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权力——金钟仁回忆录（2）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52758798
ISBN-10: 895275879X
Authors: Kim Chong-in
Edition: Ch'op'an
Publisher: Sigongsa
Published: 25 Mar 2020
书籍介绍
一位无论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阵营都争相邀请的政治人士，
一位亲身见证并经历过韩国历届政权的经济专家，总统们的智囊，
金钟仁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撰写的回忆录。
金钟仁，其祖父为独立运动家、大韩民国首任大法院院长金炳鲁先生。他年轻时便侍奉在为大韩民国宪法奠定基石并在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祖父身边，近距离目睹了诸多政治现实。从24岁开始亲身参与政治，他将自朴正熙政权至文在寅政府时期，亲历历届政权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悟尽述于本书。
他于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在西江大学执教期间，参与了朴正熙政权推行“增值税”与“医疗保险”制度的进程。以此为开端，他开始深度参与多届政府的国政运营，书中随处可见他在近距离辅佐历任总统期间，对所推行政策及其过程的感悟。
全斗焕政权突然试图推行金融实名制的缘由；在1987年宪法中加入“经济民主化”条款过程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卢泰愚政府时期，临危受命担任保健社会部部长时所面临的“拉面风波”；出任经济首席秘书后，推动财阀出售5000万坪非业务用地产的措施；韩苏建交与韩中建交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仁川机场、KTX高速铁路的引进到一山、盆唐新城建设的幕后历程；大韩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与历史；房地产价格暴涨的过程以及为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等等……阅读本书，您会感到仿佛置身于大韩民国近现代史的现场。金钟仁——唯有他才能讲述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大韩民国政治经济史的鲜活故事，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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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
20世纪80年代，比在野党还要在野党
09 工会是绝对的善吗？_ 贪欲催生的产物——企业工会
10 “从哪找来了这种搞运动的教授？”_ 1980~1981年的国保委与教育税
11 若生在朝鲜时代便是赵光祖_ 1982年的金融实名制与下调企业所得税
12 一叶障目式的徒劳挣扎_ 1983年的预算冻结与物价稳定
13 谁缔造了第六共和国？_ 1987年的修宪与经济民主化
14 “长官喝的是什么水？”_ 1989年的自来水风波与拉面风波
15 深感弱国之悲哀_ 1990年的韩苏建交
16 雷声大雨点小_ 1992年的韩中建交
09 工会是绝对的善吗 | 贪欲催生的产物——企业工会
我国工会的历史很短。与拥有100至200年工会历史的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工会开始正式组建至今不过三四十年。这也难怪，因为我国转变为工业国家至今也只有50年左右。我们就是这样，一切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以三四倍的速度追赶着其他国家耗时百年、两百年才能完成的事业，至今仍在不断前进。
如今，人们一提到工会，就只会想到在企业内组建的工会。例如现代汽车工会、乐天百货工会、国民银行工会等等。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企业工会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的工会都是以企业工会为骨干建立的，所以国民们只有“工会=企业工会”这样的认识，甚至会质疑：“如果不是企业工会，还能有什么形式的工会呢？”事实上，像我国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企业工会制度的国家也很少见。韩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还是产业工会体系。但在1981年，通过修订劳动法，转变成了如今的企业工会制度。这一错误的选择在今天引发了诸多问题。现在几乎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不懂工会的劳动厅长
朴正熙政权垮台，所谓的“新军部”登场，再次发生了议会解散、践踏宪政的事件。那时我被新军部叫去，他们说“我们打算废除增值税，请你帮忙”（他们似乎以为我一听是增值税就会主张无条件废除），我反问“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税制为什么要废除呢？”并强调维持现状。以此为契机，我得以作为当时新军部设立机构的财务部门委员参与其中。即便在那个时候，我最先想到的也是劳动关系法。劳动关系法是雇主和劳动者双方利害关系激烈冲突的领域，很难达成圆满协议，但我当时却使用逆向思维，认为在如今这种议会空白的状态下反而更容易修订。
1980年9月1日，全斗焕就任总统，我于9月中旬进入青瓦台，就此进行了报告。大意是，从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应当对劳动关系法进行现代化改革，全面完善制度。报告内容大致如下：“以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来看，劳资关系未来将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将毫无希望。经济增长后，劳动者会不断要求提高工资，而企业家作为追求利润的群体，也会想方设法抑制工资。利害关系的持续冲突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如果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或多或少都得给一些，倘若劳动者能清楚了解企业的情况，就不会提出太过分的要求了，不是吗？因此，必须尽快推进相关立法，从制度上支持这些事情。”
我所设想的是以产业工会、职业技能工会为基本框架，企业内部不设工会或外部工会的分支机构，而是由企业家、白领、蓝领三方共同参与，成立劳资协商委员会来决定企业内部事务的模式。这是参考了德国和北欧的模式。
听了这份报告，全斗焕高兴地说：“你的想法怎么和我的想法如此一致呢？”随即指示：“与主管长官协商，照此制定法律。”我无从知晓全斗焕是否准确理解了我话中的含义，但事情就是这样。作为题外话回忆起来，全斗焕在听到新事物时，将其简单化、模式化地理解方面表现卓越。因此，后来在经济运营中，他也曾在“物价上涨=坏事”、“紧缩财政=好事”的模式下，采取了非常激进的预算冻结措施，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再作介绍。无论如何，全斗焕对于可行与否的状况判断迅速，一旦做出决定便会坚持推行到底，具有明确的一贯性，因此，只要在他面前自信地作出陈述，他反而可以说是个容易说服的人。
当时劳动问题的主管部门是保健社会部，保健社会部下设计有劳动厅。但我与保健社会部长官（译者注：时任保健社会部长官为千命基/천명기，任期1980年9月2日-1982年5月21日）交谈后，发现他似乎对劳动问题既不了解也无兴趣，完全无法理解我的话。于是我又去见了劳动厅长，但他看起来连工会的基本概念都没有。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位劳动厅长竟然是工会委员长出身。在此期间，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表明了立场，全经联果然因为涉及自身利益，盘算得很快。他们要求允许推行企业工会制度。在当时的全经联看来，企业工会方式远比产业工会更有利且简单。
保健社会部和劳动厅没有明确立场，全经联要求实行企业工会，而我居中反对，由于协调不下，这个问题被移交到了总理办公室。总理起初立场中立，但有一天会见了全经联会长回来后，便说：“就按企业工会办吧。”（朴正熙政府时期因增值税实施问题见过面的那位财务部长官，在讨论社会医疗保险时已是副总理，全斗焕政府上台后又成为了国务总理，因此早已熟识。）（译者注：此人为南悳祐/남덕우）这样的决策过程实在令人寒心，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以后走着瞧吧。现在企业家们大概以为用钱适当地笼络一下，就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工会，所以才提出这种主张，但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定会有追悔莫及的一天。”
劳总这种政治团体
按企业组建工会的制度，乍看之下或许清晰明了，但日后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国的工会组织率（作者注：指全体劳动者中加入工会的比例）仅有10%左右，是欧洲国家的一半水平，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北欧国家的工会组织率高达60%至80%。对于如此之低的工会组织率，我国工会归咎于外部因素，但工会自身也应进行反思。其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国工会制度本身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简单来说，在企业工会体制下，如果有人想加入工会，就不得不首先考虑自己是否会在这家公司久留。对于很快就会跳槽的公司，实在没有加入工会的理由，不是吗？因此，这类企业工会的组织率，往往在那些经营稳定、规模较大、员工待遇好、离职率低的公司里较高。相反，在规模小、担心能否按时领到工资、员工待遇差的公司，组织率反而较低。这就形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在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中工会得以建立，而在其他企业中，工会要么力量薄弱，要么根本无法组建。
结果，工会领域也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工会本应以劳动者的团结意识为基础，但在这种只有经营良好企业的工会持续壮大的制度下，团结意识也会遭到破坏。这无异于工会亲手摧毁了自身创立的基本精神。同时，这还会导致经营良好的大企业工会掌控中小企业工会的现象。如今我国工会的形势不正是如此吗？
言归正传，工会不应该设在企业内部。工会会员固然在企业内部工作，但工会本身应该按照产业和职业技能类别设在“外部”。工资待遇等条件的谈判，也应由这样组建的产业工会、职业技能工会与雇主团体进行协商，政府居中调解。这样做才符合“全体劳动者”而非特定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企业内部不仅有工会会员，还有非会员和白领职员，因此应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协商解决企业内部问题。
如果按照产业和职业技能组建工会，即使采取集体行动，也是为了维护本产业和本职业技能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利益能够得到均衡分享。对于这类罢工，政府出面调解也名正言顺。然而，在企业工会制度下，政府介入单一企业的罢工，实际上甚至可能被视为第三方介入。企业工会依仗这一点，不惜采取打砸内部设备、占据高处示威等过激行为。更有甚者，工会会员还会妨碍非会员的劳动行为，干扰企业正常运营。即便如此，政府也束手无策。企业工会的这种恶行究竟要持续到何时？
我国虽然也有所谓的金属工会、金融工会等产业工会，但它们都只是以企业工会为基础的联合体。其性质和构成与外国的产业工会大相径庭。在我国，产业工会的存在意义本身微乎其微。
一旦企业工会成为主流，不仅产业工会将形同虚设，就连全国总工会（劳总）的意义也会变得模糊。在企业工会体制下，劳总的运作必然以缴纳更多会费的大企业工会的利益为基础，而大企业工会善于自行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劳总几乎没有介入的余地。于是，劳总在企业内部事务方面无事可做，为了彰显自身存在感，便一味专注于寻找政治性的斗争议题。如今我国的全劳总不正是如此吗？
在韩国，劳总已然成为彻底的政治团体，而且由于存在两个劳总，它们为了在政治立场上争相表现激进，正变得越来越极端。由于担心得罪这些斗争性极强的劳总而招致祸端，政界持续受到其左右。在西方国家，劳总有时会公开支持特定政党，或通过推举议员间接或直接参与立法活动。韩国的劳总则与那些履行社会责任的西方国家劳总截然不同，已经沦为性质偏颇的政治团体。
此外，“非正式员工问题”在以正式员工为对象的企业工会制度下，也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企业工会只要确保自身利益即可，没有太多理由为他人的事情积极出头。如今我国的劳总或企业工会虽然表面上装作为非正式员工着想，但胳膊肘总是向内拐，一旦非正式员工和正式员工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理所当然地会优先考虑自己会员的利益。因此，才有人慨叹万恶之源始于企业工会。
人的贪欲永无止境
韩国形成这样的工会状况，并非完全是劳动者的责任。这是1980年至1981年间我国企业家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且是财阀首脑们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只要管好自己的企业就行，按产业和职业技能类别去应对劳动者的一切事务都显得过于繁琐。最终，财阀首脑们过度的自负，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一切，以及他们彼此间只顾自己过好日子的贪欲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今天与工会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
我在朴正熙政府时期参与“星期五会”时，曾想全面改革我国的劳动关系法，但未能如愿。全斗焕政府初期，我以国会议员身份直接参与政治，心想这次应该可以了，结果还是不行。此后，我曾下定决心不再过问工会问题。但在卢泰愚政府时期，我担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当时工人示威频发。虽然感觉为时已晚，但我仍抱着一线希望，认为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于是再次提议整顿劳动关系法，建议将企业工会体制改编为产业工会体制。
当时，有一位大企业总裁对此强烈反对（译者注：根据下文信息，此人是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他的论调就是“我创建的企业，我自己说了算”。他自信地声称，工会这种程度的问题他自己就能摆平。不知他是否曾一度成功拉拢了自己公司工会，但后来该公司因工会问题而元气大伤，如今其工会更是作为韩国代表性的“贵族工会”而备受各方指责。那位曾目中无人、仿佛以为金钱万能的大企业总裁，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因种种宿怨与我对立。
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曾这样说过：“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如果不加以制约，就会侵犯他人的自由。因此，议会必须建立制度性机制，确保贪欲不逾越界限。”这句话对企业家和工会同样适用。
10 “从哪找来了这种搞运动的教授？” | 1980~1981年的国保委与教育税
我不想以过分美化自己的方式回顾过去。人死后归于尘土，都将汇入历史的洪流，我不想固执地为自己过往的岁月辩解，说这如何那如何。即便心有委屈，事到如今，又有多重要呢？
尽管如此，对于围绕我的一些批评，我不能不作回应。因为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也并非正确的态度。
2016年，当民主党预计将在议会选举中惨败之际，有人请求我出面重振这个濒临崩溃的政党，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对策委员会代表的职位。结果，不仅是反对党，就连民主党内部也有人拿我的履历进行批评。他们主要针对三项履历提出质疑：第一，1980年参与国保委（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一事；第二，多次通过全国选区和比例代表制担任议员；第三，东华银行秘密资金案。对于这些事情，我当时已表示过遗憾，此后也通过多种场合说明了前后原委，自认误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除，但在这本书中，我仍会逐一详细说明。
朴正熙政权留下的教训
1979年，我作为交换教授在德国科隆大学访学一年。年初前往德国，暑假期间曾短暂回国，恰逢YH事件爆发。假发出口商YH贸易公司的女工们为抗议工厂关闭，进入在野党党部进行示威，在驱散过程中造成了一名工人死亡。由于事件发生在在野党党部内，且是因强行投入公权力而引发，因此社会反响更为巨大。在此事发生很久以前，我每次与政府官员会面时，都一再强调“经济政策需要转向”，因此心情很是复杂。
看到该事件后我返回德国，不久便听闻釜山和马山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消息。紧接着，朴正熙去世的快讯传来。经济上的成功会促进国民意识的发展，但如果政权不能顺应国民意识的变化，最终只会自取灭亡——朴正熙政权通过其存亡的过程，清晰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教训。对于YH事件和釜马抗争等，朴正熙政权都只试图以高压手段解决。试图与民对抗或总是想教导民众的政权，最终都无法战胜民众而垮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政权都是如此。
1979年，国际上也发生了许多混乱事件。伊朗爆发公民革命，巴列维王朝垮台，似乎将建立民主国家，但霍梅尼上台后，伊朗彻底变成了伊斯兰国家，这一年正是1979年。同年，在英国，“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英国在1977年遭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经济受到根本性动摇，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甚至不如意大利。即便如此，工会罢工仍在持续，混乱不断，在此背景下，撒切尔当选，开启了名为“撒切尔主义”的新实验。身处欧洲中心，耳闻目睹这一系列事件，我直觉感到世界范围内一个变革的时代正在来临。
朴正熙去世后，我曾一度期待韩国会出现积极的变化，但在1979年底即将从德国返回韩国前夕，却听到了韩国发生又一次政变的消息。观察政局的走向，1980年“民主之春”的情形，仿佛重现了4·19之后在野势力和革新势力的面貌。他们再次未能团结一致，反而陷入分裂，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各自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民主化。历史难道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吗？我倍感沮丧，心想自己现在是教授，不如专心教好学生，于是便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工作。
学习能力强的人们
那是1980年6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学校准备上课，一位佩戴陆军中校军衔的军人来到了我的研究室。我问他有何贵干，他说自己是辅佐国保委财务分科委员会委员长的人，前来邀请教授担任财务分科委员。所谓国保委，是新军部模仿朴正熙发动政变后成立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而设立的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为一体的超宪法机构。国保委议长名义上是崔圭夏（时任总统），但实权掌握在全斗焕手中，这一点也与朴正熙时期相似。
时局严峻，不便贸然拒绝。我只是一个普通教授，为何会被指定为财务分科委员，对此我十分不解，便询问缘由，结果得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我们打算废除增值税，想请您帮忙。”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心想，这些军人看来知道增值税是导致朴正熙政权垮台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们对现实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要废除增值税，这又是什么过激的应对方式呢？我委婉地拒绝道：“我曾多次为政府提供各种咨询，但都没什么意义。提供咨询意见后，事情往往会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只是把我当成装点门面的吹鼓手罢了。”对方却说：“国保委并非单纯的咨询机构，而是决策和执行政策的地方。”并再次提及增值税，说：“请务必帮忙废除增值税。”我本想当场解释为何要废除已经设立的税种，以及为何不该这样做，但看对方并非处于能做此类决定的职位，便只答应说知道了，然后让他回去了。
第二天，我去了国保委财务分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到了那里，发现委员长是陆军少将（译者注：此人为沈有先/심유선），其下属的干事是陆军准将。此外，还配备了两位文职官员和两位教授作为民间委员。文职官员分别是财务部和国税厅的各一位局长，教授中则有首尔大学经济系的韩升洙教授。我后来才得知，原本负责税务领域的另有其人，但那位教授因个人问题未能赴任，职位空缺之际才找到了我。
其中，担任委员会干事的陆军准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面容冷峻，透着锐气，能感觉到周围人似乎都对他敬而远之，不愿轻易接近。在我看来，他比委员长更像是手握实权的强力人物。于是，我径直要求与他会面，以便陈述我的想法。
“你们现在声称在非常时期管理国家，虽然不知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但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应试图在此时做太多事情。坊间传闻，你们近来满怀热情，要建设新国家，实现社会正义，有这样的热情是好的。但是看看南美吧。南美军校出身的人每次都以革命为名起事，结果南美现在成了那副模样。在我看来，你们长期在野战部队，不了解现实，虽然学习能力很强，就像草地浇水般迅速吸收，但在你们掌握绝对权力的这种时局下，如果听信了荒谬的言论并照此执行，可能会导致国家败亡。因此，不应推行被过度功名心驱使的政策，尤其在经济政策方面，应以维持现状为原则。”
内容大致如此，细节可能不尽准确。提到南美时，他脸色似乎有些不悦，但大体上还是认同并倾听了我的话。与他外表给人的冷峻印象不同，他是个能够沉静听取他人意见的人。他问道：“那么增值税该如何处理才好？”我回答说：“当初引入增值税时，我确实反对过如此仓促地实施。但既然已经引入并施行了三年以上，进入了稳定阶段，此时推翻它只会再次引发税制混乱，所以还是维持原状为好。”同时，我简要补充说明了我对我国税制运营体系的看法。他一直安静地听着，然后点点头说：“好的，就照此报告吧。”我原以为他会固执己见，坚持废除增值税，没想到沟通如此顺利，着实令人惊讶。这位陆军准将，就是后来历任内务部长官、新韩国党代表、国会副议长的李春九先生，他也成为了我人生中最亲近的友人之一。
在一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垮台后，又出现了通过政变掌权的势力，他们成立了超法律的国保委。但我认为，该机构之所以能维持一定的平衡，或许正是因为有像李春九先生这样能够冷静、理性判断的幕僚。这或许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在那个南美、非洲、亚洲许多国家政变频发如家常便饭的时代，我国几乎是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这固然归功于国民的勤劳努力和坚强意志，但政变核心势力的人力资源与其他国家相比略胜一筹的方面，也不能完全忽视。
当时国保委里，不乏有人仿佛遇到了革命时代一般，抛出各种理想化的政策。其中代表性的就是建设500万户住宅的计划，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金在益先生，他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引入增值税一事找过我帮忙，当时他担任国保委经济分科委员会委员长。那时我国住宅总量尚不足500万户，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这已经不是理想，而近乎空想。我向李春九先生提议：“今后国保委在确定经济领域政策时，应在充分听取经济相关分科委员会的意见后再行公布。”这一建议被采纳，建设500万户住宅的计划也就止于内部研讨阶段。然而，后来金在益先生出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这一决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消失了，建设500万户住宅的计划便作为第五共和国的主要国家课题之一被公布出来。当然，这在现实中不过是未能实现的空谈罢了。
“金教授，说话小心点”
担任国保委财务分科委员不久后，召开了一次报告会议。那是在国保委常任委员长面前报告各分科业务内容的场合，我那天第一次见到了全斗焕这个人。税务领域的报告由我负责，我发表的内容是，税制不应随政权更迭而随意反复，应首先维持其基本框架。报告结束后，主持人让外来的教授若有话说可以发言，于是我站起来说道： “反正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都不好，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不要过于关注增长，不如趁此时机致力于确保韩国经济的伦理规范。一直以来，我国大企业虽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今后一段时间，最好朝着确立企业伦理的方向努力。”
傍晚我正要回家，财务分科委员长叫我到他房间去一下。我一进去，他劈头就用威胁般的口吻说道：“金教授，说话小心点！”原来，那天会议结束后，分科委员长们聚在一起议论，都觉得难以置信，说：“是从哪找来了这种搞运动的教授的？”听了这话，我也无法再忍气吞声，回答说：“我是因为你们请求帮助才来的，如果不想听我的话，我以后不来不就行了吗？”分科委员长带着拿我没办法的表情，边摆手边看着我。在我看来，既然说“有话请讲”，我才讲的，若会如此，当初何必给我发言的机会呢？
大约一周后，这次是国防委员长叫我到他房间去。国防委员长也由一位陆军少将担任，他总管各分科委员会，是权力最大的职位。他说这是“常任委员长（全斗焕）的指示”，让我“按照你所说的，具体整理一份关于如何确保经济伦理的方法的报告书并提交上来”。
我心想，之前还嘲讽我是“搞运动的教授”，怎么突然这样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似乎在那之后对我的背景做了一些调查。大概是发现了过去我参与“星期五会”活动的资料等，从而了解到我曾主张引入社会医疗保险和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制度。他们指示我写报告，目的似乎是想获取政策思路。我撰写了关于自20世纪70年代成立“星期五会”以来一直酝酿在心的政策（劳动法、劳资关系法、改革企业治理结构等）的报告书。不久后，全斗焕就任总统。因此，那份报告书我最终不是向“国保委常任委员长”全斗焕报告，而是向“总统”全斗焕报告的。当我谈及工会相关问题时，全斗焕喜形于色，高兴地表示“你的想法怎么和我的如此一致”，指的就是当时的那次报告。
后来经历更多才了解到，全斗焕多少有这样一面：他有种倾向，喜欢在身边安插一两个对自己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他或许是故意让被他人称为“搞运动的教授”的我来写报告。他几次三番地做出这类似乎是为了展现自己气度、雅量或灵活性的举动。无论是1981年的第11届国会，还是1985年的第12届国会，听说都是全斗焕指示将我的名字列入全国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名单，理由是“内部也需要有反对的声音才能取得平衡”。1986年为修改宪法成立修宪特别委员会时，指示务必将我列入委员名单的也是全斗焕。因此，甚至有人会悄悄问我：“您是否与总统有什么私交？”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在国保委常任委员会会议之前，我与全斗焕素未谋面，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然而，全斗焕的雅量也就仅此而已。当我真正成为议员并一再提出与政府立场相左的主张后，也曾发生过他强行将我调离所属的常任委员会，使我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以此束缚我的手脚的事情。
蹊跷的教育税
1981年，议会活动恢复正常，举行了议会选举，我作为财政税务领域的专家当选为全国选区议员。进入国会后，我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财务委员会。然而，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与政府的冲突事件，起因是教育税。
5·17政变后，全斗焕最先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禁止课外辅导。作为通过政变上台的势力，他们想必需要舆论支持，因此便打着实现社会正义的旗号，全面禁止了被视为富裕阶层象征的课外辅导。禁止课外辅导，就需要相应加强公共教育，而这需要财政支持。于是，他们决定引入一种纯粹以确保教育财政为目的的税种，这便是教育税。
我进入国会后参加的第一次议员大会，议题恰好就是教育税问题。之所以说“蹊跷”，是因为就在成为议员前的1981年初，正值社会围绕教育税展开激烈赞反讨论之时，我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
正如在引入增值税过程中所强调的那样，设立任何新税种都必须首先慎重。更何况，将教育税作为“目的税”引入本身就是个问题。目的税与其他纳入一般预算的税种不同，必须严格用于其既定目的。这种用途固定的税种会降低预算的灵活性。（作者注：教育税后来征收过多，反而成了问题。这时本可以转用于其他领域，但由于被归类为目的税而无法实现。目的税就是这样，会产生使财政运营僵化的副作用，因此在引入时必须慎重。教育税最初设立时是计划施行至1986年的临时目的税，后不断延长，于1991年成为永久性税种，2008年曾试图废除，但因教育团体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如果认为教育是国家义务，需要扩充教育财政，就应尽量从一般预算中寻求财源，而不是因为教育需要就另设教育税，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不仅是教育税，更不应开创根据特定目的随时设立各种名目目的税的先例。这是税务的基本原则。查阅当时的报纸，应该能找到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过此类内容的专栏文章。
参加议员大会时，我阐明了这些见解，并表明了反对立场。当然，青瓦台方面早已将新设教育税定为既定方针。我知道议员大会不过是一种形式，但我还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表示了反对。
回想那个时期，有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当时，执政党的事务总长会给议员们逐个打分。那天在议员大会上，对教育税表示赞成立场的议员得了90分，而我只得了40分。不过我对此毫不在意。回到议员会馆的办公室仔细思考后，我认为无论我的立场如何，教育税终究还是会设立的，而作为执政党议员，一味反对政府立场也并非良策，因此判断不如在承认其作为目的税引入的前提下，设法制定替代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
在我看来，当时政府制定的教育税法草案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教育税附加在财产税上征收。简单来说，像教育税这样的目的税没有独立的征税基础，因此往往通过附加在现有其他税种上的方式征收。当时政府考虑了将教育税附加在特别消费税、能源税、酒税、环境税等税种上的方案，财产税也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在征收财产税时，将教育税包含在内。
问题在于，财产税是地方税。财产税是为了确保地方所需财政而征收的地方税，而教育税是为了中央政府固有义务——公共教育的需要而征收的税，将这样的教育税附加在地方税上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此外，财产税是对拥有土地、建筑物等财产本身而征收的税，等同于对未实现的收益征税，本身就存在争议，在此之上再叠加教育税，纳税人恐怕难以接受。令人寒心的是，在议员大会上竟无人提出这些问题。
因此，我决定在承认引入教育税的前提下，寻求将财产税从附加对象中排除，并用其他税种替代的方案。我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保险营业税。这是一种适用于保险业的税种，在增值税出现后被废除了，我判断可以将教育税附加于此。于是，我独自在办公室坐了一夜，不停地按着计算器，测算将财产税附加方式改为保险营业税附加方式后，是否能弥补相应的税收。我的计算结果是足够。
第二天，传来了一个有趣的消息。据说青瓦台政务部门提出了“将教育税附加在财产税上的方式政治风险过大”的意见。我心想，那当然了。
“计算过了吗？”
我虽然找到了自己的替代方案，但问题在于教育税法案已经通过了议员大会，并获得了总统的批准。要修改内容，必须有人去向总统解释为何要修改，但我当时没有党内职务，只是一名普通议员。党内虽有政策委员会议长、副议长和协调室长，但无论跟谁说，他们都表示没有信心向总统解释并说服他，反而说：“你是作为税务理论专家进入国会的，你亲自去解释吧。”
于是，后来安排了一个场合，由我亲自向总统解释。我说明道：“财产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税源，不应在上面附加教育税。而且，直接缴纳财产税的大多是家庭主妇，对税负敏感的她们如果看到以往缴纳的财产税上附加了教育税，政治上的打击也会很大。”全斗焕听了我的话，面露难色地说：“我和财务部长官（译者注：时任财务部长官为李承润/이승윤，任期1980年5月22日-1982年1月4日）、经济首席秘书商议多次才决定的，他们可没说过这些。”然后又说：“你和经济首席秘书商量解决吧。”经济首席秘书正是金在益先生。他因为自己一直准备的事情遭到否定，脸色相当难看。我回答说：“如果和经济首席秘书就能解决问题，我就不必到这里来了。请总统当场做出决定。”于是，总统指示，如果能找到替代财产税附加方式的其他税源，就那么办。
我回到办公室后，接到了党事务总长（译者注：时任事务总长为权正达/권정달，任期1981年1月15日-1982年5月20日）的电话。他劈头就问：“你是怎么搞的，做出那么离谱的计算？”说是在我离开后，财务部计算过了，按照我说的方案，税收只能收到一半。这不可能。我反复核对计算过多次。我立刻明白了情况，提议道：“明天早上和财务部长官、院内总务（译者注：时任院内总务为李钟赞/이종찬，任期1981年4月1日-1985年7月31日）一起用早餐吧。”第二天与他们会面时，财务部长官又说：“听说按照金议员主张的方式，税收只能达到目标的一半。”我笑着再次确认我的计算无误，并请求：“明天财务委员会就要通过法案了，请财务部的负责人务必在晚上8点前把计算结果拿来。”
直到晚上8点过，将近10点，负责人才姗姗来迟。他们说：“按照议员您提议的方式计算，税收反而增加了。”那他们当初为何说“只能收到目标的一半”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没计算过，只是想故意刁难。因为我坚称不可能，并限定时间要求他们拿出结果，他们才手忙脚乱地去计算了一番。
在此期间，与官僚和公务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多次经历类似的事情。我国的高层官僚和公务员有一种特别的固执或者说自尊心，那就是一旦自己下定决心并规划好的事情被他人指出错误或问题，他们就绝不能容忍。所以他们会先发制人，攻击对方是错的。这样一来，对方通常会退缩，并困惑地想：“难道是我错了吗？”经历这些过程后我领悟到，要与这些人进行政策上的较量，议员个人必须有自信和能力。如果没有自信和能力，就会持续依赖他们提供的资料，沦为表决机器，无法作为独立的宪法机构妥善履行监督和制衡行政部门的职责。国会议员必须具备高水平的原因就在于此。也就是说，需要的不是能言善辩的议员，而是有能力的议员。
教育税问题就这样告一段落。通过这一过程，我虽然只是个初任议员，但在税务、税法及财政问题上，似乎传出了我非常严谨的名声。然而，那仅仅是斗争的开始。
11 若生在朝鲜时代便是赵光祖 | 1982年的金融实名制与下调企业所得税
举个例子，假设在1982年，有人提议“让我们制造一部‘新型电话’吧”。据说那部电话没有线，也没有按键，所有东西都显示在屏幕上，可以用电话计算，可以用电话看电影，电话里还能储存数百万册书籍的信息。他声称，如果给每个国民都发一部这样的电话，普及到每家每户，就将开启一个新时代。那部电话的名字叫“手机”。
想法虽好，但在1982年的技术水平下，这不过是科幻故事罢了。假设当时即便制造出类似的东西，也因为无法建立基站而未能商业化。那么，将当时指出这些问题并提出批评的人评价为“反对普及手机”或者甚至称其为“违逆信息通信发展的人”，这样做果真妥当吗？
张玲子与烛光政府
1982年，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一个名叫张玲子的女人伙同其丈夫，针对企业和银行策划了一场巨额诈骗案。这便是所谓的“张玲子、李哲熙夫妇票据诈骗案”。
他们的诈骗手法出人意料地简单。他们拿着现金找到企业说“我把这笔钱借给你”，作为交换，则收取数倍于此金额的本票。他们拿着这些本票去银行立刻兑现，然后再将现金借给其他企业，再从那里收取本票，不断重复这种兑现的手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诈骗的规模竟高达7000亿韩元。即便在今天，7000亿韩元也是一笔巨款，而在当时，首尔一套公寓的价格还不到1000万韩元，因此，按现在的价值换算，这笔钱相当于数十万亿韩元，是惊人的天文数字。这几乎是历史级别的诈骗案。
如此拙劣的诈骗手法何以能够成功呢？原因在于，名叫张玲子的女人是总统妻子的三叔的妻妹，有着这样一层远房姻亲关系，而张玲子的丈夫也曾是前国家安全企划部副部长。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打着“与总统的特殊关系”或“前任某某”旗号的诈骗案和腐败行为总是层出不穷。（张玲子女士因此案入狱，出狱后又数次诈骗，在撰写本文的此刻，她仍在狱中。）
这对张玲子夫妇于1982年5月被捕。当年的5月和6月，媒体几乎完全被关于此案的新闻报道所占据。无论走到哪里，国民们都啧啧称奇地谈论着张玲子案。一个月过去了，舆论仍未平息。于是，7月3日，政府召开了记者会。原以为会是对该事件表示遗憾，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了实施“金融实名制”的计划。声称今后所有银行交易都必须以实名进行，以此来匡正经济正义。此后，所有新闻都被金融实名制所占据。任谁看，这都是为了掩盖张玲子事件、平息舆论而仓促制定的政策，被称为所谓的“7·3措施”。这是将依仗权力的犯罪事件歪曲为“制度”问题，从而混淆本质的典型政治伎俩。
在撰写本文的2019年11月，新任命的法务部长官在送女儿上大学过程中伪造各种文件的行为被曝光（译者注：时任法务部长官为曹国/조국，2024年12月12日，曹国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立即执行，曹国即时丧失议员资格并无法参选总统），令国民的失望与愤怒达到了顶点。即便如此，青瓦台仍在徒劳地试图将此类犯罪行为引向错误的入学考试制度问题，以混淆本质。甚至仓促宣布了改变大学入学选拔方法、并废除全国所有私立高中的荒谬方针。政府如同被追赶一般仓促制定的政策，背后都有这样的原因。无论是40年前还是现在，无论是军事政权，还是号称以“烛光精神”诞生的政府，其权力的样态和属性，何其如出一辙，宛如孪生兄弟……只是如今的国民对于那种“转移视线”的手法不再轻易上当了，这一点有所不同。
给猫挂上铃铛
“7·3措施”公布后，召开了党政协商会议。政府方面有副总理、财务部长官出席，党内则有党代表、事务总长、院内代表（译者注：时任副总理兼财务部长官为金埈成/김준성，任期1982年1月4日-1983年7月7日；时任党代表为李载滢/이재형，任期1981年1月15日-1983年3月20日；时任事务总长为权翊铉/권익현，任期1982年5月21日-1984年6月24日；时任院内总务为李钟灿/이종찬，任期1981年4月1日-1985年7月31日；院内总务即院内代表的前身，二者职能相近，都是负责管理党内纪律的职务，即“党鞭/whip”，但韩国政党内部直到千禧年初年才开始设立院内代表一职，此处疑似作者笔误）、财务委员长、干事等人与会。但我突然被要求参加。当时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议员，但事务总长一再催促说“你是税务专家，应该一起听”，于是我也参加了会议。（作者注：在“7·3措施”公布前几天的1982年6月28日，所谓的“经济振兴对策”得以公布。内容是将利率下调4个百分点，并将企业所得税降至20%的单一税率[原先的企业所得税根据法人类型不同，在20%至27%之间浮动]，由于该对策未获得国民的积极响应，于是仓促公布了金融实名制。当时我参加党政协商会议，是因为那是一个同时讨论“6·28措施”和“7·3措施”的场合。）
看会议的气氛，果然像是要立即实施金融实名制的样子。在那天的会议上，我反驳道：“为什么总是想做行不通的事情呢？”直到现在，当我提及“硬要做行不通之事的鲁莽政策案例”时，我总是将增值税和这项金融实名制作为例证。
“1961年已经制定了《关于保障存款储蓄等秘密的法律》（作者注：在经济开发的起点，我国由于财政极度匮乏，才制定了这样的法律。这是为了设法将地下资本引入制度性金融圈的制度性激励措施。这还不够，1971年又修订法律，增加了“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向外部提供或泄露金融交易明细”的条款，从而彻底保障了储户的秘密。），规定即便是盗贼的钱，只要存入银行就没关系，时隔20年后的今天，却将非实名制一律视为犯罪，这难道不矛盾吗？”让我发表意见，我便首先这样开了头。接着，我逐一阐述了金融实名制的虚假性，所有人都像发现了珍奇生物一样打量着我的脸。那时，因为是总统以强硬意志推进的政策，大家都很害怕，不敢说话。况且，这是为掩盖不利时局而提出的妙计。而我这个初任议员却公然表示反对。我断言道：“这终究是无法推行的政策，我们走着瞧。”
大约半个月后，即7月中旬，我开始了夏季休假。在江原道束草海边度过一天后，返回酒店的路上却被交通巡警拦下了。我没有违反任何法规，正纳闷为何如此，原来是治安本部（现在的警察厅）对我下达了搜寻指令。我问是什么搜寻指令，对方说接到的指示是，一旦发现我，就立即控制起来并给党代表打电话。那是一个没有手机也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国会议员外出失联时，只能通过那种方式寻找。我心想，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竟然动用治安本部来找我，原来是第二天下午要向总统汇报关于金融实名制的情况，让我出席。现在从首尔到束草两三个小时就能轻松到达，但那时却需要大半天。因为需要翻越蜿蜒曲折的大关岭，夜间驾驶非常危险。记得我第二天刚破晓就出发，临近中午抵达首尔，惊险地赶到了青瓦台。
当时的党代表是曾任新民党副总裁的李载滢先生，他是一位思想相当理性的人。他坚信执政党的作用不仅在于盲目赞同总统所为，也应传达反对意见。“给猫挂上铃铛”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与政策委议长一同前往青瓦台，发现总统旁边有政务首席秘书和经济首席秘书陪同。
如果社会科学实验失败
让我们先把时间快进一些再谈。在全斗焕政府时期首次公开讨论的金融实名制，虽然制定了法律，但最终沦为未予执行的空壳实名制；卢泰愚政府时期，作为竞选承诺，甚至成立了工作小组进行金融实名制的筹备，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后，随着工作小组的解散而中断实施。金泳三执政后，最终通过总统紧急命令实施了金融实名制。金融实名制甚至被评价为金泳三最卓越的政绩。果真如此吗？
主张金融实名制的人们常常这样说：“实名制实施后，以假名或他人名义隐藏的地下秘密资金将暴露出来，从而激活经济……”这种逻辑与1962年实施货币改革时军人们的说法何其相似。“如果改变货币面值，自由党腐败官员持有的秘密资金就会全部暴露出来……”这不也和那些相信只要每家店铺都安装收款机，国民们都会自觉收发税务发票和收据，地下经济就会迅速消失，增值税就会大幅增加的人们的想法类似吗？货币改革的结果究竟如何？仓促推行增值税的结果又如何？读者们在本书的前半部分已经读到，应该非常清楚。金融实名制也是如此。实施了它，隐藏在地下的资金大量涌现之类的事情，断然没有发生。不成熟的政治人士总是抱有这种幻想。
真正有钱有势的人，总能设法把钱藏得很好。即使实施了金融实名制，他们也不会将其公之于众。看看2008年的事实，即金融实名制实施十多年后，三星李健熙会长的约4万亿5千亿韩元的秘密资金被揭露。此后，三星的秘密资金仍在不断被发现。暴露出来的也只是那个程度，现在他们可能依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规避金融实名制。所以我曾在围绕是否实施金融实名制的争议持续不断时说过：“金钱具有厌恶阳光的属性。”
那么，金融实名制究竟是什么呢？存款或金融交易必须以本人名义进行的理由是什么呢？除了“假名是假的，所以要用真实姓名来树立正义”这种名分之外，金融实名制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从经济政策上看，金融实名制最终归结为税收问题。如果存款、定期存款、股票等金融交易都以实名进行，就能掌握谁获得了多少利息收入或股息收入。因此，在核定综合所得税时，可以将这些收入包括在内，从而增加税收。我国在1974年已经实施了综合所得税，但所谓的金融所得，即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被排除在合并征税对象之外，因此受到了“跛脚的综合所得税”的批评。要将金融所得也纳入合并征税对象，建立完整形态的综合所得税，就必须将所有金融交易都以实名进行。说到底，金融实名制不过是实施完整形态综合所得税的门槛，通过它来略微增加一些税收。但在我国，以利息收入或股息收入创造巨额收益为生的人并不多，将其硬性纳入综合所得税征税对象，能增加多少税收，实难保证。
也许有人会说，那也很重要啊，将金融所得合并到综合所得中，树立税收正义，难道不应该立即执行吗？但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连不到400万个体经营者的增值税都无法有效征收的税务行政能力，如何管理高达1000万人的综合所得税呢？这从一开始就是无稽之谈。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要做根本行不通的事情呢？”在当时的情况下，金融实名制也像增值税一样，是一项“实效性不大，副作用却很明显”的政策。
简而言之，“实施金融实名制”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实施完整形态的综合所得税”，而不是要实现什么社会正义。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政府却一直以社会正义之名包装此事，误导舆论或将其夸耀为丰功伟绩。（有些人不了解这些前因后果和背景知识，仅凭我反对金融实名制这一表面事实，就把我描绘成反改革的人士。看待世事需要多层次、多角度。）
我进入青瓦台后，向全斗焕详细说明了这些内容。全斗焕的表情骤然变冷，那是一种从未听过这番说辞的表情。那时我用了“您为什么要做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呢？”这样的表述，旁边的政策委议长和经济首席秘书（译者注：时任民正党政策委议长为权翊铉/권익현，任期1982年5月21日-1984年6月24日；时任经济首席秘书为金在益/김재익；任期1980年9月3日-1983年10月9日）惊讶得脸色都白了。竟敢对总统说“要做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这完全是犯了弥天大罪。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
全斗焕听了我的话，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道：“看来不行啊。”说实话，那时我感到了一丝寒意。接着他又说：“看来不能对综合所得税中的利息收入征税。”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他指示：“经济首席秘书退出，以后这个问题由党内与政务首席秘书（译者注：时任政务首席秘书为许和平/허화평，任期1981年12月24日-1982年12月20日）商议。”他迅速理解到，这不应是经济首席秘书负责的问题，而是政务首席秘书的职责。此后，直到1987年任期结束，全斗焕再也没有提过金融实名制的事情。
其实，在青瓦台与全斗焕会面前，经济首席秘书金在益先生曾来过我家。那是在他启程去江原道度假的前几天。全斗焕对金在益说：“听说党内的金钟仁那么反对金融实名制，你打算怎么办？”金在益便回答“我和他很熟，我去说服他试试看”，然后就找来了。我们隔着酒桌争论到深夜。我坚决表示绝不同意。我质问他：“你当上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仗着总统撑腰，把各种经济理论像做实验一样推行，如果因此让国民受苦，你有承担责任的自信吗？”我甚至说了狠话：“自然科学实验时发生爆炸事故，牺牲的只是自己；而社会科学实验一旦失败，实验者安然无恙，牺牲的却是国民。”我还问他：“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实施金融实名制呢？”回想起来，他是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他回家时问我：“即使不实行，只立法不行吗？”我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结果，全斗焕时期的金融实名制，在立法草案中剔除了将金融所得合并计入综合所得税的内容，成了一个毫无实质内容的空壳实名制，并被搁置执行。算是只争取到了一点模糊的名分。
次年（1983年）10月9日，经济首席秘书金在益在缅甸殉职。为了阻止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朝鲜发动了炸弹恐怖袭击，导致副总理、外务部长官、商工部长官等17名政府官员当场死亡。金首席秘书当时也牺牲了。当时现场唯一幸存的官员是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基百大将，而在整理本书原稿的2019年12月16日，传来了他的讣告。1980年，作为国保委国防委员长向我传达“就确保经济伦理的方案撰写报告书”指示的，正是此人。谨为在缅甸昂山事件中逝世的各位祈祷冥福。
“这是我们的职权范围”
金在益经济首席秘书是将美式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幅画作，描绘在全斗焕白纸般头脑中的人。因此，至今人们仍称金在益为“全斗焕的经济家庭教师”。虽然全斗焕并非对金在益的建议言听计从，但由于金在益就在其身边，因此对经济政策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五共和国经济政策将“稳定”作为首要课题，并将重点放在激活企业上，这些都深受金在益式经济理论的影响。
1982年11月，政府制定的税法修正案提交至国会。审阅内容后发现，其核心是将企业所得税减半。这可以解读为意在支持企业，但如此一来，税收将会减少，政府预算将出现约5000亿韩元的赤字。以经济稳定为目标的政府，大幅减税（而且是减少企业税收），并编制这样的赤字预算，是前后矛盾的行为。此外，如果金融实名制的目标是通过实现完整的综合所得税来确保税收，那么那些不惜如此也要扩充财政的人们却要削减企业所得税，这同样是前后矛盾的政策。当时我担任国会财务委员会税法小组委员会主席，便将此类税法修正案全部打回原点。我还曾质问财务部长官为何要降低企业所得税。
财务部长官没有直接回答关于企业所得税或预算案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已经经过国务会议审议并得到总统批准的事项，区区一名国会议员，而且还是执政党议员，怎么能反对呢？”我便回敬道：“那么，长官干预国会税法和预算审议的权力又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职权范围。”（作者注：那位财务部长官后来在金泳三政府时期被任命为副总理，并因引发韩国IMF救助金融事件，成为受到指责的核心人物。）（译者注：根据资料显示，时任财务部长官为姜庆植/강경식；1997年IMF外汇危机爆发后，姜庆植与时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官金仁浩/김인호一起被指责为IMF外汇危机的罪魁祸首）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执政党对政府政策通过补充方案进行修正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但是，追究政府的错误行为，哪里还分什么执政党和在野党呢？我只是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结果，当年的预算案以朝野立场互换的局面获得通过。在野党反而对执政党的修正案欢呼雀跃，预算案以朝野一致的方式通过。往年因在野党反对而拖延会期的年末国会景象，在那一年没有发生。后来听说，财务部长官去找总统，提及我并抱怨说‘因为那个人，我没法工作了’，全斗焕只是说“既然国会那样做了，还能怎么办呢？”便不了了之。但此后，我的常任委员会本身发生了变动。我被从国会财务委员会调到了经济科学委员会。于是，我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人。
国会议员的职责与价值
人们常说要削减国会议员的岁费，并减少议员人数，特别是主张减少比例代表议员。这种主张如同“金融实名制=正义”这种刻板印象一样，表面看似正确且令人痛快，实则存在几处盲点。
我刚开始议员生涯时，每位议员配备的职员不过一名秘书、一名辅佐官而已。如今，每位议员身边都跟着大约十名辅佐团队成员。（截至2020年，包括2名4级辅佐官、2名5级秘书官、3名6至9级秘书、2名实习生）。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议员个人能力足够，其实并不需要如此庞大的辅佐人员。议员们领取的岁费过多，各种特权也日益增多。这些确实应该削减。但是，如果岁费削减过多，议员们固然会过上简朴的生活，但最终也可能导致只有有钱人才能从政的弊端。当然，合理水平的岁费是必要的。此外，作为独立的宪法机构，国会议员也需要适当的权威。
比例代表议员的问题也是如此。不少人只把通过选区选举当选的议员视为议员，甚至有无视或怀疑比例代表的倾向。如果所有议员都仅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构成，议会的政治色彩会过于浓厚，而专业性则会减弱。比例代表制度正是为了弥补这些问题而设立的。在进行选举法协商时，现任议员们为了防止自己选区数量减少，总是试图朝着减少比例代表的方向达成协议，这绝不可取。与国会议员的岁费或权限问题一样，这里也需要适当的平衡。
增加比例代表反而是正确的方向。应让具备专业性的比例代表进入议会，不断激励政治人士，从而提升其整体能力和水平。像现在这样，那些能力、水平乃至道德都相差甚远的人，仅凭隶属于特定政党就在选区当选，并充斥议会的现象，实在不甚可取。
我初入国会时，也曾抱有那样的使命感。作为税务专家当选为全国区国会议员，我怀有要“称职尽责”的信念。因此，我对教育税、金融实名制等问题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倘若不然，只是对政府方案点头称是，后人查阅记录时会作何评价？他们岂不会批评说：“那个号称税务专家而成为全国区议员的人，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贻害历史。
我满怀着要做自己该做之事的决心。可竟然让我去经济科学委员会，这无异于让主修德语的老师去教法语。（经济科学委员会是负责科技和宏观经济领域的国会常任委员会，与我的专业领域财政及税务性质大相径庭。）我成为比例代表议员，本意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如果失去了发挥能力的机会，那么我的存在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在科技领域，比我专业能力出色的人士想必很多，我何必留恋这个位置呢？
曾在国保委财务分组共事过的李春九干事，当时担任内务部次官。接到调动常任委员会的指示后，我去找他，表明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的想法。我想，比例代表议员辞职的话，会由下一顺位递补，所以对党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吧，想法很简单。我觉得回到大学教书育人会更有意义。结果李春九先生说：“什么都别说，好好熬过未来的两年。”还说：“如果你辞职离开，将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我明白他话中的含义，于是熬过了两年。没有什么比人无法做自己该做的事更痛苦的了。那真是一段痛苦的日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政治人士，以及特定领域的专家，那是一段耻辱的时期。当一个只领薪水的国会议员有什么意义呢？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干脆不在衣领上佩戴国会议员徽章了。因此，任期尚未结束，我就以轻松的心情收拾好了议员会馆办公室的行李。基本的行李已经搬到了家里和大学研究室，却听到了一个令我难以置信的消息：我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了下次大选的比例代表名单上。
我听闻了这样的幕后故事：党的事务总长（译者注：时任事务总长为李汉东/이한동，任期1984年6月25日-1985年7月31日）拿着名单去找全斗焕，全斗焕看过名单后说：“为什么金钟仁不在里面？”别人或许会高兴，但这对当时的我而言，却颇为意外。
事务总长看着我说：“要是在朝鲜时代，你就是赵光祖（译者注：赵光祖/조광조，1482年8月10日-1519年12月20日，字孝直，号静庵，16世纪朝鲜王朝思想家及政治家，改革家；他作为士林派首领在己卯士祸中被朝鲜中宗赐死，后来在仁宗登位后获平反，谥号文正）那样的人。庆幸自己生在好时代，才保住了性命吧。”他笑着这样说道。我也笑着回应道：“我又不是那种为了再当一次国会议员而挣扎的人，别说那种话了。”
其实，我个人是将再次进入第12届国会视为一种特赦复权措施，将其理解为“现在可以按自己的信念工作了”的信息。虽然这有点错觉，但我却在第12届国会遇到了一个与我未来命运有着深厚渊源的人。
12 一叶障目式的徒劳挣扎 | 1983年的预算冻结与物价稳定
1983年，韩国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之事——第二年的政府预算被冻结了。众所周知，每年年末，政府都会编制下一年度的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再由国会审议批准。然而，政府提交的预算案中，岁出部分，即预算将用于何处、如何使用的金额，与前一年完全相同（作者注：仅从支出规模来看，预算案实际上比1983年度削减了0.3%。），而国会竟然同意了这一方案。这是史上首次的冻结预算。
也许有人会问：“预算与前一年持平，有什么问题吗？”这或许可以解读为政府打算厉行财政紧缩、勒紧腰带。但国家财政不同于寻常百姓家的账本。家庭支出，因为收入固定且家庭成员不变，所以减少支出能产生增加财产的效果。政府支出在原理上相似，却有本质区别。国家的经济规模每年都在增长，人口也日益增加，物价也因市场循环而自然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一年的预算冻结，则第二年将不得不加倍增加支出。这如同不给一个身体正茁壮成长的人添置第二年的衣物。穿着紧绷的衣服或许能勉强撑过一年，但第二年就必须准备更大的衣服。1982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3%，1983年为13.2%。原本，预算冻结这种政策，除非经济面临崩溃，否则是不会实施的。然而，对于如此蓬勃发展的经济，政府却自己下了一剂猛药。究竟是为什么呢？荒谬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定物价”。竟然纯粹为了控制物价而强行推进如此离谱的政策。
石油危机与韩国经济
全斗焕政府的政策基调是无条件的“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1980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7%。这既有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也因为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事件前后，社会氛围动荡不安，导致生产、投资、消费全面萎缩。消费者物价在1979年上涨18.3%，1980年上涨28.7%，1981年上涨21.4%，持续暴涨。为了被评价为拨乱反正、实现社会稳定的力量，全斗焕政府才如此执着于“稳定”一词。
谈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就不能不提第一、二次石油危机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韩国大致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当然，这并非韩国独有，而是全世界共同经历的事件。）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1973年至1974年，1973年每桶约3美元的原油价格，到1974年暴涨至每桶11美元，涨了近4倍。
如今OPEC的地位虽较过去大幅下降，但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他们声势和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个由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产油国组成的组织，是决定国际油价的一种公认的卡特尔，他们对油价的升降决策，足以撼动世界经济。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攻击以色列，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击退他们后，阿拉伯国家为报复，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采取了石油禁运措施，在此过程中油价暴涨。这便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对于一滴石油都不产的我国而言，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1973年经济增长率为14.8%，到1974年降至9.5%，1975年更是跌至7.9%。8%至9%的经济增长率其实已相当可观，但由于此前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所以落差显得尤为巨大。我与朴正熙政府的经济官员会面，提出“有必要转变经济政策方向”的建议，恰好就在那个时期。朴正熙的维新体制、石油危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一切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中东战争结束后，石油价格从最高点趋于稳定，韩国经济增长率在1976年至1978年间也恢复到10%至13%的水平。然而，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朗也是OPEC的主要成员国。由于本国政局不稳，伊朗采取了石油禁运措施，油价再次暴涨。这便是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年每桶约13美元的油价，到1979年飙升至30美元，1980年平均油价达到36美元，一度接近40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的30至40美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60美元。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参考：截至2019年12月，每桶原油价格为60美元左右。）
第二次石油危机时，与第一次不同，我国的产业结构已完全重组为以重化工业为主，因此冲击的体感程度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经历石油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石油可能成为武器，开始储备应急石油，我国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如今在首尔上岩洞世界杯体育场对面，可以看到一个拥有巨大储油罐的设施。那便是经历石油危机后建立的“石油储备基地”的遗迹，目前已被用作文化空间。
顺便一提，即便产业结构调整为重化工业，成为能源高消耗国，并且经历了如此严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我国仍未在改善“能源弹性系数”方面付出太多努力。能源弹性系数是指能源消费增长率除以GDP增长率，该数值大于1则意味着能源消费增长率较高，能源效率相应较低。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在1.2至1.8之间，进入21世纪后虽曾一度降至0.4，但平均而言仍接近1，被列为OECD国家中能源效率最差的国家之一。从中长期来看，必须改变产业结构，并且政府应通过提供设备更换补贴或税收激励等积极措施，来提高家庭和工厂的能源效率。但事实上，很少有人关注这些数据，因此政治人物几乎对此领域置之不理。优先追求数量增长而非效率，注重名分或人气而非内涵，此类行径，又岂止能源领域如此呢？
连公寓预售价格也冻结的政府
无论是多么威权的政府，即便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在治理国家时，也基本不可能不反映经济状况和国民的要求与期望。从这一点来看，全斗焕政府将“稳定”作为首要国政指标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到1983年左右，稳定实际上已经实现，却依然将其作为核心基调。1982年，随着OPEC的瓦解，油价下跌，物价也已回稳。1982年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为7.2%，1983年为3.4%。即便如此，全斗焕政府仍以谋求稳定为名，推出了预算冻结这样的极端政策。这无异于给已经退烧的人开烈性退烧药。
预算冻结一旦实施，减少的不仅仅是政府支出。与之相应，劳动者的工资被冻结，农民的秋谷收购价格也被冻结。全斗焕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多年来一直采取这种做法。甚至连公寓的预售价格也冻结了。以节省财政为名，既不进行社会间接资本投资，也不投资电力发展设施……所有的一切都被叫停了。
结果如何呢？通过这种方式，全斗焕政府表面上稳定了物价，并制造出了财政盈余的报告。物价上涨率在1984年维持在2.3%，1985年为2.5%。直到1986年，韩国的物价上涨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并最终在1987年实现了政府成立以来的首次财政收支盈余。一时间，到处都能听到赞扬之声，说什么发达国家近在眼前，全斗焕在经济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然而，所有这些结果不过是刻意营造的“强制稳定”和“伪装的财政盈余”。毫无意义的紧缩会在未来招致更大的支出，给下一届政权带来海啸般的负担。人为压制的东西日后必须彻底放开，因此必然会产生副作用。那种只要在自己任期内不出事就行，完全不考虑后患，强行推进政策，只把数据做得漂漂亮亮，是极其自私和短视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韩国历届政权如出一辙。
全斗焕与收入驱动型增长
在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这类事情屡见不鲜。那些政治人物，总是盲目推行按常理无法理解之事。
全斗焕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那些扮演他“经济家庭教师”角色的人的影响也不小。社会主义革命家列宁曾说过类似“要摧毁资本主义体制，就动摇物价”的话，有人不断向全斗焕灌输这种思想。当然，原因不尽于此，但全斗焕在接受新事物时，有一种不问青红皂白只顾往前冲的单纯倾向。他脑子里恐怕只有“必须守住物价”这一个念头。
四十年岁月流逝，在撰写本书的此刻，我又发现了相似类型的总统。这一次是名为“收入驱动型增长”的古怪术语。这是经济学教科书中遍寻不着的创新词汇，其深层含义不得而知，但从字面意思解读，可以理解为通过提高国民收入来实现经济增长。这并非指通过增长的果实来提高收入，或通过再分配效应来稳定收入分配，而是国家强制性地要求提高市场工资。如果以这种方式提高工资就能实现增长，那何不将工资提高十倍、二十倍呢？“冻结预算就能控制物价”的全斗焕式简单思维，与“提高工资就能实现增长”的现任总统的简单思维，在逻辑结构上又有何不同？前者在逻辑上反而显得更有依据。
来看看所谓的“收入驱动型增长”的结果吧。它反而导致两极分化加剧，低收入阶层的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增长率反而下降，甚至有外国经济学家批评其为“收入驱动型贫困”。）于是，政府又以创造就业为名，像无底洞灌水一样投入国家财政，大量制造老年人的零碎工作岗位，并依据这些统计数据，吹嘘“失业率正在改善”。这种一叶障目式的徒劳挣扎，古今皆同。不过，在这一点上，全斗焕或许会喊冤。全斗焕虽然曾为达成某些人为设定的数据目标而努力，但从未试图操纵或歪曲统计数据本身。从这个层面来说，可以说现任政府（指作者撰文时的政府）（译者注：文在寅政府）比全斗焕水平更低，性质更恶劣。
回顾我的政治生涯，后悔的场景之一便是在1983年定期国会上未能阻止预算冻结一事。虽然我积极反对，但仅凭一己之力终究是杯水车薪。当时物价上涨率非常高，其他议员似乎也抱着“就一年而已”的安逸想法。后来进入第12届国会，1986年编制预算案时，又有人提及“冻结”。那时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与政府方面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当时我们党内有一位经济企划院次官出身的人士以比例代表议员身份进入国会，这个号称主修经济的人却总是站在政府一边，表示同意预算冻结，我因此与他连续多日辩论。
不知他是否向全斗焕告了状（据传闻，他曾气冲冲地说：“去了党内，发现执政党里有个比在野党还要在野党的家伙。”），第二天，院内代表给我打电话问：“你跟行政部门又怎么了？”据说全斗焕亲自给院内代表打了电话，说：“把金钟仁从国会财务委员会撤掉。”就这样，我在第12届国会再次被从财务委员会赶到了经济科学委员会。因为我在第11届国会已有被逐出的经历，所以在第12届时，其实有些麻木了。
1986年，党内成立了修宪特别委员会。议员们为此争先恐后，我却丝毫没有兴趣。连常任委员会的分配都是总统亲自决定，我心想，即便进入修宪特委会，又能做什么正经事呢？但我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了名单上，而且我并没有申请。据党事务总长（译者注：时任事务总长为李世基/이세기，任期1985年8月1日-1986年8月22日）说，他拿着修宪特委会名单去青瓦台时，是全斗焕明确点名要求把我加进去的。据他说，全斗焕认为“修宪过程中需要与在野党进行逻辑辩论，需要能构建这种逻辑的人”。全斗焕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雅努斯（译者注：雅努斯/Janus，古罗马神祇，是开始、大门、过渡、时间、二元性、门口、通道、框架和结束之神，祂通常被描绘成有两张面孔的样子）般两面性的人。
何为民主政府？
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全斗焕式的物价稳定措施，原封不动地给下一届政府带来了负担。卢泰愚政府刚一上台，物价上涨率在1988年便达到7.1%，1989年为5.7%，1990年为8.6%，到1991年更是攀升至9.3%。这好比把碳酸饮料使劲摇晃后再递给别人，完全不考虑开盖的人，结果自然如此。
卢泰愚政府中期，我担任了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正值物价最为恶化之时。包括最高委员在内（译者注：在卢泰愚政府时期，民自党建立后，民自党最高委员为金泳三和金钟泌）的执政党政治人物们不断施压说：“用政治手段控制物价不就行了吗？”也有人指责说，全斗焕时期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我回答说：“那样做即便能暂时控制住物价，又有什么意义呢？经济团队的各部长官们也忧心忡忡地表示：“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物价？”但我解释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相对价格回归正常的过程”。就连经济首席秘书室的职员们也依照过去的习惯问道：“是否应该对物价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我安抚道：“如果物价上涨率超过10%，政治上将难以承受，但在10%以内就没关系，还是交给市场吧。”在野党连日指责其为“物价暴涨政权”、“无能政权”，总统每次见面时也都担忧地问：“物价，没问题吧？”但我绝对没有尝试过人为干预。结果，1992年的物价大体稳定在6.2%，得以交接给下一届政府。这并非我做得好，而只是让市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已。
全斗焕政府时期未对社会间接资本进行投资所遗留的问题，也全都得由卢泰愚政府来处理。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留待后文再谈。无论如何，政客们那种不顾后代是否承受痛苦，只图眼前统计数据光鲜亮丽的伎俩，即便在4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上演。
我忽然思考，“威权政府”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有公然压迫国民的政府才能被称为威权主义、独裁政府吗？真正威权和独裁的政府，是不容许内部批评的政府，是一个充斥着谎言与歪曲，轻视并欺瞒国民的政府。那么，民主政府又是什么呢？不是仅仅装作与国民对话的政府，而是实话实说的政府。“真诚的政府”才是民主政府。与40年或30年前相比，我们现在真的能说进步了吗？现在真的能被称为“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政府吗？
13 谁缔造了第六共和国？ | 1987年的修宪与经济民主化
政治人物通常有独占历史的野心，乐于将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归为自己的功劳。（或许我也是其中一员。）执政方更是如此，他们试图粉饰历史，将其描绘成一条最终流向自己所追求方向的、如同公式般的必然旅程。
韩国现代史大致可分为产业化时代和民主化时代，其分水岭通常被认为是1987年。当时制定的宪法一直沿用至2020年。人们通常称全斗焕政府为第五共和国，卢泰愚政府为第六共和国。由于自卢泰愚政府以来宪法未曾修改，因此，尽管总统几经更迭，我们至今仍生活在第六共和国。共和国是以宪法为基准的。
1987年的宪法修订，简而言之，被称为“直选制修宪”。这是因为其核心内容是将总统选举方式从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尽管第六共和国宪法也具有诸如强化国民基本权利、明确三权分立精神、明文规定经济民主化、设立宪法法院等特点，但由于国民的注意力更集中于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直选还是间选等权力模式和选举方式，因此通常称之为“87年直选制修宪”。
某些世代（或政治集团）宣称直选制修宪完全是他们的功劳，并以此自夸。他们说，正是因为他们走上街头积极斗争，才实现了今天的民主化。果真如此吗？
像样的在野党的登场
要探究1987年修宪的背景，就必须从1985年举行的第12届国会总选谈起。在1985年2月12日举行的国会议员总选中，一个成立不到一个月、名为新民党（作者注：在韩国政治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名为新民党的政党。有1961年由民主党旧派创建的新民党，也有1967年由新韩党和民众党合并而成的新民党。1985年的新民党是新韩民主党的简称，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让人联想起20世纪60至70年代在野党的代名词——新民党。）的政党掀起了一场旋风。（新民党创党大会于1月18日举行。）
第五共和国时期也确实存在在野党。有一个名为“民韩党”的政党，但正如前文所回顾的那样，在预算案或法人税下调等问题上，反倒是我这个执政党议员指出政府的问题，而在野党议员们则只是在一旁点头默坐，是名不副实的在野党。情况糟糕到何种地步呢？它甚至被比作只会绕着行星旋转的卫星，被称为“卫星政党”。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党若仅仅充当共产党的门面，（拥有这类政党的）国家便会被冠以如此带有耻辱性的称谓。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新民党，在第12届国会总选中获得67个席位，名副其实地掀起了一场旋风。一个成立不久、国民甚至还不熟悉其名称的政党，突然间跃升为第一大在野党。当时总选的投票率为84.6%，截至2020年，这一纪录仍未被打破。仅从统计数据便不难看出，国民对那次选举抱有多么大的期待与热望。
新民党异军突起的原因有多个。首先，从制度层面来看，截至1985年第12届国会总选，实行的是一个选区选出两名国会议员的制度。前文已对此制度进行过介绍。由于第二名也能当选，因此通常是执政党候选人和在野党候选人各当选一名。在此前在野党毫无存在感的情况下，一个真正“像样的在野党”的出现，自然使得选票向其集中。然而，选举结束后发生了更大的事情。民韩党的30名议员集体加入了新民党。其他小党派和无党派议员也纷纷转投新民党，结果新民党拥有了103个席位，成为一个有权单独召集国会（需国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巨大在野党。
1983年的预算冻结措施也对1985年的选举产生了影响。由于预算冻结，财政支出受阻，整个社会活力下降。物价、工资、秋谷收购价、公寓预售价……所有这些都受到限制，民众的不满情绪已升至顶点。这样的民意通过选举得到了体现。
在野党还提出了“外债亡国”的口号。当时韩国的总外债约为400亿美元，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笔外债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国民的情绪看来，却存在着国家沦为债务人、岌岌可危的危机感和不安感。在野党制作了宣传品，将总外债除以总人口，并指责道：“（韩国国民）一出生就背负了1000美元的债务”。
这是一场充分反映了上述政治、经济影响的选举。本应准确解读选举中反映的民意，才能将国家引向正确方向，但选举后的应对措施在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
“无论和谁对阵，卢泰愚都会赢”
新民党进入国会后，立即推动的事情便是总统直选制修宪。对此，执政党民主正义党（民正党）起初坚持不修改宪法，即固守“护宪”立场，主张暂时维持现行宪法。1988年首尔奥运会在即，其意图是避免在国家重大活动前夕消耗国力。然而，随着国民对修宪的要求日益高涨，民正党内部也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进行修宪，因此党内成立了修宪特别委员会。正如前文所述，我加入了该委员会。这是1986年5月的事情。
民正党的立场一度倾向于内阁制。一部分议员主张内阁制是因其制度优越性，但也有些议员是出于“内阁制比总统制更有利于稳定维持政权”这种单纯的盘算。在野党不接受内阁制，这一点既明确又理所当然。究竟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是直选制还是间选制，党内意见也出现了分歧。当时，民正党的总统候选人已公认是卢泰愚。因此，民正党内部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若接受直选制，卢泰愚能否当选”这一问题上。据此，党内意见再次分裂，一方主张接受直选制，另一方则认为直选制是危险的赌博，不应接受。
那时，我负责党内一个名为“社会开发研究所”的机构。如今，各政党都拥有名为研究所或研究院的智库，但在当时，这还是个新鲜事物。社会开发研究所主要负责舆论调查。现在有许多舆论调查机构，可以针对各种政治问题了解舆论、制定对策并将其反映到政策中，但在当时，这类概念本身还很陌生。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舆论调查是如何进行的，党内也没有相关专家，所以我带领几名研究员，从设计问卷题目开始，一点一滴地学习摸索。（社会开发研究所是现在汝矣岛研究院的前身。）
我们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金泳三还是金大中作为候选人，卢泰愚都能获胜。如果卢泰愚与金泳三一对一对决，卢泰愚将以微弱优势胜出；如果卢泰愚与金大中对决，卢泰愚将以较大优势胜出。当然，如果“两金”（指金泳三和金大中）分裂，形成三人竞争的局面，卢泰愚的领先优势会更大。无论进行何种模拟，卢泰愚的胜利都显而易见。（最终，选举是以四人竞争的局面进行的。）
当时，除了我们研究所，还有几家私营舆论调查公司和情报机构也在进行民意调查，所有调查结果都接连报告称“即使实行直选制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研究所的调查结果与其他机构的数值略有不同。我们得出的卢泰愚支持率每次都比其他机构的调查结果低大约10%，以至于卢泰愚每次见到我都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做民意调查做得这么‘吝啬’？”尽管如此，即便是根据我们研究所“吝啬”的调查结果分析，卢泰愚也仍会获胜。
尽管如此，卢泰愚仍然感到不安。他就是那样的人，不是那种敲敲石桥再过河的人，而是敲了又敲，却还是不放心过桥、忧心忡忡的人。这与全斗焕的性格截然不同。那时，我向卢泰愚讲述了1968年在法国巴黎的经历，提醒他戴高乐在1968年5月30日发表的、消除了法国国民不安情绪的演说。我说：“那一次演说就平息了巴黎的混乱。您也能扮演那样的角色。您无论如何都会成为总统的，请不要担心，就这样做吧。”当然，这并非完全归功于我的建议，但卢泰愚最终接受了直选制修宪。这就是1987年6月29日发表的《6·29宣言》。
成功的资本主义，失败的资本主义
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会知道，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在野党主张直选制修宪，执政党则在是否接受直选制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在此过程中，由于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全斗焕单方面发表了“4·13护宪措施”，宣布在88年奥运会之前停止一切修宪讨论。此举如同火上浇油，激化了国民舆论，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街头示威。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在接受调查机关调查过程中死亡的悲剧事件也被公之于众。市民开始加入学生的示威队伍。欧洲的1968年运动仿佛20年后在韩国重演了。
随着卢泰愚通过《6·29宣言》接受直选制，事态得以平息。“总统直选制”这一大框架确定之后，其余问题便迎刃而解。唯一的争议点仅在于总统任期是7年还是6年。许多人认为7年太长，6年为宜。但不知是否因为金泳三和金大中希望尽快轮流执政，他们主张就定为5年，事情便如此定了下来。根据《6·29宣言》，国会成立了宪法特别委员会，民正党的修宪特别委员会成员也顺势转入国会宪法特别委员会。我因此担任了国会宪法特别委员会经济分组委员会的委员长。
在制定第六共和国宪法的过程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团体，那就是“全经联”。众所周知，全经联（全国经济人总联合会）是大型企业总裁们的利益集团。与商工会议所这类团体不同，中小企业甚至没有资格加入全经联。其会长团的资格仅限于30大财阀集团的总裁。修宪工作正式启动后，全经联内部成立了与修宪相关的“宣传委员会”，据悉还拨配了相当可观的预算。政界在进行修宪，为何财阀的利益团体会如此公开地出面，越想越觉得是件怪事。这也能一窥当时财阀们沾沾自喜的心态。就我个人而言，通过1987年的修宪过程，我在第一线清楚地体验到了韩国财阀的本质。
我当时并未在意全经联成立宪法宣传委员会一事，而是全力专注于撰写新宪法的内容。一天，全经联打来电话，邀请我务必参加他们即将举办的修宪讨论会。然而，地点并非首尔，而是远在江原道的束草。我本想不去，但考虑到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理应听取不同团体和阶层的意见，作为经济分组委员会委员长，我认为应当出席，于是便去了束草。到了那里一看，出席者全是些拥护全经联的学者和媒体人士。他们为何要在那么远的地方举办所谓的讨论会，其意图昭然若揭。那与其说是讨论会，不如说是他们设想的游说或联谊场所吧。
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研讨会开始。担任主持的一位首尔大学教授开始发言，内容主要是质疑在宪法中加入某些条款的必要性。其攻击的核心，便是计划写入新宪法的“经济民主化”条款。他甚至荒唐地声称那是社会主义经济条款。当时我年纪尚轻，血气方刚，本想当场让发言人难堪，但考虑到年轻人对长者、尤其还是前辈教授，这样做有失礼节，便强忍了下来。发言结束后，轮到我发言。我没有直接评论宪法的是非，而是谈起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我讲到资本主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哪些资本主义成功了，哪些失败了；以及英美式资本主义、斯堪的纳维亚式资本主义和欧洲大陆式资本主义有何不同，并一一进行了比较说明，还谈到了法国和德国资本主义的差异。最后我说：“最终，实现了包容性增长的资本主义获得了成功，而未能做到的则失败了。如果真心希望资本主义成功，就应该能理解这次新宪法中需要加入哪些内容。”
研讨会结束后吃午餐时，担任全经联会长的一位大企业总裁走到我旁边的座位，突然对我说：“之前误会您了，很抱歉。”我至今仍不明白他究竟误会了什么。那天，我对那位总裁说：“会长您努力奋斗，将企业打造成重工业领域的业界第一，这点令人敬佩。在我看来，会长您似乎是非常珍视和热爱资本主义的人，但近来您所做的事情，反而像是在破坏资本主义。”他看着我，不解其意，我便说道：“以重工业起家的成功企业，为何还要涉足零售业呢？资本主义要健康发展，就需要各类企业共同成长，能自食其力的人不断增加。会长您这样连零售业也要插足，堵塞了他人的机会之门，最终不就是在扼杀资本主义吗？”这番话是针对当时该财阀宣布进军百货业的举动而进行的批评。我提议道：“您看，是不是先放弃那个项目？”听了我的话，他给出的回答是：“如果其他财阀都从百货业收手，我也会收手。”财阀就是这样一群生活在“别人做的事情，我也全都要做”的贪欲之中的人。
我与那位总裁之间有不少宿怨。1981年修订《劳动关系法》时，坚持要将韩国的工会体系改为以企业工会为中心、声称自己有信心管理好自己公司工会的人，也正是这位会长。后来，当我促使财阀出售非业务用房地产时，他便四处诽谤我是共产主义者，甚至唆使媒体伪造文件来陷害我。他是一个总是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到的事”这种思维方式的人。
1987年修宪时担任全经联宣传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的那位人士，正是在后来的IMF事件中解体的一家大企业的总裁。我见到他时曾问：“全经联为何如此关注修宪？”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那是因为您负责经济分组委员会。”他说，担心我因为曾在德国学习，会把德国那种“共同决定权”之类的制度写入宪法。（德国规定，拥有20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其监事会的一半成员须由来自由职工方推荐的人士担任。通过这种方式，职工参与经营，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的主要事项。）我记得当时回答说：“那种内容不可能成为宪法条款，我也从未考虑过。请全经联不要再对修宪说三道四，专心经营就好。”将“经济民主化”这五个字写入宪法，就是如此艰难。
“既然如此，那就照原样加入吧”
“国家……为了通过经济主体间的协调来实现经济民主化，可以对经济进行管制和调整。”
韩国宪法第119条第2款。这一条款被称为“经济民主化”条款，也有人过誉地称之为“金钟仁条款”。这是因为在1987年制定宪法时，这一条款由我亲手草拟，并且不顾许多人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我坚持己见，认为必须将其写入宪法。
经济民主化与德国的经济民主主义（Wirtschaftsdemokratie）术语相似，在内容上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有相似之处。因为社会市场经济这一说法中带有“社会”这一修饰词，所以有人将其误解为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还有人误以为我在德国学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但德国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立足于新自由主义（作者注：有些人误以为新自由主义仅仅是最大限度保障企业自由、追求全球化的美式资本主义理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最初源于排除一切阻碍市场自由竞争因素、真正确立市场经济的构想，是一个补充和强化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概念。1947年在瑞士朝圣山[Mont Pelerin]召开了首次会议，一个被称为“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知识分子团体便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发源地。该学社由哈耶克[F. Hayek]主导，德国经济学家奥伊肯[W. Eucken]和勒普克[W. Röpke]等人参与。战后带领德国经济走向复兴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后来也加入了该团体。现在那些所谓的自诩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与这种“正统”新自由主义不同的变种。）并成功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旨在使“市场经济”更加稳固，并非要搞社会主义。
1987年制定宪法时，当我试图加入经济民主化条款时，许多人惊讶地前来拜访。尽管如此，我为何如此努力地要将“经济民主化”这一术语和概念纳入新宪法呢？一直阅读本书的读者们现在大概能猜到其中的缘由了。
朴正熙政权时期，我曾试图全面修订劳动关系法，但那时我并非国会议员，朴正熙政权对此也不太关心，因而未能取得成果。全斗焕时期，在国会一度不存在的短暂间隙，我曾反向思维，试图修改劳动法，但由于连总理都偏袒全经联，此事最终也不了了之。经历了这些过程，我深切体会到万事皆有其时。任何事情都有其时机，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必须默默积累实力和能力。1987年的修宪是旨在实现民主化的修宪。恰逢其时，我得以在宪法特别委员会负责草拟经济领域的条款。我认为这是绝佳的机会，相信在这样的时期一定能有所作为。我想，若待日后经济势力过于强大，岂不更难控制？必须在我们的宪法中设置能够制约经济势力的装置，这样将来即使经济势力试图掌控我们的社会，也能有安全阀与之对抗。我是这样看待的。
事实上，经济民主化条款险些在全斗焕手中被删除。国会宪法特别委员会加入了经济民主化条款后，部分议员表示反对，我先说服了他们。经过这一过程，最终的宪法草案得以形成，我与其他各分组委员会委员长一同将其提交给了全斗焕。然而，全斗焕审阅宪法草案后，对设立宪法法院等内容均未提出任何意见，唯独要求删除经济民主化条款。我当然表示不能删除，并解释了加入该条款的背景。
我举了1935年美国的例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推行《社会保障法》（SSA, Social Security Act）时，制定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该制度虽然通过了国会并获得了总统批准，却因违宪诉讼而未能实现。正因如此，美国的医疗保险至今仍一团糟，围绕医疗保险问题的社会争议也持续不断。在说明这些情况后，我说：“现在或许认为政治势力比经济势力更有权力，但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势力将会超越政治势力，并产生随心所欲操纵国家的野心。经济势力随时可能提起违宪诉讼，主张（相关法律）‘侵犯了企业活动自由’。届时，就需要有宪法机制来制约他们。”全斗焕听了这番话——不知他是否完全理解了——只说了一句：“既然如此，那就照原样加入吧。”经济民主化条款就这样被纳入了宪法。
顺便一提，韩国的宪法法院是借鉴德国宪法法院建立的。宪法法院在德国民主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在讲述德国引进增值税的过程中所介绍的那样，德国宪法法院每当民主面临危机时都能做出恰当的裁决，为德国成长为立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民主强国奠定了基础。1987年草拟第六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对宪法法官任命程序的规定略显模糊，这一点颇为遗憾，但韩国的宪法法院也为民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围绕是否设立宪法法院争议颇多，如今在其成立30多年后回顾其间所发挥的作用，我认为设立比不设立要好上百倍。
总统候选人的白宫访问
回首1987年，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轶事。其中之一是，在要求直选制修宪的在野政治势力和学生示威正值高潮之际，我遇到了一位自称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的美国人。此人有过参加朝鲜战争的经历，见面交谈后，感觉他并非普通教授。CIA（中央情报局）人员常常以这种方式伪装身份进行情报收集活动。我正与他谈论时局，他突然提到88年奥运会，说道：“如果贵国这次不实行直选制民主化，88年奥运会恐怕会遇到困难。”这番话听起来近乎威胁，但他表达得非常委婉。
后来修宪完成，总统候选人确定为“一卢三金”（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大约在那个时候，我通过在美国的熟人接到了通知，说会有一位美国人士前来，请求安排与卢泰愚候选人进行长时间面谈。当时我担任卢泰愚候选人的顾问，因此能够确保面谈时间。我问卢泰愚与那人谈了些什么，他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对方只是询问了他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看法。这可说是一种“候选人资格审查”吧，美国方面想确认一下卢泰愚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紧接着，在1987年10月初，突然收到了美国里根总统的邀请函，表示希望邀请卢泰愚候选人到白宫进行对话。一位连总统当选人都不是的“候选人”能前往白宫会见美国总统，这件事本身对于正在准备竞选活动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重大利好。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与美国总统跷着二郎腿对坐交谈的一张照片，就足以塑造出“准备就绪的领导人”形象，对选举产生不小的影响。（事实上，后来这样的照片确实大幅刊登在了报纸上。）美国方面突然表现出如此友好的态度，令人颇感意外。
第五共和国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执政初期曾有一段时间美国甚至不承认其为正式对话伙伴。朴正熙政府时期也是如此。总统的外国访问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等规格，直到第五共和国时期，韩国总统访问美国时都未能获得“国宾”待遇。韩国总统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在1991年7月的卢泰愚总统。由此可以一窥此前美国如何看待韩国，以及1987年修宪、直选制和民主化之后，国际社会看待韩国的视角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87年修宪大约三年后，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了首尔。舒尔茨自里根总统时期起，担任了7年（1982-1989年）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国务卿之一，也因此留下了诸多业绩。他是在卸任国务卿、表面上恢复平民身份后访问首尔的，当时我曾陪同他几天的行程。关于他当时访问首尔的原因，我将在后面详细介绍。无论如何，以此为契机，我与舒尔茨结下了缘分，往来于韩美之间，一直保持联系至今（舒尔茨国务卿生于1920年，截至2020年已是百岁高龄）。2001年在美国见面时，谈话间他突然提起了1987年的事。舒尔茨笑着眨了眨一只眼说：“那次访问美国多少有些帮助吧？”我正纳闷是什么意思，他便详细讲述了当年卢泰愚受邀访问白宫的内情，仿佛那些事如今已经解密了一般。
据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美国就制定了要使亚洲两个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内部方针，其中一个国家是菲律宾，另一个便是韩国。菲律宾在1985年推翻了马科斯政权，民主运动家科拉松·阿基诺当选总统。然而，民主化虽好，政治局势却变得非常不稳定，众所周知，菲律宾至今仍未完全摆脱其后遗症。美国方面从中吸取了教训，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让韩国作为民主国家实现软着陆”。话虽如此，美国也不能直接干预他国选举，于是便构想了多种能间接施加影响的方法。他们似乎首先评估了哪位候选人能够负责实现这种软着陆，并尝试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为其提供支持。联系这些，我在1987年前后经历的种种事情，有些方面便豁然开朗了。
历史是由众多个人和群体的利益相互交织，并通过他们复杂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的。通过1987年的经历，我得以领悟到这一点。
“从我身上踩过去”
在回顾1987年6月时，再补充一个小插曲吧。
1964年，我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就读时，校内只有5名韩国学生。我们自然而然地互帮互助，关系亲近。当时大学生的交通工具仍然是自行车。我一入学就想买辆二手自行车，便询问购买渠道，结果正好，有人告诉我：“不久前回国的一位学长留下了一辆自行车在宿舍前，你可以骑那辆。”那辆自行车旧到让人不禁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如此爱惜地骑着这辆破旧的自行车。直到毕业，我修了好几次，也一直骑着它。
这位素未谋面就将自行车留给我的学长，是一位主修社会学和神学的天主教学生神父。据说他读了大约8年博士课程，最终未能获得学位便回国了。或许是运气不佳，指导他的教授突然升任主教，导致导师变更。在德国，这意味着论文必须从头开始。而且，新上任的导师又是一位极为严苛的人。按理说通融一下也未尝不可，但他似乎绝不如此。（我后来也听过那位教授的课，果然名不虚传。）最终，那位学生神父因种种原因放弃了学位，返回了韩国。他性格洒脱，为人谦逊，言语温和，生活简朴，在留学生乃至侨民中都享有极好的声誉。在他回国后，我仍时常听到对他的赞扬。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也因此显得不那么寻常了。
那位学生神父便是金寿焕枢机主教。而那位极为严苛的新导师，后来成为了教皇本笃十六世。人世间的缘分竟能如此，着实令人惊叹。
因为有同为德国同一所大学出身这样的缘分，我常常被问及金寿焕是怎样一个人。（在他成为枢机主教后访问德国时，我曾与他见过面。）朴正熙政权时期，曾有人说“金寿焕思想不纯，应该逮捕”，我当时生气地回应道：“如果逮捕金寿焕，大韩民国就会被视为天下头号野蛮国家，受到全世界的指责。有本事就试试看！”无需赘言，金寿焕枢机主教为韩国的民主化立下了赫赫功劳。
1987年6月，学生们聚集在明洞圣堂示威时，全斗焕曾计划派遣特种部队驱散示威人群。当时担任国会天主教信徒会会长的俞学圣议员找到金寿焕枢机主教告知了这一消息。据说枢机主教一言不发，默默打开衣柜，取出一件薄外套套在神父袍外面，然后说道：“那么，他们必须先从我身上踩过去。”我心想，这才是金寿焕啊。
正是这许多的意志与努力汇聚在一起，才造就了今天的民主化。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如此建立起来的“共和主义”国家之中。
14 “长官喝的是什么水？” | 1989年的自来水风波与拉面风波
我与卢泰愚初次相识是在他担任党代表之后。之前虽然曾在政府活动等场合见过面，但并未特意打过招呼，只是远远地看过几眼。后来，在我因金融实名制问题与青瓦台发生争执时，听说在国务会议上，唯一一位公开反对实名制的长官，正是时任内务部长官的卢泰愚。我原以为他是个沉静顺从的人，没想到竟有相当理性的一面。之后，我渐渐淡忘了卢泰愚这个名字，直到他当选民正党代表。那时，我正因1986年预算案问题触怒了全斗焕，再次被调离了常任委员会。
卢泰愚成为党代表后，有一次地方巡视，他让我随行，我便一同前往。我们巡视了岭南地区一圈后，在湖南地区与全州当地的知名人士共进晚餐。酒过三巡，气氛融洽之时，卢泰愚叫了坐在末席的我。他让我坐在他身旁，给我倒了一杯酒，说道：“以后请多帮助我。”我大概是这样回答的：“我身为党员，党代表吩咐什么事情，我自然义不容辞，还需要什么特别的帮助吗？”卢泰愚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很了解你。”据说全斗焕还曾打电话给卢泰愚，说：“你去党部，会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家伙在那里。”那天的谈话大致如此。
几天后，卢泰愚联系我，说有私事要谈，约我共进午餐。席间，他小心翼翼地说道：“请帮助我，让我能够带着信心站出来。”卢泰愚就是这样一位谨慎的人。我单刀直入地问：“您的目标不就是成为总统吗？”卢泰愚点了点头。我劝说道：“要成为总统，必须在外交、安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提前做好充分准备。说实话，现在看书学习时间太紧迫了，不如邀请各领域的专家，以私教辅导的形式进行学习，您看如何？”那天的会面，成了我近距离辅佐卢泰愚的契机。卢泰愚说：“以后经济方面就交给你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磨刀吧。”我推荐了几位其他领域的专家，后来听说他定期与那些人会面，进行着他自己的“准备”。
金大中与民正党的盘算
一直以来谈论的都是些严肃沉重的话题，现在让我们暂时转向一个稍微轻松（？）点的话题吧——我的“落选记”。我曾参加国会议员选举并落选过。那是1988年第13届国会总选举时的事情。
新宪法颁布后，随着共和国的更迭，通常会提前举行国会总选举。因此，因“新民党旋风”而留名历史的第12届国会议员们的任期缩短了大约一年。总统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举行的第13届国会总选举，其特点是实行了“小选区制”。如前所述，自1973年以来，韩国国会议员一直采用一个选区选出两名议员的制度，但从1988年选举开始，改为只有得票最多者才能当选。当时在选举法协商过程中，实际上金泳三方面倾向于中选区制，但金大中坚持要实行小选区制。民正党起初也倾向于中选区制，但在最后关头突然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小选区制。
金大中的意图是这样的：他盘算着，岭南地区的选票反正会被金泳三和民正党分别在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瓜分，如果自己能将湖南地区（全罗南道、全罗北道）的选票全部拿下，再加上首都圈的一部分，就能确保相当数量的议席。这一盘算果然应验，金大中领导的和平民主党在第13届国会总选举中成为了第一大在野党。这一结果也成为后来金泳三做出重大决断的契机之一。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1987年总统选举时，金大中之所以没有积极响应与金泳三的候选人单一化协商，背后也隐藏着这样的盘算。金大中曾在1971年总统选举中与朴正熙对决，获得了全国45%的得票率。政治人士一旦尝到过这种支持度的甜头，往往会相信它随时可以重现。他判断，只要湖南地区压倒性地支持自己，而卢泰愚、金泳三、金钟泌的选票分别分散在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忠清道，自己就能轻易当选总统。政治人士常常会像这样失去现实感。
1988年第13届国会总选举中，民正党将其党内决议改为支持小选区制的原因，也令人得以一窥政治令人苦涩的内幕。有关韩国现代政治史的书籍在提及当年民正党改变党论支持小选区制一事时，常称之为“民正党最大的失误”、“完全无法理解之处”，这样的表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1987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来看，第13届国会总选举的结果也显而易见。支持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的地区划分得非常清晰，所有政党都已围绕着各自的“一人领袖”形成了固定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小选区制，民正党别说获得过半议席，就连能否稳获三分之一议席都岌岌可危，这是连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尽管如此，民正党还是奔向了小选区制。这是民正党内的新兴派系为了排挤元老、掌控党权而采取的一种“落选战术”，他们为此不惜进行政治冒险。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若引进小选区制，民正党将能确保高达70%的议席”这种不切实际的预测。
第13届国会总选举的结果是，民正党虽然成为了第一大党，但这与惨败无异。民正党在总共299个议席中仅获得125席，未能确保过半数。第二名是金大中的和平民主党（70席），第三名是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59席），第四名是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35席）。结果与预期完全一致。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出现了朝小野大的国会格局。这也成为了凡事谨慎、追求安稳的卢泰愚做出重大决断的又一个契机。
催泪弹横飞的选举
我原本曾准备参加1981年举行的国会总选举。但后来作为财政专家，我当选为全国区议员，并在接下来的总选举中再次当选全国区议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特定的选区。直到1987年总统大选期间，我突然被指派负责首尔冠岳区。这是因为原冠岳区国会议员因巨额贪污事件辞去议员职务（译者注：时任民正党冠岳区国会议员为任哲淳/임철순），导致该地区党部委员长职位出现空缺。党内认为需要有人指挥该地区的选举活动，于是我便暂时代理了委员长一职。
若论出生地，我出生于首尔道峰区仓洞（道峰区有条“街人金炳鲁路”），与冠岳区并无特别渊源。但仅仅因为在总统大选时短暂指挥过那里的选举活动，我便在第13届国会总选举中获得了冠岳区的党内提名。哪里有时间去好好经营选区呢？加之该地区原来的民正党议员是因涉嫌腐败而下台的，当地民众的舆论也极为不利。
雪上加霜的是，小选区制最终确定了下来。这意味着我必须拿到第一名才能当选。我原先视为竞争对手并准备与之对决的候选人，是统一民主党的一位重量级政治人士，曾担任过新民党副总裁，甚至有过在全国获得最高票数的经历。我一心一意将此人视为竞争对手进行选举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最终当选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那位统一民主党的候选人，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党新人政治家。（译者注：当时统民党候选人为五选议员金守汉/김수한，而最后赢得席位的平民党候选人为李海瓒/이해찬）
未能获得选民选择的人说这些话，无非是辩解而已，但当时所有情况确实都不利。那时，平民党总裁金大中先生在竞选期间曾三次亲临冠岳区，这非同寻常。在第13届国会总选举中，金大中在平民党的全国区候选人名单中位列第11位。在那个年代，按照缴纳党费多少的顺序来获得全国区提名是司空见惯的事，金钱赤裸裸地左右着政治。因此，象征党派的代表或知名政治人士常常故意将自己的排名放在全国区“录取线”附近，以此来鼓励支持者投党派票。金大中曾召集民众，用他那质朴的方言恳切地说道：“我金大中，总统选举落选了，想当个全国区议员，也因为没钱拿不到靠前的序号，排在了第11位。如果不投票给平民党候选人，我连国会议员都当不上了。”（作者注：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将候选人票与政党票分开，投票给特定候选人，该票即被视为投给了其所属政党。通过合计这些票数来确定全国区[比例代表]的议席数量。）他这样一番诉说，支持者们便会报以同情又热烈的掌声。冠岳区在首尔也算是湖南地区出身居民较多的区域。（我能获得冠岳区的提名，其中也略微考虑到了我“与湖南的渊源”。我的祖父金炳鲁先生出生于全罗北道淳昌，我也曾在全罗南道光州上过学。）
另外，就在总选举前一天，MBC电视台发生了一起广播事故。MBC制作了计票直播的样本视频进行测试，结果该视频被直接播出了。如今的观众或许能理解那是样本视频，但在当时，这引起了“是否事先操纵了选举结果”的怀疑。而且，碰巧样本视频中播出的正是民正党候选人当选的画面。冠岳区有首尔大学。学生们看到该广播后，高喊着“阻止舞弊投票”，通宵在投票站前示威，导致选举在石块与催泪弹横飞的一片混乱中进行。
虽然说了这么长的辩解，但这便是我的“落选记”。在一场没有充分准备的选举中落败，或许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对我个人而言，终究不是一段愉快的记忆。对读者们来说，这大概也不是什么有趣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之所以特意提及此事，原因之一在于，当年在我落选时于该选区当选的那位议员，我与他在30年后又因另一段缘分再次相遇。
2016年第20届国会总选举时，我担任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负责领导选举工作。30年前在冠岳区当选的那位初出茅庐的议员，那时已成为重量级政治人物，名列党内提名审查名单之上。1988年时，他当然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新意的政治家，但到了2016年，他给人的印象却已是陈腐守旧的政治人物。最终，他未能获得党内提名。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好事者说，这是我对30年前败给他的一次报复。对于这种荒唐的说法，我本不必一一回应，但这完全是错误的解读。
我对那个人没有任何私人恩怨。选举本就有输有赢，何必掺杂个人情感呢？当时我虽然是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但并未具体参与提名事务，对他的提名也没有特别关注。或许，如果我不顾他人反对，执意要提名他，反而可能会被评价为有气度。然而，当时反对提名他的舆论呼声极高，我不得不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湖南地区的民心已被新兴政党国民之党所掌握，当时民主党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首都圈，如果提名一位尤其受到年轻群体抵触的人物，很有可能会彻底失去首都圈。
无论是误解、指责还是称赞，我对任何评价都毫不在意。无论如何，他以无党派身份参选并成功当选，在我撰写此文的当下，他正担任民主党代表，领导着第21届国会总选举。人生就是这样循环往复。
做好“工作的准备”
那么，现在就开始讲述卢泰愚政府时期的故事吧。
卢泰愚政府的首届内阁与“第五共和国二期”无异。财务部、内务部、法务部、外务部等核心部门的长官全都沿用了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人选，甚至连副总理也任命了曾在第五共和国担任过长官的人。政权似乎没有更迭，让人丝毫没有新鲜感。这也对第13届国会总选举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可以说，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失了民心。
第六共和国初期，全斗焕如同“太上皇”一般在幕后操控权力。卢泰愚曾对我说：“经济方面就交给你了，好好磨刀，做好准备。”但在当选总统后，他却收回了这句话。卢泰愚的辩解是：“关于经济问题，有很多人和你的看法不同。”正如从祖父那里学到的那样，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而且我帮助卢泰愚也并非期待什么回报，所以便“想当然”地过去了。卢泰愚当选后，我曾在政权交接委员会负责经济部门，但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后，我们便再未见面。（因此，我才会在第13届国会总选举中那样突然地参选。）
第六共和国成立约一年半后，卢泰愚联系了我，说想见个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事，我们只是在总统办公室相对而坐，聊了大约两个小时。对于已经执政第二年、成为总统的卢泰愚，我说了不少“逆耳”的话。我谈到，他就任总统已有一段时间，为何政府如此不受国民欢迎、舆论如此糟糕，以及韩国历任前总统为何最终都被评价为失败等等。卢泰愚的脸色自然不会好看，他全程都带着不悦的表情听着。但是，卢泰愚确实有能够从容倾听他人意见的优点。面谈结束，我正要握手告辞，卢泰愚却说了这样一番话：让我别光顾着批评他，要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心想这又是什么不着边际的承诺，便一笑置之了。
那次会面后，过了两个月也没有什么下文。直到某天凌晨，家里接到了电话，说是“总统的电话”。我看了一眼表，正是六点。这么早究竟有什么事？我接起电话，听筒那头传来声音：“是我。从今天开始进来工作吧。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心意，但你原本在那个领域也很有造诣，就拜托你负责一下。”
于是，我便接受了保健社会部长官的职位。卢泰愚说：“本来想让你担任劳动部长官，但劳动部长官容易招致非议（当时劳动争议此起彼伏），所以你先负责保健社会部的工作吧。”我很好奇，他说的“先”负责是什么意思。
“您家里喝自来水吗？”
保健社会部长官我当了大约8个月。这是福利领域，正如卢泰愚所说，并非我没有专业知识的领域。但在担任保健社会部长官期间，我的记忆里却满是“处理事故”的经历。
我一上任就发生了“自来水风波”。当时有报道称，建设部对全国自来水成分进行检测后发现，重金属和细菌超标，不宜饮用。一时间舆论哗然。长官就职仪式刚结束没多久，我就被叫到了国会。当时，负责监督保健社会部的国会保健社会委员会里，聚集了大量在野运动背景的重量级议员，如贫民运动家李哲勇、女性运动家朴英淑等。我刚一落座，他们便这样问道：“长官您家里是喝自来水，还是喝瓶装水？”我回答说喝烧开的自来水。因为当时确实如此。
我正纳闷他们为何这样问，原来保健社会委员会的议员们立即派人到我住的公寓，向门卫打听情况，确认是否见过有瓶装水送到我家。如果我说了谎，他们肯定会以此为借口集中攻击。别说瓶装水了，当时我家连净水器都没有。他们得知我如实回答后，态度便缓和了许多。
顺便一提，韩国允许市售瓶装水是在1994年。在此之前，只有外国人才能购买饮用瓶装水。虽然88年奥运会期间曾短暂允许销售瓶装水，但在1994年以前，韩国国民购买饮用瓶装水严格来说是违法的。理由是“花钱买水喝，会在国民中造成不和谐感”。尽管如此，那些所谓的社会上层人士都在私下购买饮用瓶装水。
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喝瓶装水，但曾几何时，“超市卖瓶装水”这种说法本身都令人难以理解。在那样一个年代，作为国民唯一饮用水源的自来水竟然被评为“不宜饮用”等级，事件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吃完了一辈子要吃的方便面
自来水风波刚平息不久，又爆发了“方便面牛油风波”。中年以上的读者可能还记得这件事。当时，方便面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被举报使用工业用油炸方便面，检察机关随即展开调查，多名企业相关人员被捕。虽然此案后来被判无罪（据查是一名对公司不满的人恶意举报），但涉事企业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译者注：1989年，有人指控三养在面条中使用了工业用油，此丑闻造成三养声誉受损，终止了三养在韩国泡面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这一事件导致国民对食品安全性的不信任感加剧，不仅是方便面，就连炸鸡、油炸食品、面包、饼干等使用油脂的各类食品销量也大幅下降。
准确地说，那并非工业用油，而是“非食用”油。而且，那不是化学成分的油，而是牛油。他们进口这种非食用油，将其精炼成食用油后使用。这里的“非食用”并非指无论如何都不能食用，而是指“尚未精炼，现状不宜直接食用”的意思。这就像进口原油，精炼成汽油后销售的原理一样。只需判断精炼后的汽油是否适合汽车使用即可，“原油不能开动汽车”这种说法岂不是缺乏逻辑关联吗？
然而，“非食用”被讹传为“工业用”，国民误以为那就像是用化学油之类的有毒物质来炸食品。更有甚者，负责调查的检察机关突然宣布“可能危及生命”。我曾恳切地预先请求检察方面“在发布与人体相关的内容时务必慎重”，但他们却单方面如此宣布，导致保健社会部陷入了紧急状态。我们委托国立保健院进行了食品安全检测，并多次公布结果，说明“食品没有任何问题”，但国民的信任早已跌至谷底。
经历了自来水和牛油风波，我有了新的感悟：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对健康、环境和卫生的关注度也会急剧上升。在食不果腹的年代，谁会特别关心自来水里有什么成分，或者方便面是用什么炸的呢？政治也应如此，要顺应时代和民众意识的变化而改变。我深切感受到，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我还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社会的不信任风气比想象中更为根深蒂固。牛油风波期间，我参加了一场电视讨论会，与国民进行对话。听到一位讨论者将非食用油精炼为食用油的过程比作“抹布洗了就能当擦碗布吗？”，我一时不禁叹了口气。这当然是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但这个比喻用错了对象。我解释道：“好比回收汤匙和便壶，熔化成铁水后制成饭碗，这并不意味着碗里还装着便壶，不是吗？”我的妻子是食品营养学教授，在牛油风波期间给了我很大帮助。
当时，我为了找到安抚国民的方法而费尽了心思。我想起了1966年在德国留学时发生的一件事：一架美军轰炸机在西班牙海岸坠毁，机上载有几枚原子弹未能回收，因担心放射性物质泄漏，前往西班牙的游客大幅减少。旅游收入骤减的西班牙居民怨声载道，于是美军司令官和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便跳入西班牙海域游泳，并通过电视播放这一场面，宣传“西班牙是安全的”。我想：“好吧，我们也这样做试试。”于是，我邀请电视台记者到国会议员餐厅，与保健社会部的职员们一起吃方便面。反响不错，后来又举办了好几次这样的活动。
但事实上，我的体质不太能消化面粉类食物，平时并不怎么喜欢吃方便面。当时感觉把自己一辈子要吃的泡面，全都一次性吃完了。我每晚都因为腹胀难受而辗转反侧。当长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15 深感弱国之悲哀 | 1990年的韩苏建交
我在担任保健福祉部（“部”级单位，时称“保健社会部”）长官时，曾有过这样一段逸闻。上任后，我听取各司局的工作汇报，负责医政局的局长得意洋洋地报告说：“我们有效地实行了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9。”医政局是负责整个医疗政策的部门。听完汇报后，我说：“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不过，从现在开始，请研讨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听了我的话，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毕竟，要改变一项持续了30多年的政策，而且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改变，他们当然会感到惊讶。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名女性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孩子数量。这个数字并非越低越好，当然，也并非越高越好。人口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考虑到经济规模或福利政策等因素，必须将生育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以上。任何国家都必须将平均生育率维持在2.1左右，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生育率已经偏低，而严重的问题在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过快。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因人口过多而担忧。甚至还出现过“盲目生育，难免乞丐”这种多少有些滑稽的计划生育口号。那时，总和生育率高达4-5。仅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4个以上子女的家庭还很多。后来，随着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进入80年代，两个子女的家庭已成为多数。“只生两个，好好抚养”的标语一度流行。
其他国家从多子女家庭文化转变为两个子女家庭文化，通常需要大约100年的时间。而我们仅用了二三十年就实现了这一点。我们不仅经济实现了压缩式增长，在这些方面也实现了集约式缩短。可以说，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追求快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将生育多个子女的父母几乎视为罪恶，从第三个孩子开始不给予医疗保险优惠，男性接受输精管结扎手术可免除一次预备役训练等，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也难怪会如此。
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也应适可而止，过度则会成为毒药。现在的情况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如今，生育率已降至1.0以下（2019年总和生育率为0.92），甚至出现了鼓励“多生孩子”的运动，与过去形成了完全相反的局面。仅仅是由于惯性，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果在短短20年内就造成了如此境地。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曾将公务员描述为“没有灵魂的存在”。官僚们只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听从指令行事，不能苛责他们。那么，政治人士们就应该纠正方向，但人口政策恰恰是在任期内看不到成果的政策，因此无论朝野、派系，所有人都放任不管，错失了时机。不应事后才催促般地说“生孩子吧”，而应该事先就建立起让青年人乐于结婚、年轻夫妇能够安心生育和抚养孩子的社会整体环境。现在才给点生育补贴，生育率是不可能提高的。像我这样未能更积极地为未来做准备的一代人，责任重大。
总之，当时身为负责计划生育的主管部门长官，我提出“今后不要再搞计划生育政策了”的言论传开后，各方指责声此起彼伏。尤其是那些依靠政府补贴开展计划生育宣传等活动的公民团体，更是闹翻了天。
“怎能让长官当秘书呢”
就这样，我担任了8个月的保健社会部长官，之后立即调任经济首席秘书，工作了两年。我需要解释一下突然成为经济首席秘书的过程。
1988年第13届国会议员选举时，我原本没有参选的打算。正如前面介绍的那样，卢泰愚曾说“如果当选，经济就交给你”，并让我“好好磨刀”，所以我一直勤奋地做着这方面的规划。在我国宪法中加入经济民主化条款的条件下，如果我负责经济政策，我正准备着手进行我自己的“手术准备”，以便能够全面改造大韩民国的经济。在准备卢泰愚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全斗焕方面曾要求“为了政策的持续性，请提名一位能够担任现任经济首席秘书对应角色的人选”，当时卢泰愚也任命了我。然而，当他真正当选后，却以“与你想法不同的人很多”为由将我置之度外，其表面理由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事件时，我提出了与普遍观点截然不同的诊断。
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暴跌。股价一夜之间下跌20%以上，因为发生在周一，所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这一事件自然让人联想到1929年10月的华尔街大崩盘。众所周知，1929年的大崩盘导致了大萧条，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世界经济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当时经济团队的长官们普遍主张“世界性经济恐慌可能再次发生，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经济刺激措施”。但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1929年参与华尔街投资的是散户，而现在参与的是体制内的金融机构，因此不会发生50年前那样的抛售现象；各国央行之间的协调也很好，因此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所以不应该采取扩张政策。我特别指出，第二年有奥运会，需求会进一步扩大，因此没有必要采取人为的刺激措施。最终，我的主张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有很多人对我提出与多数人不同的意见表示非议，卢泰愚被这些人包围，从而疏远了我。一旦当选总统，他的周围往往会竖起层峦叠嶂般的人墙。
因此，我在卢泰愚政府初期未能进入内阁，而是参加了第13届国会议员选举。那段时间，经济状况真是一团糟。政府成立伊始，房地产价格暴涨；奥运会刚结束，物价进一步飙升；工人们的全国性罢工持续不断；出口和投资跌入谷底；全租房价格暴涨……情况何其严重，以至于当时出现了“整体性困局”的说法，至今仍在政界用来形容时局混乱的惯用语。最终，1989年12月，政府宣布经济危机。副总理召集经济部门的长官们，正式宣布韩国经济处于危机状态，并决定成立“经济危机管理委员会”。结果第二天股价暴跌，混乱局面达到了顶点。
宣布经济危机几天后，我因保健社会部有事汇报前往青瓦台，总统却说“今天不需要汇报，我们谈点别的”，并让我坐下。通常保健社会部汇报时，经济首席秘书会列席（译者注：时任经济首席秘书为文熹甲/문희갑，任期1988年12月5日-1990年3月17日），但那天在等候室里等了许久，首席秘书也没有下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刚坐下，总统就说：“你，必须到我身边来。”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要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的意思。我故意开玩笑说：“您怎么能让担任长官的人来当秘书呢？”卢泰愚突然发火了，说：“我请你帮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卢泰愚如此生气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心里吃了一惊，心想玩笑可能开过头了。可见当时总统的神经有多么紧张。毕竟任期已过半，却没有显著的政绩，甚至还宣布了经济危机。
他催我尽快到青瓦台来，我问道：“进去是没问题，但需要与经济团队合拍才行，您考虑的财务部长官和副总理人选是谁？”在总统中心制下，经济政策的最终责任当然在总统，但扮演“经济智囊”角色的经济首席秘书也需要与负责实际工作的副总理等人配合默契才行。听了总统考虑的人选后，我觉得他们并非能与我共事的人。所以我表示做不了。总统似乎早已料到，说：“经济团队的人选可以调整，总之你无条件准备工作。”我说：“大韩民国的经济规模现在已经相当庞大，短期内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中长期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您打算做那些事，就请把我调到青瓦台；否则，就请让其他人担任经济首席秘书吧。”卢泰愚点了点头。我接着说：“如果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会在一周内以书面形式向您汇报。”然后告辞了。
一周后，我提交了书面报告，总统看完后说：“知道了。”意思是全部接受。当时我向总统汇报的内容，我会稍后逐渐告诉读者们。
本以为很快就会有人事任命，但过了一个月也没有消息。看来是在其他经济团队的人选上遇到了困难。在我被宣布任命为经济首席秘书的前一天，总统打来电话，说了几个人的名字，问我：“能和这些人一起工作吗？”我回答说哪些人还可以，哪些人似乎不太合拍。最终的人事权在总统，我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无论如何，我已经做好了工作的准备。第二天公布的内容，我的意见完全得到了反映。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那么，现在应该回顾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时所做的事情了。很多读者可能会好奇，一个曾担任经济首席秘书的人为何要谈论外交政策，但我想先从“北方政策”谈起。
“北方政策”这个词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感到陌生，但1970年以前出生的读者们，或许会在社会或历史课上学到并有所记忆。这项政策模仿德国的东方政策而命名为北方政策，在卢泰愚政府时期得到了集中推进。其内容是我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大国接连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大部分在纬度上位于北方，或者说这项政策最终针对的是朝鲜，因此得名“北方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典型的分裂国家。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韩国。（作者注：除德国和韩国外，越南和也门也曾因意识形态而分裂。）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承担责任，被战胜国分割，而我们的分裂确实是荒唐且令人委屈的事情。分裂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韩国分为南北两部分，各自成立了不同的政府，之后，所有政府都遵循了哈尔斯坦原则。哈尔斯坦原则是德国外交官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 1901-1982）于1955年阐明的原则，即西德不与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韩国不与承认朝鲜的国家打交道。这正是“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的原则，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孤立对方。然而，西德在1969年毅然废除了哈尔斯坦原则，推行“东方政策”，并最终在1990年实现了统一。我们也以之为榜样，宣布了北方政策。
从现在开始，我将详细介绍北方政策的进展过程，原因在于它并非单纯的外交政策或统一政策。1990年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我国经济之所以能支撑到今天这种程度，其秘诀之一就在于北方政策。北方政策既是外交和统一政策，但从结果来看，它也是一项“经济”政策。
有人可能会贬低说：“即使不是卢泰愚，换作其他任何人当总统，也会推行类似的北方政策。”这种说法与“即使不是朴正熙，换作任何人也都能实现经济增长”的主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假设。如果对参与民主化运动的人们说：“即使没有你们，民主化也会实现”，他们会轻易接受吗？历史没有假设，只有过程和结果，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回顾那个时代赋予的课题面前，主角们是多么忠实地履行了职责。
砍倒顶梁柱的方法
担任经济首席秘书后，我上楼向总统汇报工作。汇报结束后，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便问道：“听说您在推行北方政策，进展顺利吗？”他面露难色地回答说：“框架已经搭建好了，但进展不顺利。”
介绍当时的情况，北方政策开始后，1989年与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90年也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约定建交，但真正重要的苏联和中国方面却毫无音讯。这如同砍树时，只是修剪了许多枝叶，却未能触及树干。
这也难怪，因为当时我们为试探与苏联建交谈判而接触的渠道，仅仅是与苏联某杂志社派驻日本东京的克格勃（KGB）特工进行接触的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共产党政治局决定的情况下，对于国家级的问题是不会轻易行动的。我们仅仅与最底层的干部或情报人员打交道，并天真地以为可以把他们当作阶梯来确保与上层的联系，因此，与大国打交道自然进展缓慢。由于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当时我们与共产主义阵营的人脉几乎为零。
“坦白说，我们并没有与这样的大国打交道的经验，不是吗？向那些长期与这些国家打过交道的人寻求帮助怎么样呢？”听我这么一说，总统一边眼中放光一边问道：“有这样的人吗？”他就是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如前所述，舒尔茨国务卿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了7年多的国务卿，在达成导弹协议等过程中，与时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舒尔茨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且为了不让88年奥运会成为“半边奥运会”（由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相互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都只举办了一半），他率先出面说服了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若妨碍奥运会，将予以强力反制——传递这样的信息，帮助我们顺利举办奥运会，这也是舒尔茨的功劳。
“你能把他请来吗？”总统问道。我请求他写一封亲笔信。就这样，1990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应大韩民国总统的邀请访问了首尔。
“不如去打高尔夫球吧”
舒尔茨的介入使问题意外地简单化了。在他访问韩国后回国的那天，他顺道前往青瓦台向总统道别，并传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消息。戈尔巴乔夫即将访问美国，他与斯坦福大学计划共同举办一场特邀演讲，届时或许会有好事发生。
果真如此吗？听了舒尔茨的话，我半信半疑。舒尔茨回国后，一场前国家元首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与会人士途径韩国，苏联政府外交顾问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担任苏联驻美大使长达25年之久）当时也来到了首尔。他传达了与舒尔茨相同的信息，说：“戈尔巴乔夫将于6月前往美国旧金山，届时可能会与韩国总统会面。”
“可能”会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多勃雷宁提出了条件：“苏联总统虽然会与韩国总统会面，但议题必须限定在经济合作。请具体准备好经济合作的规模和方式。另外，如果在美苏会谈举行的消息事先泄露，会谈本身也可能被取消。”诸如此类的强硬条件。
5月底，卢泰愚总统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与戈尔巴乔夫的旧金山会谈预定在6月初。因此，总统访问日本后回国的专机没有返回金浦机场，而是直接在首尔机场（作者注：位于京畿道城南市的空军基地，供总统海外访问或外国国宾访韩时使用。）待命。因为几天后又要出发。记者们对此感到奇怪，纷纷询问总统又要去哪里。由于难以保密，我们只好对记者们设定了新闻禁令，并宣布“韩苏首脑会谈可能会在美国举行”……结果如何呢？就在总统前往美国的前两天，釜山的一家报社打破了新闻禁令。我们当时非常担心会谈因此取消，真是让人提心吊胆……
载着总统的飞机抵达旧金山后，舒尔茨已在机场等候迎接。刚下飞机，舒尔茨说的话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吧。”在如此历史性的时刻面前要打高尔夫球，这听起来多么荒唐。舒尔茨却回答说：“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展现出从容不迫的姿态。”意思是，我们不能表现出急于向苏联靠拢的样子。我不禁感叹，他果然是谈判大师。
我把这话转告给总统，他摇了摇头。从韩国出发前，总统就已非常焦虑。为了一场甚至不知能否举行的会谈，一国总统不远万里飞到地球的另一端，这本身就可能被视为一种赌博。由于媒体已经报道，如果会谈告吹，那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抵达美国后，总统一直待在酒店房间里。卢泰愚特有的谨小慎微让我感到有些心酸，也让我体会到弱国的悲哀莫过于此。我们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何时抵达旧金山都不清楚。
被挤在电梯里的总统
第二天，韩方三人与苏方两人举行了工作层级的预备接触。韩方由我、秘书室长和外交安保辅佐官出席，苏方则派出了外交顾问多勃雷宁和副总理马什科夫。苏方为戈尔巴乔夫的会面设定了条件，即除总统外，只有5人可以进入会谈场所。于是我们内部开会商议。外交安保辅佐官、外务部长官、翻译这三人是基本配置，考虑到需要向外界公布会谈结果，发言人也需要列席。那么，剩下的一个名额该给谁呢？
外务部方面打算安排莫斯科总领事列席。当时韩国与苏联尚未建交，在韩苏关系中，总领事的职位是最高的。外务部的人往往很重视这类礼宾或规程。于是就这样决定了。但第二天早上，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从华盛顿飞了过来。事关韩苏建交，白宫也对此高度关注。助理国务卿听取了列席者名单后，向卢泰愚建议道：“由经济首席秘书列席为好。”美国助理国务卿介入我国外交如此细枝末节的事情，着实令人讶异，但听了他的理由后，所有人都点头认同。“苏联此次同意会谈，完全是出于经济合作的考虑。由能够就经济领域发表负责任言论的人士出席，才能提高成果。”就这样，莫斯科总领事被替换，我得以参加韩苏会谈。
1990年6月4日，历史性的韩苏首脑会谈举行了。实际上，我们直到前一天才知晓会谈何时举行，甚至是否能够举行。确切的会谈时间也是在当天上午苏方通知“下午4点在费尔蒙酒店会议室会面”后才最终确定。我们多方面地感受到了弱国的悲哀。
走向会议室的途中，心情也很苦涩。卢泰愚总统乘坐电梯。好歹也是一国总统，本应单独使用电梯，仅由我方警卫人员陪同，但他却被苏联的秘密警察和美国的安保人员挤得严严实实，几乎是“贴”在电梯壁上上去的。我们先到达会场，等待苏方人员。不一会儿，戈尔巴乔夫出现了。
16 雷声大雨点小 | 1992年的韩中建交
大韩民国总统与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首次握手。两位领导人逐一向对方介绍了各自的随行官员。当卢泰愚总统介绍说我是“负责经济的官员”时，戈尔巴乔夫带着一丝戏谑的表情看了我片刻，然后突然轻轻撞了一下我的肋部。我正纳闷为何如此，他指着我左手拿的文件问道：“这个怎么这么薄？”这番话颇有些深意，意指当天主要讨论经济合作，而我们准备的“礼物”似乎有些不够分量。他这个打破会谈紧张气氛的玩笑，引得众人一同笑了起来。
落座后才发现，苏方除了总统之外，有正式官衔的只有一位副总理。所有人都没带任何文件，戈尔巴乔夫只带了一支铅笔。只有我们白费心思地讲究形式，为了谁该列席、谁不该列席而煞费苦心。（苏方列席人员均为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助理。）我国总统照着秘书室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宣读，而戈尔巴乔夫则即兴讲了他想说的话。
戈尔巴乔夫是个喜欢使用隐喻说法的人。他甚至没有使用“经济合作”这个词，而是说：“让我们通过量的发展来谋求质的飞跃。”意思是先进行经济合作，待成果累积之后再建交也不迟。他还用了“苹果没熟就摘下来吃，味道会不好”这样的比喻。由于苏方对经济合作表现出如此积极的态度，我们也表明了推进经济合作的意向，并提到“愿意提供一定数额的美元作为经济合作资金”。当时，翻译将“一定数额的美元”译成了“数十亿美元（several billion dollars）”，我们未曾料到，这一原本没有特殊含义的表达，日后竟会成为争议的焦点。
会谈结束后，我方提议双方合影留念，苏方却连照片也不想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苏方是如何看待这次会谈的。经过我方恳切说服，表示双方见面总该留个纪念，两国首脑才勉强并排站着，拍了一张照片。双方也没有协调统一新闻稿，我们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发布了会谈结果。第二天，我们前往华盛顿，向美国总统说明了会谈情况。对卢泰愚总统而言，仅仅是会谈得以举行这一事实，就让他显得非常高兴。毕竟，为了这次成败未卜的会谈，他专程飞往了美国。
先建交 vs 先经合
然而，回国后过了一个月，苏联方面仍杳无音讯。到了7月20日，收到了一份电报，提议8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经济合作会谈，条件是团长必须是经济领域人士，外交部官员不得前来。于是，我作为团长，率领包括外务部次官补（译者注：即外交部部长助理，在韩国外务部中的序列仅次于长官和次长）在内的20余名谈判团成员前往了莫斯科。
此后韩苏建交与经济合作谈判的详细过程，鉴于本书的性质，无需赘述。到了苏联后发现，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能获得多少经济合作资金”。苏联表面上是社会主义强国，但内部已然分崩离析。第一次经济合作会谈时，我的苏方谈判对手是第一副总理马斯柳科夫，我与他就苏联经济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当年我在德国留学时研究苏联经济的经历，在此时帮了大忙。总之，苏方“先经合，后建交”的立场显得非常坚定，我国外交部也主张先谈经济合作，理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要先给钱，谈判才能顺利进行”。我的想法则不同，决定尝试一下。无论成败，总得试着主张一次“先建交”吧。
我对马斯柳科夫单刀直入地说道：“贵国总统主张在实现量的发展后再追求质的飞跃，但反过来试试如何？我们是小国，你们是大国，我们岂会欺骗你们、违背承诺？”他的反应并不那么消极。于是，我进一步具体说服道：“贵国与我国的体制不同。我们是民主国家。在贵国，总统下令即可行事，但我国有国民、有舆论，总统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尤其我国国民对金钱交易极为慎重。如果出现‘互不承认的敌对国家之间怎能进行金钱交易’的批评声音，我也将难以应对。因此，还是先建交吧。”几番对话后，我这样说道：“我知道您无法独自决定。我也清楚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在休假。此事在此难以定夺，请您无论如何设法获得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承诺，我们明天下午再会面。”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再见到马斯柳科夫时，他突然开口说：“戈尔巴乔夫总统说要好好款待您。”我一时不解其意。接着，他笑容满面地说道：“先建交吧。”原来他已得到正在休假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正攻法奏效了。我立即将此消息报回青瓦台，青瓦台方面欣喜万分。但苏方人员却丝毫不愿签署协议之类的文件，又让我们费了不少周折。万一他们口头答应后又反悔，那该如何是好？考虑到无论如何都要留下“记录”，我便在当晚举行的招待会上请来了一位KBS电视台记者，安排他拍摄我与马斯柳科夫交谈的场面，并巧妙地引导马斯柳科夫在采访中自然而然地说出“我们决定先建交”。当时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力量还非常薄弱，回想起来，诸如此类黑色幽默般的轶事着实不少。
于是，当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外务长官与苏联外长会晤，签署了建交协定。与朝鲜的“老大哥”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第二年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也便水到渠成。
在此为年轻读者补充说明一下。我国在朝鲜战争时期依靠联合国军的帮助才得以幸存，可谓欠了联合国一条命。因此，我国曾将联合国成立日10月24日定为国家纪念日（联合国日），甚至在1975年之前一直将其作为公休日，以此表达对联合国的特殊情感。尽管如此，政府成立后的近50年间，我国一直未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这是因为朝鲜方面以“加入联合国将固化分裂局面”为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由于朝鲜的反对，作为其友邦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和中国自然不可能批准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因此，我们长期无法出席联合国大会，只能坐在旁听席或在走廊徘徊，没有任何发言权。朝鲜改变立场，南北朝鲜得以同时加入联合国，北方政策及韩苏建交是决定性的契机。
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李承晚政府时期建交国家仅有15个。朴正熙政府为推行出口政策、拓展经济版图，与7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全斗焕政府时期建交国家为10个，而卢泰愚政府时期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达26个。卢泰愚政府时期是韩国历史上在短期内与最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这些国家几乎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外交关系前后，这些国家大多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我国的经济版图也真正开始向世界拓展。我们得以开拓那些因意识形态壁垒而被隔绝了半个世纪的蛮荒市场。北方政策开启了世界被封印的另一半。
中朝关系并非那么简单
1990年8月，结束与苏联的经济合作谈判回到首尔后，总统秘书室长（译者注：时任总统秘书室长为卢在凤/노재봉，任期1990年3月17日-1990年12月27日）让我准备出国。我笑着问道：“我才刚回来，又让我去哪里？”他回答说这次是去中国。我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为何派我去中国。而且，此事只有总统和秘书室长知晓，叮嘱我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对驻青瓦台的记者们说要去度夏日假期，然后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随行人员也只有一个助理。（当时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所以经由日本。）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旁边恰好坐了一位航空公司的高管，他不停地追问我的最终目的地，着实让我捏了一把汗。
抵达北京机场时，汽车已在舷梯口等候。入境手续也是在飞机上办完的。我乘坐豪华轿车，像被押解似的被带往某处。抵达后才发现是中国接待国宾的钓鱼台国宾馆。
原本从韩国出发时，我期待能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04年~1997年）。因为邀请我访华的渠道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邓朴方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躲避红卫兵追捕，从建筑物上跳下，导致下半身严重受伤而残疾，改革派掌权后，他担任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因此，我一到钓鱼台就请求：“请安排我与邓小平见面。”但中方却表示：“邓小平不能见，见薄一波（1908年~2007年）吧。”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薄一波是何许人也。
当时的中国，所谓“八大元老”掌握着所有实权。邓小平也并非以共产党总书记或国家主席的身份，而是以“元老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在幕后行使权力。（作者注：事实上，邓小平从未担任过共产党总书记或国家主席的职务。尽管如此，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都扮演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角色，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薄一波便是那“八大元老”之一，主要负责经济领域。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不愧是饱经风霜的政治家，气势逼人，声音洪亮，态度傲慢。
与薄一波相对而坐，我问及韩中建交事宜，他不愧是中国人，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看你们国家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像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却一滴雨也落不下来。”我正纳闷这话何意，原来他是说，那段时间为了促成韩中建交，无数人往返于中国，却“一滴雨也未降下”，即毫无成果。事实的确如此。当时，在中国做生意的人、自诩与中国高层有交情的人、在中国有亲戚的人等等，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像媒人一样出面表示自己可以斡旋与中国领导层的建交谈判。为此，不知写了多少封总统亲笔信。后来才得知，这些信函都躺在中国共产党科长级官员的办公桌抽屉里。真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我问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是好？”他断然说道：“你们总是来访，让我们疏远朝鲜，亲近韩国，但朝鲜和我们（中国）的关系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是血盟。所以别说废话了。”当然，那并非正式的外交会谈，我的年纪也比他小很多，但无论如何，把代表政府来访的人当小孩子一样对待，总归不那么愉快。对我个人不敬尚可忍受，但他那种把我国视为小国并加以轻视的态度，我感受得非常强烈。与薄一波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既然是残疾人联合会邀请的，我也向协会捐了款，与邓朴方在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还参观了共产党党校，就这样像真的旅游一样过了一周左右才回国。
“台湾问题打算怎么办？”
回国后向总统汇报访华结果时，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必须进入休整期了。”于是，各方面推进韩中建交的工作都暂时停止了。
在数千名政府官员中，中国为何偏偏点名要见我呢？我想，他们可能是看到了国内外媒体关于我全面负责与苏联建交谈判的报道，从而推测我是能与总统直接沟通的人物。访问中国时，他们也曾旁敲侧击地问我“韩苏建交进展到何种程度”。他们的盘算可能是，只有韩国与苏联先建交，他们才能在最大限度减少朝鲜不满情绪的情况下推进韩中建交。
于是，中国成了搭上北方政策末班车的国家。在与苏联建交、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之后，我们才得以正式准备与中国建交。那时，我们同样决定请舒尔茨国务卿担任信使。
传来舒尔茨国务卿应邓小平邀请将访问北京的消息。我们接到通知，他会在途中经停首尔。他往返日本或中国时，总是习惯性地经停首尔。我抓住这个时机，安排了总统与舒尔茨国务卿的会晤。这次，我们请求舒尔茨“为我们与中国牵线搭桥”。
舒尔茨果然是位老练的人。他一听便问：“台湾问题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已下定决心。“只能断交了。”他又问：“当真？”我回答说“是的”，他便眼神凝重地点了点头。中国至今仍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与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一概不来往。因此，我们要与中国建交，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好与台湾的关系。而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舒尔茨露出一副“为什么拿这种事来为难我”的表情，启程去了北京。
他能否将我们的意图准确传达给北京，我当时也半信半疑。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我见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任国家主席），下个月会有好消息，请等待。”果然，一个月后，在首尔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长会议上，与会的中国外长（译者注：时任中国外交部长为钱其琛，时任韩国外务部长官为李相玉/이상옥）请求与我国总统单独会面。他传达了“领导层指示，从外交部司局级开始谈判”的信息。
1992年8月，韩国与中国签署了建交协定。同年12月，我们与曾兵戎相见的越南也建立了外交关系。北方政策至此完成。数十亿人口的“市场”由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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