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永不破裂的泡沫
书籍信息
Author: Thomas Orlik
Published: 6 July 2022
Online ISBN: 9780197710012
Print ISBN: 9780197598610
Publis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academic.oup.com/book/43774
第四章 中国最初的两个周期
19##年对中国来说是糟糕的一年。#月#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开始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那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这一做法不仅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更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数代人之久。口口口口的直接原因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背景则是失控的金融部门、猖獗的通货膨胀以及中国经济的近乎硬着陆。
这是以高昂代价购得的关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早期教训。对于后来的几代领导人，从江泽民到习近平，这是一个无法忘怀的教训。
这个十年在悲剧中结束，却在希望中开始。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遭受了苦难和迫害——其中最严重的苦难是自我强加的。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政策的制定是基于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要求，而不是根据行之有效的证据。结果是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大跃进”是毛泽东构思不周、执行最糟糕的加速从农业向工业转变的尝试，其强行军式的步伐需要征用粮食收成来为投资提供资金。由于没有留下足够的粮食来养活饥饿的人口，结果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担心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悄然复苏，便发动工人反对老板，学生反对老师，子女反对父母。一个颠倒的社会导致了十年的混乱和苦难。
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为理性的回归打开了大门。然而，中国新领导人的首要反应并非市场改革。毛泽东的短命继任者华国锋提倡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误读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情绪。数百万人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屈辱。数千万人因失败的社会政策而遭受贫困或更糟的境遇。人们渴望对过去进行更彻底的重新评价。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悄然靠边站，被指责为过去两年政治和经济令人失望的罪魁祸首。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中国的中央委员会——由大约两百名共产党高级干部组成——每届任期五年。他们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称为全体会议，以确定政策方向。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即1978年12月邓小平取代华国锋的会议——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随后的成功更多地反映了决策者态度的转变，而不是任何具体政策的采纳。华国锋盲目忠诚的“两个凡是”被邓小平坚定的务实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取代，成为指导思想。在新的氛围下，决策者有了新的自由，可以在毛泽东主义狭隘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外进行试验。正是这种自由促成了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更能加速中国早期发展的改革：解散农业集体，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个体农户重新掌握耕作的控制权。
从理论上讲，通过将农民组织成更大的工作队，集体本应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工具。但在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集体将努力与回报分离，为偷懒创造了巨大的激励。中国的8亿农民知道，努力工作和不工作都将获得集体食堂相同的口粮，于是集体懈怠。再加上无视当地情况的国家指令，以及依赖配额而不是价格来指导生产，结果显然不尽如人意。在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三十年里，尽管是决策者全力以赴的重点，粮食产量仅增长了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这个问题。通过恢复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联系，它鼓励中国农民全力以赴投入生产。早期的迹象令人鼓舞，粮食产量上升。安徽和四川两省的初步试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将被邓小平擢升为总书记，并领导更广泛的改革方案。到1984年，99%的农村家庭参与了该制度，而1979年仅为1%。标志着中国改革转折点的三中全会曾明确禁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重要的不是政策细节，而是哲学的转变。在邓小平注重结果而非意识形态的方针下，地方农民和官员获得了试验的许可，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可以迅速扩大规模采用。
工业改革的进展更为缓慢，但方向是一致的。一系列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文件旨在为工厂经理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所做的事情——通过将努力与回报结合起来，增强激励。1980年，邓小平承诺将把党委从工厂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首钢——这家钢铁巨头在几十年后将成为计划者在曹妃甸工业区过度扩张的反面典型——当时是改革的灯塔，正在试验工厂管理层新的利润激励机制。1982年，纽扣的价格管制被取消。来自温州的渴望创业的企业家开始生产，利用地方企业获得的新自由。计划经济仍然存在，但企业首次被允许出售计划外产量并保留一部分利润。
经济特区为全球市场打开了大门，使地方政府能够灵活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和专业知识。正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近平主席的父亲习仲勋，率先发起了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的运动。在特区内，进出口关税被放宽，企业可以按照市场原则运作，摆脱中国仍然存在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这是一项政策创新，启动了中国的出口产业，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呼吁更多市场改革的选民群体。特区外的企业羡慕地看着，并要求自己也享有同样的自由。
事后看来，中国早期的改革轨迹似乎清晰明了，政策选择也前后一致。但对于身处1980年代政策辩论前沿的人们来说，情况绝非如此。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希望快速自由化，认为这是提高生活水平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以党内元老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则主张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继续让苏式计划发挥更大的作用。陈云的“鸟笼”理论概括了保守派的哲学。陈云说，经济就像一只鸟：“你不能只是把鸟握在手里，否则它会死……你必须让它飞，但你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会飞走。”事实证明，保持笼中鸟的健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学生来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成功都孕育着自身毁灭的种子。改革派的胜利会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而让保守派能够抓住缰绳。事实证明，保守派能够控制价格，但代价是损害增长，从而为改革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打开了空间。
1984年，政治风向开始向改革派倾斜。经济增长强劲，通货膨胀率较低，减少了保守派谨慎的理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取得显著成功，带来了丰收，并增强了市场倡导者的力量。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时机。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是一项突破。在理论层面，它肯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经济计划，而在于公有制。在政策层面，它旨在减少政府定价的作用，扩大市场的作用。企业将被允许根据市场价格发出的信号，组织自己的生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只要它们是公有制的，那仍然是社会主义。
与该决定分开，但同样重要的是，现代银行体系的框架也建立起来了。过去，中国人民银行（PBOC）既充当中央银行，又充当商业银行，设定信贷额度，并决定谁能获得贷款。这就好像美联储是美国唯一的银行，根据政府计划设定货币供应量和分配信贷一样。现在，随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这四大国有银行的成立，它们将在未来几十年主导金融格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得以分离。中国人民银行将管理货币政策。新的银行仍然是国有，但以更接近商业模式的方式运作——将吸收存款并发放贷款。
抓住时机，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以过度的热情做出了回应。1983年，信贷增长率已经达到了可观的13.7%的年增长率。1984年，这一数字加速至惊人的36.4%。如此快速扩张的信贷只能助长经济过热。改革派的这一失误为陈云和保守派计划者等待的机会敞开了大门。他们争先恐后地重新确立控制权。在一系列紧急会议上，各省领导被告知要削减重大项目并限制银行贷款。陈云利用其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的职位来约束自由放任的干部。预见到北京后来在遏制兴高采烈的地方官员方面遇到的麻烦，这些控制措施仅取得了部分成功。由于对银行有了新的影响力，并且更关心地方增长而不是国家经济过热，地方领导人对陈云的担忧只是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并未大幅改变方针。在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里，年度信贷增长率从未低于20%。
经济扩张的惊人速度、信贷的迅猛增长以及地方领导人对中央控制的漠视，已经是一种易燃的组合。引燃这场大火的火花出现在1988年8月，当时政治局认可了邓小平关于全面取消价格管制的计划。旅行的方向是正确的。市场定价是经济效率的关键基础，它向企业发出信号，表明在哪里应该增产，在哪里应该减产。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体系是腐败的温床，即国有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政府定价购买商品，并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出售。但时机却很糟糕。8月19日，《人民日报》在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宣布了价格改革的决定。中国城市居民已经在与高通胀作斗争，他们涌向商店，掀起了一股抢购狂潮。由于家庭在预期价格飙升之前囤积商品，商店被抢购一空。官方数据显示，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26%。
这就是1988年9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背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进程。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加速了改革进程。1988年，气氛却截然不同。陈云和保守派计划者抓住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的机会，加倍实施紧缩政策。投资被削减，价格管制被重新实施，信贷配额被严格执行。结果是一个典型的“手术成功，病人死亡”的例子。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但代价是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和就业。1988年，GDP增长了11.3%。1989年，骤降至4.2%。
双重打击——先是高通胀打击购买力，然后是经济增长下滑打击工资和就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公务员们已经对高级官员及其家属的腐败行为感到愤怒，他们看到飞涨的价格正在侵蚀本已微薄的薪水的购买力。1980年代的建设热潮将农民工吸引到大城市，但随着投资项目的削减，他们发现自己失业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口口口抗议者对更大政治自由的呼吁在更广泛的社会不满中找到了共鸣，引发了最初的大规模抗议，然后是邓小平和党内元老的严厉回应。
对于中国决策者来说，有两条教训尤为突出。首先，激进的改革带有不可接受的风险。邓小平决定一下子取消政府定价的举动，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和社会动荡。其次，过热的经济必须缓慢降温，而不是用冰水浇灭。陈云的紧缩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就业和工资的拖累，加剧了社会动荡的气氛。在随后的几年里，渐进主义，无论是在改革方面还是在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方面，都是决策者的座右铭。这种组合被证明在防止19**年的灾难重演方面是成功的。但也使得诸如信贷过度增长之类的问题长期不受控制。推迟清算的代价最终可能是，清算之日将变得过于庞大而难以应对。
江泽民与中国的第二个周期
1998年，中国遭遇了某种程度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硬着陆。信贷增长骤降，从1997年初的23.8%急剧下降到1998年中的13.4%，并持续下滑至2001年的个位数低增长。不良贷款激增。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曾利用其政府背景向国内外投资者筹集资金，最终因在房地产、酒店和证券交易中挥霍无度而背负了43亿美元的债务，并因此倒闭。
根据官方数据，GDP增速从9.2%放缓至7.8%——降幅明显，且低于8%的目标。甚至7.8%这个数字也被广泛怀疑夸大了实际情况。朱镕基总理曾谈到“统计系统内粉饰和造假之风盛行”。匹兹堡大学中国经济专家托马斯·罗斯基考察了从电力产出到航空旅行等各项指标后估计，当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可能低至2.2%。
经济衰退的实际深度将永远不得而知。然而，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为了应对危机，朱镕基总理启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刺激计划——承诺在三年内投入1.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997年GDP的18.8%。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是，始于1999年的银行救助计划，最初的预算为1.4万亿元人民币，并在随后的几年里持续攀升。如果经济衰退不严重，反应就不会如此巨大。
是什么把中国带到了如此危急的境地？与定义1980年代的周期一样，1990年代的周期也始于邓小平，以及改革势头的恢复。1978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抛弃毛泽东主义教条，转而采取务实的政策制定方式。1992年，则是邓小平的南巡。
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在1990年末表示，“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白痴。”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以及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那个人，做了什么以致于招致邓小平的蔑视？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同时尝试政治和经济改革——公开性和经济改革。结果，他失去了对权力杠杆的控制，既失去了政治控制，也丧失了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对于中国，邓小平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确保共产党维持其对权力的垄断，并利用这种权力引导中国走向更有效率的经济。
即便如此，保守派始终担心，经济改革将被证明是打开缺口的一角，不断增长的财富将推动对更多政治自由的需求，而市场作用的扩大将侵蚀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1989年的事件，经济不稳定和政治不满融合成社会动荡，似乎印证了他们最黑暗的想象。邓小平此时已87岁高龄，发现自己失势，或许也失去了时间，无法重启改革进程，甚至无法让自己的观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88年底陈云提出的保守紧缩政策被保留下来。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以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的时任领导人赵紫阳身陷囹圄。他的继任者，现任总书记，以及邓小平的继承人江泽民，则与当时的保守正统思想保持一致。西方对华贸易制裁打击了新兴经济特区的出口商，加剧了“我们反对他们”的心态，并助长了反改革的情绪。1991年底苏联解体，更印证了保守派的观点：进一步走向市场并非明智之举。
反对改革的力量十分强大。但邓小平也同样如此。1992年1月，他悄然开始了最后一次施加影响力的行动——南巡，途经武汉、长沙、深圳和珠海等城市。在深圳，中国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改革开放试验区，邓小平表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改革的信息再次传达，并带有政治色彩。邓小平会见了一位政治局常委乔石，他是江泽民作为邓小平继承人的潜在竞争对手。“谁反对改革，谁就得下台，”邓小平说，“我们的领导人看起来好像在做些什么，但他们并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官方媒体对邓小平的南巡鲜有报道。一群来自香港和自由奔放的广东报纸的记者紧随其后，密切关注他的一言一行，扩大了南巡的影响，并将邓小平的南巡变成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全国性对话。在北京，这一信息被清晰而响亮地接收到了。到二月中旬，甚至在邓小平回京之前，江泽民就已公开表示支持加快开放的呼吁。他安排将邓小平的讲话汇编成册，并分发给高级领导干部。保守派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口口口事件后制裁的放松，本已导致要求放松经济管制的呼声出现。现在，邓小平的南巡和江泽民的支持使压力倍增。
5月，一批省会城市被赋予了与经济特区相同的经济特权，对外资和贸易开放。在上海，浦东的开发——这个位于黄浦江以东的区域将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图纸走向建设。不久之后，成果便在数据中显现出来。随着管制的解除，地方官员纷纷开始新一轮的工业投资。资本支出在1990年萎靡不振，仅增长2%，但在1992年猛增44%，1993年又增长62%。GDP增速从1990年的3.9%加速至1991年的9.2%和1992年的14.3%。1992年的党代会成为了对邓小平改革的颂扬。他关于加快改革步伐的呼吁成为党的政策。
邓小平为江泽民留下了一个重启的改革进程，但也留下了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随着投资的失控，经济再次过热。到1993年，消费者价格指数突破10%。1994年，更是超过20%。江泽民记取了中国上次高通胀时期的教训，准备好了防暴警察。然而，这一次领导紧缩行动的不是陈云。陈云和其他党内元老已经退居政策制定的二线。取而代之的是以铁腕著称、不苟言笑的副总理朱镕基，他发现自己肩负着为过热经济降温的任务。
与1988年的紧缩相比，并开创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存在的模式，旨在减缓贷款和投资的控制措施是逐步实施的，并且力度较轻。“我们深切意识到，”朱镕基在1994年初对美国《商业周刊》杂志表示，“需要为中国人民提供软着陆……如果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我们的社会稳定将受到不利影响，如果社会稳定受到不利影响，我们将无法启动改革。”
1995年，GDP增速仍保持在11%，而物价涨幅仍保持在两位数，人们可能会怀疑朱镕基的软着陆是否根本没有着陆。然而，宏观经济调控足以防止通货膨胀进一步螺旋式上升。到1996年初，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回落至个位数，这也足以结束新兴股票市场的上涨势头。上海综合指数预示了后来极端的繁荣-萧条周期，从1992年11月的393点上涨至1993年2月的1536点，之后又暴跌回1994年7月的339点。股票投资者既幽默又愤恨地调侃说，这不是熊市，也不是牛市，而是猪市——身处其中就像在猪圈里一样令人厌恶，而且“朱”字的发音与中文“猪”字的发音相似，这也是一个双关语。
朱镕基比陈云更胜一筹，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没有损害经济增长。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尚未解决——清理奄奄一息的国有工业企业，以及维持这些企业运转的过度扩张的国有银行。
亚洲金融危机加强了加速改革的动力。1997年7月2日，泰国在投机者的巨大压力下，宣布泰铢自由浮动。这是一场席卷整个地区的危机的开端，曾经强大的银行和企业纷纷倒闭，经济增长受到重创，各国政府也屈膝求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都陷入了衰退。在印度尼西亚，1998年经济产出萎缩了13%，总统苏哈托长达31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站在苏哈托身后，看着他签署救助贷款的苛刻条件的照片，成为了这场危机的象征，亚洲许多人认为这场危机是由外国投资者造成，并被外国政府所加剧。
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外国投机者的投机性攻击。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等对冲基金大举押注亚洲各国央行将无法维持被高估的汇率，从而引发了热钱从该地区大量外流。根本原因是裙带资本主义体系，银行放贷是基于政治逻辑而非商业逻辑。对于中国而言，封闭的资本账户——对任何跨境资金流动都实行严格管制——意味着可以免受投机性攻击。然而，裙带资本主义的指控却令人感到不安。如果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银行、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有失体统，那么中国的国有体系则简直是近亲繁殖。
对于朱镕基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调整政策设置，以应对一场可能重创出口的危机；第二，需要进行哪些结构性改革，以预防类似的冲击波及中国大陆。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因抵制住人民币贬值的诱惑而受到赞扬——贬值本可以提振出口，但会加剧亚洲其他地区的危机。当周边国家货币暴跌时，稳定的人民币为该地区提供了锚定作用。相反，由于出口空心化暴露了工业产能过剩问题，朱镕基选择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刺激计划——1.5万亿元人民币的支出，这预示了十年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决策者吸取的教训是，某些领域的改革需要加速，而另一些领域的改革则需要放缓。国有企业需要被切断生命维持系统，并在商业基础上运作。银行需要根据金融逻辑而非政治逻辑发放贷款。然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打破中国金融市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壁垒——谨慎是座右铭。“要求一个国家过早开放资本账户，”朱镕基警告说，“甚至可能摧毁该国的经济。”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了苏哈托的下场。他们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1970年代末的改革以思维方式的转变为中心：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种委婉但有效的对盲目信仰毛泽东主义的驳斥。在1980年代，关键的胜利是摆脱了计划作为生产和价格的指导。在1990年代，轮到公有制成为改革者的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是工业发展的引擎，也是政府的收入来源。到1997年，情况已不再如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在1978年时相当于GDP的15%，但已降至2%以下。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朱镕基就曾抱怨国有部门产能过剩、债务缠身，三个人干着一个人的活。
在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将矛头指向国有制，呼吁“解除不合理的产权结构对生产力的束缚，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局面”。“私有化”一词没有被提及，但前进的方向是明确的。在随后的几年里，朱镕基主持了对国有部门的彻底改革。奉行“抓大放小”的政策，朱镕基的目标是培育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核心，打造能够与通用电气、西门子和索尼等公司一较高下的全球性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则面临私有化、兼并或破产。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失业。1996年，在所有制改革的前夜，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为1.42亿，占城镇就业人数的72%。到2002年，当江泽民和朱镕基准备将接力棒转交给下一代领导人时，这些数字已降至8300万和33%。
朱镕基改革的第二个目标是银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2000个地方分支机构拥有20万名员工，根据国家计划部门的优先事项分配信贷。即使在1980年代中期四大商业银行分立之后，贷款仍然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而非商业因素的驱动。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信贷，即使这些项目几乎没有商业回报的可能。没有可行商业模式，但在维持低失业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僵尸企业也获得了信贷，即使它们根本没有偿还能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银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低利润、高不良贷款和资本缓冲不足的困扰。1998年，不良贷款存量约为3.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
朱镕基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处理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1998年，政府发行了270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所得款项用于为银行注资。1999年，政府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四大银行各一家。它们按照政策指令而非商业利益运作，以面值从银行购买了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第二个挑战是在银行内部树立一种新的商业文化。事实证明，这更难做到。2002年，江泽民怀念起过去的好时光，那时上海的银行家们会为糟糕的贷款决策承担如此大的责任，以至于会投身于分隔上海浦东和浦西的黄浦江。“今天有多少银行家因为坏账而跳黄浦江——或任何其他河流？”他问道。政府的进一步支持将以银行业整顿自身为前提条件。
即使银行越来越接近商业化运作，并在几年后进行了全面的首次公开募股，也无法撼动党对其运营的控制。银行在中国发展战略管理以及平滑经济增长周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以至于不允许它们完全私有化或市场化。“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一位干部在1998年改革期间表示，“银行系统将继续是党的保留地，并且只受党的控制。”
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改革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引擎。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则为这台引擎提供了加速前进的燃料。1986年，当中国首次申请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场轻松的胜利。政府对贸易的垄断——所有进出口都通过国有外贸公司进行——已经走向消亡。在美国，战略考量倾向于将中国纳入全球商业体系，以此作为对苏联红色威胁的制衡。结果证明，事情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简单直接。
在中国国内，改革派顶住了来自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这些保守派担心西方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担心外国竞争。改革派努力为加入世贸组织创造条件。然而，对于美国而言，战略考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降低了与中国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口口口事件的恐怖使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从其成功的改革转向其口口口口。比尔·克林顿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承诺要对“口口口口”采取强硬态度——将加入世贸组织与口口口口挂钩。美国工会认为，中国与其说是工人力量道路上的同行者，不如说是不受欢迎的廉价竞争来源。
如果说障碍是巨大的，那么克服障碍的意志也同样坚定。对于朱镕基来说，加入世贸组织不仅能让中国利用全球需求，还将成为改革的催化剂——吸引更多外资和专业知识，迫使强大的中国企业做得更好，将弱势企业推向破产。在美国，商业游说团体对廉价劳动力和新市场的前景垂涎三尺。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之行未能达成预期协议，这让他感到尴尬。几个月后，突破终于实现。2001年，在多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在中国提出申请15年后，世贸组织欢迎中国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江泽民在盛赞这一决定时承诺，中国将“在履行承诺和享受权利之间取得深思熟虑的平衡”。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的膨胀，这种平衡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1990年代上半叶的经验证实了他们在1980年代末学到的教训。必须为中国人民提供软着陆；过热的经济需要缓慢降温。下半叶的经验表明，他们知道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亚洲的崩溃将为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银行的资本重组以及加入世贸组织提供催化剂。这些改革，让人回想起邓小平时代的活力，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
第五章 中国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和金融海啸的起源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以“改革无失败者”为特点。少数人先富起来，多数人变得更富裕，很少有人境况更糟。但在江泽民执政时期（1989年至2002年），情况并非如此。改革的推进意味着数千家国有企业的倒闭，数百万人失业，“铁饭碗”式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被打破。尽管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江泽民仍逐渐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正统思想，将任人唯贤的思想写入党章。2002年，江泽民在最后一次党代会上达成共识，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和其它生产要素应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的原则。随着最终抛弃了马克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收入不平等的大门敞开了。
继江泽民之后，2002年开始的胡锦涛执政时期，其首要和最鲜明的贡献是试图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胡锦涛以党总书记身份的首次考察就选择了河北，即1949年共产党夺取北京政权之前的最后一个总部所在地，这被视为回归党的正统和平均主义根基的信号。在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他阐述了更具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发展愿景，对农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导致许多人失业的“突出矛盾”表示惋惜。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最初也是最成功的决策之一，是减轻农业税负担，消除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阻力。
在执政的十年里，出身寒门的胡锦涛始终坚定地致力于构建进步的社会政策。他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但确实取得了进展。在旧体制下，工人享有国有企业提供的“铁饭碗”式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金都由单位提供。在新体制下，大多数工作岗位都在私营企业，即使在仍然留在国有部门的人中，福利也大幅缩减。胡锦涛稳步增加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虽然没有完全取代“铁饭碗”，但至少提供了“方便面杯”式的基本福利保障。如果说江泽民的标志性成就是“三个代表”——将资本家企业家与工人和农民一起纳入共产党阵营，那么胡锦涛则承诺建立“和谐社会”，让企业家不会以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致富。
在金融改革方面，胡锦涛执政的早期也是进步时期。在中国人民银行（PBOC）行长周小川的领导下，中国技术官僚制定了银行资本重组、体制改造以及最终上市的路线图。人民银行从外汇储备中划拨450亿美元，成立了国有投资机构中央汇金，利用这笔资金为银行注资，填补过去十年不良贷款积累造成的漏洞。2003年底，汇金分别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225亿美元，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法规要求的8%水平。
下一步是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他们带来的资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同时他们也渴望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汇丰银行收购了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19.9%的股份。美国银行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投资了中国建设银行。高盛集团收购了中国工商银行（ICBC）7%的股份。时任高盛首席执行官的汉克·保尔森讲述了该公司如何派出高级管理人员向工商银行的干部传授风险管理知识。国际资本充足率标准和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对于对全球资本市场的破坏性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中国来说，都是一种突破。这两者都是必要的，为准备在全球市场上市的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国际认可。
最后一步是首次公开募股（IPO）。交通银行率先试探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金融故事的兴趣。香港被选为上市地点，因为它既拥有全球资金和标准，又在地理上临近中国大陆，政治上与中国领导人保持一致。交通银行2005年6月的IPO融资19亿美元。交易首日，股价飙升13%。基调奠定后，其他国有银行也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响。中国银行紧随其后上市，于2006年6月融资112亿美元。七个月后的2007年1月，巨无霸工商银行融资219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中国改革者试图进行一项相当巧妙的尝试——将银行的纾困与引入现代管理和市场激励机制以改进风险管理结合起来。“这将是最后一次，”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楼继伟表示，反映了人们希望这将是终结所有纾困的纾困。
国有银行的上市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改革者距离建立现代、高效金融体系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从成就方面来看，加上20世纪90年代末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动用外汇储备的巧妙运作，清理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例如，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的24%降至2006年的4%。外国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一些世界领先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带来了新技术和专业知识。股票市场上市为改善公司治理的市场激励机制增添了约束力。全球投资者对银行绩效的评估，现在每时每刻都反映在股价的涨跌之中。
从失败方面来看，即使在欢迎战略投资者和向公众出售股票之后，中国银行业仍然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外国投资者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股票投资者可以通过抛售股票来表达不满。但大多数股份和全部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正如工商银行IPO招股说明书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该行的主要股东——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在国务院和/或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经济或财政政策的成功实施中拥有强大的利益，而这些政策可能并非……符合我们其他股东的最佳利益。”
周小川的三难困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江泽民执政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成就之一。然而，未能抓住这一机遇来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或解决由此引发的国内外增长动力失衡问题，成为了胡锦涛执政时期的主要特征。
将廉价的国内劳动力与先进的外国技术相结合，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到2005年，中国年出口额达到763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两倍多，并且还在快速增长。中国企业学习速度很快。即使出口总额不断上升，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64%攀升至2008年的68%。如果没有加入世贸组织，阿里巴巴（这家电子商务巨头最初是将中国企业与外国买家联系起来的平台）、华为（这家电信设备公司和美国情报机构的眼中钉）以及联想（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之一）等民族冠军企业将不复存在。对于数亿工人来说，血汗工厂生产线上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甚至有害健康。但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摆脱赤贫农村生活的道路。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世贸组织或多或少是一件纯粹的积极事件。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在卡塔尔签署协议时所期望的和实际得到的却是两回事。对于许多外国公司而言，中国市场的大门仍然紧闭。对于另一些公司而言，获得市场准入的代价是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强制技术转让削弱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在银行和金融服务领域，边境后的限制措施——例如对新设分支机构的严格控制——将外国银行限制在市场中微不足道的角落。
比海外收益受损更具破坏性的是显而易见的国内损失。中国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和欧洲的零头。美国劳工统计局一项详尽的调查发现，2005年中国工厂工人的平均时薪约为83美分。在美国，最低工资为每小时5.15美元，大多数人的收入都高于这个水平。低估的人民币汇率、补贴土地和廉价信贷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西方国家的工人发现自己首先失去了竞争力，然后失业。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隆·阿西莫格鲁领导的一个团队撰写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估计，从1999年到2011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损失了200万至24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锈带”地区。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崛起使其成为美国经济道德故事中抢走就业机会的“恶棍”。1985年，在被称为“广场协议”的事件中，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强迫日本 counterparts 同意日元大幅升值，旨在恢复双边贸易平衡。这对日本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出口暴跌、金融泡沫以及失去增长的“迷失的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对美国就业岗位构成了新的威胁。美国财政部故伎重演，呼吁人民币升值，以遏制中国的出口，提振对美国商品的需求。
面对同样的问题，美国会寻求同样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中国会抵制这种做法也并不令人意外。2005年5月，美国财政部称中国的汇率政策“严重扭曲”。他们威胁要将北京列为“汇率操纵国”，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放松对人民币的控制，将启动经济制裁。在美国参议院，一项法案呼吁，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没有大幅升值，将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关税。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最终结束了人民币与美元长达十年的挂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美国压力的回应。然而，更大的背景是中国在中国想要的时候，以及想要升值多少的时候采取了行动。加入世贸组织四年后，中国出口额以接近每年30%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显然，中国是这一决定的主要赢家。周小川行长设计的蓝图是，人民币小幅升值2%，并转向盯住美元的爬行钉住汇率制。这是一个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远不及“广场协议”中强加给日本的大幅升值，也远不足以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字分析师表示，要做到这一点，人民币需要升值30%以上。
对于周小川这位中国首席金融技术官、中国21世纪许多最重要的改革的设计者而言，人民币策略的失误在于过于谨慎。周小川不想重蹈邓小平“价格闯关”的覆辙，当时一次性放开价格导致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北京也不想重蹈东京的覆辙——屈服于大幅升值的要求，并摧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渐进主义是合理的，但也是有代价的。周小川发现自己即使没有陷入困境，至少也受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不可能三角”的严重制约。这个概念起源于马库斯·弗莱明和罗伯特·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资本会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因此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要么必须接受与全球锚定利率（美联储）一致的利率，要么必须接受浮动汇率。
许多经济体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浮动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本国国情设定利率的能力——为管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起伏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浮动汇率有助于保持贸易平衡，并为应对冲击提供缓冲，在经济不景气时贬值，在经济景气时升值。少数经济体，如香港，实行固定汇率，但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港元与美元挂钩，香港金融管理局设定的利率与美联储的利率一致）。
中国的特点是试图在既定规则之外找到一个位置。他们没有选择“不可能三角”中的两个，而是每个都选择了一点。人民币受到管理，但也反映了市场压力；资本流动受到限制，但并未被禁止；中国人民银行独立于美联储调整利率，但必须牢记人民币稳定的目标。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在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早期，为了避免资本大量涌入，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以中国速度增长的经济体来说，利率过低。
根据经验法则，贷款利率应大致与名义GDP增长速度保持一致——这是投资预期回报的代表。如果贷款利率过高，就不会有人借款，从而冲击增长和就业。如果贷款利率过低，信贷需求就会过大，从而助长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存款利率应至少高于通货膨胀率——否则，家庭储户就无法获得公平的回报，消费也会受到影响。在中国，管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意味着这两条规则都被违反了。借款人可以以远低于预期回报的利率获得资金。储户则因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利率而受到惩罚。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始终面临失控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并且令人担忧地偏离了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
在胡锦涛执政的早期，通货膨胀曾两次突破中国家庭的痛点——2004年8月达到5.3%，2008年2月达到8.7%。网络段子手们怀疑实际物价上涨率甚至更高，他们讽刺地问道“统计局的人买菜吗？”
第一次通货膨胀时，利率根本没有变动。第二次通货膨胀时，中国人民银行将基准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5%提高到4.1%——仍然远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周小川发现自己陷入了弗莱明和蒙代尔“三难困境”的困境。提高利率对于遏制通货膨胀是必要的。但尽管中国对资本账户实行严格管理，但更高的利率也会吸引热钱流入。投机者有多种途径将资金引入中国，从高报出口发票到将投资组合流动伪装成对工厂和其他固定资产的投资。热钱流入使得汇率管理更加困难，并使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增加了新的通胀压力来源。
在没有简单选择的情况下，央行允许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人民币升值通过减少对出口的需求来遏制通货膨胀——增加经济中的闲置产能，并降低进口价格。随着人民币加速升值推动更多资本流入，央行提高了银行必须持有的存款准备金率，锁定涌入的资金，防止其蔓延到通胀性贷款领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个强大的经济计划机构——叫停了任何政府定价的上涨，并派出检查组前往26个省份，以控制食品价格。
央行和经济计划部门的协同努力成功地控制了物价。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从未遭受过1989年那样将经济和社会稳定推向崩溃边缘的恶性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汇率（设定国内外商品相对价格）和利率（设定货币价格）是管理经济最重要的杠杆。正如中国所做的那样，长期将这两者保持在过低水平，会造成严重的扭曲。8.7%的通货膨胀率不会是中国必须应对的最严峻挑战。
土地掠夺与独生子女：失衡增长的根源
“这里曾经是我的农场，”傅先生说，他把破旧的轿车停在金湖岸边，这是一片位于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郊外的豪华别墅区。这些别墅超出了傅先生的购买能力。当政府雇佣的流氓将他从经营鱼塘的小块土地上赶走时，当地官员只按每平方米9元的价格向傅先生支付了土地补偿。这块土地很快以每平方米640元的价格转售给一家开发商，开发商建造的别墅售价为每平方米6900元。
傅先生发现自己失业了，成为成千上万居住在成都贫困边缘的前农民之一。他无心再创业。“如果政府可以随意摧毁它，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贫困问题因无法获得社会福利而更加复杂。尽管他的农场被毁，为城市扩张让路，但傅先生仍被划为农村居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这种居住证使当地居民有权享受福利金和社会服务——他无法获得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他的家人也无权享受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
傅先生并非个例。中国的城镇化浪潮建立在从数千万农民手中夺取的土地之上。黄琦是成都的一名土地维权人士，他每天都能听到像傅先生这样的故事，每年数千起。黄琦在他的简陋公寓里办公，充当土地掠夺信息的交流中心，他的手机铃声不断响起，接听各种电话，并将信息发布在他的网站上，希望负面宣传能够阻止最极端的行为。当局容忍了这种建设性的异议一段时间，但显然认为这太麻烦了，于是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将他监禁。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失地农民人数为4000万至5000万。还有更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约2亿人，他们离开农村农场，进入城市工厂，但无法享受城市社会保险或服务。
傅先生并不知道，他——以及数百万其他因房地产繁荣而流离失所的农民——是中国经济深层失衡的受害者，这种失衡是储蓄过剩，威胁着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问题始于独生子女政策。这项政策于1979年推出，旨在控制人口增长，政府对生育率的限制是对国家对家庭私人领域的一次令人震惊的侵犯。它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在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下（2006年，每100名女孩对应106名男孩）胜出，并找到妻子，家庭不得不储蓄，以便让他们的儿子能够买房。需要购买尿布、衣服和食物的孩子少了，意味着消费降低。老年时可以依靠的孩子少了，意味着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增加。
其他因素也推动了储蓄率上升。对于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那些自愿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来说，中国的福利制度提供的保障微乎其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孟昕的调查工作发现，超过80%的人没有疾病、失业或养老保障。对于城市工人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国有企业的倒闭，享受医疗保险的城市工人的比例直线下降。养老金支付的平均价值从工资的80%降至50%。这些都是令人痛苦的倒退，剥夺了中国工人赖以生存的社会保障，迫使他们为了防范疾病和衰老的风险而进行预防性储蓄。
不平等程度的加剧，部分原因是房地产繁荣使一些人赤贫，另一些人暴富，这意味着更多财富掌握在高储蓄的富人手中。专注于农村事务的非营利组织兰德萨的一项调查发现，农民获得的土地平均补偿仅占土地价值的2%。对于肆无忌惮的地方官员来说，以接近零成本从农民手中攫取土地，然后转手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后者可以高价出售公寓和别墅，这为贪污腐败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他们都抽中华，”傅先生的一位邻居说，指的是当地官员对中国最昂贵香烟品牌的偏爱。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10%家庭储蓄了其收入的60%，占储蓄总额的近四分之三。
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和政府设定的低利率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中国制造”的汇率意味着出口商品便宜，进口商品昂贵。沿海地区的工厂普遍受益，销售额飙升推动利润上涨。随着利润的提高，企业储蓄也随之增加。低利率降低了储蓄回报。从理论上讲，这本应意味着储蓄动机降低。实证证据尚无定论，但在实践中，由于家庭为实现既定目标（例如，足够支付房屋首付）而储蓄，这可能增加了他们需要存起来的金额。
2007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收入的51%。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与国际比较，美国和日本的储蓄率都远低于这个水平。与历史比较，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储蓄率约为40%。这也是一个问题。为了支撑需求，防止经济增长和就业下滑，储蓄必须再循环转化为支出。这可以通过投资来实现。或者可以通过出口来实现——储蓄贷款到海外，最终成为外国需求。用经济学教科书的正式语言来表达，储蓄减去投资等于经常账户余额。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储蓄必须表现为资本支出或海外销售。
将占GDP 51%的储蓄转化为支出，需要大量的投资或大量的出口。就中国而言，两者都需要大量。2007年，投资占GDP的41%，经常账户顺差（出口与进口之差）接近10%。这些再次都是很大的数字。在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密集工业化时期，投资占GDP的比重峰值略高于GDP的40%。1986年，在日本制造的出口商品淹没美国市场的担忧达到顶峰时，日本的经常账户顺差仅占GDP的4%。2001年，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年，中国的资本支出占GDP的36%，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1%。
在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投资机会比比皆是。中国需要住房、办公楼、购物中心、道路、铁路、机场、输电、电信网络、水处理厂、炼钢厂和造船厂。即使在为所有这些项目提供资金之后，占GDP 51%的储蓄率仍然意味着过多的资金追逐过少的投资机会。由此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价格以惊人的速度上涨。由于开发商争先恐后地抢占利润份额，地方政府渴望获得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建设面积从1997年的4.5亿平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23.63亿平方米。有些人因此变得富有。另一些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对于傅先生和其他发现自己站在储蓄驱动型房地产巨轮前进道路上的农民来说，家园、农场和尊严都被碾碎了。
房地产可能是中国高储蓄家庭的首选投资选择。但这并非唯一的选择。多年来，中国的股市一直死气沉沉。2005年，股市变革的各种条件都已成熟。蓬勃发展的经济推动利润飙升，工业企业报告上半年利润增长42%。新股发行暂停，市场从供过于求的寒意转向需求过剩的热度。人民币升值开始，为股市火上浇油，增加了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并吸引了来自海外的热钱流入。
2005年7月，就在人民币升值开始之前，上证综合指数触及1011点的低点。年底收于1161点，上涨14.8%。2006年，股市翻了一番，飙升130%，年底收于2675点。到2007年初，投资者已进入狂热的牛市模式。从工商银行到中国国航，一批民族冠军企业排队上市。数百万首次入市的散户蜂拥而至。盯着股票交易屏幕上闪烁的价格而入迷的退休股民，为新闻摄影师提供了不可抗拒的素材。股市一路高歌猛进，在10月16日达到6092点的峰值——比2005年的低谷上涨了500%以上。“防止资产泡沫就像防止通货膨胀一样，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平、健康和透明的股票市场，”温家宝总理说道，展现了他标志性的崇高情怀和行动缺失的结合。
中国石油2007年11月的首次公开募股恰逢其时，正值市场顶峰，并短暂实现了万亿美元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石油的IPO抓住了2007年中国故事的兴奋点，那么它也反映了当时的炒作氛围。万亿美元的估值使其价值是埃克森美孚的两倍，尽管其收入仅为埃克森美孚的一半。中石油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本应意味着两地市场的估值相同。但事实上，两地估值出现了分歧，在上海的市盈率为57倍，而在香港为22倍。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中国大陆投资者的投机狂热——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大量储蓄被困在中国大陆市场，并正在寻找任何可投资的资产。
如果上海股市的估值看起来过于高估而难以持久，那是因为它们确实如此。货币政策收紧、国有企业争相上市导致股票供应增加，以及允许内地资金流向香港的“直通车”的暗示，都让市场难以承受。到11月底，上证综指已跌至4871点。在12月和1月初短暂回升后，跌势再次恢复，到2008年10月，市场已跌至1771点。
退休股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最后一次拍照时，他们双手抱头，快门咔嚓一声，故事就此结束。数万亿元的账面财富被创造出来，然后又几乎瞬间被摧毁。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工业利润飙升、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以及中国经验不足的投资者的非理性繁荣都发挥了作用。然而，所有这些背后都是独生子女政策、福利保障“铁饭碗”的打破、政府设定的利率和汇率，以及会让资本家都感到汗颜的社会主义式不平等。其结果是，占GDP 51%的储蓄在寻找投资场所，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被掠夺的土地和投机泡沫。
中国股市的繁荣与破灭成为了重大新闻。然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仍然是小事一桩。股票作为企业融资来源和家庭财富储备而言都微不足道，既不足以在上涨时提振经济增长，也不足以在下跌时重创经济增长。对于中国高储蓄率造成的另一个后果——金融海啸——就不能这么说了。
第六章 金融海啸中的中国经济
2008年9月15日，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并非吉日。历史悠久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这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机构，申请破产。这一消息引发了市场自由落体式的下跌。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迅速而猛烈。美国经济产出萎缩，当年第四季度下降了8.4%。失业率达到10%。随着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银行业，以及美国消费者纷纷注销信用卡，危机蔓延至世界各地。欧洲和日本步美国后尘陷入衰退。复苏将是缓慢而痛苦的。即使危机过后，美国和世界也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永久性的较低增长轨道。对自由市场的信念、对全球化的信念以及对建制派政党的信念都受到了根本的动摇。
成功有众多的父亲，失败是孤儿。许多人对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提出了各种理论，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魁祸首。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将矛头指向了美联储。根据泰勒本人提出的“泰勒规则”——该规则为美联储的目标利率提供了一个经验法则式的指导——利率“过低且持续时间过长”。其结果是：房地产泡沫，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堆积如山的可疑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所谓的“过低且持续时间过长”的误判期间，他曾是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他对危机的起因有自己的解释：中国。
伯南克指出，在危机前的几年里，美联储一直在加息。美联储采取了谨慎的加息措施，反映出对潜在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但即使是渐进式的加息，从2004年的1%升至2006年的5.25%，幅度也相当可观。然而，奇怪的是，即使美联储逐步提高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从政府到购房者，所有人为重大项目借款所支付的价格——却保持在低位。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从紧缩进程开始时的约4.7%升至结束时的5.2%。伯南克认为，原因是“全球储蓄过剩”，而大部分储蓄来自中国。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从1994年墨西哥的“龙舌兰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外国资金的突然外流。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遵循了“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对外开放贸易和资本流动。然而，它们并没有如承诺的那样加速发展，反而遭受了更高的不稳定风险。从远处观察这些事件，中国自然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将开放贸易往来，但不会开放资本账户或向海外借款。相反，中国人民银行（PBOC）对跨境资本流动保持严格控制，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随着中国出口增速超过进口增速，不断膨胀的贸易顺差本应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然而，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干预外汇市场，以政策决定的汇率买入贸易顺差中的美元。这些美元推动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储备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2120亿美元增加到金融危机前夕的1.9万亿美元。这些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投资于美国国债。
换句话说，中国储蓄了其收入的51%。其中大部分储蓄被用于国内投资——一部分用于有价值的项目，一部分浪费在通往荒野的道路上，或在投机泡沫中蒸发殆尽。剩下的部分则借给了美国财政部。
其结果是，美国的借贷利率极低，从而助长了房地产繁荣。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低廉，购房者承担了超出他们偿还能力的债务。投资银行利用廉价资金，在资产负债表上堆满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家庭财富的增加，或者至少是财富增加的错觉，使美国的储蓄率从低水平降至零。投资流向了股票和房地产，而不是扩大生产能力，从而限制了出口增长。在中国陷入储蓄和贸易顺差的自我强化循环，而美国陷入借贷和贸易逆差的自我强化循环的情况下，金融危机的根基已经奠定。当抵押贷款违约开始时，这个体系就崩溃了，然后瓦解。
在伟大的金融危机史上，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的日子——最受关注。但可能产生更大长期后果的却是11月9日。在那一天，由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中国国务院会议宣布了一项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这是一项旨在保持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运转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和产业升级支出计划。“近两个月来，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加剧，”国务院表示。“在扩大投资方面，我们必须出手要快、力度要大。”
细节尚不清楚，但信号已经明确。美国在金融救援方面犹豫不决，在刺激措施应对方面步履蹒跚。而中国将采取果断行动。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曾单膝跪地，以戏剧性的姿态恳求国会领导人为刺激计划拨款。美联储对其救援行动的合法性感到纠结。在中国，凭借其一党制国家和顺从的法院，不会对民主制衡或法律平衡产生此类争论。由于美国和欧洲的需求预计将大幅下降，重创出口，中国敞开钱包以提振国内需求。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相当于GDP的15%——接近朱镕基十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刺激计划的规模。
在温家宝11月宣布刺激计划的两周后，中国决策者才详细阐述了刺激计划的细节。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最大的组成部分，占4万亿元人民币中的1.8万亿元。还有1万亿元人民币用于2008年5月发生在汶川（四川省西南部山区）的特大地震后的重建工作，那场地震造成6.9万人死亡，48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基础设施、环保投资、保障性住房、科技以及卫生和教育构成了剩余部分。
温家宝承诺中央政府出资1.2万亿元人民币。其余的2.8万亿元人民币将来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一个大手笔的支出承诺，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不足——白宫会因推行虚假刺激计划而受到抨击。在中国，鉴于地方官员“不增长就完蛋”的心态，人们担心的情况恰恰相反：地方政府不是支出太慢，而是支出太快。在一个月内，18个省份纷纷提出了项目建议，总支出达2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GDP的80%。在四川，一位地方官员抱歉地说，2009年前九个月的资本支出仅为8700亿元人民币。“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项目，”他说。
资金已经开始到位。中国人民银行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降息，一次是在2008年10月初降息27个基点，另一次是在10月底。在国务院宣布刺激计划后，他们发出了果断的信号，再次降息108个基点——相当于一次性降息四次。在年底前，他们又降息了一次。银行间利率（银行间相互借款的利率）从7月份接近4%的高点降至2009年初的1%以下。与此同时，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必须持有的存款准备金比例）也被下调，释放了更多资金用于贷款。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为银行贷款提供了动机；极低的利率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创造了机会。
银行也确实放贷了。2009年第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4.6万亿元人民币，是上年同期的三倍多。到年底，新增贷款达到9.6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一笔巨款：接近上年总额的两倍，相当于中国GDP的30%左右，是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美国刺激计划的最大组成部分）美元价值的两倍。
大量新增贷款流向了地方政府。理论上，地方政府是被禁止借款的——这是一项旨在防止地方官员不顾公共债务飙升而盲目追求增长的常识性规则。实际上，一种变通方法早已存在，允许地方政府设立表外融资工具进行借款。规则的调整使他们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举动，它在解决刺激计划资金问题的同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般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建设规划。交通运输网络投资在2008年已经实现了19.7%的增长，2009年加速至48.3%。
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这不仅反映了新增贷款的激增，也反映了旨在刺激房地产需求的定向努力。中国放弃了一项政策，该政策规定购房者承担惩罚性的高额借贷成本——这是危机前试图给市场降温的措施之一。购房者被70%的基准利率所吸引。加上中国人民银行的降息，这意味着抵押贷款利率从2008年夏季的8.2%降至年底的3.7%。最低首付比例从40%降至20%。购房者通常需要持有五年才能免税转售房屋的期限缩短至两年。
中国的房地产投机者不是一个需要太多鼓励的群体。现在，为了不落后于地方官员在国家刺激需求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支持，他们迅速做出了回应。抵押贷款发放额增加了五倍。2008年，房地产销售额下降了13.7%。2009年，房地产销售额猛增6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产业规划者们也在努力工作。“调整和振兴长期规划”旨在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对钢铁和造船业到汽车和电子产业等各个行业进行升级换代。汽车行业也受益于大规模的税收减免，推动汽车销量从2009年初同比增长4.2%增至年底的61.5%。对于数亿农村居民，政府推出了家电下乡补贴政策——旨在刺激农村消费，抵消外国需求下滑的影响。家用电器零售额加速增长，在2010年初达到62.3%的年增长峰值。
奏效了。
2009年第一季度，由于出口萎缩，刺激计划尚未见效，经济增长戛然而止。官方GDP数据显示，经济增速放缓至同比增长6.4%，为近二十年来最弱的增速。中国的GDP数据带有保留意见：经济周期的锯齿边缘被政治信息管理的必要性所掩盖。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官方增长率几乎肯定过高。在经济景气时期，官方增长率可能过低。在一次不经意的时刻，2013年接替温家宝出任中国总理的李克强表示，中国的GDP数据是“人为制造的”。当时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将银行贷款、发电量和铁路货运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如图6.1所示，基于这些指标编制的指数在2008年底触及2.6%的增长低谷。
图 6.1 中国官方 GDP 增长率与替代指标
作者使用彭博社、凯投宏观、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荣鼎集团的信息制作。
失业率飙升。斯坦福大学学者、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斯科特·罗斯泽尔的一项调查发现，从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4 月，约 17% 的农民工——即 4500 万人——失去了工作或推迟了从农村到工厂的转移。记者们兴高采烈地报道说，台湾老板从工厂后门逃跑，手提箱里装满了现金，而大批未拿到工资的工人在工厂前门抗议，愤怒地询问拖欠的工资。对于一个首要关注社会稳定的中国领导层来说，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迹象。
然而，到第二季度，刺激计划开始奏效，到下半年，经济再次活跃起来。GDP 增速再次加快，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8.2%，并在年底达到 11.9%。李克强指数显示出更快速的复苏，年底增长率达到 26.8% 的峰值。上海股市从 2008 年 11 月的 1706 点飙升至 2009 年 8 月的 3471 点，价值翻了一番多。在出口血汗工厂失去工作的工人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新的工作。罗斯泽尔的调查发现，到 2009 年 8 月，农民工的失业率已降至 4.9%。
美国用了八年时间才使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十年过去了，失业者仍然困扰着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首都的街头。高失业率和低工资增长对政治体制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建制派政党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民粹主义者，他们更善于发现问题，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提高。在法国，国民阵线候选人进入了总统选举的最后一轮。在英国，52% 的民众投票支持退出欧盟。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总统大选。在中国，经济复苏呈现出凯旋的“V”字形，失业和社会动荡的幽灵迅速消散；没有人挑战共产党对政权的掌控。最直白地说，4 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是成功的。
但即使在 2009 年的喧嚣中，当市场为刺激计划欢呼，世界各国领导人称赞中国的果断行动时，疑虑也悄然滋生。中国经济的竞争环境已经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倾斜，而不利于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投资已经像打了兴奋剂一样过热，而消费者的作用却受到抑制。如今，前所未有的信贷激增正从国有银行流向国有企业。水泥般的资本支出浪潮席卷了经济。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更加失衡的体系。此外，还有一个令人 vexing 的问题，那就是借款将如何偿还。迅速转化为投资的贷款将提振经济增长。选择不当、执行草率的投资项目将无法产生足够的回报来偿还债务。
2008 年 11 月 9 日宣布的刺激计划，在实现其直接目标——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成功。至于更长期的后果，中国决策者仍在努力应对。
撤走潘趣酒：首次退出刺激计划
“美联储，”从 1951 年至 1970 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曾说过，“就像一位监护人，在派对真正开始热烈起来的时候，就下令撤走潘趣酒。”那是在 1955 年。马丁当时讲话的背景是，美联储试图通过加息来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在地球另一端的 2009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渴望开始撤走刺激措施。温家宝 4 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已获得成功。经济已恢复两位数增长。房价的快速上涨是经济过热的明显迹象。由于经济已对信贷上瘾，周小川希望撤走潘趣酒。
对于借款的地方政府和放贷的银行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对地方官员来说，刺激计划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重大投资项目是通往轻松生活的道路——增长、就业和贪污腐败机会的来源。正常时期唯一的问题是缺乏资金和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现在，刺激计划已将地方银行变成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自动取款机，几乎任何项目都会获得批准。对于银行来说，贷款越多意味着利润越多。而且，由于贷款是由最高领导层下令发放的，因此政府会为任何坏账兜底，这是一种隐性担保。
从 2009 年 6 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在没有正式调整利率的情况下，悄然开始从市场上撤回资金。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由资深金融改革家刘明康担任主席，银监会坚持要求银行建立资本缓冲，并初步核算了对高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2010 年 1 月，针对年初几周新增贷款激增的情况，央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要求银行锁定更大比例的存款，而不是将其贷出去。北京的金融决策者们希望，随着银行的资金成本开始逐渐上升，它们会将更高的利率传递给借款人，从而抑制贷款需求。
直到 2010 年 4 月，政策才果断转向紧缩。4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了“新国十条”，以遏制失控的房地产市场。通常以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方式部署的房地产行业调控手段，突然间同时推出。新政策将矛头对准了约占市场三分之一的投机者，提高了首付比例和抵押贷款利率。涉嫌囤积楼盘以从房价上涨中获利的开发商将被切断融资渠道。住房用地供应将增加一倍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经济适用房。一项旨在惩罚投机者持有空置房产的房产税将进行试点。
对市场的影响立竿见影。据当地分析师报告，北京和上海的房屋销售额骤降 70%。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在上市公司中占据重要地位，从钢铁企业到银行，所有人的命运都与房地产周期息息相关，而且投资者在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收紧政策的暗示后已经感到紧张，股市也紧随其后。上证综合指数从公告发布前的 3166 点峰值跌至 2010 年 7 月的 2363 点谷底，市值缩水 25%。
当房地产行业出现泡沫时，中国的央行通常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打击投机者和开发商。他们会提高购房者的首付比例，而不是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利率。到 2010 年的最后几个月，很明显，房价飞涨是更广泛的经济过热的症状。在国务院发布“新国十条”后，信贷增长在第二季度有所回落，但随后再次加速。人民币重新升值——危机时期与美元的挂钩在 2010 年 6 月被打破——是一项紧缩性政策（抑制出口），但也加剧了物价上涨压力（吸引热钱流入）。通货膨胀正在超出政府的舒适区。现在是时候从有针对性的控制转向全面收紧政策了。
2010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加息 25 个基点，这是一系列加息举措中的第一次，将一年期存款利率从刺激计划期间的 2.25% 低点提高到 2011 年 7 月的 3.5%，尽管有所提高，但仍处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但这还不够。到 2011 年 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消费者价格指数已突破 5%——通货膨胀超过了政策专家关注的警戒线，开始引发人们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忧。“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温家宝总理警告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再关回笼子里。”
表明抗击通胀已转变为群众运动模式的一个迹象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政府强大的经济计划部门——也加入了行动。发改委对煤炭实施价格管制，并禁止化肥出口（试图控制食品生产商的成本）。4 月，北京向各省派出检查组，旨在加强地方官员在抗击房地产投机者斗争中动摇的决心。由于对抵押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的间接控制未能有效遏制泡沫的膨胀，检查组在地方干部的成绩单中增加了一项新的绩效指标：控制房价。未能控制房价上涨的地方官员可能会与晋升机会失之交臂。
公众情绪也发生了转变。2011 年 7 月，在温州——中国的创业中心——两列高速列车在高架桥上相撞。40 人遇难，192 人受伤。幸存的 2 岁女孩项炜伊（小伊伊）在事故中失去了双亲，这个故事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政府因对事故善后处理的秘密和麻木不仁而受到抨击。数百万微博网友——当时的微博是中国版 Twitter，既喧嚣又自由——惊恐地观看着视频中展示的清理行动，巨大的起重机机械地扒拉着撞毁的车厢。《经济观察报》是一家敢于直言、具有社会良知的报纸，它无视宣传部门的指示。在《致伊伊的信》（项炜伊的昵称，叠音）中，他们发表了一篇特别报道，谴责“这个悲惨故事背后的虚伪、傲慢、草率和残忍。”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前不久，铁路部长刘志军因腐败丑闻被调查人员带走。据报道，刘志军的官方记录中还有其他污点，他包养了 18 名情妇，这种情况与其说是他身材矮小或发型稀疏所致，不如说是他藏匿了 8 亿元人民币的贿赂更容易解释。对于政府而言，关系到中国刺激计划的象征性项目——高铁的声望。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投入近 1.5 万亿元人民币用于扩建高铁网络。其目的是缩短中国各省之间的旅行时间，并使中国企业在复制日本、法国和加拿大高铁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在全国反思高增长代价的时期，引发了人们的重新思考。2009 年，在刺激计划的初期，铁路投资增长了 69%。2011 年，铁路投资出现萎缩。
饮鸩止渴：退出刺激计划的困境
温州也是最早感受到退出刺激计划后果的地区。对影子金融的依赖（一旦流动性闸门关闭，影子金融很容易枯竭）、对房地产的大量投资（房地产市场现在因政府的紧缩行动而冻结）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延长了出口下滑）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温州难以承受。2011 年夏天，报刊上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故事，以至于温州 910 万居民似乎不得不在自杀受害者的尸体和手提装满现金逃离的工厂老板之间小心翼翼地穿行于街道。经济增长骤降。
10 月初，温家宝总理飞抵温州，承诺在一个月内解决温州的影子银行危机。为了表示重视，他带来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长谢旭人。一项 1000 亿元人民币的政府救助基金（超过温州 GDP 的 25%），强迫债权人给予债务人一些喘息空间，以及允许温州银行在向当地企业家贷款方面突破正常限制，这些措施成功地恢复了表面的秩序。（引人注目的是，温家宝并没有将温州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当地企业家赖以融资的影子银行——谴责为问题的一部分。相反，温家宝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是让私营企业获得信贷的一种方式，也是全国其他地区可以借鉴的经验。）
温州危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指标，表明退出刺激计划会带来压力。但这并不是更大规模崩溃的开始。尽管温州的非正规贷款机构网络在当地经济增长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其规模太小，不足以威胁到更大范围的蔓延。中国工商银行拥有 15 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是整个温州经济规模的 40 多倍——不会因为一家纽扣厂的破产，或一家资产仅为数亿元人民币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被击垮。在温家宝视察温州之后，没有进一步收紧政策的措施，但也没有实质性地转向宽松政策。
2012 年 4 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温州危机并非蔓延的导火索。它是退出刺激计划所带来压力的先行指标。信贷条件收紧、房地产调控持续以及正在全面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反映在国家经济数据中。工厂产出、消费者支出和投资均放缓。对遭受危机打击的欧洲的销售额萎缩，拖累整体出口降至个位数低增长。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下调，为银行放贷释放了更多资金。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调整利率。6 月份降息 25 个基点，7 月份再次降息 25 个基点，使存款利率从 3.5% 降回 3%，实质上逆转了刺激计划后的大部分紧缩政策。
央行给这一举动赋予了改革的色彩。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仍由政府设定。但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的下限，提高了存款利率的上限，让市场在货币定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贷款利率的降幅略大于存款利率——这表明央行希望降低银行利润丰厚的净息差，从而保障家庭储户的收入。这些是朝着利率市场化迈出的重要步骤，逐步消除中国经济中的主要扭曲因素之一。但这并没有掩盖政策的方向：重返刺激计划。
房地产行业政策并未出现官方层面的 180 度大转弯。央行高调宣称，旨在控制高企房价泡沫的政策依然有效。但由于现在的重点已转向支持经济增长，信号已经很明确。投机者蜂拥重返市场，销售再次加速。信贷增长从 2009 年底的峰值持续放缓后，现在再次加速。2012 年 7 月，温家宝在江苏省考察时承诺“稳定投资”——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清楚地表明政府正在转向亲增长模式。经济学家们翻箱倒柜地寻找格言警句，警告说新一轮刺激计划将如同“饮鸩止渴”。然而，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首次遏制 4 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过度行为的尝试已经结束，市场已经了解了中国决策者对信贷紧缩痛苦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温家宝为何如此轻易地启动第二轮刺激计划？原因之一是担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央行都在降息和扩大资产负债表。英国央行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将在年底效仿。中国也面临着欧洲需求疲软的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策为何会再次转向亲增长。第二个原因是，退出刺激计划会拖累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正如中国领导人在未来几年将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反复发现的那样，从刺激计划中脱身比启动刺激计划更难。
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没有选举。但中国有政治周期，而 2012 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执掌中国政坛十年之后，胡锦涛在中南海大办公桌后的日子即将结束。11 月召开的党代会将启动向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过渡。普遍预计习近平将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克强有望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此前，胡锦涛未能确保自己 prefer 的继任者担任最高职务，这是一种安慰奖。
中国的领导层换届缺乏美国大选那种公开的戏剧性。但换届仍然充满了明争暗斗，候选人和幕后操纵者都在暗中运作以争取支持。这一次，薄熙来事件暴露了党内团结表象下的裂痕。薄熙来是重庆市委书记（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大都市）、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政治局常委职位的黑马竞争者。与习近平一样，他也是“红色贵族”，其父薄一波是中共元老，曾与毛泽东并肩作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财政部长。薄熙来以民粹主义风格赢得了赞扬和批评，包括大规模的社会住房计划、严厉打击地方黑恶势力的行动，以及复兴文革时期共产主义文化，包括合唱革命歌曲。
温家宝并不喜欢薄熙来。总理在 2012 年 3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记者招待会上，含蓄地批评了那些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同志——这是对文革黑暗岁月的委婉指责，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几天后，薄熙来被免职并接受调查，这标志着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最终他将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导致他倒台的导火索是《华尔街日报》关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的独家报道。然而，幕后是共产党团结一致对抗一位富有魅力的特立独行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威胁到领导层换届的有序性，以及最终威胁到为防止重蹈毛泽东时代混乱覆辙而煞费苦心建立的基于规则和共识的治理方式。
或许，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温家宝不需要额外的理由来追加刺激计划。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在领导层换届之前，防止薄熙来丑闻引发不稳定局面的需要就提供了理由。
历史对胡锦涛时代的评价并不高。当然，胡锦涛时代也取得了一些确定的成功。在经历了江泽民“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模式之后，将重点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也取得了一些具体的进展：减轻了数亿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将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落实到位。在金融领域，大型国有银行的股份在香港和上海出售，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开始了迈向合理价值的漫长征程，利率也开始摆脱政府控制，转向由市场决定。在应对巨大的金融危机方面，中国因迅速采取果断举措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并在支撑全球需求中发挥关键作用而赢得国际赞誉。
即使胡锦涛勉强取得了些微的进步，问题仍然是，他为何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当然，朱镕基对国有部门进行的全面（原文：root-and-branch）改革，或者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战胜国有企业和地方官员狭隘利益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胜利，都没有得到延续。事实上，积极的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在其中扮演主角）以及从国有银行流向国有企业的 4 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意味着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即使在他所擅长的社会政策领域，胡锦涛也未能兑现他早期的承诺。农民仍然没有土地权。摇摇欲坠的户口制度——将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与出生地挂钩——意味着数百万农民工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里仍然是二等公民。最糟糕的是，通过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的代价是信贷的不可持续激增。
胡锦涛未能取得更大成就的一个原因是他的领导风格，支持者称赞他的领导风格是基于共识和程序完备，但批评者批评他的领导风格软弱无力。在习近平领导下，这将是第一个被改变的方面。
版权属于：Pickle Piccolo
本文链接：https://blog.pickle.su/index.php/archives/87/
转载时须注明出处及本声明
1 条评论
博主厉害，翻译的流畅而且准确，期待下一章