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权力——金钟仁回忆录（4）
书籍信息
ISBN-13: 9788952758798
ISBN-10: 895275879X
Authors: Kim Chong-in
Edition: Ch'op'an
Publisher: Sigongsa
Published: 25 Mar 2020
书籍介绍
一位无论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阵营都争相邀请的政治人士，
一位亲身见证并经历过韩国历届政权的经济专家，总统们的智囊，
金钟仁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撰写的回忆录。
金钟仁，其祖父为独立运动家、大韩民国首任大法院院长金炳鲁先生。他年轻时便侍奉在为大韩民国宪法奠定基石并在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祖父身边，近距离目睹了诸多政治现实。从24岁开始亲身参与政治，他将自朴正熙政权至文在寅政府时期，亲历历届政权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悟尽述于本书。
他于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在西江大学执教期间，参与了朴正熙政权推行“增值税”与“医疗保险”制度的进程。以此为开端，他开始深度参与多届政府的国政运营，书中随处可见他在近距离辅佐历任总统期间，对所推行政策及其过程的感悟。
全斗焕政权突然试图推行金融实名制的缘由；在1987年宪法中加入“经济民主化”条款过程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卢泰愚政府时期，临危受命担任保健社会部部长时所面临的“拉面风波”；出任经济首席秘书后，推动财阀出售5000万坪非业务用地产的措施；韩苏建交与韩中建交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仁川机场、KTX高速铁路的引进到一山、盆唐新城建设的幕后历程；大韩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与历史；房地产价格暴涨的过程以及为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等等……阅读本书，您会感到仿佛置身于大韩民国近现代史的现场。金钟仁——唯有他才能讲述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大韩民国政治经济史的鲜活故事，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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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4
新千年，化“非常”为“飞翔”
22 羞耻与遗憾的记忆_ 秘密资金案，卢武铉之死
23 剔除保守，加入经济民主化_ 2012年的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
24 “我看错了人”_ 第18届总统选举与朴槿惠 (1)
25 一夜之间冒出的不着边际的创造经济_ 第18届总统选举与朴槿惠 (2)
26 将濒临瓦解的政党打造为第一大党_ 第20届国会议员选举与民主党 (1)
27 未能改变根本的历史责任_ 第20届国会议员选举与民主党 (2)
尾声_ 唯有改变政治的根本，国民才能生存
22 羞耻与遗憾的记忆 | 秘密资金案，卢武铉之死
1991年底，我向总统表明了辞意。总统直属的辅佐团队与普通公司或机构不同，并非提交辞职信就能随心所欲地离职。必须先表明辞意，待总统批准，并且准备好继任人选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之身。然而，在我提出辞职时，总统的回答是：“一起工作到任期结束怎么样？”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不仅在经济方面，还在政务和外交方面提供帮助，希望我能与政权共命运直至最后一刻。对我而言，这份信任弥足珍贵，但我日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给总统带来了负担。有许多人正翘首以盼，等着我从位子上下来。
一家打算新涉足汽车行业的电子企业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该公司甚至聘请了曾在往届政府中担任过总理的人出任会长，并动用这种人脉展开全方位的游说。从总统的亲属到在职官员，几乎无人不在其游说对象之列，以至于连总统都感到困扰和厌烦，曾向我暗示性地问道：“那个就直接批给他们不行吗？”我反驳说，总统您亲自宣布了大型企业应选定三个核心行业并集中发展的政策，怎么能这么做呢？此后他便没再提这话。但我能感觉到，游说活动仍在持续不断。
总统的亲家担任总裁的财阀想要进军移动通信业务（译者注：该公司为鲜京集团，即目前的SK集团，时任会长为崔钟贤），这个问题则更为棘手。总统明显想批准，但我说：“此事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最好还是交给下届政府处理。”我以各种借口推迟移动通信运营商的选定公告，只希望总统不要介入此事。然而，那位亲家不断前来纠缠，总统似乎也打定主意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不可能一直阻拦下去。但我也不能亲手处理这件事，所以认为悄然离职才是为总统着想的现实选择。
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后，我一离开青瓦台，总统亲家的企业便立刻被选为移动通信运营商。（那家电子企业的汽车业务也获得了批准。）这最终成为卢泰愚被金泳三抓住的把柄，以致其在任期末尾一直受其牵制的要因之一。金泳三成为总统候选人后，仍不断拿这个问题做文章。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以阻挠移动通信业务相要挟，卢泰愚为了设法阻止，只能不断答应金泳三的各种请托。总统亲家的企业在移动通信业务权方面历经波折，一度被收回又失而复得，最终还是获得了业务权。至今，它依然是韩国国内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在这样的过程中，真的能说没有各届政权的特惠吗？
到了1992年2月，4月份国会议员总选举的比例代表名单确定下来，我的名字也位列其中。或许可以看作是我自己想离开青瓦台，和那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我弄出青瓦台的人们的意愿不谋而合吧。但总统却迟迟不任命继任者。即使我已经确定为比例代表，他仍不断劝说：“一起干到任期结束不行吗？”总统还问过：“如果不能在身边直接辅佐，能否以其他形式提供帮助？”（于是我设立了一个研究所，至今我仍在那里上下班并运营着。）随着3月的临近，我越发焦急。我需要回到党内参加竞选活动，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他就是不放我走。我在选举前夕执意要离开青瓦台，其实有我自己的“其他”原因。我为了设法避开那件事，才在1991年底早早地表明了辞意，但辞职被拖延了数月，这是最终导致日后我遭遇祸事的决定性原因。
无颜面对祖父
下一届总统选举，金泳三当选，政权更迭伊始，我便因所谓的东华银行秘密资金事件被捕。查阅当时的媒体报道和相关人士的证词便可了解，那是我向参加第14届总选举的候选人提供选举资金的案件。按照当时的社会状况，在选举时期从青瓦台调往党内，很有可能会负责向党内提供选举资金。我预料到自己肯定会扮演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才想尽快离开青瓦台，但辞职报告处理迟缓，最终还是酿成了那样的后果。无论情况如何，无论当时的社会背景如何，对于自己曾些许介入此类不正当行为，我都深感羞愧。对后人而言，我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时，我也说“无颜面对祖父”，并坦然接受了一切。
深谙政治内幕的人都清楚此案的性质。当时我是执政党议员，同一党派的人刚当上总统，我却首当其冲成为检察机关的调查对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被捕后，国会就释放我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在野党议员全体对释放执政党议员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由此可见其性质。执政党议员中也有相当多的人投了赞成票。金泳三对那些投赞成票的议员大发雷霆，要求找出他们，这也暴露了事件的性质。在这场耻辱而令人困惑的事件漩涡中，我只能叹息，政治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前往检察机关接受调查那天，我去拜访了已卸任总统、回归普通市民身份的卢泰愚，他对我说：“过往历史的人物再怎么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也是徒劳的。”于是我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近墨者黑”，难道我当初根本就不该踏足这个领域吗？有段时间，我对政治抱持着浓厚的怀疑感。
国会就释放我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时，也一并表决了另一位执政党出身国会议员的释放决议案。那位议员是所谓的民主正义党TK（大邱庆北地区）系的核心人物，曾一度被认为是接替卢泰愚的有力下届总统候选人。三党合并后，金泳三进入执政党，两人便以宿敌著称。他也在金泳三当选总统后，立刻因涉嫌腐败被捕（译者注：综合上述信息，此人为朴哲彦，他于1993年因“老虎机案”被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失去议员席位；当时负责调查朴哲彦案的检察官是洪准杓/홍준표，同时洪准杓称，在金钟仁案中，应咸承熙/함승희主任检察官的要求，对金钟仁进行了讯问，并获得了供词；洪准杓于1996年经金泳三推荐，进入政界；在2020年第21届国会选举前夕，洪准杓脱离未来统合党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选并获得席位，而后宣布回归党，但因受到已由未来统合党改名为国民力量党的国力时任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金钟仁的制衡，一年多后才回归）。我和他一同成为了“目标”。
1992年总统大选前夕，金大中候选人的秘书室长联系我说想见面。（此人后来在金大中当选总统后，担任了总统秘书室长。）（译者注：遍历国民政府4任秘书室长，此人应该是朴智元）在野党候选人的秘书室长为何要见我这个执政党议员？我心存疑惑地赴约，他转达了“希望卢泰愚总统能在本次大选中支持金大中候选人”的意愿。他说这是金大中候选人的意思，认为我是能够将此信息直接传递给卢泰愚的合适人选，所以才约我见面。我说：“现任总统撇开执政党候选人，暗中帮助在野党候选人，这不合常理，但无论如何，我会向总统转达此意。”随后便告辞了。
读者们或许会感到讶异，但这并非完全不合常理的提议。从所谓的政治工程学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接下来的1997年总统大选中，金泳三反而帮助了宿敌金大中候选人当选，而不是执政党的李会昌候选人。金泳三与金大中相处多年，深知其为人，他确信金大中当选总统后不会进行政治报复。事实证明，他的预测完全准确。另一方面，金大中在1992年金泳三当选总统后，立刻宣布退出政坛，一度前往英国隐居。金大中也非常了解金泳三的行事风格。从他后来复出并最终当选总统来看，金大中的政治手腕着实令人赞叹。
不了解政治内幕和运作的人，往往只看表面现象，凭直觉判断和评判政治，但其背后隐藏着这些复杂的缘由。实际上，据说在三党合并之前，卢泰愚曾首先向金大中提议过合并。如果金大中当时接受了，现在我国的政治格局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政治就如同棋局，一步之遥便风云变幻，且布满了隐藏的棋子。总之，我将金大中关于大选支持的意愿转达给了卢泰愚，后来我才知道，卢泰愚确实向金大中提供了相当数额的资金。1995年，金大中承认从卢泰愚处收受了20亿韩元，同时揭露金泳三收受了更多。（卢泰愚后来在回忆录中称：“给了金泳三3000亿韩元。”）政治，便是如此一个藏污纳垢、险象环生之地。
说到这里，我国历任总统都曾遭受过自己原以为可以信任的继任者的折磨。这也是权力无法避免的属性。因为他们错以为，必须将前任彻底打倒，权力才会向自己集中。谁曾想过性格软弱的卢泰愚会将自己一生的朋友全斗焕流放到百潭寺？金泳三将为自己当选总统贡献最大的卢泰愚送进了监狱。卢武铉调查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汇款问题，震惊了世人。李明博公开卢武铉家人的不法行为，将其逼上绝路；朴槿惠为了清除李明博派系，在所谓的“公荐屠杀”中导致总选惨败，并最终因此遭到弹劾。未来的总统，又有谁能安然无恙呢？
中断了手术的金大中政府
这虽然是段羞愧且不愿再回首的记忆，但我依然希望通过记录，警示后来的从政者不要重蹈我的覆辙，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在看守所里，我度过了一段悔恨与反省的时光。记得当时有熟人来探望，我曾坦然地对他说：“若在古代，我等于是反对君王登基的人，理应被诛灭三族，如今没有落得那般下场，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许多投身政治、数次参选的人，最终都落得几乎倾家荡产的下场。这足以说明政治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一旦当选，便很容易陷入黑金的诱惑。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政治资金暗中往来，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将善于筹集并“慷慨”分配政治资金的政客视为有能力的领袖。甚至流传着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轶事：曾在国会会场上有人问“在座有谁没收过政治资金，请举手”，结果只有一个人举手（他是一位农民运动家出身的国会议员）。政党公然收取公荐献金，例如“全国区（比例代表）前10位30亿，前20位20亿，前30位10亿”。如今，随着所谓“选举公营制”的引入，即使落选，只要获得一定票数的候选人，几乎都能如数收回投入的选举费用。国家对政党的财政补助每年也高达数十乃至数百亿韩元。政治资金的筹集与执行，其透明度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政治确实在不断进步。
我以缓刑获释，后来也得到了赦免复权，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与政治断绝了联系。我在研究所上下班，读书、查阅资料、研究政策，过着自认为充实忙碌的日子。金大中当选总统后，或许是出于歉意和感谢之情，曾邀请我入阁，但我婉拒了。周围许多人劝我这是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好机会，但我认为，如果不是能做实事的位置，就不应该接受，这才是应尽的本分。
简要提及金大中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正如众人所指出的，那是我们经济的危机，也是机遇。金大中没有进行政治报复，一方面固然缘于他个人的善良品性，另一方面也因为金泳三和金大中的亲信过去曾有紧密联系。此外，当时金泳三派系因IMF金融危机承担责任，整体保持低调也是原因之一。想必他也考虑到了在经济困境时期若再进行政治报复，会招致舆论的指责。金大中政府时期，确实是改革的最佳时机。通过“聚金爱国”运动等，政府获得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加上2002年世界杯等因素，国民士气高涨，社会整体氛围良好。在那样的时候，本应彻底完成包括财阀结构调整在内的各项改革。然而，这却像一位医生，为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开腹后，只刮掉了几个肉眼可见的脓包，便宣称“手术结束了”，然后草草缝合。作为旁观者，我深感惋惜。
“我想当总统”
2001年1月，一位在任长官联系了我。虽然通过媒体久闻其名，但我们从未单独会面交谈过。他亲切地问候道：“想拜访您”，并与我约定时间，那时的声音至今记忆犹新。几天后，我们在我的研究所见面交谈，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后来他约我共进晚餐，席间他突然请求道：“我打算竞选总统，请您助我一臂之力。”当时，他虽然名列总统候选人名单，但民意调查支持率仅有1.5%左右。甚至有些调查机构根本没把他列为调查对象，知名度很低。我劝他：“要想成为总统候选人，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准备时间，为此你首先应该辞去长官职务。长官职位并非你想辞就能辞的，为免日后犹豫不决，最好现在就表明辞意。”他说自己担任长官期间有计划要做的事情，要完成还需要大约6个月，所以暂时想留任。我心想“这样不对啊……”，但他本人如此坚持，我也无可奈何。那位长官就是卢武铉。
一周后，我再次见到了卢武铉。初次见面了解不深，但再次深入交谈后，我被他的坦诚与不拘小节所打动。我一度期待，这样的人或许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大约十天后，卢武铉突然辞去了海洋水产部长官职务。我当初的建议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现实。此后，或许是因为时间充裕了，他时不时会来我的研究所。每次来，我们都会就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之后，卢武铉在候选人竞选过程中所经历的惊天逆转，最终当选总统的戏剧性历程，在此便无需赘言了。
卢武铉曾说“当选后会聘请像金钟仁这样的人担任总理”，这并非偶然。这背后有那样的背景和缘分。然而，在他当选总统后，我与他单独会面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看来您和我们的‘频道’不太一致。”那一刻，纯粹的个体卢武铉蜕变成了“我们（的阵营）”。想必是围绕在卢武铉身边的人说我具有亲美倾向。事实上，在那之前，我曾数次叮嘱卢武铉：“个人怀有反美情绪无妨，但作为领导大韩民国的领导人，绝对不能将其表露于外。”与他交往，我个人并未期待什么，但隐约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后来，青瓦台设立了所谓“元老分科会议”，我也作为五名委员之一参与其中。我曾就“不应那样制定房地产对策”、“向伊拉克派兵是正确的”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但感觉像是在对一堵高墙说话。一年后，那个会议也被取消了。取消的理由是“要重视以现场为中心的实体经济专家的声音”。随后，所谓的“经济顾问”被替换为来自经济团体和大型企业研究所的人士。局势将向何处发展，已昭然若揭。卢武铉政府在任期内如此跌跌撞撞，最终在支持率完全跌至谷底的情况下，以“废族”（译者注：废族/폐족，原指一种连坐制，即本人犯下大罪，其子孙或同家族后辈也连带着被禁止仕官的惩罚；“废族”也是韩国的一个政治隐语，是政治团体的首领被肃清或政治生命结束后，其亲信在后续政权中遭受冷遇时，用于自称或他称的词语；尤其在实行5年单任制的韩国总统中心制特性下，前任总统的派系，不管愿意与否，在其主君卸任后大多会以近乎政治自然死亡的方式退出政界，除了少数能适时转换派系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无法在政治上东山再起，这些人就自称或被他人称为“废族”）自称，将政权交给了李明博政府。卢武铉政府的失败，催生了李明博政府。
卢武铉的悲剧
2004年3月12日，国会通过了总统弹劾案。赞成193票，反对仅2票。将卢武铉推上总统宝座的政党参与了弹劾。事态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各政治主体都有其一定的责任，但矛盾的激化始于总统抛弃了助其当选的政党，转而创建新党。
当时的民主党，结构如同一个屋檐下的三家人：传统的在野党政客、学运出身的年轻政客，以及湖南地区的政客。他们之间摩擦不断，最终卢武铉带领自己的势力出走，创建了类似亲卫队的政党——“开放国民党”。因此，留在民主党的势力在国会参与通过了对卢武铉的弹劾案。结果，这反而激起了国民的同情舆论，在同年4月举行的第17届国会议员总选举中，开放国民党获得了过半数议席，实现了惊天大逆转，弹劾案也被宪法法院驳回。有人称之为“卢武铉的冒险家本性”，但政治变成像这样惊险刺激的游戏场，真的可以吗？
在第17届国会中，我以新千年民主党党员的身份从事议政活动。这是我时隔十年重返政坛。我原本无意再次从政，民主党数次前来邀请都被我拒绝了。但被称为“清廉先生”的赵舜衡议员的劝说，我实在无法拒绝。他说民主党希望转型为“政策型政党”，请我助一臂之力。长久以来，我对我国政党极为失望，认为打造政策型政党是一项有意义的挑战，于是下定决心参与其中。然而，民主党因弹劾的负面效应，在总选中仅获得9个议席，沦为名副其实的“小不点政党”。原有的59个议席锐减至此，可见当时国民的心意。连院内交涉团体都无法组成，在这样一个饱受国民指责的政党里，又能发挥什么政治力量呢？
目睹李明博当选总统，以及卢武铉做出极端的选择，我百感交集。我曾想：“像卢武铉这样善良淳朴的人，也没能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亲信啊”，进而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个人”的问题。同时，对于权力以腐败为由，对前任总统进行人格侮辱的本性，我再次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无奈，唯有叹息。无论愿意与否，既然已成为特定政治团体的领导者，就应该考虑到支持者，以坚定的意志渡过危机。当然，这或许也与他天性不拘小节有关，但对瞬间离世的卢武铉，我仍深感惋惜。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23 剔除保守，加入经济民主化 | 2012年的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
2011年8月24日，首尔市举行了一场怪异的投票。这是一项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程序。即所谓的“无偿供餐居民投票”。
当时组织投票的人们可能会辩称：“准确的投票内容是，无偿供餐是‘立刻全面’实施，还是从低收入群体开始‘分阶段’实施。”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并非反对无偿供餐本身。他们只是说，考虑到首尔市的财政状况等因素，主张先从低收入群体开始实施。当然，这种意见可以存在。但将其付诸“居民投票”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看出这些人的政治感觉有多么不成熟。他们是对舆论为何物、国民的意识和情绪如何变化漠不关心的人。
在韩国，居民投票是一种罕见的特殊政治行为。针对人口达1000万的首尔居民就某一事项举行居民投票，若非极其重大的问题，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种居民投票的首个案例，竟然是“孩子吃饭问题”，将学校供餐当作政治争议点，无论以何种名义，这种投票本身就是一件愧对世人的事情。
此外，市长还对投票结果附加了“条件”。声称如果投票率未能达标导致投票流产，他将辞去市长职务。不是因为别的事情，而是在阻挠孩子们的无偿供餐这件事上，负责1000万人口生计的市长把自己的任期当作交易条件一样讨价还价，背水一战，真是令人寒心。最终，那次投票因参与率仅有25%，连开票都没能进行就流产了。（居民投票需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选民参与才能开票。）任期还剩4年之久的市长，为了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不得不主动辞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政治人士一旦被什么东西迷了心窍，就会做出如此怪诞的事情。
未能洞察民心的悲哀轮回
那位市长正是吴世勋。吴世勋市长从当选之时起，就应该反思自己当选的意义。他是民选首尔市长中首位成功连任的人。他在2006年的地方选举中当选，并在2010年再次当选。然而，2006年选举中，他以61%的得票率轻松当选，但在2010年，却以47%的得票率艰难当选。
2010年首尔市长选举的计票过程因其戏剧性的大逆转而备受关注。计票初期，吴世勋候选人预计会获胜。但进入中盘以后，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且差距难以缩小。因此，他甚至预估自己会失败并回了家。直到凌晨，江南3区（江南、瑞草、松坡）的投票站才开始计票，他在那里获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最终以0.6%的微弱优势险胜。结果意味深长。首尔共有25个区，吴世勋候选人在17个区落败，仅在8个区获胜。如果按照美国总统选举的方式计算，这是一场失败的选举。尽管如此，在总得票数上，他还是以0.6%的优势领先，而且还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压倒性选票才得以获胜。因此，有人嘲讽他不是“首尔市长”，而是“江南市长”。
既然如此当选，吴世勋市长和他所属的执政党大国家党就应该清楚地解读选举结果所具有的意义。他们本应基于2006年轻松获胜，而2010年却以惊险的、近乎奇迹的微弱优势获胜的局面，来解读民心的变化。（当时地方选举中京畿道的选举结果也是如此。大国家党虽然成功连任道知事，但在31个市长、郡守职位中仅获得10个，在全部113个道议员席位中也只获得了36席。与4年前选举中获得27名市长、郡守，71个道议员席位相比，其意义便一目了然。在韩国的选举中，首都圈的民心是解读舆论走向的晴雨表。）
政治人士未能正确解读选举结果，反应平淡，甚至逆民意而行，从而引发悲剧连锁效应的情况，何止一两次。让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为止介绍的案例。1958年第4届总选，自由党在首尔选举中惨败后，仍不明白其意义所在，对国民的意愿置若罔闻，最终甚至不惜舞弊选举，导致总统被迫流亡海外。1978年总选，共和党表面上仅以1.2%的差距落败，但在动用全部行政力量和金钱的选举中，差距仅此而已，实际上等同于惨败。即便如此，他们仍未能解读民意，对YH事件、釜马事件等采取高压手段，最终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总统遇刺，政权土崩瓦解。与之相比，第五共和国还算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选举结果。民正党在1985年总选中失败后（获得了过半数议席，实际上并非那么严重的失败），起初试图违背民意，但最终接受了总统直选制，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民正党接受修宪，是国民民主化要求、美国压力以及即将举行的88年奥运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后来的朴槿惠政府也是如此。在2016年第20届总选中，执政党新国家党初期自信满满，认为不仅能获得过半数议席，甚至能确保修宪所需的议席，结果却只获得了122席。这是远未达到过半数议席的惨败。相反，选举前夕看似摇摇欲坠的民主党瞬间东山再起，获得123席，与掌控湖南地区的国民之党联合，使在野党议席过半。既然在选举中确认了民意，就应该彻底分析之前的错误并制定对策。然而，总统和新国家党毫无改变，固执己见，最终酿成了宪政史上首次总统遭弹劾的事件。国民的舆论就是如此可怕。一旦出现值得信赖和支持的政党，民意便会瞬间向其集结。这是因为对政党的信任度并不稳固。韩国的政治人士常常会忘记这一事实。他们将支持自己的人视为“固定不变的常数”，不改正错误，结果瞬间崩溃。
随后执政的文在寅政府也并无不同。他们是推翻朴槿惠政府的国民烛光示威的结果。因此他们自称“烛光政权”，但如果自信烛光精神支持他们，那么在前总统遭弹劾后形成的如此一边倒的选举中，理应获得至少75%以上的压倒性支持才算正常。然而，他们只获得了41%的选票，甚至低于朴槿惠当选时的得票率。那么，他们本应首先思考不支持他们的59%意味着什么，这59%的空缺究竟该用什么来填补。但他们却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仿佛被上天授予了绝对权力一般，持续进行着单方面的独断专行。初期还谈论协治与统合，后来连这种表述都销声匿迹了。
尤其看到现政府（译者注：文在寅政府），令人郁闷的一点是，他们在野时曾指出执政党的某些错误，那么自己成为执政党后本应加以改正，但事实上他们却原封不动地沿袭了那些做法。他们掌握政权后，不想着制定并执行好政策以赢得民心，并以此延长政治生命，而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将“体制”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因为没有能力赢得民心，没有信心通过政策成果来一决胜负，所以总想着通过犯规来取胜。因此，他们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掌控司法部门，安插亲信于检察机关，掌控媒体，修改选举法等等，不断重复着这类陈旧的伎俩。几个月前，谁能想到朴槿惠政府的支持率会那样突然暴跌，甚至遭到弹劾呢？这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文在寅政府也不可能例外。
未能正确解读选举结果，日益沉醉于权力的行径，无论是所谓的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如出一辙。历史为何总是让这些不好的事情周而复始地重演，着实令人惋惜。
让我们再次回到2010年首尔市长选举的话题。随着计票逐渐进行，当吴世勋候选人看似将要落败时，他说“我认识到民心是可怕的”，然后回了官邸。他真的认识到民心是可怕的吗？似乎只是在他预料自己会失败的那一刻才是如此。那时，民心是可怕的，可一旦获胜，他便与民心背道而驰了。于是，他以一种仿佛要看看谁能赢的姿态与市民较量，甚至不惜赌上市长职位举行居民投票。一旦当选，便从那一刻起丧失现实感，这是韩国政治人士令人悲哀的共同点。
保守政党的创造性破坏
吴世勋市长辞职后，2011年10月26日举行了首尔市长补缺选举。选举结果还有看的必要吗？当时的大国家党，无论推举谁都难以当选。这几乎等同于在野党候选人一旦获得提名就能直接当选首尔市长的选举。然而，当时的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也同样令人寒心。世上竟有这样的体制内政党，在如此一边倒的选举中，连一个候选人都不敢自信地推出来，犹犹豫豫地搞什么在野党候选人单一化，结果把单一候选人的位置让给了无党派人士朴元淳。
首尔市长补缺选举结束后，大国家党几乎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次年春天预定举行总选，冬天则接着举行总统大选。党内弥漫着这样的恐惧：下次还能再次执政吗？在此之前，总选中能勉强保住80个议席吗？另一方面，在野党则陷入了只要实现单一化就能在所有选举中获胜的另一种幻想，气势汹汹。就在那时，我接到了朴槿惠的电话。她说想听听我对于如何解决这一事态的意见。
因此，我在首尔一家酒店的商务中心与朴槿惠见了面。我告诉她：“没有别的办法。我虽然说过会帮助您成为总统，但若要如此，大国家党不大规模改组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大国家党的官方体制，建立非常体制，在您的负责下进行总选。否则就没有希望了。”
一周后，朴槿惠又打来电话。她说实在无法那样做。据说她和其他人商量过，多数意见认为风险太大。她是害怕万一那样做之后未能收拾局面，并且在总选中也失败的话，自己将承担所有责任。我回答说知道了，如果做不到那一点，即使您成为总统候选人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然后挂断了电话。之后过了一个月左右。真是神奇，或许也是理所当然，大国家党的领导层自行瓦解了。他们大概是直觉到这样下去会同归于尽。随着最高委员们辞职，领导层解体，自然而然地成立了非常对策委员会。那时，朴槿惠才再次打来电话。说现在非常对策委员会已经成立，她自己担任了委员长，请我帮忙。
事实上，当时我本不打算参与大国家党的非常对策委员会。2008年国会议员任期结束时，我当时已经认为自己退出了政界。因此，我还曾拜访包括前总统在内的政界前辈和后辈，向他们辞行说：“我现在要告别政治了”，还说：“让我们忘掉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吧。”出于这个原因，我也曾提前对朴槿惠说过：“我不能亲自出面帮忙。”表示只会在幕后默默协助。但她却说：“上次不是先生您说要成立非常对策委员会吗？请为了国家帮帮忙吧。”她如此冠冕堂皇地把“国家”都搬了出来，让我最终难以拒绝。
2011年12月27日，大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会举行了首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这样说道：“我来到这里，并非因为有其他意图，而是认为大国家党必须改变，国民才能安稳。为此，大国家党需要进行创造性的破坏，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做出彻底更换品牌的决断。如果对此能够响应，我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全力相助。”
真正的保守与虚假的保守
2011年的无偿供餐居民投票、首尔市长补缺选举、大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会，以及次年的总选和总统大选——我之所以详细叙述这段时期的故事，是为了通过朴槿惠这个人物向读者说明政治人士是如何变化的。这是一个清晰的案例，展示了他们在需要时请求帮助，而当利用价值殆尽时态度如何突变，以及掌握权力后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我所经历的两次背叛中的第一次。不仅我愚蠢，还连累国民一同受骗和被背叛，在历史面前我深感惶恐。即便朴槿惠到文在寅政府的这一系列过程，可称之为“无论如何都注定会发生的历史法则般的事情”。
大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会成立后，他们请我担任政策分组委员长，我答应了。大国家党决定将名称更改为“新国家党”。作为政策分组委员长，他们又请我制定总选承诺和新国家党的政纲政策，我也答应了。
党的政纲政策是体现该政党追求何种目标、展现其身份认同的关键部分。要表明大国家党并非仅仅更名为新国家党，而是其追求的目标本身也焕然一新，就必须对政纲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不能只换招牌，“内容”也得改变，不是吗？但我审阅原有的大国家党政纲政策时，发现“保守”这个词用得太多了。我提议从政纲政策中删除所有“保守”一词。在媒体采访中我这么一说，党内顿时炸开了锅。他们质问，保守政党怎么能去掉“保守”这个词呢？
实际行动不民主的人，无论怎样强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又有什么用呢？保守主义也是如此。“保守”这个词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虚名。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实践。无论怎样自诩保守，如果不像个保守派，那就是虚假的保守；即使一字不提“保守”，但能切实实践保守主义，那才是真正的保守。看看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它虽是保守政党，却不自我标榜保守，反而通过实践保守主义，甚至抢先占据左派的议程，从而使左派变得毫无用处。然而，当时大国家党的人们一听说要从政纲政策中删除“保守”一词，就惊慌失措，仿佛保守会立刻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一样。作为制定政纲政策的负责人，我坚持在这一点上绝不让步。
一时间争执不下。一会儿决定删除“保守”一词，一会儿又作罢；一会儿又说要删除，一会儿又说要保留……朴槿惠甚至出面请求我能否稍作让步，于是我同意仅在一处保留“保守”一词，其余全部删掉。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赞成删除“保守”的舆论超过半数，反对的约为15%。在50岁以上年龄段中，赞成者也超过半数。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国民是多么厌恶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词汇。
然而，又出现了问题。这次，当我试图将“经济民主化”纳入新国家党的政纲政策时，反对者们群起发难。党内那些所谓的经济专家带头反对，说什么经济民主化不符合保守理念，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之类的荒唐言论。经济民主化明确载于宪法，那么这难道是说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吗？守护宪法本应是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人却连我国宪法都不甚了解，可谓是虚假的保守主义者。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理应赞同经济民主化才对。
那时，朴槿惠也出面试图协调。在是否使用“保守”一词的问题上，我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但经济民主化问题绝不能让步。我背水一战道：“把我叫到这里来，不就是为了这次要实践宪法中明示的经济民主化吗？如果认为这不必要且棘手，那么我还是就此离开为好。”经过这样的过程，经济民主化最终被纳入了新国家党的政纲政策。在经过议员总会追认后，全国代议员大会也无异议地接受了。我自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哪怕一点点也好，来逐步改变我国所谓的保守政党的过程。
虽然最初并非有意策划，但因删除“保守”一词问题在党内引发反复争议的事件，以及随后因将“经济民主化”纳入政纲政策而引发激烈辩论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媒体大肆报道，使得国民忘记了大国家党，转而对新成立的新国家党寄予期待。人们开始认为，他们正在进行旨在摆脱旧时代的建设性讨论，或许真的要进行“创造性破坏”了。
剔除保守，纳入经济民主化，这样的过程绝非简单易行。但无论如何，仅凭这样微小（看似微小）的改变，也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大国家党的陈旧形象。几个月前因无偿供餐居民投票和地方选举惨败而产生的大国家党内部的创伤和失败意识也开始逐渐好转。政党的形象一旦失去便难以挽回，但反过来说，通过微小的努力也可能改变。国民是冷静的，有时也出人意料地宽宏大量。问题在于，政治人士们轻易不会做出那样的努力和决断。这是因为缺乏勇气、智慧和创造性。
虽胜犹败的选举
政纲政策的工作结束后，接下来开始了新国家党的候选人提名。经济民主化不是靠说说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法律来建立制度。为此，需要在议会中有具备经济民主化意志并能进行立法活动的国会议员。当时，我完全没有亲自投身政治一线的想法。如前所述，我自2008年起就认为自己已经退出了政治。因此，我推荐了两位我平时认为能够摆脱经济势力诱惑、兼具学识与德望的人士作为比例代表议员。起初他们似乎会接受这些人选，但随着提名程序的进行，这些人最终都被排除了。
更有甚者，一些对经济民主化持敌对立场的人，打着经济专家的名号开始被吸纳进新国家党。了解后发现，他们全都是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有关的人，是将美式新自由主义理论奉若神明的人。直到提名截止日的最后一天，我们还在争论不休，并决定将那些人全部排除，但最终结果出来时，他们还是被确定了下来。我孤身一人进入大国家党，原以为如果能修改政纲政策，并使能够进行立法活动的议员当选，我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但却在最后的成果上失败了。当时如果我固执己见，要求“把这个人去掉，把那个人加上”，恐怕会引起误会，所以我选择了退让。我觉得在新国家党里，我已经无事可做了，于是提出辞去非常对策委员的职务便离开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党部办公。
2012年4月11日，总选举行。新国家党获得了152个议席，超过了国会议席的半数。这个政党仅在3个月前还在为能否获得100个议席而挣扎，在这次选举中，创造了近乎奇迹的结果。朴槿惠再次被誉为“选举女王”。仅在3个月前，没有人预料到这样的结果。虽然我曾想过新国家党会赢，但选举结果也让我有些惊讶。我未曾预料到会赢得如此大胜。这可以说是朴槿惠个人的政治商品价值与经济民主化这一时代精神相结合而取得的胜利。尽管选举获胜了，但想到我国国民迫切期盼的是什么，我的心情却颇为沉重。民主党甚至采取了联合提名的方式来应对，结果却惨败。仅仅3个月时间，局势就完全逆转了。
24 “我看错了人” | 第18届总统选举与朴槿惠 (1)
我第一次听到朴槿惠这个名字是在1973年。当时我在西江大学任教，朴槿惠是西江大学的学生，所以我自然听说过“总统的女儿在我们大学就读”的传闻。但我并未见过她的模样，第二年朴槿惠就毕业了。此后，我对朴槿惠的了解程度与普通国民相差无几：大学毕业那年，她的母亲陆英修女士遭枪击身亡，从那时起她便代理第一夫人的职责；父亲朴正熙总统也遭枪击身亡后，她一直未婚独居。朴槿惠从1998年第15届国会开始从政，因此我们也没有在政治场合碰过面。直到2004年我进入第17届国会，才与她在全体会议场内有过点头之交。
在第17届国会期间，有一天，大国家党的金淇春议员联系我说一起吃午饭。金淇春议员在卢泰愚政府时期担任过法务部长官，因此我认识他。我纳闷他为何突然约我吃饭，结果他提出了“希望您能帮助朴槿惠成为总统”的请求。当时我属于新千年民主党，在野党国会议员帮助执政党总统候选人，这像话吗？我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便就此作罢。
后来，朴槿惠当选总统，金淇春成为了秘书室长。朴槿惠遭弹劾后随即被捕，金淇春也一同被捕。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命运会是这样。
即使立个稻草人也能当选
2006年，朴槿惠来到我位于议员会馆的办公室。她说自己要去德国，问我在德国看些什么、学些什么好。当时，朴槿惠受基民盟智库阿登纳基金会（译者注：“基民盟”全称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主要政党之一，传统上是一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成立于1964年，其前身为基民盟1956年创建的“基督教民主教育工作学会”，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是德国并驾齐驱的两大政治基金会，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名字命名，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思想库）的邀请，计划访问德国。那时我担任韩德议员协会会长。计划访问德国的议员们常常来找我询问各种行前信息，可以说，那天是我第一次与朴槿惠这个人近距离长时间交谈。
那天朴槿惠给我的印象是，她比我想象的要谦逊，并且能感受到她愿意倾听对方意见的态度。当时，朴槿惠与李明博同为大国家党的有力总统候选人，并且还担任着党代表。尽管如此，她身上那种在其他议员身上常见的威权意识相对较少。当时，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当选德国首位女总理不久。“我听说您有志于成为总统，去德国的话，好好以默克尔为榜样学习一下吧。”我记得当时大概就说了这些类似赠言的话。
之后，在2007年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中，朴槿惠输给了李明博。她在党员投票中获胜，但在民意调查中落败。对她本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结果。纵观我国政党史，发生这种情况时，很多人不服从结果，但她立刻承认失败，甚至还担任了选举对策委员会的顾问，这种姿态令人耳目一新。从失败时的态度，可以大致衡量一个政治人士的水平。虽然党派不同，我还是为了安慰她而与她共进了午餐。我们一边听朴槿惠讲述访德感想，一边交谈。“从现在起好好准备5年，将来您能成为更优秀的总统。默克尔从踏入政坛到成为总理用了15年，到下届总统选举时，您从政也恰好是15年。就当是走默克尔的路，今后多创造些观察和学习的机会吧。”我记得那天大概说了这些赠言。尽管遭遇失败，她却未表现出过度的失望，这种态度也相当不错。
接着，李明博当选了。当时的总统选举，甚至有“大国家党就是推个稻草人出来也能当选”的说法。李明博在除湖南以外的所有地区都取得了胜利，获得了近半数国民的选择；如果再加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的李会昌候选人的得票数，保守势力获得了约65%的支持，这几乎是一场一边倒的选举。这足以说明国民对前任卢武铉政府的失望和愤怒有多么强烈。在克服IMF危机的过程中，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开始全面显现。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现象开始浮出社会表面。国民比政治人士更快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因此，人们曾相信将政权交给具有平民和洒脱形象的卢武铉，他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然而，卢武铉却掌握了“左翼新自由主义”之类错误的航向，房地产政策反复无常，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贫富差距反而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国民心想，既然如此，还不如把总统职位交给懂些实体经济的企业家出身的人，于是，与5年前完全相反的期待心理开始作用，这次国民选择了李明博。
李明博政府上台后，2008年春天，我接到了朴槿惠的电话。她说要为上次我请她吃午饭的事回礼。在那次会面中，我第一次从朴槿惠口中听到她说“我想成为总统，请您帮助我”。
我突然想到，应该为大韩民国的总统历史留下一个良好的先例。纵观我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位是成功的。不仅谈不上成功，反而无一例外地都以悲剧收场。无论是权力欲还是金钱欲，其原因都是“贪欲”。首任总统李承晚，仅凭建国和克服战争危机的功绩就已足够，但他却贪恋权力，强行修宪，甚至不惜舞弊选举，最终身败名裂。朴正熙总统虽然发展了经济，但也同样贪恋权力，实行高压统治，图谋长期执政，最终被部下枪杀。全斗焕、卢泰愚两位总统都因金钱问题而垮台。金泳三、金大中两位总统的儿子们如出一辙地因金钱问题被捕。卢武铉总统则因未能控制住身边人的贪欲，最终选择了自尽。流亡海外、中枪身亡、锒铛入狱、自杀……没有一个总统得以善终。李明博从企业家时期开始就一直不择手段，惯于做假账，这样的人物当上了总统，在我看来，李明博的前景也显而易见。我心想，恳切希望下一任总统是一位没有贪欲、身边干净的人，能留下一个好的先例。
朴槿惠看起来似乎本身就不具备引发问题的条件。虽然有兄弟姐妹，但她与他们的关系处理得近乎无情；她没有结婚，因此也没有丈夫或子女。据我一直以来的观察，她似乎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欲望，是个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的人。我当时想，这样的人如果成为总统，至少不用担心家人和亲戚的问题，只要能有效切断来自财阀的诱惑之手就可以了。我确信，如果朴槿惠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她必胜无疑。
“您是经济民主化的象征”
如前一章所回顾的那样，2012年第19届总选后，我与朴槿惠分道扬镳了。大国家党变成了新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会也解散了。党恢复了正常的代表体制。我以为自己不会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过着悠闲的日子。
2012年5月，我正在德国旅行，凌晨接到了好几个电话。如果是知道我行踪的人，不可能在那个时间打电话。我一直挂断。结果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第三方发来的，说朴槿惠试图联系我，但我没接电话，正在询问我的去向。朴槿惠一直使用不显示来电姓名的电话号码，所以我怎么可能知道是谁打来的呢？我让人转告她，现在才几点，怎么凌晨打电话，如果想和我通话，就在德国时间上午10点左右再打来。这相当于韩国时间下午6点左右。电话准时在那个时间打来了，是朴槿惠。我问：“您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吗？”朴槿惠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先生不是说过要助我当上总统吗？”又是来请求帮助的。电话里不便长谈，便约定回国后再见面，然后挂了电话。十五天后，我们见了面，地点在首尔一家酒店的商务中心。她请我担任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委员会委员长，并希望我一直帮助她直到大选。我问她：“上次总选那样结束了，从局势来看，您成为总统候选人并当选似乎也没有太大问题。那为什么非要找我呢？”她回答说：“总选结束后分析结果发现，‘经济民主化’对年轻选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有很多年轻人表示：“我们既不喜欢朴槿惠，也不喜欢新国家党，但因为他们说要实行经济民主化，所以决定相信一次，投了票。”朴槿惠说：“在经济民主化方面，先生不是比我更具象征意义吗？”
那么，又是为了象征意义而利用我吗？朴槿惠否认了。她说，那时是因为临近总选，要照顾各方人士才那样，但如果当上总统，一定会实践经济民主化，所以请我帮助她直到总统选举结束。她都这么说了，我怎能不信呢？况且，对手候选人文在寅看起来非常软弱，朴槿惠一旦进入大选，获胜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我反而觉得，正因如此，由我来负责政策和承诺部分，把控好方向或许更好。得到这样的保证后，我决定加入她的选举阵营。
再次回到新国家党，我感到十分寒心。以前我曾试图在提名中刷掉的人，全都占据了党的要职。这些人最积极地发表反对经济民主化的言论。然而，这些人又无一例外都是朴槿惠最亲近的心腹。我预感到将会有不少棘手的事情等着我。
我一去就出事了。当时的院内代表（译者注：时任新国家党院内代表为李汉九/이한구，任期2012年5月9日- 2013年5月14日）是一位所谓追随美式新自由主义的人物，他屡次公开发表反对经济民主化的言论，于是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他形容为“财阀的马前卒”，这成了导火索。“如果那么讨厌经济民主化，当初制定新国家党政纲政策时，就应该在议员总会上反对，那时一致通过了，为什么现在又说三道四？而且，院内代表怎么能反对本党的政纲政策呢？”我这样提高了声调，朴槿惠的立场似乎有些尴尬。好不容易把我请来，刚开始就磕磕绊绊，她大概也感到不安。在我、院内代表和朴槿惠三人的会面中，朴槿惠告诫了院内代表，让他今后不要再发表反对经济民主化的言论。当时就是那样。
“朴槿惠看来是在哪里受到了游说”
2012年7月10日，朴槿惠宣布参选总统。她把参选宣言写好后拿给我看，我进行了全面修改，将经济民主化作为宣言的重点，让她向国民宣誓一定要实现经济民主化。此后的党内初选自然不在话下，没有能与朴槿惠抗衡的候选人。在接受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经济民主化也被置于首要位置。
就这样，大选临近，新国家党内部再次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对经济民主化持否定态度的人。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通常倾向于轻视经济势力的伎俩，心想“应该不至于吧”。绝非如此，他们行动起来非常周密且执着。即使在拥有强大信息能力的财阀看来，朴槿惠当选也是必然的剧本，因此他们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在候选人方面安插自己的人马，并有条不紊地准备排除障碍因素。这在我国历届总统选举中，任何一个胜算较大的选举阵营都会发生。因为我国的总统选举阵营几乎会原封不动地转移到青瓦台，所以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扎实地做准备工作。尤其当时，朝野双方的总统候选人都在强调经济民主化，经济势力想必更加高度警惕。
我之所以亲自加入朴槿惠的阵营，并非担心她会落选。我对她当选并不怎么担心，无论是1%到2%的差距还是其他，我认为胜利是板上钉钉的。当时在多次采访和讨论会上我都这么说过。不仅因为朴槿惠恳切地请求我帮助，更因为我认为，既然朴槿惠注定会当选，那么将经济民主化打造成不可逆转的政策至关重要。因此，我在选举阵营中担任了幸福推进委员长，负责统管所有政策承诺。我充分预料到经济势力会从中作梗，也事先提醒过朴槿惠，让她时刻保持警惕，切勿放松。
但果不其然，在我担任此职后，反对经济民主化的声音持续不断。选举前即便有些杂音，一旦选举阵营成立，通常会团结一致，但在选举阵营期间出现如此抗拒经济民主化的动向，绝非小事。如果置之不管，当选后问题定会更加严重。我心想，必须趁此机会整顿一番。因此，我建议朴槿惠“在议员总会上再次表决经济民主化”，以杜绝一切杂音。
朴槿惠答应了，却一拖再拖，迟迟不召开议员总会。为了以示警告，我去了济州岛旅行。去机场前，我特意去找朴槿惠，说：“希望我回来后情况能有所改观。”但回来一看，依旧如故。此后一段时间，即使朴槿惠打来电话我也不接，以沉默代替警告。最终，朴槿惠亲自找上门来说：“已经表决过的经济民主化，在议员总会上再次表决，面子上不太好看。我会再次承诺，一定会明确推行经济民主化。”我想，她好歹也是总统候选人，如此挫其锐气般步步紧逼似乎也不妥，于是我当时退了一步，决定姑且相信她一次。我只是再次提醒她，今后挑战经济民主化的势力会越来越多，务必明确自己的立场。
按照约定，我在10月30日前制定好承诺，交给了朴槿惠方面。然后我说：“承诺已经制定好了，我想见候选人，具体说明承诺内容。”从那时起，她的态度突然变了，让我用“书面形式”说明。当时，与经济民主化相关的承诺中，有很多关于循环出资、多重代表诉讼、集中投票等复杂事项。就算写成书面材料，她也未必能理解，而且要在候选人辩论会或政见发表会上详细阐述，就必须听取说明。然而，那个每当有需要时就来请求帮助的人，态度却在一夜之间突变，仿佛“现在没必要见面了”。后来朴槿惠当上总统后，那几个操纵总统对外接触和日程的所谓“门环三人帮”（译者注：三人为李在万/이재만、郑虎声/정호성、安奉根/안봉근）成了话题，看来他们从那时起就已经在耍这种伎俩了。候选人不愿意见面，我又能怎么办呢？虽然觉得事情大有问题，但我还是按原样把承诺交了出去。
几天后，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朴槿惠宣布经济民主化核心政策中的一项“将不再推行”。事前，她连一句商量的话都没跟我说。
那项承诺是关于财阀循环出资的部分。众所周知，我国财阀通过拥有多家子公司来运营集团。A公司为B公司担保，B公司为C公司担保，C公司为D公司担保，D公司为E公司担保，如此循环往复地互相担保。通过这种方式，所有者家族仅凭极少的股份就能控制整个庞大的集团。这被美其名曰“循环出资”，而我们的承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种循环出资，是只禁止未来新增的部分，还是连同现有的循环出资也要分阶段解决，对此意见不一。我明确在承诺中写道“将解决现有的循环出资”。而朴槿惠却擅自宣布“承认现有出资，只禁止新增出资”。在财阀结构已经固化的情况下，仅仅禁止新增出资究竟有什么用？这等于是阉割了政策的核心。
可是，我从未向朴槿惠解释过那项承诺，她又是如何将其修改成自己的版本并发布的呢？如果旁边没有人出谋划策，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证明，除了负责政策和承诺的官方负责人之外，她还另外设有一个“暗线”人物。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有记者问及此事，我便说：“朴槿惠候选人看来是在哪里受到了游说。”朴槿惠听到这话想必非常不悦。对我而言，这是对朴槿惠最高级别的警告。
九名护卫武士
那是2012年11月11日。距离候选人登记还剩不到半个月，不仅是候选人，整个竞选阵营都忙得不可开交。朴槿惠联系我说要见面，用生硬的语气说在某酒店的会议室见个面。
直到那时，我与朴槿惠见过数次，但从未有过陪同人员在场，一直都是单独会面。过去我与其他有志于成为总统的政治人士会面时，也几乎都是单独会面。政治人士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做决定，何需旁人插嘴呢？（后来，民主党的文在寅代表来我家拜访时，必定带着陪同人员。主要是陪同人员说话，他本人几乎不怎么开口。我当时觉得他是个相当特别的政治人物。）
我先到会议室等候朴槿惠，结果大吃一惊。我原以为朴槿惠会独自前来，没想到她身后竟跟着一长串人。党代表、事务总长、选举对策总管本部长、状况室长、政策委员长、经济顾问……总共九个人。在选举前如此繁忙的时期，把所有担任核心职务的幕僚都召集起来带来，这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座位安排很快就形成了：我坐在桌子一角，包括朴槿惠在内的10个人像包围我一样。气氛近乎胁迫。这难道是要炫耀“你孤身一人，我们人多势众”吗？政治又不是地痞流氓逞强斗狠的游乐场，这到底算什么？怎么会想出如此无礼的做法……虽然荒谬，但我并非会被这种事吓倒的人。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我历经风雨，也承受过财阀们各种各样的威逼利诱，这点示威不过是令人嗤之以鼻的小事罢了。（当时与朴槿惠一同出现的那些人，后来要么与朴槿惠一同被捕，要么像被赶出党一样离开，结局都不好。）
护卫朴槿惠而来的人中，有一位开口说道：“您说我们的候选人受到了游说，请拿出证据来。”我便如前面对读者解释的那样说道：“我作为最终负责人准备了这些承诺，怎么能在我毫不知情、事前未做任何商议的情况下，就说核心承诺之一不做了呢？况且，关于这项承诺，我甚至还没向候选人解释过。如果不是有人对候选人施加了影响，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那个人到底是谁？”然后我对朴槿惠说：“我从未想过，即便您当上总统，也要在您手下谋取一官半职，我开始做这些事也不是为此。我不是已经反复强调过好几次了吗？所以我本想不抛头露面，在幕后提供帮助，是您把我拉来安在这个位置上的。如果您要这样把我当成傀儡，那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这里？我辅佐现任总统时，也从未违背自己的信念，把不行的事情说成行，也从未固执己见，把行的事情说成不行。如果您讨厌我，我走我自己的路便是了。”
之后，朴槿惠讲了大约10分钟的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激动地说话。她不停地自言自语般地嘟囔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她站起身，猛地推开门走了出去，同时大声喊道：“您不是说看错人了吗！”我曾在电视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及朴槿惠时，说过“我好像看错人了”。她对此感到不快。就这样，我们以一种似乎再也不会见面的方式分开了。我再也没有去新国家党的理由了。
25 一夜之间冒出的不着边际的创造经济 | 第18届总统选举与朴槿惠 (2)
2012年11月25日是总统候选人登记日。那天我接到了朴槿惠的电话。我以为她这辈子都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所以感到很意外。她说：“博士，书我收到了。我会重读这本书并改变一些想法，希望您以后能继续帮助我。”几天前，我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民主化是什么》的书。虽然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但不能对过去的缘分视而不见，所以也送了一本给朴槿惠。她打电话来就是说收到了书。“现在正式进入选举期，请多注意身体，努力争取。”我说了些祝福的话就挂了电话。当然，我没有去她的竞选团队。竞选团队那边有好几个人拜托我至少露个面，但我很清楚，如果我出现在那里，媒体会如何利用这件事。
那时候我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一篇标题赫然写着“朴槿惠是不懂经济民主化的人”的采访报道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了出来。那家报纸大概是由于强烈支持文在寅候选人的倾向才会那样做。朴槿惠竞选团队那边炸开了锅。与我亲近的人多次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想法改变了”。我让他们转告，不是我的想法变了，而是朴槿惠候选人的想法应该改变。
也发生过令人不快的事情。文在寅候选人亲自来找过我。经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介绍，深夜他敲响了我家的门。但他竟然提议，问我是否愿意与朴槿惠候选人彻底决裂，转而帮助他。听到这话，我甚至感到些许侮辱。这在政治道义上是不可接受的。人活在世，彼此意见相左是常有的事，但在选战正酣的时期，转投对手阵营，这像话吗？从人之常情来看，这是无法做到的。况且，无论情况如何，我当时都坚信朴槿惠候选人最终会获胜。文在寅候选人也并未显得比朴槿惠更出色。据我一直以来的观察，文在寅候选人身边的人际关系有些复杂。围绕着他的那些人是什么货色，即便是三岁小孩也知道。显而易见，如果文在寅当选总统，最终那些人会实际掌控权力，并引发严重问题。文在寅似乎没有明确的政治远见和信念，从多方面来看，他都像是一个没有做好领导国家准备的人。他的提议，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兔死狗烹”而非“兔死钟烹”
第18届总统选举最大的议题仍然是经济民主化。过去韩国选举中，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差异化的口号来引领议题的情况很多，但所有人都打出相同口号，并努力将其据为己有的选举，恐怕那次是唯一一次。所有人都努力想让国民认可“我才是经济民主化的最佳人选”。这是一场国民诉求和时代精神都十分明确的选举。可见国民对前任政府的失望有多么巨大。对金大中政府，国民对其执政时期出现的两极分化感到失望；因此曾对卢武铉政府寄予厚望，结果却大失所望；之后又对李明博寄予期望，结果再次失望……在这样的过程中，国民的愿望集中体现为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公平经济和包容性增长。所有这些愿望，都汇聚成了“经济民主化”这个简洁的词语。
总统候选人第一轮辩论结束后，第二轮辩论会前夕，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了周末游说活动。早上我接到了电话，是请求我与朴槿惠候选人联合游说。我断然拒绝后，各方又打来电话，试图说服我“改变心意，积极支持朴槿惠候选人”。据人们传言，“文在寅候选人追赶朴槿惠候选人的势头不容小觑”。亲身经历过选举的人都会有同感，在选举期间，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也想抓住，哪怕只有1%的努力也不愿疏忽。我当时预测即使差距微小，朴槿惠也会获胜，但万一以1%的差距落败……作为组建非常对策委员会帮助其赢得国会选举，并帮助其完成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所有过程，甚至为其制定了竞选纲领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朴槿惠最核心的一位助理打来了电话。他说如果我不愿意直接参与选举活动，那么以记者会的形式表达支持意向也可以。事已至此，一味地以第三方的身份置身事外，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于是，我召开了记者会。
如今通过网络可以查到所有信息，只要稍加搜索，就能找到当时记者会的详细内容。我说的内容和前面向读者们回顾的一样：“围绕经济民主化，过去虽然有很多杂音，但在上次非常对策委员会时期，新国家党将经济民主化纳入了党纲政策，朴槿惠候选人在参选宣言和受诺演说中也承诺一定会实现这一点。在采纳党纲政策的过程中，如果朴候选人没有下定决心，经济民主化在此次大选前甚至都无法得到活跃的讨论。我不认为一国总统会如此轻易地背弃向国民承诺的事项。”这是一场主要以如实传达事实为主的记者会。关于和朴槿惠的意见分歧，我表示：“如果在候选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就只能遵从其意愿。” 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对于已经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即便是死也不愿做的事情，作为幕僚，难道还能拧断他的胳膊强迫他去做吗？这暂时只能交由她自己判断。
当时，很多人用成语“兔死狗烹”来比喻我被朴槿惠背叛的遭遇，称之为“兔死钟烹”。对此，记者们也进行了提问，我回答说：“外界常说‘金钟仁被烹煮了’，但仅凭理想来推行政策是不可能的。我常说，制定政策的人不能被教条束缚，认为非此不可。”我还说：“朴槿惠候选人做得不足的地方，可以在当选后重新调整，最重要的是候选人的实践意志。”“候选人的实践意志很重要”这句话或许有些原则性的意味，但在当时，这是我所能表达的最大程度的支持。
召开记者会的第二天，举行了总统候选人第二轮辩论会。经济民主化依然是核心议题。当文在寅攻击朴槿惠“你真的能搞好经济民主化吗”的时候，朴槿惠回答说“金钟仁博士不也说我最能搞好经济民主化吗”，辩论就这样收场了。那样说大概是最简单明了的方式了。
涌向投票站的老人们
于是，我以支持朴槿惠候选人的立场，等待着第18届总统选举日的到来。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选举活动，但也算是一种批判性的支持吧，在外部坚持着这样的立场。然而，在选举的最后阶段，我能感觉到文在寅候选人追赶的速度非常迅猛，甚至到了难以简单预测胜负的程度。作为负责制定竞选纲领的人，我无法袖手旁观。我向竞选团队建议，迅速宣布“向65岁以上老人每月支付20万韩元基础养老金”的承诺。这个承诺原本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担保，是为了确保当选而在最后关头才会亮出的底牌，但我指示他们将这个承诺推到前台。
选举的基本要素是促使坚定的支持层前往投票站投票。这是重中之重。朴槿惠的固定支持层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他们支持朴槿惠的原因，除了对文在寅和民主党的反感之外，还有对朴正熙政府时期实现的工业化的怀念。他们希望通过支持朴槿惠，向后代证明他们这一代人绝不是失败的一代。为实现韩国今天的繁荣付出最多努力、做出最大贡献的正是他们这一代，但过去由于养老金制度不够完善，他们这一代晚年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其他年代相比，无疑是极其恶劣的。向这一代人支付基础养老金，从国民福利、社会统合和稳定的层面来看，是绝对必要的政策，但却因“如何筹措财源”的反对而未能被采纳为主要竞选承诺。
后面还会再谈到，2016年我作为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参与国会选举时，也曾将向收入下游70%的老人每月平均支付30万韩元作为竞选承诺。那时也有很多人谈论“财源筹措”的问题。只要政治人士有决心，并且认为这件事确有必要，那么通过削减其他浪费的财源，完全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但每到这时（无论哪个党派），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以财源为借口表示反对。其实是决心本身就不足。
老年人通常不太积极参与投票。他们大多抱着“余日无多，投票有何用”的想法，往往只是旁观后辈们的投票行为。但是，朴槿惠这一标志性人物的出现，以及与老年人生计直接相关的基础养老金承诺的登场，却造就了一番奇特的景象。2012年12月29日的总统选举，到了下午，老人们排着队涌向投票所的景象成为了热议话题。上午老年人的投票率并不高，但临近投票截止时，他们却像约好了一样纷纷前往投票站。甚至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担心上午老年人投票过多会刺激年轻选民，所以才采取了这种策略性的投票行为。
选举结束后，朴槿惠成为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第一位继承父亲总统职位的父女总统，也是第六共和国宪法诞生以来第一位获得过半数选票的总统。那时，不仅是我，恐怕所有国民都未曾想象到朴槿惠的结局会如此凄惨。
荒唐的创造经济
根据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观察选举和参与选举的经验，韩国的在野党主要通过拉拢或引进候选人等类似“游戏”或“表演”的过程来东奔西走地进行选举。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正面决胜负，而是试图依赖肤浅的“小聪明”。对于参加选举的政党而言，最重要的是赢得选民的心。为此，首先要准确“解读”选民的需求。能够最敏锐地捕捉选民诉求和情绪，并清晰地提出替代方案的政党，即使时间短暂，也能迅速获得国民的支持。1985年的新民党如此，2012年的新国家党如此，2016年的民主党也是如此。那些在选举前夕才出现，或者直到选举前夕还一盘散沙的政党，就是因为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从而一举扭转了局势。
民主党至今仍沉醉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通过卢武铉-郑梦准单一化产生的戏剧性效果的记忆中，总是执着于单一化之类的东西。这表现出他们对自己政党争取选票缺乏信心，只专注于机械性票数合计的选举工程师般的面貌。然而，政治并非1+1=2。在政治领域，1+1有时会变成3或4，但有时1+1也可能仅仅是1。2012年的总统选举也是如此。文在寅方面期待通过拉拢安哲秀候选人产生协同效应，但从一开始就未能展现出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因此在国民看来，这不过是政客们为利益而进行的勾结与分裂，是一场没有感动也没有愿景的苟合。由于缺乏自信，他们那种仅仅为了搜集选票的明显企图暴露无遗，而国民并不会愚蠢到把票投给这样的势力。
无论如何，朴槿惠就这样当选了。但是，看到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组建的过程，我只能叹息“这个政府恐怕也要失败了”。他们请来了曾任宪法法院院长的人担任交接委员会委员长（译者注：此人为金容俊/김용준）。当然，我个人尊敬他，他在社会上也德高望重，但他甚至不知道朴槿惠都承诺了些什么。请这样的人担任交接委员会委员长，这不就等同于完全无视在准备和进行选举过程中所体现的国民愿望，要重新开始吗？这是对选举结果的背叛，也是对国民的背叛。果不其然，交接委员会发布的五大国政目标中，“经济民主化”这个词本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且，一些在竞选承诺中找不到的奇怪词语开始出现。这些事情发生在选举结束没几天之后。也就是说，对朴槿惠而言，经济民主化不过是为了当选而喊出的口号，是为应付一时而披上的装饰性外衣。这难道仅仅适用于朴槿惠吗？
朴槿惠政府设定的经济领域国政目标是“创造经济”。他们废除了经济民主化，在寻找其他听起来不错的词语时，凭空杜撰出这样一个奇怪的词语。在那种时局下，为何会出现“创造”二字？我的心都快要碎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论中提到，“资本主义是通过企业的创造和革新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创造，是企业为了生存而自主选择的方向，它怎么能成为国政目标呢？创造经济……从名字开始就散发着某种怪异的气息。这就是朴槿惠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失败总统的原因。
情报能力堪比国情院
再次强调，不仅是大多数国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都未曾想象到朴槿惠后来竟然会遭到弹劾。弹劾朴槿惠，既是对朴槿惠个人的愤怒，也是对过去屡次遭到所信任总统背叛的历史的弹劾。一再受骗的国民的背叛感终于爆发了。这是国民不再受骗、不正直的总统甚至没有必要完成任期的严厉审判的声音。
弹劾朴槿惠，也是对根深蒂固的政商勾结链条的弹劾。朴槿惠总统遭到弹劾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与三星财阀的勾结。在三星将继承人从李健熙传给李在镕的过程中，需要与政府进行某种勾结，于是便找到了能够影响总统的核心亲信，试图进行游说。当时媒体通常称该事件为“崔顺实门”，但我认为称之为“三星门”才能准确表达其本质。
许多国民知道这件事后感到愤怒。但是，正如前面曾提到过的，真正让我吃惊的不是三星试图游说总统这一事实，而是“三星究竟是如何找到总统的核心亲信‘崔顺实’这个女人的？”这一点。
在朴槿惠弹劾事件开始之前，崔顺实这个名字几乎没有出现在媒体上。我也曾在朴槿惠身边辅佐过不短的时间，但并不知道她的存在。朴槿惠当选总统后，曾长期担任朴槿惠助理的郑润会一度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当时有指控称他率领所谓的“十常侍”操纵朴槿惠政府。所有媒体都只将焦点对准郑润会，误以为郑润会是朴槿惠政府的幕后实权人物。即便在那个时期，三星也清楚地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幕后实权人物，并将“精准贿赂”送到了崔顺实手中。他们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崔顺实的虚荣心有多大，喜欢什么，对女儿的依恋程度如何，女儿是做什么的等等，并据此展开了精准的游说。他们动用了设立体育财团出资、赠送昂贵的赛马等通过长期经验积累起来的各种老练的游说方法。三星的情报能力和游说能力确实达到了这种程度。韩国难道是白白被称为“三星共和国”的吗？任何媒体、任何其他财阀、世界上任何情报机构和政治势力都不知道的事情，三星却了如指掌。因此，即便是标榜平民政府、参与政府的卢武铉政府，最终也只能依赖三星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来制定政策。
人们通常认为财阀是靠“钱”做生意的人，但财阀是深谙“情报就是金钱”这一道理并据此行动的人。他们投入巨额费用构建和购买情报，甚至直接收买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聘用情报机构的退休人员，还设有专门的情报收集部门。我担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时，曾几次抓到情报机构对我进行暗中调查。他们大概是为了找出我的弱点或寻找可以拉拢的方法，但找到那种弱点究竟想交给谁呢？到底是谁指使他们这么做的呢？卢泰愚总统甚至曾尴尬地笑着说：“这些家伙老是做些不让他们做的事情。”韩国财阀的行径就是如此。朴槿惠正是落入了这样的魔爪，事情败露后遭到了国民的弹劾。
前面曾多次提到“仅凭电子产业仍不满足，甚至想进军汽车领域的企业”。想必读者们早已猜到，这家企业就是三星。曾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威逼利诱进军汽车产业的三星，25年后又想方设法将企业白白转让给第二代，结果导致总统被弹劾，他们的第二代也锒铛入狱。这就是极度贪婪的结果。
那么，此后三星有所改变吗？我认为完全没有。他们绝对不可能改变。他们恐怕至今仍然认为大韩民国这个国家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经历了那样的事件后，他们反而可能会觉得“权力也没什么了不起”，从而轻视权力。前任总统被弹劾后当选的继任总统文在寅，在各方都说经济困难的时候，不也急急忙忙跑到三星去说什么“感谢我们的三星”吗？那天青瓦台称“总统‘鼓励’了三星”，但三星绝不会那样理解。与总统握手拥抱的那天晚上，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表情微笑呢？
26 将濒临瓦解的政党打造为第一大党 | 第20届国会选举与民主党 (1)
我有时会想，我自己的人生也真是够曲折的。
受曾任独立运动家和最高法院院长的祖父影响，我从小就在政治现场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出生并非个人意志的选择，这无可奈何。刚过二十岁时，我在旁边协助祖父组建统一在野党，从而赤裸裸地洞察了政治更深层次的内幕。那时，我也大致领悟了治理国家的原理。选择留学的国家是德国，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回到韩国后都像命运的链条一样串联起来。参与劳动者财产形成储蓄、社会医疗保险、引进增值税等过程，成为了我被新军部召见的契机。接着，我在青瓦台辅佐总统，负责统筹经济政策，那时又偶然赶上北方政策如火如荼，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韩苏建交和韩中建交等外交事务。我扮演了与总统商议政治问题的核心幕僚角色。后来也曾入狱。在民主党（新千年民主党）标榜政策政党并试图变革时，我以比例代表的身份被吸纳，之后本想退出政坛，但受朴槿惠之托加入了大国家党，试图修改党纲政策并创建新政党。在帮助朴槿惠成为总统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之后又受文在寅之托加入了民主党（共同民主党），将一个濒临瓦解的政党重新扶起，并带领其赢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东山再起的民主党成为了弹劾朴槿惠的主要动因。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弹劾了我曾帮助当选的人。在这种责任的延伸下，我也曾宣布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参选，试图打造既非现有执政党也非在野党的第三地带，但这最终以未能实现的政治实验而告终。
保守政党永久执政论
与朴槿惠划清界限后，我本着“政治生涯到此为止”的想法过着悠闲的生活，却出乎意料地担任了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的民主党完全是一个日薄西山的政党。在第18届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败北了。即使在野阵营另一位有力的候选人安哲秀先生为文在寅候选人让步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失败了。围绕选举责任问题，民主党内部争吵不休，与其他政党合并导致党名变更，成立非常对策委员会后反而更加混乱，文在寅就任党代表后，非主流议员大举退党另立新党，内讧接连不断。退党的现任议员主要是在湖南地区有基础的议员。过去，民主党的传统票仓是湖南，湖南地区脱离后，民主党就像没有蛋黄的鸡蛋一样。甚至有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民主党在湖南地区的支持率仅为8%。可见湖南地区的民心有多么严峻。当时，湖南人民对民主党究竟为湖南做了些什么的怨声直冲云霄。卢武铉政府时期，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民主党，成立了开放国民党，此后10年间，他们失去了政权，不断地分化重组，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也引发了强烈的反感。认为依靠民主党毫无胜算的悲观情绪占据了主导。
2016年4月13日预定举行国会选举。在距离国会选举仅剩3个月的时候，民主党的状况就是如此。那时本应改组党内体制以备战国会选举，并开始候选人提名工作，但他们却陷入了严重的无力感和内部分裂，什么也做不了。即便是问在游乐场玩耍的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形势的看法，他们也会异口同声地说新国家党将大获全胜，情况就是这样。
政界甚至出现了“保守政党永久执政论”。这种预测认为，由于韩国拥有众多保守倾向的国民，最终新国家党难道不会扮演像日本自民党那样的角色吗？日本即使换了多次首相，执政党也始终是自民党，只是自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存在竞争而已。当时有人预测，新国家党也将以这种方式长期执政。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很荒唐，但当时的气氛就是那样，以至于连那些在政治上颇有造诣的人也对这种观点点头认同。
我不接受那种逻辑。韩国的选民与日本的选民性格差异很大。日本国民基本上是顺从的，他们不喜欢急剧的变化。相反，我们是勇于挑战的国民。如果政治不符合国民的要求，我们就会握紧拳头走上街头，改变和修正政治。另一方面，日本的自民联虽然外表是保守党，但却是一个包容各种色彩人士的政党。过去的左派、右派、中间派都在自民联这个框架之内。日本这个国家本身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因此以自民党为基础，也能发挥政策的灵活性。与此相反，我国的保守政党意识形态偏向性很强，难以包容多样的政治势力。即便出现新的泛保守政党，国民也不可能允许其长期执政。民自党不就是标榜“保守大联合”而成立，后来又分裂，历经大国家党，才走到新国家党这一步的吗？
当时，朴槿惠政府的任期已过半，即将进入执政第四年。从其政绩来看，新国家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绝非易事，前提是在野党处于正常状态。然而，由于在野党过于软弱且四分五裂，以至于不仅出现了新国家党大获全胜的预测，甚至还冒出了“保守政党永久执政”这种无礼的预言，局势可谓糟糕透顶。在那样的时候，我执意要担任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一事，周围的人都非常担心。许多朋友纷纷劝我，说我晚年应该在家读书写作，看着孙辈成长，过平静的生活，何必非要再次走上充满崎岖的荆棘之路。甚至有朋友忠告我说：“现在加入民主党，如果民主党彻底垮掉，你的履历也会跟着一起完蛋。”没有人预料到我加入民主党后能让这个政党重新振作起来。
我刚加入民主党时，记者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您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能获得多少席位？”这也是在追问我应承担的选举责任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士们通常会把预期值定得很低，以逃避自己的责任。我说：“如果不能获得106个席位，我将承担责任。”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毫不掩饰地嘲笑起来。当时民主党的议席数是106席，其中比例代表占23席，地区议席不到90席。而且，在湖南地区的精华部分都已流失的情况下，还说要拿到106席，人们的嘲笑或许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在所谓“综编频道”（综合编成频道）电视节目中出现的评论员们无一例外地嘲讽我的目标，说“能拿到80席都难”。某位政治专家预测说“可能连60席都拿不到”。即便是抱有极其乐观期待的人，也只敢奢望100席。
我的判断并非如此。去了一趟湖南地区，发现那里果然没什么希望。我可以明确地确认，湖南的民心已经完全倒向了安哲秀创建的国民之党。民主党在湖南地区能否拿到一两个席位都令人怀疑。既然如此，那就干脆放弃湖南地区，转而集中精力于首都圈。这就是我的想法。首都圈的总议席数大约是122席。我的目标是在那里掌握主导权并争取胜利。当然，对于我的这个构想，所有人也都嗤之以鼻。
我指示将所有选举运动力量集中在首都圈。在进行选举运动时，我要求所有人克制发表人身攻击之类的言论，完全专注于经济问题。当时国会选举主要强调的是“包容性增长”。我选择了这个作为国会选举的口号。不实行经济民主化，就无法实现包容性增长。因此我说：“我们将把包容性增长置于首位，并实践经济民主化。”我这样呼吁支持：“如果在这次选举中各位国民选择民主党，由于经济民主化需要在国会制定法律并将其确立为制度，我们将首先在国会确立这样的制度，如果能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也获胜，就能走上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结果呢？民主党获得了123个席位，新国家党获得了122个席位。民主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如果新国家党赢得国会选举
也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选举前一天，党内突然紧急联系我，说出大事了。选举日当天，电视台通常会依次播放朝野各党代表投票的场景。（通常会设计成党代表夫妇一同投票的画面。）但我因为已经提前投票，所以在国会选举当天无法再投票。我问“不拍摄电视画面不行吗”，他们说为了与其他党派保持平衡，必须得拍点什么。但总不能假装投票，情况有些尴尬。
于是，我没有去投票站，而是去了祖父的墓地。我们决定用选举日当天早上在祖父墓前祭拜的画面来代替投票的场景。这样的景象通过电视画面在全国播放了。那些在“综编频道”上露面的所谓政治专家们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解读：“金钟仁似乎要做出重大决定。”他们说，因为这次选举肯定会输，所以他要在祖父墓前先下定决心，准备做出重大决定。“解梦比做梦还精彩”这句话用在这种时候再合适不过了吧？
选举结束的下午6点，我准时去了党部。负责选举事务的人员看到我，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他们问我：“您要去选举情况室吗？”我反问他们当然要去，为什么这么问，这些人的眼神仿佛在说“反正肯定会输，去干什么”。我说着“输了也要宣布败选”，然后走向了情况室。6点一到，出口民调结果就公布了。民主党成为了第一大党。现场爆发出欢呼声。大家都像在做梦一样，合不拢嘴。第一大党算什么？就在三个月前，这还是一个被认为“连60个席位都拿不到”的政党，一个摇摇欲坠、濒临解散的政党。10年来从未在选举中真正获胜过，这次却取得了干净利落的胜利，他们自己似乎也感到难以置信。
选举的最后阶段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党内工作人员告诉我，曾担任过民主党代表的政治人士S先生说愿意在首都圈进行支援游说。我问：“既然他愿意支援，那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他们说：“最好还是正式‘请求支援’。”我立刻明白了这话的弦外之音。我搞政治这么久，最讨厌政治人士们的这种做派。自己有心想做就去做，为什么非要摆那个谱呢？总想搞得形式隆重。也就是说，S先生想营造一种不是自己主动请缨支援游说，而是因为党内再三请求才“像救世主一样”出面参与游说的姿态。作为领导选举运动的人，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也要抓住，所以我给他打了电话，说了句：“请您支援。”我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们。
然而，到了第二天，S先生也没有参加支援游说。我打电话问他：“您为什么没来呢？”他说：“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参加比较好。”我说：“那您好好休息吧。”然后挂了电话。我打听了一下，想知道一天之内发生了什么事，原来S先生向党内某位重要人物询问了选情。那个人告诉S先生“可能连80个席位都拿不到”，S先生大概是怕无缘无故卷入“必输的选举”，给自己添上失败的形象吧。结果选举大胜，他想必非常懊悔。
选举获胜回到家，妻子告诉我一件“没来得及说”的事。原来党内工作人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找过我妻子。他们大概觉得，如果这次选举输了，我按理应该正式宣布“退出政坛”，于是向我妻子请教退出政坛的声明稿该如何撰写。他们很清楚，我每次做重要的政治决断时都会征求妻子的意见，撰写演讲稿时也一定会经过妻子的手。我心想，这些人真是异想天开。这是一场连党内核心工作人员直到选举最后关头都没有信心获胜的选举，一场预料到会失败并提前准备好演讲稿的选举。
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后，按照惯例，民主党占据了国会议长职位。这也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民主党的气氛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如今，“什么都能做到”的自信心高涨。安哲秀创建的国民之党获得了38个席位，在野阵营的议席数远超半数。
所有这一切对朴槿惠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冲击和负担。既然如此，本应迅速认清选举结果在政治上的含义，并尝试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但他们对国民的要求毫无反应，最终崔顺实的存在暴露出来，随即就走到了弹劾的地步。
虽然只是想象，但我常常会想，如果当时民主党没能赢得国会选举，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像选举前几个月人们预料的那样，新国家党获得180个左右的席位，而在野阵营合计只有120个左右的席位，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即使像崔顺实事件这样的事情暴露出来，朴槿惠政府也会依仗执政党的议席数而纹丝不动，大概会以“国会选举民心”为借口正面突破。朴槿惠大概会勉强完成任期。后来暴露出来的那么多腐败和渎职行为也都会被掩盖起来。等疑云散去，她甚至可能被记录为“成功的总统”。我深切体会到人生如塞翁失马这句话的含义。
朴槿惠弹劾过程固然在很多方面值得反思，但也清楚地在宪政史上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是获得过半数支持当选的总统，即使是任期仅剩1年的总统，只要国民愤怒，就可以依照制度和程序将其赶下台。这是下一任总统们应该时刻警惕并加以审视的地方。
77岁的命运
那么，我是如何突然接任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的呢？如果按照编年体的方式叙述，理应先于前述回忆内容来讲述这件事。但我担心那样介绍会使回忆的焦点集中在特定个人身上，所以特意改变了顺序。
朴槿惠政府上台后，曾有过多方邀请。尽管我曾担任新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甚至制定了朴槿惠候选人的政策承诺，但我并未入阁或偏袒政府，而是持续发出批判的声音，因此在野阵营也多次向我发出邀请。我一概没有回应。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到政治前沿抛头露面，正悠闲地享受着退休生活。2016年1月，我正在济州岛休假，接到了很多人的电话，主要是在民主党任职的人。他们说党快要彻底垮掉了，请求我帮忙。看了报纸，情况确实如此。甚至有人说要亲自来济州岛面谈。虽然是出于急切的心情，但对于一个正在度假胜地休息的人，要找到那里去，这算什么礼貌呢？我告诉他们等我回首尔再见面，然后挂了电话。
回到首尔后，担任国会副议长的民主党议员（译者注：此人为李锡玄/이석현，时任第19届后半期国会副议长，任期2014年5月29日-2016年5月29日）来找我。他说民主党元老们开会商议，得出的结论是希望我能来收拾残局。他请我见一见当时担任民主党代表的文在寅议员。我表示愿意会面，于是第二天晚上10点，文在寅来到了我家。
文在寅是个害羞的人。他一连三个深夜来访，但从不单独前来。（每次都有人陪同，那些人后来都担任了文在寅政府的要职。）主要是陪同的人在说，文在寅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反复说“请您帮忙”。他说朴槿惠背叛了经济民主化，但他自己一定会实现经济民主化，所以请求我帮忙。我明确表示：“我不相信政治人士的话，政治人士们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总是滥开空头支票，所以他们写保证书或者说确保之类的承诺，我一概不信。”他只是默默地听着，只说“一定会遵守约定”。
第二天是我祖父的忌日，我必须去扫墓。他一直坚持到凌晨2点还不走，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却说：“我会在这里等到天亮，然后和您一起去扫墓。”我只能苦笑。这该说是执着呢，还是固执呢？第二天晚上10点，他又来了，重复着同样的话。我说一周后再见面，结果他第二天又来了，还是重复同样的话。他甚至给出了具体日期，请求说：“如果不马上收拾局面，党就要垮了，请您务必在15号之前出面。”他还提出了最后的请求：“如果15号不能出面，至少也请允许我们向记者宣布。”我还能怎么办呢？我感到一种责任感，不能就那样眼睁睁地让新国家党轻易地“永久执政”。
祖父决定组建统一在野党，重新回到政治一线时，是77岁。我再次出任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时，也正好是77岁。我不禁感到，人生真是奇妙地传承着。
2016年1月15日，我前往了民主党党部。
27 未能改变根本的历史责任 | 第20届国会议员选举与民主党 (2)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仅以特定个人的作用来解释。我绝不认为2016年第20届国会选举中民主党出人意料地取得巨大胜利完全是由于我的作用。这是多种必然和偶然交织而成的结果。
消除两极分化和经济民主化的话题在2012年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成为热点，并在2016年国会选举中也成为主要议题。2012年国会选举中，国民选择新国家党，是出于相信保守政党声称要实现经济民主化，从而认为在稳定中可能实现这种变化。“姑且相信一次”的期待感发挥了巨大作用。朴槿惠政府的诞生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在随后的2016年国会选举中，国民反过来对在野党寄予了希望。他们认为，如果在野党能够展现出稳定感，那么这一次可以期待在野党实现经济民主化，因此支持了民主党。在政治中，期待与失望如同硬币的两面。
执政党的稳定感
担任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我始终致力于展现出不负执政党之名的稳定感。因此，我着力于在公推中排除那些仅有“在野党体质”的人、惯于粗言秽语、显得轻浮且缺乏实力的人。几位在这方面有名的政治人士在公推中落选（译者注：其中就有金钟仁三十年的宿敌李海瓒），此事成为了热点，经媒体报道后，开始有更多国民以新的视角看待民主党，认为这是一个尝试变革的政党、一个革除旧习的政党、一个值得托付政权的可靠政党。回顾第19届国会选举前夕，新国家党在党纲政策中试图去除“保守”字眼并加入“经济民主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反而起到了帮助作用。这种情况此次在民主党身上重现了。
首先，我致力于在理念上给予稳定感。当时，朝鲜接连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国民对安保的不安感相当高。选举时期发生此类事件，通常会对保守政党有利。那时，我访问了首都圈防卫前线的陆军部队，曾说过：“我坚信，如果官兵们能牢固维持国防态势，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经济能实现更大的飞跃式发展，那么朝鲜体制终将溃败，统一之日必将到来。”其中使用的“朝鲜溃败”这一措辞受到了关注。事实上，尽管媒体过度放大了部分内容，但这并非为了改变民主党的形象而刻意为之。这只是阐述了我平素的信念，但作为在野党代表，此番言论实属罕见，因而受到了媒体的特别报道。甚至还被冠以“朝鲜溃败论”的别称，一度为人乐道。这对于争取中老年群体转而支持民主党起到了不小的帮助。
民主党没有尝试不合理的在野党整合，这也给国民带来了另一方面的稳定感。在我担任党代表后，民主党内部和在野党部分人士仍声称“不实现候选人单一化就无法战胜新国家党”，甚至成立了统合促进委员会，为所谓的“联合公推”而努力。这些人的政治判断能力似乎停滞在了1987年。他们仍未摆脱30年前卢泰愚面对三金分裂而导致失败的思维定式，只将政治视为“单一执政党”对“分裂在野党”的格局，因此未能想到强化自身主体性。这种思维反而高估了保守政党的能力，犯下了削弱在野党的错误。
当时的“联合公推”在政治工程学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以安哲秀为首的国民之党，是因厌恶民主党而离开的人。而且是仅仅几个月前才离开的人。与这样的人搞联合公推，对方答应的可能性本就微乎其微，再者，即便韩国政治已沦为毫无名分的离合聚散的竞技场，又该如何向国民解释此事呢？推动与所谓的进步政党——正义党进行联合公推也是如此。这等于是与身份认同本身就不同的政党，仅仅为了当选而进行政治交易，政策上缺乏协调的这种联合究竟有何意义？难道只要阻止新国家党就万事大吉了吗？
民主党和在野党人士至今每逢选举便执着于此类统合，导致民主党在成为执政党方面显得极为软弱，在国民看来，只能达到“究竟是多没能力才会那样”的程度。不应以博取国民同情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应展现出“可以信赖的坚实力量”的自信，堂堂正正地争取选票。
当然，在进行第20届国会选举时，我并未对在野党整合表达否定意见。但我采取了“我们在此，请君前来”的方式。在对方政党看来，这或许显得有些傲慢，但在国民眼中，这却是自信的表现。我认为，在首都圈取得巨大胜利，结果上也是对这种自信的一种支持吧。当出现明确的“替代政党”时，国民便会把选票投给该政党。
已然获胜的选举
第20届国会选举中奇迹般的胜利，既有必然因素，也得益于某种偶然因素。 《孙子兵法》有云：“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意思是“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放过敌人失误的时机。”只要自身强大，敌人自会崩溃。第20届国会选举亦是如此。新国家党自行瓦解了。
在民主党通过清理那些未能给予国民信任、反而给新国家党提供攻击借口的低劣政治人士而日日成为话题的同时，新国家党却因所谓的亲朴派、真朴派、反朴派等派系围绕公推主导权争斗不休。媒体报道了新国家党公推的乱象，国民对此深感厌恶。甚至上演了党代表因无法认同公推结果，未在公推文件上盖章便销声匿迹的闹剧。一方是“感动人心的公推”，另一方则是“荒唐的公推”。选举的胜负在那时便已成定局。
在我作为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登场后，新国家党为与之抗衡而任命的公推审查委员长，是一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信奉者（译者注：此人为李汉九/이한구，由朴槿惠亲自任命）。此人以亲企业倾向自诩，四处宣扬“不应制定束缚企业的政策”。他正是在我试图将经济民主化纳入新国家党党纲政策时，指责“经济民主化一词在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未曾出现”的那个人。不知是何种缘分，4年后我们竟在国会选举这座独木桥上再次相遇。由这样的人来领导新国家党的选举，结局自然也早已注定。
当民主党倡导包容性增长与经济民主化时，新国家党却净谈些“韩国式量化宽松”之类与国民情绪相去甚远的论调。他们提出的依然是李明博时期那种“打造宜商国家”之类的口号。
借此机会提及，我当时本想对民主党地方选区的国会议员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整，但因缺乏合适的人选，许多地区未能实现替换。目睹那些惯于各种谎言、暴力、幕后交易，给韩国政治带来诸多弊病的国会议员，压制着自己选区内新政治人士的出现，不断连任，最终甚至被称为“资深议员”、“元老议员”的景象，我深切感受到民主党的前途亦堪忧。若有年轻政治人士愿意与之抗衡，我本想鼎力支持，却不容易找到。期盼有志于新政治的新人们能更具自信，奋发图强。
见诸报端任命最多的政治人物
在进行第20届国会选举时，有人指责我名列比例代表候选人名单。那些在公推中落选而心怀不满的人，以及特定政治人物的支持团体，甚至编造出“自我公推”这种侮辱性的说法来加以诟病。
让我感到屈辱的是以下这点：那些深夜找到我家请求“拯救陷入危机的党”的人，那些在我表示不会仅为选举胜利而加入民主党后，又说“请您担任比例代表，继续领导党”的人，在发生那种事后，非但不解释前因后果，反而袖手旁观，甚至暗自欣赏事态的发展。这更让我感到悲哀和愤怒。我本就不完全相信政治人士的言辞，但他们进入和离开时的态度如此不同，甚至让我感到了人性的背叛。这已非政治道义问题，而是基本的人品问题。
作为政治人士活了半个多世纪，观察韩国的政治风气，有一点常让我苦笑。那就是我国的政治人士似乎认为国会议员或长官是什么了不起的官爵。因此，他们在待人接物时，常以“将来给个职位就行了”的方式进行引诱，行为轻率。实际上，因此而轻易上当的政治人士不在少数。看到那些听到自己被任命为总理或部长便喜形于色，仿佛是家族荣耀一般的政治人士，有时我甚至会感到一丝怜悯。那不过是人死灯灭的虚名，即便在世时也仅能维持数年的职位，为何如此汲汲于此呢？
如前所述，1980年代当我无法在国会财务委员会工作时，我本打算就此离开国会。我并非地方选区选出，而是作为财政税务专家以比例代表身份获得任命，如果比例代表无法妥善履行其固有的责任与权力，将席位让给下一顺位者，岂非应有之义？佩戴毫无意义的名誉职位国会议员徽章有何用？作为政治人士，在历史面前应感羞愧的正是此类事情——不为国民做事，反而耗费税款。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觊觎政界，仿佛要获取不劳而获的职位的人，实在太多了。
像我这样“见诸报端”任命如此之多的政治人士恐怕也不多见。无论是总理、副总理、财务部长，还是韩国银行行长，每当政府人事调整时，我的名字总是作为“有力候选人”频繁见诸报端，甚至因此产生了意指“报纸上的任命”的“纸上任命”一词。这类事情的发生往往与我的意愿无关，即便在撰写此文的此刻亦是如此。甚至，我曾多次在家中读报时，发现自己的名字竟与我持续尖锐批判的政府的高层职位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合适人选”，令我感到荒唐不已。
其中，任命者实际征询我意愿的情况仅有一次。那是金大中总统时期，我接到了担任财经部长官的提议。（虽有报道称我在金大中政府时期被列为秘书室长候选人，但并无正式提议。）当时没有副总理制度，财经部长是经济政策的总负责人。前来传达总统提议的人，在开口前便预先声明：“请不要回答‘不’。”意思是不要拒绝总统的提议。那时我提出的“条件”是“一并更换经济首席秘书”。此事传开后，有人指责我“竟敢傲慢地向总统提条件”。
我曾担任过经济首席秘书，比任何人都清楚副总理与经济首席秘书之间配合的重要性。如果我只是个贪恋权位之人，在接到副总理的提议时，无论搭档是谁，我都会说声“谢谢”、“荣幸之至”并欣然接受。但若日后与经济团队配合不畅，磕磕绊绊，又当如何？那将导致给国民带来痛苦的后果，成为历史的罪人。为了“做事”而要求能够做事的“条件”，怎能算是傲慢？我在卢泰愚政府时期出任经济首席秘书时，也曾将能做之事与不能做之事以书面形式列出，向总统提出某种条件后才开始工作。如果不能妥善履职，仅仅是占据副总理之位，那么从大处着眼，是对国民负责；从小处而言，对任命者总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义吗？
我此生从未向任何人请托职位，也未曾为获得职位而刻意讨好。尽管媒体至今称我为多位总统和主要政治人士的所谓“导师”，但我自己从未说过是他们的导师。凡是请求会面的人，我都会见，但他们当选后，我从未期望任何回报。从卢泰愚总统成为候选人之前，我便担任其核心幕僚，但他当选后，我未曾要求任何职位，未获入阁任命时，也无丝毫遗憾，径直为地方选区选举做准备去了。卢武铉当选总统后亦是如此。当他还是候选人时，曾在随行记者在场的场合公开表示“若当选总统，将请金钟仁这样的人士担任总理”，但我自己从未要求过这样的职位。卢武铉当选后改口说“我们与您理念不合，恐怕有些困难”时，我也只是想着“政治人士大抵如此”，轻松带过。因为未曾抱有丝毫期待，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朴槿惠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即便周围人劝说“既然已是候选人，与朴槿惠和平相处岂不更好”，我仍坚持己见，直言不讳。眼见其走向错误方向，又怎能坐视不理？朴槿惠当选后，众所周知，我未曾要求任何东西，也未曾担任任何职位。因此，我才能不被权力所裹挟，至今安然无恙。
2016年国会选举结束后，民主党内所谓的亲文（亲文在寅）势力掌控了党权，氛围也急剧向此方向倾斜。如果我只是个贪恋权位、觊觎比例代表国会议员职位、只想明哲保身的人，那时或许会随波逐流，至今仍继续担任比例代表议员，被奉为民主党的元老，走着所谓“花路”。但我决不追求那样的人生。
如果我将2016年国会选举仅仅视为对朴槿惠个人复仇的机会，那么我甚至无需以比例代表身份重返议会。选举结束后便飘然离去，或许会被称为所谓的“潇洒退场”。但我没有做出那样的选择。我不是选举技术人员。在非常时期执掌民主党，并非只想收拾残局，而是因为我有着要持续负责并改变民主党的决心。正是在这样的承诺下，我才成为了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并重新投身于政治一线。在新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会时期，我曾试图通过推荐人选进入议会来推动经济民主化立法，但最终受挫。因此，来到民主党后，既然事已至此，我便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亲手制定制度和政策。所以在选举前，我认为这是领导党前进的代表所固有的权限与责任，便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比例代表最高顺位。如果只是想不受指责、敷衍了事，我本可以将名字悄悄塞进当选稳定圈的某个位置，但我反而认为那才是贪恋权位的邪术和不正直的态度。
2016年国会选举前夕，我担任民主党代表一事，如今人们因为知道选举结果，或许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对于当时无法预知结果的我而言，这是一个近乎赌上一生的冒险决定。许多熟人劝阻我，说这可能会给我的人生留下巨大污点。但我担心，如果民主党就这样崩溃，在野党将彻底覆灭，只剩下“湖南党”一家，届时一些人所说的“保守政党永久执政”或许会成为现实。正是出于必须阻止此事的想法，我系上了象征民主党颜色的蓝色领带，前往党部上班。
当时，我面临诸多选择。从那时的政治局势来看，投向安哲秀领导的国民之党是更为轻松的选择。媒体一直大肆宣扬我是“安哲秀的政治导师”，实际上也我收到了很多类似的请求和提议。在第20届国会选举前，我本可以再次加入新国家党，从而扮演宣传“朴槿惠政府经济民主化意志未变”的吹鼓手角色。那样做或许能影响选举结果，并获得政治上的回报。当然，即便只是想象，这也是卑劣的行为，但在我国政治圈，那样的人何止一两个。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了最糟糕的选项——民主党。以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是一个如同赤身跳入火海般艰难的决定。这样的政党竟对我施以“自我公推”的侮辱，这岂不是救了落水之人，反被索要行囊，甚至被当作无耻之徒对待吗？所以我常说：“在第19届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我看到了政治人士的变化；在第20届国会选举中，我看到了政党的变化。”
这些年来，我目睹了许多政治人士和政党的兴衰。我遇到过不少政治人士，在困难时恳求帮助，一旦政治上东山再起，便态度骤变，仿佛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如今我深知他们“最终”会是什么样子。我也见过不少无耻的政党，在党面临危机时，甚至下跪恳求帮助，选举一结束，便将国民抛诸脑后，过着奢华的生活，待到下一次选举时又再次恳求帮助。如今，国民也深知他们“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永恒的权力
或许我应该向国民两次道歉。一次是为朴槿惠政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另一次是为文在寅政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虽然都是国民的选择，但我深感自己对于造成国民不得不做出那样选择的“条件”负有重大责任。
2017年3月10日，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获宪法法院法官全体一致通过。朴槿惠成为宪政史上首位因弹劾下台的总统。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朴槿惠在任期仅剩不到一年时遭到弹劾这一事实。纵观以往政府的案例，即使亲属的直接舞弊行为在总统任期内败露，也未曾发展到弹劾的地步。这足以说明国民的政治意识已大幅提高，同时，第20届国会选举中新国家党四分五裂，民主党等在野党占据过半议席，政治自信倍增，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弹劾。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朴槿惠的罪行不重。
按照常理，她本应在一年后将任期移交给下一任总统，在宅邸安享晚年，享受前总统的礼遇，如今却身陷囹圄，这并非美好的现实。这一令人惋惜的事件，为我国宪政史留下了又一个污点。政权更迭后，李明博总统也锒铛入狱。两位前总统同时身陷囹圄，实乃令人羞愧之事。大韩民国竟无一位真正意义上善始善终的总统。这样的悲剧还要重演到何时？对于一辆屡屡发生同样故障的汽车，我们还要将其归咎于“司机”的问题到何时？
2017年5月9日，举行了第19届总统选举。这是在总统被罢免仅两个月后，于政治氛围极度一边倒的情况下举行的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获得了41%的选票。事实上，这比李明博、朴槿惠当选时的得票数要少。从实际情况看，除了以四方对决形式进行的1987年总统选举外，文在寅的得票率低于历届任何一位总统。虽然有人评价称，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获得21%的选票，因此泛在野阵营获得了63%的选票，但这果真能如此解读吗？那些最终没有选择文在寅的选民，其意图何在？更有甚者，本应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新国家党，在更名为自由韩国党后推出的候选人（译者注：当时的自由韩国党总统候选人为洪准杓/홍준표），竟获得了高达24%的选票，这一结果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值得深思。
我在本书中多次强调，选举结束后必须正确解读其意义。“没有永恒的权力”这一教训，已由经验证实。毫不夸张地说，本书自始至终都在阐述这一点。如果政治人士对选举结果过于陶醉，或反之无视结果，那样的政治决不会成功。然而，现任政府似乎完全错误解读了第19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其判断和行动仿佛已将天下握于手中。
究竟要到何时才能改变根本，不再让国民反复做出最差或次差的选择来推动政治？对于我这段不短的政治生涯的回顾，竟要以如此灰暗的诊断和展望作结，我对此深表遗憾，并再次感受到沉重的责任。今天也仿佛是在历史面前犯下重罪而活着。现在，是全体国民都应下定决心对韩国政治进行“创造性破坏”、“破坏性革新”的时刻了。
尾声
唯有改变政治的根本，国民才能生存
1
俾斯麦并非皇帝，他既没有实行独裁，也不是操控傀儡国王的摄政者。俾斯麦始终担任“宰相”一职，这一职位仅凭皇帝一句话便可随时被罢免。尽管如此，他仍稳坐宰相之位长达20年，如今历史学家们大多将德意志帝国初期历史称为“俾斯麦时代”，而鲜少以皇帝之名，称之为“威廉一世时代”。这足以说明俾斯麦的功绩卓著且令人印象深刻。
俾斯麦固然伟大，但事实上，威廉一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始终将固执己见、信念坚定，甚至不怎么听从皇帝之言的俾斯麦留在身边并予以重用。当威廉一世之子腓特烈三世说“为何要将那样的人留在身边”并主张将其驱逐时，威廉一世却劝解道：“我也知道俾斯麦有些无礼，但正因为有那样的人，我们的国家现在才能发展良好。”威廉一世活到了91岁，在当时可谓是超长寿。这对俾斯麦而言也是一种幸运。
仿佛是为了回报这份信任，俾斯麦在经济萧条与混乱之中稳定地领导了普鲁士，凭借娴熟的同盟外交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实现了统一，并将威廉一世推上了德意志帝国首任皇帝的宝座。继威廉一世之后，腓特烈三世尽管与俾斯麦的政治见解大相径庭，也不得不继续任用他为宰相。令人惋惜的是，腓特烈三世在位仅99天便去世，其年轻的儿子登基成为皇帝，随即解雇了俾斯麦，并在政治外交格局上开倒车，这成为了日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尽管因水门事件不光彩地卸任，但若要列举美国历史上聪明且富有智谋的总统，许多人会选择理查德·尼克松。提及尼克松总统，人们便会想到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但基辛格起初并非尼克松的亲信。尼克松参选时，基辛格正是其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总参谋长。竞选期间，基辛格甚至曾猛烈抨击尼克松，称“若那样的人当选总统，美国将沦为三流国家”。尽管如此，尼克松当选后最先拜访的人便是基辛格。他请求基辛格“为了美利坚合众国助一臂之力”。在美国，“为了美国”这句话往往意味着无法拒绝的请求。从那时起，新的历史开始被创造。
看着俾斯麦与威廉一世、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案例，任何人都会有此想法：为何我国就无法上演这般相生与妥协的政治大戏呢？
2
2016年12月9日，在朴槿惠总统弹劾案于国会通过的现场，我百感交集。持续进行烛光示威的国民的愤怒是其动力，但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并占据国会议长之位的政治力量对比，也是促成此事的可能因素。朴槿惠的行为固然理应受到弹劾，但我国政治究竟要将这种惨淡而羞耻的过程反复到何时？我甚至感到了复杂的困惑。
因此，在随后产生的所谓“玫瑰大选”中，我宣布将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那时我已年近八旬，早已过了贪恋权力的年纪。我甚至放弃了任期有保障的国会议员职位而挺身而出，是出于不再让悲剧重演的最后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以往若发生问题，便将其归咎于“人”的问题。我国国民在将许多事情归责于“人的责任”方面，已经习以为常了很长时间。然而，对于一辆不断突然加速、打滑、翻车、起火的车辆，我们究竟要将其归咎于驾驶者的错误到什么时候？这显然是车辆的缺陷。而且并非普通缺陷，而是严重缺陷。但愚昧的政治人士们依旧固执地认为“我来做就能做好”。特别是那些自认“这次我将成为总统”的政治人士，绝对不会试图修正体制。用俗话说，就是抱着“至少让我捞一把”的心态硬撑。在那种固执与贪欲面前，我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一人当选总统，其势力便囊括一切的赢者通吃政治结构，朴槿惠的悲剧将会一再重演。迄今为止，我国历任总统中，有哪一位能够安然完成任期或在卸任后安享晚年？无一不是被赶下台、中枪身亡、因家人亲信的舞弊而蒙羞、自尽、被传唤至调查机关和法庭，或身陷囹圄……世上没有永恒的权力。即便是此刻（撰写本文时）在任的总统（译者注：时任总统为文在寅），观其形势，能够安然完成任期的可能性也极低。
尽管如此，总统之位究竟有何魅力，引得如今众人纷纷举手，争相竞逐？皆因几年任期内集中的权力，其甜蜜滋味实在太诱人。这如同飞蛾扑火般的政治，明知可能引火烧身，却仍趋之若鹜。为了争夺那瞬间的甜蜜与辉煌，韩国的政治人士们绝不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总统中心制”这一陈旧体制。他们始终以“一旦下台便万事皆休”的态度，持续着激烈的对峙。唯独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政治人士们跨越了朝野界限，达到了高度一致。
3
卢泰愚政府结束任期后，所谓的文民政府上台至今，已经流逝了30年光阴。期间，总统更迭了6次。保守政权15年，进步政权15年。这30年间，我国究竟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不过是在过去打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管理和消耗的水平而已。
如今，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合理与不合逻辑之处，众人异口同声地认为大多源于政治。尽管如此，政治人士们表面上高谈阔论革新，实际上却仅停留在维持和管理现状的“持续性革新（Continuous innovation）”层面，对于改变体制根本的“破坏性革新（Destructive innovation）”，则连尝试都未曾进行，甚至想都不敢想。这是持续了30年的政治僵局。他们究竟相信这种不稳定的持续能够维持到何时？
我在职时，常常强调“现在工作，成果会在几年后显现”。但时至今日，我国的政治人士们仍旧执着于立竿见影的工作，只迎合以争取民望为主的政策。这并非仅仅是政治人士个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性本身就决定了它无法容忍“几年后才显现成果”的等待。在一个政权更迭便所有政策都可能被推翻，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何谈政策的连续性？在朝野双方始终激烈对峙，一次成败便可能决定一切得失的环境下，又怎能实行有信念的政策？
现在是需要为持续而进行破坏的时刻了。政治也需要创造性破坏、破坏性革新的时刻。必须改变帝王式总统制。唯有如此，大韩民国才能生存。这是我50年政治生涯的总结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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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列举政治人士应具备的三种素质：热情、责任感、洞察力（均衡感）。在我看来，我国政治人士中拥有热情者众多，但具备责任感者相对较少，而拥有洞察力者则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洞察力，他们便只依赖亲信来处理政治，而权力的亲信往往最容易腐败。
不仅是政治人士，国民是否也需要具备这些素质呢？热情、责任感以及洞察力。我国国民不惜放下生计，在严冬酷寒中手持烛光走上街头，其热情堪称世界第一。那么，对于一再重演的政治悲剧，国民难道就真的没有责任吗？“选好总统就行”的责任感和洞察力固然重要，但现在不正是应该思考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吗？国民的意识和判断也需要“创造性破坏”，需要“觉醒的大转变”的时刻了。我国政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在现实中，我的努力失败了，也中断了，但我相信，凭借贤明国民的力量，总有一天“根本”会改变。祈愿我们不再付出惨痛的历史机会成本，变革之日能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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