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愚口述回忆录（5）在现代史幕后相遇的主角们的故事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92421263
ISBN-10: 8992421265
Authors: Roh Tae-Woo; Cho Gab-Je
Binding: Book
Publisher: Jo Gap Je Dot Com
Published: 25 June 2007
出版社书评
本书是纪念开启了从“民主斗争时代”到“民主实践时代”的《6·29宣言》20周年的出版物——《卢泰愚口述回忆录》。本书收录了自1999年5月号起在《月刊朝鲜》连载五个月的“卢泰愚口述回忆录”。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献。虽然有四位前总统在世，但至今为止从未允许过正式采访，也未出版过回忆录。
*通过韩中建交和韩俄建交，将韩国人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一倍。通过加强韩美同盟，掌握了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控制住了朝鲜。
*6·29宣言的真相，朋友全斗焕前往百潭寺，三党合并的内幕，与金泳三的矛盾，以及遗憾。
*财阀结构改革和总裁们的抵抗，京釜高速铁路、仁宗岛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决策，以及通过建设200万套住宅稳定房价。
*与犯罪的战争、宣布全国教职工会非法、与财阀会长的矛盾。现代史幕后人物的故事。
原文链接
https://monthly.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tcd=&nNewsNumb=199909100018
10·26事件后，看到金钟泌先生回避对维新体制的责任，新军部放弃了对既有政治人物的期望。
1. 治安、教育、体育
与犯罪的战争
在预报台风将掠过首尔的那天，为了采访卢泰愚前总统的口述回忆录的最后一期，我来到了首尔延禧洞。不寻常的狂风暴雨正在肆虐街头。
卢前总统面带笑容，以健康的面容迎接了记者，并说道：“希望千万不要造成重大损失才好。”即使在采访进行过程中，大雨也持续倾盆而下。
卢前总统口述证言的最后一个主题是第六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和福利相关政策。孙柱焕前公报处长官、金钟仁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曾任保健社会部长官）、林仁圭前青瓦台政策调查辅佐官（现任东华出版社社长）陪同出席了采访，并协助说明了相关业务的背景情况。
首先，卢前总统以其关于为确立社会纪纲而实施的“与犯罪的战争”的口述证言开启了话题。
＜第六共和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弊端是家庭破坏者。小偷不仅偷钱，还强奸家中的妇女，民怨沸腾。“与犯罪的战争”由此被提出。根据这项计划，我和青瓦台的参谋们开始采取几项具体措施来整顿社会纪纲。
我认为仅靠日常方法难以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决定在宪法保障的总统权限范围内采取最强有力的对策。因此，我推出了“与犯罪的战争”以及1990年5月7日发布的“关于时局的特别谈话”（5·7特别谈话）。
由于总统亲自出面处理，其成果远超以往历届政府发起的运动。通过这场与犯罪的战争，失去头目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纷纷销声匿迹，以至于多年来几乎看不到有组织犯罪团伙犯下的严重案件。
在“与犯罪的战争”过程中，为了增强警察的力量，我们大幅增加了警员人数和装备。通过几次巡视发现，派出所平均每位警察负责500至600名居民。我认为，与日本和美国的100至200人相比，这个数字太多了。由此可见警察们的工作有多么辛苦。
因此，我们大幅增加了警察的人员、装备和预算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显著增强了警力。我们增加了警力，并将重点放在基层，为了加强机动性，增加了巡逻车和枪支等的配备。结果，我们获得了国际上的评价，认为“韩国的治安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罪犯的抓捕率大幅提高，而犯罪发生率的增长则有所放缓。后来，我知道每位警察负责的居民人数已降至400人左右。
既然提到了警察，我想补充一个过去的轶事。我与警察的第一次结缘是在1982年4月庆尚南道宜宁发生的禹范坤警官枪击事件之后，我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官，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当时，国民对警察的信任度很低。甚至发生了交通警察被出租车司机掌掴的事情，警察们的士气非常低落。我忧心于如何才能重振他们的士气，并维持治安。
全球禁毒的成功案例
有一天，报纸头版刊登了一篇醒目的文章，标题是“卢泰愚内务部长官决定提高警察的津贴和工资”。虽然是有人在进行媒体宣传，声称新任内务部长官正在考虑提高警察士气的措施，但却引来了“杀了人还想涨工资”的批评。看到这篇报道后，全斗焕总统也说：“你去了内务部，应该整顿警察纪律，而不是提高工资，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在了解实情后，我发现改善警察待遇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当时，洞事务所主任的机密费是10万或20万韩元，而派出所所长的机密费只有1万韩元。我将派出所所长的机密费提高到10万韩元后，警察们非常高兴，士气也随之提高。此外，我们招募了义务警察，但由于没有培训场所而无法进行培训。因此，我们向军队请求，将第三士官学校一分为二，用于培训义务警察。
时任治安本部长的安应模强烈建议修建治安本部独立办公楼。因此，我向全总统提议，在首尔市美近洞修建了独立的办公楼，并在我担任总统后将其升格为警察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警察的地位和士气。
在毒品问题上，第六共和国获得了联合国“最佳国家”的评价。当时，联合国将韩国评选为禁毒最成功的国家，并邀请郑求永检察总长出席会议并听取了他的介绍。特别是，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宣布1992年为“禁毒年”，并任命了世界著名音乐家郑明和、郑京和、郑明勋三兄妹（郑氏三重奏）为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UNDCP）的首任大使。据说，这是因为有人提议任命韩国人担任禁毒大使。
因此，郑氏三重奏持有外交护照，周游世界进行禁毒宣传活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还在1994年4月于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37次会议上选举韩国为议长国。
陪同出席的孙柱焕前公报处长官补充说明如下：
“当时，对于增强警力，一些人也曾发出‘这不是在冒险吗’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怀疑增强警力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卢总统果断决定增强警力，结果警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的警察们士气大振。由于人员得到加强，首尔每个派出所都配备了一辆巡逻车，因此出现了‘5分钟出警’等创新举措，我认为警察们积极地投入到了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有人批评说，“与犯罪的战争”这个表达方式有些过激，这句话是谁提出的？
陪同出席的林仁圭前总统政策调查辅佐官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表达方式是我建议的。我认为有必要明确表明政府在犯罪问题上的立场，以此安抚国民，并警示犯罪分子，因此我提出了‘与犯罪的战争’这项政策。”
——警察和检察机关为了确立社会纪纲而辛勤工作，从总统的角度来看，您更偏爱哪个组织？
“检察机关拥有对警察的侦查指挥权，因此与民众有一定的距离，而警察则始终与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大学校长直接选举的阵痛
接着，卢前总统继续讲述了第六共和国的教育政策。
＜我在任的第六共和国时期，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6·29宣言》的影响。其目标是加强人文教育，培养尊重多样能力和个性的教育，以及培养健全价值观和道德的民主公民教育。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相继采取措施提高了负责下一代教育的教师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特别是，我们赋予了过去因学院问题等而备受困扰的大学自主权，将国立和公立大学校长候选人的推荐权以及教授的聘任权等下放给大学，并规定不得干预私立大学校长的聘任和批准。我们还扩大了大学在学费、招生制度等方面的自主权。这符合“尽快实现大学自主化和教育自治制度”的《6·29宣言》精神。
上任没几天，1988年3月4日，在教育部的工作汇报会上，提交了包括木浦大学在内的4所大学新任校长的任命案。我以“国立和公立大学校长应由相关大学推荐人选后予以提请”为由驳回了该提案。因为我相信，不能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干预大学负责人的任命。教育部官员们对此前所未有的情况感到惊讶。
由此，从1988年开始，大学校长直接选举制度开始普及。然而，我们当时的意思是“由学校自主决定”，并非一定要实行直接选举，但大学方面过于超前，以至于人们认为不实行直接选举就不行。虽然大学的人事权得到了保障是好事，但由于发展过快，导致了校园内派系林立，教授和学生之间产生矛盾等直接选举的副作用，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感到惋惜。
在5·16军事政变后中断了30年的地方教育自治制度也得以恢复，我认为，正是在这些努力的推动下，大学固有的学习氛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浓厚。
全教组不是劳工运动，而是思想运动
在奠定教育基础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困难。其中之一是1989年5月28日，部分教师成立了“全教组”（全国教职员劳动组合）。对于“教学是劳动”的说法，我过去和现在都持有疑问。我平时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达到极限，人类的未来应该从东方文明中寻找。而在东方思想中，有“师父一体”的说法，老师不就像父母一样吗？而且，这在制度上不仅是违法的，当时在教师中，不希望成立全教组的人也占绝大多数。
最终，在教育界人士出面劝说，甚至家长和校友也敦促其退出的喧嚣骚动之后，加入人数从1万2千人减少到1千5百多人。最终，坚持留下的教师遭到了惩戒解雇，这让我至今都感到痛心。现在，许多国民仍然怀疑，教导和培养未来国家栋梁的老师们成立工会，对于国家百年大计是否正确。
现在全教组已经合法化，但在当时，我不得不判断，只有阻止并瓦解全教组的成立，才能使教育正常化。即使在政权更迭、多个教师工会正在活动的今天，我的这个想法也没有改变。
陪同出席的孙柱焕前长官补充说明道：
“时隔30年恢复教育自治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可能由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关系，这方面并未受到太多关注。
当时，全教组的主导势力具体地展现出试图在教育现场注入挑战自由民主主义体制思想的动向，因此我们才反对。可以说，我们认为全教组不是劳工运动，而是思想运动。
第二个原因是合法性问题。日本也有教师工会，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教师工会‘日本教职员组合’（日教组）在现实中虽然被认可，但并非合法团体。现政府已将全教组合法化，这是一个需要与日本进行比较的问题。”
——学生运动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曾两次受挫。一次是1989年东义大学事件中，5名战斗警察被烧死；另一次是1991年郑元植总理遭到面粉袭击事件。每当发生此类事件时，原本沉默的大多数就会浮出水面，从而导致偏离轨道的学生运动走向萎缩。
“往好的方面想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我也曾埋怨过‘沉默的大多数’。明明看到不义的事情发生，平时却不说话，躲起来，只有像东义大学事件这样发生惨痛的牺牲时才站出来。作为总统，我对这些感到孤独和惋惜。”
惋惜废弃檀纪
接着，卢前总统继续讲述了文化领域的情况。
＜在筹备首尔奥运会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国际体育界的领导人。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将我们固有的文化视为日本或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让我感到悲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下定决心，要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五千年的固有文化，并以此为契机，将我们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结合。
通常奥运会主办国只会举办2到3个学术会议，而我们举办了10多个。不仅通过学术会议，我们还努力通过文化活动来介绍我们固有的文化。
我认为，导致民族文化传承衰落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废弃了檀纪。如果檀纪得以保留，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当然，宗教界和一些学者可能会反对，但我相信，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应该纪念檀纪。
我尤其在文化领域没有追求任何政治野心。1990年1月，将文公部（文化公报部）的文化部门分离出来，新设文化部，也是出于这个意图。文公部由于公报职能的重要性，文化行政工作一直被挤压。文化部的独立不仅意味着政府组织职能的调整，也意味着要改变以往只重视经济的政策，在文化方面也取得平衡。
我任命李御宁（이어령）教授为首任文化部长官，李长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想法。特别是，1990年6月他发表了《文化发展十年规划》，这是文化部门首次制定的长期规划，具有重大意义。
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我对新闻、出版和文化领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完全的自由。此外，我还几乎全部解禁了包括洪命熹（홍명희）、郑芝溶（김기림）、金起林（김기림）等在朝鲜的“越北”作家的作品。我认为，为了复兴民族文化的传统和遗产，没有必要区分南北。
旧中央厅拆除问题
——卢前总统在任期间，与文化相关的重要讨论之一是中央厅的拆除问题。据说，李御宁文化部长官在景福宫修复过程中提出了中央厅的拆除问题，但意见未能统一，这个问题被移交给了金泳三政府，最终被拆除。卢前总统对此问题有何看法？
“我认为中央厅是一座历史建筑，不应该拆除，如果可以搬迁，搬迁是更好的选择。无论是承载着我们辉煌成就的建筑，还是带来痛苦不幸的遗迹，将其本身摧毁都是否定历史的行为。我新建青瓦台后，最初想拆除历代总统居住过的旧本馆。因为那栋建筑本身没有文化价值。那栋建筑是日据时期总督为了居住而建造的，我们的总统们入住后，根据需要一点点扩建，有时甚至会出现天花板上有老鼠跑动、下雨漏水的情况。
出于种种原因，我曾想拆除那栋建筑，但作为历史的责任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拆除。因为正是那栋建筑，我们国家的六位总统在那里办公和生活过。虽然建筑本身没有文化价值，但仅凭它是历代总统居住过的空间这一点，就足以使其具有保存的价值。”
林仁圭：“当时国会也讨论过中央厅的拆除问题。其他议题上，朝野两党立场不同，但这个问题并非朝野对立，而是因个人理念和眼光的差异而产生分歧。由于拆除派和保留派的意见针锋相对，第六共和国未能就此问题达成结论。”
——由于在新建博物馆之前就拆除了作为博物馆使用的中央厅建筑，现在我们的国宝和文物只能寒酸地临时陈列在临时博物馆里。您如何评价金泳三前总统先拆后建的措施？
“这已经真相大白了，无需我多言。那样做是不对的。”
应该使用汉字
——最近，在我国社会上，韩文专用和汉谚混用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在更换居民身份证的过程中，金钟泌国务总理阻止了将姓名改为韩文专用的做法，要求并用汉字。卢前总统在任期间，文字政策是否成为过议题？
“虽然没有成为过议题，但我认为应该使用汉字。因为我们属于汉字文化圈。对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来说，使用汉字是顺应开放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举措。不仅如此，英语也应该好好教授。以前我担任首尔奥组委主席时，经常去瑞士，我乘坐的汽车的司机能说五国语言。这对客人来说多么方便。要想在国际上受到尊重，就必须掌握国际语言。但是，现在看报纸，几乎看不到汉字了。我担心地说：‘这可不行啊’。”
金钟仁前长官担心地说：“看最近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前景不容乐观。”他认为，在一个20年来都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国家，教育是不可能搞好的。卢前总统接着说：
“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卢在凤总理的任期太短了。如果让他担任两年左右的总理，我认为可以将我们国家的教育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他在教育领域有着明确的理念。所以，我现在仍然感到非常遗憾。”
关于“首尔和平奖”的说明
接着，卢前总统开始讲述体育领域的情况。
＜在我国体育史上，第六共和国堪称树立了一座金字塔，对此应该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我们成功举办了首尔奥运会，在1990年亚运会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并且在分裂历史上首次组建了韩朝联队，为韩朝体育交流开创了先河。
我制定了《国民体育振兴法》和《体育设施设置及利用相关法律》等法律，并在各行政部门新设了生活体育和青少年体育部门，致力于振兴国民体育。此外，为了纪念首尔奥运会并将其世代传承，我们设立了首尔奥运会纪念活动，即世界韩民族体育大赛和首尔和平奖。
随着北方政策的推行和韩朝关系的进展，体育领域的韩朝交流也开始出现转机。1988年12月，朝鲜奥委会委员长金裕淳向韩国奥委会委员长金钟河提议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商讨组建韩朝联队参加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问题。收到报告后，我下达指示，认为接受这一提议是好的。
尽管历经波折，北京亚运会的联队未能成行，但由于韩朝体育会谈的火种没有熄灭，为韩朝选手共同助威创造了机会。在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第6届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上，我们成功组建了韩朝联队参赛。看到韩朝选手身穿印有朝鲜半岛地图的队服，齐唱《阿里郎》的场面，我像在首尔奥运会时一样感到无比自豪。
另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是世界韩民族体育大赛。这是在奥运会期间，海外同胞提出的建议，我一上任就指示推动举办。结果，作为首尔奥运会举办一周年纪念活动之一，1989年9月26日，第一届世界韩民族体育大赛开幕，来自50多个国家的1300多名海外同胞选手参加了比赛。最初计划只举办一次，但我们收到了报告，称参赛的同胞们希望将这项赛事常态化。
我指示将这项赛事发展成为以民族体育项目为重点，并增加文化和学术会议的全体韩民族的综合性庆典。因此，韩民族体育大赛扩大到包括体育、青少年、文化和学术等领域，并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
在1989年9月17日举行的首尔奥运会一周年纪念活动上，我宣布设立“首尔和平奖”，以纪念首尔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并弘扬团结、进步与和平的精神。
关于首尔和平奖，并非没有反对意见，但我认为首尔奥运会超越了东西方冷战的壁垒，巩固了团结与进步，并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宗教，为人类和谐与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因此决定设立该奖项。1990年，我们决定将第一届首尔和平奖授予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此后，有些人认为这个奖项是为了纪念我个人的功绩，试图取消它。实际上，该奖项本应每两年颁发一次，但一度制定了取消该奖项的方针，导致1994年未能颁发。听到这些，我向相关人士强烈表达了我的意见。
“有人对将奖项授予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主席一事议论纷纷，但他是通过首尔奥运会在实现东西方和解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理应获得这个奖项。第二届获奖者，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并非因为与我私交甚好才获奖。在首尔奥运会前夕，朝鲜威胁要发动恐怖袭击时，他百忙之中赶到首尔，站在首尔奥运会主体育场，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以此展现了美国阻止任何干扰首尔奥运会的强大决心。
舒尔茨国务卿还亲自检查国际刑警组织，寻求相关国家的合作，并多次向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强调确保首尔奥运会的安全举办。将奖项授予这样的人有什么错？如果我们取消这个奖项，我们将成为一个可耻的国家。”
新建青瓦台的原因
——卢前总统是众所周知的佛教徒。在青瓦台举办活动或招待客人时，您是否经常考虑到宗教方面的因素？
“如果总统过于执着于特定宗教，可能会产生各种副作用。我即使在担任军队指挥官时也认为，对宗教持有偏见是不对的。所以，在我担任师长时，曾同时修建了教堂和佛堂。”
陪同出席的孙柱焕前长官说：“在卢总统执政期间，曾有谣言说青瓦台供奉着佛像。”对此，卢前总统回答道：
“青瓦台官邸后山有一条散步小路，在中途有一尊新罗时期建造的佛像。那是很久以前就保存下来的文物。即使那条路相当陡峭，我虔诚的佛教徒母亲也偶尔会爬到那里参拜，所以我有时也会去看看。”
——您最初入住青瓦台时，肯定使用了历代总统使用过的房间，当时有何感想？
“我曾听别人说那块地不太好。这样很容易让人感到不安，但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在夏天天气干旱，国民盼望下雨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卧室打开窗户，向外看是否下雨。那时，我就会想‘啊，以前的总统们心情也是这样的吧’。而且，青瓦台本馆周围有很多木兰树。因为陆英修女士喜欢木兰花，所以每当木兰花盛开时，我就会想起陆女士。
我之所以新建青瓦台，是因为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想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总统是象征国家文化的存在，我认为，总统居住在既不像日本房屋也不像韩国房屋的模棱两可的建筑中接待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学者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建设一座象征韩国文化的建筑是某人必须要做的事情，而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我认为由我来做，引起的麻烦或反感会比较少。”
——您是否直接指示了青瓦台建筑的建造方式？
“代表我们文化和历史的建筑——这个宏伟设计的框架是由我确定的。之后，与建筑相关的细节问题由专家组成委员会，全权委托给他们。专家们就窗帘挂钩、绳结等细节进行了讨论，甚至在安装壁画时，专家们之间也进行了几个月的讨论。”
2. 领事问题、财阀问题等
我国劳动者的克制力
卢前总统接着以分配问题、农村和渔村结构改善事业等为主题继续对话。
——1987年发生3000起劳资纠纷后，在1988年至1989年达到顶峰，之后从1990年开始逐渐减少。您认为这是否与以下因素有关：由于工资上涨，劳动者实现了中产阶层化；拥有了私家车；住房问题得到解决，全租房价格趋于稳定；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从而获得了心理上的安定？
“专家们说，人均国民收入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时，国民的需求最为旺盛，由此产生的不满也最大。据说没有哪个国家是例外。我认为，无论政府如何推行让全体国民都受益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想到这或许就是第六共和国和我所处的历史现实，有时会感到一丝悲凉。”
金钟仁前长官回忆道：“要实现社会正义，有钱人应该以身作则，但我国在这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第六共和国时期，我在不顾财阀们的强烈反对，推动出售非经营性房地产的过程中，曾对财阀会长们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各位不配合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我们就无法控制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一旦房地产市场失控，住房价格和全租房价格暴涨，劳动者们必然会要求涨工资。’
我看到，劳动者们并非盲目地要求涨工资。我切身感受到，我国劳动者的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具有很强的克制力。他们只是因为工资低于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的水平而无法忍受。如果用公权力压制这种迫切的需求，总有一天会爆发。那样一来，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企业也必然会倒闭。没有劳动者的企业怎么可能存在呢？”
——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福利问题导致国家财政崩溃而遭受痛苦的案例屡见不鲜。然而，第六共和国在推行分配政策的同时，却保持了健全的财政。您认为其原因何在？
金钟仁：“发达国家的福利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而我国仅占5%左右。因此，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并没有给财政带来负担。另一个原因是，第六共和国时期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7%，因此福利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得以消化。”
卢前总统解释说，第六共和国时期的福利政策理念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进行分配”。
“第五共和国时期，我在党内与包括金钟仁首席在内的多人讨论过福利政策。当时的主题是，现在肚子饿，是应该把手中仅有的小蛋糕分掉，还是应该先把蛋糕做大后再分。当时的结论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进行分配’。这就是第六共和国福利政策的基本原则。”
农村和渔村结构改善事业是浪费吗？
卢前总统在任时期，乌拉圭回合谈判成为紧急要务。以下是卢前总统的亲身证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乌拉圭回合（UR）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乌拉圭回合早在1986年就已经开始，并在国际社会上积极推进，但我国直到1990年7月，各部门才开始着手检查为应对乌拉圭回合所做的准备。
事实上，在那之前，我们对乌拉圭回合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乌拉圭回合开始真正成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包括大米在内的农产品开放，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最终，在火烧眉毛之际，我们才开始认真讨论如何应对。其结果就是投入42万亿韩元用于所谓的农村和渔村结构改革。>
以下是关于农村和渔村问题，金钟仁前长官的补充说明。
“农村问题上，秋粮收购价在提高农户收入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共和国时期，由于朝小野大的局面，秋粮收购价由国会决定。无论如何，政治环境的影响大于经济逻辑，因此形成了收购价不得不高于以往的环境。多亏如此，农户收入得以提高。”
青瓦台聚餐事件的真相
——第六共和国时期计划投入42万亿韩元用于农村和渔村结构改善，金泳三政府时期扩大至约50万亿韩元。对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是否可以将持续投资于缺乏竞争力的农业领域视为一种浪费？
“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6%。我的经济参谋们说，如果我们的农业要作为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将农业人口减少到总人口的2%以下。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无法立即将剩余的14%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其他产业。因此，政府必须制定对策，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同时，保障农业从业人员的生活。农村和渔村结构改革计划正是为了全面支持这一目标而制定的。”
——关于最近正在进行的财阀结构调整，我想问一下各位财阀总裁。从秘密资金审判资料来看，某财阀集团会长在青瓦台的聚餐场合失言，导致卢总统生气离席。据说之后那位会长非常害怕，体重减轻了7公斤。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金钟仁：“那大概是青瓦台总统官邸新建并搬迁之后的事情（编者注：根据审判记录，是1990年11月）。是我提议安排了那次聚餐。当时，财阀总裁们因为房地产自愿出售和主营业务选定等问题，与政府关系不睦，所以我想请总统款待他们一次晚餐，以示慰问。于是，大约有15位财界人士参加了。吃饭时，大家喝了点佐餐酒，韩进集团的赵重勋会长因为济州岛牧场的事情心情不好，开始批评我。当着众人的面，对一位长者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所以我忍住了。
饭后，我们换了个地方喝茶。当时，如果公司为员工建造住宅并进行分售，政府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十大集团被排除在贷款对象之外。那位说错话的会长就这个问题发难，说‘为什么不给我们低息贷款？这种事情只有在独裁政权下才会发生。’现代集团的郑周永会长也坐在旁边，大家的脸色都变了。我对那位会长说‘请您不要随便说话’，并提醒了他，然后让他回去了。这样一来，他自己也承受了心理上的痛苦。”
当时，卢前总统这样回答：
“那件事的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位会长的叔叔和我以前关系很好，我们还一起打网球。那位出事的会长因为失言事件感到尴尬，所以派他的叔叔来解释，我记得是这样的。”
郑周永会长与税务调查
——从财阀总裁的角度来看，似乎只有总统才能让他们感到害怕。
金钟仁：“那些人连总统都不怕。有一次，郑周永会长在宽勋讨论会上说‘韩国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领导人’。所以我去见郑会长，质问他‘郑会长到底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因此，我们之间发生过几次不愉快的对话。像美国这样企业规模庞大的国家，也没有企业家敢对政府如此放肆。”
——与其经历复杂的财阀改革过程，不如总统直接掌控并震慑财阀会长，这种方法是否更有效？
“那样做也有利有弊。本来就有人说我们是独裁，如果强行处理，不会有好结果。应该引导他们自觉行动。”
——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宣布参政后，国税厅追缴了其1300亿韩元的遗产税，这是否是政府有意进行的制裁？
金钟仁：“政府绝不是出于故意目的追缴遗产税。最初，国税厅在调查现代集团旗下公司的常规法人税时，发现了几百亿韩元的暂收款。考虑到公司规模，金额过大，追查下去发现这笔资金被用于郑会长家族的股权转移。郑周永会长一直抗议，国税厅便表示‘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并进行了非常严谨的调查。结果，追缴金额从800亿韩元增加到了1300亿韩元。”
——第六共和国时期，为了建设社会间接资本，政府发包了许多大型工程。当时是如何分配这些工程的？
金钟仁：“工程招标属于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青瓦台并不知情。我们只知道有这些发包，但无法干预具体程序。”
——价值数千亿韩元的工程，执政党或青瓦台不可能不知情就发包吧？
“我担任长官期间记得的是利比亚大人工河工程（编者注：指利比亚大人工河工程第二次承包商的选定）。那是国际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大工程，但在竞标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现代、大宇、东亚建设单独承担都有困难，所以他们似乎约定一旦中标就‘共同分享’。但是，利比亚政府认为东亚建设有经验，因此承认其既得利益，单独将工程发包给了东亚建设。然而，现代和大宇却坚持要按照事先的约定共同参与。
利比亚方面表示‘与其分给这家那家，不如干脆不让韩国企业参与’。所以我派建设部长到当地了解情况，得知如果东亚建设不单独承担，可能会失去发包权，被外国企业夺走。因此，为了国家利益，我们进行了协调。”
——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者，您认为财阀企业家们是先考虑私利还是国家利益？
金钟仁：“他们口头上说是为了国家，但实际上还是以个人赚钱为主。我曾对财阀总裁们说过‘那些说为了国家而经营企业的人都是在说谎’。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如果他们真的为国家着想，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无限制地扩张事业，最终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困境。”
遗憾媒体的刺激性表达
——卢前总统在任期间，在国家运营的核心领域——政治、经济、安全问题中，哪个领域投入的时间和关注最多？
“作为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是首要关注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从时间分配量来看，经济方面投入的精力最多。因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最重要的目标是富国强兵。”
——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期后，就业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第六共和国时期是我国开始统计就业数据以来失业率最低的时期。
“第六共和国时期经济活动活跃，因此就业机会大幅增加。当时反而很难找到人才。我记得我在任期间新建了青瓦台，连招募青瓦台的建筑工人也很困难。技术人员非常有个性，如果瓦匠长罢工，整个工程就会停摆。”
金前长官补充道：
“由于劳动力短缺，引进海外劳务人员的问题引起了争议。企业们执意要求引进外国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怎么会进行结构调整呢？当时人们还认为不裁员才是优秀的企业。”
——金泳三总统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提出的口号是‘建设新韩国’和‘医治韩国病’。作为执政党总统候选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经济像英国病一样患上了重病，要通过建设新韩国来拯救经济。重要的是，当时选民们认为‘我们的经济真的崩溃了’，因此被这种政治口号所说服。
金钟仁：“当时金泳三候选人竞选团队的参谋们为了寻找刺激性的词语，创造了‘韩国病’这个词。事实上，在第六共和国运营经济的过程中，我看新闻报道，即使股市稍微下跌，也会写成‘股市崩盘’。当时股市跌到了470点，但大韩民国股市的结构是即使跌破400点也不会崩盘的。我问报社的经济部主任们‘你们是因为不理解才那样报道的吗？’他们回答说‘这是媒体的特性，请理解’。”
——根据1993年2月13日卢前总统卸任前韩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卢总统在任期间经济方面“做得好”的占7.8%，“做得不好”的占68.9%。相反，外交国防方面“做得好”的占50.4%，“做得不好”的占13.9%。国民认可了外交和国防的具体成果，但在经济领域存在很大的认知差距。
“第六共和国实际经济政策的成果不是很好地体现在了经济指标上吗？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都翻了一番，没有失业，而且不是还提供了200万套以上的住房吗？即便如此，如果出现了那样的民意调查结果，我认为责任完全在于媒体。实际上经济运行良好，但媒体却使用了‘即将崩溃’、‘出大事了’、‘无法支撑’这样的表达。权力控制媒体时，媒体也会谨慎报道，但对于第六共和国政府和我，他们却随意报道。就媒体而言，我算是最大的受害者。”
“总体性危机”一词出现的原因
——看那时的新闻剪报，最常用的词语是“总体性危机”。
金钟仁：“那个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位新上任的经济副总理在就职后，于果川召集公务员进行演讲时，突然使用了‘托塔尔克莱西斯’（Total Crisis）这个表达。此后，‘总体性危机’这个词便流行起来。
第六共和国的经济成果非常稳健，但评价却非常低，这是因为媒体连日报道由于建设新城市导致物资短缺、工程质量低劣、工资上涨导致物价上涨，结果国家竞争力跌至谷底。而且，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后，媒体不去考虑其根本原因，反而将其归咎于‘第五共和国积累的财富都被第六共和国挥霍一空’，这样一来，负面意见怎么可能不深入人心呢？”
卢前总统补充了对媒体的不满：
“我在拘留所的时候感觉到，连最基层的狱警都拥有汽车。我听说他们休假时带着家人去东海岸旅行，平时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因为堵车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大家忘记了开启私家车时代的恩情，反而因为劳资纠纷而互相殴打，投掷燃烧瓶，并抱怨卢总统连这些事情都处理不好。再加上媒体不断煽风点火，我便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政权和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一些市民团体在卢前总统卸任后不久，公布了几项关于第六共和国时期腐败嫌疑的事件。内容包括水西地区住宅用地优惠分批事件、与韩阳有关的民自党可乐洞研修院出售事件、建荣特惠嫌疑、第一生命相关的情报司令部土地诈骗事件、以及质疑为何在清州机场之外重复建设永宗岛新机场的问题、三星商用车许可问题等。
“在任期间已经查明，水西事件的问题在于首尔市长前后不一致。”
——当时卢前总统是否具体指示首尔市长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总统有什么可指示的？那是首尔市自己进行的住宅用地开发项目。”
——市民团体提出的问题是，批准了很多高尔夫球场的建设。记录显示，第六共和国时期批准了135个高尔夫球场的建设。
“过去，高尔夫球场的审批属于交通部的管辖范围，但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有人提出为什么交通部要审批高尔夫球场，于是便下放给了市道知事。因此，这与青瓦台的工作无关。”
三星汽车许可的内幕
——三星集团商用车生产许可是在什么过程中获得的？
“我的记忆中，三星商用车问题是当时大邱和庆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夙愿。”
金钟仁前长官补充道：
“三星是一家技术高度发达的企业。由于政府不批准，他们便动员大邱商工会议所，以‘大邱庆北地区的夙愿’为由，争取当地舆论的支持。因此，1992年7月，商用车生产许可获得批准，当时商业部要求三星签署保证书，承诺‘今后绝不涉足乘用车领域’。然而，到了金泳三政府时期，他们又动员釜山商工会议所，提出了发展釜山和庆南地区的理由。”
——卢前总统在任期间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职业高中毕业生占37%，工业高中占8.6%，人文高中占50%以上，职业高中得到了很大的加强。1995年的目标是将职业高中、工业高中和人文高中的比例平衡到50比50。
“为了发展职业高中和工业高中，政府给予了很多关注。”
金钟仁：“大学审批也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例如，当时首尔市和首都圈大学的招生名额被冻结，但电子产业和机械产业的人才却非常短缺。他们认为，至少需要高考成绩在280分以上的优秀人才才能进行研发。这样一来，像三星和LG这样的电子公司，从首尔大学电子工程系二年级学生开始就提供奖学金，但也只能勉强招到一两个。这样根本无法进行研发，所以他们要求增加一流大学的人才。因此，我们将首都圈理工科大学的招生名额增加了一倍。打破了朴总统时期开始实行的招生名额冻结原则。
但是，工科大学的特点是，仅仅增加学生数量是无法提高学习质量的，还需要实验实习设施。这时，企业们表示‘我们也愿意为工科发展做出贡献’，向大学捐赠了1000亿韩元的产学合作奖学金。首尔工业大学的招生名额增加了一倍，获得了400亿韩元的基金。”
卢前总统就企业向大学捐赠的1000亿韩元产学合作奖学金的幕后故事作了如下说明：
“因为我的秘密资金问题而感到羞愧，所以一直没有谈这件事……当时正值选举，一些企业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我对他们说‘心意我领了，但没有必要。不如把这笔钱用来支持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发展’，所以才有了这1000亿韩元的资助。因此，理工科大学才能购买实习设备，建造教学楼。”
金泳三时期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中断
——金钟仁前长官在担任经济首席秘书官期间接受《月刊朝鲜》采访时曾指出，“第五共和国时期错过了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时机，也错过了技术开发和生产力合理化方面的最佳投资时机。”那么，第六共和国在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有哪些未能实施而感到遗憾的政策？
金钟仁：“当时，如果能更强硬、更彻底地推进财阀结构调整就好了，对此我感到遗憾。”
——是否因为单任制的局限而时间紧迫？
金钟仁：“我认为与单任制无关。下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负责人本应做出合理的判断，继续执行前任政府的政策，但金泳三政府的经济政策负责人却像突然从天而降的天使一样行事，导致所有政策都被中断。我认为，从开始使用‘新韩国’和‘新经济’这些词语时起，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最近关于处理大宇集团问题的过程似乎有很多争议。如果特定企业无法生存，那么根据市场经济的逻辑来决定其存亡是最好的，但有人认为，现政府正试图通过诸如解散财阀等非经济逻辑来处理大企业问题。
“从教科书的角度来说，用经济逻辑来解决问题是对的，但我们国家的财阀结构并非如此。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以最小的牺牲来克服这个困难。大宇集团的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也与政府和国家有关，因此相关人士应该尽最大努力，集思广益地解决问题。”
——您在任期间，财阀们是否也曾面临危机？
“我在任期间也曾因大宇造船而头疼，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评价，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从而克服了危机。如果那样支持之后，大宇造船还是倒闭了，那么即使动机再好，那也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您在与财阀会长们接触的过程中，是否感觉他们更注重扩大规模，而对盈亏概念比较薄弱？
“财阀企业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因此，如果扩大规模会亏损，谁还会去扩大规模呢？过去，他们认为‘扩大规模是有利的’，所以才竞相扩大规模。财阀通过制造有竞争力的产品来赚钱的情况并不多，主要还是通过房地产赚钱，但最终遇到了瓶颈。正是我在任期间给财阀们带来了这个瓶颈。因此，我推动了行业专业化，限制了相互担保，从而引导了财阀的结构调整。”
——作为需要了解民心的总统，似乎需要关注两种趋势。一种是媒体报道的舆论，另一种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舆论。然而，媒体也可能无法代表国民的想法，而是传递他们自己的舆论。尽管如此，政策专家们是否会认为“媒体报道的就是国民舆论”？
“总统也是人，很难准确区分这两种舆论。但是，政府的其他机构具有弥补媒体不足的功能。因此，我们会重视媒体的主张，但不能百分之百地照搬。”
3. 情报机构与检察机关
摸清政界动向
——您在任期间与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官见过多少次面？
“我每周都会单独会见他一次并听取汇报。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官汇报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安全、朝鲜动向，以及与朝鲜有关的国家和人物，其次才是政治事务。很多人反对将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政治相关活动称为政治监察，但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国家安危。危害国家安危的因素可以分为外患和内部颠覆。从历史上看，外患更为可怕，但内部颠覆发生的频率更高。内部危险因素最多的地方就是政治局势。因此，摸清政界动向是为了事先掌握这些危险因素并制定预防对策。我不知道现在的国家情报院法是否已禁止此类活动，但国家情报院的基本任务和使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应该是一样的。”
——作为总统，您不可避免地会了解很多竞争对手政治家或在野党重要人士的个人弱点。您是否曾陷入过想利用这些弱点进行政治操作的诱惑？
“我从未想过要利用这些弱点进行政治操作。”
——我国有国家安全企划部、国防安全司令部、警察等情报机构。我认为，由于它们各自具有特殊性，如何利用好这些机构是情报沟通的重要课题。卢前总统在任期间，是从什么角度来运营这些情报机构的？
“由于国家安全企划部过去曾卷入过动摇国本的事件，因此在我执政期间，我努力消除那些会让国民皱眉、危害国家安危的因素。例如，国家安全企划部过去拥有可以调控其他情报机构的权力，因此常常滥用这种权力，干预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在我执政期间，我让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并通过让国家安全企划部发挥公正客观的作用，几乎消除了权力滥用现象。”
——关于检察权，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使其独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如果检察权独立，就会成为政府之上的政府，因此为了制约检察权，应该在总统的统治权下行使检察权。对此，存在分歧。
“我们认为，应该让检察权独立，但也要接受总统的指挥和监督。我认为，在总统的统治权之外设立检察权还为时过早。”
——总统行使检察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宣布“与犯罪作斗争”，下达“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指示；另一种是干预具体案件，以“放过某些人，逮捕某些人”的方式干预调查。卢前总统主要属于哪一种？
“在任期间，我从未直接干预过调查。例如，在我任职期间，我珍爱的一位同学被捕并被判刑。如果总统出面求情，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但我没有干预调查。不过，由于总统拥有赦免权，对于一些不得已的情况，可以通过赦免权进行调整。”
——据当时的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官徐东权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条可以直接与朝鲜通话的热线。从金泳三政府和金大中政府没有利用热线的说法来看，这条热线现在似乎已经停用了。
“韩朝之间必须要有直接联络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事先防止因误解或误判而引发的危机。没有这样的渠道，就意味着更加不安，令人惋惜。”
革命性改革只会招致不幸
——我认为，要成为发达国家，制度改革比意识结构改革更为重要。在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为了成为发达国家，我们需要的政治改革或政治制度改革是什么？您对此有何看法？
“无视现实，只以理想为目标而试图一步登天的计划是无法成功的。革命性的发展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幸。一点一滴地改进，逐步发展，自然会形成自主性。靠外部力量强行进行的改革是绝对难以成功的。现在讨论的内阁制，并不能保证实行内阁制后，我们的政治就能一下子消除所有弊端，让所有国民都评价说‘这个制度是最好的’。
我认为，媒体也不要对政治家和负责任的人提出过分的要求，即使进展过程有些令人不满和不足，也要让他们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发展之路，这才是减少不幸的方法。”
——我认为，拥有权力的人应该宽容大度，政治才能顺其自然地发展，在野党也不会采取强迫或煽动的方式。
“不仅是权力，所有事情都是如此。强者应该以宽广的胸怀拥抱弱者。”
——为了撰写朴正熙总统的传记，我查阅了20世纪60年代的报纸，发现现在的政治局面与那时如出一辙，只是主人公的名字变了，在野党仍然采取煽动的方式，而执政方则采取过激的手段，原理是一样的。
“我在任期间，从未想过要打倒在野党。一旦成为总统，就不再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了。所有人都应该是我要拥抱的人。直到现在，我仍然希望那样的时代能够继续下去。”
“中国也会容忍驻韩美军”
——第六共和国对朝政策的基础是在1988年至1989年东欧剧变时期确立的。十年过去了，从韩朝关系来看，朝鲜迅速崩溃的变数正在出现。那么，现在应该是制定符合新形势的统一政策的时候了，但金大中政府却试图沿用十年前的对朝政策。这难道不是不符合时代和历史的变化吗？
“朝鲜崩溃的情况在我执政时并非不知晓，当时的方案中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我以国家安全企划部为中心，每年像进行乙支演习一样，指示他们为应对朝鲜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那个方案甚至包括了饥饿致死、为了躲避饥荒而逃难的情况。现在的外交安保首席秘书黄源卓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他正在延续同样的政策基调。”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对朝政策一直侧重于和平稳定和交流合作，但在1995年以后朝鲜日益走向崩溃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更加侧重于“现在是统一的决定性机会”并以统一为导向吗？
“关于那种情况的方案都包含在我的对朝政策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处于无法坚持当事者原则的境地。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保护下实现统一。这意味着我们也要听其他国家的话，朝鲜也要听其他国家的话，很容易形成托管统治的形式。无论发生什么，要避免这种情况，最终必须恢复当事者原则。”
——《月刊朝鲜》8月号刊登了对日本战略家冈崎久彦的采访。他说：“亚洲和平的基础是美日新的同盟关系，如果中国认为韩国是美日一派，就不会轻易放弃朝鲜。”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不断地向中国强调，统一的韩国不会与中国为敌吗？
“中国基本上也希望朝鲜半岛和平，原则上不会反对南北统一。同时，他们会希望统一的韩国是亲华而不是反华的。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也会这么想。我们也应该为此付出外交努力。这是任何政权外交的基本原则。”
送给平民党事务总长（秘书长）的6亿韩元的来历
——那么，我们对驻韩美军的态度是否应该改变？例如，统一后，驻韩美军不应驻扎在朝鲜半岛，或者即使驻扎也要加以限制。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美军从朝鲜半岛撤离并不一定符合其自身利益。如果中国能够汲取过去被日本侵略的教训，就会明白，美军这颗‘钉子’钉在朝鲜半岛，维持东北亚的平衡，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反而可能是有利的。甚至连一直呼吁美军撤离的朝鲜，也可能认为美军驻扎在韩国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手段。”
——我想问孙柱焕前长官。根据金大中秘密资金调查时查明的事实，孙前长官在1991年担任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期间，曾每月一次、五月一次，每次向平民党事务总长账户存入3亿韩元。这笔钱是什么性质的？
孙柱焕：“我可以肯定地说，青瓦台从未存入过如此巨额的资金，也没有向在野党提供资金的惯例。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从未从青瓦台出去过，也不可能出去。不过，我可以透露的是，每个月一次，作为执政党总裁的总统会在政务首席秘书陪同下，以支票的形式向执政党事务总长转交当月的运营资金。”
——由于金额都是3亿韩元，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不是按季度或定期向在野党提供帮助。
孙柱焕：“我不记得曾经向在野党提供过任何运营资金。”
——我想问卢前总统。1992年12月3日，时任警卫室长李贤雨陈述说：“我将可转让定期存单（CD）兑换成300亿韩元交给了卢总统。”检察机关询问您这笔钱的用途时，您没有回答。当时距离总统大选只有半个月，因此我怀疑这笔钱是否被用作了金泳三候选人的竞选资金。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您是否反对前总统重返政坛？
“我认为媒体的评价很到位。我希望媒体不要为了吸引眼球而煽动民众。”
4. 轶事
值得回忆的世界领导人
——卢前总统曾与布什、里根、戈尔巴乔夫等海外首脑进行过首脑外交，除此之外，在进行首脑外交时，是否有特别让您记忆深刻的外国领导人，能否介绍一下？
“我曾与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首相，以及我执政时期的海部俊树首相、宫泽喜一首相等日本政界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对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访问英国时，我与撒切尔首相就中国问题进行了交谈。接下来，我记得的有德国总理科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及已卸任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
通过与他们的会面，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首脑会晤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其次，是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亲密关系。然后，再以这种亲密关系为基础，协调国家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如果建立了这种关系，首脑之间就能形成同志般真诚的同盟关系，如果能达到‘可以同生共死’的阶段，那在外交上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卢前总统在执政期间与许多世界级的领导人和国家元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据说他与美国总统布什的关系尤其良好。当被问及与布什总统的关系时，卢前总统这样回答：
“我曾经就归还驻韩美军龙山基地的问题与布什总统进行过协商。我曾夸张地向布什总统提议说：‘美国如此帮助我们，但如果学生们的燃烧瓶飞向美8军司令部，两国政府的立场都会很为难。在那种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把它搬到一个安静的地区吧。’虽然有很多反对意见，但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就归还龙山美军基地达成了协议。如果没有与布什总统的友好关系，这些事情是很难推动的。”
与伊丽莎白女王的缘分
卢前总统还曾多次会见德国外长根舍，他这样回忆了对根舍的印象：
“德国外长根舍先生被公认为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但是，从韩国国家元首的立场来看，我们之间并非没有不愉快之处。1981年，我作为总统特使访问德国，会见了根舍外长，当时他提到了因内乱阴谋事件正在接受审判的金大中先生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我这样回答：
‘感谢德国各界名流对金大中先生的关注。但是，我对他的爱比全体德国人民加起来还要多。’
我当选总统后，曾在首尔再次会见根舍外长。那时，根舍外长对欧盟（欧洲联盟）感到非常自豪。所以，我记得我回应说：‘到了21世纪，欧盟也不能忽视东亚的活力，因为东亚将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卢前总统提到了今年春天访问韩国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一段轶事。
“我在5·16军事政变后，曾在防谍部队（国防安全司令部的前身，编者注：卢前总统在5·16后曾担任防谍部队最高会议的联络官）（译者注：该机构前身是1948.5.27创建的“朝鲜警备队总司令部情报处特别调查科”，1949.10-1950.10改名“陆军防谍队"，朝战时期改称“陆军特务部队”，1960年4·19革命后复称“陆军防谍部队”，1968年更名为“陆军保安司令部”，1977年更名为“国军保安司令部”，1991年更名为“国军机务司令部”。2017年，总统文在寅将机务司令部拆分，主体部分由“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继承。2022年11月起，又改为“国军防谍司令部”；省流助手：没错，这个机构就是全斗焕在12·12政变时任保安司令官的那个保安司令部）担任首任秘密特使。当时，革命政府宣布克服了春荒，但媒体却报道了相反的内容，称‘春荒依然存在’。感到慌张的朴正熙最高会议议长召见我，命令我‘走遍全国八道进行核实’。于是，我成为了革命政府的第一号秘密特使，从196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走遍全国进行了民情视察。
那时，我开车经过加马山雪马里附近，听到一位（外国）女性啜泣的声音。我停下车，看到一位妇女在山谷里哭泣。询问缘由后得知，她的丈夫十多年前参加朝鲜战争，在此地阵亡。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在加马山雪马里溪谷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即使过了这么多年，这位妻子仍然无法忘记她的丈夫，她从英国飞到这里来安慰丈夫的亡灵，那景象真是诗意般地令人感动。
1989年，我担任总统期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向伊丽莎白女王提起了这件事。女王听后眼眶湿润，并承诺‘一定会去韩国’，还说‘如果在我执政期间去不了，也会派王储去’。后来，是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王妃代替女王访问了首尔。”
——我在阅读1964年6·3事件当时的报纸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民政政府成立后，朴总统本想尝试民主治理，但尹潽善先生或在野党方面抢先一步进行煽动，并展开虚假的揭发战，我认为这些或许促使朴正熙总统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我直接从一位与朴总统关系密切的人那里听说，朴总统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但国民却不理解，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我认为朴总统推行维新体制，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如果以民主主义的教科书为标准来衡量，或许可以指责朴总统是独裁者，但是，在发展到如此水平的今天，我作为国家的负责人，为了实现民主也付出了多少艰辛。更何况，在比那时落后得多的时代，如果按照在野党的主张实行民主，那简直就等同于抛弃国家。”
“看到金钟泌回避责任的报告后，军部放弃了对现有政治家的期望”
12·12事件以及之后全斗焕前总统不得不承担国政责任的过程，虽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有不同的定论，但在当时的视角来看，却是迫不得已的。”
——首尔之春时期，继5·16军事政变之后，又一次留下了“军队参与现实政治”的先例，您认为除了军队参与现实政治之外，当时没有其他替代方案了吗？
“我现在还记得，尽管在光州发生了示威者与戒严军的冲突事件，但崔圭夏总统在一周内都没有作为总统做出决断。当时，国防部长官周永福与三军参谋总长一起前往青瓦台，跪了几个小时，恳求总统‘请您做出决断’。据说，他们就这样护送崔圭夏总统去了光州。我认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人存在着一种时代性的要求，认为‘这样的混乱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有能够平息国家混乱、维持秩序的领导人’。”
——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事件后，在政治上继承朴总统遗志的势力，从武力上来说是正规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人，从政治上来说是共和党的金钟泌先生的势力。然而，到了1980年“首尔之春”时期，金钟泌共和党总裁却开始标榜自己是民主化势力。
“当时，如果金钟泌先生能够承担起对维新体制的责任，并走上收拾混乱局面的道路，那么军部很可能会支持他。但是，他却推卸责任，声称‘我一直反对维新体制’，我认为军部正是因此放弃了对现有政治家的期望和希望。”
——我认为，金钟泌先生在1963年创建共和党时，政治范式就转变为民间政治家了。他是不是在1980年春天放弃了借助军部力量成为总统的想法？
“从我国的政治水平和现实来看，即使那不一定是国家最需要的道路，也需要政治同志意识和领导力。我的意思是，直到现在，在推进事业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同志之间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的团结。就金钟泌先生而言，这一点有些令人遗憾。
1987年大选结束后，我曾问金钟泌先生：‘1980年首尔之春时期，当时的条件那么好，为什么军中却没有支持金前辈（编者注：金钟泌总理是卢前总统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辈）的同志呢？’他回答说：‘我想做也做不到。’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在朴正熙总统统治下，他作为二号人物，24小时受到监视，根本没有机会在军中建立任何人脉。”
与全斗焕的友谊
——全斗焕前总统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从一开始就将卢前总统视为二号人物，并且这个想法从未改变，不是吗？
“从结果来看，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我当时表现出任何想要以二号人物自居的行为，我绝对不可能成为总统。我认为，正因为我在不显露自己是二号人物的情况下，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当时在座的前长官孙柱焕这样回答了关于二号人物微妙处境的问题：
“我不知道全前总统的意图是什么，但表面现象确实是卢总统也受到了很多制约。从军队将官的人事安排来看，当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亲卢泰愚派系被排挤到了第二、三位。我认为卢总统过早地脱下军装也与此事不无关系。”
——通常人们说，卢前总统在军队服役期间曾在特战司令部第9空输特战旅团和步兵第9师团工作过，后来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被提拔到了军队的重要职位，因此有了“9·9人脉”的说法。您认为这种军队内部的人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吗？
“我不知道‘9·9人脉’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有的。比如安秉浩、具昌会、李弼燮（译者注：李弼燮/이필섭/Lee Phil-seop，1937年-，韩国军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一心会成员，在12·12军事叛乱时以大领军衔担任第9步兵师团第29联队的指挥官，他奉师团长卢泰愚的命令，率领前线部队南下汉城；在黄永时担任陆军参谋总长时曾任他的秘书室长，1984年晋升少将，担任第9师团长；1987年晋升中将，担任第1军团长，1989年调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90年晋升大将，担任第2野战军司令官，1991年12月担任合同参谋本部议长，1993年5月在文民政府清洗一心会成员时被迫退役）等人在第9师团一起工作过，李镇三等人曾在特战司令部第9空输旅团一起工作过。我认为人脉关系具有两面性。如果过分强调它，可能会招致别人的不满。但是，如果不是想通过人脉关系获取什么利益，而是为了荣誉而挺身而出，那么它也有积极的作用。”
——卢前总统执政时期，军队里备受关注的人物是金振永将军。卢前总统就任后，他先去了教育司令部，然后在任期后半段的1991年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金振永将军曾三次辅佐全总统，也三次辅佐卢总统，因此尽管他与任何人都关系良好，但媒体却认为他是全总统的人脉。
“金振永将军最初并没有得到全总统的亲近。所以他一直在外担任闲职，直到全总统即将卸任时才被任命为首都警备司令官。金振永将军在担任师团长时，部队里曾发生过很多士兵冻伤的事件，引起了一些麻烦。如果是普通人，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他是一位优秀的人才，而且我和全总统都很器重这位后辈，所以问题并没有变得很大。我担任总统后，金振永将军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媒体总是将他归类为‘全总统派系’。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牺牲一位难得的人才，所以先任命他为教育司令官，后来又提拔他为陆军参谋总长。”
“与全总统性格互补”
在这部分，卢前总统这样回忆了他与全前总统的关系：
“全总统的性格是，一旦发生事情，他会比任何人都先冲出去。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此努力地奔跑，机会固然很多，但稍有不慎也可能与他人发生冲突，可能会被孤立，运气不好的话甚至可能摔倒，不是吗？我认为我的角色就是保持平衡，让他不至于摔倒。这样的缘分持续下来，我和全总统在军队中曾三次交接重要的职位，包括陆军参谋总长首席副官、青瓦台警卫室作战次长助理、保安司令官等。当然，这些职位是由拥有任命权的人决定的，所以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但我们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努力，这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两个人的性格相似，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奇妙地互补。我认为这也是命运。”
——在资料室翻阅照片时，我发现了一张卢前总统第一次跳伞时，全斗焕总统也一起跳伞的照片。
“当时全斗焕总统是第1空输旅团长，如果有外国贵宾访问特战司令部，他经常会带领大家进行示范跳伞。因此，全总统是跳伞的老手。我年轻时就在空输部队服役，但错过了接受空降训练的机会。结果，在我成为将军并组建第9空输旅团时，要和年轻的士兵们一起接受训练，吃了不少苦头。
我第一次从飞机上跳伞的那天，全斗焕总统和我一起跳了下来。那时，因为是我的第一次跳伞，我的家人都来看了。邻近旅团的旅团长告诉我，他第一次跳伞时，在着陆过程中摔倒并失去了意识。看到这一幕后，他的妻子开始对他非常好。我轻轻地降落后，我的妻子和女儿说：‘真有趣。’要是我也像那位旅长一样摔得很厉害，说不定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呢。”
青年军官的锐气和正义感
——5·16军事政变后，据说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出身的人策划反革命阴谋，当时曾受到反间谍部队司令郑昇和将军的调查。调查资料显示，卢前总统是计划的核心人物。
“那时我是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会——北极星会的会长。因此，我代表年轻军官们提出不满，组织聚会，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类似主导者的角色。事实上，中央情报部试图将此事定性为反革命，但郑升和将军建议说：‘不是那样的。请把调查交给我。’中央情报部这才将调查权让给了反间谍部队。
当时，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年轻军官们认为，革命政府参与现实政治会损害军队的纯洁性，因此奋起反对。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在陆军士官学校礼堂主持召开了全体同学会。另一个会议议题是消除军队中的派系。最初，在国军创建初期主导军队的力量是来自咸镜道和平安道的人脉，但以5·16军事政变为分界点，来自北方的人势力衰退，来自南方的人势力抬头。南方势力中，庆尚道出身的人必然是主流，因为军官数量压倒性地多。这样一来，来自北方的人就提出了派系问题。
在那天的同学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我让青年军官们理解了青年军官集团与军政府合作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其次，关于派系问题，我通过说服他们‘把派系只解释为坏事的态度本身就是派系。同校、同乡的人互相帮助，难道不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吗？’最终大家都接受了。”
——当时年轻军官们聚会时，是否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比如清除陆军士官学校第8期出身的人？
“没有那种事情。当时的问题是，证券市场波动、新国家汽车公司、华克山庄等四大疑案违反了革命公约和军队的纯洁性，应该纠正。此外，参与现实政治也违反了‘革命任务完成后将返回军队’的条款。朴总统在接到关于我们集体行动的报告后指示说：‘如果青年军官没有那样的锐气和正义感，军队的未来岂不是一片黯淡？绝不能牺牲他们。’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闵耭植将军（译者注：闵耭植/민기식/Min Ki-sik，1921年5月20日-1998年10月11日，韩国军人、政治人物；1963年6月1日-1965年3月31日任陆军参谋总长，以陆军大将军衔预编，作为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党员3选国会议员[第7、8、9届]，1978年参加第10届国会议员选举，落选），他被指示‘召集主导者，劝说他们，然后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朴总统偏爱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学生
——卢前总统也被闵耭植将军叫去了吗？
“我曾与10名同学会干部一起被闵将军叫去，闵将军问：‘谁是负责人？’我说：‘是卢某。’他就说：‘你们这些家伙，以后好好干。’然后就结束了这件事。”
——当时您曾被叫到反间谍部队接受正式调查吗？
“我没有接受调查，但有些人被叫去接受了调查。郑镐溶（后来曾任陆军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先生也接受了调查。我们并没有动用兵力的意图，但最高会议却误传‘少壮派军官将在某年某月某日发动政变’，甚至听说有几位最高委员因此逃跑了。当时还流传着‘D日是7月6日’，所以也有‘76’之类的说法。”
——卢前总统在现役军人时期，曾与朴总统关系相当亲密，朴总统经常叫您去青瓦台一起吃饭，这在今天的视角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是否应该认为朴总统很早就特别关照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学生？
“我的记忆中，在5·16军事政变发生后的一两年，我看到某外国媒体刊登了一篇文章，预言‘以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学生为中心的军部将负责韩国的未来’。朴总统对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出身的军官非常关注，这是事实。”
——以往对朴总统的普遍评价是，他未能培养出能够继承自己理念的后继势力。但是，我认为，通过在军队中建立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或“一心会”组织，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总统在他去世后的12年里继承了朴总统的理念。
“10·26事件后，我作为军队指挥官亲身经历了社会混乱，这是我切身感受到的事实。1980年春天，到处都传来‘军部不应该掌握政权’的声音。然而，没有一位民间政治家站出来对那些在全国各地闹事、制造混乱的学生说：‘这样下去国家会完蛋的。在我负责之前，请支持我。’没有人表现出愿意牺牲自己的决心。如果在朴总统去世后没有出现权力真空，而是处于正常状态，那么民间精英或许会执政。我认为，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民间政治家未能克服危机是导致军部执政的原因。”
——上次在调查12·12、5·18审判的过程中，权正达先生（权正达：时任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和周永福先生（周永福：时任国防部长）做出了对新军部极为不利的证词，这成为新军部人士被判有罪的契机。您对这两位有什么看法？
“权正达先生是第五共和国成立时创建民主正义党的实际负责人。但在第六共和国成立前后，军部对威权主义感到反感。我记得大约在我竞选并当选总统前后，军部曾强烈建议说：‘那些通过威权主义地辅佐全总统而损害第五共和国名誉的人，不要让他们参与第六共和国。以此为条件，我们将誓死效忠第六共和国。’我认为，那些在第六共和国成立后，在4·26国会议员选举的提名过程中遇到困难的人，都受到了这个建议的影响。当事人可能会感到委屈，心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在我看来，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1980年时任国务总理的申铉碻先生，您经常和他见面吗？
“偶尔见面，他也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很多舆论的伤害。”
——时任国务总理申铉碻曾表示，他以‘绝不允许军部再次掌权，必须修改宪法，组建民选政府后移交政权’的信念来治理国家。因此，他在1980年春天反对时任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兼任中央情报部部长。
“反对的话，就应该有替代方案，但我认为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
领导人必须为百年难遇的战争做准备
——国防工业是与经济和国家安全都相关的领域。国防工业从国家层面来看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效率方面存在相当大的负担，这是现实。您认为应该在哪个程度上保持这种平衡？
“国家安全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即在紧急情况下没有任何友邦会支援我们。最基本的是，即使没有任何国家帮助我们，也要具备能够保卫国家的武器体系。”
——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准备在没有美军帮助的情况下与朝鲜进行一对一的战斗？
“这种想法是最基本的。为了这个准备，即使效率低下，即使给经济带来负担，也要尽可能节约成本，同时配备必要的装备。例如，我们过去没有潜艇技术，只能引进外国技术进行生产，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技术。战斗机过去也因为没有技术而引进F-16，但今后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技术制造。像这样，开发应该开发的，制造应该制造的，完美地准备百年难遇的战争，这是古今以来所有对国家负责的人的真理。”
——过去我们评价朝鲜时，认为朝鲜的国防工业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即使朝鲜经济崩溃，国防工业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最近，我认为朝鲜的国防工业也与经济一起崩溃了。
“国防工业与经济独立运行，短期内是可能的，但如果经济持续恶化，就无法承受了。朝鲜的国防工业在韩苏建交后，受到苏联停止援助的巨大影响。虽然有些领域可以用自己的技术解决，但超出这个范围的部分更多。过去对韩苏经济合作贷款有很多负面意见，但考虑到国防工业问题，我们通过提供经济合作贷款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也正在获得利益。”
——东欧剧变后，有消息称，像中央情报局这样的西方情报机构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估了实际数值的3到4倍。我认为，这是因为让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更强大，有助于他们增加军备。
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金钟仁回答了这个问题：
“最近美国财政扭亏为盈的最大因素是国防开支的减少。苏联存在时，每年的对苏情报费用高达1800亿美元，这部分开支减少了。如果我们加强军备，朝鲜也会为了对抗我们而过度扩张，这可能导致其经济迅速崩溃。美国在里根政府时期不就是通过这项政策搞垮了苏联吗？经济崩溃，国防也必然崩溃。”
——我们国家统一后，也需要回顾过去进行评价，但会不会是我们率先与朝鲜进行军备竞赛，才导致朝鲜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军事力量方面还处于明显落后的状态。我们的战力增强项目——‘栗谷事业’，旨在提升我们薄弱的军事力量，以具备战争威慑力，而不是在军事力量上超越朝鲜。我们并非要与朝鲜进行旨在确保军事优势的军备竞赛。更何况，我们并没有通过军备竞赛来搞垮朝鲜经济的意图。”
末年的朴正熙
卢前总统表示，军队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评价了朴正熙总统宣布的“十月维新”。
“普通社会将‘十月维新’解读为政治事件，但军队则从自主国防的角度评价了它。美国的政策抑制了我们的军力增强，所以当时的想法是‘现在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了’。在那之前，军队使用的各种教范（FM：野战手册）都是直接翻译美军的教范，因此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地形和条件。‘十月维新’后，我们决定‘走自己的路’，根据我国的地形、条件和民族特性重新编写了教范和手册。因此，政治维新和军事维新的内容有很大不同。”
——从我国或朴总统的角度来看，朴总统戏剧性地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果朴总统不能接受时代的变化，可能会发生非常不幸的事件。而且，我认为那时他已经走到了尽头。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还能自我约束，但在陆英修女士去世后，他的用人方面似乎出现了问题。看看他启用了车智澈和金载圭这样的人就知道了。”
历史的重量
——这次采访是口述回忆录的最后一期，请您对《月刊朝鲜》的读者说几句祝福的话。
“我不知道这是否会重复我之前说过的话，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除了自己之外，我们对‘那个人不可信，那个人很坏’之类的负面想法实在太多了。我希望大家首先从自己的兄弟、亲戚、朋友等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开始给予信任。通过关注光明的一面而不是黑暗的一面，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让感恩的回应再次转化为喜悦和感恩的社会。
有很多国民因暴雨而遭受了水灾。我看到国民们为了帮助灾民，努力地按着ARS电话的按钮，电视屏幕一角上的数字不停地上涨，我从中看到了希望。我恳切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克服这次严重的洪灾，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困境不再困扰我们，并拥有超越这种困难的希望和意志。”
卢前总统在回忆自己的执政时期时，有时会流露出遗憾，有时则会面带悔恨之色。而在解释对朝关系或北方政策时，则展现出强烈的信念和意志。
如今，这位前总统已经回归为普通的百姓。然而，现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许多人对“前总统”怀有情感上的芥蒂，而不是尊敬或感激。对于那些对前总统怀有敬意的读者来说，卢泰愚前总统的口述回忆录将成为回顾第六共和国时代的史料，也是审视一个时代历史的窗口。而对于那些情感上的芥蒂尚未消除的读者来说，这或许听起来像是一种辩解。
卢泰愚总统执政的五年是韩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无论从数据上、统计上还是从对朝政策方面来看，都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五年却因卢前总统的秘密资金事件而蒙上了一层阴影。何时才能将这种不稳定的逻辑结构替换为正常的结构，是我们自己需要决定的问题。
记者在连载长达五个月的口述回忆录的过程中，得以近距离观察到作为普通人的卢泰愚，而不仅仅是作为前总统的卢泰愚。在长达五个月的采访中，卢泰愚前总统始终让人感受到“历史的重量”。又有谁曾肩负过比总统双肩所承受的国家命运和国家发展重压更为沉重的负担呢？●
附加文章
前总统卢泰愚披露与中国江泽民的谈话
原文链接
http://monthly.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nNewsNumb=200301100056
“听到金正日承认核开发的消息，我感到很惊讶。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积极赞成有利于朝鲜半岛稳定的政策，反对不利于朝鲜半岛稳定的政策。”——江泽民
手术后遗症
卢泰愚前总统于2002年11月中旬，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等地。在此次访华过程中，他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并进行了对话。《月刊朝鲜》听说卢前总统在访问过程中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朝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于是邀请卢前总统接受采访，卢前总统接受了采访。
2002年12月6日，笔者来到了卢前总统位于首尔延禧洞的住宅。《月刊朝鲜》自1999年5月起，为连载卢前总统的《口述回忆录》，与卢前总统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谈话，与当时相比，他看起来健康状况不佳。卢前总统说：“去年夏天因为前列腺出现异常而做了手术，现在还没有100%恢复。”（编者注：卢前总统于2002年6月在美国纽约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了前列腺肥大手术）
“起初我认为前列腺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去了美国，但实际手术之后发现并非如此。由于前列腺附近血管密集，手术时血流量很大，需要输血。而且手术后如果体内有其他疾病，还有复发或并发症的风险。恢复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快，所以最近也没能运动。我的体重正常是73公斤，现在体重是74~75公斤，有点胖了。”
中国政府为纪念韩中建交10周年，发出邀请
——出国的时候应该是通过仁川机场出入境的吧。卢前总统在任期间决定在永宗岛建设新机场，对仁川国际机场的感触应该与众不同。
“如果仁川机场的4条跑道全部建成，其效率将非同小可。特别是永宗岛的优点是机场建设费便宜。在东北亚竞争枢纽机场的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和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等建设时需要填海造陆，韩国只需填平永宗岛和龙游岛之间的浅滩，因此建设费用非常低，不比大阪和香港的两个机场。得益于此，可以降低货物处理费用、滞留费用、机场使用费等，作为东北亚的枢纽机场具备了竞争力。”
——听仁川市有关人士说，听说卢前总统过去身体不好，在龙游岛疗养。因为这样的缘分，横跨永宗岛和龙游岛的永宗岛机场开发计划很容易得到批准。
“我在担任领官时做了盲肠手术，但手术部位发炎，被穿了个洞，吃了三个月零十天的苦头。医生们说进入海水会很好，所以在龙游岛休息了三天，然后进入海水，结果伤口愈合了。当时龙游岛地区的自然景观非常美丽，有一种适合开发的感觉，这种缘分也算让我受益匪浅了。”
——这次中国之行是应谁的邀请，目的是什么？
“在韩中建交1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邀请了当时引领两国建交的总统，也就是我。因为建交是在8月24日，所以在那天前后有人邀请我访问中国，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推迟了日期。后来看中国国内的情况，十六大还有权力交接，2002年中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中国政府在十六大快结束时又邀请我访问。上次已经延期过，实在不好意思再次推迟，所以这次才去的。”
会见中国领导层人士
——据媒体报道，您与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了交谈。您和江泽民主席是第几次见面了？
“2000年有第二次机会见面，但因为那边突然的情况没能成行。因此，这是继1992年与中国建交后直接访问中国时的第二次会面。这次访问中国，由于江主席的关怀，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郑重的款待，旅程非常舒适。”
——据我所知，除了江泽民主席，您还会见了中国领导班子的主要人士，主要是哪几位？
“会见了中国副总理钱其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英等政要。还有朝鲜族同胞、政协副主席赵南起。我此行访问过的安徽省、苏州、上海市的省长和市长们也表示欢迎。”
江主席建议金正日访问韩国**
——听说在2002年11月20日，您与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会面，进行了交谈。主要以什么主题进行了对话？
“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江主席回忆起十年前自己担任党总书记时遇到我的往事，表示很高兴。我给江主席提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朝核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大韩民国的安危和韩国国民的安宁以及东北亚的稳定与和平。”
“因此，作为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安全和平稳定的韩国前总统，每次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中国领导人时，都不得不把重点放在朝鲜、核问题上。另外，每次会见中国重要人士时，都会提到朝核问题，希望中国能够说服朝鲜。”
——江泽民主席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有何评论？
“我向江主席介绍了作为韩朝关系基本法典的《南北基本协议书》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达成协议的过程。他还说，如果朝鲜继续按照1991~1992年南北之间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就会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但是因为核武器而发生这样的问题，真是令人惋惜。”
“我主张说：‘中国一直主张不能在韩半岛拥有核武器，所以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意见毫无二致。希望说服朝鲜不要进行核开发’，我对江主席直言不讳。江泽民主席表示：‘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一直主张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现在核问题已经成为朝鲜半岛不稳定的问题，我们积极赞成有利于朝鲜半岛稳定的政策，反对不利于朝鲜半岛稳定的政策。’此外，江主席说，当听到朝鲜承认开发铀核的消息时，他大吃一惊。”
“我听懂了其中蕴含的‘他们在做坏事啊’的意思。另外，江主席2001年访问朝鲜会见金正日委员长时曾说过：‘金大中总统已经访问过朝鲜，金正日委员长当然也应该访问韩国。’”
据悉，卢前总统不仅向江泽民主席传达了信息，还向中国高层领导人传达了希望阻止朝鲜核开发的信息。
“听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关系很好，所以我也希望戴秉国去劝说金正日放弃朝鲜的核开发计划。我对戴秉部长说：‘金正日开发核武器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即使是为了金正日，朝鲜的核开发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中国方面对朝鲜的宽容是有限的，劝他放弃，金正日也会听的。’”
转达金大中总统的口信
——除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外，美国等国际社会对生化武器、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的担忧也颇多。我认为，对于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也会有固定的立场，请问您在这次访中过程中，与中国的领导人就此问题进行了哪些对话？
“除了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外，没有具体提到生化武器或导弹。只是中国的领导层基本上不支持朝鲜加强军事实力，希望韩中关系能够持续发展，希望朝鲜不要破坏朝鲜半岛的稳定。”
“与我见面的中国人士异口同声地说，只要是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事情，我们都无条件支持，不利于的我们就不支持。我认为这个表述中包含了中国领导层对朝鲜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有立场。”
——朝鲜的核武器开发是威胁韩国国家安保和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金大中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坚持朝鲜支援和南北经协，消极地要求放弃核武器开发等，让人感觉好像是在做别人的事情。几天前，有报道称金大中总统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即使朝鲜正在开发核武器，但除了对话之外别无他法，所以应该继续对话’，您认为朝鲜核问题真的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吗？
“朝鲜核问题不仅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国家课题，也是国际社会必须解决的课题。首先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情况也要进行适当的‘鞭策’。”
——您回国后有没有把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谈话内容转达给金大中总统？
“考虑到在前往中国之前应该向青瓦台告知我将访问中国的事实，所以派人通知了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官。”
“在出发前一天，金总统打来电话说：‘一路顺风。’我告诉他，我这次去中国，打算会见江主席，如果有什么话，请交给我转达。结果，金总统要求转达韩国政府对朝鲜核问题的担忧。在我看来，不管怎么样，朝鲜的核开发违反了1991~1992年签订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必须说出为什么违反这个规定，所以我要向江泽民主席转达金总统对朝核问题的担忧。回国后，我把和江主席的谈话内容转达给了青瓦台。”
——中国方面曾说，因为朝鲜的核开发能力比美国低，所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有这种感觉吗？
“中国虽然最终反对朝鲜核开发，但因为与美国处于竞争立场，所以在接近方法上多少有些差异。例如，日内瓦协议不仅朝鲜要遵守，美国也要遵守。”
中国也有可能参与对北经济制裁
——今后，如果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警告，继续核开发，国际社会有可能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可能参与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吗？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朝鲜不影响到国际社会，就很难加入经济制裁。但是中国不得不追求实际利益。从以往的例子来看，我们与中国建交的时候，朝鲜是绝对反对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因为朝鲜坚决反对而选择放弃利益。”
“加入联合国也是如此。在此之前，反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变化。同样，如果朝鲜进行核开发，韩国将表现出‘我们不能被打败’的立场，如果日本也走上核武装的道路，在中国看来，这是极其不安的因素，因此不能袖手旁观。如果安抚朝鲜行不通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会参与经济制裁吧。”
——如果被逼到悬崖边上，中国的态度也有可能改变。
“从中国的外交动向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卢前总统在任的1991年11月8日发表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2年2月19日南朝鲜与《南北基本协议书》一起签署并生效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但是，虽然我们坚定地遵守了这一宣言，但朝鲜继开发核武器、退出NPT、日内瓦协议之后，最终再次承认了利用浓缩铀开发核武器。因此，社会部分人士批评说，卢总统当时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是不是太天真了。
“如果我们没有发表无核化宣言，而是由美军还是韩国军队，都拥有核武器的话，朝鲜会坐视不理吗？很显然，朝鲜一旦拥核、加强军力，战争风险就会迅速上升。如果不想让朝鲜拥有核武器，我们先不拥有核武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无核化联合宣言也是当时的一个趋势。比起被动地采取，我们掌握主导权后采取的更有意义。虽然问题在于朝鲜不遵守约定，但最终只能弃核。”
——据我所知，卢前总统以前就和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总理等中国高层领导人有很深的交情。您认为中国领导层人士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那些不露锋芒、配合默契、熟悉科技知识和能力、富有国际意识的人正在形成领袖群。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中科学技术界出身的人较多，因此把重点放在现代化上，将这些人培养成领导人的倾向非常明显。另外，年龄大、性格谨慎也是一大特点。像杨尚昆、江泽民、李鹏，都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
“最近第四代领导人也开始脱颖而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他的平均年龄偏大。”
“可能是因为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人似乎心胸比较宽广，比较有前瞻性。江泽民国家主席在这次会面中提到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似乎包含了在适当的时候传给继任者的意思。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认为，领导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保持得很好。特别是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做出了很多努力。”
手劲很大的江泽民主席
——见到把党总书记一职让给胡锦涛的江泽民主席时，有没有觉得礼仪比过去有什么变化？
“在韩国，人们错误地认为江泽民主席已经退居二线，但他只让出了党总书记的职位，继续担任主席一职，所以完全没有退居二线的感觉。这次见面，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并没有什么改变。”
陪同出席的前长官孙柱焕说：“江主席与卢前总统的会面后，中国媒体的评价是‘江主席十六大后会见外国最高领导人’。《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彩色照片和主要国家现任国家元首举行峰会时的大小报道了卢前总统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谈内容，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将此事作为头条新闻进行了3分钟的播放。”
“和江主席面谈结束后，我与驻北京特派记者团共进午餐，进行了交谈。为了纪念韩中建交10周年，有必要整理建交背景等内容，所以进行了说明，当场回答了记者的疑问，但是记者们听得非常认真，还写了报道，进行了发稿。后来才发现，我国的报纸上几乎没有报道。看到这样的情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媒体对前任总统还是太吝啬了，对国际关系的均衡感也存在问题。”
——据说，光凭对江泽民主席的印象，就会觉得气氛轻松愉快。听说有时他会在公开场合拿着麦克风唱歌，但实际见面后感觉怎么样？
“这次我和江泽民主席见面握手时开玩笑说：‘江主席的手劲还很大’。江主席回答道：‘我的力气还很大。’1992年与中国建交后，我直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与他交谈时，他自如地引用了成语和谚语。我看到这些，就觉得中国领导人的身体里，浸透着几千年先辈的优秀历史和传统，并把它作为引领组织或国家的精神支柱。”
“在体验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中国虽然说是社会主义，但其本质并不是社会主义’。”
“虽然社会主义在毛泽东时代还行得通，但是对于之后的一代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中国化’的共产主义。我对在这次十六大上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宪——中国称党章，表示祝贺，也对江主席提出的长远发展蓝图表示祝贺。”
布莱尔首相比江主席的次子小两岁
——江主席倡导的‘三个代表’思想和长远发展蓝图指的是什么？
“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全民利益’，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将这一思想列入党章。另外，江主席还制定了今后10年内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法国和英国，跃居世界第4位，到2020年达到2000年的4倍水平的国家目标。根据这样的思想和长远发展蓝图，一直以来被敬而远之的‘剥削人民的阶级’的企业家正式开启了加入共产党之路。无论是从确保一直作为中国经济火车头的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的角度，还是从承认合法收入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这使得江主席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我评价了过去10年中韩关系的发展，说明不管这次韩国总统选举中谁当选总统，与中国的关系都会继续发展下去，请中国帮助朝鲜走向改革开放。江主席对我的话点头或微笑等，表现出友好的反应，并认真倾听。”
卢前总统说：“江主席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非常坦率、真诚的。”并说道：“一方面我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另一方面也感触颇深。”
“江主席还说了这样一番有趣的话。‘我76岁，但别人看到我后认为我很年轻。英国首相布莱尔非常年轻，比我次子小两岁，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比我长子小一岁。不久前我去美国见到了布什总统，布什总统出生于1946年（56岁）。布什总统出生时，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这样比较起来，1942年出生的胡锦涛总书记算不上年轻，但是就中国13亿人口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年轻的。新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年轻一代，我对此感到高兴。就像“人不应该回头”这句话一样，不要执着于年龄，应该向前迈进。’”
“我听着江主席的这些话，感觉江主席足以被评价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的伟大的中国领导人。”
中国是“崛起的龙”
——卢前总统在任的1992年8月，韩中建交了。如果把10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进行比较，您会有什么感觉？
“驻中大使金夏中最近出版了《腾飞的龙》一书，认为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可以说这个表述非常恰当。尤其是上海的浦东地区，正如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所说的‘开天辟地’一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我十年前访问上海的时候，现在升任中央常委的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亲自向我汇报了浦东的开发情况，听他讲解的时候我心里想，中国人的梦想真是大啊。但是这次去一看，当时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10年前访问时的荒地，如今变成了不亚于发达国家的新城市。与中国建交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从机场进城时的感觉是‘我们的道路比中国好’，但这次去了之后发现现在中国的道路也修得非常好。”
——但也有专家预测，中国将同时经历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困难，认为中国的未来不一定乐观，您怎么看？
“这次见到江泽民主席时，我对中国的发展状况表示惊讶，江主席说：‘我们也有很多困难’，‘将工人下岗问题、提高农村购买力问题等遗留给下一届领导层，感到非常抱歉。’我不久前读的《中国的没落》一书分析了今后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弱点，中国领导层的人似乎都想到了这些问题。中国领导层的目的是实现人均2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从而打造小康（小康生活阶段）社会。”
“从经历这种发展过程的我们的立场来看，在朴正熙总统时期，国民收入达到500美元左右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雄心勃勃的时期，虽然存在部分反对群体，但是全体国民的想法形成了‘个人和国家的发展一致’的共识。但是国民收入超过2000~3000美元后，民众一下子爆发不满，矛盾变得尖锐。我执政初期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700~2800美元，我承诺我在卸任之前，将创造5000美元的时代。但是到了卸任的时候，国民收入已经涨到了7600美元。作为领导国家的领导人，我感到这个时期是最难统治国家的时期。我在想，中国是不是提前预料到了这种困难，所以没有随意将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自由民主化？”
对华贸易顺差10年间达到333亿美元
——据资料显示，韩中建交时韩国和中国的贸易额约为30亿美元。从2002年的贸易统计来看，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量领先于美国。
“我认为，为了韩国能够持续发展，与以往的美国和日本一起，推进同中国的贸易非常重要，因此推动了韩中建交，但没想到中国经济会取得如此大的飞跃。我也惊讶于看到这些数字，但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对这一成就非常满意。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从以下四个方面积极评价韩中关系。”
“▲第一，韩中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建交，此后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现已成为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第二，韩中两国已成为亚洲的重要贸易伙伴。据中方预测，2002年两国贸易额将超过400亿美元。▲第三，除了政府层面的各领域友好合作交流持续发展外，民间层面的友好合作也以良好的趋势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第四，不仅是双边外交关系，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和地区合作等方面，双方在许多领域达成共识，合作良好。就是说韩国历任长官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说：‘在中国学习的韩国留学生达到了2万2000名，超过了日本留学生人数’，听到这个数字我也很惊讶。”
卢前总统解释说：“从韩国的立场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出口贸易国。”陪同出席采访的前长官孙柱焕这样解释中国领导层对韩中建交的反应：“截至2001年末，对华投资规模累计达6054件，累计金额51亿美元，过去10年间韩国在中国累计实现贸易顺差333亿美元，每周运行220次航线，每年有200万人往返于两国之间，200万名朝鲜族同胞生活在中国。”
包括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内的党和政府高层负责人一致表示：‘韩中建交是了不起的成功之作’，‘韩中建交的最高功臣是决定建交的中国的邓小平老人家和韩国的卢泰愚前总统。’钱其琛副总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表示：‘当时卢总统的决断为韩中建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政协副主席赵南起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忘记为建交做出巨大贡献的卢前总统’，‘考虑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将给予前总统最高的礼遇。’
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甚至引用‘饮水思源’的故事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卢总统为韩中建交做出的贡献和业绩。’卢前总统对于这样的评价，说‘松茂柏悦’（松树长得好，柏树也高兴），对韩中建交后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唱和’。
“反美情绪对国家安全影响深远”
——2002年中国飞机在金海机场坠毁，造成100多人死亡，这被认定为中国飞行员失误。如果美国飞机驾驶员因这种失误而坠落，导致人员死亡，韩国社会将掀起巨大的反美运动，但反华运动不会发生。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情况下，经济也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因此我认为我们坚持对中国的自主路线是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痛苦的过程，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国与中国的贸易量领先美国，南北峰会也由中国在背后帮助等，正在与中国发展政治、外交、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女中学生死亡事件引发了反美情绪，政权层面也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从大趋势来看，可以整理为与传统友邦和海洋同盟势力的美国产生距离感，与大陆势力的中国密切接触的现象。您认为这种政策性变化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统一问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国内出现的反美情绪，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深远影响，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在美国和苏联两极分化时代为了从共产主义体制中保护韩国而开始的。即使现在随着共产圈的没落，两极化国际关系已经消失，但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体制，韩美同盟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圈垮台，就想否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国家安全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想法。朝鲜的威胁已经成为现实，即使统一后，我们也绝对需要在东北亚维持势力均衡，因此韩美同盟关系非常重要。我认为，包括我们的国家安全、统一问题、经济方面在内，美国和日本、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重要的国家。”
——卢总统就任的1988年发表了《7·7宣言》（译者注：即《关于民族自尊、统一和繁荣的总统特别声明》/「민족자존과통일번영을위한대통령특별선언」），1991年与朝鲜就《南北基本协议书》达成协议、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等南北关系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另外，时任安全企划部部长徐东权也曾被派去朝鲜讨论过南北峰会的相关事宜。当时推进南北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我对朝鲜设定的基本原则是‘开放=统一’。原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封锁的时候维持的，开放的话就会崩溃。所以判断为‘让朝鲜像剥洋葱皮一样开放的话，会自动达到统一’。但是单凭我们的力量，是不能让朝鲜开放的，所以就想着与朝鲜的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把朝鲜‘围起来’。结果，从非同盟国开始，东欧、苏联、中国等与朝鲜关系友好的国家开始倾向于我们，朝鲜失去了支援势力。”
候选人单一化有可能是DJ的作品
——卢前总统推行的北方政策成功包围了朝鲜，但最后阶段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走上统一道路的任务还没有实现。
“迄今为止，从美苏关系和东西德关系来看，在处理共产主义者的问题上，几乎没有通过让步达到目的的例子。相反，美国和德国坚持了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强烈立场。从人道主义角度给予支持，但我认为，朝鲜采取挑战态度时，需要展示出比这更可怕、更残酷的力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无条件付出，就推翻共产主义的先例。因此，南北关系也要遵守广义上的相互主义原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相互主义，以收取对北援助的回报，而是说我们至少必须要能感受到我们提供的援助是有意义的。我们捐钱，朝鲜就应该买粮食分给饥民，怎么能用于不好的用途呢？”
——在6·15南北峰会中，曾提及韩方联合制和朝鲜方低阶段联邦制问题，引发了混乱。虽然卢前总统时期的《南北基本协议书》中已经都规定了理想的统一原则，但是有人提出疑问，是否需要再次达成这样的协议。
“与朝鲜达成协议的《南北基本协议书》是整理南北关系的大法典，即大宪章。韩朝之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只要按照这个协议书就可以解决。今后，无论韩朝之间达成何种协议，都将以这份基本协议的内容为基础。尽管如此，为了达成新的协议而努力的理由是，朝鲜方面认为《南北基本协议书》反映了韩方的强烈意见，因此对自己非常不利。所以朝鲜一直无视《南北基本协议书》，我认为对此做出回应是卷入朝鲜立场的行为。”
话题转到总统选举。针对卢武铉候选人和郑梦准候选人的‘候选人单一化’问题，卢前总统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我从1987年开始与金大中总统打交道，所以我很了解他的政治特性。我认为这次的候选人单一化是金大中总统的作品。”
——这么看的理由是什么。
“金总统评价说，在1987年大选上失败的原因是与金泳三的单一化失败。1992年金总统在大选败给金泳三的过程中，吸取了‘光靠湖南不行’的教训。1997年大选吸取了过去的失败教训，拉拢了金钟泌，获得成功。”
“金总统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不管下届政权是谁，他都不会觉得舒服，而是会根据选举结果，认为自己所处的立场也会有所不同。那么，从金总统的立场来看，最好的方案就是国民活动中具有最高得票价值的‘单一化活动’如果卢武铉和郑梦准两位候选人不能实现单一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金总统，还有谁能成功实现关系到权力向背的单一化呢？”
新义州特区——即使盲目，也不该那么鲁莽......
——最近，朝鲜的经济发生了变化。因此，有传闻称，市场上物价上涨，甚至在汇率现实化后也也翻了一番。朝鲜经济改革的绝对条件是需要从外部引入资金和货物，但这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卢前总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在2000年访问中国之前，通过中国大使馆查到了几份资料，其中记载着中国学者关于金正日将走向改革开放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修改宪法，开启市场经济体制之路。所以我想，金正日是不是为了体制开放而开始寻找道路呢？从这几份资料中，我确实感觉到，朝鲜可能要开始准备接受外部变化的态势了。”
“但是看到这次公布新义州特区，我产生了‘即使盲目，也不该那么鲁莽’的想法。这又不是经济发展，还想拉拢中国人开赌局……”
卢前总统可能因为手术后遗症长时间坐着有些痛苦，表情非常疲惫。
“这次去中国身体也不好，希望冬天能去暖和一点的地方休息一下，所以我说：‘中国的昆明地区冬天气温很暖和，去打听一下吧’，‘好地方都有韩国人。’”
与所罗门群岛的缘分
——最近有报道称，韩国人退休后为了享受晚年生活，到生活环境比我们低的南太平洋或马来西亚等地退休移民的事例很多。
谈到南太平洋时，卢前总统介绍了这样的轶事。
“1991年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时，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这个新生国家同一天加入联合国。我们在纽约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所罗门群岛总统来到招待会，和我打招呼说：‘想成为朋友’。我卸任后，他访问了韩国。当时所罗门群岛为了开发事业正在与韩国企业进行商谈。他说：‘我们国家有数千个岛屿，我想把其中几个捐赠给卢前总统。’不久之后，我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但他竟然用遗嘱的方式，向继任者交接了对我的承诺。所以后任总统联系我说一定要访问一次所罗门群岛。”
——我们迟早会在金大中总统卸任后，不知不觉间成为有五位前总统的国家。但现实是，前任总统的经历和经验并没有为我们的社会所珍惜。据我所知，卢前总统从以前开始系统地整理在任时期的国家主要政策，是否计划近期出版回忆录或传记呢。
“可以说总统的国政经验就是历史。因此，准确记录其治国理政的经验，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记录，历史对后世的国家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我认为，作为负责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留下这样的记录是义务。所以我正在整理我作为国政最高负责人在任期间国家经营的相关内容。如果我认为这对全体国民都有帮助，那就会公开。”
“国运来的时候要用尽全力抓住它”
——据说，一旦当选总统，前6个月是最重要的。您认为新当选的总统首先应该做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团结。应该通过选举整理分裂的民心，实现和解。另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找各领域的专家，将其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力量，集中国家的力量。”
——记得卢前总统在任期间没有听到‘帝王的总统’的批评。但是，卢前总统之后就任的两位总统虽然提出了‘民主化旗手’或‘文民政府’的主张，但都免不了‘帝王的总统’的批评。如果新当选的总统上台后不想成为帝王的总统，应该怎么做呢。
“权力者如何掌握权力的概念真的很重要。经常说‘享有权力’或‘享受’，我在担任总统期间一次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建议大家放弃享受权力的想法，在行使权力时也要慎重。前面也说过，起用有能力的专家来授权给他们是必要的。”
卢前总统就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表示：“在应该用鞭子的时候也坚持一边倒的立场，对此感到遗憾。”卢前总统还说：“国家也有‘国运’这个东西，当运气到来时，应该集中力量抓住它。期待新当选的总统能让我们的‘国运’繁荣昌盛，这不仅仅只是前任总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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