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权力——金钟仁回忆录（1）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52758798
ISBN-10: 895275879X
Authors: Kim Chong-in
Edition: Ch'op'an
Publisher: Sigongsa
Published: 25 Mar 2020

书籍介绍

一位无论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阵营都争相邀请的政治人士，
一位亲身见证并经历过韩国历届政权的经济专家，总统们的智囊，
金钟仁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撰写的回忆录。
金钟仁，其祖父为独立运动家、大韩民国首任大法院院长金炳鲁先生。他年轻时便侍奉在为大韩民国宪法奠定基石并在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祖父身边，近距离目睹了诸多政治现实。从24岁开始亲身参与政治，他将自朴正熙政权至文在寅政府时期，亲历历届政权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悟尽述于本书。
他于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在西江大学执教期间，参与了朴正熙政权推行“增值税”与“医疗保险”制度的进程。以此为开端，他开始深度参与多届政府的国政运营，书中随处可见他在近距离辅佐历任总统期间，对所推行政策及其过程的感悟。
全斗焕政权突然试图推行金融实名制的缘由；在1987年宪法中加入“经济民主化”条款过程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卢泰愚政府时期，临危受命担任保健社会部部长时所面临的“拉面风波”；出任经济首席秘书后，推动财阀出售5000万坪非业务用地产的措施；韩苏建交与韩中建交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仁川机场、KTX高速铁路的引进到一山、盆唐新城建设的幕后历程；大韩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与历史；房地产价格暴涨的过程以及为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等等……阅读本书，您会感到仿佛置身于大韩民国近现代史的现场。金钟仁——唯有他才能讲述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大韩民国政治经济史的鲜活故事，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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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_ 神的脚步声

1
20世纪60-70年代，结缘政治
01 关于政治人物的贪欲_ 尹潽善的备忘录
02 为何从政？_ 5·16军事政变与在野党分裂
03 不信任教授的朴正熙_ 第二次货币改革的失败
04 税收并非一蹴而就_ 增值税考察团
05 悄然发生的事_ 1977年增值税的实施
06 国民通过选举表达意愿_ 1978年的第10届国会议员总选
07 偶然般的缘分造就今日：1968年德国与法国
08 当时所做之事与未竟之事：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与社会医疗保险

2
20世纪80年代，比在野党还要在野党
09 工会是绝对的善吗？_ 贪欲催生的产物——企业工会
10 “从哪找来了这种搞运动的教授？”_ 1980~1981年的国保委与教育税
11 若生在朝鲜时代便是赵光祖_ 1982年的金融实名制与下调企业所得税
12 一叶障目式的徒劳挣扎_ 1983年的预算冻结与物价稳定
13 是谁缔造了第六共和国？_ 1987年的修宪与经济民主化
14 “长官喝的是什么水？”_ 1989年的自来水风波与拉面风波
15 深感弱国之悲哀_ 1990年的韩苏建交
16 雷声大雨点小_ 1992年的韩中建交

3
20世纪90年代，为“大韩民国”添砖加瓦
17 财阀的贪欲，其尽头在何方？_ 1990年的非业务用房地产出售措施
18 未能实行结构调整的后悔与反思_ 某电子企业的汽车产业进军之路
19 反对建设KTX的人们_ 1991年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团
20 解开纠缠线团的过程_ 1990~1992年的股市与物价
21 “请与金泳三划清界限”_ 1990年的三党合并

4
新千年，化“非常”为“飞翔”
22 羞耻与遗憾的记忆_ 秘密资金案，卢武铉之死
23 剔除保守，加入经济民主化_ 2012年的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
24 “我看错了人”_ 第18届总统选举与朴槿惠 (1)
25 一夜之间冒出的不着边际的创造经济_ 第18届总统选举与朴槿惠 (2)
26 将濒临瓦解的政党打造为第一大党_ 第20届国会议员选举与民主党 (1)
27 未能改变根本的历史责任_ 第20届国会议员选举与民主党 (2)

尾声_ 唯有改变政治的根本，国民才能生存

序言 上帝的脚步声

1
政治家撰写回忆录，如同书写一篇漫长的反思文。一方面为已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对未能实现的目标，其悔恨与反思之情更加深切。

最近，人们称我为“汝矣岛的阿甘”。电影《阿甘正传》的主人公（汤姆·汉克斯饰）天生患有残疾，却是一个内心温暖的青年，他偶然开始跑步，只顾勤奋地跑了又跑，却发现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为了历史现场。我从1963年在祖父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学习政治开始，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近距离观察着我国政治的深层内幕。我仅仅是抱着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想法一路走来，岁月积累，便至今日。如今，关于某些事件，我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有些事实，成为了只有我知道的秘密；而对于另一些事情，我则感到一种小小的使命感，认为必须澄清其中的歪曲与误解。

在担任大学教授期间，我曾为教学编写过财政学教材，还出版过一本关于“经济民主化”的书籍，除此此外，我没有再写过其他书籍。世上好书众多，我常想何需自己再锦上添花，故一直仅以忠实读者的身份生活。每逢选举临近，政治人士们通常会出版散文或自传，这类书籍我也一律没有写。2017年总统大选结束后，我完全退出政治一线，有人建议我撰写回忆录，但我认为自己的人生尚不足以草率地撰写回忆录。任何人的生活都充满着喜怒哀乐。夸耀荣耀有何意义？倾诉冤屈又有何用？我宁愿那些死后将埋没于历史的往事随我一同长眠，也不愿刻意去解释或辩护。

2
据说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在登上断头台时喃喃自语道：“我10年前就预料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会到来。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奈何竟至如此。”

即便10年前便已知晓，又有何用？毕竟那样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回顾人生，无论是个人，还是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宏大的历史，都是如此。虽然每个人心中都认为自己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真正付诸实践却很难。人们总是在事后才追悔莫及。

怠于准备、事后追悔，姑且不谈。问题在于，即便经历了那样的错误，依然反复重蹈同样的覆辙。兵书有云“一次失误乃兵家常事”，这句话可以用来聊以自慰，但如果这种失误一再重复，恐怕就不应仅视作为寻常之事，而应视作为亟待革除的弊病了，不是吗？

半个世纪以来，我在现场观察韩国政治的感想也是如此。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这些年所见、所闻、所历的事情，那就是“重复”。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历过的事情，到了在21世纪再度经历而产生似曾相识之感，这已不止一次。我曾多次看到，因恐慌而推出拙劣政策导致政权更迭，而后继的执政集团又重蹈覆辙，这让我不禁感叹，人类原本就是如此愚钝的吗？我为这些事情惋惜至头晕目眩也不止一两次。

3
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我想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了铺陈我的人生，而是因为有想说的话，所以才以我的人生为素材。我有一些想要传达给后人的“此事务必知晓”的故事，便借我的人生将其记录下来。

读者读完这本书后，可能会产生疑问，或者觉得很神奇。书中介绍的事件明明发生20世纪60年代，其内容即使放到现在的现实中也毫不违和，读者可能会为此惊讶。书中阐述的政策明明实施于20世纪70年代或20世纪80年代，其推行过程却与当今某些政策的强行推进过程极为相似，读者或许会问：“这难道不就是换了个政策名称而已吗？”我所感受到的似曾相识之感，正是如此。我之所以提笔写这本书，是希望在审视这段不断重复的历史之时，能与大家共同思考未来如何避免重蹈此类覆辙。

本书中，我将尽可能避免提及具体人名。除作为公众人物的总统，以及少数几位若隐晦提及反而可能影响阅读流畅性的姓名外，其余人我不直接点名，而是以职位或头衔代之。这本书并非意在指责或侮辱特定个人。当然，稍加留意便不难猜出所指何人，但我刻意如此，是希望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于姓名本身。这也意味着，在那些匿名处理之处，代入任何人的名字皆可。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在那些风云激荡的时代，此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留下的印迹中，我们能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也有一些时代被我仿佛省略般一笔带过。部分原因在于我当时已不在其位，无法讲述具体的亲身经历；但也因为我认为无需赘言那些重复上演的历史教训，故而将那些时代略过。某些时代，我侧重于政治；另一些时代，则聚焦于经济。无论聚焦于哪个时代、哪个方面，读者都不难发现，历史至今仍在重演。

4
“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独自完成的。政治家的职责是静静地倾听上帝的脚步声，当祂走过时，抓住机会，哪怕只是衣角。”这是实现德国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所说的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 1926-2013）在他的著作《第四次大觉醒》（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中写道：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是第一次觉醒；当国家因奴隶制冲突濒临分裂之际，通过南北战争重归统一，是第二次觉醒；在平等主义基础上奠定社会福利之基石，是第三次觉醒。如果以总统论，则分别对应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

西奥多·罗斯福原本是副总统。但因总统威廉·麦金莱遭无政府主义者枪击身亡，他得以继任总统职位。就职时年仅42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成为总统后，罗斯福像推土机一样强力推行多项改革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成就在于规制财阀与垄断，他通过重启反垄断法，将数十家垄断企业告上法庭，并将洛克菲勒、卡内基、J.P.摩根等著名的财阀送上了被告席。他还强化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串通定价及垄断行为展开大规模整治。这强化了美国健康的市场经济，使今天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第三次觉醒”的起点。

罗斯福取得这些成就并非仅仅是运气好。从24岁当选为纽约州众议员的年轻时代起，他就不断积累实力，与腐败和派系政治作斗争，在激烈地开拓自身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借用俾斯麦的话来说，他一直在倾听“上帝的脚步声”。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他曾与资本家们激烈斗争；其后，他刻意与亲资本的麦金莱联手竞选，历任副总统，最终登上总统宝座。他一上任就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政策。再次借用俾斯麦的话来说，这就像“抓住机会，哪怕只是衣角”。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把握时机，抓住上帝外衣的衣角，迎来那“觉醒的转折点”。但是，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是否只是不断重复着“我10年前便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之类的自嘲式辩解而虚度光阴？迄今为止，我们是否曾真正实现过一次像样的“觉醒”？期望这本书能成为与读者交流思想的契机。

电影《阿甘正传》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尽管无法预知会得到什么，但我怀着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信念，一路奔跑至今。现在，我将回顾这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

1 20世纪60-70年代，结缘政治

01 关于政治人士的贪欲 | 尹潽善的备忘录

1963年，新年伊始。新年元旦的清晨，我眺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期待着这一年，漫长的混乱与黑暗得以消散。按照预定，自当年1月1日起，政治活动禁令将被解除。如果不是对现代政治史抱有浓厚兴趣或以此为专业研究的人，对于所谓的“政治活动遭禁”以及“禁令解除”究竟意指为何，恐怕会感到困惑不解。

1960年，爆发了“4·19革命”。随后，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的军部势力，全面掌控了国家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并禁止了一切政治活动。军部制定并颁布了所谓的《政治活动净化法》（也被恶称为《整政法》），开列了包含政治人士、媒体人士、在野异见人士等在内的4千余人名单，宣称“这些人员暂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并以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目前，我国的国会议员、地方自治团体首脑、广域议员及基础议员总数合计约为4千名。相较之下，在人口尚不及现今一半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便有超过4千人的政治活动遭到禁止，其规模之巨，不难想见。所有政党尽遭解散，新闻媒体也没法履行其职能。那是一段黑暗的时期。而原定解除这种禁令的日期，正是1963年1月1日。

此前，人们在武力胁迫之下只得忍气吞声，然而，一旦政治活动得以恢复，难道不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去寻求某些改变吗？自1962年12月前后起，旨在组建新政党的行动便已在暗中进行。（实际上，就连此这类预先筹备组党的行为亦在禁止之列。）在野的政治领袖们开始陆续聚集到我的家中。时年二十四岁的我，在现场亲身见证了那些历史性的时刻。由于当时的政治人士大多都已经离世，如今我或许是唯一的在世见证者了。

鞋子曾塞满了玄关
如今提及“政党”，人们都会想到位于高楼大厦内光鲜亮丽的党部，但在当时，很多政党甚至没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场所。所谓的“内室政治”，便是指政界人士三三两两聚集在充当领导者角色的政治人士家中，结成派别并商议国事。因此，知名政治人士的院落与客厅总是宾客盈门。（作者注：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的政党多未能建立起明确的组织体系。多数政党仅由数人聚集宣布“我们是某某党”，然后在某个小办公室内挂上一块招牌，大部分仅具地方分支机构的雏形。与今日类似的现代化政党体系，是在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我家玄关也曾终日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数不清的鞋子。

读者们或许会好奇，为何当时我家会那般繁忙，俨然一处“政治中心”。我的祖父是街人金炳鲁先生，他是当时在野政治圈的核心人物。祖父在日据时期是专门为独立运动家辩护的代表性民族律师，在帝国主义的日本穷途末路、疯狂挣扎之际，他甚至一度被迫迁居首尔郊外，受到严密监视。光复后，他出任首任大法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为我国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其雅号“街人”，意指“街头之人”。此号寓意亡国之民皆如无家可归之人。他在日据时期以此自称，光复之后也没有更改，言称“国家统一之前，我仍是街人”。他一生刚正不阿，毫不犹豫地以“街头之人”自居。1963年时，他已是77岁高龄，在国家元老中备受尊崇。加之其曾有反抗李承晚政权、投身民主化运动的经历，因此在组建新在野党的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承担了核心角色。

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本想尽可能回避政治事务，但时势使然，身不由己。当时，国民们并非仅仅对军事政变势力感到不满。各方对于因政界分裂错失“4·19革命”的大好势头，以致最终爆发军事政变的怨言与指责声浪高涨。彼时，亟需一个能够整合民主力量的核心支柱。祖父在日据时期曾主导创立并运营过新干会（译者注：新干会是由日据朝鲜的民族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组成的左右联合独立运动团体，活跃于1927年至1931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光复后也有创建并领导韩国民主党的经验，因此众人一致认为，在组建新在野党方面，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当核心领导角色。这对他而言，是一个近乎宿命的角色，无论其个人意愿如何，都无法推辞。

政治活动禁令解除仅三天后，即1963年1月4日，新政党的组建终于宣告成立。党名为民政党（译者注：民政党/민정당，该政党是在“5·16军事政变”后，由反对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军部势力的前政界人士，主要以尹潽善、柳珍山、金泳三等民主党旧派人物为核心创建的；1965年，民政党与民主党/민주당合并，改组为民众党/민중당；此民政党与第五共和国和卢泰愚政府初期的执政党、简称为“民正党/민정당”的民主正义党/민주정의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意在奉行“为国民之政治”。军部势力对此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未曾料到在野阵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整合。军部势力此前已凭借雄厚的资金支持，秘密筹备组建共和党多时。（作者注：根据与朴正熙一同发动军事政变的金钟泌的证言，军部势力动员了中央情报部[现国家情报院]等机构，自1962年1月底起便已在筹备组建共和党。此举属于严重违规行为，日后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然而，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野党却已宣布成立，而军部势力对己方共和党的成立则尚无暇宣告。民主势力可谓抢占了先机。

我记得1月4日那天的下午。当时，代表在野阵营的四位领导人围坐于我家二楼的客厅。他们是尹潽善、李仁、金振晩以及我的祖父。尹潽善先生曾在“4·19革命”后成立的第二共和国政府中担任总统，尽管任期仅有短暂的1年零7个月。李仁律师在日据时期曾与我的祖父一同作为民族律师积极活动，光复后出任了首任法务部长官。金振晩先生也是独立运动家出身，曾担任首任社会部长官。在宣布组建统一政党以对抗军事政权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以秘书的身份陪同年事已高的祖父，有幸在场。

“一代元老”金炳鲁
关于宣布建党一事，我有两段深刻的记忆。

其一，会议开始前，我曾问祖父：“您年事已高，何苦偏要投身这种事情？此事不仅成败未卜，对您的声望与履历恐怕也无甚益处。”祖父听罢回答道：“若我不挺身而出，当前我国在野党的诞生本身便会面临困境。政治人士，有时身不由己，需承担宿命般的责任。”他当时静静地望着窗外，语气平静地述说着，那日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时，我国政界自“4·19革命”以来，分裂与混乱的局面持续不断，支离破碎。经历了军事政变却未能吸取教训，政客们忙于相互推诿责任、彼此攻讦。他们表面上都高喊团结整合，实则互不相让，内心充满了政治野心。彼时，迫切需要一位能够统领在野政治团体、扮演“泰斗”角色的领导者，一位兼具能力与丰富经验的领袖人物。

祖父曾有过参与创建新干会和韩民党的经历。新干会之事或许能从历史书中略知一二，但对于韩民党，知之甚详者恐怕不多。韩民党是光复一个月后成立的政党，堪称我国民主党派谱系中的鼻祖。若论其阶级基础，韩民党属于地主政党。（译者注：韩国民主党/한국민주당，简称“韩民党/한민당”，该政党以地主、亲日派、右翼倾向的独立运动家为中心，是当时朝鲜半岛南部右翼势力为了利用冷战体制维护既得利益，以反共为旗帜团结在一起的“保守的反共联合体”政党，是民主党系政党中最先创建的政党之一；韩民党在与李承晚的关系疏远后起到了牵制李承晚和自由党的第一在野党的作用；随后李承晚推动土改，颁布《农地改革法》，将韩民党的阶级基础——地主阶层一举摧毁；为了改变其亲日亲美政党形象，扩大在政府和国会中的影响力，韩民党于1949年和大韩国民党合并为民主国民党）光复前后，我国的财富大都掌握在亲日派或地主手中。从事政治活动，资金支持必不可少，因此，最初的政党便主要由这些人集资组建。祖父虽曾担任韩民党创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主导创党，但该党与他一贯秉持的“旧时代的残余必须彻底清算”的立场从一开始便存在距离。祖父与韩民党的关系日渐疏远。在土地改革路线上，双方意见也存在分歧。祖父在日据时期几乎专门负责为佃农纠纷案件辩护，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无地贫民的悲苦与艰辛。在光复之后建立新国家的课题面前，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扣好“土地”这第一颗纽扣是何等重要。祖父一贯强调“有偿没收，无偿分配”（作者注：与此相对，韩民党则将“有偿没收[收购]、有偿分配”定为党纲。）的原则。这自然与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韩民党的基本立场相悖。（若要追溯我国民主党的根源，事实大抵如此。）美军政时期开始后，祖父最终脱离韩民党，出任了军政厅司法部长。

美军政时期的司法部长，是一个统管现今法院与检察机关的重要职位，名副其实地总管司法领域。或许是因对韩民党感到失望，祖父才判断与其投身政治，不如在其他领域为大韩民国奠定基石更为妥当吧。如今我国的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典，乃至三审制度、搜查指挥权、拘留调查期限、尊重人权原则，甚至法官的法袍，几乎没有哪个司法领域未经祖父之手而建立起来。祖父正是这样奠定了司法制度的基石。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首任大法院院长，在李承晚企图掌控立法、司法、行政所有权力，实行专权独断之时，他坚守司法独立原则，对其进行了牵制。时至今日，若问起当今韩国法律界人士最为尊敬的法律同仁是谁，街人金炳鲁先生总是名列前茅。（作者注：首尔瑞草洞大法院大法庭入口处，立有街人金炳鲁先生的半身塑像。）

他便是这样一位人物，因此，即便在当时——当然现在也是如此——他更是超越党派之别，深受众多政治人士的拥护与尊敬。政治活动禁令解除后，在野阵营组建统一政党之际，我的祖父能够担当核心角色，正是其履历、人品以及相关的进步路线与立场的自然体现。我对祖父既感敬佩，也不免担忧。他年事已高，再次投身政治漩涡，我忧心忡忡，生怕他卷入混乱时局，万一留下污点。加之祖父一条腿装着假肢，行动不便，健康状况亦非甚佳。因此，我怀着“我的祖父由我来守护”的想法，总是陪伴在他身边。祖父总是让我不必担心，并时常低声向我讲述他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电视机是稀罕物的时代
关于民政党创党的第二段记忆。1963年1月4日宣布建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难题在于尹潽善的参与问题。声称“若尹潽善加入，我便退出统一政党”者，不止一两人。

人们不愿接纳尹潽善，其原因或许不难理解。1961年“5·16军事政变”爆发时，时任总统的尹潽善曾叹息“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此事广为人知。军事政变之所以成功，背景固然复杂，但总统与总理之间缺乏互信、关系不睦也是主要原因之一。“4·19革命”后，我国的政治体制由总统中心制转变为内阁责任制。尹潽善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在国会接连遭到否决，历经波折之后，张勉最终当选总理。尹潽善是民主党旧派的代表人物，张勉则是民主党新派的代表人物。政变发生后，两人互相推卸责任。政变发生后不久，张勉逃往修女院，失联长达54个小时。对于驻韩美军司令官提出的动用军队惩处政变势力的建议，尹潽善未予采纳，无动于衷。身为国家元首的尹潽善若能与美国步调一致，按原则予以应对，或许就能将政变势力一网打尽，至少也能阻止其如此迅速地掌控政权。（作者注：尹潽善后来辩解称，他之所以在政变中表现消极，是担心若动员军队予以镇压，恐将引发内战。）（当时我国军队有60万人，驻韩美军约有6万人。参与“5·16军事政变”的军人仅3千名左右。）因此，人们长久以来都指责尹潽善是位无能的总统。

签署禁止政治活动的《整政法》的当事人，也正是尹潽善。尹潽善曾评价《整政法》为“天下无双之恶法”，却又亲自在该法案上盖了章。他辩称：“当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别无选择，只能签署。”更有甚者，《整政法》所列禁止政治活动的对象中，尹潽善本人却被排除在外。此举无异于船长置沉船乘客于不顾，独自脱身，实属荒唐至极之人。因此，许多人愤怒地表示，尹潽善应被排除在组建在野统一政党之外，甚至称其“没有资格参与”。

倘若情况如此，将尹潽善排除在外岂不更好？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祖父的想法却不同。他认为：“正需要尹潽善这样的人加入进来。”祖父的这种想法，我当时颇感讶异。祖父这样说道：“尹潽善表面看似平庸，但他毕竟担任过总统，在国民中广为人知。要组建政党，这类人物的‘名望’也是必需的。从事政治，这类情况屡见不鲜。”

那是一个电视机虽已问世、却仍是稀罕物的时代（我国首个电视台于1956年开播），就连收音机也尚不普及。在媒体尚不发达的年代，要组建全国性的政党并提升在选民中的认知度，无论如何都需要一张知名人士的名望作为号召。尹潽善曾担任总统，全国国民都认识他，并且他在政界也掌握着不小的势力。总统选举在即。选举的首要目标，莫过于获胜。综合考量这些情况后，祖父判断，为了在短时间内组建统一政党并提高其认知度，包容尹潽善这样的人物是现实的选择。在祖父身边，我逐渐学习到了这种政治智慧。

政治人士的备忘录
事实上，是尹潽善方面首先联系了我方。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向祖父表达了务必让他们参与组建统一政党的意愿。那么，最终是如何让尹潽善加入的呢？那些厌恶尹潽善的政治领导人们，究竟要如何去说服呢？

尹潽善方面送来了一份承诺书。那时尚无电脑或文字处理器之类的设备，承诺书是用毛笔工整地书写在白纸上，并清晰地盖了章。祖父接过那份折叠整齐的承诺书展开阅读的情景，至今仍恍如昨日。其内容大致是：“我尹潽善将为健全在野党的诞生，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总统候选人或党内要职，我概不担任。”当时，我也亲眼确认了这份承诺书。（将这份承诺书转交给祖父的，正是那位曾被尹潽善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却未获国会批准的政治人士，即独立运动家金度演先生。）直到尹潽善方面通知已写下这份承诺书后，李仁、金振晩等先生才同意参与统一政党的创建宣言。既然尹潽善承诺不参选总统，也不担任党内要职，那么对于这位在政坛拥有不小势力的人物，便再无坚拒其加入的理由了。

然而，这份承诺书的内容最终变得毫无意义。1963年10月15日，总统选举举行。候选人是朴正熙和尹潽善。尽管尹潽善前有递交承诺书表示不参选总统，而后就几乎作为（在野阵营的）单一候选人出马，最终却仍以15万票之差败给了当时还是一名政届新人的朴正熙。这着实令人震惊。选举结束后，尹潽善声称军部势力进行了大规模的舞弊选举，并以“投票赢，计票输”之言自诩为大韩民国的“精神总统”，但这作为政治人士的言论，既无意义也不负责任。政治家这一职业，本应通过选举结果向国民证明自己并获得认可。所谓“精神总统”的文字游戏，毫无用处。（在此不妨预先说明，四年后的1967年总统选举，尹潽善再次参选。当时他同样近乎单一候选人，却以116万票的悬殊差距落败。朴正熙获得了过半数选票。这四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差距如此之大？当时民心向背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尹潽善违背承诺书参选总统时，我曾问祖父：“对于这位曾立下字据承诺不参选的人，您为何会轻易放过他呢？”当时我正值血气方刚之际，所以才会如此单刀直入地发问吧。祖父听后，苦笑着说道：“政治人士写的承诺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难道要去起诉他吗？能做什么呢？政治人士的承诺书，不过是为了一时误导局势而使用的手段罢了。”他从一开始便不相信承诺书的真实性之类的东西。

承诺与贪欲
此后过了30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我身上。1990年卢泰愚总统推动“三党合并”（作者注：1990年1月22日，当时的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与在野的统一民主党、新民主共和党合并，组建了一个占据国会约三分之二议席的巨大执政党。作为合并的条件，卢泰愚、金泳三、金钟泌曾秘密约定实施内阁制。）时，针对当时所谓获取的“内阁制承诺书”，我曾多次忠告不可轻信。我曾斥责道：“那些人若反悔不认账，不过是扭头不理罢了，为何要如此迷信它呢？ ”最终，金泳三不也撕毁了协议吗？

每当需要做出政治决断时，若有人说愿意写下承诺书或协议之类的东西，我总是摆手拒绝。这是因为我早年在祖父身边曾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我认为，对于自己认定应本着道义鼎力相助的事情，只需心无旁骛地参与即可，不必相信他人那些不过是废纸一张的承诺或保证。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身处韩国政治一线，我亲眼目睹了太多政治人士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行径。承诺、保证、写下承诺书……诸如此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转过身便玩弄权术的两面派行径，我经历了不计其数。也曾屡次遭遇人们所谓的“背叛”。还曾经历过因失去利用价值而被驱赶的遭遇，也曾经历过自己说过的话被他人歪曲，反遭嘲弄的屈辱。尽管如此，那些毕竟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而且在当时，我自认为那是“为了大义”而为，所以无论结果如何，我并无太多悔恨。只是，在历史面前，我深感愧疚而已。

政治人士的承诺，真的可以相信吗？如今，我的年龄早已远超祖父在1963年时的年纪，或许有人会指责我助长不信任的风气，但作为亲身经历韩国政治50年的人，我深感怀疑。承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野心。在那些觊觎与其本分和能力不符之位的政治人士的贪欲面前，国民的生活沦为了牺牲品。权力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在这本书中，我将会更多地讲述关于这类承诺、信念、能力与真心的故事。

02 为何从政？ | 5·16军事政变与在野党分裂

在演讲或采访中回顾20世纪60年代时，我时常听到这样的提问：“4·19时期您做了什么？”或者“5·16军事政变发生时，国民为何没有激烈抵抗？”主要是年轻人经常提出这类问题。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了解深层缘由和内情，因此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抱有这类疑问是很自然的。

就我个人而言，4·19时期我正在军队服役。那时我正在论山训练所接受军事训练。我是独子，父亲又在日帝强占时期早逝（因此我是在祖父的教导下长大的），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我本可以不参军，但遵循祖父“身为男子汉，当尽国家义务”的教诲，我还是入伍了。在接受征兵体检前，我就志愿入伍了。在那里，我听闻了李承晚政权垮台的消息。

在此之前，让我们谈谈1956年总统选举时的事情。那是4·19革命发生的4年前，在那次选举活动期间，申翼熙先生去世了。申翼熙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时民主党提出的“活不下去了，换人吧！”的选举口号至今仍脍炙人口。这是一个准确把握时代精神、简洁有力的标语。那年5月，汉江白沙滩人山人海的游说集会气氛非常热烈。那是一个充满了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迭希望的时期。就在那样的氛围下，正在积极进行选举活动的申翼熙候选人在选举前十天突然去世了。李承晚政权因担心败选而毒杀了申翼熙的谣言迅速传开。（作者注：申翼熙是在前往地方进行游说途中，在列车上因心脏麻痹去世的。）先生的遗骸运抵首尔站那天，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那时我上高中二年级，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一直行进到景武台（作者注：当时总统官邸称为“景武台”。如今“青瓦台”的名称是4·19事件之后尹潽善命名的。），当警察开始镇压时，我跳进一户人家躲藏了起来。天黑后回到家，被家里的长辈们狠狠地训了一顿，他们非常担心。如果4·19时期我没有在军队，我会怎么样呢？我可能会以大学生的身份参与示威队伍，甚至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5·16事件也并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背后交织着极其复杂的背景。用今天的标准看待那个时代，质问“为何没有抵抗”，这与对连电话都未曾有过的时代的人们斥责“用手机联系不就行了，为何像傻瓜一样？”并无太大区别。无法深入洞察历史背面的人，会将世上万事简单地划分为黑与白。

5·16事件犹如不期而至的当头一棒。它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政变”。赤手空拳对抗持枪荷弹的强盗，是以生命为赌注的行为，若有人指责“为何不拼上性命”，那么事件的受害者或当事人将无言以对。历史的特定时代自有其特定的条件与背景。人们大都依据这些条件与背景思考和行动，在后人看来，这或许显现为局限性。即便如此，不审视那个时代的全貌便加以指责的态度，是对待历史的另一种武断。倘若未来的子孙们对我们如今生活时代的种种不合理之处质问“为何默不作声”，你又将如何回答呢？难道不会说“在当时我所处的环境下，我已尽力做出判断并全力以赴了”吗？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我们也是如此。

5·16军事政变发生于朝鲜战争炮火停息尚不足十年之际。当时，对战争的恐惧、对朝鲜的敌对情绪异常高涨。这并非源于谁通过教育灌输或刻意营造气氛，而是整个社会氛围自然如此。4·19之后，韩国经历了剧烈的混乱。示威游行几乎天天爆发，政治动荡不安，甚至出现了“反对示威的示威”。在那样的混乱中，人们普遍担忧朝鲜是否会再次入侵，国家是否会崩溃，忧虑与绝望的情绪四处蔓延。尽管如此，政变这种方式绝无合理性可言，但政变势力正是利用了国民的这种不安感，趁政治真空之际乘虚而入。国民们在茫然中迎来了那一刻。政变发生后，此前沸沸扬扬的局面一度沉寂下来，从这点上看，人们暂时松了一口气。

朴正熙发动政变后，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发表了革命公约，共六项条款。其中一项是“迅速解决在绝望与饥饿线上挣扎的民生疾苦，为国家自主经济的重建竭尽全力”（革命公约第四条）。这难道不会让人联想到1956年申翼熙候选人提出的“活不下去了，换人吧！”的口号吗？诸如“以反共为首要国策”（革命公约第一条）、“进一步巩固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友邦的纽带”（革命公约第二条）、“清除社会的一切腐败与旧恶”（革命公约第三条）等内容，固然有朴正熙意识到自己曾参与左翼活动的自卑情结，或是为了争取美国对政变的支持等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洞察了当时国民的期望。

然而，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终究在于缺乏“替代方案”。即便在经历了政变的情况下，韩国的政治家们也未能展现出希望。政变势力通过《政治净化法》禁止了一切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自己却一直在进行共和党的预先组织工作。如此情形之下，政治活动禁令解除后，民主势力本应更加团结，通过选举彻底制服军部势力，但他们却以民主党旧派、新派等名义，几乎天天分裂争斗，领导人们为了争当总统候选人而展开了勾心斗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分裂的政治、利己的政治，总是如此愚蠢地一再重演。政变势力固然是问题，但在扰乱宪政秩序的暴行面前，那些只顾一己私利、未能向国民展现替代方案的政治人士们，也无疑是历史的罪人。政治人士的贪婪与无能，最终只会使国民陷入不幸。

生计型政治家
在组建统合政党、筹备总统选举期间，我家有很多政治人士往来。祖父时任民政党代表最高委员，配有秘书室长，但那位秘书室长因为个人的政治野心，总是忙于在外活动。我说：“您究竟是为谁在此工作？若总是如此，我不如亲自照料祖父。”于是我便承担起秘书的角色。通过为祖父安排与各路政治人士的会面、执行日程、列席会议，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政界深处的内幕。那时我24岁。现在人们或许觉得24岁尚属年轻，但在当时，这个年纪已被视为早已成婚、承担家庭责任的堂堂成年人。加之我外表略显成熟，任谁看都以为我已届三十。当我告知真实年龄为24岁时，人们无不惊讶。也有人私下议论，认为我是想继承祖父的衣钵进入政界。各色政派也多次试图拉拢我。

我帮助祖父并担任秘书，并非出于对政治和权力的贪欲。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想法。当时我的留学事宜已定，计划未来几年离开韩国。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必须守护好我的祖父”。祖父在日帝强占期曾从事独立运动，解放后参与创建了国家的司法制度，李承晚政权时期又曾挺身与之抗争。由于我的父亲早逝，我视祖父如父亲，在各个方面都深受他的直接影响而成长。从小在旁亲眼目睹祖父耿直为人、刚正处世的品格与态度，我由衷地敬佩和仰慕他。这样一位拥有完美履历的人，在人生晚年遭遇动荡时局，我唯恐他会受到伤害，内心忐忑不安。这便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

由于祖父曾任大法院长，作为在野政治家也声望卓著，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当朋友们玩弹珠游戏时，我却喜欢跑到游说现场聆听候选人的演讲，觉得其乐无穷。年幼的我，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衡量，“看那人的言谈和听众的反应，这次似乎能当选”，“那人看来不行”，并把这当作一种爱好。在这一过程中，似乎也培养出了一些判断可行与否的政治直觉。借用时下年轻人的说法，或许可以称我为“政治发烧友”吧。与此同时，我心中一直存有一个疑问：政治人士们为何要从政呢？

我家总是宾客盈门，往来着许多政治人士。不仅有那些在报纸和广播中耳熟能详的著名政治家，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以及有志从政的人们，都忙碌地进出我家。我会和那些为了拜见祖父而在客堂和客厅等候的人们并肩而坐，不经意地问他们：“您为何想要从政呢？”固然有人怀揣着各自的理想追随政治人士，但也不乏一些看似无赖之徒的人在政界周围游荡。我很好奇他们究竟是何想法。

他们的回答却是：“只有这样，口袋里才会有零花钱。”他们并无其他专长，年纪又大了，不适合另起炉灶，于是便一直在政界周围厮混，贪图些蝇头小权，成了政治浪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在这些方面，我国政治的本质似乎并无太大变化。我指的是那些既无明确目标也无能力，仅为生计而混迹于政治圈的人们依然存在。

谁的人，哪个派系
当时的政治局势真是一塌糊涂。作为4·19革命硕果的第二共和国，其垮台的直接原因是军事政变，但实际上，第二共和国已从内部开始腐朽。当时的执政党民主党分裂为旧派和新派，为了争夺主导权而日夜争斗不休。政变发生，政治活动遭到禁止，禁令好不容易解除并举行总统选举时，他们依旧围绕总统候选人职位互不相让地争斗。选举失败后，各派别仍旧分裂，互相推卸败选责任，为独占党内职位闹得不可开交。他们从日出斗到日落。如今的政治局势与那时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甚至令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政治的本性。

20世纪60年代，政党中最重要的职位是组织部长和政策部长。那时不像现在设有总管党务的事务总长，因此各派系为争夺这些职位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可悲的是，尹潽善领导的“民主党旧派”内部又分裂为柳珍山派和金度演派。然而，柳珍山派支持的人在组织部长甄选中落选，而金度演派的人获得了任命。于是，柳珍山派四处打探，声称“似乎有人在幕后施加了影响”，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年轻的我。组织部长是由党代表任命的职位。他们猜测是我在幕后操纵祖父所为。

柳珍山是担任过7届国会议员的人。他当时担任尹潽善方面的总参谋长，被视为旧派的巨头。那是一个人人都想方设法攀附他却苦无门路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人，突然邀请我共进晚餐。席间，柳珍山以为我年纪轻轻就在祖父身边工作是想从政，便用俨然的口气对我说：“今后要想搞政治，就得好好表现给我看。”这既是想拉拢我成为他的人，也是一种变相的胁迫。

当时的政坛有被称为“三剑客”的年轻人。某位曾是独立运动家及总统候选人的公子，某位也曾是总统候选人的公子，以及某位既是实力派政治家又是企业家的公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的政界“金汤匙”子弟。他们都在柳珍山的麾下。当柳珍山试图拉拢我时，我逐一提及了那些人的名字。我记得自己曾唐突地说道：“我最鄙视那样的人。”我断然表示，如果自己没有能力从政，便无意涉足政治，丝毫不想借祖父之名钻营。我还说：“我即刻便要赴德国留学，请勿胡乱猜测。”此后，柳珍山再也没有提出要见我。

作为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的人，我经常告诫后辈政治家的也是这些话。2016年，我担任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时，在面向初任议员的演讲中，也曾着重强调：“切勿让人将你们视为某个派系的人。”有志从政者，务必牢记这一点。何止政治家如此。倘若甘愿被人称为“谁的人”，那还不如不做。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应当引以为耻。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想法，行事要有主见。追随党论，依附派系，或者根据人气和时流四处游移的人生，究竟有何意义？

回顾过去的韩国政治，似乎更多的人反倒是削尖了脑袋想被人称为“谁的人”、“哪个派系的人”。这样的人，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人生时，难道不觉得可悲吗？那些没有能力凭借自身力量从政的人，那些总是费尽心思琢磨该投靠谁的人，那些企图通过侥幸钻营一官半职的人，那些因为没有其他本事而拉帮结派、成群活动的人，那些煽动狂热团伙的人，那些为了在媒体上扬名、在电视上露脸而汲汲营营的人……随着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这类政治人士似乎越来越多，令人惋惜。对国民而言，这更是不幸之事。

03 不信任教授的朴正熙 | 第二次货币改革的失败

回顾1963年前后，我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人物便是内阁首脑宋尧赞。

5.16以后，军事势力中止了立法、司法、行政所有职能后建立的机构，便是宪法中也没有的所谓“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它被打造成一个类似革命首脑机关、紧急委员会一样行使全权的统治机构，但议长职位并非立即由朴正熙占据，最初是由张都暎担任。张都暎比朴正熙小6岁，但先入伍，晋升很快。丽顺事件时，朴正熙曾被诬陷为左翼，面临被处死的危机，张都暎是救了他性命的恩人。5.16发生时，张都暎是陆军参谋总长，因此作为暂时的门面人物是合适的。但当他失去利用价值后，仅40天便被从最高会议议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张都暎之后因反革命嫌疑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前往美国，于2012年去世。）

清除张都暎后，朴正熙成为了最高会议议长。那时担任内阁首脑的便是宋尧赞。宋尧赞在4.19时是戒严司令官，他下令克制对示威学生的开枪，阻止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最终促使李承晚总统下台，因此受到如此评价。5.16政变发生后，宋尧赞发表了支持声明，但并未主导性地参与政变的准备过程。因此，即使他成为了内阁首脑，也只是个傀儡，始终处于被监视的境地。由于我担任祖父的秘书，通过多种渠道传来了“宋尧赞想拜见金炳鲁老先生”的消息，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安排在光天化日之下贸然会面。曾任军事政府内阁首脑的宋尧赞与领导在野党整合的领袖——我的祖父会面，这一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政治误会。

“我见那个人做什么？”
白天，我家客厅里总是有记者等候。因此选择的方法是在凌晨秘密会面。当时有宵禁时间，从午夜12点到凌晨4点，任何人都不能在外面活动。我传话给他，宵禁时间一结束就来我家，我会开门。宋尧赞就是这样找来的。

宋尧赞的家在奖忠洞，我家在仁岘洞。那时汽车不多，又是凌晨时分，大约15分钟就能到达。我在门口迎接宋尧赞，并将他引至祖父所在的里屋。祖父任大法院长时期，宋尧赞作为军部将领曾与祖父有过数面之缘，因此他一进房间便恭敬行礼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谈话时，宋尧赞也始终端正地跪坐着。

两位交谈时，我在门外等候，因为是凌晨无人之时，所以能听到他们低声交谈的所有内容。宋尧赞果如所料，完全是个傀儡。在内阁中，他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决定的事情。或许军人有些天真的地方，虽然只是个虚名职位，但他还是把自己形式上领导的内阁所发生的一切恶行都详细地告诉了祖父。军事政权初期，曾发生过一些被称为所谓“四大事件”的案件。如新国家汽车事件、证券风波、扒金宫事件、华克山庄事件等，都是军事政权为确保统治资金而制造的巨额贪腐案件。他将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对于政治活动被禁止时期，共和党进行预先组织的情况，也听到了具体内容。那些未被媒体报道的故事，以及普通人难以接触到的深层内幕，都通过宋尧赞之口得以详细了解。军人掌权后立即推行的事务之一便是货币改革，但这被记录为一次大失败的事件。宋尧赞悲愤地表示，此事甚至是在他这位内阁首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大概那样交谈了1小时30分钟左右后，他回去了。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更接近于宋尧赞漫长的诉苦。

宋尧赞刚一回去，中央情报部的人就接近我，询问他们谈了些什么。当时中央情报部刚刚成立，正监视着宋尧赞的一举一动，因此他们掌握了他前往我家的行踪，但又不能直接向我祖父询问谈话内容，最终便向我这个唯一的在场者打探情况。我则闭口不言，称自己在外面，什么也没听到。

“黑钱”并未出现
祖父与朴正熙通电话时，我也在旁边。祖父问朴正熙：“货币改革究竟是为什么搞的？”朴正熙回答说：“从1962年开始实施第一个经济开发计划，为此需要大量资金。为了筹措内资而进行了货币改革。”祖父理所当然地追问：“筹措内资与货币改革究竟有什么关系？”

至今，我国进行过两次货币改革。也有人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统一发行新货币称为第一次货币改革，但那时是因为朝鲜军队占领了韩国银行，不得已只改变了货币外观的措施。由于没有采取面值变更等措施，因此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改革。1953年，将原有的“圆”单位货币改为“圜”单位，并以100比1的比率对旧币与新币进行货币面额调整（降低货币数字单位）的改革，是我国的第一次货币改革。当时的改革是在因战争导致巨额战费投放，从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亟需尽快加以整治的情况下实施的。虽然历经波折，但通过彻底保守秘密、制定最大限度减少副作用的措施并迅速实施，成功抑制了通胀，恢复了货币价值，因此第一次货币改革被普遍评价为成功的改革。但是，军事政权上台后于1962年实施的货币改革——即所谓的“第二次改革”措施，则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的案例。除了货币单位从“圜”改回“圆”并进行了货币面额调整外，并未取得任何经济成果。反而加剧了国民的混乱。（当时确定的“圆”单位一直沿用至今。）

听朴正熙说，曾有一位首尔大学教授担任其经济顾问，是这个人建议进行货币改革的。开始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时，军事政府正需要巨额资金。当时，那位教授说：“不必担心经济开发所需资金的筹措问题。”问他如何才能做到，他便提议进行货币改革，并说（大意是）：“调整货币价值后，腐败的自由党官员家中堆积的钱财会自发涌出，中国华侨商人囤积的钱财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全部‘引’出来，很简单。”朴正熙说，因此断然实行了货币改革。

结果真正实行货币改革后，所谓的“黑钱”，一分也没出现。当时流传着某个中餐馆只搜出两袋硬币的讥讽性谣言，人们听后都只能无奈苦笑。无论多富有的人，钱也是在外部流通的，并不会静静地堆积起来。所谓的“黑钱”，并非是存放在某个秘密金库或保管在仓库里的钱。连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人，仅凭主观臆测或偏见行事，最终会搞垮经济。后来，我多次经历过政客们因这种愚蠢的判断和功名心而导致的荒唐政策案例（例如金融实名制或土地公有概念）。关于这些，我将通过本书继续介绍。总之，实施货币改革的1962年又恰逢歉收，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便开始得相当寒酸。

或许因此，朴正熙在其任期内始终不信任教授。似乎是以货币改革事件为契机，他强烈地形成了“教授们只懂理论，脱离现实”的看法。朴正熙执政18年间，没有将拥有实际决策权的职位交给教授出身的人的先例。虽然也有经济学教授出身的人担任过财务部长官、副总理，但给人的印象仅仅是，出于需要将他们作为“吹鼓手”之类的人物推到台前而已。后来我遇到这些人，问及感想，他们叹息道：“被任命为财务部长进入官场后，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据说他们只是按照军人或实务官员提交的东西照办，大约过了一年才勉强掌握了业务。在那样的氛围下，他们甚至连主张自己意见的余地都没有。

因此，朴正熙时代被选拔为官员的教授们，可以说只是被任用为“解释”军事政权经济政策的角色。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军事政权工作了近10年的教授出身的经济官员，也没有一件是以自己名义坚定推行的工作。不太了解这些内情的后世历史学家们，给那些教授冠以“经济总指挥”这样颇为宏大的名号记录在史书中，而了解内情的人只能默默发笑。我后来参与政治时，让我下定决心“绝不能成为那样的人”的反面教材，也都是那些教授们。

04 税收并非一蹴而就 | 增值税考察团

我曾在德国学习经济学，主攻财政学；回到韩国后，在大学也主要教授财政学。财政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财政的学科。进而，它将政府的经济角色作为综合研究对象。

财政通俗来讲，意指“国家生计”；正如家庭生计要富裕，就需要平衡维持和管理收支一样，国家生计也是一样。国家获取收入的方法包括税收、发行（国债等）、贷款等。其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当属税收，它是维持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坦白说，有几个人在纳税时会认为“一点都不可惜”呢？即便如此，让纳税人怀着“税款将用于正途”的信念，并作为纳税人感受到自豪与价值，这或许才是最终意义上的良政。另一方面，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当能掂量国民所纳税款中蕴含的汗水重量，并具备不随意浪费这些税款的决心和态度。

处理税收问题是国家运营者的基本功。不懂税收就无法搞好政治。我一有机会就强调：“税收的历史就是政治革命的历史。”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乃至美国的独立战争，追根溯源都是由“税收”这一导火索引发的。光荣革命虽有宗教冲突因素，但反对国王未经议会批准征税的行为最终促成了政治改革；法国大革命源于国民对苛捐杂税的怨声载道；而成为独立战争导火索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核心问题也是税收。为何征税、由谁征税、如何征税、用于何处、依据何在、为了什么而征收与使用？可以说，近现代政治正是通过对这些是非曲直的探讨过程而萌芽的。

我与政治结缘，也正是因为税收——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引发争议的“增值税”。在讲述这段渊源之前，我想先谈谈留学经历。

为国奉献的一生
1964年1月13日，祖父去世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也未能安享晚年，直到去世前一刻仍在工作。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祖父腿脚不便。并非只是一般的不便，而是失去了一条腿的残疾人。担任大法院长时，他通宵坐在矮书桌前，亲手撰写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的所有条款，后因骨髓炎恶化，不得不截去左腿膝盖以下部分。他就是以这样不便的身体，撑过了釜山避难时期。将祖父视为眼中钉的李承晚，即便在那时也逼迫他“身体不便就辞职”，但祖父戴着假肢，拄着拐杖，拖着腿，依然顽强地工作着。

朝鲜战争爆发时，政府要员的家属本可以乘坐政府提供的车辆一同避难。祖父分明是最高层官员，却说“身居公职者在战乱中携家带口一同行动，不合体统”，让家人各自踏上避难之路。所有家人都失散了，朝鲜战争期间我在母亲故乡（全罗南道潭阳）附近的全罗南道光州上学，也是因为这个背景。然而，祖母在回娘家时，遭遇了被游击队杀害的悲剧。（连遗体都未能妥善收殓。）由于传闻共产党军队四处搜捕我们家人，全家在恐惧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祖父不仅奉献了自己的身心，甚至连家人也未能保全，他的人生真正是为国家献出了一切。

为祖父举行葬礼后，我登上了飞往德国的飞机。1964年，我25岁。

知识分子感到受辱之时
当时，被视为成功捷径的既定路线是留学美国。那时社会领导层几乎全被留美派占据，任谁看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归宿。但我选择了德国。这既有大学主修德语的原因，也因为德国大学学费低廉（完全没有入学金或注册费，甚至还提供一定的生活补助），同时祖父生前嘱咐我学习“社会科学”的影响也很大。谈及社会科学，自然不能忽视欧洲传统的学术体系。

在社会科学中，我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学。而在经济学中，我选择了财政学作为专业。我想，在德国完成学业后终究会回到韩国，大概也曾模糊地构想过，当我回到韩国时，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当时的韩国，确确实实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是依靠他国援助维持生计的赤贫国家。但我相信，以国民勤劳的品性来看，我国经济总有一天会大幅振兴，届时国家财政问题将会凸显其重要性。我自行预测，随着经济增长，税收、劳动、福利领域也将成为重要课题，因此也额外学习了这些领域。

就这样，我埋头苦读8年，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个在母国毫无经济学学习经验、来到德国从本科读起的留学生，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博士学位，实属罕见，教授们似乎也有些惊讶。1972年冬天，我完成学位，为回国前去向导师道别，教授静静地让我坐在对面，表情严肃地问道：“话说回来，去那样的国家，你能生活下去吗？”

“那样的国家”这种说法，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当然，教授的话语中带着担忧，但我感到了羞耻。自己的国家在外界看来竟像是“人无法生存的地方”，换了谁能不如此呢？教授又问我：“你知道知识分子何时最感屈辱吗？”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有些慌张，回答说：“个人在生活中只要自己行得正，又有什么会感到屈辱呢？”教授听后，这次这样说道：“知识分子最感屈辱的时候，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境地。”当时，我国的十月维新（作者注：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在全国宣布紧急戒严、解散国会、中止宪法效力的事件。）刚刚开始。他的话语中，略微流露出与其作为知识分子经历侮辱性的处境，不如继续留在德国如何的意向。“我在德国学习，是为了能以某种方式成为对我国有益的人，并非为了在这里安逸生活。”说完这些，我便回国了。几年后，我成为教授，为了商议“国事”，再次拜访了那位教授。

“我们的首席秘书想见您”
回到韩国一看，果然是黑暗时期。从1973年3月1日起，我开始在西江大学授课。当时，在我国，财政学这门学科本身还很陌生。我是一位年轻教授，而且是从欧洲而非美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教授，虽然自己这么说有些不好意思，但我的课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但是，第一个学期过去，到了第二个学期，就到了无法上课的地步。因为示威游行，教师根本无法平心静气地教导学生。大学校园因示威活动而备受困扰。就在那时，也就是1974年，我听到了一个令人讶异的消息。消息称政府即将引进“增值税”。这与我所教授的学科领域直接相关，因此我更加关注。

那时候，我国大约有二十来本财政学相关的大学教材，但没有任何一本教材中出现过增值税这个词。那是一个连增值税的原理、结构、意义，甚至这个术语本身都无人听闻的年代。我在德国时早已接触并学习过增值税，所以很了解它，于是在课上对学生们说：“增值税这种税制，目前在我国无法引进，如果强行引进，将会产生相当大的问题。”当时正值十月维新导致政局混乱，国民对政权的反感十分强烈。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在这种时局下仓促推出的税种会招致更大的反抗。税收这种东西，并非当权者一拍脑袋就能搞出来的。因税收而覆亡的政权和王朝何止一两个？税收的历史与政治革命的历史相似，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

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啊。看来，有教授在课堂上讲这些话的事情，一直上报到了青瓦台。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有个人站在门前等着。他问：“是西江大学的金钟仁教授吗？”我回答是，他便自我介绍说是“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的辅佐官”。他补充介绍自己说：“听说您对增值税很了解。我正是负责准备引进增值税的人。”然后突然问道：“能否请您为引进增值税助一臂之力？”这个人便是后来被称为“全斗焕的经济家庭教师”，并在第五共和国初期主导我国经济政策的金在益先生。

我对金在益先生也说了和对学生们一样的话，即增值税为时尚早。我断然说道：“暂且不论增值税的理论层面，单从历史上看，与国民情感相悖的税收从未成功过。”他露出了略感失望或遗憾的表情。我进而补充道：“既然你是经济首席秘书的辅佐官，我才这么说，请务必将这些话转告给你的上级。如果继续这样引导经济，将来会问题丛生。即便现在也应该改变经济政策的方向。”或许是一个年轻教授的话听起来既有些唐突，又有其道理之处吧。几天后，他联系了我。“我们的首席秘书想见您。”

早已预设结论的人们
就这样，我见到了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随后又见到了财务部长官（译者注：时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为金龙焕/김용환，任期1973年8月14日-1974年9月18日；时任副总理兼财务部长官为太完善/태완선，任期1972年1月4日- 1974年9月18日）。由于是主管部委的长官，财务部长官最关心的自然也是增值税。他所希望的，也还是“为增值税提供理论依据”。他们大概是这么想的：一位刚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年轻教授，如果能率先阐述引进增值税的必要性，或许会更具说服力。这是想把我当作吹鼓手。

财务部长官提出，政府打算组建一个“增值税考察团”，派遣官员和学者前往欧洲考察，希望我能参与其中。我说：“似乎没有去的必要。”我把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的内容原封不动地也对财务部长官说了：“增值税在财政学教科书中都未曾出现，如此荒唐的税种，如何能说服国民呢？”长官听后劝说道：“所以才请您帮忙啊。对国家推行的事情一味盲目反对，并非良策。”那时我从德国回来大约一年半，考虑到重新审视一下欧洲的税收政策也并非坏事，便暂时接受了参与考察团的邀请。

但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规定，政府的出差经费只能支付给公务员或在公共机构工作的人员。像我这样隶属于私立大学的人，没有合适的法律依据来支付差旅费。因此，我一夜之间便名列“评议教授团”了。

当时国务总理室下设一个名为“评议教授团”的机构。朴正熙政府将各界知名学者纳入评议教授团，以此作为听取各类国政相关建议的机会，经济学领域有赵淳、边衡尹等知名教授参与。我也被纳入其中。已有的评议团教授的职位都是校长、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级别，像我这样的普通教授一个也没有。在全体90人中，我也是年纪最轻的。或许可以说，我是以一个非常偶然的特例进入评议教授团的。

就这样，甚至采取了特意让我加入评议教授团的措施，我才得以参与“增值税考察团”。经济首席秘书室辅佐官金在益、财务部税制局长、直接税课长、间接税课长、关税课长、国际税务课长，还有我，一行7人踏上了海外考察之路。我们访问了台湾、英国、德国，以及欧州共同体EC（欧盟EU的前身）总部（译者注：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简称“欧共体”）所在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当时没有直飞欧洲的航班，需要经停日本，回国前最后一晚在日本的酒店里，考察团成员之间就如何撰写最终报告展开了讨论。

参与考察团的公务员们对英国的增值税印象深刻（因为英国的增值税看起来最简洁），打算以此为模范案例来撰写报告。我表示强烈反对。当时英国实施增值税大约才6个月左右，仅仅施行了那么短时间，就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正忙于修补。但我国的公务员们对此视而不见，眼中似乎只有优点。他们执意要以英国为榜样。我说：“我理解你们想方设法迎合‘上级’意图以实现政策的努力，但要实现那些优点，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而我国目前尚未准备好。”即便如此劝说，他们依然固执己见。

回国后，我立刻去拜访了财务部长官。我暗示他说：“您的下属们肯定会提交这样内容的报告，但那份报告存在这些问题，请您知悉。”长官说会参考，然后让我回去了。无论是负责的公务员还是财务部长官，我曾试图说服他们，但都无济于事。他们早已预设了结论，并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考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最终，朴正熙政权强行引进了增值税，这成为朴正熙政权遭受国民反抗并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无异于自掘坟墓。关于增值税的引进过程，我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增值税的构想
增值税是“消费税”的一种。是指国民在消费时缴纳的税款。同时，它也是对经济主体在市场中进行交易行为征税的“交易税”的一种类型。可能会有人认为：“我收入不高，也没什么像样的财产，所以完全不纳税。”绝非如此，所有国民每天都在数次纳税。只是因为并非本人直接缴纳，所以没有察觉到而已。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税种就是“增值税”。由于它不像所得税或财产税那样，是以收入或财产为依据由当事人直接缴纳的税款，因此像增值税这样的间接税，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的税。因此，它被认为是比所得税或财产税的纳税阻力更小的税种。

增值税这一构想，于1919年由德国税务专家W.冯·西门子（W. Von Siemens）在理论上首次提出。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必须向战胜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为此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国家要突然筹集财政，除了征税之外，还有什么良策呢？一种既能最大限度减少国民抵触，又能大幅增加税收的划时代方案——那就是对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征税。A将物品卖给B时征税，B转卖给C时也征税，C销售给D时同样征税……这种对交易的每个环节都征税的交易税，被称为“多阶段交易税”。但这种方式的交易税存在几个严重问题。冯·西门子找到了克服这些问题的“划时代”构想。

多阶段交易税的首要问题是“税上加税”的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该怎么办呢？只需扣除前一阶段已缴纳的税款即可。如果A卖给B物品时增加了若干税款，那么B卖给C物品时，只需扣除前一阶段的税款。并且，只对A卖给B时不存在，但在B卖给C的过程中所增加的价值征税。对这样增加的价值，即“增加”的价值征税，便诞生了“增值税（Value Added Tax）”——我们通常称之为“VAT”的税种。这就是德国的冯·西门子最初构想的增值税的基本原理。这无疑是一个消除了多阶段交易税核心问题的卓越构想。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税收提出异议。既简单又具有创新性。但世事岂会如此简单？增值税这种税，若某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是难以实现的。

实行增值税的最大前提条件是，A→B→C→D的每一个交易环节都必须透明。纳税人要扣除前一阶段的税额进行税务申报，就必须能够透明地证明自己购买了何种原料或商品。非常简单地来说，就是“交易双方必须互相开具和接收发票（或收据）”。税务当局必须能够掌握所有这些交易过程，并依据明确的资料征收增值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德国，这样的事情可能实现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德国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熟知冯·西门子的构想虽好，但仍只是一个尚无法实施的“理想”。但为了筹集巨额赔款，又不能不引进交易税，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因此，虽然他们引进了交易税，但是把税率定得很低，只有0.5%，以此来减轻税负的累积效应并规避由此引发的指责。

英国是模范？
增值税也曾在日本尝试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进入了遵循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的军政体制，当时担任财政顾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教授卡尔·肖普（Carl S. Shoup, 1902-2000）于1952年指示日本引进增值税。但随着盟军占领结束，新政府成立，实施增值税的计划便被废弃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并分裂后，德国于1949年成立的西德政府引进了税率为1%的多阶段交易税。直到那时，德国的交易税尚未出现特别的问题。但1952年将税率提高到4%成了祸根。税率在0.5%至1%左右时并无不满，但提高到4%左右时，便开始出现了纳税阻力。相关的裁决交由宪法法院处理。

1957年，西德宪法法院裁定多阶段交易税的征收方式损害了“竞争中立性”。当多阶段交易税的税率提高时，企业会倾向于尽可能缩短A→B→C→D的交易环节。这样才能规避累积的交易税并降低商品价格，但如此一来，众多企业将被淘汰，只有大企业才能生存下来。德国宪法明确规定：“税收必须保持竞争中立。”如果多阶段交易税持续存在，未能实现垂直整合的企业将不断蒙受损失，造成不公的结果。西德宪法法院认为这正是“破坏竞争中立”的行为，并合理地判定多阶段交易税妨碍了健康竞争，违反了宪法精神。

但西德宪法法院在做出该判决的同时，并未立即废除原有的征收方式，而是指示在未来10年内进行改革。这也是一个现实的判断。因此，经过10年的准备过程，德国于1968年引进了现今形式的增值税。继德国之后，欧共体成员国相继引进增值税，英国由于较晚加入欧共体，直到1974年才开始引进增值税。

在此，我们来看看英国的增值税。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早已长期实行各种形式的交易税。它们是以增值税替代了原有的交易税。但英国的情况是，原先根本不存在交易税的概念，增值税是作为一种全新的税种被引进的。因此预计其纳税阻力会比其他国家更大。

包括增值税在内的间接税存在若干问题。最常被提及的问题是其累退性（逆进性）。常言道，增值税是“财阀总裁和流浪汉都一样缴纳的税”。即使吃同样的食物，也很难因为对方是富人就让其多缴增值税，或者因为是穷人就减免增值税从而实现价格差异化。这既是增值税的优点，也是其缺点。征收简便，表面上看起来公平，但对穷人而言，这是一种会带来相对不利的税种。（作者注：因此，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曾如此评价间接税：“如同乞丐正要吃手中的面包片，却被人向眼中撒沙并抢走一般。”这种言论虽略显夸张，但包括增值税在内的间接税的累退性，的确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批判焦点。）英国政府预计到对增值税的反弹会很大，因此一开始便将与平民经济直接相关的食品等多种商品排除在征税对象之外，予以免税。

英国的增值税还有另一个特点。其他欧洲国家根据行业或商品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而英国为了税务管理的便利，引进了10%的单一税率增值税。他们似乎认为这样才能更简单地向国民解释这种新税。

为了避免对其累退性的批评而扩大免税范围，导致税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不分行业和商品统一适用单一税率，又使得对税收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英国的增值税两头不讨好，成了一个招人嫌的累赘。最终，在实施仅6个月后，便修改为缩小免税范围并采用多档税率的方式。然而，1974年与我一同作为“增值税考察团”成员访问欧洲的我国公务员们，却将英国那种做法当作标准模范来撰写报告。所以我才不得不亲自去找财务部长官，告诉他“切勿上当”。

命运的流向
我在德国学习财政学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正值多阶段交易税被宪法法院裁定为不合宪，并为将其改革为增值税而反复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时期。德国从1968年1月起开始实施增值税，当时其优缺点正逐渐显现。同时，欧共体所有成员国也正在推进最大限度统一税收制度的调整计划。当时刚刚决议“将间接税统一为增值税”。因此，虽然增值税在韩国尚属闻所未闻，但我很自然地了解了它的存在，并且在德国大学毕业时，国家考试的论文主题也是关于增值税的。我亲眼见证了德国引进并实施增值税的过程，以及欧洲多国在试行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曲折。

税收自有其理论原理，也蕴含着多样的历史背景。若不了解这些，仅凭“邻国在做，我们也做”的想法盲目跟进，将会招致大祸。以德国为例，从增值税理论首次提出，到最终决定引进，历时40年，且是在宪法法院做出判决之后；即便宪法法院做出决定后，仍需要10年的实际准备过程。可以说，这期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反复试验。然而，20世纪70年代试图在我国引进增值税的政治家们，却企图在短短几年内一蹴而就。作为一名学者，凭良心怎能对此袖手旁观？政府解释称这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采取的措施，但我认为为时尚早。因此，我才会在财政学课上解释说：“以韩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引进增值税的条件尚未成熟。”就是这样的言论不知怎地传到了青瓦台，导致经济首席秘书室的辅佐官前来拜访，而这一系列过程，成为了改变命运轨迹的一个小小契机。

05 悄然发生的事 | 1977年增值税的实施

这是一个许多人不知晓，即便知晓也常常忘记的事实：韩国直到1973年才实现完全的独立。这听起来可能令人不解。“大韩民国”这个国家精神上扎根的年份是1919年，法律上稳固根基的年份是1948年，而具备财政独立国家面貌的年份则是1973年。

1973年以前，韩国甚至无法自主编制政府财政预算。只有在美国对外援助处（USOM; United States Operations Mission，我们称之为“友邦”）（作者注：友邦绝非一个小机构。它是一个拥有500名美国职员和1000余名韩国职员的庞大机构。它曾使用位于首尔光化门的双子建筑，其中一座便是如今的美国驻韩大使馆。旁边的一座建筑后经改建，现为首尔历史博物馆。）确定对韩援助规模后，我们才能据此掌握援助资金的不足部分，进而编制预算。若以人作比，这好比一个已成年甚至结婚的家长，却没有能力自主管理家庭生计，不得不持续向父母索取零用钱。只有父母决定了这个月给多少钱，才能确定确切的收支规模。将美国比作父母或许有些伤自尊，但无论如何，这曾是我们严峻的现实。

大韩民国并非1945年光复后便自然而然建成的国家。它是一个逐渐建设起来的国家；一个本有可能沦为截然不同样貌，但由怀抱坚定建国理念的政治领导者和国民一步一个脚印共同缔造的国家。从精神、法律及财政层面成为一个“像样的国家”，至今尚未满半个世纪。其他国家耗费100年、200年才实现的目标，我们在10至20年内便迅速达成，至今仍在承受这种压缩式增长带来的后遗症。压缩式增长固然痛苦，但倘若没有它，我们如今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也值得反思。

一夜之间免除85%的所得税
韩国自1973年实现财政独立后，税收变得至关重要。构成国家财政骨干的资源无疑是税收。“如何增加税收”成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全面改革税制的必要性也随之凸显。然而，事与愿违，1973年秋天，石油危机爆发。（关于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文将详细介绍。）韩国经济陷入急剧萧条的局面。始于1962年的经济开发计划连续成功了10年，使得习惯了势不可挡的上升曲线的韩国经济，此刻如同遭遇悬崖般坠落。人也是一样，一帆风顺之人突遭危机，其不安感或失落感的落差会感受得更为强烈。

于是，1974年1月14日，“总统紧急措施第3号”发布。原为年收入18000韩元的所得税免税点上调至50000韩元。此举导致韩国85%的所得税纳税人一夜之间获得了免税。在亟需探讨大幅增税方案的时期，为何会出台如此出人意料的大幅减税措施呢？

于此，朴正熙所谓的“政治嗅觉”便显露出来。1972年，朴正熙颁布了维新宪法。仅仅连任三届总统尚嫌不足，他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宣布戒严，并修改宪法，使其几乎可以成为终身总统。学生示威持续不断。为防止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也加入其中，从而动摇整个政权，他采取了所得税减免措施，以此作为争取民心的手段。此举也可视为预料到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会导致国民不满情绪高涨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应对措施。

如此减免所得税的措施，从政权安保的层面看或许是恰当的判断，但从整体经济角度而言，并非良策。韩国自1973年开始财政自立，亟需设法增加税收，但由于直接税（所得税）大幅削减，政府方面最终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以间接税为主的税种。朴正熙政权之所以急于引入增值税，现实原因正在于此。由于增值税是间接税，税负会转嫁到价格中，消费者不易察觉这类税收的存在。当局认为这是一种既能最大限度减少国民不满，又能增加税收的一举两得的划时代方案。

当欧洲多国引入增值税的消息传来后，韩国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讨论引入增值税。如前所述，我当时作为增值税考察团的一员，遍访欧洲各国后，提出了“对我国而言为时尚早”的意见。

“为何不引入如此好的税种？”
1975年1月，韩国财务部长官（译者注：时任副总理兼财务部长官为南悳祐/남덕우，任期1974年9月18日-1978年12月22日）在向总统进行业务报告时称，将引入增值税作为一种涵盖既有营业税、物品税、特别消费税等的间接税。根据当时报告的内容，引入增值税的依据和必要性如下：

第一，可以取得税收增收的效果。如果运营得当，应该能够实现。

第二，通过进项税额抵扣促进投资。增值税是纳税人从销售税额中扣除进项税额后的差额部分进行缴纳。因此，进项税额越多，缴纳的增值税就越少，从纳税人的立场来看，便可以更积极地进行投资。因为投资金额也分类为进项，可以获得增值税的减免或退税。

第三，通过对出口商品的全额退税促进出口。由于出口商品在国外消费，因此无法掌握其销售额。所以在国内，销售税额计为0韩元，只剩下进项税额。如果将这部分进项税额原封不动地退还，出口企业将获得巨大利益。对于当时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我们而言，期待这能成为促进出口的重要激励因素。

第四，确立依据征税原则，铲除税务公务员的舞弊行为。税收领域总是伴随着勾结、腐败等词语。如果向谁征收多少税款的依据不明确，税务公务员就会凭经验估算征税，而试图贿赂这类公务员的贪腐黑链也不会断绝。但是，就增值税而言，由于可以根据商品和劳务交易的凭证（发票或会计账簿）进行征税，因此舞弊介入的空间将大大减少。

好了，这样看来，增值税似乎是一种只有优点的税种。仅从理论上讲，增值税是一种仅用大约两页纸就能解释清楚的简明且具有创新性的税种。财务部长官作了这样的报告，总统自然也就下定决心引入增值税。媒体甚至也催促道：“为何不尽快引入如此优良的税种？”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当无知者多于知情者时，无知者的声音便会压过知情者的声音！在从政过程中，我多次目睹这类事例，但增值税的引入便是我这一感悟的开端。

错误抄袭的税收政策
回顾增值税的引入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不切实际的计划。当时财务部税制局内部，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增值税是何种税金，也没有人正确理解引入增值税后税务行政应如何运作。情况甚至到了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室的辅佐官听闻我在德国学习过增值税的传言，便来拜访我这个与新任教授无异的人的地步。朴正熙政府就是如此仓促地要实施这样一个“未知的制度”。

再者，当时的财务部长官是一位金融官僚出身的人士。他未能正确区分金融政策对普通国民产生的结果与税收政策对普通国民产生的影响。金融政策的经济影响对普通国民而言是间接的。利率或汇率变动，能对多少国民产生直接影响呢？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初更是如此。但是，税收会立刻影响国民的财产权，舆论也会迅速作出反应。金融政策顾名思义是“政策”，如果市场反应不佳，尚可立即撤回；但税收与其说是政策，不如说更接近于“制度”。一旦立法，便难以轻易更改。金融与税收的性质如此不同，长期只接触金融的官僚往往会轻视税收的特性。

借此机会说一句，至今为止，韩国的财务部长官主要由那些负责金融事务的官僚担任。在财务部，负责金融的部门被视为精英晋升的路径。而负责税收的部门的官僚则被视为“真骨”而非“圣骨”。尤其是税制主管部们，甚至被认为是个闲职。一生都如此轻视税收领域、稳步走在金融官僚晋升道路上的人们成为长官后，处理税收问题也如同处理金融问题一般。他们对待税收就像对待金融一样，抱着“如果出了问题，到时再修改就行了”的态度。至今韩国税制之所以漏洞百出、国民对税制的理解和信任度不高，与这些原因不无关系。

引入增值税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说来惭愧，韩国的税法大多模仿日本，几乎是照搬日本的法典。然而，当我们准备增值税立法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尚未引入增值税。（作者注：日本直到1989年才引入增值税[消费税]。韩国是亚洲最早引入增值税的国家。）因此，官僚们没有可以参照的对象。财务部间税课（负责间接税的课室）任命了一位负责增值税事务的事务官，我留意观察他的工作，发现他只在埋头研读关于英国增值税的小册子。由于他唯一能接触的语言是英语，而日本当时没有增值税，他便拿来了英国失败的增值税法案，并因循沿用。这好比借来一份错误的历年考题答案，然后死记硬背。我多次告诉他不能那样做，英国的增值税是失败案例，但他都听不进去。（那位曾就职于地方税务署、后因增值税引入而成为财务部负责事务官的人，之后调至金融相关部门，摇身一变成了金融通。日后，他担任企划财政部长官，主导了李明博政府的经济政策。）（译者注：韩国财务部/재무부成立于1948.7.17，1994.12.23与经济企划院/경제기획원合并，改组为财政经济院/재정경제원，后于1998.2.28废除，改组为财政经济部/재정경제부，又于2008.2.29与企划预算处/기획예산처合并，改组为企划财政部/기획재정부，使用至今）

上调税率至16%的缘由
韩国的增值税作为替代既有营业税、大部分特别消费税、物品税等的一般消费税，在对相当部分的商品和劳务实行免税的同时，于1976年完成立法，规定基本税率为13%，弹性税率下限为10%，上限为16%。

对此，有必要进行详细说明。如今，韩国国民一提到增值税，便会认为是10%，但起初并非如此。最初的规定是基本税率为13%，并可弹性适用，即税率可略微“调低”至10%，或“调高”至16%。然而，引入初期，由于顾及国民的反对，暂时从最低税率10%开始实施，这一税率一直维持至今，已超过40年。如今，鉴于多种情况，有必要提高间接税的税收比例，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敢于考虑提高增值税税率。（通过1988年的税法修订，基本税率被直接调整为10%。）

事实上，对间接税设置弹性税率这一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基本税务常识的行为。这完全暴露出将税收视同金融政策的观点。朴正熙政权解释称，设置这类弹性税率是为了调节经济，但间接税无法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在经济繁荣期，物价上涨，此时若提高间接税税率，税负很容易转嫁到价格上，从而进一步加剧物价上涨。那么，在经济萧条期降低间接税税率呢？商户们就会因此降低价格吗？赋予间接税税率弹性，其积极效果未可知，但负面效果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如此，为何要赋予这种不合情理的弹性呢？

声称引入弹性税率是为了调节经济，这仅仅是个名义，实际上朴正熙政权早已计划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逐步将增值税税率提高到16%。原计划从10%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提高至16%。（当然，政权最终因连10%的税率都未能承受就宣告垮台。）如此一来，读者们可能会好奇，16%这个数字究竟是基于什么产生的。当时韩国的租税负担率约为16%。朴正熙政府的目标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征收间接税，到20世纪80年代初将租税负担率提高到21%。（韩国的租税负担率至今仍未达到20%。另外，截至2020年，OECD国家的平均租税负担率约为25%。）

韩国引入增值税的过程，像这样回过头来看，充满了问题。我曾用尽一切可行的方法，持续表达“增值税是不应仓促引入的税种”这一意见，但都无济于事。想要扭转一个意志坚定、已下定决心要做的群体的意愿，如同要逆转汉江水流一般困难。然而，谁曾料到，因为这样的因缘，1980年所谓的“新军部”势力登场，而我又会再次被他们传召呢？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留待回忆20世纪80年代时再作叙述吧。

06 国民通过选举表达意愿_ 1978年的第10届国会议员总选

新税种的设立通常从新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许多国家政策皆是如此。即便是公共交通费用的上调，也会宣布“自1月1日起施行”。然而，增值税却一反常态，于1977年7月1日开始实施。尽管其早在1976年就已完成立法程序，但施行却被推迟了。这足以说明准备工作何其不足。

在施行延期期间，关于是否施行的争议也颇多。要实施进项税额抵扣方式的增值税，不仅需要改善税务发票开具、凭证交易、会计账簿记录等一系列相关惯例，还需要同时提高国民意识和纳税意愿。然而，就连负责实际操作的国税厅职员也对此持怀疑态度。身处一线的人们，或许凭经验已经感觉到这是行不通的。但是，没有人敢于有主见地提出“不行”。政府各部门长官之间也持续着无声的论战。从1975年4月起，我被委任为政府咨询机构——租税制度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我国租税制度整体的研讨工作，因此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

增值税施行前夕，总统将5名经济部门长官召至青瓦台，包括总理、副总理、财务部长官、商工部长官、农林部长官（译者注：时任总理为崔圭夏/최규하，任期1976年3月12日-1979年12月5日；时任副总理兼财务部长官为南悳祐/남덕우，任期1974年9月18日-1978年12月22日；时任商工部长官为张礼准/장예준，任期1973年12月2日-1977年12月19日；时任农林部长官为崔珏圭/최각규，任期1975年12月19日-1977年12月19日）。总统让他们站成一排，逐一询问各自的意见。财务部长官自然不会反对自己制定的法案，与财务部长官关系密切的农林部长官也对增值税的施行持赞成态度。副总理在担任财务部长官时期曾筹备引进增值税，但不知是否想法有所改变，他提出了暂缓施行的意见。商工部长官也是如此。总理也表示反对。结果是3比2。在反对意见居多的情况下，秘书室长站了出来。“政府既已向国民承诺施行，若不施行，则有损政策的一贯性。”朴正熙在经济政策方面几乎将全权交给了秘书室长，因此同意了他的意见。尽管如此，或许是仍有顾虑，他指示将税率从13%下调至10%。就这样，我国的增值税税于1977年7月1日开始施行，税率也相应确定下来。

1977年初，我去了德国。当时我是何等苦闷，才会自费前往德国拜访曾指导我的财政学教授。我向他展示了我国的增值税法，并征求了他的意见。那位教授在德国筹备引进增值税时期曾担任财政部委员长，是兼具理论与实践的世界级增值税权威。听完我的说明后，他当即警告说：“你们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尽管我如此这般地向政府转达了反对增值税的意见，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增值税税施行后出现了问题，财务部才派实务人员前往德国，匆忙向那位教授征求意见，但这已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以新村运动方式推进的税收
即便税率降至10%，即便再三向国民解释这是将此前以各种名目征收的零星税种合并为一，但对于纳税人而言，这无异于新增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税种，自然会引发不满。当年（1977年）9月底，增值税首次进行预申报。彼时，大韩民国政府遭遇了税务行政历史上首次纳税人的集体抵制。

依照“理论”，像增值税这样的间接税本不应存在税收阻力。间接税的税负会转嫁到价格中，纳税人与负税人不同，因此预计纳税人会顺从地缴纳税款。然而，理论终究只是理论。现实中，与理论相悖的情况时有发生。政治即是认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减少这类负面影响，灵活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但是，如果由仅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人来治理国家，便会频频发生“与理论相悖之事”，并试图将国民当作理论的实验对象。

在此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一说“必须有凭证，增值税才能顺利实施”，政府官员们便回应道：“那么给每个商店都安装上收款机不就行了。”于是，甚至向安装收款机的商户支付了补助金。这与2020年，一说普通民众经济困难，便回应“那么提高最低工资不就行了”，以及因最低工资急剧上涨导致失业率上升，便回应“那么提高失业救济金不就行了”如出一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简单到无以复加的政策应对方式依然如故。

要使增值税顺利实施，必须证明销售税额和进项税额，因此相互开具和接收凭证的文化必须得以确立，企业的会计管理方式也必须透明。但在20世纪70年代，不规范记录会计账簿的企业比比皆是（小规模个体户的状况就更不用说了！），不开具凭证的所谓无资料交易十分猖獗。甚至有些商人认为开具和接收税务发票或凭证本身是“小气”的行为，并将要求开具凭证视为“不信任交易对方的象征”而感到不快。现在的年轻人或许难以理解，但当时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然而，我国的官员们却相信，只要安装了收款机，所有这些陋习和思维方式都会迎刃而解。或许是长期习惯了政府带头高举旗帜，高喊“跟我来”的口号，国民便会自动跟随的新村运动方式，他们对税收乃至社会文化也想得如此简单。

但是，尽管支付了补助金，收款机的普及率却极低。商人们担心自己的收入会暴露，因此不愿安装。更有甚者，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能够篡改收款机记录的技术人员。最终，甚至发展到国税厅职员在餐厅或商店门口清点顾客人数，以掌握销售规模，并逐一监视是否存在偷逃增值税的情况。当初提出施行增值税的理由之一便是：“摆脱人情课税，确立依据课税，减轻税务行政人员的辛劳。”然而，人情课税反而加剧，依据课税未能实现，行政人员的辛劳更是有增无减。目标一个也未能达成。

我国增值税税收大幅增长始于21世纪以后。这是随着所有店铺的收银台普及电子收款机，以及全体国民信用卡使用率大幅提高而实现的。如今，企业进行交易时，电子税务发票几乎可以自动开具，各种税款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查询和缴纳。至此，增值税才成为我国国家财政中最重要的税目。由此可知，增值税的成功施行大致需要哪些“条件”。

税收首次成为焦点的选举
民心通过选举显现。国民对增值税的抵触情绪，在次年（1978年）举行的第10届国会议员总选中得到了准确的体现。

如今的年轻人习惯于一个选区选出一名国会议员的小选区制，但实际上这种制度是从1988年才恢复的。在此之前（1973年至1985年），我国的国会议员总选举采用一个选区选出两名议员的方式。得票率第1位和第2位均当选为国会议员。或许有人会问这是何种制度，但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赢者通吃的结构，有助于防止政治过度狂热，并促进多样化政党的出现。这被称为“中选区制”。在这种制度下，特定政党虽然可以在一个选区提名多名候选人以包揽第1、2位，但实际上为防止选票分散，通常不会这样做，因此执政党和在野党各当选1名议员的情况较为普遍。由于执政党通常是单一的，而在野党往往是分散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利于执政党确保过半数席位的制度。朴正熙政权正是因此制定并维持了中选区制。然而，正是在这种规则从一开始就偏向执政党的选举中，发生了执政党首次败北的意外事件。

1978年第10届总选在全国77个选区各选出2名议员，共计154名。共和党在所有选区各提名一名候选人，其中68人当选，9人落选。而且，合计全国得票率后发现，共和党占31.7%，而当时的第一在野党新民党占32.8%。尽管仅相差1.1%，但共和党还是屈居第二。当年的总选举投票率也比往届选举高出5.7%。特定选举的高投票率，也可解读为存在明确吸引国民前往投票站的因素的标志。这次的投票率和选举结果，清晰地反映了国民对民主化的渴望有多么强烈，以及对经济问题的失望有多么深重。

当然，根据总统可提名三分之一国会议员的维新宪法，执政党占据议会过半数席位不成问题，但当年总选举结果的政治影响却非同小可。对现政权而言，这是一起冲击性事件。选举结束后，副总理和总统秘书室长（译者注：时任副总理兼财务部长官为南悳祐/남덕우，任期1974年9月18日-1978年12月22日；时任总统秘书室长为金正濂/김정렴，任期1969年10月21日-1978年12月22日）因承担责任而被撤换。当时的总统秘书室长从196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任职长达9年零3个月，至今仍是我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秘书室长。连他都被撤换，可见当时的气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政策是由这位秘书室长总揽的。他的去职，无异于政权亲自承认了强行推行增值税是明确的失败。在第10届总选中，在野党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便是“废除增值税”。

我国宪政史上，经济问题首次成为焦点的选举是1956年的第3届总统选举。当时在野党的口号便是那句著名的“活不下去了，换人吧”。对此，自由党的口号是“旧官才是好官”，从选举口号中便可看出当时执政党对国民经济问题的失望和愤怒是何等掉以轻心。在那次选举中，李承晚虽然战胜了曹奉岩（李承晚504万票，曹奉岩216万票），但从内容上看与失败无异。在选举运动中途去世，选票全部作废的申翼熙候选人获得了高达185万票。如果将曹奉岩和申翼熙的选票相加，并考虑到当时不正当、不公正选举的规模，李承晚实际上就是输了。尽管如此，未能正确解读选举结果的意义，梦想成为终身总统的李承晚政权最终因4.19革命而垮台。

与1956年的选举相比较，1978年的第10届总选可以说是我国宪政史上“税收首次成为焦点的选举”。那次选举也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围绕选举结果的责任问题，执政党和执政势力内部争执不休，矛盾分化；而在野党方面，强硬的少壮派掌握了主导权。YH事件等工人示威活动爆发，紧接着釜马抗争等大规模示威事件接连发生，最终以10.26事件朴正熙遇刺身亡、政权崩溃告终。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人和工业发达的釜山和马山地区，爆发了反对朴正熙政权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增值税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维新体制的终结。

1977年我国实施增值税时，既有缴纳营业税的纳税人数量约为80万人，其中，实际需要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仅有14万人左右。朴正熙政府可以说正是因为未能承受住这14万人的抵制而垮台的。一旦中产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家的民心尽失，任何政府都会面临这样的结局。

“星期五会”的肇始
可以说，1973年在我国历史上是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的一年。这是我国不依赖美国援助、自主编制预算、迈出名副其实经济独立第一步的一年，与此同时，社会对国家财政功能的关注也开始升温。另一方面，朝鲜于当年废除了所得税。朝鲜开始对外宣传其为“没有税收的人民乐园”，而我们对这种宣传虽不予理会，内心却也萌生了“必须有所作为”的竞争意识。对福利的关注也逐渐升温。当年秋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价格暴涨，世界经济也困难重重。当时我国经济正处于向重化工业和出口导向型转变体质的时期，因此困难尤为巨大。

当时我观察时局的视角是这样的。留学十年后回国，发现我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离开的1964年，我国尚属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那是一个经历过战争、依靠援助维持生计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经历了两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在外观上取得了巨大发展，甚至获得了世界银行“从贫困中优秀毕业的国家”的评价。在1967年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以116万票的优势战胜了尹潽善。与1963年选举中仅以15万票获胜相比，差距可谓巨大。即便充斥着官方舞弊选举，但在相同候选人接连的选举对决中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无论如何都是因为在此期间普通国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在通过第三次修宪后举行的1971年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也以90万票的优势战胜了金大中。据说朴正熙对那次选举中未能取得百万票以上的差距感到不满，但这未免过于贪心。在国民对修改宪法以图三连任的行为抱有相当不满和疑虑的氛围下，加之金大中候选人提出了“废除预备役训练”等破格的竞选承诺，即便如此，仍能以如此票差获胜，也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功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民认可朴正熙在经济上发展国家的功劳，从而暂时搁置了对其政治倒退的审判。如此一来，朴正熙本应展现出与20世纪60年代不同的70年代的时代精神，却使出了“维新”这一最糟糕的昏招。

作为增值税考察团的一员访问欧洲回来后，在与总统秘书室长（译者注：时任总统秘书室长为金正濂/김정렴，任期1969年10月21日-1978年12月22日）会面时，我谈了以上这些情况。甚至还说到：“回到韩国站在讲台上，却到了无法正常授课的地步。学生们又不能夺取政权，有什么可担心的，为何要那样镇压他们呢？”我还说：“你们不就是担心学生示威会扩散为社会骚乱事件吗？那么就应该找出原因加以解决，难道只是一味地那样压制就行得通吗？今后在经济政策上，不要只看重增长，也请关注其他方面。”我以亲身经历的1968年法国和德国的差异为例，讲述了为何德国的学生示威规模远大于法国且更为激进，法国却走到了戴高乐总统不光彩下台的地步，而德国却能圆满收拾局面的原因。在谈到那一点时，我能感觉到秘书室长的表情转为了好奇。他大概很少遇到如此直言不讳的人，而且比较法国和德国这一点，他似乎也觉得尤其有道理。

与秘书室长会面后不久，经济首席秘书室便传召了我。我纳闷又是什么事，去了之后，他们突然给我下达了一项“课题”：“听说你认为我国经济政策的方向需要改变，请制定一份旨在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具体方案并报告。”他们还给我看了总统亲自下达的指示书，内容是：“让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钟仁负责经济政策方向转变的研究工作，并为此提供物力人力支持。”据说，秘书室长向总统转达了我和他的谈话内容，总统听后觉得有道理，便下达了这样的指示。由于法国总统戴高乐是军人出身，朴正熙总统可能因此觉得法国的案例对他而言更非隔岸观火。

我相当茫然。当时我回韩国才不过两年。话虽说得豪迈，但我并没有能力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于是我对经济首席秘书（译者注：时任经济首席秘书为李经植/이경식，任期1974年10月25日-1976年4月2日）说做不了，他却说是总统的命令，必须做。我要了一周的考虑时间。一周后，我再次找到经济首席秘书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请给我组建一个团队。”那时成立的团队就是“星期五会”。包括我在内共有五名教授参与，青瓦台的经济首席秘书和经济特别助理也一同加入，共计7人。因为每周五聚会，所以取名“星期五会”。附带的条件是，可以对政府政策提出任何批评，无论要求何种资料，相关部门和机构都予以协助，也可以邀请任何人来征求意见。

负责人一换就回到原点
“星期五会”成立之时，我认为自己最应该集中的领域是劳动问题。我出国留学时，我国的工人数量是45万人。回来后发现，到1975年，产业劳动人口已大幅增加到400万人。十年间某一特定阶层增长了近十倍，这在政策上是相当值得关注的现象。随着产业的高度化，劳动人口将进一步增加，劳动者将成长为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势力。今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我预感将左右国家的命运。

1953年，我国制定了《劳动基准法》。当时产业工人寥寥无几，所以只是照搬了其他国家劳动法中的一些好的部分。（主要参考了受德国法律影响的日本劳动法。）制定该法案之时，受其影响的对象并不多，大概是认为其对现实的影响不大，所以制定得比较草率。法律并非反映现实，而是承载了“这样做会更好”之类的理想。国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也忙于生计，甚至不知道我国有这样的法律，即便知道也不太在意。但是，随着第一、二次经济开发计划的实施，劳动者人数增加，国民意识发生变化，最终爆发了全泰壹自焚事件。全泰壹临终前提出的主张是“遵守《劳动基准法》”。这并非要求制定没有的法律，而是要求遵守已有的法律，政府对此有何话可说呢？将这样的法律修改得符合现实，显然是必要的。

劳动阶层的增加会引发许多社会变化。20世纪60年代，我在德国和欧洲留学，亲眼目睹了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这类变化。当时欧洲各国学生示威活动持续不断，我从现场深切体会到，如果这类学生示威仅仅停留在“学生”示威的层面，问题尚不严重；但如果与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势力相结合，政府便会即刻垮台。我也认识到，平时就打下坚实的福利基础，以防止学生的不满情绪扩散为全社会的示威，从“政权安保”的层面来看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将劳动问题视为“星期五会”的核心课题之一。

“星期五会”最初的运作还算顺利。我们参考了各国的劳动法案例，并直接邀请劳动厅厅长听取意见，着手制定修订劳动法的草案。然而，在法案即将完成之际，劳动厅厅长被调任为釜山市长。（当时的市长、郡守均为任命制。）我国官僚社会的特点便是如此，负责人一换，政策便会中断。新任劳动厅厅长即使听取了关于劳动法修订宗旨等的说明，也未能充分理解，且显得漠不关心。在此期间，经济首席秘书也换了人。新任经济首席秘书只知道“星期五会”是奉总统之命成立的团队，却不清楚其具体工作内容。会议一度未能召集，直到秘书室长指出“为何‘星期五会’没有活动”之后，才象征性地召集了一下。

名义上是奉总统之命成立的组织，在不了了之解散之前，总得做出点什么再离开吧。我怀有类似这样的责任感或义务感。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劳动法，转而提出了实施“劳动者社会医疗保险”的政策。当时我这样想：虽然我国政府无疑是威权主义政权，但在这样的政权下，改革性的政策反而有可能雷厉风行地得到处理。我曾抱有这样一丝微弱的希望。你知道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法（Social Law）并在国家层面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的国家是哪个吗？正是德国。那么德国又是在哪个时代建立起这些制度的呢？人们普遍存有偏见，认为这会是在共产党或左翼政府执政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 1815-1898）时代，德国建立了多项福利制度。俾斯麦在政治上实行非民主统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是一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建立起社会福利体系的人物。我当时想，我国在民主主义高度发展后可能无法做到的事情，在这样的时期反而有可能迅速推进。因此，我提议了社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而且还是劳动者社会医疗保险！这个此前从未讨论过的想法突然冒出来，令政府大为震惊。加之当时朝鲜正在大肆进行“无偿医疗”之类的对外宣传，因此甚至存在将医疗保险这一构想本身视为思想不纯的倾向。那个时代，就连“社会开发”这样的词语都会因其令人联想到社会主义而遭人忌讳。现在想来固然可笑，但当时确实如此。

07 偶然般的缘分造就今日 | 1968年的德国与法国

人的一生中，何时何刻不重要呢？但回首八十载人生，若要选出对我人生历程影响至深远的时期，那莫过于德国留学时期了。人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20多岁中期到30多岁初期，我完全在彼处度过；况且，我在德国留学之时，正值所谓的“68运动”所代表的欧洲剧变期。

为助读者理解，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针拨回1964年，谈谈当时的德国与欧洲。

杜塞尔多夫的春雨
祖父去世之日（1964年1月13日），我参加了文教部的留学考试。如今，只要想留学，任何人都可以前往心仪的国家；但当时，必须先在国内通过资格考试，可选择的国家也有限，还需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查程序。考完试回到家约1小时后，祖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所幸我得以送终。葬礼在首尔市厅前以社会葬的形式举行。这是独立运动家及大法院院长的葬礼，许多人士前来送别他最后一程。在整理祖父遗物，向出席葬礼的人们致谢，度过一段忙碌的日子后，直到出国日期临近，我才匆忙收拾留学行李。

我从韩国登上飞机的日子是3月20日。当时前往德国，需先到日本过夜，且从日本并非直飞德国，中途需经停数国为飞机加油，全程耗时约24小时。抵达德国杜塞尔多夫机场时，正下着濛濛细雨。我没来得及准备雨伞或雨衣，便背着大包，任凭雨水打湿全身，走向公交车站。时值3月，天气尚冷，肚子也饿，但我紧咬嘴唇，心想：我人生的新挑战就这样开始了。

在德国的第一个学期，我修读了语言课程，通过语言考试后，从1964年冬季学期开始正式学习经济学。那时我韩国年龄25岁，一同学习的德国学生大多只有18、19岁，我算是“大叔”辈了。为了不落后于他们，不成为局外人，我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与顶尖增值税专家的相遇
当时德国奉行所谓的洪堡式学术自由为教育箴言，大学被视为名副其实的“自由学习的殿堂”。学生入学后，学校几乎不加管理，近乎放任自流。课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没有正规考试，没有期中考试，即使不修学分，数个学期过去，仍可保留学生身份。那是一所想玩就能尽情玩的大学。（当时明斯特大学经济系除我之外还有一名韩国籍学生，他读了整整9年本科。）

然而，毕业却异常困难。要大学毕业，必须申请国家考试，而参加该考试则需提交证明。以经济系为例，需要经济学原理、经济政策、财政学、企业管理学、统计学等8门课程的证明。证明相当于修完各科目8个学期课程的确认书，要获得这些证明，终究只能认真听课、刻苦学习。此外，即使具备申请国家考试的资格，也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一篇论文，论文通过后才能参加笔试。笔试之后还有口试。论文、笔试、口试的通过率都很低，德国学生也常有落榜的情况。

更为严苛的是，若国家考试两次不合格，此前获得的所有证明将全部作废，等同于被学校自然劝退。也就是说，德国的教育表面上看似“可以玩”，实际上却是“不自主学习便不行”的体系。这正是德国式的实用主义。

我仅用4个学期便取得了全部8张证明。如今年事已高，再夸耀当年学习刻苦未免有些汗颜，但暑假3个月、寒假2个月，我都用来听国家考试的备考特讲。大学4年间，我从未踏出明斯特市区一步，一心只读圣贤书。

有一则小插曲：与我一同上课的同学中有一位日本学生。财政学教授对他尤为偏爱，却对我表现出无视和歧视的态度。日本在二战时与德国同为轴心国（当然，之后一同战败），德国人中无人不知日本。但对于“高丽”这个国家，大部分德国人甚至不知其存在。后来在国家考试中，那位日本学生落榜了，而我一次通过。教授得知那日本学生在日本大学也主修经济学，而我到德国才初次接触经济学后，更为惊讶。此后，教授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虽有些苦涩，却也心情大好。一想到赢的不是别国学生，而是日本学生，便更觉扬眉吐气。

那位教授正是德国引入增值税时担任财政部小组委员会主席的人，是德国乃至全欧洲增值税领域的顶尖专家。因为他是该领域的专家，便鼓励学生们也撰写与增值税相关的论文，因此我的国家考试论文题目也选了增值税。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日后回到韩国，我会与增值税结下更深的缘分，而增值税竟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人生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世间的机遇与偶然，便是如此玄妙难测，充满了未知。

法国与德国为何不同？
我于1968年从德国大学毕业，这即便算是偶然，也是惊人的巧合。

1968年4月底，我完成了毕业论文，从邮局寄出后，才终于感到些许解放。众所周知，欧洲的国境线并不森严。无论身处欧洲哪个国家，都能像去邻村一样前往其他国家旅行，增长见闻。然而，截至那时，我虽已在德国待了4年，却从未踏出明斯特市区一步，与“明斯特的乡巴佬”无异。进入博士课程后，又将与学问展开一番搏斗，我正盘算着趁此机会去法国或奥地利等地旅行一番，不料却发生了事件——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68运动”的大规模学生示威爆发了。宿舍的朋友们来到我的房间说：“喂，我们去巴黎看看吧。”于是我稀里糊涂地第一次跨过了德法边境。当时的巴黎简直一片混乱。那是一场不像旅行的旅行，只是尽情地观看了示威便回来了。

当然，那并非一次毫无意义的旅行。当时的巴黎是一个大讨论的广场，各处都在持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讨论。我到学生聚集的地方，听听这些言论，看看那些示威……对某些主张点头赞同，对某些主张则认为是无稽之谈而摇头否定……那是一个得以广泛接触世间各种理念与见解的好机会。

简而言之，也被称为“法国五月风暴”的68运动，通常被认为是迫使戴高乐总统下台的国家层面的民主化运动，但实际上它是在德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各地爆发的学生运动。该运动蔓延至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等多个南美国家，并与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日本的“学生运动”相呼应，是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所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

身处该事件的中心，我产生了“法国与德国为何不同？”这样一个严肃的疑问。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学生运动规模最大、最为激进，但实际上德国的情况更为严重。我去法国时看到不过数千人聚集示威，而德国学生示威达到顶峰时，曾有近80万人聚集，甚至发生了警察开枪导致学生死亡的事件。与德国相比，法国的学生示威简直不值一提。然而，如今大多数历史书都将当时的事件称为“法国五月风暴”，人们也想当然地认为“68运动=法国”，甚至对德国曾发生过学生示威的事实都一无所知。

在法国，戴高乐是如同英雄般的存在。二战时期，戴高乐是领导法国流亡政府的领袖，战争结束后曾担任内阁首脑，后因左派势力的排挤一度宣布退出政坛，但在1958年再度复出，获得了国民的压倒性支持，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68年的法国学生示威，最终导致了这位国民英雄不光彩下野的局面。而德国则完全不同。德国的学生示威虽然远比法国激进，但最终却悄无声息地平息了。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法国，工人和小商贩加入了学生的行列，示威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学生示威发生后不到一周，以雷诺汽车为首的生产工人便加入了示威队伍，巴黎的个体户们也关门歇业参与示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期的德国。当时我在德国曾有一段令我惊讶的经历：在啤酒馆等地，听德国普通工人们交谈，他们会说：“那些用我们交的税读书的小子们，对社会到底有什么不满，要搞示威？”在某个国家，工人和个体户同情学生的示威，甚至导致总统下台；而在另一个国家，工人们却冷眼旁观学生的示威，举着啤酒杯嘲笑着……这便是法国与德国的差异。学生们的示威是发展成为社会性的示威，还是仅仅作为年轻学生们不成熟的骚动和越轨行为而平息，这完全取决于那个社会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社会市场经济”基础。

日后回到韩国，与总统秘书室长会面时，我谈及了这些。我将1968年所见所闻，以及“法国与德国为何不同？”这一问题作为了话头。后面会继续谈到，这个主题也是对我人生造成重大影响的宿命性课题之一。

学习的效用
博士课程中也不乏命运般的际遇。我的导师主攻系统理论，在德国被誉为“苏联经济巨匠”。他在1956年出版的《苏联经济的十字路口》一书中预言：“若持续奉行斯大林式经济政策，苏联经济终将崩溃。”此言一出，引发热议。当时苏联经济正如日中天，众人皆对此持怀疑态度，然日后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论断。

能得到那位教授的指导，实乃莫大幸运。博士课程初期，他唤我过去说道：“我对苏联研究已久，但对中国不甚了解。你是东方人，研究一下中国社会主义或许不错。”他建议我将中国经济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彼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全球对中国政治经济前景的关注度极高。我搜集了各种资料，开始研究中国。

此处还有一段插曲。我研究中国约一年半后，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联系我说想见我一面。我纳闷大使馆官员为何要见我，便前去拜访。不料，不知究竟是谁汇报了此事，他们竟已得知我在撰写与中国相关的论文。大使馆官员沉重地“忠告”我：“切勿对中国作出正面评价。”当时，中国被我国视为仇敌。由于在朝鲜战争中援助朝鲜，从而根本上阻碍了统一，并造成大量牺牲，国民对中国的抵触与愤怒情绪十分高涨。我本就对社会主义中国不抱任何正面看法，论文中自然不可能包含任何不纯内容。即便如此，大使馆竟连一名普通留学生的论文题目都要干涉，现实令我倍感心寒。

我将此事告知了导师。在介绍了我国现代史及前后缘由后，他建议我若如此，便不必执意研究中国经济，不如更换论文题目。他是担心我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他鼓励我说，能了解到中国经济本身已是收获，以此为基础更换论文主题也不失为良策。我不禁感到，这便是作为意识形态分裂国家国民的悲哀，某种程度上也感到羞愧。（这位教授日后曾担忧地问我：“你能在那样的国家生活吗？”）因此，我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最终题目定为“发展中国家分配及再分配政策的可能性与局限”，集中研究了如何解决韩国经济的分配问题。

学习苏联和中国经济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大有裨益。日后在筹备韩苏建交过程中，与苏联政治领导人对话时，当我详细阐述苏联经济的结构与历史，他们常会惊讶于韩国的经济官员竟了解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的事实。而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则在韩中建交过程中，为理解中国积累了宝贵的资本。将分配问题作为博士论文主题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经历，我领悟到，凡有所学，终有所用。

我常想，倘若我当初留学的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或美国，学习的不是所谓的大陆经济学，而是英美经济学，如今又会是何种光景？众所周知，德国是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早期萌芽之地，其经济学是在与这类理论激烈论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德国经济学界对待与主流经济学立场相左的理论，也倾向于以相对开放的态度进行探讨，并秉持理性，取其精华。同时，他们不将经济学局限于其自身，而是尝试将其与社会学、工商管理学等领域相结合，注重拓宽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视野。在德国留学期间，我坚持订阅十余种报刊杂志，努力不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潮流脱节，这段经历日后也大有裨益。

其实，祖父曾希望我学习法律，继承法律世家的传统。当我表示要学习经济学时，他一度气得不与我说话。当时，我说服祖父的，是一句略显“狂妄”的预言：“过去，法律是驱动世界的力量；但未来，不懂经济将寸步难行。”这句话并非基于我有多么高深的见解，但结果证明，此言不虚。这般如缘分般的偶然，加上我个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与思考，似乎共同构成了我活到今日的动力。回首往事，一切仿佛命中注定。人生在世，大抵如此吧。

08 当时所做之事与未竟之事 | 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与社会医疗保险

若包括担任祖父秘书间接经验的时期，我与韩国政治结缘近60年；若从因增值税问题被召入青瓦台算起，则近50年。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我与历届总统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某些时期，我以国会议员身份与总统会面；某些时期，则作为青瓦台幕僚在离总统最近的地方工作，也曾担任过长官。我曾为之努力助其成为总统的人选，也曾认为某些人绝对不应成为总统而尽力阻止其当选。有的总统称我为“导师”，将我尊为元老；也曾有传闻说我与某位总统水火不容，期间自然也经历了严酷的磨难。有的总统，我从其初涉政坛时便开始关注，也近距离目睹了他在准备竞选总统、成为候选人、以及就任总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像我这样近距离观察韩国总统的方方面面、为人品性、实务能力及其兴衰沉浮的人，恐怕不多。与许多国民一样，我也曾对某些总统寄予厚望，也曾认为某些总统一开始就错了，还对某些总统感到过巨大的失信。

福利即安保
朴正熙政府时期，我经历了三件事，从而与那个时代结下了缘分。

第一，增值税。

如前所述，我反对如此仓促地引入增值税。但政权最终还是强行推行了。朴正熙政权虽因此走向衰落，但增值税从长远来看，为我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帮助。如今，若我国没有增值税这一重要的间接税种，财政预算还能否正常运作？当然，这也是因为历经漫长岁月，相关条件得以具备才能顺利实施，但无论如何，这可说是政权消亡，反倒化作了滋养后世的肥料。或许可以说，朴正熙政权通过自身的终结，为后代总统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顺便一提，朴正熙于1974年引入了综合所得税，由此确立了我国税收制度的两大支柱——作为直接税的综合所得税和作为间接税的增值税。（作者注：再加上企业所得，三大税种占国家总税收的77%。所得税28.8%，企业所得24.2%，增值税23.8%[以2018年为准]。）我们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生活在当时建立的框架内，未曾发生大的变动。综合所得税在当时或许也为时过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获得了“当时设立得好”的评价。设立综合所得税时安排的“所得扣除”制度，为工薪阶层晋升为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机会。“厚植中产阶层”意味着什么，朴正熙是否真正理解？但无论如何，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中产阶层的如此壮大，朴正熙政权才得以瓦解。这同样是为自身的终结奠定了基础。对于威权统治者而言，经济增长既是良药，也是毒药。

第二，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

对于增值税，无论我如何反对，政权核心人士推行的意志都十分坚定，因此我并未抱太大期望。前文已述，我因增值税问题会见了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室的辅佐官，并通过他见到了经济首席秘书。他问我“韩国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回答“应整顿劳动相关法规”。数日后，他调任财务部长官。劳动问题并非财务部管辖。（经济首席秘书可以处理综合性事务，但财务部长官的政策管辖范围反而受到限制。）在他就任财务部长官几周后我前去拜访，这次他征求意见说：“请给我一些作为财务部长官可以做的事情的建议。”于是我提议了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这既涉及税收又涉及金融，恰好属于财务部的管辖范围。

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简称“财形储蓄”。德国有类似的制度，所以我早已熟知，一听到他征求建议，便立刻回答了出来。财形储蓄是在劳动者的储蓄基础上增加利息，并给予税收优惠。其名称虽为“储蓄”，但并非单纯提高储蓄率的手段，其本质目标是帮助劳动者更容易地形成财产。从长远来看，通过使劳动者拥有资产，可以起到厚植中产阶层、促进社会稳定的效果。这在今天是任何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制度，但在当时，我提出这一建议后，却在政府官员之间引发了争论。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叙述。

第三，医疗保险。

“星期五会”成立后，我开始正式着手处理劳动法问题，但如前所述，进展甚微。名义上是奉总统之命成立的团队，出于至少要做出点成绩的责任感，我提议了医疗保险。想必读者已经察觉，这同样是借鉴了德国的经验。俾斯麦本着“福利即安保”的信念制定的社会法中，两大核心支柱便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引入这些制度的国家。当时资本家们激烈反对，俾斯麦便以“若企业家们现在不与政府合作，将来可能出现政府再也无力保护企业家的世界”为由说服了他们。（作者注：德国在俾斯麦主导下，于1883年引入医疗保险，1884年引入工伤保险，1889年引入养老及残疾人抚恤金，至19世纪末已全面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为减轻劳动者费用负担，由劳动者与企业分担保险费的做法也始于德国。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们表示反对，俾斯麦则以“福利安保”的逻辑说服了他们。）这句名言深刻揭示了福利制度的另一层意义与本质。实行铁腕统治的俾斯麦如此奠定了基石，才有了今日德国福利制度的基础。这是威权政府为实现社会和谐反而率先推行福利制度的代表性案例，也是一种政治悖论。因此，我考虑到“既然朴正熙在政治上无法实现民主，或许反而会对这类事务感兴趣”，遂于1976年提议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且是以“劳动者”社会医疗保险的形式提出的。

在此重申，劳动相关法律是我长期以来抱持意志、潜心研究的课题之一，却屡屡受挫。朴正熙政府时期，我以教授身份尝试推动，未能获得支持；朴正熙政府垮台，全斗焕政府上台后，我曾期待“或许此时可以成功”，结果却意外地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后来担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时，我抱着“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的想法尝试修订劳动法，最终也以失败告终。此后，我国的资本与劳动势力已发展成为庞大的利益集团，政府作为仲裁者已无法协调双方。每当看到我国支离破碎的劳动法令和极端落后的劳资关系，我便深感悔恨，未能在那时更加积极地行动。

倘若命运之神此刻出现在我面前，问我：“给你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为了大韩民国这个国家，你想重做什么事？”在政策层面，我会选择匡正劳动关系法令和制度，并促成社会大妥协。这正是导致我国诸多方面扭曲的根源之一。

“若确有必要，你过来吧”
提议设立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制度时，我国的官员为何反对？理由十分可笑，竟是“为何只给劳动者优惠？”当时，一位经济企划院的次官（副长官级）如此说道：“农民也是国民，从社会构成来看，农民数量更多，为何要特别优待劳动者？”这是一种短视的态度，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如何变迁，将来又将如何改变，以及从这个层面来看，“为劳动者创造财产的政策”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他们让我去次官会议说明情况，我庆幸地以“财形储蓄若能惠及全体国民固然好，若能包括农民也同样好，但一开始无法覆盖所有国民，因此还是先从劳动者开始吧”为由说服了他们。如前所述，财形储蓄并非单纯的“动员储蓄”手段，而是为劳动者实际形成财产创造路径和契机。如此一来，中产阶层得以壮大，社会才能稳定。农民即便人数不多，至少也拥有“土地”这一自身的生产资料。相反，劳动者是除了工资以外别无依靠的阶层，若政府不有意识地帮助他们形成资产，他们便会一味追求提高工资，长此以往将成为社会不安因素。当他们积累资产，生活稳定，进而拥有哪怕微薄的创业基础时，社会便会因此而更加多元化，基础也会更加稳固。想必读者已充分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然而，当时连部长级官员也未能真正理解其深层含义，他们持续关注的只是“为何‘只’优待劳动者”。不审视本质，只纠结于表面几个措辞，官员们的这种态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相差无几。

在筹备劳动者财形储蓄制度的过程中，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某日，负责这项制度实务的财务部某位科长打来电话，要求我向他说明这项制度。有不明白的事情，理应是无知者拜访有知者，他却用一种“你过来”的口吻。那是一个政府中央部门的科长对大学教授呼来喝去视为当然的时代。“我因讲学事务繁忙，若确有必要，你过来吧。”我告知了研究室的位置，他便“啪”地挂断了电话。

不久后，来了两个人，是那位打电话的科长的上司——一位理事官和一位金融制度审议官。此事原本应由财务部理财局负责，但理财局无人了解财形储蓄，或许也觉得此事麻烦，便将这“作业”推给了金融制度审议官。然而，来找我的这些人，也仅仅将财形储蓄理解为鼓励储蓄的手段。我向他们解释了为何劳动者需要形成财产，为何仅有利息不行，为何需要政府协助并给予税收优惠。于是，他们提出了疑问：比普通银行更高的利息，其财源从何而来？由于是实务人员，理解得很快，当即就有了可以从韩国银行的盈余资金中拨付的意见。

就这样，从1976年1月起，我国开始实施劳动者财形储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该制度筹集到大笔资金购买住宅的劳动者的故事广为流传，加入者数量日益增多。劳动者的储蓄率提高，国民对致富拥有希望，便会产生社会、经济、文化上的良性循环效应。财形储蓄被誉为我国众多金融制度中做出最积极贡献的案例之一。后来，加入对象也逐渐扩大到全体国民。

财形储蓄后因利率单一化的浪潮于1995年被废除，2013年又重新设立。然而，如今的财形储蓄，无论从社会背景、加入者还是运作方式来看，其性质都与当时大相径庭。

幸好那时建立了
官员们反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其逻辑与反对财形储蓄时相似。当时我提议的政策名称是“劳动者社会医疗保险”。（作者注：1977年实施时确定的行政名称是“职场医疗保险”。）此举同样遭到了“为何只针对劳动者”的反对，还有人反对说：“其他福利制度也有很多需要实施，为何要先从医疗保险开始？”整个经济团队都反对医疗保险，甚至连理应最先赞成的保健社会部也表示反对。保健社会部的主张是：“应优先实施福利养老金。”

保健社会部为何主张先实施福利养老金？其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引入福利养老金，政府便能积累起财源。养老金是国民加入后大约20年才开始返还的资金，在此期间，政府可以用这笔钱做些事情，等于是用国民存的钱作为本钱来生钱。（如今我国国民年金的运作本质上便是如此。）因此他们主张先实施福利养老金。

我国在1973年就曾研讨过引入福利养老金。当时经济结构正向以重化工业等装置产业为主转变，需要巨额财源。彼时提出福利养老金，并非出于福利考量，而是源于筹措这类财源的必要性。那是一个连社会保障制度也被置于工业化框架内对待的时代。回首往事，官员们将国民的养老金如此视为另一种政策工具的视角与态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都没有太大改变。

对于保健社会部优先实施福利养老金的主张，其他经济部门也异口同声地附和。然而，在这一点上，朴正熙却有令人惊讶之处。不知其内心真实想法为何，但朴正熙似乎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实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有趣的是，他贯彻这一想法的方式，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绝对统治者的方式有所不同。他并未一味强硬地要求“照我说的办”。他首先召见总理，指示道：“让评价教授团中专攻经济学的金钟仁教授就为何必须实施劳动者医疗保险提交一份报告。”

我一周内完成并提交了报告，随后便传来消息说朴正熙召集了整个经济团队。“连客观审视政府政策的大学教授都说要先实施医疗保险。因此，不要搞福利养老金，先实施医疗保险。”这是朴正熙的指示。原本不信任教授的朴正熙，在这一方面似乎又懂得如何巧妙地加以利用。“劳动者的医疗是劳动者自己的事”，“既是为劳动者设立的保险，就应由企业负责”，“为何要由社会来承担治疗费用”，“经济增长优先于福利”……围绕实施劳动者社会医疗保险的诸多这类反对意见，不知不觉间便销声匿迹了。

1977年7月起，我国开始实施劳动者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规定按工资的2%征收保险费，由企业和劳动者各负担一半。如今按工资的6%左右各负担一半的模式，其原型并未发生太大改变。我当初将社会医疗保险的实施对象首先限定为“劳动者”，理由很简单：劳动者有固定的收入，可以进行源泉扣缴保险费。我相信，随着这类优惠与成果的积累，加入对象的范围便可逐步扩大。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最初以500人以上的企业为对象，从1979年起将公务员和私立学校教职工纳入，1988年起覆盖了农渔村居民和5人以上的企业，1989年起则将城市个体经营者也包括在内，成为了“国民医疗保险”。如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前来学习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这样的国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奠定于朴正熙政府时期，或许也是一种讽刺。在朴正熙的诸多功过之中，医疗保险也被誉为“幸好那时建立了”的政绩。即便是世界最强国美国，如今也对韩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心生羡慕。美国自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便努力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却因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反对，甚至曾被判违宪，历经百年波折。最终演变成如今的局面。将国民医疗相关部分视为私人领域而不予重视，导致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成为了一个束手无策的社会顽疾。至今，每逢美国总统选举，医疗保险仍是首要议题；若问美国国民最关心的问题，医疗保险也高居榜首。

造就一个时代的人们
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业，准备返回韩国时，我的导师曾问我：“去那样的国家能做什么事呢？”在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的20世纪70年代，回到“那样的国家”，能以区区一名教授的身份做成一些事情，这件微小的事实让我感到些许自豪。我甚至有种想向导师夸耀一番的心情：“请看，我不是做到了吗？”这既是对自身的自信，也是对大韩民国这个国家的信任与骄傲。日后成为政治家，我也努力以这样的姿态和决心尝试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当初我提出财形储蓄构想时，那位到大学研究室向我询问该制度的理事官，后来成为了副总理。与他一同前来的金融制度审议官，则以财务部长官的身份结束了其官宦生涯。那些曾反对医疗保险的经济团队官员们，后来也都相继成为了长官、秘书室长、副总理、总理。当时未能理解该制度初衷，只会说“为何要只优待劳动者”的那些人，在后来该制度被誉为历史性成果时，无不争相夸耀说：“医疗保险是我主张实施的。”我无意贬低他们的功绩，但每当听到这类言论，只是默默一笑。到了这个年纪回首往事，只觉得无论是赞成的人还是反对的人，不都是那样共同造就了一个时代吗？如此宽容地看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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