彦，差异会立刻显现出来。庆南人直率、自我中心、英雄主义倾向强烈，但缺乏后劲；而庆北人则谨慎、复杂，不轻易表露内心。”
卢总统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典型的庆北高中出身的人。这体现在他谨慎的思考方式、圆滑的人际关系和顽强的权力意志上，也体现在他对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的重用以及他的家庭背景上。夫人金玉淑女士毕业于庆北女子高中，弟弟卢载雨也毕业于庆北初中。总统与比他低一届的庆北高中毕业生金复东是连襟关系。可见，他与庆北高中和庆北女子高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卢泰愚总统的同届同学，前农水产部长官郑韶永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原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第12届毕业生，他的哥哥郑元永（曾任庆北高中棒球队后援会会长、第一妇产科医院院长）也是庆北高中高三届的学长。原法务部长官裴泳镐是郑韶永的姨父，他是原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第15届毕业生。与郑韶永低6届的庆北高中毕业生，新罗贸易公司社长朴埈亨是他的妹夫，而郑韶永的妻子是他的高中学长，前国会议长李孝祥的女婿朴载阳（前大邱银行监事）的姐姐。
● 前共和党议长白南檍的妻子是白南檍在原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的学妹，也是前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朴浚圭的姐姐。朴浚圭的妻子是朴浚圭在原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的学弟赵云海的堂妹。曾担任财政部长官的千炳圭的妻子是曾担任检察总长和法务部长官的庆北高中低两届的学弟吴铎根的姐姐。
● 申铉千先生（前庆尚大学校长）是庆北高中第26届毕业生，是第20届毕业生、前总理申铉碻的弟弟。在高朴总统时期，他曾担任青瓦台政务秘书官（负责文教·社会事务），在申铉碻担任总理期间的1980年3月被任命为校长。申铉碻、申铉千和申铉贞（第32届毕业生，首尔市立江南医院院长）三兄弟都是庆北高中校友，并且都是博士。
● 已故前国会议长李孝祥的两个儿子李文熙（第32届）和李文助（第40届）也毕业于庆北高中，父子三人都是博士。
● 宋镇勋（第40届，大邱高等法院部长法官）、宋镇贤（第52届，首尔地方法院法官）兄弟以及他们兄弟之间的宋镇赫（第42届，中央日报评论员）三兄弟也是著名的庆北高中校友兄弟。
相互提携
● 在一本名为《庆脉65年》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李源京校友就任文公部长官后，任命当时还是事务官的许万逸校友为秘书官。通常情况下，长官秘书官属于特别委任职位，但提拔许校友显然是出于学长的关照。”
● 1979年12月，申铉碻内阁成立时，申总理将时任商工部次官的裴相稶提拔为递信部长官。裴长官不仅是庆北高中的学弟，还是同乡后辈，并且在申总理担任大邱大学（现岭南大学）教授时是他的学生。申先生在担任商工部矿务局局长期间，将通过高等考试行政科进入官场的裴相稶吸纳到矿务局并加以照顾。裴相稶之后在商工部工作了25年，历任矿务局局长、专利厅厅长，最终升至次官。申总理还留任了庆北高中的学弟朴东镇担任外务部长官，任命了首尔新闻监事、庆北高中的学弟文胎甲为总理秘书室室长，并提拔了时任文公部公报局局长、庆北高中的学弟黄善弼为公报秘书官。黄先生在担任《东亚日报》记者期间，曾被庆北高中的学长、时任文公部长官李源京提拔为文公部宣传调整官，可见他受到了两位学长的提携。申铉碻先生在担任自由党复兴部长官期间，曾提拔当时是记者的庆北高中第32届毕业生郑春泽为秘书官，为他日后升任外换银行行长铺平了道路。
● 申铉碻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在金成坤先生的双龙集团担任双龙水泥社长，当他决定进入政界时，曾打算推荐他的庆北高中同届同学、时任三星物产社长郑寿昌作为他的继任者，但由于郑寿昌去了斗山集团，他便推荐了比他低三届的学弟徐圣泽，并将社长职位转让给了他。
● 前《首尔新闻》社长文胎甲的经历体现了庆北高中学长们接力提携后辈的传统。文先生是庆北高中学长金成坤先生信任的记者，他在东洋通信工作了15年，历任政治部部长、编辑部副局长，并于1973年当选为维新政友会议员。1979年，他回到《首尔新闻》担任监事，同年底被庆北高中的学长、时任总理申铉碻任命为总理秘书室室长。文先生在1978年主导成立了庆北高中校友会中的精英团体——庆信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卸任总理秘书室室长后，他还曾担任《首尔新闻》社长、泛民族奥林匹克推进中央协议会本部部长等职务。他的哥哥始甲是一位外科医生，是庆北高中第27届毕业生，而民主自由党议员文熹甲是他的高中学弟兼堂弟。他在辞去《首尔新闻》社长一职时，也将职位转让给了庆北高中的学长李禹世先生。
● 最近，体育部的三大要职——部长、次官、国民体育振兴公团理事长的人选发生变动，再次引发了关于庆北高中人脉的议论。有传闻称，前民主正义党总务郑东星原本是李汉东议员派系的人，但在转向亲朴哲彦派系后成为了部长。而次官一职则任命了像部长一样没有任何体育经验的金容钧律师。金律师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曾与朴哲彦部长一同在国家保卫立法委员会法律事务小组委员会工作，并担任民主正义党东莱乙区党委员长。
权力分散的组织
在朴哲彦的次官推荐传闻甚嚣尘上之际，这次轮到前泛民族奥林匹克推进中央协议会本部部长文胎甲被内定为国民体育振兴公团理事长。文先生以挤走任期还有两年的金玉珍理事长的方式上任，这在体育界引发了不满，他们纷纷猜测是他的堂弟文熹甲议员和朴哲彦在幕后运作，并指责“那些没有体育经验的人通过政治运作掌控了体育界的领导层”。庆北高中首尔地区校友会的会长是高丽医院理事长赵云海先生。
首尔地区校友会1989年度的预算为3342万韩元，其中约70%来自各届校友的会费和会长赞助。首尔地区校友会办公室位于双龙大厦3楼的一个约5坪的房间，这是已故的金成坤先生（庆北高中人脉中的重要人物）永久租借给他们的。首尔地区校友会后来购置了新的写字楼并搬迁，目前正在进行一项3亿韩元的筹资项目。首尔地区校友会的常驻工作人员有两位，分别是事务局局长卢正植先生和一位女职员。与庆北高中校友的声势相比，校友会办公室的规模较小，这是因为庆北高中校友会是以届别为中心运作的。据说，有些届别的校友会拥有独立的办公室，运营预算甚至超过了总校友会。庆北高中校友组织与其说是中央集权式的，不如说是地方分权式的；如果与政治制度相比，与其说是总统制，不如说是内阁责任制。庆北高中校友组织的优势在于，不仅头部强大，腰部和下部也更加强健。
庆北高中校友组织的特点是自主性和多元化。虽然不属于总校友会的直属机构，但可以看作是外围组织的有老童校友联谊会、庆信会、庆脉会、庆绿会、庆白会和庆脉登山会。老童会是由日治时期就读于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的老年校友组成的组织。庆信会是解放后毕业于庆北高中，年龄在40多岁至50多岁的知名人士的聚会，是庆北高中校友中的核心人物的组织。它成立于1978年，由各届校友会推荐的人缴纳数十万韩元以上的会费后方可加入。现有会员400余人，现任会长是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朴宇熙先生。白南檍、申铉碻、金埈成、吴铎根、朴东镇、金容喆、李源京等担任顾问，卢泰愚、权宁珏（建设部长官）、权五琦（东亚日报副社长）、文胎甲（前首尔新闻社长）、徐东权、郑镐溶、金复东、咸泰埇（长期信用银行行长）、郑韶永（前农水产部长官）、郑春泽（前外换银行行长）、金满堤（前财政部长官）、李钟九（陆军参谋总长）、卢载雨（总统弟弟）、朴钟喆（首尔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姜信玉（民主自由党议员）、丁海昌（前法务部长官）、徐荣泽（国税厅厅长）、李镇卨（经济企划院次官）、李秀正（总统公报首席秘书官）、金荣馹、朴哲彦、孙普坤、曹海宁（内务部地方自治制度准备团团长）、李海凤（总理室第三调整官）、崔基洪（首都防卫司令部参谋长）、安泽秀（周刊新闻编辑局局长）等在社会各领域发挥核心作用的人士都加入了庆信会。
国内派
庆脉会是一个由150多名会员组成的50多岁以上老年校友的高尔夫球聚乐部，而庆绿会则是40多岁至50多岁校友的高尔夫球聚乐部。庆白会是网球爱好者俱乐部。庆北高中校友非常重视每年5月在母校大邱高中操场举行的庆脉节。今年是第18届庆脉节。数千名庆北高中校友携家属从全国各地赶来，进行为期两天的棒球、围棋、掷骰子等活动，整个大邱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以庆北高中第43届为例，同届毕业生约有700人（包括庆北初中毕业生），其中居住在首尔的有210多人。移民到美国的同届毕业生有20多人，与其他名牌高中相比，人数非常少。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有时会自称为国内派。京畿高中第52届（1956年毕业）共有474人，其中约30%即147人居住在海外。庆北高中第43届居住在首尔的校友还以工作地点为中心组织了地区分会，如明洞会、西小门会、西南会、西江会（瑞草区·江南区）等。据说他们每月按分会聚会一次，出席率高达30%至40%。第43届毕业生还组织了网球、高尔夫、登山等兴趣小组，每周都会举行活动。
在法律界工作的庆北高中校友组织了庆法会，以维持彼此间的联系。这种按职业（或工作单位）划分的校友组织也非常完善。在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的妻子中，毕业于庆北女子高中的人数尤其多。庆北地区的男女高中中，这两所学校都是佼佼者，因此自然而然地通过婚姻结合的情况很多。甚至有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开玩笑说：“如果妻子不是庆北女子高中毕业的，会感到被排斥。”庆北女子高中毕业的妻子们也经常聚会，因此内外联系非常紧密。因此，他们之间互相介绍对象的情况很多。庆北高中出身的甲先生娶了同届同学的妹妹，而甲先生的姐姐则嫁给了庆北高中的学长，这种姻亲关系非常普遍。以社会流动性不高的的大邱社会为背景，这种独特关系的扩散使得庆北高中校友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和复杂的组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同族群体。
庆北高中第41届毕业生，外换银行长安洞支行行长李良武说：“我们可能比家人更经常与同届同学见面。星期天几乎都和同届同学一起运动玩耍，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甚至有‘有朋友，有老婆’的玩笑。”最近一位丧妻的庆北高中毕业生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最近总是觉得对不起先走的妻子。因为我太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了，校友们经常不分时间地来我家，即使过了晚上12点，也喊着要酒要饭，使唤我的妻子，我想她身体不好可能就是这么拖垮的。”
不看别人脸色
庆北高中的凝聚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学缘和血缘的联系，而且组织呈现多元化，彼此经常见面。经常见面自然会产生感情，加深义气，团结力也必然会增强。一位毕业于京畿高中的公务员说：“我们即使有十个人，也彼此没有联系，各自为战；而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则像一条直线一样紧密相连，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政务第一长官朴哲彦的同届校友会几年前成立了一个名为“青民会”的组织，实际上是朴长官的后援会。“青民”是朴长官的号。“青民会”的成员主要是经营中小企业的业主。据说入会费高达数百万韩元，基金总额接近10亿韩元。在去年2月10日举行的庆北高中第70届毕业典礼上，朴哲彦以青民会会长的身份向学校捐赠了400万韩元的奖学金。
去年底，京畿高中出身的公务员曾打算以时任总统秘书室室长洪性澈、国防部长官李相薰、民主自由党议员李钟赞等京畿高中出身的高级官员为中心举行年终聚会，但由于很多人劝阻说“会引起误解”，最终未能成行。一位京畿高中出身的高级公务员说：“我们曾经也想成立一个积极支持李钟赞议员的组织，但由于李议员谨慎，校友们也比较消极，所以未能成功。”他说：“这就是我们与那些不看别人脸色就支持朴哲彦的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的不同之处。京畿高中出身的人就像沙子，而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则像黏土。”虽然有人羡慕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不看别人脸色、交往广泛的“胆量”，但也存在批评他们“更重视私人组织而非公共组织”的声音。同样，虽然有人批评京畿高中出身的人过于看重别人脸色是“缺乏主见”，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公开炫耀地缘和学缘关系的健全常识”。 一位毕业于釜山高中的律师说：“如果京畿高中出身的人以他们众多的人才为中心，像庆北高中那样采取集体主义行动，韩国早就沉没了。”他认为，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的集体主义是前现代的，而京畿高中出身的人的个人主义反而更适合民主社会。
一位庆南高中出身的中层媒体人士这样说道：“在1987年大选时，我有一位庆北高中出身的同事记者。这位记者是倾向于在野党的，但他的校友们每天都给他打无数个电话，问他‘为什么昨天没有参加（支持卢泰愚候选人的）聚会？’我在旁边看着都替他难过。那段时间，庆南高中的同届校友举行了夫妻同行的聚会，在这种场合谈论政治不太合适，所以大家都在闲聊。这时，一位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同届同学走上讲台，问道：‘这里有没有毕业于庆南女子高中的女士？’然后他说：‘毕业于庆南高中的男士们会投票给金泳三前辈，但没有毕业于庆南高中的女士们不要跟着丈夫，请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我看到庆北高中和庆南高中出身的人如此不同的行为方式，就觉得这次选举金泳三输定了。”
私人组织的体制化
要研究庆北高中出身的政治家的行为方式，有必要研究首尔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因为现在在权力核心深处发挥作用的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大多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首尔大学法学院在校生的毕业高中分布中，京畿高中出身的人数总是最多。第二位是首尔高中和庆北高中，人数相差不大，其后依次是庆南高中、釜山高中、庆福高中、光州第一高中和全州高中出身的学生。庆北高中出身的学生组建了反京畿高中的联合阵线。也就是说，他们与首尔高中和庆南高中出身的学生联手，约定这三所高中的学生轮流担任学生会主席，结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京畿高中出身的学生在学生会主席的选举中屡屡落败。在20世纪60年代末，京畿高中出身的学生曾与光州高中、全州高中和釜山高中出身的学生结盟，试图挑战这个以庆北高中为中心的卡特尔。在釜山高中校友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学生反对说：“在大学选举中按毕业高中拉票是不符合知识分子身份的行为”，因此釜山高中的选票未能集中投给京畿高中的候选人。最终，这次挑战失败了。有人借此事件比较了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在政治行动上的卓越能力，以及釜山高中出身的人直率但缺乏战略思维的特点。
有人说，通过三党合并产生民主自由党，以及最近在缺乏庆北高中出身的合适人选时，推举亲庆北高中人士担任要职的用人趋势，是部分庆北高中人脉由来已久的惯例。最近的内阁改组中，朴哲彦部长推荐庆南高中出身、与朴哲彦关系并不密切的金淇春担任法务部长官，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牵制检察总长。
庆北高中出身的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善于建立和运作私人组织。这得益于以紧密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庆北高中校友组织。由于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大的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群体本身就是韩国最大的私人组织。公共组织以法律法规和合理化效率为存在基础，而私人组织则以人际关系或共同利益为存在基础。韩国最著名的私人组织“一心会”是由全斗焕、卢泰愚、金复东、郑镐溶、权翊铉、白云泽等大邱出身的军官组成的，其核心是庆北高中出身的人。
公务员参与竞选活动
庆北高中人脉运作的另一个最新的私人组织是朴哲彦的月桂树会。1987年7月，月桂树会在世宗文化会馆后面的皇家大厦520号室设立了指挥部。他们挂着“电脑研究所”的幌子，内部则称为DQ（Data Quest）。朴先生以点对点的方式运作该组织。月桂树会在全国拥有40多个分会，每个分会都独立命名，伪装成独立的组织。例如，首尔的地区分会分别被称为西部文化研究会、八公会、心志会、庆脉、金进会等。釜山的分会组织被称为地区问题研究所、青少年问题研究所，光州分会是无等会，忠北分会是忠佑会，大田分会是青林会，以此类推。月桂树会的主要干部都是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月桂树会的组织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庆北高中的私人组织文化。据说，月桂树会的发起人或核心人物包括姜在涉议员、现任事务局局长金正一（前韩国海员工会联盟企划室室长，第41届）、体育部国际局局长曹英承（第41届）等。月桂树会的成员大多是私营企业主，他们自行筹集运营资金。
月桂树会的发起人包括朴先生在内，还有姜在涉（时任国家安全企划部工作人员）、曹英承（时任首尔奥运会组委会派遣工作人员）、朱惠兰（龙山区卫生所所长）等四名公务员。这再次暴露了部分庆北高中人脉公私不分的缺点。这些公务员的竞选干预行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会因违反选举法而受到刑事起诉，但他们之后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鼓励。卢总统没有将月桂树会的管理交给民主正义党，而是交给了他的亲戚朴先生，使其彻底成为了一个私人组织。众所周知，这成为了民主正义党内部不和谐的一个因素。
朴哲彦议员私下里有时会说出一些大胆的话： “我从全斗焕总统时期起，就致力于让卢泰愚当选总统。” “我组织并运作了总统选举中的月桂树会。” 全斗焕总统时期，朴先生曾担任青瓦台秘书官和国家安全企划部长特别助理。他为两位主人效力固然有问题，但他以公务员身份深度介入总统选举的意图是什么呢？朴议员的一位亲信说：“现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尽管如此，他以炫耀的姿态谈论本应隐瞒的公务员竞选活动案例，从中可以看出部分庆北高中出身的人所拥有的自信和超法律的特权意识。如果国家安全企划部特别助理公开支持金大中候选人，会发生什么呢？一位曾采访过月桂树会的记者批评朴先生的态度是“法律原本就是用来约束弱者的”，并表示更担心月桂树会秘密结社的性质。
3. 人脉的历史
庆北高中人脉的历史演变
在5·16军事政变之前，庆北高中人脉反而更多地表现出反体制、反政府的倾向。解放后，大邱曾被称为“韩国的莫斯科”，可见左翼势力根基之深厚。而这些左翼势力的核心人物大多毕业于大邱高等普通学校。
1928年9月发生的“大邱学生秘密结社事件”的核心人物包括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的张的宇、尹章赫、金一植、李相吉、白允南等人。解放后，他们隶属于朴宪永派系，形成了大邱·庆北地区共产党活动的领导班子。1946年1月大邱暴动后，他们纷纷越境北上或逃亡。在朝鲜战争期间，有左翼背景的人遭受了无差别的屠杀。后来成为庆北高中人脉最大人物的金成坤也曾是吕运亨主导的建国准备委员会下属的庆北人民委员会财政部长。当时的宣传部长是黄泰成，他在大邱暴动后越境北上，但在5·16军事政变后南下时被捕并处以死刑。金成坤和黄泰成还是普成专门学校的校友。曾负责调查黄泰成事件的前情报部长金在春说：“黄泰成下来后最想见的人就是金成坤。”
现在被称为执政党城市的的大邱，在自由党时期却是著名的在野党城市。这种在野党势力的根源在于昔日的左翼势力及其活动所造成的受害者之间的联系。庆北高中以1960年的2·28民主运动为荣，这场运动点燃了4·19学生运动的导火索。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学生会副会长李大雨，他现在是釜山大学的教授。李先生在第13届国会议员选举中代表民主党在釜山参选，但败给了民主正义党的金镇载议员。4·19学生运动后，政权更迭，大邱成为教师工会的发源地和被屠杀者遗属会的总部，再次展现了其昔日的反抗倾向，直到遭遇了5·16军事政变。
5·16军事政变后，朴正熙议长邀请严敏永先生担任最高会议议长的顾问。当时已经积累了丰富阅历的严先生扮演了朴议长的政治家庭教师的角色。严先生是原大邱高等普通学校第15届毕业生，与白南檍、金成坤是同班同学。他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在校期间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的行政科，解放前曾担任全北任实郡郡守和茂朱郡郡守。在美国军政时期，他曾担任全北农产局局长和全南农林局局长。政府成立后，他转任首尔大学法学院教授，后又担任庆熙大学法学院院长。在4·19学生运动后的参议院选举中，他在全北道当选。作为一位杰出的策略家，严先生通过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势力出谋划策，率先在权力核心播下了庆北高中人脉的种子。毕业于大邱师范学校的朴正熙，由于他的同学大多从事教师职业，因此未能从同窗那里获得太多帮助。他也曾咨询过大邱师范学校的同学，如黄龙珠、曹增出、王学洙、徐延贵等人，但作为人才库，没有哪所学校能像大邱高等普通学校那样拥有如此大的容量。
人脉巨头金成坤
通过严敏永的引荐进入共和党的庆北高中人脉包括李孝祥、白南檍、金成坤和朴浚圭等人。白南檍和金成坤后来与金振晩、吉在号一起，作为共和党内朴总统的嫡系势力，形成了“四人体制”，牵制了独立性较强的金钟泌势力，从而左右了政局。据当时担任院内总务的金龙泰回忆，提出修宪允许总统三连任的人正是时任内务部长官的严敏永。而主导通过三连任修宪案的正是以金成坤为首的“四人体制”，可见其构想和实施都由庆北高中人脉完成。作为共和党的财政委员长和国会财政经济委员长，金成坤掌握着政界的命脉，他凭借个人魅力和手中的权力，叱咤风云一时。庆北高中人脉也在金成坤的庇护下，在中央政治舞台上扎下了根基。申铉碻、金埈成、郑寿昌和郑喜泽等人都是曾在金成坤帮助下成长的庆北高中人脉中的老一辈人物。特别是申铉碻，在金成坤去世后，成为了庆北人脉的象征性长者，至今仍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政。申铉碻之所以能在官场和政界取得巨大成就，也离不开金成坤的大力支持。1985年由星谷纪念事业会出版的《没啥事吧——星谷金成坤先生逸闻集》不仅介绍了金成坤的人格魅力，还饶有趣味地展现了庆北高中人脉的一个侧面。
● 民主自由党议员南载熙说：“金成坤和柳珍山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型政治家。”南议员还说：“如果他们出生在日本，很可能就会那样；如果像他们在共和党后期所设想的那样，朝着内阁责任制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政治会进步得多。”
● 朴权相先生（前《东亚日报》编辑局局长，现《时事周刊》编辑）曾问过金成坤先生的亲信秘书，中秋节和年末的慰问金通常会送给多少人。“几百人肯定不止吧？政治家、媒体人、官员、知识分子等等……可能超过一千人了吗？”那位亲信想了很久，然后说：“一千人当然不止，应该说是几千人。”几千人就是两三千人，要拜访如此多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并送上慰问金绝非易事。据说需要很多人分工合作，提前几周就开始挨家挨户、单位地拜访。如果每人5万韩元的慰问金，那就是1亿韩元。在20世纪60年代，1亿韩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亿韩元。据说金成坤在送钱方面严格遵守原则，绝不亲自送，送了也不张扬。而且，金成坤送出的钱本来就不应该进入他个人的口袋。
棒球热潮成为凝聚力中心
1978年美国众议院弗雷泽小组委员会发布的庞大调查报告（《韩美关系报告》）指出：“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权力中心有金钟泌、金成坤、金炯旭和李厚洛。”报告认为，在金钟泌的资金来源被切断后，金成坤等三人瓜分了政治资金的募集渠道，这意味着利益的分割。1971年，首尔地铁建设进行了招标，最终由三菱等日本商社联合体中标。后来查明，日本公司以高于日本国内价格两倍的价格向韩国出售车辆，获利约19亿日元，其中9亿7千万日元以佣金和回扣的名义支付给了金成坤。1969年，向海湾石油公司索要1千万美元政治献金的也是金成坤。海湾石油公司董事长博勃·多西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作证说：“金成坤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第一个如此粗鲁和苛刻的资金募集者，我从未像那天那样受到侮辱。”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份侮辱，海湾石油公司最终以3百万美元的价格向共和党捐赠了政治献金。
金成坤因1971年10月的抗命风波而退出政界。由于在野党提出的对内务部长官吴致成的不信任案中，共和党内的“四人体制”势力表示赞同，这激怒了朴总统。金成坤被情报部门带走，遭受折磨后被迫退出共和党。金成坤当时正构思一种类似于双元执政的内阁制改宪方案。他的设想似乎是，在1975年朴总统卸任后，重新推举他为只负责外交和国防的总统，而内阁则由他们掌控。但当时朴总统正计划通过维新宪法走向永久执政的道路，可见金成坤完全误判了总统的心意。
卢泰愚和朴哲彦等人试图推动的内阁制改宪的核心内容与20年前金成坤的构想一脉相承。从庆北高中人脉的历史来看，这已经是第二次挑战了。而且，如果考察庆北高中人脉的特点，可以发现其具有内阁制的文化。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似乎多为参谋型人才。在那些具有平地突起式英雄气概的人物手下，有很多能够提供谨慎周密的智谋，或者以圆滑的人际关系为武器，擅长幕后谈判的人。更重要的是，庆北高中人脉中有很多能够成为中间层领导的人物，如果改行内阁制，他们或许能找到比总统制更适合自己发展的舞台。在庆北高中人脉崛起的同时，庆北高中棒球队也突然变得强大，开始横扫全国大赛。1967年，他们获得了总统杯和青龙旗，次年又夺得了黄金狮子旗，实现了“三冠王”。庆北高中棒球队还将分散在首尔各地的庆北高中毕业生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一个让他们感受到人脉和一体感的中心。庆北高中棒球队发挥了具体化庆北高中人脉的政治功能。棒球场变成了庆北高中校友会，通过支持棒球队，庆北高中校友的团结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4. 媒体制造的神话的虚构
金复东神话的真相
庆北高中出身的人在中央媒体界相对较弱。即便如此，在庆北高中出身的媒体人中，也有一些人进入了政界。代表性的例子包括民主自由党议员金润焕（原《朝鲜日报》记者）、青瓦台公报首席秘书官李秀正（原《韩国日报》记者）、民主自由党议员崔在旭（原《东亚日报》记者）以及前文化放送公司社长黄善弼（曾任总统公报首席秘书官，《东亚日报》记者）等。一些庆北高中人脉试图通过顽强的对媒体策略来弥补在媒体界的弱势，而结果总体上是成功的。
其中，卢泰愚、金复东和朴哲彦这三个人，由于血缘和学缘的双重联系，可能是从媒体那里获得最大帮助的人。他们的关键弱点被“据说”之类的说法掩盖，细枝末节的行为被涂上神话色彩，夸大成强化他们政治地位的轶事。这三位庆北高中出身的人都因其在6·29宣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受到媒体的评价。我们的媒体普遍忽视了前总统全斗焕的作用，制造了一种既定说法，即这三人几乎是挑战全斗焕，从而促成了6·29宣言这一壮举。全斗焕在其中的角色则被一个新造词“6·29异说”含糊其辞地处理掉了。大多数媒体都将金复东先生捧为“6·29宣言的幕后人物”，并夸大了朴先生是“6·29宣言的长期策划者”。记者曾直接与金复东先生会面并询问此事。
金先生说，在1987年6月局势紧张期间，一些人士曾提议发起一场要求全总统下台的签名运动。金先生考虑到卢代表的处境，认为应该向他透露一下这种气氛。据说，在6月19日早上，当时有传言说军队准备出动，金先生去卢代表家共进早餐，并建议说：“全总统应该下台才能收拾时局。如果这很困难，你就应该站出来宣布接受总统直接选举制。”这就是金先生与6·29宣言相关的全部内容。当时，全总统反而正处于向卢代表解释6·29宣言内容的阶段。因此，金先生的角色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朴哲彦先生的角色也仅仅是将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人达成的协议形成文字，因此他既不是6·29的策划者，也不是主角。金复东先生被媒体描绘成“在12·12军事政变时，全斗焕将军集团曾邀请他加入，但他断然拒绝，并说‘军队干预政治一次5·16就足够了’的人”。金先生之所以能被大众视为“觊觎大权的人”，其道德基础在于他反对12·12军事政变。记者曾直接询问金先生反对的程度。
1979年12月12日晚上，第五军团副军团长金复东少将正与军团长崔永龟及抱川郡郡守共进晚餐。这时，值班军官传来消息，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些将军聚集在景福宫第30警备团，正在策划行动。金少将问道：“谁聚集在景福宫？”当听到全斗焕、卢泰愚、俞学圣等人的名字时，金少将脱口而出：“这些家伙最终还是惹出事来了！”当时，第五军团接到了来自陆军本部、第三军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的电话，传达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指示和请求。第五军团远离首尔，无法对首尔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金副军团长正在宿舍睡觉，午夜时分接到了电话。“是金将军吗？”是全斗焕联合调查本部部长。全将军说：“请帮帮忙！卢将军在我旁边，我让他跟你说。”据说，第九师师长卢泰愚请求第五军团不要采取行动。虽然无法详细了解当时金少将说了什么，但他并没有直接斥责全、卢两位将军，而且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他也无法说出那样的话。
媒体捧红朴哲彦
最终，金先生对12·12军事政变的反对只是一句私下谈话而已，远不能与那些在12·12军事政变中冒着生命危险服从陆军本部合法命令的众多军官的反对相提并论。然而，金先生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被描绘成英雄，是因为他对媒体毫无根据的美化报道采取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朴哲彦先生及其亲信一直向记者们这样解释朴先生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 在富川警察署性侵事件中，他主张拘留文贵童刑警。
● 他确实以国家安全企划部长特别助理的身份参与了《校园安定法》的起草，并向民主正义党官员解释了其合理性。但实际上，他在幕后推动的是不制定该法律的方向。
● 他确实参与了与4·13宪法保留宣言相关的准备工作，但这属于组织行为，而策划6·29宣言则是他个人的功劳。
朴长官对于对自己不利的角色，往往强调自己是“孤独的反对者”，并将责任推卸给“组织的命令”；而对于有利的角色，则不将其归功于组织，而是视为自己的功劳。无论个人提出多少反对意见，如果未能改变组织负责人的意愿，作为组织成员而言，这都算不上值得炫耀的事情。公务员社会普遍认为，将组织内部的事情拿出来，用于美化个人政治形象，是不符合公职人员道德的。一位曾在国家安全企划部与朴先生共事的人士说：“他似乎对第五共和国宪法怀有相当大的感情，我理解这是因为他参与了宪法的制定。”
在徐敬元议员（平民党）的调查引发全国关注之际，朴哲彦长官团队参加平壤庆典一事，尽管朴灿钟和李哲议员进行了揭露，但媒体仍以“访问朝鲜传闻”进行报道。许多记者在确认朴长官团队访问平壤的事实后，仍然使用了“据说”这个词。朴先生是拥有最多高级情报的新闻来源。记者往往对重要的消息来源手下留情。一位记者说：“朴先生像喂鸡一样散布信息来吸引记者。就这样，他突然被捧到了与拥有数十年资历的金泳三先生相提并论的地步。问题在于，他的‘饲料’什么时候会用完。一旦‘饲料’用完，‘鸡’就会开始啄他的脚后跟。”在访问朝鲜风波期间，卢总统指示民主正义党官员“积极向国民宣传朴长官没有去平壤”，结果导致执政党为了一个人而集体撒谎，这只会降低国民对总统的信任感。这个事件经常被用来说明卢总统对朴先生的偏爱。
几个月前，《中央日报》报道“经证实，去年平壤庆典期间，朴哲彦团队确实访问了平壤”几天后，一位著名的庆北高中出身的法学教授在与一位《中央日报》记者通话时，抗议说：“《中央日报》那样刁难朴长官，对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这位记者说：“我一直很尊敬这位教授，认为他是一位有良知的人，但接到他如此不理性的抗议，我感到非常惊讶。学者是追求真理的职业，而他竟然质问报道真相的记者‘这篇文章是出于什么目的写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再次深刻体会到了庆北高中校友意识的恐怖。”一些媒体管理层甚至会事先阅读关于朴哲彦先生的报道，并直接指示进行修改。他们甚至会对下属发脾气说：“如果这样刁难我们企业的靠山，以后怎么办？”
卢总统部门与郑镐溶先生部门会面后，3月26日郑先生宣布退选，舆论普遍批评这是“迫于压力而退选”。然而，一些媒体却刊登了舆论调查结果，声称更多的人支持郑镐溶先生退选，或者通过匿名专栏表达了“本质问题在于不应该参加补选的人退选了”的观点，从而“结果上”站在了执政党一边。一份晚报的固定专栏这样写道：“一度那些声嘶力竭地要求他退选的人，现在却像一个不应该退选的人退选了一样，改变了脸色。”韩国盖洛普进行的电话民意调查的提问是：“郑镐溶议员退选了。您认为这最终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使受访者指出“我也认为郑先生是不应该参选的人，但迫使他退选是错误的”，他们的回答仍然可能被处理为“结果上”是好事。
5. 走向内部崩溃
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政治活动
大邱补选因庆北高中出身的人之间的争斗而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对庆北高中、总统、朴哲彦以及民主自由党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卢总统为了击败与自己是庆北高中同届的郑镐溶候选人，派出了比自己低几届的庆北高中毕业生、经济首席秘书官文熹甲，并亲自出面劝说郑先生退选，这使得这次选举的意义被过度强调。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干预选举和金钱攻势，正在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其潜在的爆发力堪比韩国版的水门事件。这是由于民主自由党合并而自信心膨胀的庆北高中人脉的集体性错误。因此，这一事件让人观察到，达到顶峰的庆北高中人脉可能从此开始逐渐走向内部崩溃。
3月28日，民主党以违反《国会议员选举法》和《刑法》中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罪为由，向首尔地方检察厅起诉了包括卢总统、前总理申铉碻和时任国家安全企划部第一次长官安应模在内的6人。起诉书主张：“卢总统等人通过表示如果郑镐溶不退选，将在身份和财产上遭受损失，如果退选则会提供好处等方式，妨碍了候选人行使权利。”安次长被指控于3月3日会见郑先生，劝诱并强迫他放弃参选。第六共和国成立后，裴命仁和朴世直两位国家安全企划部长致力于重建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地位。由于他们缩小了对外活动并保持谨慎，甚至受到了青瓦台方面的批评，认为他们“过于关注民众评价”或“看在野党的脸色”。在庆北高中人脉的核心人物徐东权担任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后，国家安全企划部再次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对外活动人员以保护卢总统的权威和管理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形象为两大重点开展情报活动。徐部长甚至亲自过问有关卢总统及其家人的报道。
总统的偏爱
在上次大邱补选中，国家安全企划部几乎再次上演了过去的政治阴谋。这并非关乎国家命运，也不是决定政权存亡的选举，仅仅是因为涉及到总统的颜面，但国家情报机构如此积极地走到前台，使得好不容易有所改善的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形象再次回到了阴谋机构的老路，许多情报部门人士对此感到担忧。有人指出，徐部长对总统的忠诚以及徐部长在庆北高中人脉中所处的地位，可能导致他混淆国家利益、政权利益和个人利益。 一位媒体人士说：“他们不看在野党的脸色，结果现在也不看国民的脸色了。”据说，民主自由党代表委员金泳三多次公开表示“不能搞政治阴谋”，是因为他对国家安全企划部追踪他的资金来源和组织感到愤怒。但国家安全企划部首尔分部至今仍设有政治科，二十多名工作人员正在积极收集政治情报。
一位媒体人士在与卢总统单独会面的机会中，本想委婉地提出人事问题，给总统一些忠告。但卢总统立刻打断他说：“啊，你说的是朴哲彦吧，那家伙因为我受了很多委屈。”语气之坚决，让人无法继续这个话题。据说，民主正义党的许多官员也曾想向总统反映民众对朴先生的批评意见，但在确认总统对朴先生的偏爱非常坚定后，都放弃了，认为“说了也没用”。朴泰俊先生就任代表委员后，曾有人提及清理月桂树会的问题。卢总统当时在民主正义党官员的会议上说：“月桂树会的管理是我指示的。”此后，“月桂树会是党的外部组织”就成为了官方立场。
与庆北高中人脉相关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在于无视常识或外部看法，独断专行或偏袒。如果集体意识很强，就会陷入该集体的逻辑之中。例如，如果身处一个只有独眼龙的群体中，就会认为独眼是正常的，而双眼反而是残疾。第六共和国成立以来，庆北高中的权力精英们暴露了过于严重的偏见和偏袒。这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感，甚至形成了可能导致反庆北高中联合阵线的氛围。民主自由党最高委员金泳三与朴哲彦议员之间的矛盾爆发时，大多数媒体和舆论都对朴议员持批评态度，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卢总统因其对两位比自己低几届的学弟——徐东权和朴哲彦——的个人忠诚度过高，以及过于沉溺于以庆北高中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而受到批评。他本想以这两人为左右翼，在执政后期有所作为，却因大邱补选而陷入困境。正如谚语所说“飞得越高，摔得越惨”，偏袒和傲慢可能会导致局势急转直下。
失踪的大邱男人
卢总统越是偏爱和依赖庆北高中人脉，他的支持基础就会越窄。依赖地缘、学缘和私人组织的权力是低层次的。权力的真正价值在于利用权力做了什么。朴总统至少将通过军事政变、三次修宪和维新体制获得的权力，基于一贯的理念投入到了经济发展中。卢总统的历史评价将取决于他如何利用通过重用庆北高中人脉而得以顺利运作的权力来推动民主化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仅仅因为他重用了庆北高中人脉。
卢总统正将通过三党合并好不容易获得的稳定权力，消耗在平息由郑镐溶、朴哲彦等庆北高中人脉引起的风波上。民主党议员金光一说：“大邱补选是民主自由党和公务员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像卢总统亲自参选一样的总统直接选举，因此犯下了韩国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舞弊行为。”他还说：“统·班长等行政组织变成了民主自由党的选举组织，每户至少发放了3万韩元。”卢总统无限期推迟了他自己承诺的金融实名制，这让人怀疑他的权力哲学是什么。一位政府官员说：“推迟实名制的真正原因是，企业界人士说服了执政党，如果实施实名制，企业的秘密资金就会消失，他们就无法提供政治资金了。”
庆北高中人脉的权力意志无人能及。问题在于，这种权力意志是否仅仅是为了权力本身，即权力本身是否就是其目的，这令人怀疑。朴哲彦长官的辞职风波暴露了庆北高中人脉的局限性。一家报纸的评论员说：“权力导向的庆北高中人脉的政治行为正朝着与普通国民的情绪和历史潮流相悖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卢总统不改变以庆北高中人脉为中心的政治，这种失误还会继续发生。”朴长官不得不辞职的最大原因在于媒体和舆论都抛弃了他。一位资深记者这样说道：“金泳三先生的智力可能不如朴先生，但金先生在过去几十年里曾被关在囚车里，被软禁，甚至绝食，他与国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争取普通国民支持的力量方面，朴先生怎么能与金泳三先生相比呢？朴先生就像一个依附于总统的成熟果实，而金先生则像一棵扎根于民众情感的野草。”
大邱的一家报纸在投票日前几天发表了一篇题为《失踪的大邱男人》的专栏文章，尖锐地指出： “对选民的竞选承诺是公事，总统朋友的辞职劝告是私事。大邱男人更看重公事。声称要恢复大邱名誉的大邱人选择了私事，践踏了大邱男人的名誉后消失了……即使是讲义气的黑帮，也会与对方老大一对一地较量。无论局势多么不利，他们也不会允许手下参与打斗……文候选人，他也是大邱男人。他应该一对一地战斗……而且绝不能撒钱。因为直到昨天，他还是斥责有钱人挥霍无度，并呼吁国家经济稳定的首席经济秘书。如果这样战斗下去，即使赢了也是输，输了更是输。” 对于庆尚道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被指责“不像个男人”更侮辱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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