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权力——金钟仁回忆录（3）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52758798
ISBN-10: 895275879X
Authors: Kim Chong-in
Edition: Ch'op'an
Publisher: Sigongsa
Published: 25 Mar 2020
书籍介绍
一位无论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阵营都争相邀请的政治人士，
一位亲身见证并经历过韩国历届政权的经济专家，总统们的智囊，
金钟仁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撰写的回忆录。
金钟仁，其祖父为独立运动家、大韩民国首任大法院院长金炳鲁先生。他年轻时便侍奉在为大韩民国宪法奠定基石并在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祖父身边，近距离目睹了诸多政治现实。从24岁开始亲身参与政治，他将自朴正熙政权至文在寅政府时期，亲历历届政权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悟尽述于本书。
他于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在西江大学执教期间，参与了朴正熙政权推行“增值税”与“医疗保险”制度的进程。以此为开端，他开始深度参与多届政府的国政运营，书中随处可见他在近距离辅佐历任总统期间，对所推行政策及其过程的感悟。
全斗焕政权突然试图推行金融实名制的缘由；在1987年宪法中加入“经济民主化”条款过程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卢泰愚政府时期，临危受命担任保健社会部部长时所面临的“拉面风波”；出任经济首席秘书后，推动财阀出售5000万坪非业务用地产的措施；韩苏建交与韩中建交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仁川机场、KTX高速铁路的引进到一山、盆唐新城建设的幕后历程；大韩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与历史；房地产价格暴涨的过程以及为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等等……阅读本书，您会感到仿佛置身于大韩民国近现代史的现场。金钟仁——唯有他才能讲述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大韩民国政治经济史的鲜活故事，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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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3
20世纪90年代，为“大韩民国”添砖加瓦
17 财阀的贪欲，其尽头在何方？_ 1990年的非业务用房地产出售措施
18 未能实行结构调整的后悔与反思_ 某电子企业的汽车产业进军之路
19 反对建设KTX的人们_ 1991年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团
20 解开错综复杂线团的过程_ 1990~1992年的股市与物价
21 “请与金泳三划清界限”_ 1990年的三党合并
17 财阀的贪欲，其尽头在何方？ | 1990年的非业务用房地产出售措施
我被任命为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之时，正值数月前政府刚刚正式宣布经济危机之际，形势不容乐观。
物价飞速上涨。其原因，读者们现在想必已经了然于胸。所有被压抑的因素都一次性爆发了出来。其中，房地产问题尤为严峻。地价、房价日新月异地飞涨。从1980年到1987年，地价年均上涨率在10%左右，但从1988年起，每年飙升近30%。1989年地价上涨率为32.0%，1990年为20.6%。在冻结一切的过程中，公寓的预售价格也曾一度被冻结，放开之后，仅在1989年至1991年间，首尔公寓的平均价格就上涨了2.6倍。
为保护租户，政府修订了《租赁保护法》，将全租合同期限从原先的1年延长至2年。然而，这反而导致房东们一次性提高2年的保证金，致使全租价格暴涨。（旨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反而将社会弱势群体逼入绝境，这是政策制定者常犯的悖论性错误，此刻仍在重演。）房价在1988年上涨13.2%，1989年上涨14.6%，1990年上涨21.0%；而全租价格仅在1989年一年内就飙升了近30%。甚至发生了因无力承担上涨的全租保证金而被赶上街头的一家人选择走极端的事件。这无疑是政策的巨大灾难。
老生常谈，自然科学实验若发生意外，至多是实验者本人受伤；而社会科学实验一旦失误，则会使民众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如此，却无人承担责任，甚至感觉不到丝毫良心的谴责。
建造200万户住宅
为了抑制飞涨的房价，我的前任经济团队首先采用了“增加供给”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供给增加则价格下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目标便是“建造200万户住宅”。当时，韩国全国的住宅总量尚不足700万户。然而，要在短期内建造200万户住宅，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看，如此仓促的政策都必然伴随着副作用。经济团队对此不可能不知情，但依然强行推进。这是前任经济首席秘书的一贯作风。（他曾在全斗焕政府时期担任经济企划院预算局长，负责冻结预算工作。）（译者注：时任经济首席秘书为文熹甲/문희갑，任期1988年12月5日-1990年3月17日）既然已经启动，在我接任经济首席秘书之后，也只能继续推进并最终完成。
建造200万户住宅也是卢泰愚总统的竞选承诺。卢泰愚总统当选后，在办公室里将500项承诺制成图表悬挂起来，并亲自为每个项目打分以检查进展情况，他有着这种近乎偏执的认真。与卢泰愚总统亲自打过交道的人都深知，这种耿直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突然间同时建造如此大量的房屋，会发生什么事呢？不难想象。在沙子、水泥、砖头、钢筋、木材等无一充足的情况下，要建造如此多的房屋，首先引发的便是建筑材料的短缺现象。建筑商们为了购买材料，甚至出现了凌晨就在销售点前排起长龙的景象。材料价格的暴涨，又反过来对整体物价造成了影响。工资上涨，劳动力短缺，事态雪上加霜，愈发棘手。
历经这般波折后建成的便是如今的一山、盆唐、坪村、山本等新城。虽然它们逐渐成为了热门新城，但在刚建成时，由于未充分考虑教育、交通、文化、商业设施等各类基础设施，居民们在生活中遭遇了诸多不便。无论如何，那项政策是即便要承担副作用，也不得不强行推进的。其积极效果在5年、10年后才逐渐显现。对于这类政策，很难单方面评价其成败。
真正的问题在于其他方面。我的前任经济团队为抑制房地产价格而采取的另一种方法，才是症结所在。那就是“土地公有概念”。时至今日，仍有人将此概念奉为进步的象征，其核心思想是土地为公共财产。其逻辑是，土地从根本上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因此应对其征收特别的税金。由此便催生了所谓的“土地公有概念三法”，即《宅地所有上限法》、《开发利益回收法》和《土地超额利润税法》。
顾名思义，这些法案内容包括禁止每户拥有超过一定面积的宅地，由政府回收宅地开发所获利润，以及在土地价格上涨时对其征收重税等。从常识判断，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其中充满了违宪因素。然而，政府依然强行推进了这些法案。当时我担任保健社会部长官，在国务会议上，我对“土地公有概念三法”表示了极其强烈的反对。我曾数次向总统强硬地指出：“这些法案即便通过，日后也必定会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
受小说与电影的启示？
有人因我反对土地公有概念而批评我“不够进步”，我对所谓进步或保守这种荒谬的二分法毫不在意，但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怎能对违背现行宪法之事坐视不理？关于土地公有概念的由来，有些人甚至搬出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理论来强调其理论依据。好吧，就算有这样的理论。但理论与现实不同。理论上或许可以设定土地的公共“概念”，但在现实的法律与行政中，无法适用如此笼统模糊的标准。现实中，土地非公即私，要么是公有地，要么是私有地。不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所谓公共“概念”的土地。理论上的想象是自由的，但将其付诸实践则不然，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土地公有概念”一词在我国流行起来，其背后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渊源。朴正熙政府时期，一位建设部部长官阅读了日本小说《不毛之地》后深受感动。该小说以一位二战时作为关东军参战、后被俘虏并关押在苏联集中营，于1958年返回日本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其中出现了积极看待苏联土地国有化的内容。阅读后深受感动的长官开始提及“土地公有概念”一词，经济企划院采纳并使用了该词，这便是土地公有概念在韩国的由来。小说原型是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商事会长濑岛龙三（1911年-2007年），他是朴正熙尊敬的人物，也曾是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导师。《不毛之地》在军政府时期被视为政商界人士的必读书籍。如今所谓的进步阵营人士竟对此推崇备至，实在是一种讽刺。
政治人士阅读小说或观看电影后受到感动，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是个人自由。但是，若试图将从小说和电影中获得的感动应用于国家政策，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无需追溯过去，这类事情即便在2020年的当下也仍在重演。至今仍存在无法区分理论与现实、小说与现实、电影与现实的政治人士，这一事实着实令人叹息。这无异于因浪漫主义的理论或个人情感而将国民当作实验对象。
果不其然，土地公有概念三法最终均被宪法法院裁定为违宪或宪法不符。
“若事先告知，则一事无成”
第六共和国初期，房地产价格突然如此飙升的原因何在？一方面是第五共和国时期因紧缩政策而长期受压抑的因素爆发出来，另一方面也有其直接原因。
1986年至1989年间，我国实现了约33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当时顺差突然如此大幅增长的原因，我将在后面详细说明。）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企业通过贸易赚取了利润，那么这些赚来的钱都用在了何处呢？其中130亿美元被用于购买国内土地。若将所赚利润的三分之一左右投入到如此不具生产性的领域，如同将其埋没一般，那便不能称之为投资，而应明确地称之为投机。财阀们进行了土地投机。
前文已述，卢泰愚总统邀请我“入青瓦台工作”时，我曾表示“将区分力所能及与力所不能及之事，以书面形式汇报”。该报告的首要内容便是“将全力以赴抑制房地产投机”。关于具体的执行方案，我并未向总统详细说明。他问我：“你有什么能耐解决这个问题？”我则闭口不言，答道：“若事先告知，则一事无成。”
就任经济首席秘书数日后，我向总统提议：“请邀请五大财阀的总裁们共进晚餐。”与总裁们共进晚餐前，我为总统准备了谈话参考资料，内容大致包括五点：“绝不能让外界产生财阀投资房地产导致价格上涨的说法”、“诸位至今受国家之惠得以发展壮大，如今望能共同致力于国家与政府的稳定”、“企业应践行伦理经营，以身作则”、“企业应处置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土地”、“切勿盲目重复投资，各企业应专注于自身擅长的行业领域”。这便是在诸多书籍和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财阀非经营性土地出售措施”的开端。至今，在历史、政治、经济相关书籍中提及我时，都将我记载为此项措施的主导者。尽管我所做之事甚多，唯独此事被格外突出，确有几分遗憾，但我并非为求后世评价而为，故也能坦然接受。此举在卢泰愚政府时期施行的各项政策中，被视为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可谓空前绝后。
结果是，我国十大财阀持有的1800万坪土地被一次性强制出售。后续，前三十大财阀也参与进来，通过市场自发出售的土地超过5000万坪。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势头瞬间得以遏制。土地价格上涨率从1991年的12.8%降至1992年的1%区间。住宅价格在1991年甚至出现了0.3%的下降。与此同时，物价和股市也开始趋于稳定。然而，推行该政策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正如预料的那样，财阀们的抵制非常强烈。这便是我对总统说“若事先告知，则一事无成”的原因。
远走海外的财阀总裁
总统指示财阀出售房地产，财阀们便立刻响应……事实并非如此。总统与财阀们共进晚餐一周后，仍无任何反应。于是我拜访了总理（译者注：时任总理为姜英勋/강영훈，正式1988年12月5日-1990年12月27日），请求道：“总统已向财阀们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但他们毫无反应。为提醒他们，请总理再次召集他们并予以强调。”一周后，总理打来电话：“看来总理没什么权力啊。”他说，他发出邀请后，对方都以没时间为由，找各种借口，无人响应。他们想必也察觉到再次召集他们的原因了。
实际上，这类后续措施本应由财务部或经济企划院的官员负责，但那些部门的人几乎将对财阀采取任何制裁措施视为禁忌。因此，我只好亲自出面。
经济首席秘书若召集财阀总裁，恐被指责为傲慢越权，所以我召集了十大财阀的企划调整室室长。这虽是如今几乎已消失的职位，但在当时，每个财阀集团都设有企划调整室室长一职，负责决定整体业务方向。我召集他们，提及上次总统与财阀总裁的晚宴，并质问道：“总统已那样请求协助，你们究竟为何对此置之不理？”我似乎还说了这样的话：“是认为现在经济寡头的势力更强大了，想试试看‘你能奈我何’吗？还是觉得总统任期只剩三年左右，只要等着就行了？”我对他们说：“请去拜访你们辅佐的总裁，询问一下那天聚会的情况，并自行商议今后如何应对。”然后让他们回去了。就这样，十大财阀1800万坪的土地出售计划得以制定。这是经济首席秘书室负责产业的秘书官与十大财阀负责人一同入住酒店，经过两天反复商议后得出的结论。
还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对十大财阀总裁说：“此次土地出售措施是你们自愿达成的方针，请你们自行宣布。”但原定负责宣布的国内最大企业的总裁却突然前往伦敦出差了。这是不愿宣布的公然抗拒。我催促他尽快回国，最终让他进行了宣布。当时逃避的那位，正是如今凭借电子产业成为世界级企业的财阀总裁，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期间，他为了让自己的公司能够涉足汽车产业，曾是何等纠缠不休（译者注：此人为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关于此事，我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然而，即便公布了出售计划，仍有财阀暗中继续收购房地产。就在那个时候。该财阀的一名干部向青瓦台递交了匿名检举信。内容是：“无论你们如何努力，我们财阀仍会继续购买房地产。公司甚至会对那些善于挑选房地产的员工进行奖励和优待，投机行为不可能根除。”查明是哪个财阀后，总统曾在一次经济相关活动中当面斥责了该财阀总裁，随后便传来消息，该财阀内部为找出检举者而引发了一场大骚动。
当时经济首席秘书室有10名秘书官。他们都担心地说：“首席秘书，您这样做会受到伤害的。”我安慰他们说：“即便受伤也是我受伤，你们只需努力工作即可。”十大财阀遭遇此事后，三十大财阀或许也预感到迟早会轮到自己，于是主动联系商工部长官，请求“让我们也参与到根除投机的行动中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因此，十大财阀与三十大财阀合计通过市场自发方式出售了5000万坪土地。于是，以经济企划院为首的行政部门纷纷制定并开始宣布各种抑制房地产投机的对策。我国的官僚社会便是如此。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截至1989年底，三十大财阀仅土地就拥有1亿2320万坪。这几乎相当于现在首尔市的面积（1亿8000万坪）。其中超过10%是在1987年至1989年间购入的。地价暴涨的原因何在，由此便可见一斑。我深知存在这样的批评声音：“即便如此，政府怎能介入并强制企业出售通过合法程序购买的土地？”我国宪法的经济民主化条款（第119条第2款）规定如下：“国家为维持国民经济均衡的增长与稳定、适当的收入分配，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量的滥用，并通过经济主体间的协调实现经济民主化，可对经济进行规制与调整。”这不正是为适用于此种时刻而制定的条款吗？
声称制定房地产对策，却只是提高税收、限制贷款，用俗话说就是只让“小鱼小虾”们受苦的政策，如今仍在持续。那样做绝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触动“根源”。
“给我夫人‘上堂课’吧”
说财阀的房地产被出售，并非指将诸如写字楼、工厂、研究设施等企业经营所用的房地产也一并出售。而是指将其“非经营性”房地产予以出售。即出售的是财阀为图地价上涨而习惯性购入的、与业务无关的土地。
难以言喻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纷至沓来。共产主义者、外蓝内赤的家伙、坏家伙、傲慢的家伙……各种恶毒的咒骂不绝于耳。未曾在韩国学习经济学的我，在国内既无恩师，也无前后辈。我不属于任何学者出身官员的人脉圈，也不隶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更没有追随过任何政治老板。（这也是我至今能不为任何势力所左右的生活背景之一。）（译者注：维基百科这样解释老板政治/boss ridden politics，“指政治上极具影响力的‘政治老板/political boss’通过与手下建立庇护关系来进行的政治行为。”庇护关系是指保护者保障被保护者的生计与生命，作为回报，被保护者则向保护者效忠，并在必要时提供政治支持；在韩国，“三金时代”被认为是典型的老板政治，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三位政治巨头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主导了政界，三金成为各派系的老板，周围的家臣们则列队效忠；在老板政治时代，老板掌握着包括公推在内的全部权力，三金的名字本身就是品牌、政策和政治结社，他们随意更换党名、进行改组，因为其本质始终是“金泳三党”或“金大中党”，这形成了以总统候选人为中心分分合合的政治结构，并长期持续；金泳三和金大中的老板政治，尽管有争取民主化的功劳，却被打上了“派系政治”、“威权政治”和“必须清除的政治”的烙印，并因有悖于民主政治而受到批判）因此，无论是凭借学缘、地缘、血缘还是政治人脉，都无法接近我，这让财阀们更加焦躁不安。有一天，总统把我叫去说：“给我夫人‘上堂课’吧。”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听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人们因为见不到我，便想方设法通过第一夫人进行游说。即便如此仍行不通，他们便向第一夫人大肆诋毁我。说什么经济首席秘书用错了人，有那样的人在总统身边，总统就无法成为成功的总统，他根本就是个共产主义者之类……诸如此类的诽谤。我说：“我怎能‘教育’第一夫人呢？”总统却微笑着说：“你一定可以的。”我申请了与第一夫人面谈，并向她说明了前因后果。
在牧场养牛的航空公司
无论做什么事，都难免经历反复试验和摸索。要一一查明并调查财阀持有的一亿多坪土地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件难事。因此，我们曾寄望于财阀主动如实申报，但由于行政部门的介入，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差错。存在将目前正用于经营或未来明确需要用于经营的土地，判定为非经营性土地的情况。此外，也有些土地虽明确属于非经营性，但并非财阀为投机而购入，而是前政府强行要求其购买的。朴正熙政府时期，因推行山林绿化或扶持奶酪畜牧业等政策，曾指示企业购买林地和土地。对此提出异议的案例有数起。如果政府对此进行裁决并承认例外，就会违背原则。因为届时各方都会争相要求政府裁决。因此，我们明确规定不设任何例外，并告知他们“若实在觉得冤枉，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也有财阀散布这样的荒谬论调：“即便大企业出售土地，有财力购买这些房地产的买家，最终还是只有其他大企业。因此，出售房地产的措施毫无用处。”当我们表示那么国家将出面收购时，这种论调便销声匿迹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财阀试图掌控媒体、操纵舆论的行径始终未变，仍在持续。当时，某经济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鲁莽之举”的独家报道。该报道占据头版头条，配有图片，图片内容是一份青瓦台经济秘书官指示各企业处置非经营性房地产的公文。这是对青瓦台行政基本规则一无所知的幼稚行径。在青瓦台，除总统外，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名义签发公文。这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那种公文格式本身就不存在。再者，那份公文并非用文字处理器打印，而是手写文件。经过笔迹鉴定，发现其笔迹与某财阀企业制作的文件笔迹完全一致。是财阀伪造了文件。此事以该企业社长被解职而告一段落，但我国财阀的行径便是如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某航空财阀总裁为使其在济州岛近400万坪的牧场被认定为经营性用地，通过多种渠道持续进行着执拗的游说。该总裁甚至单独会见总统，胡搅蛮缠。在会见总统后，他来找我说：“总统指示将其排除在出售对象之外。”我回答说：“我未曾从总统那里听到这样的话。”经核实，似乎是在与总统单独会面时，他就计划在济州岛修建飞行员训练机场或用作军用机场等事宜含糊其辞地一番陈述，然后问了句“您看如何？”，总统可能点了点头。他便将此歪曲为“总统指示将其排除在出售对象之外”。
当济州岛的那块土地最终不得不出售时，该航空公司将土地四分后进行了“捐赠”。100万坪捐给首尔大学，100万坪捐给该航空公司运营的大学，100万坪捐给该公司拥有的基金会，中间的黄金地段则以修建机场为名保留了下来。他们巧妙地将土地分割，使得围绕机场的任何一块地都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捐给首尔大学的土地，在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不了了之，待政权更迭后，该航空公司又将其收回。如今，该航空公司仍旧拥有那块土地，并炫耀其在那里饲养纯净韩牛、本土鸡，种植有机农产品，用以提供头等舱的机上餐食。这种事，果真是“航空”公司该做的吗？目前该土地的评估价值高达数千亿韩元。在我撰写此文的此刻，那位财阀总裁的子女们正为争夺企业而上演着令人不齿的财产纠纷。这便是那家曾被国民在情感上长期认可，得以将引以为傲的“大韩”之名冠于航空公司名称之上的企业的真实嘴脸。
还有一则小插曲：那位航空公司的总裁曾与某国会议员共餐时中伤我。说什么“青瓦台的经济首席秘书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那天遇到的国会议员偏偏是李春九先生。李春九先生当时隶属国会交通递信委员会，该财阀总裁因此与他会面，却不知晓李春九先生与我的关系，便肆无忌惮地说了那些话。据说李春九先生当即面露不悦，告诫他‘不该那样说’、‘经济首席秘书不是那种人’，然后让他离开了。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叹息道：“世道如此，真是令人慨叹。”当然，我国的企业家绝非都是这样的人。那位财阀总裁属于我所见过的企业家中最为不堪的一类。
除了那位航空公司总裁，还有一位财阀总裁也让我觉得相当不堪。他曾会见某大报社的社长，半请求半施压地要求对方“多写些批评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是共产主义者的报道”。该报社社长约我见面，转述了此事，并啧啧称奇道：“真不知道那位会长近来究竟是怎么了。”我曾开玩笑说：“那您不妨就如实写一篇‘经济首席秘书是共产主义者’的报道试试看？”我们俩为此一同开怀大笑。此前动用旗下子公司伪造青瓦台文件并在媒体上刊登报道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位总裁。
1990年底，正值大力推行财阀非业务性房地产处置措施之际，媒体接连报道我被提名为副总理候选人。我起初以为是财阀唆使媒体营造这种氛围，随后总统也隐约表露了此意。从经济首席秘书升任副总理，表面上看是荣升。但我洞悉其意图，便对总统说：“您不如接受我的辞呈，让我离开吧。”
我国财阀的行径便是如此。起初是怀柔拉拢，若行不通便加以威胁，威胁再无效，便试图“铲除”。他们大概以为，用高位来引诱，便能达成其预期目的。
18 未能实行结构调整的后悔与反思 | 某电子企业的汽车产业进军之路
我有一件事需要向青年一代道歉，那就是未能对财阀进行彻底的结构调整。进入青瓦台时，我曾向总统承诺“这件事必须完成”。我主要提议了四件事，其中三件我认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件只制定了计划，未能有效执行。那就是结构调整。
韩国的财阀持续进行章鱼足式的扩张。他们并非专注于具有特长的主营行业并培养专业性，而是像杂货铺一样铺开各种各样的业务，一旦其中某项业务进展顺利，便依靠它来“拆东墙补西墙”地维持生存。他们深陷“坐井观天式的攀比心理”，认为其他财阀做的事，我们也必须做，因此将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几乎没有不涉足的产业，比起盈利能力，他们更专注于版图扩张。从20世纪70年代财阀形成初期就已显现出这种迹象，并在80年代愈演愈烈。到了1990年，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本应加以控制，却因种种原因错失了良机。这最终导致了过度（重复）投资、过度设施和过度负债，并成为IMF外汇危机的主要原因。金大中政府时期是进行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但最终也不了了之，至今仍是韩国社会的一大弊病和悬而未决的课题。将这样的世界留给年轻人，我感到非常抱歉。
偏离轨道的汽车之爱
作为老一代，这听起来可能像是在辩解，但我想以某个财阀企业为例，说明财阀的结构调整为何会失败，或者说为何连有效的尝试都未能进行。
1990年，政府采取措施要求企业处置非经营性房地产，紧接着在1991年，又制定并公布了企业应专注于自身擅长的最多3个行业，而非涉足多个领域的方针。总统亲自宣布了这项政策，但就在那时，却有一个财阀宣称要开展新业务。这难道不是一种对政府政策毫不在意的态度吗？况且，这是一家以电子产业为主力的财阀，却突然要进军汽车产业。或许是判断如果贸然提出要做汽车生意，政府不会批准，于是声称“只生产商用车”，也就是只生产卡车、公交车之类的车辆。世界上哪里有只生产商用车的汽车企业呢？显而易见，他们打算先申请只生产商用车，获得许可后，再找各种借口生产轿车。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期间，我明确表示绝不会批准其汽车项目。结果，他们动用了前任总理、长官、总统亲信等各种人脉关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说。
有一次我见到那位财阀会长，他劈头就说：“我和总统可是称兄道弟的关系。昨天晚上，我们夫妇还在总统的内室和总统夫妇一起吃了饭。”他跟我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他：“会长您和总统共进晚餐，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反问道：“即便如此，你还不批准吗？”当时韩国已经有4家汽车公司（现代、大宇、起亚、双龙）。我问他：“不仅是国内市场，从全球市场来看，轿车生产也已处于饱和状态，做这样的生意能盈利吗？”他竟然回答说：“即使每年亏损5000亿韩元，连续亏损10年也没关系。”我大吃一惊。即便那完全是自己的钱，又怎能如此轻易地说出每年亏损5000亿、连续亏损10年也无妨的话呢？这种思维方式将企业资产视同个人腰包里的零花钱，完全没有企业社会责任和角色的概念。在资源并不丰富的韩国，规模最大的财阀企业，难道就可以这样像烧纸一样将资源挥霍掉吗？
此外，那位会长想开展汽车业务的原因之一，是他个人对汽车的钟爱。这位会长有收集世界著名品牌高档汽车的爱好。后来发生外汇危机，IMF相关人士访问韩国时，听说该财阀曾试图进军汽车产业，便批评道：“如果企业主对汽车有个人爱好，出资建个汽车博物馆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建汽车工厂呢？”有这样的笑谈流传。这真是件丢脸的事。
那位会长常常说些近乎威胁的话。有一次他说：“我想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做到。”他还说，他会赌上自己的自尊心，一定要开展汽车业务，让大家等着瞧。后来，他甚至动员了地方商工会议所，让他们发表声明，要求“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批准该项目”。由于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总统甚至小心翼翼地问我：“就不能批准给他吗？”
有一次，商工部长官来青瓦台请总统批示文件，偶然与我相遇。我看了看是什么批示，原来是批准那家企业汽车项目的内容。我抗议道，哪有不经事先协商就上报这种批示的，他便径自回去了。我对总统说：“您干脆把我免职再批准那个项目吧”，我表示唯独这件事绝对不能同意。
商工部没有撤销那份文件，只是将其搁置了。在我从经济首席秘书的职位上卸任两个月后，那个财阀的汽车项目就获得了批准。果不其然，他们不仅开始生产商用车，也开始生产轿车。IMF外汇危机爆发后，商用车部门首先垮掉了，轿车业务也出现问题，最终被外国企业收购。就这样，大约5万亿韩元打了水漂。这等于是为了一己私愿，烧掉了5万亿韩元。这些人眼中根本没有国家经济合理性这个概念。
“要经营到100岁”
某位财阀总裁说有要紧事找我，见面后劈头就质问我：“你现在几岁了？”那时我50岁出头。那位总裁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即便如此，我也要活到100岁，并且会一直经营到100岁”。他说：“你在这个位置上，总统任期一结束不就得下台吗？顶多再过两三年任期就结束了。到那时你才50多岁，往后还要活50年呢，你到底打算怎么过活？”这完全是威胁。他因为屡次向总统请托某事未果，便认为是受到了我的阻挠，于是气冲冲地找上门来。他甚至说：“总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
我回答说：“您为何对我说这些话？如果我不在这个职位上，根本不会有与会长您见面的机会。只要我还在这个职位一天，我就会尽我的职责，至于我之后的人生，会长您无权说三道四。我不会有求于会长您的事情，我们还是按原则办事吧。”听了这话，那位总裁立刻又改变了态度，说道：“我对于曾有恩于我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发展成为财阀的人，对待他人的方式大抵如此。当场一会儿威胁，一会儿又利诱……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官僚们的某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在涉及财阀的政策上，他们为何总是尽可能不介入、向后退缩，并且处理得非常谨小慎微。正如那位总裁所说，人生要活到100岁，如果60多岁退休，人生剩下的一半左右就要靠养老金生活，那么在公职期间与企业搞好关系，日后也好谋个职位，不是吗？就这样，许多官僚在卸任长官或总理职位后，毫无羞耻地进入财阀企业，换了名片。正因为如此，那些至今仍在勤恳工作的公务员们才会受到一概而论的指责。在批评这些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韩国财阀的威胁和利诱是何等执拗。
那位曾执意要进军汽车产业，并声称“我想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做到”的财阀总裁的公司，在30年后酿成了大祸。他们被曝出曾接触总统核心亲信，即所谓的“幕后实权人物”，请托其协助解决财阀父子继承问题。因此类事件，总统遭到弹劾，该总裁的儿子也锒铛入狱。当时令我震惊的是，该财阀对于政权的幕后实权人物究竟是谁，以及如何接触才能施加影响力，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在其他财阀错将他人认作幕后实权人物而进行徒劳游说之时，在所有媒体连幕后实权人物的名字都无从知晓的年代，唯独这家财阀准确地知道谁是幕后实权人物，甚至了解其喜好和需求，并据此进行接触。他们确实拥有“想做之事，无论如何都能办到”的精明和执拗。即便是现在，他们也一定正以金钱为武器，收买着各种信息和人脉。
那位曾对我说自己要活到100岁、经营到100岁的财阀总裁，如今已是故人。人终有一死，同样是回归尘土，为何要那般贪婪地活着呢？
总裁的酒后失态
关于当时财阀与总统的关系，我曾经历过一件事。
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时，一座新的总统官邸落成。当时财阀们多有不满，抱怨自己的事情办不成，怨声载道，于是我向总统提议，不如趁此机会邀请企业家们共进晚餐。因此，便促成了总统与30大企业总裁的晚宴。
我和秘书室长陪同出席，席间有位财阀总裁不停地发牢骚，抱怨对企业的束缚太紧。当然，向总统表达不满是他的自由，但其言辞的尺度却十分危险。我本想提醒他注意一下，但秘书室长（译者注：此事发生的时间为1990年9月，时任秘书室长为卢在凤/노재봉，任期1990年3月17日-1990年12月27日）拉住我，让我暂且忍耐。
晚餐后，大家移步喝茶，这时另一位财阀总裁（译者注：此人为乐喜金星集团，即LG集团总裁具滋暻；而后为了结此事，具滋暻派担任乐喜金星商社会长的亲兄弟具平会于次日到青瓦台送上140亿韩元）或许是喝醉了，开始说些非常过分的话。他说：“若不是独裁国家，怎会如此！”当时有一项制度，若企业为职工建造公寓，政府会给予企业金融优惠，这是为了保障职工住房。他的不满在于，为何不给大企业这种优惠。他讽刺般地说道：“因为是大企业就区别对待，这种事只有独裁政权才干得出来。”总统听了这话，大为不悦，愤然离席。原本就紧张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我和秘书室长收拾了局面，安排众人离开。
送走各位总裁后，回到喝茶的地方，发现总统一脸气愤地坐在那里。他叹着气说，怎么能当着总统的面说出那种话。我便进言道：“正是因为总统您总是单独会见这些财阀总裁，他们才会如此气焰嚣张。今后请不要再单独会见了。”一对一地与人交谈，听取情况，无论谁的缘由听起来都会有几分道理。国家政策岂能因个人缘由或要求而动摇？更何况，如果这个“个人”是财阀总裁，那就更不应该了。因此，总统接见人士应该广泛而均衡，并且要注意会面的场合与形式。财阀们一请求会面，总统就接见，并在当场作出理解的姿态，点点头，他们便将此视为许可的信号。如果之后不予批准，他们就会认为总统改变了主意。卢泰愚总统当时被称为“水泰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软弱。
我建议总统不要单独会见后，大约有3个月的时间，总统没有再单独会见任何人。结果这次轮到情报机构向总统提交报告，称“经济首席秘书僭越到事先控制总统接见对象的程度”，“有传闻说他正在蒙蔽总统的视听”。我不想听到所谓“门环权力”（指亲信弄权）的说法，从那以后便不再过问总统会见何人。卢泰愚总统直到卸任也未能改掉这种单独会见的习惯，这在后来引发了问题。
副总理与经济首席秘书
财阀不再畏惧政治权力，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然，这并非是说企业必须屈从于政治权力。企业本应敬畏法律，惧怕舆论，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财阀的言行举止开始变得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掌控议会，随意操纵行政官员，拥有媒体，主导舆论，并坚信“只要有钱，就能办成任何事”。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财阀也开始更多地顾及舆论，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基本属性似乎并未发生太大改变。
如前所述，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10个月后，报纸上刊登了我将出任副总理的报道。这是一些认为我转任副总理对其更有利的人所为。那天看到报纸后，许多人打电话来“祝贺我内定为副总理”，我忙于解释，着实费了不少劲。
人们常常认为韩国经济政策的总负责人是副总理，但事实并非如此。大韩民国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名副其实是总统。副总理扮演的角色大致相当于“管理者”或“执行者”，本质上是接受总统指示并付诸实施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首席秘书和副总理的角色是不同的。行政权力方面，副总理要大得多，但作为“策划者”的创造性，经济首席秘书则能更大程度地发挥。然而，经济首席秘书几乎没有什么行政权力。经济首席秘书与总统协商后，必须得到总统的“采纳”，政策才能具体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绝不认为在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期间实施的各项政策是“我做的事”。无论成果好坏，在总统中心制下，所有决策最终都是“总统所为”，并归结为总统的角色与责任。我只是作为幕僚之一，对此提供了协助。我绝非想回避责任，但在设定财阀主营业务这件事上，总统并未表现出太大热情。总统不接受，经济首席秘书也无法强求，而且韩国的经济官员们本就对介入财阀相关事务有所顾忌，他们主动推行此类工作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重化企业也经营百货商店的国家
当我主张“财阀应停止章鱼足式扩张，各自选定3个擅长的业务领域，并将其作为主营业务集中发展”时，当时韩国连“结构政策”这个词都还很陌生。虽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等说法很多，但结构政策完全没有被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领域。认为这是政府职责的人也寥寥无几。当我提出要对财阀进行结构调整时，大多数经济部长官都觉得很麻烦，反问“为何要在平稳的经济中无端投石？”
为何如此执着般地关注财阀结构调整呢？原因有很多，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乌拉圭回合谈判正在加速并全面展开。乌拉圭回合谈判旨在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进一步开放世界市场，是催生了当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的多边谈判。此前，韩国在政府主导下推行以出口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营造了各种制度和条件都有利于国内企业的环境。一旦谈判达成协议，外国企业和韩国企业将逐渐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要战胜这种局面，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进一步加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尽管如此，现实情况却是，经营钢铁厂的企业想开百货商店，向政府纠缠不休地要求许可；以电子产业为主力的企业，就算在汽车产业上做出百般让步，也还要涉足餐饮业和免税店等等……
作为曾在卢泰愚政府工作的核心幕僚之一，我对当时未能妥善完成财阀结构调整这一本应解决的时代课题深感后悔和反思。即便在下一届政府，也本应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施，但下一届政府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金泳三政府以“企业发展经济才能复苏”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更加放任财阀自由发展。他们还常常以此标榜为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金泳三政府制定并实施了所谓的“新经济100天计划”，在此过程中允许金融机构自由运用资金。由此，从海外借来的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财阀手中，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重复投资创造了如同“财阀天堂”般的条件，韩国经济的过度投资、过度设施、过度负债问题也陷入了最严重的状态。这最终引发了外汇流动性问题，导致了将经济主权移交给IMF的屈辱结果。一个连汇率对国家经济有何影响都未能正确理解的领导者，高喊着要开启国民收入1万美元的时代，结果不仅未能实现1万美元，反而将前任政府留下的家底都挥霍一空，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危机。
外汇危机爆发后，IMF总裁访问韩国时曾说过一句话：“如果你们在7年前做了当初打算做的那件事，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态了。”他所说的“那件事”，指的就是结构调整。（在IMF经济危机之前，韩国甚至没有人理解“结构调整”这个词的含义，但在IMF之后，结构调整成为热门话题，许多人纷纷自诩为“结构调整专家”，这也成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景线。）
顺便一提，韩国的历任总统似乎都有一种情结，那就是想方设法要胜过自己认定的政治对手。这种竞争意识如果能朝好的方向发展固然是好事，但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金泳三就有很强的“朴正熙情结”。他曾说：“朴正熙发展经济难道是他自己有多大本事？还不都是官僚们干的！”他还夸口说，朴正熙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指标，他自己也能轻易实现。因此，尽管时代已经改变，他仍未能摆脱增长论调，一心只考虑“如何提高增长率”，听信了“必须投资财阀才能实现增长”的说法，于是放松管制、优대财阀，最终导致了那样的灾难性结局。可以说，金泳三深陷朴正熙情结，与朴正熙的幽灵缠斗，最终还是败给了朴正熙。金泳三那远超“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新经济100天计划”这一鲁莽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必须要选好领导人。那个连“乌拉圭回合”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将其说成“乌拉圭事态”的人；那个当被问及对战术核武器的看法时，反问“您是指反应堆吗？”的人；那个在准备与苏联建交时，跑到苏联夸口说“即使提供100亿美元贷款也行”，把国家钱财当成自己私产的人……从这样的人当上总统开始，IMF的悲剧就已注定。我们国民为何如此没有选总统的福气呢？这也是一件愧对后人的事情。
19 反对建设KTX的人们 | 1991年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团
确定企业的主力行业绝非意味着要束缚大企业，反而旨在帮助大企业更好地发展。这其中包含着对企业选定的专业领域将不遗余力地提供最大限度支持的意义。只有实现专业化，企业才能最终生存，国民才能生存，国家经济也才能振兴。难道要让财阀继续像过去那样，以“在这亏的钱从那赚回来就行”的方式，涉足所有事业领域，持续杂货店式的经营吗？世界第一的手机公司在韩国还经营面包店和咖啡店，这种事如果公之于众，将会是多么丢脸的事情。
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的时候，有一次，某电子公司的副会长通过产业秘书官申请了面谈。（就是那家甚至打算涉足汽车产业的电子公司。）见面后，他诉说了困难，说他们计划增设5条半导体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的投资金额约为1亿美元，因此需要5亿美元的现金贷款。当时，政府禁止向所有企业提供现金贷款。半导体被认为是未来在我国出口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产业领域。然而，却因为资金短缺而无法增设生产线，而且筹集资金的渠道还因为政府的管制而被堵塞，从国家整体来看，这难道不是巨大的损失吗？对于那些要求将非业务用房地产从出售对象中排除的无理要求，我们不能予以认可，但对于这种“合理的”例外，则是可以认可的。
反对扩大首尔大学工学院规模的理由
还有一次，我曾有机会与电子行业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发现很多人都在诉说确保研究人才的困难。虽然是有些丢脸的过去，但我国电子产业实际上是从模仿日本起步的。通过仿制日本产品或将其改为廉价型产品销往世界市场来培养竞争力（这与中国仿制我国产品并实现成长的模式如出一辙），随着电子产业的逐步发展，对高水平研究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已经到了超越模仿日本水平的时候了。据当时电子行业代表们所说，他们需要引进“高考280分以上的天才”作为研究人才，但很难确保这些人才。他们诉苦说，很难聘用到首都圈工科大学的毕业生，特别是首尔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一个都难以确保。我问他们，地方也有很多工科大学，聘用那些人才不就可以了吗？他们回答说，这并非歧视地方大学，而是从聘用后实际工作的情况来看，作为研究人才，其水平尚有不足。因此，他们请求增加首都圈工科大学的招生名额。
即便没有他们的请愿，为了产业发展，也有必要进一步搞活工科大学。长久以来，工科大学的招生名额一直受到限制。然而，在当时，想要增加首都圈大学的招生名额，需要的不是教育部长官的许可，而是建设部长官的许可。这是朴正熙政府时期为了防止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而制定的规定。我承诺负责增加工科大学的招生名额。
然而，工科大学并非仅仅增加招生名额就能进行教育的地方。仅靠黑板、粉笔和图书馆是不够的，还需要各种实验实习设备，并确保拥有安全、完善的设施。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巨额费用的工作。我提出，既然是为了确保企业人才，政府可以放宽招生名额的限制，那么企业是否可以为大学设施进行投资呢？大家都欣然同意了。因此，首都圈工科大学的招生名额增加了一倍，企业则为实验实习筹集了1000亿韩元的基金。在当时，这是一笔足以建立好几所大学的巨款。为了避免日后产生非议，我没有指定这1000亿韩元的用途，而是交由企业自主选择。我告诉他们，可以向自己想捐赠的大学进行捐赠。首尔大学工学院首批获得了400亿韩元的资助，其他大学也平均分配到了捐款。
听说要增加大学招生名额，首尔大学工学院的人们起初非常反对。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增加招生名额会导致教育水平下降，但可能也担心首尔大学工学院这一稀缺资源的价值会因此降低。无论何事，政策的制定者即使是出于善意进行判断，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难免会面临这样那样各种集团复杂的利害关系。由于学生增加，教授也需要相应增加，因此也扩大了相应的编制并增加了教育部的拨款。此外，还对向大学捐款的企业给予了税收优惠。从那时起，各大学开始出现以企业名称命名的建筑或设施。20世纪90年代初扩招的工科大学毕业生，在亚洲金融风暴（IMF）之后培育风险企业时，成为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成立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团
进入青瓦台时，我向总统承诺的四件事之一就是大规模扩充社会间接资本（SOC）。在辅佐总统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期间，有些工作我认为略有不足，有些像财阀结构调整那样的事情让我对后代感到非常抱歉，也确实有些事情让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但唯独社会间接资本投资这件事，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我本人都感到非常自豪。
首先关注的是物流。物流如同生产和流通的命脉。无论制造出多么好的产品，如果运输道路状况不佳，仓库不足，都会影响价格。物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但当时落后的物流基础设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就好比身体变大了，但衣服还穿着以前的尺码。
建设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物流基础设施，理所当然大部分属于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固有的职责。企业不可能自己出资修建公路或铁路，税收正是为此而征收的。然而，在第五共和国时期，以稳定物价为名抑制财政，导致建设此类基础设施的预算近10年都处于冻结状态。物流一塌糊涂。
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原则上应由经济企划院负责。但我成为经济首席秘书后，与企划院院长会面，提议大规模开展SOC项目时，他却反应冷淡，说：“每年一点一点地做不就行了，何必这么突然呢？”在短短5年的任期内，要想富有活力地推进这些工作（而且任期已经过半），最终只能由青瓦台亲自出马。1991年1月，青瓦台直属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团”成立，我亲自担任团长。首尔外环高速公路、京釜线四车道扩建、岭东高速公路扩建、铁路加长、高速铁路（KTX）项目、永宗岛新机场（仁川国际机场）等的蓝图都是在那个时候绘制的。
虽然动员各部门公务员，历时3个月完成了整体的实务工作，但问题还是预算。企划院首先表示反对，理由是突然需要投入大笔资金。青瓦台内部，从秘书室长到所有首席秘书也都表示反对。要编制预算，就需要追加预算，而这又需要召开临时国会。执政党也因为嫌麻烦而反对。结果成了只有我一个人主张要做这件事的局面。
我必须首先和总统进行协商。“您已经答应过要做了，打算怎么办？”我请求总统亲自召见副总理和秘书室长下达指示。此后，他们也开始协助支持SOC项目。
仁川机场推迟建设的背景
当时，首都圈的国际机场只有金浦机场。据预测，到1996年左右，金浦机场将达到饱和状态，届时将面临困境。随着经济增长，海外旅行增加，旅客数量随之增长，航空货运需求也会增加。增长带来的需求规模会呈爆炸式增长，甚至达到增长率的平方。尽管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不久后就需要一座新机场，但由于没有人牵头，导致推动力不足。我担心再这样犹豫下去会出大事。
虽然在88年奥运会时扩建了金浦机场的跑道，但要满足未来的需求还差得很远。而且，随着航空需求的增加，机场需要24小时运营，由此产生的噪音对居民造成的损害也不容小觑。过去，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的权威氛围还存在，但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国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也必须充分考虑到。金浦机场刚建成时，周围空无一物，只有一片农田，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机场已经处于住宅区密布的中心地带。即便如此，因金浦机场噪音污染引发的诉讼仍在持续，未来显然难以承受。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来确定新机场的位置，最终只能选择海上。因此，选址在了永宗岛。
永宗岛机场原计划在1997年至1998年左右启用。但实际规划项目时，又因由谁主导而争论不休。机场管理公团表示愿意承接，但以当时该公营企业的能力和推动力，很难在目标时间内完成。于是，另外成立了永宗岛机场建设公团。就这样，建成了如今的仁川国际机场，它一经启用便获得了比日本关西机场更优秀的评价，并逐渐成长为世界一流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的启用比原计划推迟了4至5年，部分原因是在海上建设如此大规模机场的经验不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金泳三政府上台后，对仁川机场的建设背景产生了怀疑。他们声称这是为了筹集政治资金的项目，并以此为由将工程停工了1年。工程停工，政府自然需要向施工方支付延期赔偿金，这导致建设资金大幅增加，工期也延长了。是否有必要非得停工到那种程度呢？
“韩国为什么需要高铁？”
大韩民国自政府成立以来，从未铺设过新的铁路。铁路基本维持在对日据时期建成的骨干线路进行延长或改扩建的水平。这虽然是件有损自尊的事，但却是真实的历史。然而，KTX（韩国高速铁路）可以说是“我们亲手建设新铁路”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
即便是提议建设KTX，也还是有人反对。他们主张，在我国国土狭窄的国情下，根本不需要什么高速铁路。还记得那家声称要在济州岛建牧场供应飞机餐的航空公司吗？那家航空公司的总裁屡次去找总统，质问“韩国到底为什么需要高速铁路？”，从中作梗。高速巴士的运营商们也怨声载道，理由是他们的收入会减少。
我国铁道厅起初还说自己有能力承建KTX项目，但后来也意识到这超出了自身的能力范围。因此，不得已又另外成立了高速铁路建设企划团。高速铁路运行速度极快，一旦发生事故就会酿成重大事故。从设计阶段就必须彻底确保安全。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将设计和监理委托给了美国公司。连接首尔至大田的KTX一期工程由美国柏克德公司负责。在此过程中，我们通过观察学习积累了技术，如今我国的高速铁路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的水平。
当时，世界上运营高速铁路的国家只有三个：德国的ICE、法国的TGV和日本的新干线。金泳三政府时期进行了车型选择，日本最初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德国和法国展开竞争，最终选择了法国车型。那些曾经反对说“就算建了高铁，也没人会坐那么贵的火车，只会事故频发”的人们，看到如今的景象，恐怕也无话可说了。KTX现在已经成为大韩民国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
首尔至釜山的高速铁路在最初设计时，目标是2小时内通达。因此，停靠站仅限于首尔、大田、大邱和釜山。然而，一些政治人士为了争取KTX沿线中小城市居民的选票，纷纷要求增加停靠站，导致运行时间比最初的目标有所增加。
添砖加瓦的贡献
无论是高速公路、机场还是铁路，都未能在卢泰愚政府任期内完工，而是在下届、再下届政府才得以完成。因此，人们将其视为下届、再下届总统的功绩。作为规划的制定者，我确实感到有些遗憾，但当初做这些事情并非为了博取令人敬佩的评价，如今国民能够享受到便利，我就心满意足并为此感到高兴了。
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并非短期内能显现成果。对于从事经济政策的人来说，能够短期内向国民邀功的项目比比皆是，他们也深谙各种手段，可以通过粉饰表面统计数据，让后人产生“当时政府官员们运营得真不错啊”的错觉。如果我铁了心，也能那么做，但我没有尝试。
在成立SOC事业团并亲自担任团长，身先士卒的时候，我不知听了多少“辅佐总统的人，不想着建议在任期内能出成果的事情，反而一心只想着沽名钓誉，铺张摊子”的指责。但我仍然认为这是做对了的事情。如今，当我行驶在首尔外环高速公路上，偶尔为了出国前往仁川机场，或是在往返地方时乘坐KTX，我都会独自感到欣慰，“我在这里也算是添了一块砖啊”。除此之外，我还能奢求什么呢？
20 解开纠缠线团的过程 | 1990~1992年的股市与物价
在就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之前，我向总统书面报告并得到承诺的四件事中，第一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第二是对财阀进行结构调整，第三是大幅增加社会间接资本投资。而第四，是请总统不要过分关注股价。
韩国的KOSPI指数在88年奥运会后曾一度上涨到1000点（作为参考，2020年1月KOSPI指数在2000~2200点区间），但在我进入青瓦台之前的1989年12月，指数跌至841点。因此，财政部长官甚至推出了紧急对策，声称即使动用韩国银行的资金也要把股价拉上去。这项被称为“12.12股市提振对策”的措施，动员了投资信托公司投入约3万亿韩元，才勉强将KOSPI指数拉回900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总统说“请不要关注股市”，卢泰愚总统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向他作了原则性的回答：“股价只不过是根据供需原理波动的，政府不应人为干预。”然而，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后，股价如今连500点都跌破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媒体和财经界纷纷指责政府不制定股市提振政策。媒体连日大肆报道“金融恐慌即将来临”，“这样下去韩国经济将彻底崩溃”。我坚持绝不进行人为干预，只说：“放任不管，自然会涨上去的。”
当时，我家接到了好几次恐吓电话，大概是些炒股失败的人。他们要么不堪入耳地辱骂一通后挂断电话，要么酒后威胁要杀人。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回家时如果公寓电梯附近有陌生人，我便不会乘坐。那段日子甚至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用贷款代替股票如何？”
财阀们也纷纷抱怨“股市一塌糊涂，难以确保投资资源”。有传闻说，财阀总裁们计划就股市对策向总统申请面谈。如果他们直接与总统会面，问题会更加复杂，所以我决定先与他们会面。于是，我在首尔某酒店邀请了十大财阀的总裁们共进午餐，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主张果然还是“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金来救活股市”。我准备好的回答是这样的：“不久前已经投入了3万亿韩元，将KOSPI指数拉到了900点，但现在是500点。那么，那3万亿韩元去哪儿了？”有些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也有些人仍然一头雾水，茫然地看着前方。那些钱都凭空消失了。
不仅仅是股票。如果政府为提振某事物而投入的资金没有产生效果，那意味着什么呢？这无异于用直升机在首尔上空瞬间撒下3亿张1万韩元的钞票，足足3万亿韩元。如果真是那样，至少街上还会有人捡到钱，但为了提振股市而投入的3万亿韩元究竟去了哪里？这不仅仅是“挥霍”金钱，简直是像水蒸气一样将其“蒸发”掉了。（当时政府为提振股市投入的资金，超过了12万亿韩元。）怎么能用宝贵的国家资金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事情呢？
我向财阀们提议：“政府来筹集资金。但是，不会将其投入股市，而是贷款给你们。既然你们以需要‘投资财源’为由要求提振股市，那么这样做不就可以了吗？这样一来，国家资金就不会凭空消失，用途也会明确，不是吗？”没有人能够反驳。他们也没有理由再见总统了。
总统的“某人”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下班前有事要报告，走进总统办公室，发现总统一脸严肃地坐着。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晚上约了“亲信”某某一起吃饭，那人说要带证券协会会长过来。“他们肯定会谈论股市的事情，我该怎么回答才好呢？”他问我。我说：“您只管听着，什么也别说。”
然而，总统似乎真的照做了。第二天，总统的“亲信”打来电话，提高了嗓门劈头盖脸地说：“好好辅佐总统！”他说股市崩溃经济就会崩溃，本想请求总统采取更强有力的股市提振措施，但总统却一言不发，于是便把气撒在了我身上。那位“亲信”是总统的小舅子，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曾担任商工部长官，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则被认为是金融界的实权人物（译者注：此人为琴震镐/금진호）。我不能只是听着他说的话，于是反驳道：“那么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您来担任经济首席秘书吧。”
卢泰愚总统的致命缺点正是这样，未能妥善管理好亲戚关系，这与他优柔寡断、重感情的性格也有关系。顺便一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近距离观察了多位总统，对“总统的身边人”产生了很多思考。纵观我国此前的政治史，没有一位总统的身边是干净的。所有总统都因为“身边人”的问题而非总统本人的问题而陷入困境。因此，有总统自杀，也有多位总统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或入狱。儿子女儿、亲戚、朋友、前辈后辈……那些曾经权倾一时、仿佛拥有一切的家族，在总统任期结束后无一例外地遭受磨难。没有一位总统能够善始善终。
在大韩民国，总统能够行使的权力远超我们的想象。巨大的信息和权力，以及各种各样的诱惑都集中在总统身上。即使总统本人再怎么清廉，如果周围的人想要利用这些，即使总统自己一年365天都瞪大眼睛盯着，也无济于事。任何一位总统，起初似乎都会对亲戚或亲信的管理稍加注意，但过不了多久就会疏忽大意，趁着这种空隙，不仅是总统的家人和亲戚，甚至连过去与总统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都会从某个角落钻出来，在权力周边兴风作浪。本应制约这些人的监察部门负责人也会逐渐看人脸色行事，最终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情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真是看得腻烦了。总统逐渐变化的样子，也如同欣赏一幅精细画作般亲眼目睹。我看到、听到、经历了比世人所知的更为龌龊的事情。日后我对朴槿惠抱有期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几乎不存在可以称之为“身边人”的亲戚。或许有人会问，怎么能因为这么单纯的理由就抱有期待呢？但我在这方面对历任总统实在太过失望，所以觉得这反而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优势。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比亲戚更严重的“某人”存在。
当时，KOSPI指数一度跌至470点。情况发展到那种地步，总统把我叫了去，一脸担忧地问：“这样下去行吗？”我说：“如果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的情况，我已经做好了采取措施的准备，请您再稍等一下。”下跌就此停止，股价开始缓慢恢复正常。
“偏偏在我的任期内”
进入青瓦台后，我最先检查的领域是电力。在实体经济中，还有什么因素比电力更重要呢？经济越发展，电力就越重要。我约见了动力资源部长官，问他电力需求可能不足，打算怎么办，他却一副你多余操心的表情，回答说备用率充足。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之前，根据我的了解，电力供需状况并非那么令人放心，我曾自行推测，当年夏天可能会出现相当不稳定的局面。当我向韩国电力公社社长谈及此事时，他也只是反复说没问题。第五共和国时期，为了稳定物价，对发电设备的投资几乎为零，我内心深感不安，但既然相关领域的负责人这么说，我也只能暂且相信。
然而，7月份酷暑来袭，电力需求爆炸式增长，这时才上报说“电力短缺，情况危急”。还能怎么办呢？首先只能采取紧急措施减少需求。我向总统建议，从青瓦台开始停止使用空调，并要求公共机构也关闭空调。即便如此，仍不放心，于是请求大企业协助，让员工集体休假，停止工厂运转。
在收拾残局的同时，我指示韩国电力公社尽快设法增加电力供应。我下令在仁川建设双子座火电厂，并加紧了核电站的建设计划。然而，真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却说没有资金。我质问他们，没有资金难道不应该贷款建发电厂吗？他们却说银行负债太多不行，海外借款也不可能。为了拉升股价，有几万亿韩元可以凭空挥霍，却没有钱建发电厂，真是岂有此理。那么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提高“价格”。于是我要求上调电费，这次经济企划院又表示不行，理由是担心物价上涨。我质问他们，如果因为担心物价上涨而不提高电费，最终将导致电力供应不足，那么以后生产用什么？家庭用电怎么办？他们却还是坚持不行。当时，物价局长（作者注：该职位在2020年更名为企划财政部民生经济政策官。）顽固地反对，我纳闷究竟是为什么，原来是因为副总理（译者注：时任副总理兼财务部长官为李承润/이승윤，任期1990年3月17日-1991年2月18日）。据说副总理发火说：“偏偏要在我的任期内提高电费，想把我打造成‘稳定物价失败的副总理’吗？”我对物价局长说：“在总统负责制下，经济政策的总司令是总统，无论是取得成果还是失败，责任都在总统，副总理有什么资格谈论自己的政绩？”这话传开后，以后就再也没人说那种话了。就这样，电费上涨了约15%。在1985年至1990年间，以稳定物价为名，电费已经下调了约26%，所以这次上调实际上也并非达到现实水平。
当时上调了电费，并制定了包括建设核电站在内的电力供应对策，才得以避免了至今为止严重的电力波动。然而，我国的电费至今仍不那么符合现实。政界因为害怕招致国民的怨言，将电费视为不可轻易触碰的禁区。与此同时，在我撰写此文的当下，大韩民国总统却因个人理念而停止运营核电站，这真是令人寒心和担忧的事情。这等于是不断地将炸弹留给后代。
用电灯数量预测电力需求？
在制定电力供应对策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国为了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住房供应，正在大规模兴建公寓。“新建公寓区后，如何预测民间电力需求呢？”我问负责人，他回答说，根据“每户的电灯数量”来预测需求。这真是个令人非常困惑的回答。公寓建成后，电梯需要运行，自来水也需要用电抽取，维持抽水马桶和净化设施也都需要用电。而且，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不仅拥有电视，还拥有冰箱、洗衣机、空调的家庭也在爆炸式增长，但那时却依然沿用着20世纪70年代的方式。预测电力需求居然还在数电灯的数量，这像话吗？
或许有人觉得难以置信，但不了解时代变化，只求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倾向，如今在政界和官场依然普遍存在。他们只着眼于眼前，认为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不出事就行，然后就将问题掩盖起来。全斗焕炫耀其稳定物价的政绩就是一个例子。至今为止，政府几经更迭，外在形式或许有所改变，但这种得过且过的思维方式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政府不断地将炸弹向后推延，最终，当某个时刻炸弹爆炸，遭受重创的受害者，完完全全就是国民。
有胆量承受副作用
股价下跌，物价上涨。到处都在喧嚷经济一团糟。别的暂且不论，总统似乎对物价放任不管感到担忧，因而屡屡询问。每当此时，我依旧从原则上回答：“要让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使我国经济走上正轨，就必须实现市场相对价格体系的正常化。”
价格分为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如果说绝对价格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看得见的价格”，那么相对价格就是“通过比较形成的”相对价格。拉面1000韩元，矿泉水500韩元，这首先是绝对价格。而拉面1000韩元时，矿泉水500韩元是否合适，则属于相对价格的范畴。相对价格应由市场决定，但如果其他“手”介入，价格就会不断扭曲。为了稳定物价，政府多年来采取抑制政策，自然导致相对价格畸形。以稳定物价为名，冻结工资，冻结秋谷收购价，冻结一切，导致价格体系一片混乱。就像一个带着内伤成长的人一样，我国经济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增长，但内部却在溃烂。我向总统解释，希望他能将此视为纠正这些问题，并最终将经济带上正轨的过程。人们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政治过渡期”。在经济上，那也是一个解开过去被压抑的因素，建立正常体系的过渡期。
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期间，我向经济团队传达了不设定“物价目标”的决定。我也对经济企划院负责物价的公务员们说：“别想别的，集中精力将此前扭曲的物价恢复正常。”此前，政府会设定“当年物价上涨X%”的目标，相关负责人则将自己的职位前途押在上面。就像学生因学习成绩而受到体罚一样，因未能实现物价目标而下台的公职人员也很常见。我禁止设定物价3%或4%之类的过高目标。取而代之的是，我认为政治上可以承受的水平是个位数，以此为底线，暂时交由市场决定。结果，消费者物价维持在8~9%的水平。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如果只想把统计数据做得漂亮，有很多种方法。即使出口出现逆差，也可以将国际收支变成顺差。如果银行弥补亏损，账面上暂时就会出现顺差。这样一来，银行就会变得不良，但由于经济指标看起来不错，人们便以为没什么大问题，高呼太平盛世。当银行内部腐烂到一定程度并爆发出来时……这正是我们经历亚洲金融风暴（IMF）的基本原理。物价也可以这样控制。不管相对价格是否扭曲，只要政府控制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就可以像将赤字转为盈余一样制造出统计数据。一直以来，我国政府，无论哪个政府，都在不断重复这种朝三暮四的行为。在我撰写此文的2019年12月，文在寅政府为了阻止增长率降至2%以下这一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最差经济指标，正在提前发放公务员工资，学期中突然更换黑板和桌椅，甚至在冬季开展植树项目等，不惜投入巨额税收，力图暂时美化增长率指标。他们或许会辩称过去的政府也是如此，但其目的和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幼稚。
从事经济管理的决策者需要明白一点，那就是必须能够区分“预料到的副作用”和“未能预料到的副作用”。正如前面回顾的那样，在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之前，200万户住宅建设计划已经启动。从20世纪80年代过渡到90年代，我国普遍认为“衣食住中的衣和食问题已经解决”。人们生活富裕起来，衣不蔽体的人消失了。“现在只要解决住的问题就行了”，媒体也对此大肆宣传。200万户住宅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强行推进的。尽管制定该计划的人多少有些鲁莽，但他们也充分预料到这会对物价产生不利影响。即便如此，他们在权衡物价和住房两方面后，从政策上判断当时住房供应更为重要，因此选择了后者。可以说，他们选择了长期效益而非短期成果。
衡量副作用大还是益处大，是决策者的职责。他们必须具备坦诚公开“预料到的副作用”并争取国民同意的正直态度，也必须具备在“预料到的副作用”范围内坚持推行政策的胆识。纵观近期的许多政策案例，既无正直也无胆识。将无知和鲁莽误认为胆识的倾向也十分严重。国民总有一天会通过选举来审判这些政策，但在此之前，多数国民将长时间承受痛苦，这令人痛心。而且，解开缠绕的线团，总是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国保委的重工业结构调整
如前所述，1980年国保委曾计划建设500万户住宅。当时国保委里有许多沽名钓誉之辈，仿佛迎来了革命的新时代，争相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政策，试图以此机会彻底改变大韩民国。在那些一无所知的军人掌握大权的时候，所谓的专家们便纷纷尝试推行各种鲁莽的政策。500万户住宅建设计划便是其中之一。我之前回忆过，国保委经济科学委员会曾试图独立宣布此计划，我便向李春九先生提议“与经济相关的政策，若无相关分科委员会同意，不得宣布”，从而阻止了其发布。
说要建那么多房子，却对如何确保建设人力、如何筹措建材等问题毫无计划。这就像一个信誓旦旦地说“今年内一定要买到房子”的人，却对用什么钱买房子毫无计划一样。在政界，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他们既无对策，也无准备，更看不出丝毫考虑过副作用的痕迹，却能自信满满地讲述着如同梦呓般的计划。有些政治人士会煞有介事地说“一个人做梦只是梦，众人一起做梦就能成为现实”，但个人独自做梦是好事，若试图将自己不合情理的梦想强加于众人进行试验，则可能导致众人一同受害，这种责任感似乎并未在他们身上体现，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
全斗焕就任总统后，500万户住宅建设计划再次作为国政课题被提了出来。一边说要稳定物价，一边又提出建设500万户住宅，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政策。用“先宣布了再说”来形容或许比较恰当，第五共和国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国保委时期也曾尝试过重化学工业的结构调整。国保委商工委员会以消除大企业的重复投资为名，制定了“汽车产业在现代、大宇、起亚中选一家”，“发电设备在现代、韩国重工业中选一家”之类的计划。这与我前面提到的“主力行业”制度相去甚远。所谓财阀结构调整，指的是控制那些以电子产业为主力，却又向餐饮、证券、酒店、零售等领域进行章鱼式扩张、蚕食市场的行为，并非像国有化那样设定“单一行业单一企业”。鼓励多家企业在市场中竞争，这才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化的本质是“激活市场经济”。然而，当时国保委却把郑周永、金宇中等人叫来，以“这个人要做这个项目，你做什么？”的方式试图进行结构调整。这样做事情能顺利解决吗？一开始就对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大吹大擂，最终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政策制定者被空洞的理想和无知所蒙蔽，做出不切实际的事情，这无论是国保委时期还是现在，似乎都没有太大改变。
上帝保佑的国家
在本章结束之际，让我们对我国经济史进行一次概括性的梳理。
我国大约每隔10年就会遭遇一次经济危机，第一次危机可以追溯到1965年左右。军人掌权后，为了展示一些看得见的成果，雄心勃勃地开始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但第一年就因货币改革失败和旱灾叠加而业绩不佳。即使想进行经济开发，也无法筹集到资金，而且由于是政变上台的政权，美国也不予理睬，难以获得贷款。通过韩日邦交正常化，日本资金开始流入，才打通了资金链，摆脱了危机。20世纪60年代末越南战争爆发，我国通过派遣军人赚取外汇，并恢复了与美国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经济复兴。
1973年秋天爆发了石油危机。能够克服这次危机，也是得益于国际经济的复苏以及中东建设热潮的兴起。许多读者可能还记得，当时有大量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异国他乡炎热的建设工地上挥洒汗水，赚取外汇。他们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修建公路，铺设输油管道，赚取美元并汇回国内。因此，甚至出现过经济增长率达到14%的年份。若非他们汗水中饱含的艰辛努力，在一滴石油也产不出的国内环境下，要度过石油危机这样的难关并非易事。每当危机来临，恰好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使我们得以走出困境。
1985年，“外债亡国”的说法一度流行。我前面介绍过，当时在野党在总选中曾指责说：“（国民）一出生就成了欠下1000美元债务的人”。然而，此后的几年里，国际收支顺差急剧增加，我们终于要成为发达国家、债权国了，整个大韩民国仿佛中了彩票的暴发户一般大惊小怪。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1985年，有一个“广场协议”。当年9月，美国将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的财政部长官和中央银行行长召集到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迫使各国货币同时升值。该协议因会议举办地点的饭店名称而得名。根据协议，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30日元兑1美元调整为115日元兑1美元，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3.4马克兑1美元调整为1.7马克兑1美元，都是一蹴而就的。一夜之间就这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需要巨额资金，但在与德国、日本等新兴经济强国的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导致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日益严重（两者合称“双赤字”）。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经济强国的货币价值，削弱其竞争力，从而相对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对此五国达成了协议。
然而，当时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将约为860韩元兑1美元的汇率提高到了900韩元。在其他国家汇率腰斩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提高了汇率，因此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一夜之间翻了一番。贸易收支自然会急剧改善。就这样人为地制造出顺差，然后就宣称成为发达国家、债权国，开香槟庆祝，高呼万岁。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当时完全就是汇率操纵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压力也开始显现，汇率升值到700韩元区间。结果，到了90年代初，贸易收支急剧转为逆差。（卢泰愚政府时期的经济困境与此原因叠加发生。）这次，又是一片哀嚎，仿佛国家要彻底完蛋了。三四年间，舆论就这样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摇摆。
总而言之，我们每次度过危机，与其说是依靠国内政策的能力，不如说是依靠外部因素的拯救。每次危机都伴随着好运。正如爱国歌歌词所唱，我国可以说是“上帝保佑”的国家。那么，随后的亚洲金融风暴（IMF）危机，果真是依靠政策能力挺过来的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一直以来，我国历史上都缺乏称得上经济政策家的人物，只有一群技术官僚。经济政策家不仅要精通理论，还应具备能够激发创意的艺术气质，但我们缺乏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指望官僚出身的人具备这种气质是很困难的，显然应该从政治家中涌现这样的人物，但至今为止，我国国民未能享有这种幸运。国家应该由政策家领导，而非技术官僚当道。尽管如此，这个国家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否也应该感到庆幸呢？
21 “请与金泳三划清界限” | 1990年的三党合并
1990年1月22日，民主正义党、民主党、共和党宣布合并。在我国政治历史上，虽有在野党为对抗执政党而联合的情况，但执政党与在野党合并，人为制造巨大执政党，这还是首次。这是我担任保健社会部长官时期发生的事情。
这场被称为所谓“保守大联合”的合并，其背景如下。1988年第13届总选中，民主正义党未能确保过半数议席。宪政史上首次出现了“朝小野大”的局面。随着小选区制的实施，形成了鲜明的地区分割格局：大邱庆北（TK）地区支持民主正义党，湖南地区支持金大中领导的平民党，釜山庆南（PK）地区支持金泳三领导的民主党，忠清地区则支持金钟泌领导的共和党。朝小野大局面形成后，卢泰愚表示“若无国会的协助，如何领导政府”，流露出挫败感。我曾劝说卢泰愚，可以通过吸纳无党派人士，并就具体事案与在野党尝试政策协商，虽然会有些困难，但在引领政局方面不会有大问题，但这并没有奏效。他从未经历过那样的政治格局，不安感想必很强烈。或许是由于卢泰愚那种“过石桥也要敲了再敲”的小心谨慎的性格，他最终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选择。
从金泳三的立场来看也是如此。其政治对手金大中领导的政党成为了第一大在野党。政局的主导权落入了金大中手中。金泳三大概是担心自己“在野党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会被金大中完全夺走。接连发生的一些事件，似乎印证了金泳三的这种忧虑。卢泰愚和金大中合意废除“中期评估”承诺的事件便是典型例子。
孤立湖南地区的保守大联合
1987年总统选举时，卢泰愚的承诺之一是实施“中期评估”。即当选总统1年后，将向国民询问是否会再次信任他，这是我一直坚决反对的承诺。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总统任期既是权力也是责任。借用宪法中没有的“中期评估”形式，由总统自行决定（当然，据称会通过投票征求国民意愿）去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超宪法的想法。我曾再三强调，即使没有那样的承诺也完全可以当选，但或许是卢泰愚小心谨慎又力求万无一失的性格使然，他以“为了确保当选”为由将此加入了竞选承诺，结果随着世人的瞩目，这俨然成了核心承诺。
当选之后，那个承诺果然成了问题。在野党以中期评价承诺为借口，试图无论如何都要将总统拉下马，执政党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总选中，朝小野大的局面已经确认了民心向背，此时若实施中期评价，结果岂不是不言而喻吗？到了1988年底，在野党一致疾呼尽快实施中期评价。事实上，当时执政党外围成立了准备实施中期评价的组织，由李春九先生担任秘书长，我也在协助该工作。但在1989年3月，卢泰愚与金大中会面，就“搁置中期评估”达成了协议。由于第一大在野党采取了这样的态度，金泳三和金钟泌的处境变得如同竹篮打水一场空。以此为契机，金泳三可能也下定了决心。他想必被一种不安感所笼罩，认为这样下去将永远被金大中压制。金泳三的这种欲望和不安感，卢泰愚的小心谨慎和不安感，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催生了三党合并这一奇特的政治组合。
当时我身为长官，不便就政治悬案发表言论，立场颇为尴尬。但在有保健社会部审批事项时，我曾单独会见卢泰愚，问他：“如果真有必要，只拉拢共和党不就行了，为何还要让金泳三也加入进来？”（后来我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有了可以发言的立场后，曾公开指出三党合并的问题，一度成为媒体热议话题。）卢泰愚只是面带微笑，表情仿佛在说“你什么都不懂”。后来我得知卢泰愚、金泳三、金钟泌甚至拟定并交换了承诺实行内阁制的备忘录，我曾以尹潽善的备忘录为例劝告他：“政治人士的备忘录都如同废纸一张，绝对不要相信”，但这番忠告也无济于事。
他们曾预测这将是1+1+1=3，不，他们甚至夸口说会变成4或5，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搞政治往往会像这样丧失现实感。无需赘言，只需看看三党合并后于1992年举行的第14届总选结果便知。三党合并后，议席达到217席、被称为“恐龙执政党”的民主自由党（简称“民自党”），在该次选举中议席萎缩至149席。金大中的民主党则从原有的64席大幅增加到97席。当时的政坛是何等令人失望，以至于连财阀总裁郑周永先生都出面从政，他创建的国民党成立仅两个月就获得了31个议席。
所谓的保守大联合，是虚妄的政治算计所催生的空前失败之作。TK政治势力试图无论如何都要延长权力，PK政治势力则试图无论如何都要掌握一次权力，这是双方的欲望和利害关系一拍即合的苟合，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三党合并的结果是，庆尚道和忠清道联手，形成了实际上包围湖南地区的政治格局。这进一步加剧了湖南地区的孤立感。湖南地区的居民本就在工业化进程中感到被边缘化，怀有相对剥夺感，加之5·18光州事件带来的伤痛，如今又形成了唯独湖南地区被孤立的政局，这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只有我们自己团结起来才能生存”的意志。湖南地区集中投票的倾向，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也未发生大的改变。这是政治家们轻率的欲望所导致的结果。
总之，三党就是这样合并了。我成为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后，心想“既然已经在国会占据了绝对多数议席，那就看看能否通过劳动法案吧”，于是尝试处理劳动关系法，但由于金泳三的拖延未能成功。我不禁想，这样的合并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做了一件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事情。
“希望韩国与日本有所不同”
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长期的领土纷争和围绕石油开发的利益争夺是其原因。科威特仅在半天之内就完全被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王室流亡至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在科威特扶植了傀儡政府后，宣布将其作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吞并。对于这一让人联想起1950年朝鲜南侵的过程，联合国理所当然地将其定性为“侵略行为”，并敦促伊拉克军队尽早撤离并恢复原状。由于伊拉克拒绝了这一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组成，从1991年1月17日起，国际社会为解放科威特开始了反击。这便是所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开始。作战代号为“沙漠风暴”。
1991年1月，在结束第二次韩苏经济合作会谈后，我前往总统处进行汇报。汇报结束后，我问道：“美国现在正在猛烈轰炸巴格达，我们可以这样袖手旁观吗？”总统反问：“那你说要怎么做？”我回答说：“我们不久也将成为联合国成员国。6·25战争（译者注：即朝鲜战争）时，联合国帮助了我们，我们才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在这个时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什么？”当时，参与多国部队的国家有34个。在朝鲜战争时期军事援助我国的16个国家中，也有12个国家参与了多国部队。总统说：“其他人没提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这么说？”过了一会儿又说：“那你来主导，营造一下氛围吧。”
我随即去拜访了总理（译者注：时任总理为姜英勋/강영훈，正式任期1988年12月5日-1990年12月27日）。总理一言以蔽之地表示反对。他谈及了派兵越南的噩梦以及学生们的反美示威等，认为不能派遣战斗兵力参战。于是，我给国家安全企划部部长（安企部长）打了电话，开口说道：“经济首席秘书就并非自己直接管辖的事情提出这样的意见，实在抱歉……”即便如此，我还是结合经济问题进行说服：“近来需要解决301条款（作者注：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规定，美国可以对被其认定为违反其贸易秩序的国家及地区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该条款于1974年制定，1984年得到强化，被称为“超级301条款”。现在被称为“特别301条款”。我国企业曾数次因此条款而受到反倾销关税等措施。）等贸易摩擦问题，如果能借此机会改善对美关系，似乎有助于解决各项问题。”我请求安企部长能出面处理这个问题。不久，由安企部长主持，在青瓦台的一处安家召开了会议。总统秘书室长、安保辅佐官、国防部长官、外务部长官、副总理以及我，共七人出席。反对最激烈的是外务部长官和国防部长官。他们认为派什么兵。外务部长官说：“最近见过美国大使，他完全没有提及派兵的事。”国防部长官也说：“联合国军司令也没提过那样的话，”并表示：“只要把第二笔款项付清不就行了吗？”当时，美国以战争费用不足为由，要求友邦国家分摊费用，我国已经支付了5亿美元，但美方称不够，要求支付第二笔分摊款。除了副总理以外，其他人都没有特别的意见，只是用一种“你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大”的表情看着我。
那天的会议决定，由外务部长官和国防部长官再次会见美国大使和联合国军司令听取意见，随后便散会了。一周后再次召开会议。由于事态紧急，下一次会议由总统主持召开，但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外务部长官和国防部长官见了美国大使和联合国军司令，对方的反应和以前一样。总统质问般地对安企部长说：“为什么要开这种会？”安企部长则回答道：“我本来没什么兴趣，是经济首席秘书一直坚持……”眼看我就要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了。于是，我对外务部长官说：“请您把和美国大使会面时说的话原封不动地重复一遍。”他便补充了这样一句话：“说起来，大使在告别时最后说了一句‘希望韩国不要像日本那样’。”当时，日本为战争经费分摊了130亿美元，是世界最大规模，接近我国分摊额的30倍。尽管如此，美国对日本那种似乎想用金钱解决一切问题的态度感到不满。日本或许是因为自卫队派兵在国内外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所以才那样做，但希望韩国能与日本不同……这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这样一解释，大家似乎都点头表示同意，但总统由于性格谨慎，还是说：“那下次再开会决定吧。”那时是1991年1月底。战局已经向美方倾斜。新闻每天都像播放战争电影一样实时播报美军轰炸巴格达的场面。我实在太郁闷了，便断然说道：“这场战争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会议一结束就立刻宣布派兵吧。”
会议结束后，青瓦台发言人宣布我国将向中东派兵。第二天，媒体铺天盖地都是谴责派兵的报道。由于时间紧迫，陆军未能派兵，只决定派遣空军，而且仅有5架运输机，即便如此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与此相反，美国方面立刻传来了积极的反应。就这样，我们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参与解放科威特多国部队的国家。运输机虽然在中东着陆，但抵达现场仅两天战争就结束了。我们大约只支付了飞机燃料的费用，却在美国等国际社会面前大大地争了面子。对卢泰愚总统而言，这成为了一项重大的外交成果。同年7月，卢泰愚总统作为韩国总统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派兵的成效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因为这件事，我和外交安保首席秘书（作者注：原本我国青瓦台没有外交安保首席秘书这一职位。该职位设立于1991年12月，由原先担任外交安保辅佐官的人出任外交安保首席秘书。）（译者注：时任外交安保辅佐官为金宗辉/김종휘，其外交安保首席秘书任期为1991年12月19日-1993年2月24日）的关系变得相当尴尬。原本在推进韩苏、韩中建交过程中，外交安保首席秘书被边缘化，由经济首席秘书出面主导，他就已经多有不满了，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准备韩中建交时，我以类似特使的身份秘密访问北京一事，只有总统和秘书室长知晓，连外交安保首席秘书都不知道。他事后得知，感到相当不悦。）美国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或国务院官员来访时，也总是要求先见我而不是外交安保首席秘书，这似乎也让他感到了被冷落或不快。总统访问美国时举行了招待会，美国官员接二连三地请求与我见面。我当时不明所以，后来想大概是因为我在海湾战争派兵等问题上率先发声，这事也在美国官场传开了。因此，不仅是外交安保首席秘书，连其他青瓦台首席秘书和长官们都用略带嫉妒的眼光看我，让我颇为为难。后来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我被青瓦台孤立了。”虽然阴差阳错地跨越了经济领域，涉足了外交、政务乃至国防事务，但我一心只想着作为辅佐总统的人，无论哪个领域，首要任务都是辅佐总统取得成功。
核开发秘闻
这是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具体公开过的往事，现在姑且当作已经“解密”，在此披露一二。卢泰愚政府时期，我国曾一度推进过核武器的开发。此事最初只有总统、安全企划部部长（译者注：时任安全企划部部长为徐东权/서동권，任期1989年7月19日-1992年3月30日）和我三个人知晓。
不知总统是在何种情况下做出的判断，总之有一天，他突然召见我，冷不丁地问道：“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开发核武器了？”当时，我们刚刚察觉到朝鲜正在进行核开发，并着手制定应对策略。从总统的语气中，我感到他并非在征求我的意见，而是早已下定了决心。在军事安全领域，总统的经验和见识远胜于我，我当场也无法明确反驳。
我们开发核武器一旦被外界知晓，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一点不言而喻。为了防止核扩散，美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奉行一种只承认现有核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有意为之的不平等”政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Non-Proliferation Treaty）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制定并被遵守的。正如现在广为人知的那样，朴正熙时期曾试图开发核武器，并因此与美国发生冲突，随着朴正熙去世，该计划也随之中断。其后执政的全斗焕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向华盛顿表达了彻底放弃核开发意图的立场。其政权由于出身存在局限性，在这方面不能不顾及美国的看法。如今卢泰愚要进行核开发，这或许是其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没有充分预估到此举将引发的国际风波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通过朝鲜后来的行径，我们至今仍在清楚地目睹，鲁莽的核开发会将一个国家引向怎样的毁灭。）
经济首席秘书为何会介入核开发呢？答案是资金筹措。我接到的指示是，在不为外界察觉的情况下，动用一部分财政资金，秘密支援负责核开发的部门。技术开发方面，自然由原子能研究所（现为韩国原子能研究院）负责。我们采取了措施，确保此事只有研究所所长和几名研究员知晓，连科学技术处长官都绝对蒙在鼓里。但问题就出在那位“长官”身上。当时的科学技术处长官是一位物理学家，而且恰好是原子能专家（译者注：时任科学技术处长官为郑根谟/정근모，任期1990年3月19日-1990年11月9日）。他拥有最年轻博士学位的记录，从小就被称为神童，由于头脑异常敏锐，他很快就察觉到原子能研究所内有些不寻常的活动。他本可以佯装不知，但他却执意想了解开发的具体进展情况，以至于每次偶然遇见他，我都感到相当为难。
就在核开发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91年9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将从朝鲜半岛撤出驻韩美军持有的所有战术核武器。这无异于一份无核化宣言。当时，总统因加入联合国事宜访问纽约后，正在墨西哥访问途中，在那里突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进入了紧急状态。美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们继续推进核开发，岂不显得要与美国正面对抗？无奈之下，卢泰愚总统随后于11月也发表了无核化宣言。年底，在韩朝高级别会谈中达成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彻底放弃核开发的国家。当然，朝鲜则不惜让其人民饿殍遍野，也要秘密持续进行核开发，最终沦落到今天这样在国际社会中完全孤立的境地。
十个月便沦为废纸的备忘录
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轻视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国民需求亦随之变化的现实，最终落得身死政垮的结局。他未能读懂时代的变迁。1990年，民主正义党、民主党、共和党三党合并，即所谓的保守大联合，是为了人为地推翻国民选择所形成的“朝小野大”局面而做出的极其错误的选择。卢泰愚、金泳三、金钟泌三人签署了推行内阁制的备忘录，甚至亲笔签名，但在以总统制为核心的1987年宪法修订仅过去三年之际，再次修宪，这难道合乎情理吗？这是公然违背民心的行为。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政客们或许尚能在密室中达成协议并加以推行，但在民主化时代，这已是行不通的。这同样是未能读懂时代的变化。如此丧失现实感，决定并强行推进那些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这种愚蠢行径是我们政治历史上不断重演的痼疾。
1991年围绕向科威特派兵一事，我国政府官员们所表现出的态度，正是未能洞察我国国际地位变化的一个例证。当时，我国已摆脱赤贫状态，俨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GDP计算，1980年我国尚居世界第25位左右，而到1991年时已跃升至12至13位。甚至成功举办了奥运会，长期梦寐以求的联合国席位也近在眼前。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仍自诩为“发展中国家”，未能找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只想懵懂地安坐一隅。长期受人援助，经济水平又骤然提高，出现这种茫然无措的状态倒也情有可原。我们的经济实力发展速度惊人，但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社会沟通及关怀水平却未能跟上，以致今日仍在经历种种矛盾冲突。
对于1991年我国秘密准备核开发究竟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我不敢断言，但无论如何，那也是在价值观如此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决定。那的确是一个需要某种范式转变的时期。
卢泰愚从就任总统伊始，便开始苦恼自己的总统继任者人选。这恐怕是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三党合并时签署内阁制备忘录，是他认为总统中心制无法根治我国政治的痼疾，或是为了保障自己卸任后的政治安全而推进的，但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事情”。从长远来看，我国的政治体制从总统中心制转变为议员内阁制是正确的方向，但凡事皆有其时。那时，显然时机未到。不，应该说是最糟糕的时期。此事反而加剧了国民对内阁制的不信任。时至今日，国民一提到内阁制，便认为是“他们内部为了轮流执政而耍的政治花招”，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种操之过急的行为。这是未能洞察时代与民情，目光短浅所酿成的政治惨剧。
围绕内阁制备忘录，政坛掀起了波澜。金泳三起初谎称从未签署过此类备忘录，谎言昭然若揭，当他亲笔签名的备忘录内容被媒体公之于众后，他却突然话锋一转，要求“公开协议内容被泄露的真相”，并拒绝一切党务，下到马山闭门不出。金泳三耍起了固执脾气，卢泰愚最终宣布放弃内阁制。这距离备忘录签署尚不足十个月。权力啊，真是卑鄙的东西，当卢泰愚在金泳三面前表现出如此受其摆布的姿态后，那些嗅到权力气味的人便开始迅速向金泳三靠拢。
当时，我一有机会便向卢泰愚进言：“请借此机会与金泳三彻底划清界限。”事实上，关于金泳三，我从1963年在我祖父身边担任秘书时起，便深知其为人，甚至了解一些外人所不知的内幕。三党合并后，金泳三逐渐成为权力中心，也曾数次向我传递希望与我合作的信息。我当然拒绝了。他也曾多次邀我见面，我都以各种借口推辞了。那时若我假意接受那些笼络，或许我的人生会因此改变，但我的良心绝不允许我那么做。在那段时期，我与金泳三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我无意在此公开。当时我未曾料到，那些事情日后会给我招来巨大的祸端。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与金泳三亲近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对此我丝毫没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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