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愚口述回忆录（4）国防秘史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92421263
ISBN-10: 8992421265
Authors: Roh Tae-Woo; Cho Gab-Je
Binding: Book
Publisher: Jo Gap Je Dot Com
Published: 25 June 2007

出版社书评

本书是纪念开启了从“民主斗争时代”到“民主实践时代”的《6·29宣言》20周年的出版物——《卢泰愚口述回忆录》。本书收录了自1999年5月号起在《月刊朝鲜》连载五个月的“卢泰愚口述回忆录”。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献。虽然有四位前总统在世，但至今为止从未允许过正式采访，也未出版过回忆录。

*通过韩中建交和韩俄建交，将韩国人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一倍。通过加强韩美同盟，掌握了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控制住了朝鲜。
*6·29宣言的真相，朋友全斗焕前往百潭寺，三党合并的内幕，与金泳三的矛盾，以及遗憾。
*财阀结构改革和总裁们的抵抗，京釜高速铁路、仁宗岛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决策，以及通过建设200万套住宅稳定房价。
*与犯罪的战争、宣布全国教职工会非法、与财阀会长的矛盾。现代史幕后人物的故事。

原文链接

https://monthly.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tcd=&nNewsNumb=199908100034

1. 立足于民族自尊的国防政策

摆脱对美军的依赖

卢泰愚前总统本月口述证言的主题是“富国强兵与民族自尊”。为进行采访前往延禧洞时，卢前总统私宅的别馆维修工程已经竣工，焕然一新。

卢前总统在重新装修的别馆接待室会见了采访人员。他的脸和胳膊呈古铜色。据说是因为在烈日下打网球，皮肤晒黑了很多。

卢前总统以其国防政策理念为首，阐述了其与军部的关系、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和被称为“8·18计划”的军队结构改革问题、韩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以及“栗谷事业”等关于“富国强兵与民族自尊”的信念和政策。第六共和国时期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金宗辉和前公报处长官孙柱焕陪同出席了国防领域的采访。

<我在就任第一年的1988年5月9日于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提出了旨在实践“普通人的伟大时代”这一承诺的四大国政指标，即民族自尊、民主和合、均衡发展和统一繁荣。

我在解释这些指标时强调说：“统一繁荣是民族的愿望和历史的使命。统一的祖国是我们民族史命令我们今天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任务。让我们以我们自主的力量打破分隔南北的壁垒，实现统一为一个国家。”

作为最高统帅，我在任期内始终坚持这种对待国防问题的姿态，即在推进南北关系改善的同时，也要使人民摆脱战争的威胁和恐惧。并且，根据“当事者解决原则”，通过自主国防追求民族自尊。

我从军时起，就经常将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和历史意义与特点同国防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相互冲突的地区，因此大国间的势力争夺从未停止。

朝鲜战争是世界两极体制尖锐对立所引发的一场悲惨战争，而这场悲剧就发生在我们国家。在那场战争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鲜血，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友邦的帮助下得以生存。停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凭我们自身的力量无法维护国家安全。从这一点来看，美国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们，这真是万幸之事。

进入第六共和国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首次能够建立一个可以完全由我们自主、以我们为中心行使主权的自主外交环境和条件。由此，韩美军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朝着承认我们主权的方向发展。

过去我们常常被美军的意愿单方面牵着鼻子走，但从那时起，我们能够以自身为中心调整军队结构，并配备军队。美国不再是主导者，而是转变为合作者和伙伴。我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三个层面重点推进了国防问题。

第一，要切实地、持续地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第二，要进一步巩固过去并非没有令人不快之处的韩美安全关系。过去曾有关于驻韩美军撤离的讨论，也曾因人权问题导致韩美关系出现摩擦，但现在，通过实现民主化，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要确保合作关系不再受到怀疑或误解。>

强调“南北关系中的当事者解决原则”

<第三点是切断对朝鲜的支援，即阻止苏联和中国对朝鲜的支援以及苏联向朝鲜供应现代武器。朴正熙总统时期就曾流传着一种说法：“苏联和中国可能不希望金日成南侵，但一旦战争爆发，它们不可能不支援朝鲜。”我想彻底消除这种可能性。

像这样树立了三根支柱，巩固了安全之后再拥抱朝鲜，这就是我对国防的哲学，也是实践这一哲学的基本构想。

不幸的是，金泳三政府之后，这一原则被打破了。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政策是南北问题由南北双方自行解决的“当事者解决原则”。我每次会见包括美日等外国首脑时都反复强调：“南北关系和统一问题由我们自己解决。希望美国和日本协助创造有利于南北对话的条件。”并且，我不允许任何人绕过我们直接与朝鲜进行对话。

因此，自我上任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人绕过我们与朝鲜接触。朝鲜曾提议举行由南北双方和美国参与的三方会谈，但未能实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朝鲜来说，由于我们与美国保持着牢固的关系，日本不愿与他们建立关系，甚至连曾经支持他们的苏联和中国也与他们保持距离，转而与韩国亲近，这使得朝鲜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敞开心扉进行对话”，他们不得不回应。如果朝鲜能够与美日对话并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就不会与我们对话了。

通过改善我们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切断了他们与朝鲜的军事合作，从而阻止了朝鲜的军事力量增强。得益于此，在我任期内，国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就任前一年的1987年的5.55%降至1992年任期结束时的3.72%。当然，在经济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下，国防费用的绝对金额一直在稳步增长。如果未能阻止朝鲜的军事力量增强以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的军事援助，国防费用的比例将不得不维持在过去的水平。

我认为，国防费用比例下降了1.83%，这使得我们有能力支持过去因经济条件限制而不足的福利资金以及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所需的资金等。

第六共和国追求的国防政策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是平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通过这一举措，我们能够完成自主国防。第二，是进行了符合现代战争的军队结构改革，并建立了联合军队体系。第三，可以列举的是通过推进“栗谷事业”实现了韩国军队力量的增强。

我们追求的方法是，在增强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阻止朝鲜增强军事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和威慑力。具体做法是通过北方外交将中国和苏联变成我们的对话伙伴，并通过阻止苏联向朝鲜供应武器，从根本上切断朝鲜增强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这一点是北方外交对安全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上任时，朝鲜拥有740架米格战斗机和80架轰炸机。但是，由于北方政策的成功，此后朝鲜一架米格战斗机也没能进口。>

军部没有抵抗

第六共和国政府在对内推行民主化政策，对外推行对朝包容政策时，军部内部也存在担忧和反对。第六共和国初期，前总统全斗焕的亲信掌握着军队的上层。卢前总统的证言继续。

<要了解第六共和国时期军队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就必须考察军队是如何接受《6·29宣言》的。当时，我们的军队不是被动地接受《6·29宣言》，而是与国民一起绝对地欢迎它。因此，在《6·29宣言》之后接踵而至的民主化浪潮中，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副作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拒绝或持否定态度的迹象。

我相信，由于我们军队的制度和组织等都扎根了民主主义因素，因此以《6·29宣言》为契机开始的民主化进程不会与之相悖，反而能够维持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有人担心这是否会支持一些激进的左倾势力，但这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杞人忧天。从整体来看，我认为军队的力量对实现民主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有人抱怨说，我上任后，军队出身的人员从过去政权那里获得的各种特权减少了。例如，第六共和国时期，退役将领被特别任命为政府投资机构负责人或干部的惯例减少了。这与时代的变化有关。

过去，在我们社会不发达的时候，军队出身的人员在军队组织中积累了人力和物资管理等经验，在进入社会后，他们在公司运营和管理方面表现出了优势。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也涌现出许多在专业领域有经验的人，即使不使用军队出身的人员，也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来运营公司。因此，过去军队出身的人员所占的比重下降了。对于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军队出身人员任命减少的现象，军部也大体上表示认可。>

2. 将朝鲜拉到对话桌前

对朝关系的大宪章

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朝鲜按照我们的要求顺从地回应了对话，并达成了《南北红十字会谈》、《南北体育会谈》、《南北国会会谈》、《高级别会谈》等为南北关系带来划时代转折点的协议。尤其是在签署《南北基本协议书》（正式名称为《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的协议书》）的过程中，我们曾强力迫使朝鲜，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国记者唐·奥伯多弗的著作《两个朝鲜》中记录了签署协议书当时的情况如下：

<在结束于平壤举行的协议生效签字仪式后，朝鲜的金英徹少将（译者注：金英徹/김영철/Kim Yong Chol，1946年-，朝鲜军人及政治人物，他最初是韩朝军事外交的实务工作者，之后历任侦察总局局长，金养建/김양건/Kim Yang Geon去世后担任对南书记、统一战线部部长，总管金正恩时代的对南政策；于2022年退休，但在2023年6月突然重返现役；一些朝鲜研究者认为，他是朝鲜国内强硬派的实权人物，并分析认为他与金正恩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权力；金英徹曾访问美国纽约，在摩天大楼接受了迈克·蓬佩奥的宴请，并被委以谈判全权等，其举动超越了普通的朝鲜军队将领级军官，这在朝鲜政治上是自赵明禄次帅之后首次出现的现象；截至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关于他遭到清洗的记录）在从平壤到开城的轿车里向韩国的朴庸玉少将（译者注：朴庸玉/박용옥/Park Yong-ok，1942年9月15日-，韩国军人、官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曾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教授等职，在没有担任过中队长以上野战指挥官的情况下晋升为中将；于1999年5月26日至2000年8月11日担任第30届国防部次官；于2009年11月至2013年9月担任由韩国政府任命的第15届以北五道委员会/이북5도위원회平安南道知事）抱怨说，协议文本的90%都是按照韩国的主张制定的，因此“这是你们的协定，不是我们的协定”。>

卢前总统究竟凭借怎样的智慧将朝鲜逼入困境并拉到对话桌前呢？让我们直接听取他的口述证言。

<《南北基本协议书》（编者注：南北双方从1990年开始推进高级别会谈，并于1991年12月在第五次首尔高级别会谈上就采纳《南北基本协议书》达成协议，该协议于1992年2月在平壤举行的第六次高级别会谈上正式生效）一言以蔽之，是南北关系的《大宪章》，即圣典。南北之间发生问题时，必须以该协议书为依据进行评判，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正当性，并能够督促朝鲜。

例如，不久前发生的西海挑衅事件，协议书中都规定了原则。因此，我们可以拿出《南北基本协议书》来质问朝鲜方面。现在我们在与朝鲜的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是因为该协议书上的“相互主义”原则（译者注：中国称“对等原则”，也称互惠原则，是指在国际关系和条约中，一个国家公民或法人从另一国处获得的优惠、利益、惩罚等，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例如，对等原则被用于降低关税、向外国作者授予版权、相互执行判决以及放宽旅行限制和签证要求等，对等原则也适用于引渡协议）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模糊了。

最初统一院提出推进《南北基本协议书》的方案时，我指示说：“要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其中要包含旨在实现朝鲜半岛长期和平与稳定，进而实现统一的哲学。”我还补充说要参考德国的基本协议书。因此，以统一院为主导，邀请专家参与制定方案，并通过与朝鲜方面的谈判达成了最终协议。

《南北基本协议书》完全以当事者之间的解决原则和相互主义哲学为前提。因此，朝鲜试图绕过我们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企图从根本上被封锁了。此外，由于韩美和韩日之间的合作保持着紧密状态，并且根据北方政策，苏联和中国减少了对朝鲜的支持和援助，朝鲜的选择范围消失了。因此，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朝鲜方面没有发生一起大规模的挑衅事件。

过去，我们在对外政策和对朝关系方面常常处于被动状态。比如，只有在驻韩美军撤离的议论出现，或者朝鲜发起挑衅时，我们才做出反应。我基于第六共和国提出的“民族自尊”这一国政指标，努力采取由我们主导的先发制人的措施。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加入联合国、宣布无核化、签署《南北基本协议书》等，都是我们掌握主导权，周边国家给予配合的形式实现的。>

南北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分出胜负

<过去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朝鲜之所以签署《南北基本协议书》，是因为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分出胜负。如果朝鲜的力量哪怕稍微强于我们，他们也绝不会同意。共产主义原本就具有这种属性。这一点在美苏关系中得到了证实。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不得不推行改革开放，也是因为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见分晓。

我们对朝鲜有信心，所以要求他们“来看看我们的‘团队精神’演习，也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军事演习”。我们认为，双方这样相互确认可以预防战争。

“团队精神”演习是韩美之间每年进行的防御性演习，朝鲜方面声称这是侵略，所以我们说“那就来看看吧”（编者注：1978年7月，在第11次韩美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韩美双方认为韩美联合演习对韩美联合体系大有裨益，因此每年都进行“团队精神”演习。1991年，为支持改善南北关系，经韩美协商，暂停了一次）。

然而，在我的任期末期，朝鲜方面将废除“团队精神”演习视为南北对话的绝对条件。因此，为了让他们明白“演习可以进行，也可以不进行，这不能成为谈判的条件”，我们在1992年恢复了演习。

在第六共和国末期的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发生了李善实间谍事件（译者注：音리선실，1916或1917年-2000年，朝鲜派往韩国的间谍，朝鲜政治人物，为1992年南朝鲜劳动党中部地区党事件/남한조선노동당 중부지역당 사건的主要人物，李善实间谍事件又称“祖母间谍”事件；1992年10月，韩国国家安全企划部宣布拘捕了62人，这些人被控在韩国中部地区，即忠清北道、忠清南道、江原道，建立朝鲜劳动党的秘密分支，而这个地下党组织的策划者正是75岁的李善实；据韩国情报官员称，这名朝鲜女性在韩国活动已有10年；李善实当时被认为在朝鲜的政治架构中排名第22；在南劳党中部地区党事件告破之前的1990年9月17日，她在潜入韩国的朝鲜特工的引导下，乘潜艇返回朝鲜，因而避免了拘捕；据公开信息显示，李善实死于2000年8月7日，并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的名义葬于平壤的爱国烈士陵），朝鲜方面声称这是捏造，拒绝了南北对话。并且，在我们恢复“团队精神”演习后，他们发起了谴责攻势。但我记得，在我任期内，没有发生过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朝鲜军队异常动向。>

美国在我们的理解下与朝鲜接触

关于第六共和国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前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金宗辉做了补充说明。

“朝鲜半岛问题应该通过南北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来解决，从防止战争再次爆发，到南北之间的和解、合作、交流，再到最终实现统一。《南北基本协议书》正是以‘相互主义’和‘当事者解决原则’为基石的对话原则和基础。

第六共和国在从美国那里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龙山基地、AFKN电视台频道、光州美国文化中心等的同时，另一方面也阻止美国与朝鲜进行对话。

只有一次例外。1991年春天，美国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尝试与朝鲜对话。当美国副国务卿坎特试图与朝鲜外务次官进行对话时，我对美方说：‘最好与能够直接向金日成汇报的金容淳进行对话，而不是与官员会谈。’而且，与朝鲜接触完全是为了向朝鲜方面强烈传达‘美国不会与朝鲜对话，南北会谈应该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途径’这一事实。通过美朝对话，让朝鲜认识到‘只有与韩国接触这一条路’。

此外，在南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就制定了如果进行朝鲜核查，将由美国主导的计划。第六共和国政府反对说：‘朝鲜核问题也是南北问题，应该由韩国主导。’于是，美国方面提出：‘你们不是缺乏能够进行核查的技术人员吗？’我们从国防科学研究所、科技处、原子能研究所、韩国电力公司等部门选拔了核专家，送到美国专业的核查机构进行培训，美国也承认了我们人员的优秀素质，因此没有再反对。所以，朝鲜核查原则上决定由韩国主导。”

让朝鲜束手束脚

金前首席秘书官说：“即便如此，第六共和国时期的韩美关系却是最为紧密和顺畅的。”

“我们对与朝鲜的对话表现出了宽容和灵活性，但朝鲜在第六共和国末期似乎期待我们做出过度的让步，甚至提出了在金日成生日那天邀请卢总统进行奇怪的峰会。他们还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姿态，例如不愿遵守《南北基本协议书》。因此，我们决定在1992年恢复‘团队精神’演习。这表明，虽然我们根据相互主义原则表现出了灵活性，但如果朝鲜不给予相应的合作，我们将再次采取强硬措施。

在南北对话过程中，朝鲜提出了撤走驻韩美军、拆除混凝土障碍、废除国家安全法等要求，但我们没有理会。我们明确了这些不是南北对话的协商对象这一原则。由于我们的原则非常坚定，朝鲜甚至无法提出这些要求。当然，他们有时会在主旨演讲等场合老调重弹，但在谈判过程中从未提及。”

金前首席秘书官还说，卢总统从“民族自尊”的角度任命了韩国人担任板门店停战谈判的代表。现任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黄源卓将军（译者注：黄源卓/황원탁/Hwang Won-tak，1938年-，韩国军人、官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12·12军事叛乱时以大领的军衔担任时任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的首席副官，站在反政变军的一方，政变后在时任准将李镇三[陆士15期、一心会中的卢泰愚派系成员]的帮助下没有被强制退役；在军事政变成功、全斗焕掌握政权的第五共和国时期，他被延迟晋升，直到卢泰愚政府上台后才相对较晚地晋升为少将，被任命为韩国军队首位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以少将军衔退役后，于1996年3月至1999年3月担任巴拿马大使，之后于1999年5月接替林东源首席担任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并参加了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代表团，于2000年8月底离任；此后，他于2000年10月至2003年3月担任驻德国大使）当时是我们第一位首席代表。

“我们认为，南北韩军部之间也应该有对话经验，因为在停战谈判或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将朝鲜军部带到外部世界非常重要。当时，第八集团军司令斯蒂尔韦尔将军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提出要去朝鲜时，我们与过去不同，同意他们‘去对话’，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曾经，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苏联和日本的支持下提议举行六方会谈。其目的是通过这样的会谈建立与朝鲜的对话渠道，并将朝鲜半岛问题提升为国际问题。当时我这样说道：

“德国的情况是，他们自己发动了战争，并且在战争中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因此通过六方会谈甚至确定了统一后军队的规模。从旧韩末（译者注：旧韩国时期 ，指朝鲜王朝末期的‘大韩帝国’时期）到今天，我们的历史情况与德国不同。而且，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统一后也没有意愿成为东北亚的军事强国，所以朝鲜半岛问题将由我们主导。”

我用这样的逻辑说服了国务卿贝克，使其撤回了六方会谈的提议。此外，在第六共和国时期，美国前总统卡特希望访问朝鲜。他可能觉得在没有韩国合作的情况下独自前往不太合适，因此征询了我们的意见。当我们表示“不希望”时，他取消了访朝的意愿。

——朝鲜方面希望卡特前总统访问吗？

“似乎与朝鲜方面事先有过沟通。当时，一些美国人士试图访问朝鲜时，我指示金首席秘书官与我们协商后决定。斯卡拉皮诺博士、索拉兹议员等也在与我们协商后访问了朝鲜，索拉兹议员访问朝鲜后变成了反朝强硬派人士。”

拒绝美国提出的六方会谈提议

——举行四方会谈或六方会谈是否会给强国干预朝鲜半岛问题创造机会？

“有几个需要考虑的事项。例如，如果举行多边会谈，首先，无法明确划定驻韩美军问题是否应该在南北会谈中讨论，以及核问题应该在哪里讨论。其次，即使是双方也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如果4到6个国家坐在一起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就更难找到共同点。第三，我们无法掌握主导权。我们主动做事然后获得同意，与事事协商并获得支持是不同层次的事情。即使美国是我们的盟友，也不能认为他们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的国家利益一致。”

关于第六共和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前首席秘书官金宗辉补充证言如下。

<我们为南北关系设定了整体框架，即在朝鲜半岛遏制战争，通过和平定居以及对话、合作和交流走向统一。为此创造条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韩美、韩日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切断苏联和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和援助，并使朝鲜与中国签署的互助条约实际上名存实亡。

第二，是改变对朝平衡。我们试图通过外交能力的优势、通过民主化带来的政治优势以及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全面改变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而不仅仅是军事平衡。

第三，是基于当事者解决原则和相互主义原则进行谈判；第四，是掌握主导权和保持灵活性。我们过去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立场，但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我们在加入联合国、推行北方政策、进行南北对话以及处理韩美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时，都掌握了主导权，并灵活地进行对话。

卢总统推行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不仅仅是在莫斯科和北京设立大使馆，而是考虑到要扩大韩民族的外交和经济领域，并为统一进程和统一后争取强国对我们的合作创造条件。>

3. 平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和8·18计划

平时作战权移交

卢前总统接着他的口述证言，说道：“我们从美国那里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这与我们将民族自尊作为国政指标是分不开的。”

<我们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经常提到“自主国防”这个词。当然，自主国防并不意味着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的国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建立完善的国防态势，因此，我们追求的是在与友邦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建立高效且经济的自主国防。

我们早期实现自主国防是指用我们自己的预算和力量来采购过去主要依赖美军的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并且，我们还推进了国防政策方面的自主国防。

直到第六共和国成立，朝鲜半岛的作战指挥权一直掌握在美军手中。作战指挥权是1950年7月李承晚总统在给麦克阿瑟联合国军司令官的信中，以“在朝鲜半岛敌对行动结束之前，将作战指挥权委托给联合国军司令官”为由，移交了韩国军队的统帅权，从而使美国拥有了平时和战时的作战指挥权。

关于韩国拥有作战指挥权的模式，可以考虑三种：韩国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都拥有，韩美双方各自拥有，以及双方分别拥有其中之一。日本的情况是，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自卫队和美军都各自拥有作战指挥权，但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对我们来说存在问题。与日本不同，韩国随时可能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作战指挥权的两元化将导致无法进行高效的作战指挥。

但是，我们认为，即使是平时的作战指挥权也不应该由美国拥有。只有我们军队拥有平时的作战指挥权，才能成为一支能够行使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军队，并且从维护南北谈判中的民族自尊的角度来看，我们决定争取平时的作战指挥权。

美军方面过去曾表示要交还平时的作战指挥权，但韩国军队没有接受。后来当我们主动要求时，他们却不愿意给了。最初，我们军部对于移交平时作战指挥权的问题也持消极态度。因此，我亲自指示军方高层，并让年轻的将军们说服了安秉浩将军（时任首都防卫司令官）。最终，金宗辉首席秘书官会见了时任美8军司令里斯卡西和美国驻韩大使格雷格，并达成了结论。>

金宗辉前首席秘书官说：“当时，联合参谋本部和国防部的一些将军对移交平时作战指挥权持消极态度。安秉浩将军（译者注：安秉浩/안병호/Ahn Byeong ho，1942年1月22日-，韩国军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一心会成员，历任第26步兵师团第75联队大队长、第9步兵师团作战参谋、第9步兵师团长、陆军本部人事参谋部长等职；卢泰愚政府时期晋升中将，出任首都防卫司令官，但在清洗一心会时被贬为第2野战军副司令官，1993年被迫退役；1995年5月1日加入自由民主联合，在第15届国会议员选举前夕的1996年2月14日退党；同年4月11日作为无党派候选人参加晋州市乙选区的第15届国会议员选举，被新韩国党候选人河瞬凤/하순봉击败）费了很多力气，几乎是逐个击破地劝说那些将军们。”

4. 为加强现代战争能力，对军队进行结构改编

再次引用卢前总统的亲口证词。

<接下来，我推进了被称为“8·18计划”（正式名称为长期国防态势发展研究项目）的军队结构改编。现代战争的特点是陆海空军并非各自为战，而是紧密合作进行联合行动。这在未来的战争中也不会改变。

过去，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和海军因不和而引发问题。因此，美国在战后改编军队，将空军从陆军航空队分离出来，形成了陆海空三军体制。并设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来控制它们，但三军各自为政的情况依然存在。

这种问题在越南战争和伊朗人质救援事件中暴露无遗。伊朗人质救援事件发生时，各军种都不愿承担责任，因此采取了共同参与的形式，但最终各自行动，未能实现协同。

因此，在人质救援事件结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离任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我的下属只有一位女秘书。我手下的军官全部是从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派遣来的情报收集人员或游说者。”

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这番令人震惊的讲话刺激了美国，美国立即展开军队改编工作，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掌握了作战指挥权。随后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成功。>

金宗辉前首席秘书介绍了一个案例，并表示：“各军种的本位主义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

“在美国，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空军和海军都提出要开发各自的战斗机。麦克纳马拉部长强行要求‘开发一种战斗机’，由此诞生了F-4鬼怪式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既可以用作舰载机，也可以供空军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采用海空军选择的战斗机，而是使用了英国的‘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

再次引用卢前总统的亲口证词。

<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虽然在美国手中，但陆海空军各自为战。因此，我认为即使在平时作战指挥权收回后，陆海空军也不应该各自拥有作战指挥权。因此，1988年7月14日，我下达指示：“组建一个研究委员会，以制定能够应对新千禧年的方案并上报，该方案应包括为维护民族自尊、确保能够构建自主国防态势的战略构想，以及三军联合作战运用和军事力量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根据指示，由联合参谋本部为中心制定了“长期国防态势发展方向研究计划”，并在下个月，即8月18日进行了报告。报告的日期被用来命名，因此被称为“8·18计划”。

国防部进行审议后得出结论，认为现行体制难以适应。然后，围绕是走向统一军还是联合军展开了争论。原则上，多数意见认为统一军更为理想，但也有人指出，那样一来会过于以陆军为中心，权力会过于集中于一人。因此，1989年1月，最终决定采取联合军制，并向我进行了报告。此后，经过多次讨论，于1990年秋季修订了国军组织法，并据此成立了联合参谋本部。

过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作用仅限于辅佐长官行使军令权，但从那时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辅佐长官行使军令权的同时，也能够指挥作战部队，执行联合行动。而各军种参谋总长的职责在新体制下发生了变化，除了情报和作战功能外，其余事务都由其指挥和监督。因此，韩国军队进行了自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改编，以应对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

为应对美军撤离……

金宗辉前首席秘书说：“原本打算废除各军本部的情报参谋部和作战参谋部，但考虑到各军总长至少需要掌握最低限度的作战和情报，因此保留了小规模的情报、作战参谋部。”再次引用卢前总统的亲口证词。

<这次改编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过去陆军拥有的中高度和高高度防空部队划归空军。过去，敌机由空军发现，扳机却由陆军扣动，这种畸形的编制存在问题，而这一措施纠正了这一问题。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没有独立的指挥权，这令人感到羞愧。虽然我们拥有民族自尊和自主外交的自豪感，但在国家安全方面，即使在平时，由于没有指挥权，不少人仍然感到一种失败感。

更何况，每当美国方面提及裁军、撤军时，我们都要经历不少曲折。我认为我们必须克服这个问题。当然，朴正熙总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自主国防”的口号，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在我上任时，韩国军队内部仍然摆脱不了“美军一旦撤离首尔就会出大事”的固有观念。但我认为，“现在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因此，我认为无论何时美军撤离，我们都必须积累能够行使作战指挥权的训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推动了“8·18计划”。>

金宗辉前首席秘书补充说明道：“平时作战指挥权收回和军队结构改编并非各自独立的事件，而是紧密相连的，并且是基于执政初期就有的构想。”

<卢总统下达指示一年后，作战指挥权收回谈判仍无进展。虽然是因为驻韩美军的反对，但我们军队自身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就这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面临着要么放弃收回，要么下定决心推进的两难境地。

我记得那是1992年9月。我陪同卢总统正式访问中国后回国，第二天前往日本拜会日本首相和外相，向他们说明访华结果，并计划访问美国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国家安全顾问。突然，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里斯卡西和美国大使格雷格来拜访我。>

为收回作战指挥权与美国进行谈判

<里斯卡西将军说：“关于平时作战指挥权收回问题的谈判没有进展，现在应该停止或者必须做出决定了。”我说：“这应该和国防部协商，为什么来找我？”他说：“您不就是这件事的教父吗？所以我是来做最后决定的。”我当场说道：

“美国近年来经常说‘韩国承担主导作用，美国承担支援作用’。这句话仅仅适用于国防预算和驻韩美军支援费的负担吗？还是也适用于作战指挥权？如果我们名副其实地在安全方面承担主导作用，那么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驻韩美军在某个时间点终究会撤离。那么，即使只是平时作战指挥权，我们也应该拥有，这样韩国军队才能积累应对的经验。只有这样，韩美关系才能成为真正的伙伴关系。”

这样说服之后，格雷格大使和里斯卡西将军的态度开始转变。我催促道：“收回作战指挥权需要准备时间，可以在一年后下届政府上任后再进行，但收回的决定必须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做出，所以时间紧迫。”因此，我当场以我起草的内容为基础，同意在1992年10月举行的韩美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宣布，实际的移交将在经过一年的准备期后进行。

但是，需要一个能够接收平时作战指挥权的机构。换句话说，作战指挥权将由陆海空军分摊，但从现代战争的趋势来看，这种方式效率不高。所以才有了“8·18计划”的军队改编工作。如果美军第8集团军移交作战指挥权，而我们这边没有合适的接收机构，那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建立了由联合参谋本部掌握作战指挥权的指挥体制。

由于此事至关重要，“联合参谋本部”的牌匾是由卢总统亲自题写的。由此，平时作战指挥权在金泳三总统执政时期得以收回。我认为这是我国自主国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

联合军制对于提高军队效率至关重要。各军种各自为战会引发严重问题。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陆海空军和各兵种各自为战。在平定某地区时，步兵认为“应该由步兵出动”，而装甲兵则认为“为了减少人员伤亡，应该由坦克打头阵”。炮兵则主张“不用那样，从远处用炮轰就行了”。

特种部队声称他们对付游击队很有效，直升机部队则认为他们应该掌握制空权。空军认为应该用战斗轰炸机而不是容易被击落的直升机进行攻击，战略轰炸机部队则主张应该从数万英尺高空用B-52轰炸机进行轰炸。海军则扬言可以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16英寸主炮进行攻击。

结果，由于缺乏整体战略，各军种和兵种竞相投入大量物资。

卢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曾有一次在未通知韩国的情况下宣布裁减7000名驻韩美军。如果放在过去，韩国可能会说“不要裁减驻韩美军”，美国则会说“因为费用问题不行”，最终可能演变成“我们愿意承担更多驻军费用，请你们留下来”的争执。

当时我说：“这次裁军可以理解为美军因财政状况而进行的结构调整。但是，事先没有协商是不对的。今后韩国方面能否在不与美国商议的情况下自行处理如此重要的问题？”美国方面似乎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本以为我们会挽留，却没想到是这样的反应。

过去，在韩美安全合作关系中，美国实际上掌握着实权，却强调“韩国的主导作用”，并要求韩国出钱。我反过来利用了他们的逻辑。

美国方面声称，驻韩美军承担的驻军费用比例高于驻日美军和驻西德美军。但是，在日本，美军需要支付基地租金，而我们在韩国是无偿租赁，因此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卢总统执政的五年间，驻韩美军的基本兵力为一个地面师和一个空军部队，总人数在4万3千人左右，上下浮动几千人。>

即使要求美军撤离，他们也不会撤走

卢前总统再次继续他的亲口证词。

<我担任国政责任后，与美国总统、参谋和顾问们会面，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即使我们要求美军撤离，他们也不会撤走”。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他们需要在像韩国这样的地方钉下一颗钉子。过去我们太弱小，所以会请求“救救我们”，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与布什和里根总统的对话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之间是根据各自的利益进行讨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美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我们，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在我任期内，传统的韩美信任关系更加牢固。在南北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包括高尔夫球场在内的龙山基地搬迁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韩美之间的相互信任。美军在我们周围提供支援和创造条件，我们才能发挥主导作用，如果缺乏盟友之间的信任，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我任期内，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与布什总统建立了基于信任的牢固关系。布什总统高度评价了我关于“韩国在东北亚发挥着与英国在欧洲相似的作用”的解释，并对此表示满意。>

金前首席秘书说：“卢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积极支持和配合韩国的北方政策和南北对话。”

“当时，我对驻韩美军的驻扎充满信心。冷战结束后，苏联帝国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第二，从美国的军备需求来看，由于欧洲战争的威胁已经消失，美国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削减在亚洲地区的军备。第三，美国在亚洲失去了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失去了在菲律宾的据点，并且认为新加坡和关岛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无法成为替代基地。因此，美国坚信必须继续驻扎在朝鲜半岛，这才制定了自信的政策。

我认为第六共和国时期是韩美关系中民族自尊地位得到最大程度彰显，合作也最为顺畅的时期。”

推动龙山基地归还的内幕

接着，卢前总统继续讲述了关于重新确立韩美关系，包括归还龙山美军第8集团军高尔夫球场等问题的亲口证词。

<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为和解，第六共和国时期的韩美关系迎来了新的转折点。美国开始将外交的优先事项从以意识形态对立中心转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务实外交。

我上任总统后发现，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主化程度相比，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似乎并不高。将我们视为处于美国影响下的小国的倾向并没有消失。为了实现我制定的国政指标之一——民族自尊，我决心首先从韩美关系入手，明确恢复我们的自尊。

因此，我召见金宗辉首席秘书，指示他推进龙山美军第8集团军基地搬迁、修订驻韩美军地位协定（SOFA：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编者注：1966年签署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偏向美国，存在不平等因素。1991年1月25日修订了该协定，对一直存在争议的驻韩美军设施和区域的提供与归还、刑事审判权的行使等问题进行了修改）、光州美国文化中心搬迁、收回AFKN电视台频道、移交作战指挥权等事宜。

我曾注意到，龙山地区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外国军队占领。龙山是动荡时期江北时代首尔的中心，自从壬辰倭乱时期小西行长驻扎于此后，清朝军队、日本军队，现在是美国军队都使用过这里。

因此，我心中燃起了强烈的希望，希望龙山地区飘扬的不是美国的星条旗，而是我们的太极旗，听到的不是外国士兵的军靴声，而是我们的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嬉闹声，那些孩子们将引领21世纪。我召见金宗辉首席秘书，指示他开始进行研究。

金首席秘书向我报告了推进情况，得知美军第8集团军方面的强烈反对。金首席秘书顶住了强烈的反对，克服了重重困难。我认为为了缓和反对意见，我们需要更加有理有据。因此，我指示对驻扎美军的国家进行实地调查。例如，在东京市中心是否有美军基地？是否有美军专用高尔夫球场？结果显示，除了我国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情况。>

卢前总统说：“龙山美军第8集团军基地的搬迁决定是比人们想象的更让我头疼的问题之一。”

“对于龙山美军高尔夫球场的搬迁，军方和青瓦台内部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他们的意思是，没有必要故意刺激美国，给他们撤军的理由。”

美国驻韩大使利利的谅解

金宗辉前首席秘书就美军第8集团军高尔夫球场问题作了如下表示：

“我刚进入青瓦台时，美军第8集团军就要求我提交龙山基地出入卡的申请。当时，部长和首席秘书们的轿车前都贴着美军基地的通行证。我在首席秘书会议上说：‘哪个国家的部长和青瓦台首席秘书会贴着美军基地的通行证到处跑？我不会贴。’当时，公报首席秘书李秀正和辅佐官朴哲彦都表示赞同。

美军第8集团军强烈反对归还高尔夫球场，但美国驻韩大使利利（译者注：James Roderick Lilley，中文名李洁明，1928年1月15日—2009年11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官员，后来转任为外交官；李洁明出生于中华民国青岛市，且从小在中国大陆学习成长；后加入中央情报局从事亚洲地区的秘密情报工作将近30年之久；在离开中央情报局后他成为美国外交官员，1981年1月-1984年5月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1986年10月-1989年1月担任美国驻韩大使，1989年5月-1991年5月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配合。利利大使原本很喜欢打高尔夫球，但在韩国任职期间，却以‘身体不适’为由一次也没有打过。他在韩国打高尔夫球就必须去美军第8集团军的高尔夫球场，这表明他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行为。”

——龙山美军基地的撤离问题后来完全取消了吗？

金宗辉：“事实上，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我们已经与美国方面进行了谈判，甚至确定了美军基地搬迁的地点。但是，据我所知，在金泳三政府上台后，除了高尔夫球场外，其余都取消了。”

——搬迁地点是在平泽附近吗？

金宗辉：“地点不方便透露，利利大使为此事费了不少心思，甚至在韩美首脑会谈中也提到了。我们说服了利利大使和美国国务院，让他们表示赞同，而美军第8集团军方面的反对意见则通过当时的国防部长助理阿米蒂奇进行了说服。因此，我们在首尔南部地区考察了土地。我们计划，一旦收回这块土地，就将其建成像纽约中央公园那样的公园，市民可以开车经过并观看。”

金前首席秘书说：“第六共和国在推行这些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与美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有些人以此为例，将第六共和国解读为一个具有反美倾向的政权，但这种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卢前总统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在与匈牙利建交的过程中派出了辅佐官朴哲彦，但没有通知美国。美国是从匈牙利方面得到通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看到这种情况，有人指出第六共和国是否反美。然而，当时韩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信任非常深厚，金宗辉首席秘书与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因此没有产生误解。”

无视互惠原则

金前首席秘书解释说：“在南北关系方面，第六共和国展现了对话的灵活性，同时也使朝鲜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第六共和国时期，朝鲜一直被我们牵着鼻子走。然而，政权更迭后，我们释放了李仁模老人（译者注：李仁模/리인모/Ri In-mo，1917年8月24日-2007年6月16日，李仁模属于非转向长期囚/비전향장기수，即在朝鲜战争期间或之后被大韩民国长期监禁，但未有放弃共产主义和主体思想等信念的朝鲜人民军和情报人员；朝鲜战争时，李仁模以朝鲜人民军从军记者身份参战，1952年1月在韩国的智异山上与游击队一起进行敌后活动时被捕，1986年被释出狱，从被捕到1986年出狱，李仁模在韩国被监禁的时间长达34年；1993年3月19日，因人道主义，韩国政府把朝鲜人民军记者李仁模送返朝鲜，结束其42年7个月的扣押生活），并期望以此换取离散家属会面、设立会面所、互通书信等，但都失败了。这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互惠原则。”

卢前总统开口说道：“最令人遗憾的是，政权更迭导致政策的连续性中断了。”

“我在政权交接过程中多次嘱咐YS政府的人员，‘我们已经为北方政策铺平了艰难的道路，下一届政府应该扩大战果’。但是，这件事没有做到。YS政府在推进南北关系时，一次也没有提及我们费尽周折才达成的《南北基本协议书》。这完全是彻底的断裂。”

——这次在西海发生交战后，才有人再次提及《南北基本协议书》。

“在南北之间关于西海的北方界线（NLL：North Limit Line）的讨论中，没有比《南北基本协议书》更重要的了。朝鲜方面首先承认了北方界线的实际存在，并同意在下次协议修订之前予以承认。之所以留下‘在下次协议修订之前’这样的谈判余地，是因为如果说‘永远不行’，朝鲜方面就不愿意签署。”

时任公报处长官孙柱焕补充道：“在《军事停战协定》中都没有明确记载的海上军事分界线上，《南北基本协议书》明确约定‘承认迄今为止遵守的惯例’，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是非常大的成果。”

5. 揭示“栗谷事业”的真相

“栗谷事业”与政治资金

接着，卢前总统开始讲述备受争议的军力增强项目，即“栗谷事业”的亲口证词。

<“栗谷事业”是指朴正熙总统于1974年启动的军队军力增强项目，当时国防预算的标准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到了第六共和国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阶段。（译者注：之所以命名为“栗谷”，是为纪念朝鲜王朝中期栗谷先生李珥提出的“养兵十万”的国防建议，弘扬自主国防的精神）

进入第六共和国时期，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的诉求强烈爆发，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过去被忽视的福利问题。增加福利预算意味着减少国防预算的资金来源。当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国防预算的绝对数额增加了，但其占比必然下降。

我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执行国防预算。首先，我认为在建设军事力量方面，不能孤立地看待各个部门，而应该从整体上进行考虑。因此，1989年12月，我们新设了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室。过去，外交事务通常由政务首席秘书负责，国防事务由行政首席秘书负责，而统一事务在青瓦台几乎没有专门的职能，主要由国家安全企划部负责。

我认为，将外交、国防和统一这三个领域割裂开来，不符合现代安全的概念。因此，我推动了一个战略框架，旨在在建设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安全合作，将南北关系引导到对话的轨道上来，并遏制苏联和中国对朝鲜的军事援助，从而在南北军事力量平衡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在这个框架下，为了有效地执行国防预算，我希望能够获得现代化的、高性能的武器。

不仅是我们，任何强国都无法购买到所有他们想要的高性能武器。因此，我们制定了原则，从综合的角度出发，权衡成本与效益，以经济性为依据购买武器。>

接着，金宗辉前首席秘书对“栗谷事业”进行了补充说明。

必须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疑惑

<卢总统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个政权，但他曾说过：“在军队的时候，我看到‘栗谷资金’似乎被用作政治资金的一部分。第六共和国政权不能这样做。”因此，第六共和国时期虽然有关于秘密资金和统治资金的说法，但通过“栗谷事业”绝对没有筹集到一分钱。

卢总统还多次向军队指挥官强调这种精神和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军队提出的建议，他也尽可能地予以采纳，以此推进“栗谷事业”。在卢总统五年执政期间，只有两次没有采纳军队的建议。

第一次是1988年，即他上任后不久。国防部提出购买新型总统专机和专用直升机的建议。卢总统认为：“直升机老旧，更换势在必行，但目前的专机足够使用。如果有这笔钱，就应该用于军队的现代化和军力增强。”因此，他没有批准，而是将建议退回。

第二次我记得是在他任期末的1992年秋季。陆军为了获得救援坦克，要求批准5000亿韩元的“栗谷资金”，海军为了增建潜艇，也要求批准5000亿韩元，总计约1万亿韩元。我向卢总统建议：“在任期末投入1万亿韩元到‘栗谷事业’中，容易引起误解，也不太合适。这不是关系到我们安全迫在眉睫的问题，最好推迟6个月，让下一届政府来执行。”

卢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军队内部并非没有不同的意见，但卢总统说服了参谋总长等人，将这个计划留给了下一届政府。

在这里必须明确一点。我所有的重要指示都来自卢总统，但在武器购买方面，卢总统从未给我任何指示或暗示。一些媒体曾报道青瓦台介入武器购买，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进入第六共和国时期，全斗焕前总统在任期间会见美国国防承包商诺斯罗普公司总裁一事，在国会引起了争议。当然，最终查明没有腐败问题，但卢总统指着这场风波说：“即使只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也不行。”因此，他在任期间从未会见过任何外国国防承包商。

想起这件事，我立即指示青瓦台国防秘书室：“任何人都不允许会见国防工业公司的人。”卢总统听了我的保证后，称赞我说：“考虑得很周到。”当然，我在五年任期内也没有会见过任何外国国防工业公司的代表。

战斗机国产化项目（编者注：KFP·韩国战斗机项目，从1991年到1999年，在韩国国内许可证生产总共120架最新型战斗机，是韩国军队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增强项目）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就已确定主承包商为三星航空，只是机型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才最终确定。我认为，这次延坪海战的胜利，不仅是因为军队应对得当，也是长期以来持续推进装备现代化的结果。>

卢前总统在谈到军事装备现代化时说：“国产潜艇是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计划的，1992年10月，我亲自主持了国内首次建造的1200吨级‘利川舰’的下水仪式。”他还说道：

“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我致力于合理分配军事力量，消除浪费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我一直关注军队结构向联合军概念发展，并确保陆海空三军能够均衡发展。一些媒体报道称，军队一直建议购买F/A-18战斗机，但青瓦台反对，最终决定改为F-16。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因此有必要明确澄清。”

下一代战斗机F-16的决定过程

接着，金宗辉前首席秘书开始对F-16的选定过程进行补充说明。

<大概是1988年晚春或初夏，国防部长官和空军参谋总长来到青瓦台，向卢总统汇报KFP项目，并建议“预先批准”下一代战斗机为F/A-18。那次会议原本是汇报人事问题的，但他们突然拿出了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文件。卢总统说：“下一代战斗机是关系到军力增强的重大事项，而且在国防预算中占有很大比重，应该按照正常的程序提出建议。”他还指示：“要与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室协调推进。”就这样，KFP问题首次公开化。

几天后，卢总统召见我，嘱咐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冷静地考虑国家利益，彻底地加以关注和审查。”我向卢总统表示：“这件事在政权结束后也可能引发问题，因此我会尽最大努力，客观地为军队进行审查。”

1989年11月，国防部报告称：“作为KFP，通用动力（GD）的F-16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D）的F/A-18两种机型都满足空军的基本作战需求（ROC）。但是，F-16存在问题。F-16在搭载AIM-7空对空导弹时，战斗机性能会下降，而且美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他们正在开发的中程空对空导弹——阿姆拉姆（AMRAAM：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因此，即使F-16在价格方面更有优势，最好还是选择F/A-18作为KFP。”

对此，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室的审查意见报告称：“F-16和F/A-18都满足空军的ROC。但是，考虑到日益紧密的韩美安全合作关系、成功的北方政策前景使得苏中对朝鲜的军事合作和援助变得名存实亡、朝鲜的经济实力以及由此推断的军事力量增强前景等因素，我们认为将资金投入到国内福利和科学技术发展更为可取。因此，虽然F/A-18的性能可能比F-16稍好一些，但我们认为选择F-16更好。”

此外，报告还认为，由于第五共和国时期已经引进了40架F-16，因此在训练、维修和维护方面更经济；驻韩美军也拥有F-16，有利于联合行动；而且F-16是继F-4鬼怪式战斗机之后销量最高的战斗机，因此在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方面都更具优势。到当时为止，F/A-18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量为1800架，而F-16则达到了4000架。

然而，由于空军指出F-16在搭载空对空导弹方面存在问题，卢总统尽管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室的审查意见，但在确认“价格是否准确？技术转让条件是否准确？”这两点后，仍然批准了购买F/A-18。对此，国防部长官和空军参谋总长报告称：“这些条件是确定的。”这两点在1990年8月就KFP项目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行汇报时，国防部和空军高层也再次向卢总统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因价格问题从头开始重新审查

卢前总统说：“起初因为F-16存在问题，所以决定选择F/A-18，但之后有报告称F-16的问题已经解决。”因此，“我们重新协商了价格，并重新审查了机型的选择。”再次引用金宗辉前首席秘书的证词。

<在第二次确认价格没有问题的一个月后，即1990年9月，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将机型决定时规定的F/A-18购买价格从50亿美元提高到了62亿美元。这意味着以美元计价上涨了24%，如果考虑到汇率变动，以韩元计价的国防预算将增加约50%。

空军除了战斗机外，还需要购买运输机、直升机、教练机和导弹。如果购买F/A-18，即使在整个期间投入空军所有的“栗谷预算”，也不足以购买F/A-18。最终，我们面临着必须做出选择的境地。

首先，为了确保获得F/A-18，我们可以考虑大幅削减陆军和海军的装备采购。这意味着陆军不购买坦克、炮和直升机，海军不购买驱逐舰和潜艇。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增加国防预算。此外，如果完全接受以韩元计价上涨约50%的价格，可能会引起“存在幕后交易”的误解。因此，1990年10月，国防部长官李钟九（译者注：李钟九/이종구/Lee Jong-koo，1935年11月21日-，韩国军人、官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一心会核心成员，曾担任一心会总务，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全斗焕政府和卢泰愚政府时期，他历任军部所有核心要职，包括首都防卫司令官、保安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官；卢泰愚政府时期，朴熙道和崔世昌在卢泰愚掌权后遭到清洗，与朴、崔二人一同被视为一心会全斗焕派系核心人物的李钟九成为了一心会全斗焕派系的头目；他在担任国防部长官期间与时任陆军参谋总长、一心会卢泰愚派系头目李镇三发生了一系列权力斗争；文民政府时期，他因涉及“栗谷事业相关国防工业腐败案”而被逮捕，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后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邱广域市东区甲议员选举，以第三名的成绩败给自由民主联盟候选人金复东）和空军参谋总长韩周奭向卢总统报告了三个备选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将战斗机数量从120架减少到80架。第二个方案是延长采购期限，通过推迟引进以确保预算。第三个方案是放弃国内组装，直接引进成品。

李长官报告说：“这三个方案都存在问题。”减少数量或延长采购期限都会导致战斗机单价上涨，并影响军力建设。引进成品则会影响发展航空工业的基本政策。下一代战斗机的国内生产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就已确定由三星航空负责，并且工厂建设等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一部分。这意味着包括分包商在内的众多企业的准备工作都将付诸东流。

与其他国家（如日本）的情况一样，引进成品比在国内进行许可证生产成本更低。工厂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都会增加成本。但是，考虑到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我们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正是因为F-16在国内进行了许可证生产，如今三星、大宇和韩国航空宇宙产业才能制造和供应美国民用客机的机身等部件。

卢总统指示李长官：“如果三个方案都存在问题，那么就从机型选择、采购方式等所有层面进行全面重新审查。”卢总统还嘱咐国防部和空军，不要在密室里进行机型选择，而要让联合参谋本部、国防科学研究所、国防研究院以及相关部门的专家都参与进来，听取广泛的意见。>

关于回扣的看法：“毫无价值的无稽之谈”

结果，1991年3月，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引进F-16没有问题”。报告指出，不久前结束的海湾战争证明了F-16的优异性能，而且F-16已经能够搭载新型中程空对空导弹阿姆拉姆。此外，F-16的价格比F/A-18低15亿美元，在成本效益方面更具优势。卢总统再次接受了这个建议，最终决定选择F-16。

F/A-18是一款优秀的战斗机。如果F/A-18没有提高价格，我们原本会直接引进它。如果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因为政治上的阴谋或对回扣感兴趣才决定选择F-16，那么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指示购买F-16，而是要进行如此复杂的变更呢？

接着，就下一代战斗机项目进行了对话。

——金前首席秘书的证词解释了纯粹的成本问题。但是，支持F/A-18的理由之一是其航程更远，不仅可以牵制朝鲜，还可以牵制周边国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金宗辉：“那是我当时也和国防部相关人士讨论过的问题。例如，军队总是提及独岛问题，但是，当独岛发生冲突时，我们有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政策吗？我们无法通过建设军事力量来对抗周边强国，比如苏联和中国。”

让我们回到金前首席秘书的证词。

<某本书中记载：“1990年7月，金宗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与国防部长官李相薰（译者注：李相薰/이상훈/Lee Sang-hoon，1933年6月26日-2023年9月11日，韩国军人、官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青竹会成员，历任第32师团长、陆军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第3军团长、合同参谋本部议长、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等职；在卢泰愚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官；陆士11期中只产生了五名大将，李相薰与李基百是其中唯二晋升大将的非一心会派系成员，另外三名大将是全斗焕、卢泰愚、郑镐溶）秘密会面，指示‘F/A-18不好，研究一下F-16。这是上头的指示’，并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完全不是事实。

当时，李相薰长官是我的中学学长，我曾因人事问题拜访过他，但我们之间从未就战斗机机型问题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影响或干预。后辈不可能给学长施加压力，更何况李相薰长官的性格也不是会接受压力的人。

我确实曾对国防部长官或空军参谋总长说过，由于F/A-18的价格上涨会增加整个国防预算的压力，因此请他们将F-16也纳入综合考虑。但是，除了F-16之外，对于任何其他“栗谷事业”，我在五年任期内从未向我的下属、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或各军种提出过任何暗示或要求。

通常人们会说，引进武器必然会有回扣，但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如果回扣是惯例，那么金泳三政府购买了那么多装备，是谁收了回扣呢？现在难道还在收回扣吗？>

卢前总统说：“关于回扣的说法是毫无价值的无稽之谈。”

“我听说第五共和国时期甚至更早，在与‘栗谷事业’相关的海外订货中，存在着回扣比例为百分之几的惯例。但是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全斗焕总统在听到‘按照国际惯例，似乎会有百分之几的回扣’的说法后，指示‘如果存在这种惯例，就不要收那些钱，而是要相应地降低成本’。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后，认为‘全总统的措施真是英明’，并且多次向我的参谋们提起此事。”

也不应过高评估朝鲜的威胁

金宗辉：“美国法律规定，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会被处以惩罚。如果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回扣是惯例，那么所有的美国国防公司都应该受到惩罚，不是吗？关于存在回扣的说法如此之多，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起得到证实。”

——合同签订时的价格和具体购买阶段的价格上涨，一直以来都是常有的事吗？

金宗辉：“一旦确定了机型，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就大幅提高了价格，而且还摆出高姿态，声称‘如果不在年底前签订合同，价格还会更高’。这就像一只脚刚踏进去，想法就变了。如果价格上涨1%到2%，还可以理解，但是韩元价格上涨了50%，导致国防预算一片混乱，如果不对其进行重新审查，反而更奇怪，不是吗？”

——金泳三政府对“栗谷事业”进行审计和调查的目的是查明是否存在回扣问题。但这方面没有任何结果，反而证明了“栗谷事业”的清白，不是吗？

“问题在于，普通民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希望媒体能够彻底地重新采访，对此进行重新报道。”

——如果我们在统一时期，韩国军队进入朝鲜，是像朝鲜战争时期那样，在联合国军主导下实行军政府统治呢？还是纳入我们政府的管辖范围？

金宗辉：“虽然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朝鲜不应该置于我们政府的管辖之下吗？我们应该在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后，讨论和研究这些更高层次的问题，但我不太清楚后任政府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少进展。”

——1991年左右，美国方面开始出现轰炸朝鲜宁边核设施的说法。韩美之间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协商吗？

金宗辉：“我认为朝鲜核问题应该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因此韩美之间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协商。”

——我们在评估对朝军事力量时，往往只比较数量，而忽略质量，这导致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不如朝鲜。结果，这制造了一个朝鲜军事力量比我们更强大的神话，让我们对朝鲜失去信心，您不觉得是这样吗？

金宗辉：“既不能低估朝鲜的威胁，也不能高估。必须严格把握实际情况，同时从政治、外交、经济、同盟关系、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战争执行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

金宗辉前首席秘书的访朝感想

金前首席秘书曾多次访问朝鲜，以进行南北对话。当被问及访朝期间对朝鲜实际情况的感受时，他这样回答：

“开城到平壤的距离和首尔到大田的距离差不多。我们从首尔到大田坐火车需要两个小时，而在朝鲜，不停地坐车却需要四个小时。我记得京义线（译者注：京义线是韩国铁道公社线路，原先的京义线为连接首尔至新义州区间，而后直通中国并进入中国铁路网；但在朝鲜半岛分裂及朝鲜战争以后，韩国所谓的“京义线”只剩下从首尔特别市龙山区首尔站开始，到军事分界线以南的京畿道坡州市都罗山站为止，而朝鲜境内的京义线，现已以平壤为界，分为从平壤到新义州青年站的平义线和从平壤站到都罗山站的平釜线）以前是复线，但去那里一看，只有单线在运行。向窗外望去，田地里到处都是岩石和石头，从开城到平壤的路上，一家工厂也没有。到达平壤时，有人递给我鲜花，但由于营养不良，那些献花的孩子脸上都长了癣。”

在朝鲜，电力短缺，打电话给发电厂问“为什么不发电”，他们会回答“没有煤”。打电话给矿山，他们会说“火车不来，无法运输”。问运输部门的人，他们会回答“没有电，火车无法运行”。这不是靠修理某一个环节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都出了问题。

第一次进行南北会谈时，我见到朝鲜的官员，感觉他们非常自信和傲慢。但是，当他们来到首尔，过了一两天后，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我认为朝鲜的制度已经崩溃，没有复苏的可能性。他们现在正苦恼于如何在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只获取经济利益，但这根本不可能。

——您认为，如果金大中总统和金正日之间举行首脑会谈，能否为南北关系带来突破？

“包括我在内，历届总统试图推动南北首脑会谈的最大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战争。过去，朝鲜有很多发动战争的机会。这是因为军队为了向金日成争宠，会夸耀自己的能力，低估韩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不小心就可能爆发战争的危险很大。通过首脑会谈来阻止这种误判，是南北首脑会谈的首要目标。”

金宗辉：“金日成似乎并没有对首脑会谈抱有太大的期望。我见到金日成时，他对我说：‘希望总理会谈能够顺利进行。那样的话，我和卢总统只需要签字就行了，不是吗？’”

——总统如果公开表示“不执着于南北首脑会谈”，下属是不是更容易工作？

“由于首脑会谈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我认为今后即使举行首脑会谈，除了象征意义外，也很难取得重大成果。”

为通过外力促使开放，将亚运会主办权交给朝鲜

他还说：“卢总统在担任体育部长官期间，曾建议将亚运会的主办权交给朝鲜。”

“我们已经申办了奥运会，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将亚运会的主办权交给朝鲜，就有可能引导朝鲜走向开放。莱比锡博览会对东德的开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过去，东德秘密警察的实力仅次于苏联克格勃，但是，由于数万名外国人前来参加博览会，窃听和跟踪变得不可能。如果举办亚运会，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会涌入朝鲜，朝鲜怎么可能监视他们？最终会通过外力实现开放。

更重要的原因是改变朝鲜的国家资源分配。要用有限的资源举办亚运会，就必须建造酒店、建设交通设施、购买广播设备、修建体育场。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挪用原本用于国防的资金进行投资。如果将亚运会交给朝鲜，很可能会更快地促使朝鲜开放和改变，并导致军事力量削弱等情况。”

——卢前总统执政时期，即1990年3月，在江原道杨口北部东部战线发现了第四条地下隧道。《月刊朝鲜》1992年曾报道过金浦附近的长距离地下隧道问题，当时青瓦台是如何应对隧道问题的？

金宗辉：“《月刊朝鲜》报道金浦地区存在长距离地下隧道后，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对可能存在问题的地区进行了彻底调查，但没有发现任何隧道。”

卢前总统介绍了他在担任第9师团师团长时期进行隧道探测工作的一个轶事。

“即使各种尖端设备都很发达，寻找隧道仍然很困难。监听地下声音，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大部分都是地下水流动的声音。”

——我看了公报处发行的《第六共和国实录》，其中将我国军队在南北关系中的作用定义为：▲阻止朝鲜武力赤化的力量；▲促进朝鲜民主化，保障我们主导的统一的力量；▲引导朝鲜进行军备控制的力量；▲作为主权国家，自主追求国家利益的力量。由此看来，我认为自1953年以来，我们在对朝政策方面最成功的不是遏制战争吗？

“我认为，除了遏制战争之外，我们的军队还在国家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在自由世界中，很少有国家实行国民皆兵制。在中东建设热潮时期，我们工人的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人。分析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人在服兵役期间，不知不觉地培养了团结精神、爱国主义和国家观念，并在建筑工地上充分发挥了这些精神。”

朝鲜将无法拒绝变革的浪潮

——我看到美国冷战结束后发布的研究结果，1968年，一位名叫保罗·尼采的学者在名为《NSC 68》的文件中确立了对苏战略的基础。该文件认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对抗时的弱点在于难以下定战争的决心，因此主张自由世界应该以军事力量作为“盾牌”来遏制挑衅，以人权作为“枪”来促使共产主义社会发生内部变化，最终自行崩溃。后来，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NSC 68》，我们才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我们也应该以军事力量为盾牌，以人权为枪，来推行对朝政策。但是，最近当选总统的都是没有军队经验的平民出身。您认为，对于没有军队经验的平民出身总统，需要哪些补充措施？

“首先，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拥有优秀的参谋。我认为，只要拥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而不是有自卑情结或奇怪的固执，即使没有军队经验的人也能指挥军队。”

卢前总统说：“统一是非常困难和艰巨的过程”，并强调“必须做好准备，最大限度地减少统一可能带来的失误”。

“在第六共和国时期，统一问题由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室负责，主要部门包括统一部、外交部、国家安全企划部和国防部，但我指示应该扩大到所有政府部门。例如，南北的拼写、货币问题、交通规则应该如何统一？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指示‘所有部门都要在各自相关的领域为统一做好准备’。如果后任政府能够继承这些方法并每年进行完善，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统一时期的混乱和失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卢前总统都强调“民族自尊”。这个看似难以捉摸的抽象目标，被卢前总统在韩美关系和对朝关系的实践中转化为具体而务实的信号，并影响到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

卢前总统在任期间曾说过：“朝鲜可能是世界变革浪潮最后到达的一片海岸，但它绝不可能逆流而上。”正如他的预言，朝鲜走上了谈判桌，并按照我们的意愿签署了《南北基本协议书》。而且，他们一次也没有进行武力示威或军事挑衅。

卢前总统贯彻“互惠主义”和“当事者之间解决原则”的对朝战略在后任政府时期消失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和证词才能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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